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碧蘭回憶錄》第十四章
北伐與上海工人的武裝暴動
陳碧蘭
上海區委一向是直接受中央的領導，而中央又是直接受共產國際的指揮。在共產國際右傾機會主義政策的領導之下，它依靠著十月革命的威望，中共中央只有無條件地信賴它，忠實地執行它的政策了，而上海區委也就自然而然地跟隨著中央的路線走。因此，一切群眾運動，宣傳和口號都圍繞於國民革命的軸心，配合著北伐的目標而努力。
北伐之飛快和驚人的勝利，與其說是由於軍事的力量，還不如說是依靠廣大群眾運動的配合和推動。當北伐軍從廣州出發時，所有伕役的工作都是由革命的民眾來擔負的，省港罷工的工人曾組織了幾千的運輸隊，當北伐軍進攻湖南時，工農學生即馬上出動，而且還組織農民自衛軍直接參戰；當北伐軍攻打長沙之前，粵漢鐵路工人曾作種種防禦敵人軍事行動的工作，如破壞鐵路，截斷電訊等。尤其在北伐軍攻打岳州的戰役中，平江的農民和粵漢萍株兩路的鐵路工人的獨立行動已經替北伐軍肅清了道路，尤其是農民的嚮導把他們引導到敵軍不設防的地帶，安然渡過長江，得以從背後抄擊岳州的防軍，因而佔領岳州；北伐軍才有可能會師於漢水，得以佔領武漢三鎮──漢陽、漢口和武昌。國民黨的旗幟飄揚於長江的中心流域了。
同樣的情形，當北伐軍攻打南昌時，工人與學生極力同守衛軍警聯絡內應，因而南昌易於佔領，往後便長驅直入到達九江。
自北伐軍克服武漢進攻江西後，中國整個的局勢急轉直下，革命運動在全國各地蓬勃地生長著。然而當時一般鬥爭的形勢，除了北伐的軍事行動外，全國範圍內的鬥爭還只是限於罷工，罷課，遊行示威以及農民反對地主等等。可是，當時上海的政治局勢對於革命客觀條件非常有利，因孫傳芳的統治正處於搖搖欲墜的狀態，他的軍事力量已經分崩離析，趨於瓦解；同時，北伐軍以驚人的速度不斷地取得勝利。上海的工人及一般民眾在這種局勢刺激和鼓舞之下，革命的火焰更復燃燒起來。共產黨看到這種有利於革命的客觀條件，便決定以武裝暴動來配合北伐。恰在此時，孫傳芳的一個部下夏超在浙江獨立這事件便更促成了1926年10月24日上海第一次武裝暴動的嘗試。
但這次的武裝暴動，一方面準備不夠，沒有發動上海工人總同盟罷工來配合，也沒有動員廣大的民眾直接參加。共產黨領導機關只組織了一百左右的武裝工人和幾隊沒有武裝的戰鬥隊；同時，共產黨讓國民黨的代表鈕永建領導國民黨機關來發這次暴動。但當鈕永建得知浙江的叛變失敗的消息後，便不守信約而逃避領導暴動的責任，讓共產黨的幾隊武裝工人和少數黨員單獨進行，結果，除了同軍警發生小規模的衝突外，武裝暴動的烽火迅即被孫傳芳的軍警所撲滅了。
上海第一次武裝暴動雖然沒有成功，但並未遭受重大的損失；群眾運動也沒有受到打擊。因此，當11月5日北伐軍佔領九江的消息傳來時，上海的群眾運動有如潮水一般高漲起來。從那時起，每天都有大批的演講隊出現於各街道，尤其是重要的馬路，散發傳單和貼標語。上海區委每天都忙於指導這些工作以及其他方面的各種工作。我因區委婦女部書記的職責，必須負責召集上海所有的女同志參加此項工作，當我本人和她們一起進行這些工作時，常常碰到便衣偵探和巡捕的追逐。因此我們在出發之前，大家都準備好一套口供，隨時都作被捕的準備。在11月28日同12月12日曾在西門體育場分別舉行了規模龐大的市民大會，在大會中，除演說外，高喊國民革命反軍閥和帝國主義的口號，情緒異常激昂。在每一次的群眾大會開完之後，照例要整隊遊行示威。但要完成這一節目，首先必須經過一場衝破軍警包圍網的鬥爭。上海各界婦女聯合會的旗幟總是排在遊行隊伍的前列，而我們這些負領導責任的女共產黨人，必須以身作則，站在旗幟的前面，準備衝破重圍。這接連兩次的大示威運動，便是臨近第二次武裝暴動的先聲。
在1927年2月17日北伐軍佔領杭州和嘉興之後，上海頓時呈現一種異常緊張的狀態。統治者方面雖然在浙江軍事失敗，但還企圖在上海作最後的掙扎，於是勾結英法帝國主義者同英法的巡捕房合作來壓迫和摧殘革命運動，如壓制輿論，逮捕工人和革命份子等；然而在另一方面，由於北伐軍的臨近和統治者以及帝國主義者的加緊壓迫，更激起了革命的浪潮，開啟了工人階級的鬥爭。在18日的早晨，當區委主席團決定以總同盟罷工來響應北伐軍的決定通過後，便由汪壽華立即帶到上海總工會(他為區委主席團之一，上海總工會的會長)，經過代表大會通過之後，便迅即公佈發動總同盟罷工令。總工會的腳踏車交通隊把這道命令迅速地傳達到各工廠的分工會。到19日的上午六時，奉總工會的命令而參加罷工的人數達15萬以上。頓時使熱鬧繁華的上海，呈現一種癱瘓的狀態:全市的電車停駛，輪船不開，郵局關門，所有大百貨公司都停止交易。在罷工的第四日，參加罷工的人數增加到三十六萬以上。此次總同盟罷工，主要的是為援助北伐軍的，黨本決定當北伐軍從嘉興繼續前進時，上海即舉行武裝暴動，以響應北伐軍，驅逐奉魯軍閥，建立上海市民政府。但北伐軍的前鋒隊伍雖已到達離上海只有25里的松江，假如他們進軍上海，路上除了士氣頹喪的守衛軍外，並無軍事防衛和障礙，軍事的形勢完全有利於北伐軍佔領上海；但他們確按兵不動(其原因當時共產黨人都不明白，只有蔣介石知道)。上海的防守司令李寶章在這個空隙中間便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巡捕房勾結合作，來向工人和革命的民眾開刀了。在罷工的第一天，李寶章便頒佈「格殺勿論」的佈告；同時派出大批的大刀隊梭巡街道，一經遇見工人和學生在街頭演講或散發傳單者，就當場砍下頭來，掛在電桿上示眾；甚至連從地上拾起傳單閱讀的市民亦被大刀斬首(至於被捕者不計其數，上海大學五十餘住校學生不管思想如何全數被捕)，造成慘不忍睹的白色恐怖!
在如此殘酷的壓迫和屠殺的恐怖局面之下，工人和一切革命的民眾，不但沒有畏縮和膽怯，而且更激起了憤怒的火焰，他們已經不能忍耐了，在還沒有等到武裝暴動的命令之前，便在街頭抵抗屠殺的恐怖，開始同軍警發生巷戰了。他們只要一經發現有武器便拼命奪取。到指定第二次暴動的22日下午六時，黨的幹部領導著各區域的工人群眾在閘北和南市與軍警正式開火了，在襲擊中曾奪取了一些槍械；海軍士兵因同情工人亦自動開炮轟擊高昌廟的兵工廠。戰鬥和總罷工整整地支持了四天後，到24日，第二次武裝暴動由於沒有與北伐軍的軍事行動配合起來(本來總罷工和暴動是為配合北伐軍進軍上海而發動的，但它確故意拖延進兵上海，讓李寶章屠殺工人和革命民眾，以削弱共產黨的力量)，同時還沒有動員廣大的群眾來參加，也沒有動搖敵軍使其叛變因而又被孫傳芳殘酷鎮壓而失敗了。上海總工會處於這種情形之下，只有採取暫時退守的策略，準備下一次的進攻。於是發表宣言，以「不是退讓，而是為著準備一個更大的鬥爭而復工」的理由，號召全體工人一致復工。雖然如此，但2月19日至24日的英勇鬥爭，確無誤地仍然是一個驚人的壯舉，個別的犧牲自然難免，但工人的組織並未受到損傷；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們在痛苦的失敗中，學得了一些往後如何去準備取得勝利的經驗和教訓。
上海的工人階級，雖然經過兩次暴動的失敗，但工人的組織仍然是屹然未動，工人們仍舊抱著絕大的信心準備著下一次勝利的暴動。共黨的領袖們，在兩次暴動的失敗中，也獲得了一些經驗和教訓，他們決定在下一次的暴動中，不但自己要居於領導地位，而且更要使準備和安排格外妥善和精密。因此，第三次暴動的一切準備，計劃和步驟都是直接在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同區委主席團的合力領導之下而進行的。中央宣傳部的機關(我們的住所)也可以說是指揮第三次暴動的總司令部，每次決定性的會議都是在我們家裡開的，區委的主要負責者羅亦農、趙世炎、汪壽華等都常到這裡同中委一起開會。當時中常委為陳獨秀、彭述之和瞿秋白三人(其中二人蔡和森去蘇聯，張國燾在武漢)，周恩來當時本是負責中央組織部工作的(因張國燾名為組織部書記，但從未進行過任何工作)，但在暴動期間，他擔任軍事方面的責任，因而也參加這種會議。陳獨秀從第三次暴動開始直到最後勝利的過程中，便住在我們家裡，因晚上七時起就戒嚴，來往不便，而且危險。有時甚至羅亦農、趙世炎、周恩來和汪壽華在夜晚會議之後，由於戒嚴大家都不能回去時，也只有都擠在我們家裡，他們三、四個人像沙丁魚一般地睡在一個床上，到天明才走。
黨本來決定:當北伐軍從浙江開始進軍上海時，即發動總罷工並舉行第三次武裝暴動。在3月20日的晚上，北伐軍已經進入迫近上海的龍華，但它奉蔣介石的命令，暫停前進，以避免與上海租界的帝國主義者的武裝衝突，故在龍華按兵不動。但黨中常委和區委的緊急聯席會議仍舊決定發動總同盟罷工和武裝暴動；同時決定當暴動開始後，總工會便派代表至龍華請求北伐軍進軍上海作戰，但無結果。
這次總同盟罷工的準備異常之完滿；武裝暴動的計劃也擬得精細而切實，他們組織了五千工人糾察隊，構成為一枝精練的工人民軍為暴動的主力軍，而這支隊伍又分成二三十人一組的小隊，分佈於各區域以便領導工人群眾作戰。從一件小的技術安排上便足夠表明這次準備暴動的計劃之週密，當將要舉行暴動前二日，羅亦農到我們家裡來開完會議之後，他將身上攜帶的數打(幾十個)亨德利鐘錶公司(此公司的鐘錶最為可靠)的手錶以一種神秘的表情給我看，他說是給各區發動暴動的指揮者的，他計算一下還有餘數，順便送一個給我作為這次暴動的紀念品，我對這個錶不但異常珍愛，而且還對它發生一種莫可名言的興趣和神秘之感。除了它所象徵的意義外，對其軍事技術特別感到興趣。我玩味著:用同一牌子的新錶，開定同一的時間，以便發動暴動時間準確，使各區能夠在一定的時間內同時舉行，我覺得這在暴動的技術上有非常重大的關係。由於這一小小事件的啟示，使我對於這次準備的第三次暴動，懷著勝利的信心。
儘管北伐軍仍舊在龍華按兵不動，但上海的共產黨和工人群眾已經不能等待了。在3月21日的正午，上海總工會號召總同盟罷工的命令頒佈了，遵照此令而罷工的人數，幾達八十萬，這是一次規模最大而最整齊的罷工。全上海的各工廠、作坊、手工業工廠、輪船、火車、碼頭工人、郵政電話、機關職員、大小商店夥計等都捲入這一罷工的浪潮之中，革命的浪濤，有如海潮一般洶湧澎湃。
罷工的工人全都走出街頭紛紛朝著各自預定的地點集合，到已經有武裝的工人糾察的地方。他們作戰的區域分為七個地點同時發動，即南市、虹口、浦東、吳淞、滬東、滬西和閘北。巷戰開始了，鐵路截斷，電燈線斷，自來水停止，電話局被佔領，路上行人稀少，戰雲密佈天空，不斷的槍砲聲和群眾的呼喊聲震撼著整個的城市，從正午到傍晚，在數小之內，除閘北外，其他幾個進攻的區域，工人們都已經順利地佔領了各警署和地方的軍事機關，因為敵軍和警察，目睹烽煙四起而失去信心，都驚惶萬狀；不是脫去他們的制服丟棄武裝而逃逸，便是懸掛白旗把槍械堆在地上表示投降。因此暴動的工人群眾到處可以得到武裝，而不斷地增強革命的武裝隊伍，但當滬西的糾察隊率領大隊的工人佔領了地方警署之後，奪得了武裝，他們又衛護工人群眾渡河往閘北與小沙渡的糾察隊會合，一同攻擊四警署，經過一場劇烈的鬥爭，雙方都有死傷。領導滬西糾察隊的總指揮佘立亞英勇地站在最前列指揮作戰，當場殉難(他為法國勤工儉學生，轉入蘇聯東方勞動共產大學，與我同時於1925年秋回國，曾在河南參加中華全國鐵路總工會的工作，1926年夏來上海，任滬西部委書記)。經過一場激戰之後，終於佔領四警署，然後他們便參加閘北的戰爭。
雖然傍晚各作戰區都依次地順利的勝利了，但最後的決戰仍集中於閘北。工人的武裝隊伍，除滬東滬西外，其他的因租界隔絕不能來援助閘北；同時，各帝國主義者在藉口保護租界及僑民的名義之下，在華租兩界的交界處滿佈機關槍隊，艦隊鐵甲車和沙包防物。事實上，他們是在暗中幫助魯軍(山東軍)作戰，他們一經發現工人隊伍，便以機關槍掃射或開炮轟擊。雖然暴動的工人隊伍，處於這種不利的情形之下，但他們仍舊抱著必勝的決心作戰通宵。指揮暴動的總司令部此時移在閘北戰區附近，由羅亦農、周恩來和汪壽華三人所組成；而趙世炎則在閘北中興路戰爭區域的中心地帶，任總指揮，甚為勇敢和得力。在此一夜緊張而劇烈的戰役中，除了充份表現共黨幹部和革命的工人群眾之稀有的英勇戰爭精神外，勇敢的女工們，在槍林彈雨中，冒著生命的危險，從這一道防線跑到另一道防線，擔任傳遞消息的任務；許多參加暴動者的妻子們，她們也在戰區中負責做麵餅煮雞蛋的工作；甚至鄰近的居民(限於貧窮者)也自動地趕作大餅和饅頭，由袖戴紅布的男女輸送隊送給戰士們充飢。在這個緊張而富有決定意義的晚上，陳獨秀住在我們家裡鄭超麟、述之和我同陳獨秀一起四個人圍坐在辦公室內，通夜未睡，整夜的槍炮聲不絕於耳，我們的窗子玻璃亦被打破。每個人的心頭是緊張而沉重，因恐得不到其他區域工人武裝隊伍和北伐軍的援助(當暴動開始後，總工會曾數次派代表至龍華請求北伐軍進兵上海作戰，但始終按兵不動。區委又派侯紹裘，以國民黨江蘇省委員的資格去龍華請求亦無結果)，而不能抵抗強大的魯軍，尤其是魯軍中僱用的白俄鐵甲車的炮擊。
翌日，22日的清晨，閘北的糾察隊和工人群眾，雖然沒有得到其他區域的工人武裝隊伍和北伐軍的援助，但仍舊猛烈地進攻。當閘北戰區中心指揮處的交通員(石瓊)來我家報告軍情時，我要求他帶我進防線中去，極想親眼看看許多同志和工人們作戰的實際情況，陳獨秀當時即嚴厲地阻止我，他認為我既沒有負軍事方面的任務，不必要去，而且身體有病(因懷孕)也不宜去。我接受了他的勸告，但仍不甘心，於是我和述之出去，走到接近天通庵路火車站工人與敵軍的列車作戰的地方，我們沿著牆邊走(附近居民都關門閉戶，路上沒有行人)，伏在那裡觀看三五成群的工人在地上以步槍和手槍同列車作戰。我們這種舉動並不是負有視察的任務，而只是為一種革命的浪漫情緒所驅使。正午天通庵路的列車兵士投降了；下午四時，商務印書館俱樂部亦已解決。述之和我又跑到那裡，我對那些圓形的炸彈、軍火、槍械、食糧和馬匹等戰爭的勝利品，感到一種滿足的愉快，周恩來正在那裡匆忙地指揮工人糾察隊搬運軍火至儲藏室以及安排其他等工作，述之也在這裡幫助他指揮和安排。
從下午四時至六時之間，最後決定性的兩小時中，全部的力量都集中於北火車站，那裡的戰事最劇烈，敵兵縱火助戰，暴動者則拼死奮鬥，激戰約一小時餘，白俄兵便逃入租界。魯軍即隨著潰散。六時，北站上空飄揚著白旗，這是宣示著守衛兵投降了!上海第三次的武裝暴動已經完全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和工人的英勇作戰而勝利了!居民燃放鞭炮，慶祝革命的成功；袖戴紅布的男男女女，面上浮著勝利的微笑在街上跑來跑去地歡呼著。羅亦農、周恩來、趙世炎、汪壽華等到我們家裡來和中常委商討以後的方針時，也都興高采烈，袖戴紅布，面上掛著凱旋而歸的笑容!
當國民革命軍從龍華開抵上海時，上海的中國地界已完全落在工人掌握之中，工人糾察隊完全有能力維持治安與秩序，表現新興無產階級政權的景象。暴動的勝利，無疑地已大大提高了共產黨的威望，工人大批地湧進工會，五十萬的工人正在守護著他們曾經冒著生命危險取得的東西，他們因昨天的勝利歡欣鼓舞而意氣軒昂，充滿著信心和希望。只要湖州會館和商務印書館俱樂部的總工會來一道指令，上海的男女工人沒有一個不立即起來響應或行動的，他們完全信任共產黨而受它的指揮。
但異常之不幸，在這裡確產生了一種離奇的現象:共產黨的中央領導機關恰好在武裝暴動勝利之後，在政治上解除了武裝，對此束手無策。國際代表魏金斯基以及其他幾個代表都不能作主。於是共產黨領導機關──中央常務委員會和上海區委──只好按照共產國際的國共合作政策，同資產階級一起來組織上海的臨時政府。因此，在十九名政府委員中，除了五名是由工會指派和幾個共產黨人外，其餘大多數的位置確是共產黨自動讓給上海資產階級的代表的，例如銀行家虞洽卿、陳光甫、總商會代表王曉籟(工業大資本家)、大商人王漢良、郵報總編輯謝福生，以及女律師鄭毓秀等。雖然他們的政府委員是不勞而獲，是由工人取得政權而奉送給他們的，但他們確因知道蔣介石的態度而各自拒絕工人獻上門來的位置。這正是共產國際對於1926年3月20日的政變和5月15日的「黨務整理案」一系列機會主義政策的邏輯發展。既然一切歸國民黨，那麼上海的工人暴動，也只是單純地為了響應北伐軍，而不是為無產階級的利益；在政權既已奪取之後，當然只有雙手奉送給資產階級。跟著這種邏輯的發展，共產黨的領導，在臨時政府的活動中，自然不能採取任何有利於工人階級的革命政綱，而只是跟著資產階級的尾巴走。而且為了維持所為「連合戰線」，只有把工人和糾察隊局限於這個圈子之內，不能有超越資產階級所能允許的要求和行動。這樣，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手足都被綑綁起來，等待蔣介石任意擺佈和屠殺。
蔣介石一到上海，便積極進行對付共產黨和工人糾察隊的計劃，他首先同上海的帝國主義者、大資本家、買辦，乃至流氓頭子勾結起來，結成一道反動的聯合陣線，準備一起向共產黨和工人階級開刀；同時，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者也都認為蔣介石是他們的救星，希望他起而壓迫共產黨和消滅當時工人取得的政權，正在醞釀著一場血腥的大屠殺。蔣介石終於在1927年4月12日發動大屠殺的事件。
在上述黨決定同上海的大資產階級建立上海臨時的市政府的情形之下，在某些黨員方面，尤其在某些工人群眾中，對於恭請那些資產階級的代表作市政府委員的舉措有些懷疑，甚至反對，這正表現他們本能的無產階級的立場。此外，當某一次上海全體女同志會議時，楊之華和劉尊一極力反對黨決定邀請鄭毓秀女律師為市政府委員，並堅持應提出共產黨裡的女同志來代替，她們認為；既然暴動完全由共產黨領導工人作戰而勝利，那麼為甚麼市政府還要邀請那個腐敗反動的女政客作委員呢?為甚麼不提出共產黨中的女同志來代替呢?這其中無疑地也包含著某種革命的意識；但她們確只把視線注視到一個女政客身上，這顯然只是從單純的婦女觀點出發，而不是從整個黨的政策，即根本反對資產階級的代表參加市政府的革命觀點出發。因為那些被邀請的資產階級的委員中的男性，比之鄭毓秀更反動更作惡得多哩，他們真正是無產階級的敵人；而鄭毓秀不過其中最弱者之一而已。我當時因根據這個觀點，對於楊之華，劉尊一等只根據鄭毓秀是一個女政客作市政府委員而反對區委，我不同意，我認為:這是黨的整個政策問題，女同志會議根本無權改變黨的政策，因而她們(實際上就是楊之華和劉尊一，其他的女同志都沒有表示態度)強烈地反對我。但我堅持，這問題要區委派代表來參加討論和解決，我提議會議延長，我立即請區委派人來參加。我迅速乘人力車到中央辦事處(我知道區委書記羅亦農以及組織部書記趙世炎在那裡開會)，當我簡單地報告了女同志會議的情形後，大家都很氣憤，周恩來說:「這是婦女主義」，羅亦農和趙世炎迅即離開會場，同我一起來到女同志會議場所。結果，楊之華和劉尊一等的鼓噪和喧吵，被羅亦農和趙世炎的解釋和批評壓服下去了，羅趙等說她們是簡單的婦女主義者，是從婦女狹隘的圈子看問題；而不是從整個黨的政策看問題；尤其嚴厲地批評她們犯了組織上的錯誤，沒有經過區委的商討，劉尊一（1）便居然提出楊之華來代替鄭毓秀，他們再三強調女同志會議根本無權提出上海市政府委員的候選人，說她們根本不懂得組織的原則。在羅，趙的演說之後，沒有一個人起來反對，楊子華和劉尊一也一聲不響，會議毫無結果而散，結果楊之華作上海市政府委員的企圖亦完全失敗。
楊之華慫恿劉尊一強烈地反對鄭毓秀作市政府的委員，事發看來，除了反映某種革命的意識外，最主要的原因，還是由於瞿秋白在幕後推動和指揮(因劉尊一當時已繼我後擔任區委婦女部的書記，而且早在我未辭職之前，她就經常在瞿的家來來往往)，他的目的是企圖以他的妻子楊之華來代替。這從瞿秋白在1927年3月間所寫的《中國革命之爭論問題》這個小冊子中明顯地表現出來(此小冊子是沒有讓中常委知道，在中國共產黨第五次代表大會之前夕，私自去武漢印刷和散發的)。他在這個小冊子中說:「鄭毓秀是參加美國女青年會所召集的汛太平洋婦女會議籌備會的一位太太，並且一般左派的知識婦女都反對她，然而上海區委竟不反對鄭毓秀，女同志已經是為妥協起見，提出共產黨女黨員楊之華加入名單，以為交換條件。但是上海區委代表和國民黨談判時，並不受國民黨方面的反對，而很馴服的自動的撤回楊之華」。(見瞿秋白著《中國革命之爭論問題》小冊子第128頁)。在同一小冊子中，瞿秋白談到策略問題時，他又說道:「1927年上海3月暴動失敗後的市政府問題……左派婦女群眾贊助楊之華加入委員名單(所謂左派婦女群眾即上敘的女同志會議──碧蘭按)，左派領袖亦然，甚至右派領袖也不反對，而共產黨代表主張可以取消，以保存與國民黨之良好關係，並且不主張做反對右派婦女委會鄭毓秀加入政府之運動。」
瞿秋白在他的這個小冊子中，一再抱怨上海區委不把楊之華加入上海市政府名單，尤其譴責它不主張做反對右派婦女鄭毓秀加入政府之運動。假如瞿秋白真正是從純粹的革命觀點出發的話，那麼，他為甚麼不提出任何一個男性大資本家，如王曉賴、虞洽卿……等來作對象，來做反對右派加入市政府的運動，而單只反對一個女律師鄭毓秀呢?難道那些男性的大資本家們不是右派嗎?這有如明若觀火一般地明顯:因為楊之華是一個女性，沒有可能去和男性資本家爭地位；而只能代替女性鄭毓秀的位置而已。無怪乎後來在某一次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預備會議上，當討論到上海武裝暴動的教訓時，陳獨秀說:「瞿秋白反對鄭毓秀是為老婆而鬥爭」哩!這句話一針見血，但這件事也不過是一個插話而已。
正在這個期間，我已離開區委，因幾個月來，我因懷孕，由於生理上的變化，使我發生種種疾病，如胃病、嘔吐、頭昏等，而最壞的便是頭昏，常常走在街上，頭昏起來，就覺得天旋地轉，腳站立不住，往往扶著電桿或靠著牆壁，歷數分鐘後才能行走。事後想來，這是由工作繁忙和營養不良的結果。自1925年秋我來上海參加區委的工作後，我的工作是異常之緊張，尤其是在1926年冬，當我懷孕後的幾個月中，不但每日照常工作(時常在會議時發生嘔吐)，而且工作較前更加緊張，整天在外邊跑，不是沿街演講，貼標語，就是開會，沒有安靜地吃過一餐好飯，假如不是在開完會之後，大家一起吃大餅、油條和著白開水來充飢；便是在麵店去吃一碗麵，就是晚上能夠趕回家裏吃晚飯，但我們家的伙食也是太壞，沒有胃口和營養，當時根本就沒有想到生活與健康，只是工作第一。當我的身體越來越壞，逐漸不能支待時，我便去看醫生，醫生告訢我胃病很嚴重，要好好地醫治和休養，於是我才決定向區委辭職，辭去區委的一切職務，以便治療和休養。但作為一個黨員份內應作的工作，如參加會議和其他活動等仍舊參加。區委婦女部的書記，便由劉尊一代替。她是北京大學的學生，因在1926年北京「3．18」慘案發生時期，參加過某些革命活動(也許就在這個期間加入共產黨的，因我於1924年秋在北京時，她還不是黨員，她原為我在北京女高師所開設之補習學校的同學)，因而不能繼續在北大讀書而來上海。她的丈夫何洛也是北京大學的學生，由於同樣的原因離開北大而來上海轉入上海大學，因他善於演說，不久便作了上海學生聯合會的主席，工作十分努力。
劉尊一的資格和能力雖然不夠勝任這一職務，但在女同志人才缺乏的情形之下，區委就接受了楊之華所推薦的劉尊一；而她負責的時間亦很短暫，在1927年的「4。12」屠殺事件發生後不久，她便同她的丈夫何洛一起被捕。劉尊一（2）由白崇禧（當時北伐軍的參謀長）部的一個政治官員潘宜之保釋出獄；而她的丈夫何洛則由潘宜之證明是共產黨而被槍決。。當劉尊一被釋放後，潘宜之便直接了當地提出兩條道路擺在她的面前，是死?還是做他的妻子(因潘宜之也是北大的學生，曾與何洛同時追求劉尊一的)？她在生命的威脅，權勢、物質的利誘之下，終於選擇了第二條道路， 她的生命雖然保存了；但確付出了無可計算的代價，失去了比生命更寶貴的革命者的節操。也對不起她的丈夫；在她的丈夫為革命而流的血尚未乾時，就倒在敵人的懷抱中了!這也就是投機的知識分子缺乏堅強的意志，在反動的逆流中抵抗不住而隨波逐流的一種形象，不過，她的段背叛情節更富於多樣性和戲劇性罷了。她的第一個兒子還是革命的前夫的種子，據說在她背叛的最初階段，她的內心裡還有某種矛盾和痛苦，這也許是可能的，尤其當她的兒子牙牙學語時，叫他的真實父親的敵人做爸爸時，她內心裡不免發生某種感想。但對於這樣的人，時間就會像無情的車輪一樣，日復一日地輾轉過去，她那種殘餘的革命良心和道德觀念都會被輾碎而卒至於無影無蹤了。這從她往後在悠長的歲月中安於官僚太太的生活的事實便可證明。但經過了十多年之後，當她的第二個丈夫對她已經厭倦而另有新歡時，她又回頭想到革命了；她到處尋找關係，想重敲革命之門，但革命對這種人是閉門不納的。結果她就這樣以被丈夫拋棄和為世人所不齒的悲劇收場。這也是邏輯發展的自然結果。不過，革命失敗後，在蔣介石的白色恐怖的殘酷壓迫和屠殺的年代中，英勇犧牲的革命戰士不知其數；而其中慷慨犧牲從容就義的女戰士也不勝枚舉，但像劉尊一這樣背叛的確不多見！
註釋：
1. 楊之華早在我辭職之前就同劉尊一弄得很好，瞿秋白是最謹慎的，他的私人住所是很少同志去的。但有一次當我偶然到他家裡時，發現劉尊一在同楊之華交談，情景甚為融洽似的。。我很驚奇，但事後想來，這是瞿秋白和楊之華的一種計謀。因他們知道，我遲早會辭職的，因我不但有孕，而且身體太弱，他們不願意上海大學的女同志作區委婦女部的書記，因那些女同志都知楊之華的歷史和能力。因此，當我向區委辭職時，楊便以中央婦女部書記的資格，向區委推薦劉尊一作區委婦女部的書記。
2. 關於劉尊一的背叛故事，由於情節富於戲劇性，因而沈雁水(即名作家茅盾)約我談話，他說想把劉尊一的故事寫成小說，要我提供一些材料。但因歐陽敬修(即後來著名的文藝作家陽翰笙，被毛澤東清算者之一)把這個故事已寫成中篇小說出版，沈才放棄這一計劃，而歐陽敬修所描寫的是真實的。
（原載《陳碧蘭回憶錄》，香港十月書屋，1994年11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