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思想論稿

說毛澤東不是高明的戰略家，我們不是就軍事意義而言，卻是指革命政治的意義而言的。革命政治方面的戰略，先指革命家或革命黨對於革命的動力、革命任務、性質與前途的認識，特別是指對於革命政權（即一切革命之最重要與最直接的目標）所懷抱的態度和理解。毛澤東對於這些問題的認識和理解，根據文獻，證以事實，卻很不高明。

為了便於問題的說明，讓我們先看著革命戰略這個問題最初怎樣在社會主義的革命者中提出，牠對於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曾經發生了怎樣的影響，有過怎樣的關係。托洛茨基──俄國十月革命的第二位領導者──對於這些問題曾有過精簡扼要的說明，茲抄錄如下：

「我們在政治學上借用軍事學名詞：所謂「策略」乃是指領導個別的運動而言，所謂「戰略」乃是指奪取政權而言。大戰以前，我們一般未曾作此區別。在第二國際時代，我們祗限於社會民主黨的策略觀念裏面。這也不是偶然的。社會民主黨實行議會策略、工會策略、巿政府策略，合作社策略等等。但是配合一切力量和資源──一切隊伍──以戰勝敵人，這個問題在第二國際時期，關於奪取政權的實際任務並未曾提出來。一九○五年革命，經過一個長時間之後，才第一次提出無產階級鬥爭的根本問題或戰略問題。為此之故，俄國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即布爾雪維克派，才占得了莫大的便宜。革命戰略的大時代開始於一九一七年，起初在俄國，後來普遍於其餘的歐洲。」（見「十月教訓」的第一節）

「一九○五年革命，不僅是一九一七年革命的『總演習』，而且是一個實驗室，其中製成了俄國政治生活內所有基本的派別，又設計了俄國馬克思主義內各種不同的傾向。爭論之焦點，不待說，是關於俄國革命的歷史性質及其未來發展道路。」（見「三種俄國革命觀」）

「民粹派，同斯拉夫主義一般，從下一幻想出發，即認為俄國的發展道路是完全特殊的，俄國可以避免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普列哈諾夫的馬克思主義則集中於證明俄國歷史道路和西方歷史道路原則上並無不同。但由此產生出來的綱領，反而漠視俄國社會結構和革命發展上真實的而非神秘的特殊點。門雪維克派的革命觀，除去其插話性的歧異和個人的偏向以外，可以概括如下：俄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祇有在自由資產階級領導之下才是可能的，此勝利必然推送自由資產階級走上政權。以後，民主政制就將使得無產階級，以比前更大得多的成效，在社會主義鬥爭道路上，趕上牠的西方兄弟輩。

「列寧的見解可以概括如下：落後的俄國資產階級是不能完成其自己的革命的！經過「工農民主專政」得到的革命完全勝利，將肅清土地上的中古制度，將給俄國資本主義發展以美國的速度，將加強城市和鄉村無產階級的力量，將使社會主義鬥爭成為真正可能的。他方面，俄國革命的勝利亦將大大推動了西方社會主義革命，後者不僅能保障俄國免除復辟危險，而且能促使俄國無產階級於較短的歷史時期內奪得政權。

「不斷革命論的見解可以概括如下：俄國民主革命的完全勝利，祇有在農民支持的無產階級專政形式之下，才是可以思議的。無產階級專政將不可避免地不僅提出民主任務於議事日程，而且提出社會主義任務於議事日程，同時亦將大大推動國際社會主義革命前進。惟有西方無產階級的勝利才能保障俄國免於資產階級復辟，並保證牠有完成社會主義建設的可能。」（見同上引書）

「門雪維克派所主張的前途是根本錯誤的：他們給無產階級指示錯誤的道路。布爾雪維克派所主張的前途是不完全的，他們很正確地指示了鬥爭的總方向，但關於鬥爭的階段說得不正確。布爾雪維克派所指的前途的不完全，一九○五年革命時尚未明顯暴露出來，僅僅因為革命本身尚未更進一步發展。可是，一九一七年革命開始時，列寧就不得不直接與他的黨的老幹部衝突，而改變布爾雪維克前途了。

「任何政治診斷都不能自命為算學一般精密無訛的。祗要牠能正確指示發展的總方向，能幫助實際事變過程，不可避免地旁逸斜出的過程，沿這路向定去－－就足夠了。在這意義上，我們不能不看出不斷革命論的俄國革命觀確曾完全通過了歷史的考驗。」（見同上引書）

事實正是如此：俄國的資產階級民主任務是在十月革命中完成的，而十月革命中建立起來的政權卻是農民支持的無產階級專政。這個無產階級專政不但提出了並解決了民主任務，而且提出了並解決了社會主義任務。俄國革命的經驗證明了俄國資產階級確實不能完成「自己的」革命，證明了領導資產階級革命的人祇能是無產階級（經過牠的黨）；又證明了革命勝利了的無產階級祇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農民支持的），而不能建立工農民主專政，更不能建立什麼數階級聯合的「民主政府」。俄國革命證明了這些，也就證明了最初由托洛茨基提出、然後為列寧所堅持的不斷革命論的完全正確。

俄國革命依照了不斷革命論的政治預見而發展而完成，這個事實並不表示不斷革命論祇適合於俄國革命。不斷革命論的客觀根據並非是俄國獨有的特殊性，而是一切落後國家所共有的特殊性。這個特殊性，正如托洛茨基當年對俄國所說，「首先顯出來的是牠的落後性。歷史的落後並非這個國家將依樣葫蘆於一百年或二百年後重走先進國所已走過的路徑之意。寧可說，這個國家有完全不同的「配合的」社會形態，其中資本主義在技術上與結構上的最高成就，進入於封建的或封建前的野蠻的社會關係之內，改變這些關係，支配這些關係，造成一種特異的階級對比。」（見「三種俄國革命觀」）這種「特異的階級對比」構成了俄國不斷革命論的基礎。但因這個「特異的階級對比」並非僅僅出現於舊俄，同樣也形成於其他落後國家中，故牠同樣構成了其他落後國家的不斷革命論的基礎。因此，不斷革命是一切落後國家必須遵循的一條革命戰略。順著牠走的「資產階級革命」會獲得勝利，違背牠的就必然歸於失敗。把握不住牠，或祇能在經驗中偶爾摸索到牠的，自然不可能是高明的戰略家。

一般說，中國共產主義者從來輕視革命理論，更加看不起「學院式」的關於革命性質與革命前途的理論。在他們眼光中，一個共產主義的遙遠目標，幾條反帝反封建的具體與切近的綱領，已經完全夠了，餘下來的全部問題只是努力苦幹、實幹。一切「空談」，「清談」都是不必要的，甚至是有害於革命的。因之研究學習理論的傾向受到了斥責，「馬克思主義的學者」成了嘲笑的名詞。這種盲目的、不用頭腦的實幹主義作風，使得一九二五──二七年間共產國際種種錯誤決議得以毫無批判的執行，因而也部分地促成了中國那次革命的失敗。革命失敗了，革命者跌倒了，犧牲了；其中幸而未曾喪失生命，僅僅受了傷，或祗是撞痛了頭腦的，那時痛定思痛，纔開始用自己的頭腦，將革命反映於概念上的種種大問題，思索和研究起來。正好像一九○五年的俄國革命首次將革命戰略的原則問題提出於俄國革命者面前一樣，中國革命的戰略問題也是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後，而且是在失敗之後，纔初次闖進中國革命者的頭腦。只是有一個不同，當時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是自己直接考慮了問題，發生了派別的；而中國馬克思主義者關於革命戰略的不同意見，基本上卻是蘇聯共產黨內的不同意見在中國引起的響應。關於中國革命的戰略路線，共產國際的領導層中，亦即在蘇聯共產黨的領導層中，自從一九二五年以來就發生了兩種對立立場。一種以史大林為首（其中包括布哈林、馬丁諾夫等人）主張中國共產黨應採取本質上相等於俄國當年普列哈諾夫所提出的門雪維克式的戰略路線，這就是說，中共與中國無產階級應該擁護資產階級去領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在鬥爭中建立四個階級（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農民、無產階級）的民主政權，藉使中國走上非資本主義的道路。這戰略的主張者口頭上也提到「無產階級領導權」的重要，但事實上反對共產黨與無產階級為此領導權所作的一切真實鬥爭，他們妨礙這些鬥爭，勒令中共加入國民黨，直至蔣介石清黨也不准退出國民黨，要中國共產主義者信仰小資產階級的三民主義，服從國民黨紀律，以此企圖始終保持那個「反帝反封建的聯盟」。另一個立場是由托洛茨基提出的，後來又為列寧的老戰友齊諾維也夫與加明尼夫所贊同。此立場的要點如下：中國資產階級是不能完成牠自己的革命的。一部分所謂民族資產階級雖然也受帝國主義壓迫，但因他們一方面與帝國主義，另方面與封建殘餘保有千絲萬縷的血緣關係，他們既不能堅決反帝，也不能堅決反對國內落後勢力。在工農革命興起的威脅下，他們倒寧願與帝國主義及封建殘餘及早妥協，藉以壓制工農革命的。因此，蘇共反對派堅決主張中共採取獨立的階級政策，反對加入國民黨，更反對共產黨人不批評三民主義與服從國民黨紀律的承諾。主張徹底發展階級鬥爭，特別在北伐軍進展中發展土地鬥爭，藉以爭取武裝農民──兵士──的擁護，主張組織蘇維埃，藉以代替資產階級的政府，建立由農民支持的無產階級專政，以此解決民主任務，並由此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

因為史大林一系當時已經在蘇聯共產黨及共產國際中攫取了大權，他們所代表的立場便被實際執行了出來。可是中國革命的全部經過，絕對無情地證實了此一立場的錯誤，反證出反對派立場的正確。結果如所周知，這個被證實了錯誤的當權派，為了要維持其對內對外的威望，應用了官僚行政手段，甚至應用了絕對與布爾雪維克精神相違反的特務恐怖手段，鎮壓了與摧毀了被歷史證明為正確的反對派。錯誤的史大林派為何與如何摧殘了托洛茨基派，因問題與我們這裏所討論的無直接關係，不具論。這裏我們需要談的乃是史托二派的意見在中國共產主義者中間所發生的影響。特別是，牠對毛澤東發生了什麼影響？更確切些應該說，毛澤東對蘇聯共黨中二派關於中國革命戰略之爭，採取了什麼態度？他作了怎樣的左右袒？

蘇聯共產主義者的這個爭論，主要因為史大林一派當權者的嚴密封鎖和惡意曲解，其次由於當時中國共產主義者一般理論水準的低下，所以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完全失敗之前，對整個中共言，可說是根本不存在的。即使在中共的最高領導層中，包括總書記陳獨秀在內，都不曉得除了由國際代表傳來的所謂國際指示或決議（其實是史大林派立場的指示或決議）之外，還有其他意見。少數有機會派出去莫斯科參加國際會議的領袖，例如譚平山之流，只是在史大林派的「中國問題專家」領導之下，奉命反托如儀罷了。他們根本接觸不到反對意見的代表人物，甚至讀不到反對派的文件（除了一些惡意改竄的，斷章取義的「摘引」），因之他們（且不談他們是怎樣氣質的人吧）不可能把這個有關中國革命根本理論的爭論帶到中國黨內來。中國革命失敗後，史大林便是利用中國黨內對於史托二派關於中國革命爭論的無知，當然更利用他所把持的蘇聯共產黨的無上權威，將斷送革命的全部罪責統統推在陳獨秀身上了。可是這樣一種張冠李戴的手法，居然為陷於迷惘中的中國共產主義者所接受。這樣，中國共產主義者雖付出了一次革命失敗的代價，卻仍舊得不到關於中國革命的原則的戰略問題的正確認識。從失敗中沒有獲得教訓，沒有得到經驗。

中國革命者首次得到這個認識、教訓和經驗，那是在一九二七──三○年間。由於大量的年青共產主義者被送去蘇俄學習，在那邊接觸到了反對派文件。這接觸使不少人變成了反對派。這些反對派又將此種文件偷送到留在國內的老革命者手裏。如此，有關手中國革命根本戰略問題的爭論，在實際革命失敗以後二三年，纔輾轉流傳到中國革命者中間，引起了他們的爭論，並促成了他們的派別。代表反對史大林派意見的政派，在一九三○年正式從中國共產黨中分裂出來了，他們組成中國的「托派」，以陳獨秀為首，包括了很大部分大革命中擔任過領導工作的人物。

毛澤東對這次爭論和分裂（即托派被開除）採取什麼態度呢？從毛澤東選集中我們找不到他當時的意見。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他對中共瓦窰堡黨活動分子所作報告（「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之前，毛氏提起革命失敗原因、革命性質及前途等基本的戰略戰線之時，總是空洞浮泛，不著邊際，僅僅背誦國際決議案上的一些字句，而對這些字句，他都不甚了了的。比如在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中，他用如下的話來說到這些問題：

「中國迫切需要一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這個革命必須由無產階級領導才能完成。從廣東出發向長江發展的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因為無產階級沒有堅決地執行自己的領導權，被買辦豪紳階級奪取了領導，以反革命代替了革命。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乃遭遇到暫時的失敗。……

「中國的民主革命的內容，依國際及中央的指示，包括推翻帝國主義及其工具軍閥在中國的統治，完成民族革命，並實行土地革命，消滅豪紳階級對農民的封建的剝削。這種革命的實際運動，在一九二八年五月濟南慘案以後，是一天一天在發展的。」

在這一段小學生式的背誦中，人們完全看不出毛澤東本人對革命的根本問題抱什麼見解和態度。因為無論史大林派或托洛茨基派，誰都不曾否認中國革命的民主性質，因為誰都承認這個革命的主要內容是民主的。至於說這個革命必須由無產階級領導才能完成，恰恰是托洛茨基派所特別堅持之點，史大林們主張由「四個革命階級」共同領導革命，拚命反對托派的無產階級領導論，他們認為單獨一階級的領導就是違反了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性；有時他們雖然也談談這個領導，但事實上他們卻自始至終總是叫中國革命者及無產階級服從資產階級的領導，因此正是在這一點上，他們一手斷送了中國革命，使一次大有希望的革命，終於為反革命所代替。那末毛澤東當時文章中提出此點，是否表示他在史托之爭中左袒後者呢？當然不是。因為，我們相信，他當時是並不清楚聯共二派關於中國問題的立場的。「必須拿起槍桿子」，「必須由無產階級－－簡單地了解為共產黨人－－領導革命」，只是代表革命失敗後的一種普遍認識吧了。

不久以後，毛澤東給中共中央寫的那個著名報告：「井岡山的鬥爭」，中間是以如下的文字表示他對革命性質問題的意見的：「我們完全同意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中國現時確實還是處在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階段，中國澈底的民權主義革命的綱領，包括對外推翻帝國主義，求得澈底的民族解放；對內肅清買辦階級的在城巿的勢力，完成土地革命，消滅鄉村的封建關係，推翻軍閥政府，必定要經過這樣的民權主義革命，方能造成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真正基礎。」

一九二九年四月五日，毛澤東以前敵委員會名義給中共中央寫的信上，又觸及這個問題，文如下：「黨的六次大會所指示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是對的：革命的現時階段是民權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黨的目前任務是爭取群眾而不是馬上舉行暴動。」

上面這兩段文字，雖然沒有明顯地說出他對聯共黨中關於中國問題的二派意見何去何從，但意思是清楚的，他擁護史大林，反對托洛茨基。因為托洛茨基的意見，在中國革命失敗後的那一時期中，被史大林歪曲成這個樣子：他，史大林，認為中國革命仍是民主性的，即其主要任務為反帝反封建；而托洛茨基則依據史大林的轉述，認為中國資產階級革命已由蔣介石完成了，故今後的革命將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性的，即其主要任務為反對資產階級的私有制度。根據了這樣一個虛偽的對立，毛澤東表示他同意中國革命仍為資產階級民主性質，就無異對史氏投了贊成票，對托氏投了反對票。

其實，中國革命失敗以後，發生於史托二派之間的關於中國革命的比較重大的乃至原則性的問題，有如下的不同看法：

史大林：最初根本不承認革命失敗（將失敗說成為「革命的更高階段」），後來（廣州暴動後），承認革命是失敗了，但他第一不認為這個失敗是深刻的，因而將是相當長期的，所以他反對讓中國共產黨在反革命的新局勢中，用國民會議口號從事民主革命鬥爭。第二，他否認資產階級的反革命勝利對中國革命的往後發展會有任何影響。他認為雖然以蔣介石為首的大資產階級叛變了革命，但末來民主革命的領導者將仍是包括民族資產階級在內的各個革命階級的聯盟，他又認為，蔣介石的反革命雖然讓資產階級攫取了全國政權，但牠絲毫不影響未來革命無論政治上成經濟上的純粹民主性質。

托洛茨基：及時指出了革命的失敗，指出了資產階級反革命勝利的局勢，竭力反對在不利局勢下舉行盲動，力主提出全權普選國民會議這個民主政綱，藉以蓄積力量，準備新的革命。他認為資產階級的反革命勝利絕不等於革命勝利，故革命的民主任務依然存在，在此意義上，中國革命的性質仍是「資產階級民主性的」；但因資產階級在反革命勝利中掌握了全國政權，以致民主革命的矛頭首先必須指向這個政權，而為要解決民主任務，又必須由無產階級領導革命，奪取政權，建立自己的專政，方才可能，在此意義上，則未來的革命將一開始便是社會主義的。

根據上面敘述，可見史托雙方關於中國革命任務之仍屬民主性質，並不曾有所爭論。實質上發生爭論了的乃是如下三個問題：１對反革命時期的認識以及以何種合適的口號去進行鬥爭，藉以縮短這個時期，早日迎接新革命的到來；２在未來的民主革命中，反革命的資產階級是否還能起領導作用？即使是部分的領導作用？未來革命的勝利是否一定要建立無產階級專政，還是多階級的聯合專政？中國民主任務的澈底解決是否必須經過而且祗有經過無產階級專政？解決民主任務的無產階級專政是否不可避免地、立即地、甚至同時地去提出社會主義任務；３反對資產階級專政為無產階級專政而進行的革命是否其本質便已經是社會主義性質？

毛澤東最初當然完全不清楚這種爭論內容，後來纔從史大林派片面的彎曲轉述中知道了一點。只因毛氏一貫的輕理論、重實幹的精神，又因他和史大林同樣具有現實主義的本性，所以他看不起發生在遙遠地方的「茶杯裏的風波」，不想好好兒弄清楚牠，因此不須等弄清之後纔採取態度，僅僅為了爭取「國際」（史大林把持的「國際」）對他的聲援之故，他就毫不猶預地作出了左右袒，宣佈自己贊同「國際和中央的指示」，說他仍認中國革命為民主性質，以此表示他之擁護史大林與反對托洛茨基。不過毛澤東明明白白的擁史反托立場，在正式公佈的文獻中，則始見於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的報告：「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他說：「中國革命現時階段依然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這是十分明顯的。只有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才瞎說中國已經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再要革命就只是社會主義的革命了。」從這段文章中可以看出，直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毛氏還不曾知道「托洛茨基分子」對中國革命的真正主張，或者他已經知道了，卻有意搬弄著史大林的誣栽來污衊托派。「托洛茨基分子」從來不曾說過「中國現時階段」（按：即一九三五年前後－－雙山）不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而是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因為他們認為：第一，那時根本還不曾有革命，舊革命已經在一九二七年秋冬結束，而新革命則尚未見端緒，第二，若說客觀存在的（或可稱潛在的）革命任務，則其主要的屬於民主性質，當無疑義。「托洛茨基分子」從來也不曾說過「中國已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他們說的是：中國資產階級的反革命勝利了，卻未完成（其本身亦決不能完成）民主性質的革命任務。至於「再要革命就只是社會主義的革命」這個意見，「反革命的」托派確實說過，但他們是在特定的意義中說這句話的，那意義是：新的革命一開始就要反對資產階級專政，就要為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這是政治意義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這是主要的一方面。其次，新革命在開始及持續進行中，固然要為民主任務的解決而作鬥爭，但對城鄉資產階級利益或多或少的侵犯，亦屬難於避免者－－這是經濟意義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這是次要的一方面。

毛澤東於一九三五年年底對「托洛茨基分子」作出上述控訴，可見是不盡不實的。這裏暴露了毛澤東對革命理論的輕率和輕視，暴露了他對革命戰略的原則性問題所採取的勢利態度。同時更根本地，暴露了他不能從局部的、策略性的實際經驗，自行綜合和提高到戰略水準。譬如拿我們上述史托二派當時爭持的三爭論的第一問題來看吧，是否在反革命猖狂的局勢中，共產黨應該積極提出徹底民主的國民會議口號呢？托洛茨基說必須提出，史大林竭力反對，斥之為「取消派的政綱」。那末毛澤東的親身經驗告訴他什麼呢？他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寫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井岡山的鬥爭」）中說：

「我們一年來轉戰各地，深感全國革命潮流的低落。一方面有少數小塊地方的紅色政權，一方面全國人民還沒有普通的民權，工人農民以至民權派的資產階級，一概沒有言論集會的權利，加入共產黨是最大的犯罪。紅軍每到一地，群眾冷冷清清，經過宣傳之後，才慢慢地起來。和敵軍打仗，不論那一軍都要硬打，沒有什麼敵軍內部倒戈或暴動。馬日事變後招募『暴徒』最多的第六軍，也是這樣。我們深深感覺寂寞，我們時刻盼望這種寂寞生活的終了。要轉入沸熱的全國高潮革命中去，則包括城市小資產階級在內的政治的經濟民權主義鬥爭的發動，是必經的道路。」

這真是給國民會議口號所能作的最好的說明，是此一民主總口號必須提出的最有力的理由。如果毛澤東當時是優秀傑出的戰略家，那末簡單憑了他本人的這點「調查研究」，就足夠到達與托洛茨基當時提出的同樣結論了（註[1]）即：革命局勢早已為反革命局勢所代替，針對著新的局勢，中國共產黨必須提出澈底民主的國民會議口號，藉使「冷冷清清的」「寂寞生活」早日結束，經過「包括城巿小資產階級在內的政治的與經濟的民權主義鬥爭的發動」，使反革命局勢「轉入沸熱的全國高潮的革命中去上。可是毛澤東不能從自己的觀察引伸到這個邏輯的結論。他不能、或者不敢提出為史大林所反對的總的民主口號－－國民會議。以致他雖然大力肯定「現階段」革命的民主性質，雖然深深感覺到反革命局勢的嚴重，雖然痛感到孤軍奮鬥的寂莫，雖然十分明白局勢轉變之有賴於廣大城鄉民眾政治的與經濟的民主鬥爭，雖然十分明白「少數小塊地方紅色政權」的保持與擴大，有賴於工人農民以至民權派資產階級為「普通民權」而鬥爭的全國性的民主運動，他卻不能，或者不敢違背史大林的主張，將那個唯一能總結全部民主鬥爭的、因而是唯一能適合當時鬥爭需要的國民會議口號提出來。

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的不高明，還可以從另一方面來說明的。當史大林在整個國際內由極左跳回到極右，在中國由十年內戰再度謀與蔣介石聯盟之時，便突然提出了一直被他斥之為「取消主義」的國民會議口號，撤換了多年來被奉為神聖的「蘇維埃」。中共幹部對於這個突變當然會感到驚奇的，特別因為他們聽慣了誰提國民會議誰就是不要革命這套理論，但毛澤東卻跟他過去之無條件贊成史大林的排斥國民會議一樣，現在也非常積極地出來為克里姆林宮主人的新立場辯護。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對中共全國代表會議所作報告中，他說：「全國人民及各黨派的愛國分子，必須拋棄過去對於國民大會和製定憲法問題的冷淡，而集中力量於這一具體的帶著國防意義的國民大會運動和憲法運動。」（見選集卷一第二五四頁）毛澤東說這話的時候不可能不知道過去使「全國人民及各黨派愛國分子」「冷淡了國民大會和製定憲法問題的」，恰恰是史大林，恰恰是毛澤東自己；而八九年來竭力要他們「拋棄」這種「冷淡」的則是被他們罵為「取消派」的托洛茨基派。毛澤東至少在那時（一九三七年）已經清楚了史托二派的爭論點，所以說過這段話之後，趕緊就號召大家去和「托洛茨基派的陰謀」作鬥爭。在對同一次會議所作的結論中，毛澤東更著力地說明了必須強調國民大會的理由。他說：「為什麼強調國民大會？因為它是可能牽涉到全部生活的東西，因為它是從反動獨裁到民主的橋樑，因為它帶著國防性，因為它是合法的。……中心的東西是國民大會和人民自由。」（見同上引書第二七三－－二七四頁）這個理由，除了帶國防性這一點有些莫明其妙之外，都說得很好很好，簡直好得很！但人們應該問問毛澤東，這個同樣理由為什麼不可從一九二八年以後就用來提出國民會議或國民大會呢？為什麼國民會議口號在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五年之間是反動的：到了一九三五年（註[2]）便正式宣佈為革命的、必須強調、而且成為「中心的東西」了呢？

我們可以因此責備毛澤東對史大林的盲目追隨：這裏確乎也暴露了毛澤東現實主義的勢利的一面；但是更重要的，我以為此事證明了，測定了作為一個戰略家的毛澤東的高度。

當然，正如我們在上面所說，一個革命戰略家之最無誤的衡量標準是他對政權問題的態度，是他對以政權問題為中心的全盤革命發展的瞻矚。因此，我們還必須回到革命的根本問題上來談毛澤東的戰略家地位。

毛澤東是在一九三七年前後纔認真與廣泛地研究了馬克思主義著作的，特別是史大林的著作。經過了這次系統研究，毛澤東對於中國革命問題上史托二派的爭論，便有了明確立場。如果在這以前，毛澤東的步趨史大林主要是由於「紀律」，由於「不明就裏」，由於現實主義的趨附，那末在那時之後，毛氏贊同史大林的主要理由，應該說是由於思想和氣質的共同，其他因素的影響倒反而居於次要了。我們曾經多次說過，毛澤東和王明不同，他不是買辦型的，更不是崇洋派，有足夠勇氣在權威面前反抗的。所以毛澤東在一九三七年以後成為史大林的堅決擁護者與崇拜者，祇有一小部分可以用他所擅長的策略手腕（即欲藉此利用史大林所把持的蘇聯及共產國際的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來解釋，大部分應該用他和史大林之間的思想相同，意氣相投來解釋。二人都是高明的策略家，都是不高明的戰略家。大家同樣地重實際，輕理論。大家都是經驗主義者，歸納主義者，因之都看不起原則性的「冥想」，都鄙棄從思想出發的演繹。大家都喜歡談現實主義的「常識」政治，不喜歡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鬥爭的「迂腐」教條。二人都不懂外語，對西方思想，甚至對一般的外國文化都很隔膜，以致表示某種程度的輕視或敵視，故二人都是國際主義者其名，民族主義者其實的。最後，二人都視實力（不論槍桿子或機關）高於思想，都懷有非凡的大志，都要造成個人的領袖崇拜，都看不起群眾自發的創意，因之二人在精神上都是官僚主義的，英雄主義的，甚至是帝王思想的。當然，二人除上述相同之外還儘有不同之處，譬如思想的來源不同，各自對革命與黨的關係和地位不同，以及二人才智有高下（毛澤東無疑比史大林高些），性質有厚薄（史大林當比毛澤東陰險刻薄得多）。不過這些個不同在那些個相同之前顯得非常無力，所以儘管在某些特定的事件或特殊問題上，毛澤東可以怨恨史大林（例如後者之拚命「栽培」王明與毛氏作對）或不同意乃至看不起史大林（史大林所作的關於中國革命的指令，曾有不少由毛澤東這個執行者看來是荒謬可笑的。在這些時候，宅氏的應付方法，總是「陽奉陰違」，「先斬後奏」。倘事實證明了毛澤東判斷的正確，則他照例不以之揭穿史大林指令的荒謬，卻往往將功勞歸之於「國際」的「正確領導」（註[3]）），但在整個思想上，特別在落後國家民主革命這個戰略思想上，毛澤東是由衷地追隨了史大林的。蘇聯共產黨中的二大領袖，托洛茨基的文釆風流雖然可能引起過毛澤東的景仰，但史大林的平庸現實總彷彿更合乎他的胃口。這該屬於同氣相求之類的。

毛澤東以完全成熟的史大林主義者姿態出現來談中國革命的性質與戰略問題，當以一九三九年十二月發表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為首次。在這本小冊子裏，他有系統地與極其明確地說明了：「現階段中國革命的性質，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而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但是，現時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已不是舊式的一般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我們稱這種革命為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這種新民主主義的革命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堅決地反對帝國主義即國際資本主義的，它在政治上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於帝國主義者和漢奸反動派的專政。」這裏他提出了與舊民主革命不同，又與社會主義革命有異的所謂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這個革命的政治上的目標為「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的專政」。

在時間上幾乎是緊相啣接的「新民主主義論」（一九四○年一月）中，毛澤東的此一戰略思想有了更充分的說明，有更自由的（即不是襲取他人的而已為自己思索之成果的）發揮。其中最重要的一節如下：

「這種新民主主義共和國，一方面和舊形式的、歐美式的、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的共和國相區別，那是舊民主主義的共和國，那種共和國已經過時了，另一方面，也和蘇聯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的共和國相區別，那種社會主義共和國已經在蘇聯興盛起來，並且還要在各資本主義國家建立起來，無疑將成為一切工業先進國家的國家構成和政權構成的統治形式，但是那種共和國，在一定的歷史時期中，還不適用於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因此，一切殖民地國家的革命，在一定歷史時期中所採取的國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種形式，這就是所謂新民主主義共和國。這是一定歷史時期的形式，因而是過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

「第三種，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所採取的過渡的國家形式。……即幾個反對帝國主義的階級聯合起來共同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見「選集」卷二第六六八頁──六六九頁）

上面這一段由毛澤東深思熟慮後、用他自己的言語說出來的史大林主義的關於中國的革命觀，讀者可以拿來和本章開始時候的三種俄國革命觀比對一下，這不正是當年門雪維克派的立場嗎？自然表面上的區別也不是沒有的，譬如門雪維克並不區別民主主義的新舊，他們又公然說革命應該在自由資產階級的領導下，而毛澤東所爭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卻是「新」的，且其國家形式必須是「幾個反對帝國主義的階級聯合起來的共同專政」。但是實質上，只要這個說法不是宣傳技倆，而是共產黨的原則性的戰略路線，那末在嚴格地不使之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之下，這個所謂一切「反帝階級的共同專政」，除了由資產階級，而且是最有槍桿子的資產階級，占有實際專政的權力之外，還能有什麼形式呢？因此，毛澤東的這個立場實質上就是門雪維克派的立場。

按照門雪維克派立場，俄國無產階級幫助自由派資產階級成立民主共和國以後，便將「以比前更大得多的成效，在社會主義鬥爭道路上，趕上牠的西方兄弟輩。」到底他們以怎樣大的成效，如何趕上他們西方兄弟輩的社會主義鬥爭，可惜（其實是幸而）門雪維克派沒有機會用事實來告訴我們。如果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沒有成功，如果門雪維克派的「戰略」如願實現，即俄國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得能穩固與繼續存在下來，那末，我們可以肯定，俄國由這些「社會主義者」領袖們率領的俄國工人們的社會主義鬥爭，一定至今還趕不上英、法、美諸國的兄弟們哩！

依照實質上是門雪維克主義的毛澤東的革命觀，即認為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其革命不能為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但啗能為「一切反帝的階級的共同專政」而鬥爭，──其前途的轉變又具怎樣呢？在「新民主主義論」中，他對前途給了很明確的說明和回答。他說：

「沒有問題，現在的革命是第一步，將來要發展到第二步，……中國革命不能不做兩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義，第二步才是社會主義。而且第一步的時間是相當地長，決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

至於如何轉變？如何與幾時由第一步轉入第二步？則他沒有回答，他只是一再地，著重地說：革命「有階段之分，只能由一個革命到另一個革命」，無所謂「畢其功於一役」。」第一階段有「自己的一定時間」，形成「一定的歷史時期」，在此時期內，民主任務只能用各階級的民主專政來解決，等到解決之後，「再使之發展到第二階段，以建立中國社會主義的社會。」

關於兩種革命之間的轉變條件及其時間問題，倒是在此以前，當中共初向國民黨提出正式再度聯台之時，毛澤東比較明白地說過。那是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及「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一九三七年五月）兩篇文章中的態度。在第一篇中，毛對轉變問題的答覆如下：

「革命的轉變，那是將來的事。在將來，民主主義的革命必然要轉變為社會主義的革命。何時轉變，應以是否具備了轉變的條件為標準，時間會要相當地長。不到具備了政治上經濟上一切應有的條件之時，不到轉變對於全國最大多數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時，不應當輕易談轉變。懷疑這一點而希望在很短的時間的去轉變，如像過去某些同志所謂民主革命在重要省份開始勝利之日，就是革命開始轉變之時，是不對的。這是因為他們看不見中國是一個何等樣的政治經濟情況的國家，他們不知道中國在政治上經濟上完成民主革命，較之俄國要困難得多，需要更多的時間和努力。」

「我們是革命轉變論者，不是托洛茨基主義的「不斷革命」論者。我們主張經過民主共和國的一切必要的階段，到達於社會主義。我們反對尾巴主義，但又反對冒險主義和急性病。

「因為資產階級參加革命的暫時性而不要資產階級，指聯合資產階級的抗日派（在半殖民地）為投降主義，這是托洛茨基主義的說法，我們是不能同意的。……」

我們不厭其長地抄錄了上面文字，首先因為這可說是毛澤東談到革命性質轉變問題最明白肯定的兩個地方，第二，因為這裏面頗有意義地將三種關於中國革命的「轉變論」羅列在一起了。

第一種是以王明為代表的（當然就是「第三次左傾時期」共產國際的立場，也就是史大林本人，或其親密助手當時對此間題所持見解），即以為：「民主革命在重要省份開始勝利之日，就是革命開始轉變之時。」

第二種是毛氏自己的意見：「何時轉變，應以是否具備了轉變的條件為標準，時間會要相當地長。不到具備了政治上經濟上一切應有的條件之時，不到轉變對於全國最大多數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時，不應當輕易談轉變。」

第三種是毛澤東派給托洛茨基主義者的，說他們主張「不經過民主共和國的一切必要的階段」，立即進行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毛澤東這裏的描寫當然不正確。我們從當時托派的文獻中，可以知道他們對此問題的見解大致如下：中國革命無疑將因民主民族鬥爭而復起，但此革命一定要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領導之下，纔能前進與深入，如此，無產階級就勢必在客觀上與主觀上都要為自己的政權而鬥爭，因而走上政權；一旦這樣的政權在全國範圍內建立起來，自不能自限於民主任務的解決。因此，根據托洛茨基派的見解，所謂革命性質的轉變問題根本就提得不正確，就革命的客觀任務說，當無產階級專政建立之後，也還有一段民主時期，若就革命動力說，特別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這個歷史必要性說，那末一開始都已經是社會主義性質了。

史大林毛澤東因為根本否認在民主革命中，無產階級可以而且必須為自己的專政而鬥爭；因為他們根本否認落後國家的民主革命任務祇有而且必須經過無產階級專政纔能解決；因為他們囿於門雪維克的老說法，一貫認為民主革命一定要先由民主政權（或民主革政）來解決，解決了之後，上面的政權與下面的任務才能同時進入（或轉變到）社會主義性質。因之，他們絞盡腦汁來尋求一個轉變的時機和某些轉變的條件。結果，史大林與王明（當盲動與冒險時期）就硬性規定出一個標準：「在重要省份開始勝利之日」。這個標準當然是荒唐而可笑的。如果當時的「蘇維埃政府」與「紅軍」是代表無產階級的政權和軍隊，如果牠早已實行了反對富農的政策，不管牠的轄區限於一個井岡山，或者廣及「重要的省份」，革命都早已「轉變」到社會主義性了，否則，即蘇維埃與紅軍僅有其名，其政權是「各階級共同」執政，其政策是嚴格地限於反封建，那末，即使其力量到達了全國，其性質也不會有什麼改變。「由量變質」的法則被史大林王明如此應用，真是莫明其妙。毛澤東反對這個標準是對的；但因上述的基本立場相同，他其實也不曾定出更好的標準來。所謂不到「具備了轉變的條件」之時，「不應當輕易談轉變」，事實上等於什麼也沒有說。所謂「政治上經濟上一切應有的條件」，不但空洞，而且是十足門雪維克派的陷阱。因為，如果要等中國這個「一窮二白」的國家，在政治上與經濟上都具備了成熟條件後纔談社會主義革命，那末意思祇能說：在「新民主主義共和國」沒有將中國的政治與經濟都提高到至少有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標準以前，社會主義革命是不能輕易談的。這樣看法，「轉變」的「時間當然會相當地長」。豈但「相當」，其實是非常之長，最早也得在英法美日等國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以後了。毛澤東的這個轉變論，實質上（如果他原則地堅持起來）是比史大林、王明更右的。

毛澤東的這個觀點始終不曾公然改變過。在「聯合政府」這本著作中，他的這個意見甚至解釋得更右了，他說：

「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達到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而在中國，為民主主義奮鬥的時間還是長期的。沒有一個新民主主義的聯合統一的國家，沒有新民主主義的國家經濟的發展，沒有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合作社經濟的發展，沒有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即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發展，沒有幾萬萬人民的個性的解放和個性的發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廢墟上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來，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這裡毛澤東是把革命轉變的條件具體地列舉出來了，那就是：一個由各階級聯合統治的新民主主義的統一國家，高度發展國家資本經濟、私人資本經濟、合作社經濟、高度發展文化、高度發展人民的個性、經過長時期後，等到上述種種發展達到了可以成為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基礎之後，那時革命才轉變了，即各階級的聯合專政才變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為民主主義的奮鬥才轉變成為社會主義的奮鬥。毛澤東的這個立場，為了要袪除某些人對牠的忠實性的懷疑起見，他便著重地聲明道：

「幾個民主階級聯盟的新民主主義國家，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是有原則上的不同的。……中國現階段的歷史將形成中國現階段的制度，在一個長時期中，將產生一個對於我們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時又區別於俄國制度的特殊形態，即幾個民主階級聯盟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形態和政權形態。」

毛澤東這一條關於中國革命的戰略路線：建立一個原則上與無產階級專政不同的多階級的共同專政，在此政權下，在長時期內，發展民主主義的經濟和文化，一直發展到足夠之後，才由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形態和政權形態，轉變為社會主義的國家形態和政權形態。這條基本路線，毛澤東從未改變過。自從他在一九三五──三七年期間最後確定以後，中經抗戰，內戰以至共產黨軍政力量統治全國，毛澤東在所有大小文件中，舉凡涉及這個問題，都一直是這個說法－－雖然著重點是移動了：在內戰尚未爆發之前，他著重於那個專政之「聯合與共同」上，內戰爆發以後，特別當勝利在握時起，則越來越著重於「聯合專政」之無產階級的領導上。不過無論毛澤東將重點置於何處，他直至一九四八年三月，還是十分強調地指出：

「這就決定了我們現階段革命的性質是新民主主義的人民民主革命，而不同於十月革命那樣的社會主義革命。」（見「關於民族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問題」）

當全國革命勝利之後，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六月為紀念中國共產黨二十八週年寫了他著名的論文「論人民民主專政」。在這篇文章裏，據中共的官方宣稱，「毛澤東同志創造性地提出了關於中國革命轉變問題的一系列方針和政策。……對於革命轉變問題的方針和政策，從理論上作了詳細的闡述……」（見一九六○年九月三十日人民日報社論）但如我們細讀該文，所謂「創造性地提出」與「詳細闡述」了的關於革命政權性質及其轉變問題的意見，祇有下面這幾句；首先是：

「人民是什麼？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巿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

「人民民主專政」便是由這四個階級共同組成的，這說法至少從一九三五年提出聯合戰線以來，聞之久矣，完全沒有新意，更談不上什麼創造。另一段，今天特別為所有中共理論家們不斷引證，不斷讚揚，且稱之為毛澤東主張不斷革命論之依據的，則為下列文字。

「我們現在的任務是要強化人民的國家機器，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軍隊、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藉以鞏固國防和保護人民利益。以此作為條件，使中國有可能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穩步地由農業國進到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消滅階級和實現大同。」

這一段話，據「紅旗」雜誌的主要理論家施東向（按；這個筆名代表的多半是陳伯達，或竟是毛澤東）解釋，乃是毛澤東認為中國革命業已轉變的正式宣告。所以施東向說：「這時候，如果認為革命還不到轉變之時，那當然是完全錯誤的。」（見「紅旗」一九六一年份第一期）不過我們如果看看「論人民民主專政」的原文，很顯然，這個所謂「轉變」立場的正式宣告，乃是中共理論家們事後追認的。所謂「強化人民的國家機器」，毛澤東說的很清楚，是指「軍隊、警察和法庭」的強化而言，其目的在於「鞏固和保護人民的利益」。這裏，不管人們在事後作何等樣的彎曲和注釋，總無法使之含有這種意思，即：各階級聯合掌權的人民民主專政現在必須「強化」為（即轉變為）無產階級的專政了。毛澤東整篇文章就是論人民民主專政的，而這個專政，依據毛澤東歷來一貫的聲明，和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之間具有「原則上的不同」。然則，兩個原則上不同的政權，如何可以僅僅因軍隊、警察與法庭等鎮壓機關的強化而發生轉變呢？顯然是不可能的。因此，施東向劉少奇陸定一等想從這篇文章裏找出毛澤東從來主張中國革命之不斷論的證據，總歸是徒勞吧了。

當然，「以此作為條件，使中國有可能在工人階級……」這一段話方可以看成為「不斷革命論」的，即可以被了解為無產階級堅強地掌握了政權，憑此去完成民主任務，並開展社會主義的道路。但是如此了解，與毛澤東的一貫主張相背，與「人民民主專政」這個觀念本身衝突。因為，依據毛氏的理論，民主革命有民主革命的國體與政體，社會主義革命有社會主義革命的國體與政體。前者為民主共和國與人民民主專政，後者為工農共和國與無產階級專政。二者代表著兩個不同的歷史時期，代表著不同的革命階段，代表著兩種絕然不同的社會性質。因此，既不能跳越前者，亦不能提前後者。「兩篇文章」，一定要做完第一篇之後才能再做第二篇。然則，遵守著這個理論，如何可以將屬於「第二篇文章」中的政體（無產階級專政）拿來解決「第一篇」文章裏的問題呢？毛澤東的邏輯不至於如此不通。他當時所說的「人民專政」，一定還是與無產階級專政有著原則性差異的。當毛澤東寫那篇文章時候，如果他確實是一個堅守原則的革命思想家，他一定還以為中國革命的民主任務將由當時的「四階級共同專政」來完成，等到完成之後，即等到中國社會客觀上已具備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之後，民主專政纔變成無產階級專政，民主革命才變成社會主義革命。

所謂「人民民主政權，實質上已經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一種形式」（劉少奇語），毛澤東當時是決不可能有這個思想的。因為這個思想，不多不少，恰恰就是被毛澤東罵作「反革命」的托洛茨基派的思想」。（托洛茨基將俄國革命的經驗和理論運用到中國革命來，認為：或者是資產階級專政（蔣介石道路），或者是無產階級專政（中國的十月革命道路），至於什麼「多階級的聯合共同專政」，則是理論上說不通，事實上不可能的。）毛澤東在漫長的歲月中為各階級聯合的人民專政而努力，一貫而拚命地反對主張建立中國無產階級專政的托派，然則他怎能當自己的戰略目標終於實現之時，突然否定了牠，並宣稱事實上所實現的並非他所想望的，而是他從來反對的托派的目標呢？毛澤東不會認輸，他也不曾認輸。在「論人民民主專政」文章中，只是反映了客觀事實和他主觀想法之間的嚴重矛盾吧了。

出來在理論上企圖解決這個矛盾，並且事後承認中國革命的發展確是遵照了「不斷革命」路線的，不是毛澤東自己，而是劉少奇與施東向（假定他不是毛澤東的化名）。就我個人所接觸到的中共文獻而論，首次正式改變了毛澤東關於民主專政那個戰略觀念的，要算劉少奇於一九五六年九月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會所作的政治報告了。其中有下面一段非常值得注意的話：

「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已經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一種形式。這就使我國的資產階級民主性質的革命有可能經過和平的道路，直接地轉變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誌著我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的基本結束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開始，標誌著我國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的開始。」

這一段話，除了某些說明尚有若干問題之外，根本符合於托洛茨基派的革命戰略觀。因此，牠可以稱為中共事後確認的托洛茨基主義。牠澈底與乾淨地廓清了史大林毛澤東歷來堅持的、由「新民主主義」與「人民民主專政」這兩個基本概念所構成的虛幻、錯誤與反動的整套革命覯。

一九五六年九月，離開毛澤東發表的「論人民民主專政」已過了整整七個年頭。在勝利以前，毛澤東固然看不到中國的革命專政只能是無產階級專政這個事實，而在勝利以後，當這個事實擺在面前時，也還需要長長七年的教訓（其中不少是悲痛的），纔使他（經過劉少奇之口）終於認識到人民專政已經是一種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實質（註[4]）。毛澤東究竟是怎樣偉大的一個革命戰略家，但憑這一點就完全可以測定了。

革命性質轉變問題祇能與政權問題聯合來考慮纔得解決，這在毛澤東也是從來弄不清楚的。他一直有這樣一個想法：革命性質主要表現在「國體」和「政體」上，因而革命性質的轉變也表現在「國體」和「政體」的轉變上。在毛澤東，革命性質，即革命任務，與國政二體的形式有絕對關係。民主任務、人民共和國、人民民主專政是三位一體，是一個獨立的範疇，是「第一篇文章」的三要素。社會主義任務，工農共和國，無產階級專政乃是另一個三位一體，另一個獨立的範疇，是「第二篇文章」的三要素。前後三要素之間隔著一個長長的歷史時期，在此時期內，國家的經濟文化大大提高：準備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等到條件成熟，纔由「第一篇文章」轉到「第二篇文章」。至於具體地如何變法，憑什麼來實行轉變？是否當社會主義革命的客觀條件成熟之後，共產黨領導無產階級再來一次社會主義革命，藉以改變「國體」和「政體」呢？還是「人民民主專政」這個政體到那峙自動來一個和平的轉變，使「共同執政」的其他階級退出領導，以便「人民性」的國體變成「工農性」的國體呢？對於這些問題，毛澤東其實從來不曾給過回答，只因為他從來不曾鄭重地考慮過牠們。

如果毛澤東確是一個偉大的革命戰略家的話，那末，縱使他不清楚馬克思、列寧以及托洛茨基關於不斷革命的見解，縱使不熟悉俄國革命的思想史；但憑他根據於中國階級鬥爭的實踐而作的獨立思索，也多半可以很早達到如下的，亦即不斷革命論的結論了。那就是：中國人民為民主任務而作的廣泛的革命鬥爭，既然必須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纔能勝利，那末，這個革命鬥爭的勝利，勢必要將無產階級推上政權－－這是一。踏上了政權的無產階級（自然是通過牠自己的政黨）-為要防止反動復辟，確保革命勝利，並解決革命任務，勢必要實行依靠城鄉廣大貧民的無產階級的專政－－這是二。專政的無產階級當然不能自限於民主任務的解決，牠必然要於掌握政權、解決民主任務的同時，就開始採取若干社會主義的措置，藉使國家能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這是三。無產階級專政的建立與該政權之開始採取社會主義措置，並不等於說這個國家在經濟文化基儊上已成熟了社曾主義的建設條件。社曾主義建設成功必須在世界規模中纔能思議，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任務是與世界社會主義革命任務分不開的－－這是四。以上四點，毛澤東除了第一點中的上半截，即關於民主革命中無產階級的領導權之外，就完全不曾想到過。今天，當毛澤東在事實的壓迫之下承認自己為「不斷革命論者」之後，其實還是不曾領曾的。他始終不懂得，如今或者是不肯懂得，「革命性質轉變」問題的中心關鍵在於政權問題，即在於落後國家中勝利的民主革命勢必造成無產階級專政，以及祇有無產階級專政纔能同時解決民主任務與提出社會主義任務這個事實。換句話說，民主革命中無產階級專政的必然性與必要性，決定了落後國家中革命發展的不斷性，這也就是說，解決了那些國家中關於革命性質「轉變」的全部問題。毛澤東既然跟在史大林後面，排斥了在民主革命中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於是在「轉變」問題上就永遠脫不出矛盾可笑的境地。當他攻擊不斷革命論時候是如此，當他借他人之口來自命為「不斷革命論者」的時候，也是如此。譬如在施東向的長文「中國革命兩個階段的區別和銜接」（這是中共在此主要的革命戰略問題上突然改變態度後，想把新舊二說法調和起來的一次最鄭重的企圖）中，毛澤東那個「革命階段論與不斷革命論相結合」的戰略思想，被如此奇怪地規定在下面的定義中：「在全國範圍內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以前，人民政權的性質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各個階級聯合蓴政，它擔負著民主革命的任務，……在全國範圍內推翻了國民黨的反動統治，並且建立起人民共和國以後，這個全國範圍的人民政權的性質實質上是無產階級專政，它擔負著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施東向於下此定義同時，特別又舊事重提地指出了王明派的錯誤：「民主革命在重要省份開始勝利之日，就是革命開始轉變之時」，可是按照他的定義，所謂「全國範圍……以前」，「全國範圍……以後」，難道不也就是按照「人民政權」的控制面積的大小來判斷該政權與革命的性質？難道不也是錯誤的？最多，不過是百步與八十步之差耳。根據施東向所持理由，在全國勝利「以後」，民主任務「已經基本解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已經逐步上昇而成為國內的主要矛盾。」這個理由，且不問牠與毛澤東的舊立場有多麼明顯的衝突（依照毛澤東的說法：當民主革命在全國範圍內勝利之後，在人民民主專政之下，必須經過民族資本主義與合作社經濟的長期發展，纔能談得到「國體」和「政體」的轉變），其本身也是不通的，不符合事實的。所謂「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誌著中國民主革命的基本結束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開始」，這斷語根本有問題。無論俄國革命的經驗，或此次中國革命的經驗都證明了革命專政的成立，既不是民主革命的結束，亦不能說是社會主義革命的開始。因為，民主任務的解決－－特別是土地問題－－實際是革命政權成立以後纔開始的，至於社會主義性的革命，如果從政治意義上說，則自從革命黨及其主要群眾明確地為爭取「無產階級領導的」政權而鬥爭時，就已經開始了。施東向有一句話說得對：「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國家的政權問題」。可是在毛澤東思想中，表示出最無遠見，因而被事變駁斥得最為殘酷的，恰恰是關於這個根本問題約立場。他一直堅持到勝利以後的那個老調子，所謂由於革命的民主性質，中國只能建立人民民主專政而絕不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見解，使他在新事實面前遇到了非常尷尬的抉擇：或者，承認自己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完全錯了，承認民主革命勝利的結果確實祇能像托派所說的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註[5]），如果真要實行像他與史大林所預言的什麼建立「各階級的聯合專政」，那祇好讓資產階級來專政了；或者，口頭上，堅持說一切發展都完全證實了他戰略預見的正確，堅持說勝利後出政協產生的人民政府正是「各個民主階級聯合的共同專政」，並且堅持說這個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有原則性的不同，可是在事實上，卻將一切奪到的東西緊緊抓在共產黨人的手裏，非但不讓各「民主階級」插手插嘴，甚至不讓他們自以為代表其利益的工人階級插手插嘴。很顯然，毛澤東是選取了後一抉擇的；但因此他那種口是心非與言行不符的情形，卻隨時日的增加而愈加赤裸與愈加不堪了。而更使毛澤東與中共難於繼續玩弄這套表裏不一的把戲的，就是當資產階級利用毛澤東那套民主聯合理論，向新政權作政治的與經濟的進攻時，竟發現自己辭窮理曲了。無情的事變逼得他們非改變方針不可。他們被迫從事「三反」、「五反」，被迫宣佈私人資本主義不可能在革命勝利後再有長時期的發展，被迫宣佈革命性質的轉變，因而「政體」亦必須作相應的改變了，即人民民主專政必須改為無產階級專政了。然則將怎樣改變呢？事實上是什麼改變都不需要的。全部實權操在共產黨人手中。如果說逐出幾個花瓶式的屬於「民主黨派的」「副部長」就算是「民主專政」轉變為「無產階級專政」，那末情形未免過於滑稽，以致連最不怕將人民當孩子來玩耍的中共，也覺得多此一舉的。然則如何可以把一貫認為有原則性不同的兩種政體「轉變」呢？牠們在事實上叉具怎樣「轉變」了的呢？毛澤東對此沒有說過半句話，劉少奇也不曾費力企圖解釋這個問題。首次，就我所見到的文獻而論，出來想用理論解釋這個尷尬問題的，還是那位施東向先生，他說：

「中國無產階級在領導民主革命取得勝利的同時，鞏固地建立了自己對國家的政治統治權，因而就不需要在民主革命勝利以後為社會主義革命再進行一次奪取政權的鬥爭。這是因為我們黨在領導民主革命中絲毫沒有忘掉社會主義的目標，在民主革命鬥爭中緊緊地抓住了政權的問題，並且堅決地確立了和鞏固了無產階級領導權的結果。」

這段話說得很不壞，同顧的解釋也可令人滿意；但對中共卻有一個最大缺憾，那就是：牠在本質上完全是托洛茨基主義，牠把毛澤東一二十年來對此問題的全部理論粉碎無餘，因此澈底否定了毛澤東作為一個偉大革命戰略家的地位。

[1]註：及時判斷局勢並靈活地提出適合於新局勢的口號，自應屬於戰術或策略範疇。不過像一九二八年托洛茨基提出國民會議口號，作為代替「蘇維埃」口號，管領整個反革命時期，並將憑此走上新革命中奪取政權之路，這樣一個口號，卻應該說已充分提高到戰略平面了。因此我們有理由在此一問題上衡量毛澤東的戰略家高度。

[2]註:毛澤東文章中第一次正式提及國民大會口號是在一九三七年，但整個路線的改變既在一九三五年秋，則國民大會策略之採取，當與「人民共和國」口號代替「工農共和國」口號的同時，一九三五年的中共八一通電中，這個新策略是以「真正代表全體同胞的代表機關」名稱提出的。

[3]註：這類例子我們知道有過很多，只因中共從來不將此種事情公開，要找直接的文字證據是相當困難的：但間接的證言卻有的是。比如從鐵托的自傳中，我們知道史大林曾經親口對南共領袖們說過，當日軍投降之後，他曾反對中共對蔣介石硬拼作戰，毛澤東不聽，結果中共在內戰中勝利了。此事證明了史錯毛對，但毛澤東從來不宣揚此事。

[4]註:「人民政府」究竟在哪一意義上稱得上無產階級專政，牠與俄國十月革命後的無產階級專政有何不同，暫不在此論述。

[5]註：中共在革命勝利後所建立的政權，究終是不是無產階級專政？如果說是，那末牠到底在怎樣的程度內，在什麼意義上，纔算是無產階級專政？這在國際非史大林主義派的共產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中間，曾經引起很多爭論。筆者個人，對此問題也有過一些不同看法。最初，我認為他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祇能說是官僚專政。後來，經過繼續研究和思索後，我的結論是:「中國共產黨仍能算是代表工人階級傾向的政黨，其政權在其主要的經濟措施上仍能算是代表工人階級歷史要求的政權－－不用說，這裏的所謂代表是以非常畸形，非常野蠻，非常官僚化，因而是非常僭妄的形式表達出來的。」（詳見拙作：「思想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