林華瑗

李培遺稿

書明整理

林華瑗又名林煥華，林華，廣西邕寧那龍雙定鄉人。1915年出生。他家有三畝水田，四畝旱地。父親林美高，粗識字，務農，有時也做幫工。母親姓陳，不識字，農忙幹農活，農閑紡紗織布。林華兄弟姐妹九人，男四女五，林華排行第二。他家人口多，生活並不富裕。

兒童時代，林華在本鄉雙定小學讀書。他的一位老師是南寧省立一中的學生，思想進步，在學校因鬧風潮被開除，回原籍雙定小學任教。這位老師對林華的影響很大，他後來常常談起這位老師。

1931年，林華到廣西省立一中讀書，與他同班級的相好同學中有毛鴻鑑，蘇燕海、徐汝璋等人。那時候的政局動蕩不定，蔣介石正在一次又一次地對中國共產黨江西蘇區進行「圍剿」，廣西的桂系軍閥也對桂西韋拔群領導的農民武裝進行「清剿」。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強佔東北三省，整個中國陷於內憂外患之中。這些重大事件，對要求進步的青年學生如林華等，自然而然產生出許多疑問並急切要求解答。那時候，在廣西省立一中教師中有施云、陳強、賀希等人。這些人都是以陳獨秀為首的接受了托洛茨基主義的共產黨人組成名為「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布爾什維克列寧」（即後來的托派）的成員。他們是在國民黨政府在1931年5月破獲組織，逮捕了陳獨秀為首的全部領導成員之後，才先後逃到廣西來教書的。他們在教書當中，常介紹學生閱讀進步的文學作品如《鐵流》等，也有意無意中鼓勵學生學習馬列主義著作如《共產黨宣言》等。林華就是在這些老師的教育下接受革命思想，走上革命道路的。

在這些教師中，賀希對林華影響最深，關係密切。賀希在廣西省立一中教書時間不長，大約在1932年底便以肺病的緣故回上海去了。1933年學期開學不久，林華與另外兩位同學在一股革命熱情的推動下，毅然放棄學習，離校出走，到廣州去，找工做，找共產黨，投身革命。這一不尋常的舉動，引起全校為之轟動，議論紛紛。但他們到了廣州卻找不到共產黨，也無門路去做工，他們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祇好各走各路，林華於是又回到了南寧。恰好這時新成立的南寧染織廠招收學徒，林華去應考，並被錄取了。

林華到南寧染織廠當學徒不久，即被該廠送去上海永安第三紡織廠學修紡機。當時，賀希在滬西一帶工人中活動，林華在一個偶然機會遇見賀希。老師學生異地相逢，林華心中好高興，這樣便跟隨賀希參加了中國托派的組織活動，成了廣西地方的第一個托派分子。

1934年下半年，林華在永安紡織三廠學習修紡機期滿便回到南寧染織廠做修理工，履行學徒合約。

1936年初，林華又一次到上海去。這次去上海是事先同賀希約定的。賀希答應他在上海找工做，並投身到托派的組織活動中去。這年的春節前數天，林華到了上海，與賀希同住在康定路鴻章紗廠後面衖堂的一個灶披間。賀希答應他過了春節就到鴻章紗廠找關係去做修理工。不料春節過後第三天，賀希一早出門一直沒有回來，林華也不敢亂走，在家裡左等右等也不見賀希影子。等到第二天傍晚，陳其昌來了。林華1934年在永安紡織三廠學修紡織機時便認識陳其昌。他一見陳其昌便把賀希出門兩天未回的事告訴他。陳其昌聽了便知道賀希出事了，轉身要走。林華趕緊對陳其昌說：我在上海人地生疏，現在賀希出事，希望你能幫助我。陳其昌答應了他，約定相見時間和地點，便匆匆走了。

據賀希在1952年寫的回憶錄，他這次出事就是被國民黨特務盯梢後被捕去的，與先被捕的尹寬、邵魯關押在國民黨上海公安局，後又解送國民黨的南京反省院，直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才得釋放。1983年3月7日，賀希病死於原藉江西洋鄉郊區公社聯星大隊。

現在再繼續說林華。他於約定的時間去會見陳其昌，陳對他說：「職業問題一時還難解決，現在組織（即托派）有些工作要人做，只是生活比較艱苦，如果你願意做，可以馬上介紹你去做。」林華當即對陳說：「我立志為工人階級的解放事業工作，不怕艱難困苦才到上海來，再苦也不怕。」陳聽了林華的表態後，便答應了。

過了兩天，陳其昌來了，把林華連同所有家具一起搬走。搬去那裡事先也沒說，到達目的地後林華才知道新居是當時法租界古拔路一個衖堂騎樓上的房間，原住著小華（即華鎮彬）和他的母親。陳對林華說，你今後和小華一起在這裡排印《鬥爭》報，即托派的機關報。自此，林華即開始了真正參與托派的組織工作了。

說起托派的機關報，不能不說當年以魯迅之名發表的影響極壞的《答托洛茨基派的公開信》。這封信的主要點就是暗示中國托派的機關報是拿日本人的錢辦的。信中說：「陳先生：先生的來信及惠寄的《鬥爭》《火花》等刊物我收到了。……我看了你們印出的很整齊的刊物，不禁為你們揘一把汗，在大眾面前，倘若有人造一個攻擊你們的謠，說日本出錢叫你們辦報，你們能夠洗刷得清楚麼？」魯迅這封信發表時署明：「魯迅先生口授，O.V筆寫」。【事實上，那時魯迅正在患病，根本無法「口授」。O.V就是馮雪峰。他當時是中共中央派到上海去負責文化界工作的負責人。魯迅這封信就是他寫好後和胡風一起拿去讀給躺在病床上的魯迅聽，然後就拿去發表的。胡風在1984年寫的《魯迅先生》一文中對此事已經說清楚了（此文表在1993年《新文學史料》第1期上）。在此不必多說──整理者】。在這裡要說的是托派的機關報是怎樣辦起來的呢？下面就來談談這個問題。

1935年，上海滬東有個托派成員排字工人小粟失業，為了吃飯，買了一些鉛字，擺個小攤印名片、小廣告之類。一天晚上，尹寬參加小粟的支部活動，看到小粟的謀生工具十分簡單，只需將鉛字排好版夾牢就能印名片，即小廣告，尹寬即向這個支部提出能否用此辦法來印書報，支部一致認為可以。於是尹寬就在當時托派領導成員中提出籌點錢給小粟和小華去試辦。先印了托洛茨基的小冊子《法國往何處去？》，接著就開始印《鬥爭》《火花》等機關報。印出印報都在小粟的閣樓上進行。這裡是小粟的家，家中就小粟和父親兩個人，父親不識字，也不知道兒子在搞托派活動，印的甚麼書報。他眼見兒子印好了書報送走了卻不拿錢回來，於是提出要求，不拿錢回來就不許再印。托派組織窮，拿不出錢來應付小粟的父親。如果要把印刷的設備拿走，也得要向小粟的父親付錢，而且不管怎樣，都會暴露秘密的風險。唯一的辦法就「槍」走設備，這既要瞞過小粟父親，也要瞞過小粟本人。否則就白費勁。

當時「槍」走印刷設備很有戲劇性。托派組織為此組織了三個人，一個是密勒氏評論報的副編輯格拉斯（中文名李福仁），一個是格拉斯的汽車司機邵魯，再一個就是上海電話公司工人趙志澄。格拉斯扮成外國巡捕房的三道頭（相當於中國某一級的警官），邵魯開汽車，趙志澄扮翻譯，趁小粟不在家時驅車前往，衝上小粟的閣樓去，聲言檢查，一下子把全部印制設備搬上汽車運走。格拉斯現在還在美國。

【關於《鬥爭》《火花》的印刷出版，王凡西在《雙山回憶錄》中是這樣說的：「1935年年底成立（托派）中央臨委會」，「第一件事就是建立一個自己的印刷工場」，「那時我們沒有能力買機器，就憑幾個印刷工人同志的智慧，製作了最原始的木架鉛印機，單單從外面買一些鉛字來，就能印出兩種顏色的漂亮報紙，致使當時的魯迅讀了會誣蔑我們是拿『骯髒的錢』來辦報的。這個印刷工場最初由兩個印刷工人同志受理，後來一個姓粟的叛變了，企圖佔為己有，對組織實行要挾，我們於是來了個突擊，李福仁化裝成衣捕房三道頭，兩個同志扮成包打聽，直入粟寓，將『機器』搶出。以後印刷工作長時期由林煥華及毛鴻鑑二同志負責」（見《雙山回憶錄》229頁）。——整理者】

前面提到過，1936年初，尹寬、賀希先後被國民黨捕去。《鬥爭》報自此即由陳其昌負責。林華就是由陳其昌安排參加排印出版托派機關報出版工作的。在這裡還得談談陳其昌其人。

魯迅的《答》信中提到的「陳先生」，就是陳其昌。他以「陳仲山」的化名給魯迅寫信，並寄去《鬥爭》《火花》等報刊。陳其昌是山東人，早在北京大學讀書時，即參加中國共產黨，與王實味、胡風、王凡西是同學。1935年底成立的托派臨時中委時，他和尹寬、蔣振東、王凡西和李福仁，就這個中委的負責人之一。

1942年6月日本憲兵破獲「四行」（即國民黨的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和農業銀行）的一個秘密電台，陳其昌不意陷於其中被捕。日本人從陳的住處抄去了托派的文件，企圖通過對陳其昌施行酷刑，迫使他交出托派關係。據一位與陳同監的人後來說：陳其昌受酷刑，但一句話也沒說，有一次提出去審問，便再也沒回來，犧牲了。

現在回頭來說林華排印出版托派機關報的情況。托派組織從小粟家「搶」走簡陋的印刷「機器」之後，先搬到古拔路，後來又因為安全和其他原因曾兩次搬家。1937年5月才搬到赫德路和愛文路附近的一間木屋的前樓去。就在這一年的下半年，林華招來了他的廣西好朋友毛鴻鑑和丁肇荃（即丁毅）。他們先後來到上海同林華一起排印出版托派的書報工作。

自從林華、毛鴻鑑、丁肇荃等人先後參加上海托派的出版工作之後，從1936年到1941年間，他們經常把托洛茨基的著作和托派的文件資料寄回南寧給他們的好朋友閱讀和研究，這樣一來，使得托洛茨基主義得以在那個時候在廣西流傳開來。

【說到印刷托派機關報的經費、李培此文的記述與王凡西的回憶略有出入。現根據記述如下：到底托派的機關報是不是拿日本人的錢來辦的呢？《雙山回憶錄》給了最明確的回答。王凡西在《雙山回憶錄》中說：為了印刷機關報，「我們租了一幢獨立小屋，月租13元，維持兩個同志的生活每月共30元，買紙張油墨及添置鉛字，月需10餘元，合計共約50餘元。」托派是個窮組織，只靠自己黨員交納的收入的10分之一的黨費不足以負擔這筆開支，「不足之數悉由李福仁付足」。李福仁當時是「上海某英文報的編輯，月薪400元，後來是《密勒氏評論》報的副主筆，月薪300元。他是一位共產主義者，是托派成員，他的出錢就是以此資格繳納的」。由此可見，那些攻擊托派拿了日本人的錢辦報的瀾言，完全是無中生有的誣陷。——整理者】

上海的小粟和小華創辦的簡陋印刷設備印出了托派的機關報，這件事引起了托派的北方和南方組織的極大興趣，先後派人來上海取經。北平的托派組織在1936年派來一個姓馬的來，他看了小華和林華印機關報的情況，和他們的艱苦生活，非常激動表示回去後照法辦個像樣的刊物，但小馬回去後卻無下文。

香港的托派組織派來名為陳仲禧的同志，他是太古船塢工人，他看了字盤，字粒、字架及簡陃的裝在小木箱中的印機後，堅定地說：「我回去要翻印《鬥爭》報。」果然，1937年初，托派華南組織在香港翻印出版了《鬥爭》報。

1938年8月13日，日本發動了侵佔上海的戰爭，史稱813事件。在此戰役中，上海軍民奮起反激，日本戰艦「淺間丸」號被擊傷，拖到香港太古船塢要求修理。托派華南組織的《鬥爭》報及時發出號召書；號召工人拒絕修理。號召書指出：修好這戰艦，就意味著幫助日寇屠殺自己的同胞。號書貼到了「淺間丸」上去，工人們看到了號召書，喚起了愛國仇敵的怒火，拒絕修理該戰艦，日本人只好把「淺間丸」拖走，到別處去修理。這件事激怒了日寇，也激怒了港英統治者，為叫逮捕了托派華南組織的一些成員。

1939年4月至1940年4月，林華曾到香港去與秀雲結婚，在秀雲的協助下負責排印托派華南組織的機關報。後來同秀雲一起回到上海，仍與毛鴻鑑一起排印《鬥爭》報，直至《鬥爭》報於1941年8月停刊，林華才轉回南寧，在南寧源興隆炮竹廠當店員。

1947年，林華作為源興隆開設的布店採購員常駐廣州，但沒多久，便轉去香港《華商報》當排字工。1949年10月，《華商報》遷回廣州後改名為《南方日報》，林華在《南方日報》幹不多久即轉到廣州國藥公司當雜工。

1949年春，中國托派中以鄭超麟，王凡西為首的中國國際主義工人黨選舉林華為該黨的中央委員。

1952年冬，林華作為托派分子在廣州被捕，判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1957年當局者認為林華表現較好，改判刑期為十年。1962年，林華10年刑期將滿，有關部門派人了解情況，林華起先表示無話可說，支吾過去。那位來瞭解情況幹部對他說：你不用有顧慮，有甚麼話都可以說，向政府交心嘛。林華經過考慮，終於把自己心裡話寫了出來向政府匯報，大意是：自己沒有改造好，最好不要釋放，一定要釋放，還是要堅持自己的信仰的。又說：「蘇聯黨內鬥爭，托洛茨基是對的，斯大林是錯的。托洛茨基堅持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斯大林要搞民族利己主義。」不幸的是，當時的法院就根據林華這個坦誠交心的匯報，竟說林華堅持「反動立場」，污蔑斯大林，給林華加刑十年。這樣的刑法在世界文明史上實屬罕見。

1972年林華再服10年徒刑期滿後，被強制留在上海青浦縣青東勞改農場就業，後又轉到上海南匯上海勞動玻璃廠（勞改廠）就業直到1979年7月才得享有公民權，同年8月轉回南寧定居。1983年4月11日，林華因心肺病醫治無效逝世，終年69歲。

1983年10月12日

2004年9月12日書明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