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碧蘭回憶錄》第十五章
武漢時代與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
陳碧蘭
在1927年「四一二」的前夕，我和陳喬年(陳獨秀之次子)以及他的妻子史靜儀一同在亞東書局的編輯部，準備次晨乘輪船去武漢。該書局的老板汪孟鄒為陳獨秀的老友，他對陳異常尊敬。他當時巳是共產黨員；他的侄兒汪原放，姪女汪協如也加入共產黨。我們吃完豐富的餞行晚餐之後，就參加他們家庭支部會議。陳喬年作了政治局勢的報告。無論從報告或討論中，我們都沒有感到任何發生事變的跡象，對革命的前途都是抱著無限的信心和希望。次日清晨我們便一同上了船，我們 是奉中央的命令遷移到武漢去的。因中央常務委員會巳遷到那裏，陳獨秀，瞿秋白和述之都巳早日到達武漢了。
這次同我們一起去武漢的，還有中常委的秘書王若飛，技術書記曾孟，社會主義青年團的中央書記任弼時和他的妻子以及其他一些同志。約在正午，我們的船尚未開行，大家都很驚奇，但不知何故。王若飛和曾孟告訴我們，說他們上去買香煙。他們去了好久，一直到我們的船開行還未回來，我同幾個同志一致埋怨王若飛太浪漫了白白地犧牲了二張船票。雖然我們都是買的最低等的艙位，但究竟是一個小小的損失。尤其我們覺得：我們這一大批人的旅費都是黨中央擔負的，因而，對王若飛上岸不歸的舉動更為不滿。
我們的船行約有四天，在四月十五日的清晨，就扺達漢口。當我剛到述之的住所時， 正值同志們都準備到漢口一個最大的娛樂場「雪花世界」去參加武漢全體黨員大會，我便同述之一同前往。大會的規模相當龐大，約有四千餘人，樓上樓下的座位都坐滿了，有許多人還佔在各個角落或走廊裏。場面雖然偉大，但政治確很空虛。張國燾代表武漢的黨部作政治報告，除了強調武漢國民政府的革命作用和共產黨必須與汪精衛合作外，沒有其他的東西。在這次會議上，我不但見到許多以前在武漢時認識的同志和從各地方來的同志；而且以前武漢的朋友和同學也在這裏見到，甚至那些當我在學校時為反對封建思想爭取民主與自由同反動的校長猛烈鬥爭時，仇視我們的同學，也在這個共產黨大會上出現！我當時感到驚奇，但這種驚奇是太天真了。往後的事實證明：他們之加入共產黨，並不是由於思想上的認識，，而是由於共產黨的勢力在當時表現出異常強大的原故。時間僅僅過了三個月之後，當汪精衛政府開始屠殺共產黨人時，這些我所驚奇的同學都爭先恐後地在報紙上登載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了。
當會議完畢，我同述之回到我的住所時，我便發現述之的態度異常沉悶，我問他：「甚麼原因使得你這樣悶悶不樂？」他回答說：「說來話長，現在你剛剛坐了幾天的船，而且一到這裏又參加了黨員大會，你應當休息一下，下次再同你詳談。」同時，我又觀察到陳獨秀的神情也不像以前那樣樂觀和瀟灑，只有蔡和森好像一個暴發戶一樣，表現出一種得意忘形的神情。因為他們都和我們同住在一座房子裏。那是一座相當寬大的西式樓房，除了住著陳獨秀、蔡和森夫婦以及述之和我外，還有幾個武裝守衛的同志。這座房屋差不多成為當時黨的領袖和上級幹部聯絡的中心和會議場所。
我到武漢不久，王若飛和其他許多同志也來到這裏。據王若飛說：
「原來在四月十二日的清晨，當我們上船時，蔣介石司令部的軍號巳經鳴吹起來，機關槍聲也隨之而起(因我們的船離得太遠，所以沒有聽見)，不斷地在各工人糾察隊陣地肆行襲擊剝奪他們的武裝，流氓們也蜂擁四起，佔領工人糾察隊的陣地，他們在白崇禧部隊的合力之下，殘酷地槍殺工人，以機關槍掃射工人糾察隊。工人糾察隊最後的根據地商務印書館俱樂部，約有四百餘工人英勇地扺抗，直到傷亡過半，子彈完全耗盡才停止。根據上海工部局的真實報告，在「四一二」那一天，蔣介石的猛烈襲擊和殘酷的屠殺中，約有四百多工人慘遭屠殺。
王若飛接著說：「中央的交通石瓊同志匆忙地到船上來，告訢我發生了事情，但他當時也不知道詳情，因而我決定上岸去調查真相，由於不知實情，不便告知任何同志，只是藉口上岸去買香煙，同志們一定說我太荒唐。」他慨嘆地說：「第二天的屠殺，比第一天的情形還要悽慘哩！工人群眾為了抗議「四一二」屠殺事件，在閘北青雲路召開了一個群眾大會，通過決議：要求發還工人糾察隊的槍枝，懲辦破壞工會者和保護總工會，並將這幾點要求寫成一封請願書，組成一枝請願的隊伍，從青雲路遊行至第二師部，想把請願書遞交周鳳歧將軍。在請願的隊伍中，有許多婦女和兒童，沒有一個人攜帶武器。但當請願的隊伍在傾盆大雨中，到達離軍部不遠的寶山路義品里對面時，機關槍隊突然開火迎接他們。密雨般的槍彈從馬路兩旁向手無寸鐵的人群射擊；同時，小步隊亦從鄰近的衖堂中衝出，以刺刀和槍托向逃亡的群眾亂打亂刺。男男女女和孩子的哭喊震天，雨水和鮮血，變成了一條河流，呈現一種慘不忍睹的景象。最慘的是那些受傷的群眾，都躺在地上，無人敢過問，都同死的一起丟在運貨的大卡車去埋葬。在這次的慘案中，死者三百餘人，傷者不知其數。」(這情形在當時的各大報以及往後的中國革命史和現代史的著作中，都有類似的描述。)
像上述這種殘酷無比的景象，遠遠地超過了以前任何軍閥時代。這也便是代表資產階級的蔣介石賜與那些曾經為援助北伐軍而與魯軍拼死作戰的工人和共產黨人的酬報！他們昨天還是北伐軍的盟友；他們在北伐軍尚未到達之前，就英勇地與魯軍戰鬥，為蔣介石打下了江山；但是今天，時間還只過了三個星期，他們為援助北伐軍而拼死作戰所消耗的精力尚未恢復，又要扺抗昨日的盟友北伐軍的襲擊了！而且還要把他們的頭顱和鮮血當作慶祝蔣介石北伐勝利祭壇上的祭品！上海總工會的主席汪壽華在「四一二」數日前被上海的大流氓頭子杜月笙騙去秘密處死了！因為他為援助北伐軍曾經領導了三次工人的總罷工；北伐軍勝利了，為了酬報他的功勞，便將他的頭顱首次獻給預祝勝利的祭壇上了！
在上海「四一二」的流血事件之後，武漢的局勢從表面上看來，共產黨和汪精衛所領導的國民政府平分政權的形勢，在政府中，工人部長是蘇兆徵，農政部長則為譚平山，他們是共產黨中的領袖；在軍事方面，工會和農民協會以及一般民眾團體都是共產黨一手做起來的。不用說完全是在共產黨的領導和控制之下。湖北省的總工會(在漢口)擁有三百萬會員；農民協會則擁有一千五百萬會員。至於一般的民眾團體，如學生會，婦女協會，以及教職員聯合會……，也都在共產黨的影響和領導之下。革命的浪潮，正捲入於兩湖，這兩個省份的農民，正在起來打擊地主，甚至沒收土地；具有龐大組織的工人巳經有力量在城市發動革命的行動。假如當時的共產黨能夠從上海的四月流血中獲得教訓，立即放棄國共合作的政策，提出工農兵蘇維埃的口號，把正在捲入於兩湖的革命浪潮和以上海為中心的原有的革命民眾力量，以及蔣介石軍隊中的反蔣軍事勢力匯合起來，團結在這個革命的蘇維埃口號之下，舉行一個新的進攻，把以上海為中心的反動勢力蔣介石孤立於長江口岸的勢力加以摧毀是大有可能的。因為當時蔣介石的地位尚未穩固；同時他的軍隊中有些軍長和下級軍官有反蔣的傾向，他們甚至要求共產黨領導反蔣。此外，上海四月的屠殺雖然對革命是一個重大的打擊；但還不是個致命的打擊。上海共產黨的力量和工人階級的組織仍舊保持著的。
然而，異常之不幸，由史大林所領導的共產國際，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廿日蔣介石在廣州發動的政變，既沒有提高警覺；上海的四月流血也不曾敲醒他的腦袋，沒有提高一點階級覺悟，仍舊頑強地堅持國共合作政策，拒絕當時以托洛茨基為首的反對派的建議：「中國共產黨獨立，中國群眾經過蘇維埃而發揮其獨立的創意力的遠景」的意見，而且把這個意見在蘇聯和中國封鎖起來，不讓中國的共產黨領導層有機會來較量一下反對派的意見與他們自己親身所經歷的經驗。史大林仍舊頑強地堅持他的機會主義政策，命令中國的共產黨相信國民黨的左派，把希望寄托於汪精衛的武漢政府，把武漢政府視為革命的中心。中國的工農群眾必須依賴這個革命的中心來進行反軍閥反帝國主義的鬥爭；同時，把蔣介石的南京政府，看作反革命的中心。實際上，武漢政府與南京政府在本質上並沒有甚麼不同，沒有基本的矛盾，而只是實際上代表同一階級的兩個集團吧了。雖然這兩個集團之間有權利和利害的衝突，但在害怕工農群眾和共產黨這一點上則是一致的。正因此，托洛茨基代表的反對派當時才提出共產黨無條件地獨立，提出工農兵蘇維埃的口號，徹底運用土地革命的口號，來動員群眾和團結群眾。但史大林領導的共產國際，硬要把共產黨和工人群眾的手足綑綁起來送到武漢革命的中心準備重演上海四月的慘劇。托洛茨基在批評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一日的真理報上公佈史大林論＜中國革命問題＞的大綱中說：階級鬥爭不能靠民族統一戰線來進行，流血的四月事變巳非常雄辯地證明了。這個事變就是四個階級聯盟底政策的直接後果。拒絕了解這一點，就是準備在中國革命的新階段中，重演四月的悲劇(見托著<<中國革命問題>>中文本1947年版第26頁)。托洛茨基作了這個公開批評之後，時間還不到一個月，就不幸而言中了！「四月的悲劇」在武漢革命的中心開始重演了！
在另一方面，由於中國共產黨的年輕，它的領導層雖然在蔣介石三月廿日廣州的政變和上海四月的屠殺之後，多少獲得了某些經驗和教訓。但由於俄國十月革命所造成的威望，史大林藉助於這個威望來控制世界各國的共產黨，因而中共的領導層在史大林的各種壓力之下，他們不能從血的教訓中尋找一條越過史大林路線的道路，而祇能遵循他所劃定的路線走；雖然他們有時在事實的面前感覺得由史大林所領道的共產國際的指令行不通，但由於沒有機會看到當時俄國反對派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意見，因而找不出一條正確的道路來，這正是陳獨秀和述之當時感到異常矛盾和苦悶的原因。
此外，陳獨秀和述之當時還有一個最大的困惱，就是瞿秋白為了準備在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打擊陳獨秀和彭述之，並企圖取消陳獨秀的總書記，自己好起而代之，寫了<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一文，當作打倒陳彭的武器。這個小冊子是在上海第三次暴動前後寫成的。當他寫完之後，不但不提交中常委討論，而且也不讓他們知道便私自到武漢去，在船上寫了一封信給中常委，說他巳經到武漢去了，但並沒有提出任何理由。及至到了武漢之後，他立即私自印刷那個<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的小冊子，並在黨員中普遍的散發；同時積極進行小組織的活動。以前從不歡喜接觸幹部的瞿秋白，這次確異常努力地拉攏幹部了。等到陳獨秀和彭述之到達武漢時，他巳完全佈置就緒了。像他這樣公然破壞組織原則和紀律的作風，在黨裏還是第一次；而瞿秋白也是第一個人。
關於這個小冊子的內容，主要的是反對彭述之，但實際上他也是反對陳獨秀的。他在各個問題上，虛構各種理論來攻擊述之，並斷章取義的從述之在嚮導上所發表的文章裏面而摘引某些文句來歪曲述之的思想，以此來攻擊他。瞿秋白特別攻擊述之的，是述之在1927年1月21日的「嚮導」報上，發表了一篇為紀念列寧逝世第三週年的文章中，提到中國的革命是「永恒的」或「不斷的」，因此他說：「彭述之把托洛茨基主義寫到中國來了。」當時瞿秋白從某些國際代表那裏嗅到了史大林正在激烈地反對托洛茨基的一切主張(包括中國第二次革命問題在內)，尤其反對他的「不斷革命論」。瞿秋白把托洛茨基主義的帽子扣在述之的頭上，顯然是企圖以此摧毀他並博取史大林的眷寵。實際上，述之當時還不知道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而只是依照他自己所了解的馬克思曾經指出過的不斷革命的觀點，俄國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教訓，以及他當時在中國革命的進程中親身經歷的經驗，從而得出中國革命是「永續革命」的結論。瞿秋白寫這個小冊子的目的，是想以此當作一枝鋒利的箭而一射雙鵰：把彭述之排除於領導機關之外；把陳獨秀的總書記撤除，好讓自己起而代之。瞿秋白曾向當時領導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國際主席代表路易表示要撤除陳獨秀的總書記。路易當即問他：誰來代替呢？張國燾還是譚平山？他都不贊成，但又不好意思明白的說出自己要做總書記。這是路易同述之、譚平山一起談話時吐露出來的，他表示瞿秋白的傾向不好。同時，瞿秋白又運動譚平山和張國燾，但譚一向是擁護陳獨秀的，張國燾雖然對陳的感情不甚好，但在總書記的問題上，他仍舊是擁護陳的，後來譚平山和張國燾都同述之談及此事，他們都說瞿秋白有做總書記的野心。
此外，在一次國際代表團的會議上，照理中央常務委員會的委員都應參加的，但瞿秋白運用了一種手段，使述之沒有參加，只有他自己和陳獨秀與會。在那次的會議上，當討論關於第五次代表大會對未來中央委員的名單時，瞿秋白堅決地反對彭述之和羅亦農參加。但國際代表都不同意，尤其是路易根據各種理由反駁瞿秋白的主張，是以未果。這是陳獨秀告訴述之的。談這話時，我亦在旁，因我們與陳獨秀是住在一座房子裏。
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的下午，中國共產黨在武昌一個小學校裏舉行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開幕典禮。首先，由陳獨秋致開會詞，接著就是共產主義青年團的代表相繼致詞。除此之外，沒有演說和報告，只是舉行開幕禮而巳。在這個隆重的典禮中，瞿秋白事先運用了一套官僚的手法，就是在大會的主席台上，所有中央常務委員和中央委員甚至少數非中央委員也在座，而獨沒有述之在內。他不但是中央委員，而且還是中常委之一兼中央宣傳部主任，主編黨機關報(嚮導)。照常規像這樣重要的地位，在主席台上是不應該沒有他的座位的。然而瞿秋白確從史大林那裏學來了一套官僚的手法，就是對於他所準備排除的人，在沒有開始在會議上打擊之前，就人工的製造一種心理上的暗示，使人們意味著這個人巳不值得為大會所尊重了；同樣，把那些支待他的準備提拔起來的人們，準備下一屆的中央委員中站一個地位。在這種氣氛之下，我感到窒息，感到太不公正。王若飛，鄭超麟，陳喬年，劉伯莊等也都憤憤不平。他們在散會之後，對述之和我特別表示一種沉重而親切的友情。但我們之間，除了交換一聲嘆息，互通了一次會心的一視外，關於這件事，沒有說一句話。
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正處於革命最緊急關頭，在這裏只有兩條道路：如果不是共產黨根據新鮮的流血教訓，立即放棄原有的國共合作政策，提出工農兵蘇維埃的口號和團結工農和一般民眾，把革命推向勝利；那就必然會幫助反動勢力的生長和聯合，不可免的將會遭到更大的災難。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是決定未來命運的關鍵。但這個大會的精神，是完全遵循著史大林意志。史大林說：如果沒有國民黨左派與共產黨密切合作的政策，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見HAROLD R.ISAACS 著<中國革命的悲劇>中文版216頁文)。在這個前提之下，共產黨第五次代表大會是在一種「妥協」和「退讓」的精神之下進行，即在對國民黨的所謂左派的「妥協」和放棄土地革命的退讓政策之下進行的。正是在這種氣氛之下，汪精衛才能以上賓的資格在共產黨的大會上作演說，在他的演辭中，宣稱他們(指國民黨的所謂左派)決意鞏固和共產黨的聯盟，並聲言他同意共產國際代表路易的報告。孫科在第二天大會上的演說，更具有極大的吸引力，他充分地表現了小資產階級急進派的姿態盡情地揮霍了令人興奮的左傾詞藻，並高喊「非資本主義的前途」的口號來結朿他的演辭，獲得了熱烈的掌聲。
陳獨秀在大會上作了報告，這個報告的中心意見是圍繞於土地革命問題。當時兩湖的農民正在自動地起來沒收大地主的土地。陳獨秀在原則上是贊成沒收大地主的土地的，但同時，他又被共產國際領導的「與國民黨左派聯盟」的公式所朿縛，因而他表示的意見是：一方面認為大地產雖然應該沒收，但目前與小地主的聯盟仍然必要，千萬不要採取極左的政策，要等候革命運動的深入和發展。這正是反映他在真實的「農民巳自動地起來沒收大地主的土地」的事實面前和共產國際領導的「與國民黨左派聯盟」之間發生出來的一種矛盾和混亂的思想。假如沒收大中地主的土地，就直接觸犯了同盟者中的軍官，尤其是那些將軍和他們的親屬關係。因為在當時武漢的軍官中，差不多都是兩湖地主的親屬，而且有些軍官本人，就是出身於地主階級。至於將領們本身就是大地主。假如沒收軍官和將領們的土地，就會破壞與國民黨左派的聯盟。因此，陳獨秀在這個問題上，為了符合於共產國際的政策，就只有採取向地主階級妥協的政策，而這種政策，也就等於放棄土地革命，把巳經走向革命道路的農民拉向後轉。這也便是導致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
雖然武漢政府所頒佈的對工農的法令，巳經大大地剝奪了工農所應得的權利，但國民黨的所謂左派的領袖們仍舊尖聲叫喊：「農民過火了」，「工人糾察隊過火了」「童子軍過火了」。整個的武漢充滿了「過火」的聲音。甚至某些共產的領袖也跟著叫喊。有一個晚上，童子軍誤敲了共產黨領袖蔡和森的門，打擾了他的清夢，他第二天便大發肝火逢人便說：「童子軍過火了！」在當時，我到處可以從某些共產黨領袖的口中，聽到「農民過火了」，「糾察隊過火了」，「童子軍過火了」的聲音。因這些領袖們唯恐得罪國民黨的左派而破壞了「國共聯盟」。
以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為代表的那些領袖們，他們是真正相信共產黨置身於半政權之中；而且相信這種聯盟一直到底，會同汪精衛一道向「非資本主義的前途(因汪精衛在大會的演說也曾喊過非資本主義的前途的口號)。因而，他們是以異常得意和樂觀的姿態踏進會場的。當瞿秋白步上主席台時，他的兩腿好像載著勝利的輕翼飄然而上；他的咀角含著微笑，表示出得意的神情。當他發言時，也充分地表現了他的目中無人傲慢而驕矜的姿態。蔡和森那種得意忘形地在主席台上不斷狂叫「非資本主義前途」口號的神情，可真叫人作嘔！李立三在瞿秋白的抬舉之下，濫用權威，專橫地禁止瞿秋白的政敵發言(當他做主席時)，表現了他的飛黃騰達的恣態。還有那些為瞿秋白所攏絡的小幹部在台下吶喊(如劉昌群、林育英等，劉在革命失敗後，因一度被捕即背叛了)，同台上合奏著打擊異己的交響曲，呈現一幅革命者的野心勃勃，爭權奪利，趨炎附勢的墮落景象。而這種景象在以前是從未有過的。
他們在物質方面，也是盡情享受。在整整十天的大會中，所有的代表和參加者，連陳獨秀在內，都是一起共進大會所備準的午餐，惟有瞿秋白、楊子華、蔡和森、李立三……等從沒有同大家一起吃過一次午餐，他們總是到高等酒樓去享受豐美可口的佳餚美酒。不但中午如此，甚至每晚都在著名的酒樓飲宴(中央的交通柏代坤同志說，在吃中飯和晚飯的時候，到某大酒樓一定會找到他們)。當時瞿秋白一方面要聯絡國際代表；同時還要拉攏各省的幹部，因而便大事交往。而他的妻子楊子華便成為當時交際場中的要角，這是她唯一的能力。總之，他們當時是得意的狂歡的，但確不知道他們是正在火山上跳舞哩。
然而，陳獨秀和彭述之則代表另一種傾向，他們在大會上的態度和情緒，與瞿秋白、蔡和森等，恰恰形成對比。他們的態度是沉悶的，心頭是困腦和沉重的，他們一方面感到國際的路線在現實的面前行不通；同時，在另一方面，由於蔣介石的反動，對工農和共產黨人的壓迫和屠殺，對革命的前途，抱著無限的憂慮，再加上瞿秋白的小冊子和小組織活動所引起的黨內幹部思想的混亂，他們因此感到異常困惱。羅亦農、王若飛、鄭超麟、陳喬年、劉伯莊……等也都屬於這一傾向。就是置身於政權地位的農政部長譚平山，工人部長蘇兆徵，他們的態度，也並非樂觀，而是沉悶的；他們在大會中簡直沒有發言。他們雖然是工農部長，但並沒有獨立代表工農的利益提出政綱，而只是執行黨的政策，成為國民黨的附庸而巳。
雖然共產黨在共產國際機會主義的領導之下，在政治上完全解除了武裝；雖然共黨某些上層領袖相信國民黨的左派，但工農和一般民眾，還是相信共產黨的。例如工會、農民協會、學生會以及婦女協會等，都圍繞於共產黨的周圍，受它的領導。他們仍舊抱著堅強的信心和希望。整個的武漢，從表面上看來，仍然是呈現著革命的新興氣象。社會上各階層的民眾，他們並不去找國民黨的關係而企圖加入其中；而是到處尋找共產黨的關係希望加入共產黨。當然，其中大多數是真正想幹革命的；但也有不少的投機份子想由此尋找個人的出路。因為在他們看來，從中央政府機關，軍政各部門乃至教育界，都有共產黨人在那裏任部長、軍事政治顧問，或政治部主任乃至大中小學的校長、教授或教職員。至於工會，農民協會，婦女協會乃至社會上各種團體，都是共產黨人作領導。因而他們就到處尋找關係，想敲共產黨的大門以為進去便可以找個人的出路，至少職業不成問題。有些私立中學或專門學校，為了吸引學生，也都爭先恐後地聘請較為著名的共產黨人去當教師或其他職位，以此作為廣告，例如，當我剛到武漢時，我以前一個姓李的同學，忽然有一天同著她的哥哥到我的住所來訪問我，我感到突然，不知道他們是怎樣知道我的住址的。他們首先向我說明來意，原來同學的哥哥開辦了一所中學，他說要以120元的月薪聘請我擔任該校的訓育主任(這薪金等於當時政府機關中部長以下的一個主任的薪金)。我當時以分娩在即，不能為學校多服務為詞，拒絕他的聘請。但他表示這沒有關係，只要每早訓話一次，並無其他工作。結果，我仍舊婉言拒絕，因我不歡喜作這種不勞而獲的官式工作，寧可在經濟方面拮据一點。這是很明顯的，只要我答應作該校的訓育主任，他便可以在報紙上大登啟事，以此吸引學生。由此便可證明共產黨在當時武漢的勢力之大和聲望之高了。
自從我有了啟蒙思想之日起，對於家庭的觀念不但異常淡薄，簡直可說根本沒有。我自到達武漢後，雖然離家只有二小時的火車，然後轉乘半小時的火車直達家鄉。但我根本忘記了父親和弟妹，我不但沒有想回家去看看父親和弟妹的念頭，即連一封信也沒有給他們，他們連我的消息一點也不知道。這主要是由於受了五四運動的影響反封建思想到另一極端的幼稚表現。自1923年直至1927年春到達武漢時，五年以來，我從沒有寫信給我的父親。述之也同我一樣，自從離家以後，便沒有寫信給他的父母和弟妹了。這在人情上說來，我們都同樣是太過份一點，其他的同志，並不像我們這樣對待父母和家屬的態度。我們的這種態度是受了五四運動反封建思想的影響而到另一個極端。
但有一件偶然的事確把我和父親的關係連繫起來了。有一天，我以前的同學也就是和我一起入黨的同志徐全直(陳潭秋的妻子)，忽然到我的住所來訪問我，並熱情地邀請我到她的學校裏去小住數日，以便暢敘闊別之情(她是一所公立小學的校長)。我便同她一起渡江到武昌，一直到她的學校裏。
晚餐之後，我和徐全直坐在她的寢室裏閒談(她的丈夫陳潭秋因工作關係暫離家)，我的視線偶然投射到她掛在牆壁上的那個信袋上，於無意中發現有一個信封上面的字跡彷彿很熟識似的，走近一看，原來是我的父親的手筆。我很驚奇，便對徐全直說：「我發現在你的信袋中有一封信面上的字跡，好像是我的父親的筆跡。」她說：「是你的父親寫給我的，我忘記了告訴你，你拿來看看就知道了」(當我們鬧學潮時，我的父親曾見過徐全直，他算是家長中唯一同情我們的行動的，他稱我們這一批人一一指罷課的十二個人一一為女界的精華)。該信的內容大意如此：「……年來不斷失業，不但生活無著，且幼小子女無法受教育，望你看在你的同學及好友碧蘭的面上，為我在貴校找一個職位，校醫或文書均可……。」我看了這封信，受了感動，心裏有些不安，這時父親和弟妹的情景才湧上我的心頭了。想到我的父親原為末屆秀才，然後又留學日本，在日本早稻田大學求學三年，曾任中華大學的校監和教授，竟弄得向一個小學校長，她的女兒的同學乞求一個職業，其情景實為可憫！
當我次日從武昌回到漢口自己的住所時，我把這件偶然的事告訴述之，他也有些感動似的，他說：「我同你一樣，自從離家以後，就沒有給家裏寫信，對我的父母和兄弟姊妹也許是太過分無情一點。」我接著說：「我一向不喜歡家庭關係，，雖然我的父親對我的思想和行動是同情的；但這次看了他寫給徐全直的信，我覺得有些難受，他實在太可憐了！他和弟妹們看來巳經陷於饑餓的狀態之中，我是否可以幫助他找一個職業？」述之認為「這沒有甚麼不可以，因為他是一向同情你的思想的，只是我們要託人去找就是了。」過了一會，恰巧譚平山到我們的房間來閒談，我，就便向他敘述我偶然看到家信的故事，並託他在可能的範圍內為我的父親找一個職業，簡單地介紹一下我的父親的履歷，他馬上就很爽氣地回答說：「部裏還有一個事務主任的位置沒有人，你趕快通知他來好了。」這樣，我和家庭的關係，便由此聯繫起來了。
在徐全直的學校裏，我見到了許多以前的同學(多半是同班)她們對我都投射一種異樣的目光，表現欽慕之情。因在五六年前，當我狂熱地接受啟蒙思想所做過的她們當時認為過激的事情，如反對一切封建思想，提倡民主，社交公開，自由戀愛，剪髮，婦女解放以及社會主義等等；而且在行動上，如趕走了思想朽舊的校長，自己實行剪髮和解除婚約，這些在當時看來，簡直是叛逆和破天荒的行為。可是這時，她們的頭髮差不多都剪掉了，(當時差不多所有的女學生和知識婦女的頭髮都剪掉了，甚至流行到鄉村)，她們之中，有許多已經是婦女協會的會員或領導者，有些巳經加入了共產黨。在她們看來，她們現在所熱烈追求的理想和實際的行動，都是我在五六年前所提倡和實行過的。
我的堂姐陳慕蘭也是這次見著的，她也是這所小學的教員。她是同我一起考進師範學校的，而且是同班。當三年級下學期我接受新聘請的國文教員劉子通的新思想時，她原是站在反對方面的(最初只有楊子烈和我二人)，後來漸漸有些同情，但她總覺得我太過激，因而我們原來深厚的友誼便逐漸疏遠了。她是一個有個性而富於正義感的女子，當我們以罷課的行動來抗義校長無故辭退我們的國文教員時，她也是積極參加者之一。但終由於她出身於大地主的家庭，受封建舊思想的傳統甚深，便容易屈服於家庭。因而，在我們繼續鬧學潮最劇烈的一年當中，她便自願幽禁於家庭之中，寧願留級一年(即遲一年畢業)，以躲避這一多事之秋。但當一九二六年末，北伐軍到達武漢，革命潮流突然高漲，她便捲入這一浪潮之中加入了共產黨。當我到達武漢時(1927年4月15日)，她巳經是同志了，因而我們之間的友誼又重新恢復起來。當1927年7月汪精衛政府開始反動，屠殺共產黨人時，由於她參加女工運動，因而被捕。當她被捕後，她表現得異常英勇，在第一次的審問中，她便大罵汪政府反動，並高喊革命的口號，因而，當她在臨執行槍決時，受盡了兵士們的殘酷無比的侮辱和虐待！
約在六月初，政治局勢急劇變化，尤其是五月廿一日長沙馬夜事變之後，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所謂國民黨左派巳準備同蔣介石合作，以便打擊和壓迫共產黨。在共產黨方面，雖然看到某些徵象，但由於死守同國民黨左派合作的國 際指令，不但沒有準備鬥爭，即連自衛的準備也沒有，只是大家都準備個別的逃亡或秘密隱藏起來。記得有一天早上述之同我一起渡江到武昌，因述之約好彭湃談話，而彭湃便住在毛澤東家裏，當時毛澤東是全國農民協會的會長，這座房屋即該會的會所。當述之和彭湃談完話後，毛澤東便留我們同他的家人共進午餐。他的家庭人員甚眾，徐了妻子和幾個兒女外，還有他的岳母(當時的妻子為楊開慧)。吃完飯後，毛澤東同我們閒談，他說：「現在局勢很嚴重，一旦爆發，共產黨人就非常危險尤其住在武昌和漢口的中國地界更無保障」(他以為共產黨可能扺抗汪政府而發生戰鬥)。他並問我在漢口的租界方面有沒有親屬或朋友關係，我說因來武漢不久，很少和外界接觸，關係很少，我只知道有一位堂叔在漢口法租界一間法國洋行任職，而他的家庭也住在裏面，但我還沒有去看過他們。他聽到這個關係就好像一個溺水的人抓住了一根木棍一樣死死地不放。他還沒有經過徵求我的同意便強烈地要求我為他寫一封介紹信給我的堂叔，說他是我的最好的朋友，希望我的堂叔允許他和他的家人在那裏暫住一下。他很精細，惟恐我的措詞不夠懇切，他自己起草了信稿叫我照抄。我抄完了信並簽上了自己的名字便交給他。他把這封信當作珍貴的寶物一般保存起來。由此便可反映當時一般共產黨人的恐怖心理和作逃亡的準備。
過了幾天，譚平山嚴肅地告訴我們：
「現在的局勢很壞，我這個地方非常危險，你們趕快在租界上找房子居住，我也要離開這裡，房子也要退掉。」
我們本來還沒有考慮到要隱藏起來的問題，被他這一提起，而且也不能在這裏住下去，我們便託我的父親尋找房子，他在德國租界租到二間小型的後樓，我和述之以及我的姑母便在這裏住下。我的姑母來武漢是我的父親的安排，他請我的姑母到我這裏來照顧我的，因我分娩在即。
自我們這次離開譚平山的住所後，就一直沒有和他見面了。在1927年11月中央全會上，由於南昌暴動失敗，瞿秋白便利用這個機會來向譚平山開刀，因譚是南昌暴動的主要負責者。這一方面把暴動失敗的責任往譚平山身上一推，瞿本人便可以推卸自己的責任；另一方面，瞿秋白是一個深謀遠慮的陰謀家，他為著永保自己的交椅，便必須把黨內有資望的可同他競爭總書記地位的領袖一個一個地肅清或打擊。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前後，他首先打倒了彭述之；在非法的八七會議上他又篡奪了陳獨秀的總書記。但他自己也很明白，他知道自己作為總書記是不得人望的，是完全依靠國際的支持。因此，他為免後患起見，必須尋找適當的機會，來繼續肅清或打擊某些領袖，首先就安排好了在這次中央全會上開除譚平山的黨籍。這次會議由於上海當時的環境異常恐怖，故分成幾個小組開會，在開除譚平山的這個小組會議上，參加者除了瞿秋白本人外，有彭述之，張國燾和李立三等。當然瞿秋白製造了一大套開除謤平山的理由，主要的是譚為南昌暴動的主要負責者，但失敗的責任不能由他一人來擔負，他是奉黨中央的命令而行動的；而且開除一個像他在黨裏這樣有地位和聲望的老領袖的黨籍，至少是應該請他到會。當然，述之的意見瞿秋白是不理睬的，其他如張國燾，李立三也都不敢不贊同，因他們也戰戰兢兢地惟恐打擊要臨到他們的身上來。結果譚平山是被開除黨籍，張國燾，李立三受處分。而這些決定，並不是由中央全國正式通過，而是由瞿秋白獨斷獨行的。
譚平山被開除黨籍後，同鄧演達、張伯鈞等組織第三黨，但由於鄧演達被蔣介石的特務謀殺，第三黨陷於瓦解；他又同某些反蔣的左傾分子組織工農黨，不久，工農黨亦趨消散。在1931年秋，譚從比利時回到上海時，他找到二個托派分子，希望通過他們會見陳獨秀和述之，因他一向欽偑陳獨秀和尊重述之，尤其在私人方面，他同述之和我有深厚的友誼。他當時顯然是企圖走托派的道路。但那兩個教派的托派，不但不把譚的地址告知陳獨秀和述之；而且聯名寫了一封信給我們的最高領機，強烈地反對陳彭接見譚平山，是以未果，但譚仍舊保持著反蔣的立場，在找不到更革命的組織情形下，他又參加宋慶齡和李濟深為首的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作為一個民主人士，在中共取得政權之前，在共產黨的外圍幫助革命的工作。因此，在他逝世後，我從人民日報報上看到，中共曾為他舉行隆重的葬禮。
（原載《陳碧蘭回憶錄》，香港十月書屋，1994年11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