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懷孟憲章同志
趙芳舉
2000年12月10日於重慶
一. 齊光中學就讀和他的老師閻子桂；
二. 學校南遷和閻子桂的抗日主張；
三. 學校西遷和「真理讀書會」；
四. 孟憲章拼搏在抗日戰爭的陪都；
五. 國民黨特務的追捕和歌樂山避難；
六. 「組織啊，您在哪裡？」
七. 新中國陽光下的苦難；
八. 面對五十年的沉冤，孟憲章死不瞑目。
緬懷孟憲章同志
2000年7月26日，我接到樂山市五通橋孟憲章同志的女婿駱先生7月20日的來信，告訴我：「我父親孟憲章患肝癌晚期，可能不久於人世」。劇接來信，極感震驚！經查，5月31日我還收到老孟5月26日的親筆信，說，收到了我的拙文《我為「五三慘案」作証》。信上他也談了「當年日本浪人橫行濟南」。怎就重病突然降臨？隨即急切覆信並匯上百元，對病人表示慰問。此後，日日夜夜盼望著能夠送來病情好轉的訊息。
8月13日，終於又一次收到了孟婿8月7日的來信，隨信送來了噩耗──孟憲章同志已於7月30日淩晨5點40分與世長辭！終年七十七歲。
老孟去了！無需說，他的去世，對人民是無可彌補的損失。他那當年堅決抗日的主張和行動；他那面對蔣家王朝的屠刀而毫無畏懼的精神、意志；他那為革命奮鬥的一生，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榜樣。對他自己來說，也是問心無愧的！話，還得從1937年談起。
一． 齊光中學就讀和他的老師閻子桂
孟憲章，曾用過化名李誠、孟憲武，山東陵縣人，1936年8月考進濟南齊光中學。1937年春，我在該校閻子桂老師的宿舍裡同他見過面。齊光中學是一所初級中學，也是當時濟南比較有名望的學校之一。這時，他是初二學生，與他交往最深的同年級同學，還有同縣來的學生楊壽源和康至全。
閻子桂，山東平原縣人，早年畢業於北京大學。較長一段時間，在山東濟南齊光中學任教，擔任歷史、地理課程，也擔任過公民課（類似政治課程）。齊光中學校址在濟南東關郊外約一公里，與我校山東建專分處膠濟鐵路南北，近在咫尺。閻子桂一段時間曾在我校兼課，很受同學們的歡迎。閻在北大讀書期間，與王振華（當時在校學名為王樹本）同為該校學生，都在北大參加了托派。
閻子桂有很好的政治理論修養，據我所知，他在齊光中學任教期間，就是山東濟南托派組織理論宣傳的負責者。每逢星期天，濟南各校的托派成員，都分別分組密往他的宿舍聽他的政治理論講述。蘇聯斯大林對革命的背叛和托洛茨基對斯大林官僚統治的鬥爭，也是他講述的內容之一。對斯大林一手連續炮製的多次大屠殺冤案，同是當時閻老師講述的重要內容。
孟憲章在齊光中學讀書期間，學校受閻子桂老師托派思想影響較早的學生之一是楊壽源。楊是孟憲章的同鄉同學。據孟憲章生前回憶：「1937年4月的一天，楊壽源給我兩本不同期的《火花》刊閱讀，說是閻老師交他看的。我這是第一次接觸托派的報刊。以後又知道有個『第四國際』。」這就是孟憲章同志接受托派思想和以後正式參加托派為托派革命工作拼搏的準備時期。
二． 學校南遷和閻子桂的抗日主張
1937年「七．七」蘆溝橋事變爆發，九月底日軍已沿平漢線和津浦線長驅南下，津浦線日軍已越過滄州直逼山東黃河北岸，濟南受到嚴重威脅。濟南的大、中學校開始南遷。而齊光中學則同省立一中等其他學校於1938年初春遷往河南南陽賒旗鎮，改名為「山東聯合中學」。
齊光中學的三個學生楊壽源、孟憲章、康至全和山東第一中學的部分學生住在山陝會館，閻子桂老師也住在會館。因此，就有更多的學生如孫鴻智（今改名孫敬，現在重慶）、楊承章（已去台灣）、楊承志（現在濟南）等，都有機會到會館和閻老師接近，受到閻的影響。這時，他們都從閻子桂那裡讀到了江西南昌托派組織出版的刊物《勝利之路》。《勝利之路》提出了抗日必勝的基礎條件，揭批國民黨對日退讓妥協的政策。這些同學在山陝會館與閻子桂的相處，使他們進一步靠攏了托派。
由於國民黨的消極抗日，戰局節節敗退，河南已受到敗局的嚴重影響，6月中旬，山東聯中又向湖北遷移，七月初到達湖北鄖陽。山東聯中又改名為「國立湖北中學」。這時閻子桂擔任公民課。孟憲章同志曾有以下的回憶：
（閻老師）上課必先講述他親自編撰並列有提綱的抗戰理論。內容有『批判抗戰必亡論』，『駁斥抗戰速勝論』，『反對唯武器論』。提出抗戰必勝的條件是：大力發動群眾，全民動員，改善士兵的生活，實行農村耕者有其田，改善工人階級的工作條件和生活待遇，實行八小時工作制，要求立即召開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領導抗戰。
這時，和閻老師接觸的又新增了同學張聖詩（山東泰安人）和尹純德（濟南人）。托派成員和思想上靠攏托派的同學，在不斷地繼續增加。
三． 學校西遷和「真理讀書會」
1938年10月，武漢失守，為湖北局勢造成了極大的不利影響。河南的日軍，迅速向湖北北部入侵。當時湖北鄖陽一帶已受到敵機的騷擾。國立湖北中學遂由湖北鄖陽中經陜西漢中長途跋涉，於1939年2月遷到四川綿陽。學校又改名為「國立第六中學」。孟憲章被分在羅江第四分校。閻子桂也在四分校任教。就此，孟憲章同志進一步受到閻子桂的思想影響。他曾有這樣一段回憶：
這時，我和同班同學範文華、劉志超、康至全、 李雨亭（後改李慎之）等人，籌組「真理讀書會」。 由大家湊錢訂做了一個大木箱，集藏各成員的社會科 學書籍，供會員選讀。我把在漢中和綿陽買到的托洛 茨基著作《文學與革命》、《兒子朋友與戰士》和陳 獨秀的《實庵自傳》等交給讀書會。另有從閻老師那 裡拿來的《托洛茨基自傳》上下集、紀德寫的《從蘇 聯歸來》和《為我的＜從蘇聯歸來＞答客難》以及鄭 學稼寫的《蘇聯黨爭》、《蘇聯黨獄》等，也都交給 了讀書會。……從此，讀書會已成為國立六中托派組 織宣傳、學習的外圍組織。
主持真理讀書會的是範文華和孟憲章同志。一段時間之後，讀書會的會員，都已先後加入了托派組織。
真理讀書會出版了牆報《思潮》，《思潮》的命名，是大家商定後，復經閻子桂老師考慮決定的。牆報的刊頭畫面，均由張聖詩設計並親自繪制，由於牆報的版面新穎醒目，格外吸引同學們的注意和閱讀。《思潮》的稿件內容，大部份取自《長期抗戰必勝的條件》。據說，這本小冊子是托派出版的，再經閻子桂從中選定刊登。其他文稿一部份來自同學或轉載《鬥爭》、《火花》的文章。總之，牆報《思潮》充分反映了號召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堅決反對妥協投降的思想潮流，受到同學們的讚譽和歡迎。
由「真理讀書會」的發起，和《思潮》的大力號召，國立六中成立了「學生會」。成立學生會是國立六中的創舉。它的旨意當然是代表學生的權力和切身利益，一經倡導，全校學生一致歡迎和群起擁護。範文華由於帶頭組建「真理讀書會」的影響，被選為學生會的第一任主席。當時已是開始暑熱的七月天氣，經過學生會的爭取，學校添置了供學生使用的飲水缸。為了增加幾個飲水用的口盅，學生會與學校當局發生了激烈爭執。學生會主席範文華被學校以「慫恿學生鬧事」開除學籍。為此，真理讀書會發動罷課，反對學校無理開除學生。結果，迫使學校當局收回了開除範文華的命令，改將范和孟憲章、康至全三人各被記過處分。經過此次罷課運動的勝利，使真理讀書會的威信大大提高。本班會員陡增至二十餘人，佔全班同學百分之五十以上。其他班的會員，也有很大發展。
四． 孟憲章拼搏在抗日戰爭的陪都
1939年9月下旬，閻子桂老師徵求孟憲章的意見，願否去重慶的工廠當工人，孟當即一口答應，並遵從閻子桂老師的意見，去六中綿陽本校邀約同學孫鴻智一同到了抗戰時期的陪都重慶。根據閻老師的介紹，在重慶曾家岩「知還山館」電力公司宿舍會見了當時重慶托派組織籌建人梁貽和劉振基。經梁貽介紹，孫鴻智進了二十一兵工廠當工人。孫見工人工作又髒又累，終日怨言不絕，沒幾天，藉口身體不好（其實，在校是體操健將，可以倒立行走繞操場一週），返回了學校。從此，遠離了工人，脫離了托派。
十月初，經梁貽的師兄介紹，孟憲章進入了中國鋼鐵興業公司（即今重慶鋼鐵公司三廠）動力廠當電工學徒。陳師傅見孟愛好學習，勤慎工作，吃苦耐勞，遂即向上級說通，調他到辦公室學繪圖、保管辦公用品。但孟憲章自己認為長此下去會脫離工人。決定於1940年4月下旬離開興業公司，考進了二十一兵工廠的迫擊炮廠。不久，迫擊炮廠遷去了江津銅罐驛。孟以銅罐驛遠離市區與組織聯繫不便，申請留廠並調步槍廠，專學「金屬熱處理」。
二十一兵工廠，地處江北嘉陵江邊的簸箕石，與梁貽所在的金陵大學電工培訓班（地處中四路求精中學內）和劉振基所在的電力公司宿舍（曾家岩知還山館），均為一江之隔，一有時間即過江會見梁貽、劉振基，聽梁貽講述在上海的地下活動和1938年在武漢領導泰安紗廠工人罷工鬥爭取得勝利的經過，講述從武漢步行到西安、寶雞，再到羅江國立六中四分校的艱苦歷程。這種艱苦奮鬥的精神，給了孟憲章極大的教育和鼓舞，也使他對托派革命工作更加充滿了高度的熱情。他說：「（梁貽）多次把以『馬克思主義青年團』的名義複寫的傳單，叫我趁天黑到二十一廠洗澡機會夾在圖書館的書裡。在規定的時日，沿嘉陵江邊以散步的形式系統地講述托洛茨基主義。拿《鬥爭》、《火花》給我閱讀。」「在迫擊炮廠和步槍廠，我曾多次把托派抗日傳單和後來的重慶托派刊物《工人呼聲》放在工人們吸煙、休息的地方。」
孟憲章先後工作在迫擊炮廠和步槍廠，在這段時間中，他除了以傳單、刊物等形式積極宣傳托派抗日主張和革命路線、方針、政策之外，另外就是穩妥發展托派成員，擴大托派組織。同一宿舍的白玉喜，洛陽人，父兄都是隴海鐵路工人。此人沉著穩重，工餘喜愛讀書學習，關心時事。經過對其講述托派的抗日主張和抗戰必勝的條件，白玉喜在思想認識上逐漸靠攏托派，最後成為二十一廠托派組織的可靠成員。另有孟的師弟李國翹，湖北人，李的父親、哥哥和姐姐都是工人。他在孟憲章的思想影響之下，也逐步靠攏托派，並協助孟憲章做了不少工作。
1941年春，國立六中先後陸續到重慶二十一兵工廠的托派成員，就有楊壽源、張洪仁、王香臣三人，再加孟憲章和白玉喜，已有五人。重慶托派組織的工作佈置和上下聯繫，都由孟憲章向大家傳達。所以，在解放後新中國給他栽上的罪名是「江北區二十一兵工廠的托派支部書記」。當時，重慶地區托派雖沒有明確給予孟憲章同志這個名義，而實際已經是肩負這個任務了。
同年（1941年）初春（舊歷春節之後），王振華由香港經廣西梧州到了重慶，就在曾家岩「知還山館」電力公司宿舍劉振基的住處，孟憲章第一次會見了王振華。當時，重慶地區的托派組織，除二十一兵工廠的孟憲章等五人之外，還有五十兵工廠、磁器口軍政部製呢廠、南川飛機修造廠、益世報印刷廠、重慶電力公司（包括三個發電廠），南岸酒精廠、文聿出版社印刷廠、南岸重慶織布廠和郵政局南岸分局等，到後期總共有四十餘人。王振華來重慶之後，除積極籌劃出版《工人呼聲》之外，即以二十一兵工廠作為重點，親自下廠指導工作。孟憲章同志對王振華親自抓好二十一兵工廠的托派工作，作了如下的回憶：
他（王振華）對人和藹可親、衣著簡樸。……以後約定時間，對我們系統地講述中國社會階級分析、革命性質、革命動力和革命對象等等。辦學習班……多數是在嘉陵江邊沙灘上以散步或座談形式進行的。每次聚會的時間，大都是在下午下班之後直到黃昏天黑。
為便於聯繫和來去方便以及存放一些宣傳品，孟憲章在二十一兵工廠附近的陳家館租了一間閣樓，王振華也曾在這裡住過多次。
1941年9月，舊曆的中秋節前一天，孟憲章到二十一兵工廠技工學校宿舍去會楊壽源，一進寢室即感到氣氛與往日不同。兩個不曾見面的青年陌生人分別坐在兩張床邊上。其中一人問孟：「你找楊壽源幹嗎？」孟說：「他是我的小同鄉，明天中秋節，請他到我家過節。」。王香臣這時正坐在雙層床的上鋪，接著也說：「咱們都是山東同鄉。」邊說邊下床，送孟憲章走出了寢室，小聲說：「不能走校門出去了，咱們快從剛剛打穿的防空洞出去。」進了洞，王香臣急切告訴孟憲章：「楊壽源在前天（舊曆的八月十二日）下午被捕了，留下一張紙條，叫大家馬上離開二十一廠。字條中的Ｍ是指你，你快走罷！」
孟憲章回到他住的第三宿舍，把《蘇聯黨爭》（封面包的是《三民主義淺釋》）藏在一間空床的席子下面，就以聽天由命的心情等待事態的發展。這時，他只知道曾家岩電力公司宿舍劉振基一個人的住處，但梁貽已一再警告決不能再去劉振基處了。兩天過後，王振華特意來告訴孟憲章，必須立即離開二十一兵工廠，特務正在查找孟的住處。楊壽源、王香臣他們的主管領導沈正功接到稽查大隊的電話，命令把王香臣、張洪仁監管起來，馬上就來逮捕。沈正功是日本留學生，是工程師兼行政領導，對手下的楊壽源、王香臣、張洪仁這幾個年輕人頗有好感，而對國民黨特務深惡痛絕。他接到電話，立即告訴王香臣，讓他們趕快逃走，並讓王香臣穿上了他的一套西裝。他們就這樣暫時躲過了一難。
孟憲章第二天一早，以洗被蓋為名，抱著被子直奔嘉陵江邊，王振華已在頭天約定的地點在那裡等他。王振華把孟送到南岸織布廠，該廠管理員蘇學常是國立六中四分校的托派成員。蘇讓孟前往磁器口軍政部製呢廠去找劉廣恩，並拿一件舊棉大衣換下孟的棉被。就此，在軍政部制呢廠當了雜工。工作是掃地、擔抬、扛挑一切雜活。管工頭是個退伍的兵痞，對工人打罵，非常兇狠。冬天冷了，孟憲章睡在穀草堆裡，蓋上那件帶來的唯一破大衣，就此越冬過夜。
五． 國民黨特務的追捕和歌樂山避難
12月中旬，孟憲章轉到了歌樂山「甘肅油礦局汽車修理廠」，學習修理汽車。修理廠並沒有正式廠房，是在公路邊草棚裡幹活。師傅們對孟深表同情，有的拿棉被，有的給衣服，有個名叫趙今庸的師傅，是個木模工，他是從城裡來歌樂山汽車修理廠會人的。知道孟憲章是從二十一兵工廠逃出來的時候，特別同情他的險遇，非常關心他的生活。主動留下了自己的位址，並告訴今後有甚麼需要他幫忙的時候，盡可來找他。
就在歌樂山工作避難期間，範文華前來同孟聯繫，帶來了《工人呼聲》並交談活動情況。孟憲章把《工人呼聲》放在工人宿舍或廁所的隔牆上。有時乘機放在「戰時兒童保育院」。孟憲章遵照範文華的工作要求，親自到青木關一個學校會見了剛從國立六中來的托派同學。傳達了目前重慶的工作情況和緊迫的不利形勢。此次來去六十多里，全是田間小道，回到歌樂山天已黑盡了。
孟憲章同志是以自己的真誠熱情和堅定不移的信念，從事抗日宣傳和革命活動。就是在國民黨特務窮兇極惡的追捕之下，也一直不曾疏於自己的地下活動。在歌樂山避難期間，充分利用工餘時間，那怕是和師兄弟們逛公路、走田邊以及山林閒遊，都以自己的思想，信念去影響他們。通過思想的交流，明顯地啟發和影響了他們。大家對抗日都有了相同的看法，都有抗戰必勝的信心。
孟憲章一直沒有淡忘在二十一兵工廠親自發展的托派成員白玉喜，他以白玉喜哥哥的名義，從歌樂山給他寫了一封信，白玉喜接到去信，馬上到了歌樂山。他告訴孟憲章：「你那天清早走了之後，廠裡稽查大隊的士兵包圍了宿舍，叫管理員把你交出來，好險哪！楊壽源在特務的監押下，回廠拿過衣服。便衣特務曾對人說，有人看到你乘坐公共汽車往歌樂山方向去了，你要小心注意呀！」
此後，沒幾天，範文華來到歌樂山告訴孟憲章：「王振華在一個學校（即華岩高農校）教書被捕了。那天下午，振華外出歸來，進入室內的特務，已經把他保管的油印機和一些書籍文件放在書桌上面。問王振華︰『你是幹甚麼的？』振華說：『你們已經看見了還問啥？』梁貽、劉振基也都先後被捕了。」範文華又告訴孟憲章，特務們也正在全市通緝範，他準備暫去貴陽一個做木材生意的親戚處避一避。並告訴孟，今後可與求精中學電訓班王香臣聯繫。
當天下午，孟送範下山，一起路過沙坪壩南開中學，他們又把範身上帶的兩本《工人呼聲》，從學生宿舍的窗口投入寢室的桌子上。他們也許沒有想到，這次的會面，竟成了他們兩人最後的袂別。
1942年4月1日，孟憲章去城內大溪溝拜會曾在歌樂山相會的木模師傅趙今庸，下午坐公共汽車回到歌樂山，幾個師兄弟已在車站等他，個個都表情緊張，告訴他二十一兵工廠的三個便衣特務正在等待他回來逮捕他。師兄弟們把他安頓在山坡下的田邊崖下，又回廠探視特務的動向。直到天黑，看準特務們已去街頭的旅館住宿後，他們才讓孟到寢室。事後才知道，那天下午，特務們強令聞廠長交出孟憲章，百般威脅，一直折騰了大半天。
此後，孟憲章已不能繼續留在歌樂山汽車修理廠。這時，趙今庸師傅在城內大溪溝一家木模廠工作，孟為躲避特務的追捕，只好前往趙師傅廠裡學做木模手藝。
六． 組織啊，您在哪裡？！
1942年9月，趙今庸師傅決定去四川樂山武漢大學實習工廠工作，孟憲章同志已身處走投無路的境地。趙師傅問他願不願意一起去樂山？當然，他是決不願就此離開托派已有相當基礎的陪都重慶。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軍步步進逼祖國的大地，國民黨蔣介石，已向重慶地區的托派舉起了捕盡殺絕的屠刀，就此離開重慶、迴避現實，內心將是難以抑制的痛苦！趙師傅發出了最後的勸告：「情況這麼緊急，對你這麼危險，就算暫時躲一躲嘛，以後還可再作打算。小孟，走吧！」就此，孟憲章踏上了遠走樂山的路途。
孟憲章同志身處樂山的日子，心情是可以想像的。在他的估計中，重慶一定還有未被逮捕的同志。他曾以化名和借用「親屬」的身份，寫信給重慶的王香臣、李國翹、白玉喜、劉志超等等所有的能夠略知地址的十多位同志，一處處都是石沉大海，音信全無。回想起重慶戰鬥的日子，一個個意氣奮發的形象，歷歷在目，禁不住內心的呼喚：「組織啊，您在哪裡？！」
遠在樂山，與組織失去聯繫，生活的孤獨，精神的抑鬱，內心能無痛苦？！特別是王振華、梁貽、劉振基幾位核心同志的被捕，給革命事業帶來的損失，將何以彌補！孟憲章同志在痛苦的思慮之下，禁不住落下了兩行熱淚！
孟憲章幾年熬過去了，他哪裡知道，在這難熬的幾年當中，重慶托派在國民黨捕盡殺絕的白色恐怖下，幾乎全遭逮捕或殺害。除王振華、梁貽、劉振基被捕之外，另有黎潔霜、王坤榮、趙全聲等與王振華一起被殺害於重慶「中美合作所」集中營。而楊壽源、任玉璽等七位同志被捕關押於江北「興隆場集中營──戰時青年訓導團」。免於難者已寥寥無幾！
七． 新中國陽光下的苦難
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它將預示著一切都應「實事求是」，對待托派也應該理當求實，但事實並非如此。1952年12月22日，以效勞日本的「漢奸」、帝國主義的「間諜」、國民黨的「特務」等等罪名，一夜之間，將全國的托派（包括被株連的家屬）一攬子捕進監獄。這一天正是斯大林誕辰七十三週年之夜，新中國為他獻上了一份厚禮！被捕的托派，有的關押二十七年之久，有的病死獄中，有的判刑十餘年和六、七年不等，有的被摧殘致死，至今屍骨不見。還好，孟憲章總算活下來了。1958年，樂山地區廠礦單位，大搞「肅反補課」，孟憲章又以托派罪名被揪了出來。他生前曾有這樣一段回憶：
1958年，樂山地區廠礦單位搞『肅反補課』，原五通橋市法院，以我『青年時期參加托派，任重慶托派江北區支部書記、托派四川地委候選人（這兩個職務均非事實──引者），介紹曹慶華等十多人參加托派』的罪名，判我五年管制。其時『大躍進』初興，地委給川康廠月底完成三十二台簡易機床的任務，月底到了，沒有完成任務，便向法院誣告我對肅反判管制不滿，利用職權破壞生產，破壞大躍進。為此，法院判我十五年徒刑，而廠領導則不負任何責任。事實上，三十二台機床任務，就當時生產設備，生產能力來說，也是根本無法完成的。
孟憲章被冤判入獄，親屬受到株連：
我愛人張德芬，1954年西南師範學院畢業，55年調來川康廠，專搞職工文化教育工作，以丈夫是托派，被定為是反革命家屬，被下放車間當工人，直到1977年退休。愛人的大弟張德駿，1950年春天參軍入西藏，1957年轉業，當兵七年未能入黨，也不准提幹，外調說他的姐夫是托派。愛人的小弟張德驥，在廠裡工作，手指被機器壓掉，是因公致殘，不屬精減對象，1962年被精減下放回家。原因也是他姐夫是托派。我的岳母生病，要求隨同職工乘坐廠裡的大汽車到她女兒處醫病，車上有人說她是『反革命份子家屬』不能上車。有位解放軍的汽車司機問明情況後解釋說『這位老人不是反屬』，人家還是不准她上車。愛人的妹妹，1950年春參軍入藏，轉業後申請入黨，查到她的姐夫是反革命，不准入黨。
時至今日，我們應該斗膽質問一句：這是社會主義還是封建主義？即是資本主義社會，恐怕一人犯罪株連全族的作法，也早已不復存在了。
八．面對五十年的沉冤，孟憲章死不瞑目
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是：中國的「肅托」，也同當年蘇聯斯大林的「肅托」以「帝國主義的代理人──人民的敵人」的罪名，冤殺千千萬萬人的冤案一樣，中國的「肅托」也全是冤案。不同的只是中國托派的「罪名」更多一些罷了。不是嗎？「托派頭子陳獨秀，向日本特務機關月領大洋三百元，為日本效勞」；「托派份子是國民黨的特務，帝國主義的間諜」等等。孟憲章同志五十年來，在新中國的人民面前，為他的托派身份招致的「十五年徒刑」，到底有多少次向新中國的各級當政一再坦陳，連他自己也記不清了。可結果都是一樣：「沒有上級的指示，我們也無法為你平反。」就這樣，孟憲章面對五十年來未獲洗雪的沉冤離開了人間。他死不瞑目！
作為一個革命者，他死後應該閉上自己的眼睛，安然地歸西。再說一遍，我們的老孟，一生所作所為，捫心自問，無愧於天地良心，無愧於人民，這就很夠了。至於說，「漢奸、特務、間諜」甚麼的，那是為了醜化異己，「唯我獨革」，而加給對方的一種專用名詞，有甚麼值得計較的！
孟憲章同志的人生觀，我不是今天才知道的，正如他1994年6月30日寫給雨亭的信上所說的：「……那時候，生活是困難重重、貧病交加，但精神是愉快的。我們都為救國救民、反對國民黨的反動統治，不計個人安危進行活動，自願為真理奉獻自己的一切，直至生命。」這正是一個革命者的正氣所在和樂觀主義精神。
在此祝願革命的老戰友、老同志、老朋友孟憲章地下安息！
2000年12月10日於重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