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了的文化風景

——懷念鄭超麟老人

陳思和（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

98歲的鄭超麟老人去世了，上海又少了一道文化的風景線。當然，用風景來形容老人的存在未必妥當，他本來就像一棵參天的大樹，枝繁葉茂的光合作用，清潔著這個城市的空氣。

我所居住的上海，每天都有新的高樓落成，一些繁華的地區和馬路，只要半年不去走走，又會生出「笑問客從何處來」的幻覺。可是光靠摩天樓和交易所，支撐不起一個國際大都市的文化形象；而且，標誌一個城市文化風景的，也不僅僅是一些廣場建築和歌劇院，真正的文化風景應該是看這個城市曾經擁有過怎樣的文化人物。我走在日本東京的街上，常常看到一些並不起眼的建築物前豎著一根木牌，上面會告訴你這是夏目漱石或者國木田獨步的舊居，讓你頓時會眼睛一亮，彷彿是走在一條樸素的地毯上，上面卻嵌滿了名貴的珠寶。一個城市的建築是可以用錢來修建的，但文化人物的擁有，卻是需要天然而成。國內外的遊客來到這個城市，想到的是能夠拜訪、瞻仰某些文化人物，或者滿懷敬意地為自己走在自己所敬仰的人所居住的城市裡而充滿自豪，這樣的城市，才是真的讓人羨慕的城市，才當得起文化名城的稱號。

鄭超麟老人曾經是上海的一道令人敬慕的文化風景，這不僅僅是他活到高齡，而且他身上有著一種為信仰而獻身的革命氣質。他為這座城市流過血，坐過牢，監獄生涯長達34年，比世界著名的革命家布朗基的坐牢史還多了一年，但在19年前他平反出獄後，仍然懷著一個革命家「走出監獄便入研究室」的理想，馬上就著手撰寫有關中國革命史的回憶錄和長篇學術論文，以求正本清源。我第一次接觸鄭老的文章，是在1989年初，那時我在《上海文論》上主持「重寫文學史」專欄，有人轉給我一篇鄭老的文章，是討論瞿秋白與托洛茨基思想的關係，思路清晰，引經據典，長達1萬6、7千字。除了字跡顫抖以外，根本看不出是一個近90歲高齡老人所寫。當時我是極想發表這篇稿子，但送審時終因我們欄目是重寫文學史而非重黨史的理由，未能面世。但這篇論文的磅礡氣勢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雖然我對這位老人充滿敬意，但在幫助他發表文稿方面卻顯得無能為力。還有一次是我在主編《火鳳凰文庫》的時候，鄭老的侄孫女曾與我聯繫，想出版老人的回憶錄，這時我已經不像當年編「重寫文學史」專欄時那樣天真和以善良看世了，我主動提出可以出版老人的書，但希望是文學方面的文字，不要涉及政治。我說出這話時充滿羞愧，但也悄悄希望老人能理解我的準風月談之意，可是過幾天得到回音，鄭老說他只有政治方面的著作，所以也就作罷了。以後，鄭老的回憶錄在北京一家出版社出版了，還在海外譯成各種文字，我又開始天真地想讓我在上海也為老人出版一部著作，以洗刷這個城市在文化方面的平庸之恥吧，可是，老人突然去世了，他對他所居住的城市連眼珠也不想轉過來。

我只見過老人一面，是與寫作《被綁的普羅米修斯——陳獨秀傳》的作者王觀泉先生一起去的，同去的好像還有幾位。那時老人住在普陀區的一套小居室裡，我們敲了半天的門，竟無人開門，直到他的侄孫女回來，才把我們迎進去。原來老人的耳朵幾乎全聾，再怎麼敲門也聽不見。我第一次與老人見面了，我報出了自己的名字，沒想到老人的眼睛立刻亮起來，彷彿見著老熟人一樣，嘴裡吐出一個字：周——，我立刻明白，幾年前將《瞿秋白與托洛茨基》的稿子轉交給我的正是一位姓周的朋友，他向老人說起過我。那天主要是王觀泉先生與老人談話，我只是在一旁靜聽，我還為老人照了一張像，後來發表在台灣業強版的《陳獨秀傳》上，他們如此親密地交談，彷彿是兩個革命家在密謀一場革命。

這位老人晚年的日子好過了一些，因為在1997年國家級的中央電視台拍攝一部鄧小平的傳記片，要找當年與鄧一起留法勤工儉學的同行，大約老人是碩果僅存了。電視不但採訪了老人，出現了他的回憶鏡頭，而且聽說還由他提供了線索找到當年鄧在上海的辦公地點。這以後，老人的名字似乎被這個城市接納了。其第一個信號是，他被安排搬到了比較好的居所，但還沒有來得及看到第二個信號，老人與世長辭了。

老人的追悼會因日期突然被人為地提前，我未能前去參加，特地撰寫了一副挽聯送去：

身隱獨秀山峰仰俯天堂人間盡忠魂

心念共產事業進出監獄書齌托孤人

這副挽聯起初寫的時候未經推敲，字句與上面的有些不同，但送去後據說不讓掛出來，所以等於沒有發表，現在經修改後抄在這裡，也算是我對老人的一點紀念。

從此，我走在上海的大街上會覺得少了一點什麼，但又會感到滿足，因為又一個英魂與這個城市同在了。

1998年8月5日於黑水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