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值得紀念的長者

——鄭超麟先生

賈植芳

我知道鄭超麟先生的名字很早。30年代初期，我在北京讀高中，因為接觸到海內外的進步力量，參加了地下黨領導的社會政治活動，接觸到以下當時被目為「反動」的出版物，如當時共青團辦的《中國青年》雜誌，在該雜誌1924年某期上看到過他翻譯的列寧的《論青年團的任務》，還有1925年2月發表在《民國日報．覺悟》上的列寧的《托爾斯泰與現代工人運動》，1926年發表在《中國青年》上的列寧的《黨的出版物與文學》（即後來流行的《黨的組織與文學》）。從此，鄭超麟的名字就深深地藏在我的腦海裡。但是直到80年代以後，我才有機會跟他認識。那時候上海書店要編一套《近代文學大系》，由我的朋友范泉先生任主編，我被列為這套叢書的編委之一。一次，負責的編輯鄭曉芳給我講她是鄭超麟的孫女，我對她說：「見到你爺爺時，請代為問候。」時間不久，曉芳來給我講：「爺爺說他知道你，過幾天他自己要來看你。」我說：「鄭先生是我的前輩，我應該去看他。」曉芳後來告知我，鄭先生是從1955年「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三批材料」上知道我的名字的。那時候他已被抓到提籃橋監獄裡關了三年。「反胡風」時監獄裡要犯人學習時「理論聯繫實際」，於是他這個老托派便挨了一頓打。他開玩笑說：「我知道賈植芳的名字，還挨了一頓打呢！」無獨有偶，1952年「肅托」時，我對鄭先生也有所耳聞。當時我已經到了復旦大學教書，正是學校大考的時候，我正在監考，外文系的俄文教授西門宗華突然跑到教室門口，把我叫出去問道：「賈先生，怎麼你還在，昨晚沒有讓抓去？」我吃了一驚，問他是怎麼回事？他說：「原來你還不知道，昨天晚上抓了很多托派份子。」我說我又不是托派。西門先生說：「怎麼你不是托派？我一直以為你是呢。」於是就告訴我誰誰都讓抓去了，他自己也很著急擔心，其中就提到了鄭先生。

這位西門宗華先生和當時也在復旦大學外文系教俄文的樊英都是2、30年代留俄學生，3、40年代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過不少介紹蘇聯的專著。「文革」結束後，我一次在國權路上與他相遇，他顯得更加衰老了。我問他，這些年日子過得怎麼樣？他嘆了口氣說：「像我這樣的人能有好日子過嗎？」他告訴我，他已經平反回校被調到世界經濟研究所，研究蘇聯農業經濟。至於他的留俄同學樊英，因為在蘇聯辦的塔斯社當過記者，「文革」中被打成「蘇修特務」，已被迫害至死。這一次路遇後，就再也聽不到西門先生的信息了。

卻說過了幾天，我們夫婦就和友人謝天振教授及博士研究生張業松專程去鄭先生家裡拜訪。鄭先生1979年平反後，從監獄裡出來，在政協裡掛了個委員的頭銜，就住在政協分給他的位於普陀區一條普通弄堂裡的兩間房子裡。我們去的時候，因為事先打過招呼，加上是公休日，曉芳也在家。平時她照料鄭先生的生活，也當鄭先生的工作助手。後來聽說除過公休日外，白天就他一個人在家，孫輩都上班或上學去了。他給我們講，平時午飯也就自己一個人弄點東西吃，有時候鄰居也來照顧他，幫他弄點東西吃。只有在晚上公休日，孫女與重孫女都回家了，一家人才可以聚在一起吃飯，享受天倫之樂。因為知道我們要來，所以他已經等著。他坐在輪椅上，扶著手杖，穿了西裝，打了領帶，頭上戴了一頂貝雷帽，耳朵上掛了助聽器（後來才知道他平時就穿西裝，打領帶，這是他多年的習慣，並非因為有客人來而特意打扮的）。房子裡的陳設也很簡單，半新不舊的，只是還有一些外文書，顯示出其主人曾經有過的修養與身份。我們來以前就聽說他雖然年已高齡，但仍筆耕不輟。當時他拿出一本《鄭超麟回憶錄》對我說，這本書在國外有好幾種譯本，又拿出一本日語的《托洛茨基研究》，裡有介紹他的文章，日語他不懂，就讓我給他翻譯。天振還為我們照了幾張像，臨走時他又送我一本《懷舊集》，裡面有一些很重要的史料。那時候我還注意到80年代後期，由三聯書店出版了一本俄國梅勒史克夫斯基的小說《諸神復活》的中譯本，後來才知道，這本書是他30年代在國民黨監獄裡翻譯的。這位梅勒史克夫斯基和他的妻子詩人吉皮烏斯，這對作家夫婦在十月革命後因反對布爾什維克的暴力革命流亡西歐，成為俄羅斯僑民文學的重要作家，最終客死他鄉。鄭先生在國民黨的監獄裡呆了不少時間，直到抗戰開始，國共合作，才被放了出來，解放後，1952年抓托派，他又被抓進去，直到1979年出獄，前前後後在監獄裡呆了34年。鄭先生早期到法國巴黎留學，是「少年共產黨」的發起人之一，與周恩來、鄧小平、李富春等同是最早的參與者。鄧榕寫的《我的父親鄧小平》有幾次提到他的名字，大型文獻記錄片《鄧小平》第一集裡也有對他採訪的三個鏡頭。他後來從法國到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外語很好，通曉好幾種歐洲語言。1929年後他贊同托洛茨基的觀點，成了中國幾個有名的大托派之一。托派有這麼一個理論觀點，即托洛茨基等人認為俄國由於社會經濟條件落後，基本上還是農業國家，又有長期的沙皇專制政治的歷史傳統，「俄國一國建設不成社會主義」，如果強行建設的話，很可能會出現亞細亞專制主義的復辟。事實上，列寧早期也有這樣的擔心，因為根據馬恩經典理論，只有社會由農業經濟發展到以工業經濟為主體的工業社會，才有可能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但後來列寧的想法有了改變，認為在布爾什維克的堅強領導下，人定勝天，可以跳過商品經濟階段，直接建立社會主義，俄國一國也能建成社會主義。列寧去世後斯大林當權，宣佈托洛茨基理論為非法，並把他放逐到墨西哥，又派間諜暗殺了他，對國內被目為托派的人加以無情的鎮壓。中共30年代在蘇區和長征後，以及1942年的整風運動時，都對托派鎮壓過，比如著名的「王實味事件」——王氏就是被以「托派」的罪名逮捕處決的——托派份子被稱為「托匪」。可是後來托洛茨基的理論卻真的在蘇聯的歷史上不幸而言中；1991年蘇聯解體，也證明了這種理論的正確性。30年代上海有個王禮錫在神州國光社辦了個《讀書》雜誌，專門出了三個特輯，是關於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的。當時也有人認為中國是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除了沿海地區商品經濟有所發展外，絕大部份是農業經濟地區，要建成社會主義，必須經過商品經濟的發展階段，否則可能導封建主義與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復辟。這顯然是比那種所謂的「馬克思加秦始皇」的社會主義要明智而且人道得多。鄧小平搞改革開放，也是為了避免出現像蘇聯那樣的結局。鄭超麟有篇《九十自述》的文章，裡面說他一直覺得蘇聯是以農業經濟為主的社會經濟條件，加上俄國長期的專制主義歷史傳統，建設不成社會主義，除非英法等發達國家先建立了社會主義，再扶助蘇聯。鄭先生為了他的思想而數度入獄，半輩子在監獄裡度過，但卻不肯改變自己的觀點。我自己也曾數度入獄，但跟搞實際政治鬥爭的人不同，我從未參加任何黨派，我雖然是當時左翼政治力量的「同路人」，但我始終清醒地保持自己的獨立人格。我不是務實的現實主義者，而是個浪漫的理想主義者，或者說，我只是個始終在民間立場上的知識份子.我只作為在「五四」精神培養下走上人生道路的知識份子，反對封建專制主義的歷史傳統，追求社會進步和個人思想自由。但鄭先生的這種堅持自己思想的凜凜風骨我是非常佩服的，他相信自己，相信歷史，好在他高籌，晚年終於看到自己堅持的理論觀點變成生活現實。

那天從他家回來以後，他又托曉芳給我帶來了一本《鄭超麟回憶錄》。他的居住條件也有所改善了，搬到赤峰路上。由於經歷有些相似之處，此後我們就有了一些來往。但遺憾的是，我還來不及去他的新居看望他，就在今年7月，曉芳突然打來電話，說鄭先生病危，住進了醫院。我立即打電話給謝天振，告訴了鄭先生的病危情況，並請他馬上來我家，陪我去醫院看望鄭先生。我們到了醫院，問訊之後，才知道鄭先生住在高幹病房。進了病房，房內已有幾位來看望他的人，其中大半我不認識，也大都上了年紀。曉芳對他爺爺說：「爺，賈先生來看你來了。」他躺在床上，雙目緊閉，呼吸很急促，說不出話，但頭腦似乎還清楚，聽了他孫女的話還能點點頭。我們進病房之後不久，陳思和也聞訊趕來了。我想不宜多打擾鄭先生，妨礙他休息，坐了一會兒，向曉芳詢問了鄭先生的病情，並一再囑咐她好好調護，並隨時和主治醫生聯繫，就和天振告辭出來了。但萬萬想不到，這就是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相見的最後一面。我從醫院回來後的第三天早晨，曉芳就打來電話通知噩耗，說她爺爺於當天凌晨4點鐘停止了呼吸，並說定於8月7日進行告別儀式。我也上了年紀，不能遠行到龍華殯儀館為他送行。但我心潮澎湃，就根據我對鄭先生的人品事業和生活遭遇的理解，寫了一副挽聯：

文章垂千古，

風骨映千秋。

　　並找到我的一位工於書法的老學生周斌武代為書寫，隨後又叫我的學生張新穎將我的挽聯送到鄭先生的新居，面交曉芳，聊表示我們夫婦對鄭先生的哀思。新穎為學林出版社的「印象書系」叢書編的《陳獨秀印象》一書選錄了鄭先生的兩篇有關陳獨秀的文章，和曉芳有所接觸，互相熟識。我特意囑咐新穎，請他代我在先生的遺像前鞠三個躬致哀。直到上海政協給我發來鄭先生的訃聞，我才知道告別式的時間突然提前了兩天，改在5日舉行。後來又聽說告別式由原來的8月7日下午3點提前到5日的11點，屬加場。再後來才聽說，由於告別式的時間臨時改變，所以來吊唁的人不多。但令人不解的是，在告別儀式上各方送的挽聯一律不准掛出，只能擺花圈。看來鄭先生一直到去世，也沒有受到公正的待遇。由於恩格斯所說的「歷史的惰性」，在某些人心目中，他還是個有「前科」的「異類」，雖然蘇聯已經被我國稱為「前蘇聯」，像我青年時代時國被稱為「舊俄」一樣……

鄭先生在監獄裡過了幾乎半生，可是他寧肯長期坐牢，也不肯改變自己的觀點。但他作為一名知名的知識份子，還可以在監獄中從事各種翻譯活動。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像紀德的《從蘇聯歸來》一書，也是他在30年代坐牢時翻譯的。1996年我應邀到台灣參加一個學術會議，又看到台盜印的他與王凡西合譯的托洛茨基的《俄國革命史》。事先，鄭先生也看到了這個盜印本，所以他托我給他找找這家出版社，以便索要樣書與稿費。我托自己熟悉的出版社的老闆打聽，才知識盜印書的是一個「野雞」出版社，這件事只好不了了之。就我所看到的鄭先生的譯著，我發現他無論是譯政治性的讀物，還是文藝性的讀物，都以契合他的政治理想和人格追求為依歸，是有所為而為。這也從另一側面反映了他高尚的人格境界，真正做到了文如其人、人如其文。鄭先生晚年還寫了不少的回憶性的文章，都是秉筆直書，向歷史負責，絕不因時勢變遷或處境險惡而曲筆成章，「改造」歷史或自我欺騙，這也是他的風骨的具體反映與表現。他到底譯了多少東西，現在還沒有一個很好的統計。他的孫女鄭曉芳女士來看我時，我讓她整理一下鄭先生的譯著書目。過些天她送來了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出版的《史事與回憶——鄭超麟晚年文選》（第一卷），其他幾卷還沒有出來，其中收錄了他的回憶性的文章。這本書不但印刷得很精致，而且內容也比大陸出版的要全，大陸版有所刪節，而這裡採用的都是未經刪節的原文本，因此很有歷史文獻價值。鄭先生坎坷一生，臨終還能有機會留下歷史的見證，也算聊可告慰了——只是遺憾的是他未來得及見到這本書，當樣書從香港寄回時，他已於這天凌晨離開了世界。這也是命運對他的不公正吧！可是不管怎樣，鄭先生的著作與遺作會在這個世界上繼續流傳下去的，因為它們有繼續存在的思想和歷史價值。他的風骨也會受到後人紀念的，因為作為一個關懷自己國家的命運，有自己獨立的人生追求，並為之付出過沉重的生命代價的中國現代知識份子，他確實值得人們永遠紀念。想到這一點，我和朋友們送的挽聯即使沒有被掛出來，也就不算什麼了。

鄭超麟先生，我的前行者，您安息吧！

1998年9月中旬在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