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戰士寒君

劉  秀

今年是寒君逝世61周年。

寒君原名王王璿，南京人。他出生後就跟著母親行丐生活，他未見過他的父親，也不知道他的父親是誰。

某年，他在上與母親行丐，一個中國共產黨人收留了他，教他讀書認字，自小受共產黨人的思想影響，接受了共產主義教育，當他十五、六歲時就加了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工人地區做工人工作。他自小就養成吃苦耐勞，工作積極，對階級敵人極度憎恨，立志要獻身於共產主義事業。1932年時為共產黨滬東區區委員會委員。他積極參加工人鬥爭，在一次電車罷工鬥爭中，他打電車，被電車的窗玻璃把右手掌劃開了二寸長一個口子。他領導過多次的上海工人鬥爭。

他在共產黨內是屬於羅章龍派，不滿意李立三路線的盲目的罷工鬥爭，盲目的暴動政策，他從工人接觸中，瞭解工人情緒低落，在敵人白色恐怖之下，盲目的進行罷工鬥爭和盲目的策動暴動是行不通的。1932年間他看到了陳獨秀主編的《熱潮》，深受感動。他從多方面去找尋《熱潮》的關係，他從托派工人那裡找到托派。彭述之與寒君談話，彭述之介紹了托派在革命退潮時的政策。寒君以自己親身鬥爭經驗，認定托派的政策是對的，於是他和中共滬東區委員會的李平一道參加托派。參加托派後，他是托派滬東區委員會委員。

1933年9月間，寒君和李平被捕，李平大罵國民黨，立即被槍斃，壯烈犧牲。國民黨不知道寒君在托派擔任的職務，把他作為在工人活動中的托派，判他3年有期徒刑。

1936年底尹寬被捕，適好寒君刑滿釋放出獄，寒君補上尹寬的臨時中央委員會委員的位置，寒君為中委。

1938年夏，在香港工作的劉家良回上海，寒君被調到香港工作，寒君任華南區臨時委員會書記。

1939年9月，我以中山潛逃至澳門，在一間私立小學任教，無所作為，我寫信去香港給寒君，我要求去香港工作，寒君答應我去香港。到香港後，一時找不到工作，就與寒君住在一起。在我與他共同生活中更好地認識這位共產主義戰士的為人。

我們住在工人、貧民區的筲箕灣，或者太古船塢附近地區，為的便利於做工人工作。筲箕灣的工廠有我們的工人同志，太古船塢及附近地區的工廠亦有我們的工人同志。寒君不會說廣東話，有時由他妻子當翻譯，有時我當翻譯。

寒君勤奮學習，中文寫作文句通順明達。為了閱讀第四國際的出版物、報章、文件，他在上海時得到懂得英文的同志幫助，學習英文，他來到香港時，依靠翻字典，已能勉強看英文報紙，或者把它翻譯為中文。他經常買《密勒士評論報》來看。他為了爭取時間來看書報，就利用走路的時間來看書看報。我們為了節省幾個銅板，都是走去工人區開會或工作。我受到他的影響，也是經常帶著一本書走路，邊走邊看，或者利用等人見面的空隙時間來看書。以寒君連小學也沒有讀過的人，文化水平已達到中學生程度，是很難得的，這是他勤奮學習的結果。

他要全心全力做托派工作，就沒有去找職業，他的生活是依靠托派組織來維持，但是托派很窮，黨員不多，所收得來的黨費就不多了，能給他的生活費也就不多了。有時同志們知道他經濟困難，就幫助他幾塊錢，因為同志們大多是工人，工資不多，還要養家活口，拿出幾塊錢幫助他就很不容易了。

我和他住在一起時，時常斷炊。有一次我們二天沒有飯吃了。我躺在床上看書，他恐怕我是肚子餓情緒低落，他以樂觀的態度笑著臉逗我笑。其實，他是餓慣了的，而我因家庭貧窮也是餓慣了的。

寒君對人的態度是誠懇可親，從來不會惡言相對，即使是犯了錯誤的同志，誠懇地幫助他改正錯誤，對與自己意見不合的同志，也是心平氣和的與之爭論，他從沒有擺出領導人的架勢，壓制對方。對同志熱情幫助，無論對工作或同志的生活都是如此。有一次工人同志失業，生活困難，無錢買米，他就把身上僅有的二塊錢給她，而自己回到家裡無錢買菜，我們就吃白飯。我們平時很少食肉，大多數是大豆芽菜煮湯。

我們從這些事例，就可以看到這位共產主義戰士的高尚品德。

1942年托派中央解散華南組織，寒君和我們十多個工人同志拒絕接受三個登記條件而離開托派組織。寒君對我說，我們不另立托派組織，我們爭取無條件的恢復組織關係，我們仍進行托派活動。寒君並不因為脫離了托派組織關係，就消沈不幹革命了。

不久，日軍佔領了香港，工廠關門，商店竭業，同志們在香港無法生活了，紛紛離開香港回鄉生活。寒君夫婦生活陷於極度困難。此時，因長期吃不飽，已患有肺病的寒君迫於無奈在太古船塢找到一份工作，在鍛造車間掄八磅大鎚的重體力勞動，不幸於1943年3月間吐血而死，結束了這位托洛茨基主義者、共產主義戰士的一生。

2004年3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