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王凡西
一 中共黨內鬥爭的力量關係
中共內部在「文化大革命」前後所存在以及所形成的諸般力量間的相互關係，照毛澤東們自己說是這樣的：
（１） 最高領導層中有「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是「極端反動的資產階級右派份子，反革命修止主義份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份子」；
（２） 在幹部中，有四種人物：
一、「好的。」
二、「比較好的。」
三、「有嚴重錯誤，但還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
四、「少量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
這四類幹部派系分化的實際力量對比是否如此，我們自然不能用甚麼「實況調查」或統計材料來加以證實或否定。不過，從這幾個月來「文化大革命」的真實過程看，我們卻有充分理由斷定：毛系這一個說法是不符真相的。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規模與聲勢，和它規定的目標之間就是大不相稱的：僅僅為了「打擊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竟得叫全中國數千萬大中小學生一律停課整年，竟得耗費無法估計的國帑，去運載、供養這些小將們串連全國；竟得將全中國的文藝乃致黨政機關攪得停頓紛亂，翻天覆地；竟不惜將中共內部完整統一的神話拆穿；竟不顧一方面美帝，另方面蘇修的惡意稱快，大肆反華宣傳，竟……這是無法令人相信的。如果事實真如中共毛系所說，他們付出了如許代價而僅僅為了這麼小的一個目標？那麼，毛澤東這回不是在用牛刀殺雞，而簡直是在以原子彈轟炸舢舨船了。天下決無此理，因而也決無此事。
毛澤東們必須發動如此規模的「大革命」運動來打擊「當權派」，這個事實本身就說明了那個被打擊的對象決不是小的，決不是一小撮，而是大的，甚至是很大的一大夥。
這個「一大夥」在中共的全部當權派中究竟佔有多大比重，在中共中央委員會中它佔多數還是少數，我們無法斷定。不過從種種跡象看，他們在實際上可能還是多數（毛派文件上時時透露他們自己居於少數）他們在八屆第十一次中全會上所以會屈居少數，多半是由於毛澤東們施加種種（政治的與非政治的）壓力才造成的。
幹部中，被毛派稱為「好的」與「比較好的」；其意即為從來絕對服從毛氏一切言行的人，據說是「大多數」，這是一定不足信的。因為我們知道，共產黨內部的人事安排調度，不論中外，從來都操於總書記之手。誰當總書記，誰的系統便佔據了黨組織中大多數的要職。當年史大林如此，後來的赫魯曉夫亦是如此。而所謂「黨主席」或擁有其他更高榮銜者，則雖功高位尊，名大信孚，可是在和廣大幹部的聯繫上，卻總不及總書記的近便。就連列寧吧，特別是中風以後的列寧，都曾深深感到總書記史大林的掣肘與違拗，今天毛澤東也多少會有同感的。中共今天的反對黨既是劉少奇與鄧小平的聯盟，那麼，這兩個前後相繼，長期來握住了總書記大權的人，當然已將大多數與自己有密切關係的幹部位置於重要黨部中了。
中共內部以劉少奇、彭真、鄧小平等為首的反對派，是人數眾多（遠遠多過毛派）與影響頗大的一群，他們雖不能說有成形的組織（更確切些說，除了現成的黨團之外，他們沒有特殊組織）；卻具有嚴密與深長的系統，這個系統主要與首先不是因思想的同一而形成，卻是因長期的工作關係與人事的緊密聯系而結成的，他們基本上都是毛澤東思想者，他們對於「主席」的不滿，祇是因為十年來毛澤東所倡議的內外政策給帶來了失敗的後果；祇因這些痛苦的經驗給他們打開了眼睛，讓他們知道了毛澤東不是永不錯誤的神，而是也會犯錯誤的人，甚至是因為老而且病之故，常能陷於狂妄想法的，所以他們希望他能安於尊榮，少理黨國大事，逐漸成為名義上的領袖。
在中共的最高層與較高層的幹部中，作如上想法的人，我們相信佔頗大多數。
至於中下層遠較廣大的幹部中，由於他們沒有直接接觸毛氏的機會，沒有直接認識領袖的可能，他們自不會有上述想法，但是「三面紅旗」的痛苦經驗他們都是受到了的，而且比高級幹部們感受得更深更切。因此，毛澤東思想的「英明領導」，也必然在這些人中間大大降低了信心。從來，在這些幹部的心目中，毛與黨中央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東西。在「三旗」之前，人們是無法叫這些幹部將毛與黨分開，更談不上二者的對立；可是「三旗」之後，如果代表黨中央的人出來訴說毛的錯誤，他們就可能聽得進去，有可能站在黨的立場來反對主席。這是很大的一個區別，是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新現象，中共中下級幹部裏有了這個新現象，那也就是說，毛澤東的反對派卻使不曾擁有固定的巨大群眾，卻總已有了潛在可能的龐大基礎。
此外，還有黨內那些真正「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投機、蛻變的官僚腐化份子。這些人的數量也許是更多的。他們自然不是毛澤東的反對派，也根本不會因原則或政策而成為反對派，不過為了他們的大小不等的「烏紗帽」，卻準備反對任何企圖反對他們的人，並且隨時準備擁護任何保護他們的人。這些人，如果毛澤東今天的「革命」矛頭對準了他們，他們將會堅決地站在「走資木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一邊，相反，如果毛系願意暫時利用他們來「揭發」和「打擊」當權派，他們是更願意為「萬歲」效勞的。
以上，我相信是目前中共黨內反對派的較近真實的情形。
二 毛劉之間
關於中共最高層內各個領袖之間的分化離合，現在我們雖然看到了較多資料，卻仍舊難於作明確的敘述。有關這方而的真相，必須要在事後好多年，才能讓史家作出接近真實的記載來。我們不能這樣做，也毋需這樣做。我只想談談下面兩個問題：一、毛澤東與劉少奇的關係如何？二、林彪為什麼會代替劉少奇成為毛澤東的「親密的戰友」？
在許多方而，毛劉二人代表著不同典型。如果毛偏向於革命的「浪漫主義」，那麼劉偏向於革命的「現實主義」。毛的身上兼具有中國農民和中國舊讀書人的氣息，劉卻是接近工人的新式智識份子的代表；毛的學養主要是中國的，而劉的中國舊學底子甚淺；毛是打下了部分天下之後才進修馬列主義的，劉卻在投身革命之前便已在國外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教育；毛雄才偉略，英雄主義十足，帝王思想深入靈魂，劉則謹小慎微，平民氣息較濃，民主精神略佔上風；毛敢作敢為，勇於創新，強調主觀能動性；劉冷靜審慎，循規蹈矩，常常考慮客觀條件；毛急於事功，為目的不擇手段，「教條」對他不起作用，劉卻穩步前進，目的與策略之間常帶關聯，原則對他有多少拘束力量；毛一生的工作在學生、農民與兵士之間，幾耗畢生精力於武力的培植，劉的工作重心則偏於工運和黨務，盡注其心血於機關的策劃和佈置……總之，這兩個人，無論在長處或短處方面，都不屬於同一類型，而是相反的。
然則在過去他們二人又怎能相輔相成，「合作無間」呢？
撇開別的不談，最最主要，我想是因為劉少奇曾經幫助毛澤東打敗了他的長期對手王明，曾經在理論上替毛澤東概括出「毛澤東思想」，並且使這個思想成為一尊，在一九四五年召開的中共第七次大會上正式寫進黨綱，使之成為中共唯一的與公認的指導路線。
主要是這個功勞，使劉少奇二十餘年來一直成為毛澤東的「最親密的戰友」，並且曾公然宣佈為毛氏的繼承人的。
劉少奇捧出「毛澤東思想」，因而使毛氏的思想成為「一尊」，使毛氏本人確立為最高的唯一領袖，是否出乎策略，即是否違背了本心，祇為要取得毛氏的信任而這樣幹的呢？換句話說，是否劉少奇從來「反對毛澤東」，他之所以高捧這個思想，祇是為的「打著紅旗反紅旗」？
我們認為不是。
多年來，有不少自以為是「中國通」的人，總愛說劉少奇是所謂「國際派」的領袖，是從來反毛的。最近看到了公開出來的毛劉之爭，他們便更以為是，以為他們從來的所信得到證實了。
其實這是違反事實的。
中共內部的所謂「國際派」，歷來是指那些在莫斯科受過教育，回國後不從實際工作中鍛鍊，憑「留學生」資格竊據高位，並挾共產國際以自重者，他們一切聽命於莫斯科，自己無獨立主張，甚至一切依賴莫斯科，並不想自力圖強。此派人中自以王明為傑出代表，而劉少奇不與也。無論在王明以前，或王明以後，他都不曾扮演過這角色，因此他根本不是什麼「國際派」。劉氏從事共產主義活動數十年，前期搞工連，後期幹黨務，在工作態度上既以比較切實見稱，在黨內關係上亦從不聞有假外力以自植派系大事。故若中共黨內確實有了劉少奇派的話，那麼首先是在實際工作中形成，決不是依「國際路線」走出來的。
不過，如果我們將毛劉二人對照起來看，在一個確定的意義上，也未始不可以稱劉少奇為「國際派」的。正如我們前面所說，劉少奇與毛澤東相比，是偏向於革命現實主義的，是接近工人的新式知識分子的代表，是早年就在外國受過系統的馬列主義教育的，他當然更了解世界大勢，尤其是更了解國際工人運動與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及其現狀，更著重共產主義運動的國際性與國際關係。一句話，劉少奇比毛澤東具有較多的國際知識，具有較大的國際眼光，因此，在毛澤東的民族見地與「民族主義」的陪襯下，劉少奇確乎是國際主義的，確乎是國際派。
但是在過去，毛的「民族主義」與劉的「國際主義」非但沒有衝突，而且相得益彰；相輔相成。
原因：劉之所長恰恰可以補毛之所短。不論在一般的黨政工作中，或者在特殊的反「國際派」鬥爭中，毛之成功和勝利都和劉少奇的支援分不開。
沒有毛的「民族主義」，劉的「國際主義」不容易在中國落後的土壤上生根；可是沒有劉的「國際主義」，毛的「詩云、子曰」畢竟也無法去和王明們的「希臘、羅馬」鬥爭，並鬥爭而勝之。我們這樣說，雖然流於籠統抽象，但本質上和大體上卻不曾錯。
然則，毛劉這兩個相輔相成的對立者，到了什麼時候，為了什麼緣故，其矛盾的相斥性超過了相成性，以致成為中共內部鬥爭的二派首領呢？
根據種種跡象，我們可以推斷，毛劉矛盾開始的時間多半是在一九五七年以後（註[1]），而矛盾的原因，主要是以「三面紅旗」為主的對內政策以及因「反修」鬥爭而引起的對外政策。
在「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上，我們上舉的毛澤東性格上與思想上的種種特點，可以說發揮到了極致。其中有農民們天真的平等主義。有中國舊式士大夫的狂妄理想，有從孔夫子直到孫中山的「天下為公」的大同主義，又有從史大林那裏學來的卻由毛氏更加發展了的「一國共產主義」；同時這些政策的實施與推進，又在在顯出了毛澤東的「磅礡氣概」，顯出了他的敢作敢為，顯出了他的勇於創新，以及在「打破一切框框」的口號之下，他之完全能否定馬恩列的科學「教條」，甚至也不看重史大林在這方面的失敗經驗。
當毛氏將自己的長處和短處如此淋漓盡致地發揮之時，在性格和思想上處處與之對立的劉少奇會無條件的擁護，一點都不表示反對嗎？不可能。
由於中共勝利以來毛所享有的巨大威望，劉可能在最初一個時期擁護這些政策的；但當這些政策在很短期內暴露出可怕的錯誤後果，以致連彭德懷等人都心知不妙，不得不出來反對之時，那個頭腦比較冷靜，思想比較清楚，理論較有根底的劉少奇，自然發表示異議了。
如何表示？如何為自己的不同看法鬥爭，它是否像最近在北京紅衛兵的大字報上所透露那樣，劉少奇在同志們的推動與簇擁之下，竟在一九五八年的中共六中全會上將毛逼下了人民政府主席之位？是否從此以後他和鄧小平等竟自作主張，對毛氏敬而遠之，一貫地管自己進行「資產階級與修正主義的路線」呢？我們不想加以推測和猜度。我們想要肯定，而且也可以肯定的是這個事實；為了以三面紅旗為代表的中共所採取的有關「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內政策，乃是毛劉由親密合作轉變為敵對衝突的主要原因。
毛劉因國內政策上的不同立場而發生異見，後來又因國外政策，特別是因對蘇政策的不同看法而加深異見。在這方面，毛劉二派究竟有什麼不同，今天我們所知道的，比他們在國內政策上的歧見更少。原則上，我相信毛劉是同樣堅決反對「蘇修」的，二人不同，多半是限於策略方面。毛澤東本來是非常高明的策略家，他最懂得為了自身利益，如何靈活而巧妙地—有時甚至不惜犧牲原則來遷就策略，藉以獲取一時之利。然則在這些年來的「反修」鬥爭中，他怎麼會扮演最死硬的「教條主義者」的角色，以致中國和中共，日益陷於孤立無助之境，日益失去全世界人士（包括國際無產階級革命派在內）的同情呢？主要因為毛澤東個人命運與中蘇共的衝突結合得太密切了，任何重大讓步，即令是策略上的，都會影響到毛的威望，甚至影響到他的地位。自從一沒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派一出現以後，這使他更加警惕了，警惕到了過敏的程度，他要防止發生「沒有毛澤東的毛澤東派」。為此，他必須爭取全勝，甚至在細小策略上都不許退步，不許軟弱。
可是這個態度，對於整個中共，對於中國，乃至對於目前的國際反帝運動與革命運動，顯然都是有害的，至少是不智的。中共最大的敵人是美帝國主義，而中國要成功地與勝利地反對這個大敵，自非與蘇聯妥協不可。但毛澤東今天非但不此之圖，反而在相當程度內，在主動地促成美蘇合作。毛澤東一向譏笑王明派的戰略，說他要用「兩個拳頭打人」，可是今天，他自己卻猶有過之，簡直是以雙足雙手，同時要打倒所有敵人。外交部長陳毅的名言，邀請美蘇同時來打，越早越好云云，把毛氏的策略觀非常可笑地表示出來了。這種態度，別說是中共黨內那些有經驗的政治家和策略家們，就是普通工人，也都會覺得不切實際的。
劉少奇等當然會表示不同意見。
不過使毛劉二系的矛盾公然爆發的對外政策中，我認為最主要與最直接的原因有二：１、對越援助的聯合行動問題；２、印尼共產黨的政變及其慘敗問題。所謂聯合行動，無論在工人運動一般革命派的傳統中，或者在共產主義運動的傳統中，都是通行的。為了反對階級敵人的一個特殊的鬥爭需要，各派革命工人與政黨，可以而且應該不計及某些較大的原則問題上的不同，聯合起來一致行動。這種行動，完全可以、也完全應該運用於目前的援越問題上，可是中共卻對此提議採取了消極否定態度，這態度不但使「真聯美，假援越」的蘇共振振有詞，而且使許多一向同情中共的日共與北朝鮮共黨，都逐漸離開了中共。中共採取這個態度自然是出於毛澤東的堅持，劉、鄧、彭真等一定對此極表不滿。真相如何我們雖無文件可稽，但光看這樣的事實：日共宮本顯治等於一九六六年初來華訪問，與彭真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們會談之後，彭真不再露面，而日共遂即開始轉向，這其間是透露了一點消息的。
印尼共的政變與中共的政策有多少關係，無法說，中共領導層中對於印尼共黨的方針有否發生過分歧，我們也無法推測，不過印尼共的政變企圖多少受著中共武裝革命路線的影響是顯然的；她的悲慘失敗促成了中國內部的權力鬥爭也是顯然的。印尼共的流產政變發生於一九六五年九月底，中共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個信號「海瑞批評」發射於十一月，這個時間上的吻合，當非偶然。
印尼共的慘敗代表著中共在亞、非、拉美地區外交戰中一連串挫折的頂峰。達到這個頂峰，那末一向對於毛氏的對外政策懷有異見的人，很自然會借此時機，對「黨」，對毛發動猖狂進攻了。
三 為什麼林代替了劉少奇？
為什麼毛要將林彪代替劉少奇？這個問題，我以為比較簡單。
首先因為，軍隊比之於黨、團、工會等等組織，在人事系統上，一向就更直接地受著毛的控制。（所以會這樣，第一在於毛之重視槍桿子，他自來就特別注意軍隊幹部的選擇；第二，由於軍隊中的龐大群眾乃至低級幹部的定期更新，它是更易為最高領袖的威望所左右，較難為部隊首長的人事關係所束縛的。）
其次因為，「職業軍人」的林彪，對毛的無條件服從，一定遠遠超過了「自作主張」的劉少奇。自從他代替彭德懷擔任國防部長之後，他在解放軍內有系統地進行著（嚴格說是執行著）神化毛澤東以及將毛澤東思想宗教化的整套辦法，是很得了「偉大領袖」之心的。
一方面為的要依賴軍隊來整肅黨、團、工會等等組織，另一方面為的要酬答嘉獎林彪全力神化領袖之功，毛澤東遂決定拿他來代替劉少奇，作為「最親密的戰友」。
如果當年劉少奇坐上第二把交椅是因為他「聖化了毛澤東」；因為他奠定了毛澤東思想的一尊，那麼今天林彪之所以能取而代之，乃因他「神化了毛澤東」，因為他將毛澤東思想更高地捧成絕對的教條。
在兩個不同階段上的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需要有不同的人來抬舉，需要有不同的人來做祭司。
將毛恩定為一尊，縱然荒唐，卻仍屬於理論和思想範圍的事，這工作需要理論家，或至少需要理論家型的政治家。
將毛思捧成為教條（甚至捧成為符咒），這已屬於感情方面和信仰方面的事，這工作需要狂熱的教徒或能裝成狂熱的陰謀家。
劉林交替，若從對毛的關係看，從毛澤東思想的發展看，主要應作如是觀。
至若從今天中共內部的權力鬥爭的實際過程看，林彪究竟怎樣成為毛澤東的大使徒，成為毛教的大祭司，這問題我們就難於推測了。因為這中間必須牽涉到無數人事關係。這種關係，不必說我們這些局外人，就是中共的內部人士，甚至它的最高階層中人，一時也未必弄得清楚。因此我們無須去猜測，也不必去猜測。這種猜測乃是野史軼事的分內事，與嚴肅的、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分析根本無關。
我們可以談談的，只是如下幾個問題：
毛林合作，到底誰居主動地位？許多人—特別在林彪上升消息初被證實之時，都以為毛因病廢或老邁之故，實際上已成了林的傀儡。他們斷言林是「挾天子以令諸侯」，利用毛的威望，以軍隊為手段，藉以打擊劉少奇一系，篡奪黨政大權。這種推測，已被事實證明為不確。從一切跡象看，毛今天還是手握大權的。在「毛林公司」中，他顯然處於主動的與決定性的地位。
當然，這毫不排斥林在這個合作中所曾起的，乃至正在起著的主動的與重大的作用。要使自己的名次從第九（根據中共八大選舉中委的票數）躍居為第二，要使自己為「偉大領袖」特別垂青，寄以重望，決心排除種種困難，使之代替那業已當了許多年「繼承人」的劉少奇，不必說，林彪一定在趨奉、迎合方面做盡了一切工作，甚至做盡了一切詭計（包括走皇后內線在內），才能達到這個目的，復能獲得「最親密戰友」這個稱號。
另一個問題是：林彪突起，解放軍凌駕乎共黨之上，是否意味著中國式拿破侖專政的可能？這，我想至少在目前還看不出。在利用各種矛盾的力量，使它們相互衝突，相互箝制，相互平衡，以便穩保自己的統治地位。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從來是拿破侖——拿破侖第三－－主義者。毛澤東是運用策略的高手。當他利用某一力量來對付另一力量時，這時他根本不看重原則。以黨治軍原是共產黨的原則，但由於實際鬥爭的需要，必須用槍桿子來敲破黨官們的腦殼時，毛並不受「教條」束縛；可是你若因此而以為今後毛將以軍代黨，那就錯了；到了某種時候，當實際鬥爭的需要，當他腳下的諸般矛盾的衝突需要以黨制軍時，他便會高舉那條今天被他踩在腳下的原則，要用黨來肅軍了。（除非毛因病死而來不及如此做，或因國內和黨內諸力量關係發生根本變化，使他不能如此做。）
人們所以會強調軍事獨裁的可能，最最主要的原因，在於他們將傳統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政黨與軍隊的關係，來看中共和解放軍的關係。其實這是大錯的。中共和解放軍的關係，非但不能同資本主義國家的政軍關係比，甚至不能完全同蘇聯共黨和紅軍的關係比。紅軍是蘇維埃政權的產物。而中共政權卻是解放軍的產物。自從一九二七年以後，一般說來，中共和它的軍隊是分不開的，黨固然是軍隊的政治指導，是軍的靈魂，但在同時，軍卻常常是黨的組織者，宣傳者與推廣者。
因此，中共的黨和軍並非截然劃分，它們的關系並非對立的。
因此，我們不能因林彪的崛起而就此認為他將變成中國的拿破侖——拿破侖第一；我們也不能因為毛氏今天用軍隊來解放黨部，而便認為中國今後必將有一個軍事專政的時期。
還有一個問題：從「聖化」變為「神化」，從「一尊的思想」一變而成「獨斷的教義」，再變而為驅除「牛鬼蛇神」的「符咒」，到底表示了什麼？
毋需深究；這顯然是表示了毛澤東近七八年來無論在國內國外，無論在中共內部與民眾中間聲望的低落，它表示出人們對於毛澤東「英明領導」的失去信仰，它表示出中共內部反對毛澤東政策的種種意見的抬頭，它表示出因毛澤東錯誤領導所造成的中共內部鬥爭的激化，它表示出因此「錯誤領導所釀成的悲慘後果的嚴重——它們一方面加深了工農群眾與迅速墮落的統治黨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面加深了中國社會中現有諧階級之間的矛盾。
總之，這絲毫不表示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威望的提高，而是恰恰相反：求神拜佛，符咒禳災，總祇能是病況沉重的標誌。
四 紅衛兵與年青一代
病況沉重的另一個無誤的標誌是藥石亂投，而紅衛兵則是毛澤東亂投亂抓的藥石之一。
「紅衛兵」問題，乃是這次「文化大革命」中出現的種種迷人現象中的最迷人者。顯然，在中共現有的諸領袖中，毛仍然是最有力的。他對於黨、政、軍、警（公開的與秘密的）的控制力量，即使不比三十年代的史大林大些（我仍舊相信他大些），總不會比他小些。那麼當年史大林可以運用秘密警察這個武器來肅清他黨內與軍政機關中的一切敵對者，為什麼威望較高，力量較大，地位更穩的毛澤東反而不能以簡單的組織手段，行政命令，或秘密警察來對付劉鄧一系以及他們下面的黨羽呢？為什麼他必須發動廣大青年群眾，欽命他們造反，以致將全國的一切生活搞得大亂呢？
正是這樣的問題，使一切所謂中國通或中共通迷惑不解，因而稱紅衛兵運動為「文化革命」的謎中之謎。人們因為解不開這個謎，因而有人說毛澤東病了，患了腦筋軟化症，失去了判斷能力；有的人說他死了，天安門上站的是替身，其實一切荒唐主意都是江青和林彪出的；有的人則說他瘋了，患了癇癲症，對一切人猜疑，除了皇后、嬖倖和最親信的御林軍頭子。
其實，這些「聰敏人」的假設都是錯的。紅衛兵這種辦法不管怎樣離奇，卻還是可以解釋，而且是符合了毛澤東思想的。
我們曾經指出：紅衛兵運動所以成為可能，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客觀基礎，那就是目前中共治下年青一代的精神生活。這個生活是「苦悶、絕望、現實而空虛」的，它是中共官僚統治的當然結果，也是對於這個統治，特別是對於其荒謬的青年政策，所表現的那一種極度不滿的消極抗議。
毛澤東本人就是從學生運動起的家，他最了解青年情緒與青年特性，他又是策略高手，擅長無原則地利用各種力量之間的矛盾，故當他發現手下的黨政組織大半為他的對手所控制時，他便毫不猶豫地利用年青人，利用他們那種深刻的但是消極的不滿。發動他們，支持他們；使他們的消極不滿變為積極行動，矛頭指向他的對手，指向「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這樣一幹，在毛澤東的打算中，真是一石數鳥的，第一，原該首當青年人怒氣之衝的他，在青年人的眼光中，不但洗清了污點，脫盡了責任，而且成為反官僚、反貪污、反資本主義腐化的「偉大舵手」；第二、全面地打擊了劉鄧當權派，並進而澈底消滅一切反對派，藉以建立毛澤東個人與毛澤東思想的絕對統治，第三、以群眾運動方式，一邊「革命」，一邊「教育」，可以訓練成一大批絕對忠實於毛澤東思想的新幹部，代替那些不聽話內或腐敗的老幹部，同時可以預防下一代走上「修正主義」道路的危險。
懷著這樣的打算，毛澤東出來鼓動青年，真是無所不用其極，他什麼手段都耍出來了，而其中最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宣佈「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那個行之已久的口號為「反動的血統論」；他宣佈這個歷來扼殺青年的所謂「階級路線」是「徹頭徹尾的歷史的唯心主義」。（見「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人民日報一九六七年元旦社論。）
我們曾經把中國目前的青年分成三類：一類是工農子弟，人數最多；另一類是「不好家庭」出身的子弟，人數居次，第三類是「英雄、好漢」的兒女，人數最少。這些人中，怨氣最大的自是第二類人。他們最不滿意現狀，他們最願意亂。因為天下一亂，他們不但無所損失，卻還可能有所獲得的。過去他們苦悶絕望，祇因為他們看見共產黨的絕對控制，看不見任何變亂之象。可是如今好了，毛主席出來主張公道了，出來替他們「平反」冤屈了，並且告訴他們說，這個冤屈是黨政機關裏的當權派造成的，所以號召他們起來「造反」，號召他們「奪權」，號召他們去打倒這「一小撮人」－－這是多麼響亮的一個春雷，多麼巨大的一個推動；無怪乎青年人都瘋狂起來了，帶著「沖天的幹勁」出場了，他們要「誓死保衛毛主席」，要「誓死打倒那些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
當然，有資格入學讀書而又有資格當紅衛兵者，很少係屬於我們上面所說的「第二類」人，但是學生中，甚至紅衛兵之中，佔據最大多數的畢竟不是屬於「英雄好漢們」的子女（他們還受了「中央文革」的歧視，被明令「勸告」不可當紅衛兵組織的領導者的），而是第一類，即工農及一般城市居民的孩子們，他們是不滿意現狀的，是反官僚的，他們的怨氣一半由於自己的感受，另一半則表達了他們父母的不滿。因此，他們也是能夠受毛澤東「反當權派」的蠱惑性的煽動的。
毛澤東的「紅衛兵」，使很多人想起了希特勒的「衝鋒隊」。這二者之間自然有許多根本性質的不同點，如果看不見這些根本不同，貿貿然在二者之間劃等號，那是荒唐的；不過有一點相同卻是事實，那就是：「當權派」中的最當權的一部分，利用廣大年青群眾對於統治階級及其統治制度的深刻不滿，使用了一切「革命的」與好聽的口號，發動他們，組織他們，藉以打擊統治階級中的異己分子以及真正的革命分子。
希特勒利用青年人對於腐朽的資本主義的不滿，號召他們起來革命，藉以保存資本主義，同樣道理，毛澤東利用青年人對於共黨官僚統治的不滿，號召他們起來革命，籍以保存這個官僚統治。
「希特勒的革命」與毛澤東的「革命」，就階級性質說，當然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但是就他們利用青年群眾的理由與情形說，都是相同的。它們表示了統治階級或統治階層和人民之間，特別是和青年群眾之間，那種極其深刻的矛盾，也完全是相同的。 在最「正常的」資本主義國家裏，統治制度內發生了危機，那就通過議會鬥爭來解決。可是一到資本主義發展到「不正常」的階段，一到這個國家裏發生了「不正常」的危機的時候，議會鬥爭這個民主道路就行不通，於是就來了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以及諸如此類的「革命」辦法，以此來解決危機，以此來保存和延續資本制度。同樣，在共產黨和共產黨統治的國家中，在正常健全的條件下，一切問題（包括或大或小的矛盾在內）都應該循民主集中制的辦法來解決。黨內如此，政府（蘇推埃）之內亦是如此。列寧時代的蘇聯黨政機關中，不斷的發生矛盾和危機，也不斷地用這種方法來克服，來解決了的。可是等到黨和國家的情形越來越不正常了，也就是說，越來越墮落了，這時，那個傳統的解決矛盾方法便不再適用，卻產生了其他的非常的「緊急手段」，所謂緊急手段，截至目前為止，歷史主要地讓我們看到了兩種：一種是史大林的，他應用了秘密警察，應用了司法羅織，實行了大規模的屠殺與謀殺；另一種是毛澤東的，便是以發動群眾運動為主，而以史大林的那一套為輔。前一種是少數人的陰謀，後一種是多數人的「陽謀」。
史、毛兩人採取了不同的解決危機的手段，自然多少與二人的性格有關，不過更重要的，總在於他們二人不同的地位。毛在這件事上之所以不完全師事史大林（註2）應該用他對自己的權力與威望有了充分自信（甚至是過分自信）來解釋的。毛相信，憑他擁有的權力和威望，要把他的敵對者（他們霸據著大多數黨、團、政以及其他機構的地位），用「組織手段」或其他的陰謀手段來排除，雖然也能辦到，但他覺得這樣幹不澈底，不充分，沒有「教育意義」，因此他要發動千千萬萬的群眾，要實行一大民主」，要進行「批、鬥、改」，以便一方面除去那些為他所不喜的敵對者，另一方面培養出一大批注射了「修正主義」免疫針的新幹部。他相信，這樣幹雖然會激起很大的反抗，會攪得天下人亂，但他仍以為事情能在他劃定的路線內進行，不會走到他所希望的反面去。
註：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與紅衛兵運動，曾經被蘇聯的一位評論家指為「師事托洛次基的」。這話當然荒唐，但亦非完全無因。為了說明馬克斯主義革命家對於青年學生的正確態度起見，附帶講一講那個老故事也許是必要的。原來蘇聯在一九二二年時候，列寧病危，黨政大權操在史大林、齊諾維埃夫、加明尼夫三頭之手，黨迅速地陷於官僚化的危機。那時托洛次基認為，要克服這個危機，「要克服閉關的集團作風，克服官員們的等級精神，除了實現民主之外，別無他法。（見「新路向」中譯本第十一頁，而要實現民主，據托洛次基看來，「問題首先是要在老幹部和十月革命後入黨的那些佔黨內大多數的黨員之間，建立比較健全的關係」，因為「黨以兩層分隔的建築形式而存在這一個事實，本身便含有許多危險。」（均見上引書第五頁。）為了這，托洛次基討論了老輩與年青人的關係問題，並且提出了青年學生們在為黨的民主化鬥爭中所能起的作用問題。在這方面，他寫道：
「青年學生們，一如我們所曾看見的，以特別有力的方式起來反對官僚主義。列寧並非無所謂地提議過：要多多依靠學生和官僚主義作鬥爭。青年學生由於其社會成分及其接觸，反映著我們黨內的各個社會群以及他們的心理狀態。學生們以其青年氣及其敏感性，能使此一心理狀態迅速賦有積極形式。因為正在學習的青年，他們會努力去求解，並將現象概括化。這不是說，學生們的一切行為和心情都反映了健康傾向。……不過我們說青年人是我們的晴雨表，我們是把他們的政治表現看成非主要的，卻有徵兆價值的。晴雨表並不造成天氣，它祇是紀錄天氣……至於青年學生是從蘇維埃社會的各部分與各階層招收來的，在其變化無定的成分中，反映了我們所有的優點和缺點；我們如果不對他們的情緒予以最大注意，那是愚蠢的。……青年人是我們用以校正我們自己的工具，是我們將來的替代者，未來是屬於他們的。」（見上引書第十一至十二頁。）
托洛次基如此正確地估計了青年人的作用，卻被史大林們指責為別有用心的蠱惑與煽動，說他想利用「無知」青年來反對老革命家和黨。結果，如我們所知，因為一連串不利於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客觀原因，以托氏為首的左派反對派被摧毀了，蘇聯當時年青一輩的革命者，也受到了官僚們的殘酷摧殘，以此更加深了蘇聯官僚化的墮落。
蘇聯評論家指出這個史實，其用意顯然是說，毛澤東和托洛次基一樣，為了爭權奪利，竟不擇手段的利用青少年。
這樣的歷史類比，站不站得住呢？當然站不住。因為二者的情形雖有相同之處，卻有最基本的不同點。
二人相似之處是：１、他們都享有駕凌儕輩（這對托氏的情形說，垂危的列寧已不能列入儕輩之中了）的威望，但黨機關卻不在他們直接控制之下（托氏較毛更甚）；２、為了「奪權」，二人都很看重青年一輩代的作用。
可是二人的相似僅此為止，二人的差異卻更為根本，而且更為巨大的。它們是：第一、托氏當年所以會在黨內居於少數，除了布爾雪維克黨的歷史原因外，主要卻因為托氏代表著反官僚的無產階級左派的革命立場，而史大林們則代表著官僚保守的對國內國外資產階級的妥協。後一立場，因為正逢上國內國外革命退潮的影響而受到較多群眾擁護，這就讓史大林們能夠霸佔黨政機關。毛澤東之所以失去他在黨內影響，最最主要知因為他在近十年來所主張的國內外（特別是國內）政策的倒行逆施，浪擲了他固有的巨大聲望。第二、托洛次基要依靠青年學生來和官僚主義鬥爭，絕不是想破壞黨，不是要用青年人來代替老一輩，他說：「將老一輩放進檔案庫該是瘋狂行動」。（見上引書第七頁。）可是毛澤東今天發動的「紅衛兵造反」運動，恰恰就是要將黨的老一輩「放進檔案庫」去，甚至要步史大林的後塵，要把這一輩斬盡殺絕。第三、托洛次基看重青年學生的力量，重視他們的作用，但絕不因此將他們抬到工人階級之上。在反官僚主義的鬥爭中，他始終將工廠支部的作用看得最最重要，並且將黨內危機的根本克服，寄托希望於「體力工人之經常進入黨內」。（見上引書第九頁。）毋須說，他更不會利用他在紅軍中所享有的無比威望與軍事委員會主席地位，用槍桿子去打破黨官僚們的「狗頭」。毛澤東在這方面的情形完全相反，他荒唐無聊地討好學生，以學生反對工人，以軍隊打擊黨部。第四、托洛次基的重視青年學生，那是真正把他們當作「黨的鏡子」，當作蘇維埃政權政治氣候的「晴雨表」，當作「用以校正我們自己的工具」，一句話，目的在於靠富於朝氣的與敏感的青年們的幫助，廓清黨內的官僚暮氣，以便恢復乃至發展黨內的真正民主，可是毛澤東的發動學生，其最大目的卻是要神化他個人，要徹底消滅中共內外原極有限的民主。這一切，充分暴露出毛澤東的無原則的政治詭計，與托洛次基的立場和行為之間，無絲毫共通之處。
五 三個可能前途
事情的發展是否真如毛澤東所願呢？
先讓我們指出「文化大革命」的三個客觀上可能前途：
一、由武鬥引起內戰，大至造成長期內戰的局面，
二、「文化大革命」收得預期的勝利，在短期內（假定一兩年）完成任務，
三、由假造反變成真造反，革命群眾把所有的「皇帝」，特別是毛澤東這個大皇帝拉下了馬，於是讓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在無產階級民主的道路上大踏步地邁進。
先看第一個前途：
「文化大革命」由文鬥變為武鬥，已經是普遍的現象；這「武鬥」是否會變成小規模的內戰，甚至變成大規模的乃至長期性的內戰呢？這可能，照目前情形看，還是不大。劉鄧派（假定他們有決心進行武裝對抗的話）當然也可能在解放軍中找到忠於他們的若干隊伍，但若這個隊伍不是駐紮在與蘇聯為鄰的邊界省份，又若它得不到「蘇修」的或明或暗的支援，在現在條件下，要想認真與毛林為首的軍事力量為敵，要想長期抵抗，或甚至想在內戰中取勝，那是難於想像的。
因此，祇要毛澤東不突然死亡（七十三歲的老人，死亡不應該算是意外），祇要中蘇不發生嚴重的軍事衝突，那麼內戰可能，特別是長期與大規模內戰的可能，總是微乎其微，或竟可以說沒有。
沒有這個可能，同時也就意味著與決定著：劉鄧派不可能在這次黨內鬥爭中進行有效反擊，更不可能在鬥爭中取得勝利。因為毛林派既然以武器當作與反對派「辯論」的唯一「論據」，那麼反對派拿不起武器來，或根本沒有決心去拿起武器，也就無從進行「辯論」，更無法「辯論」以勝之了。 然則，「文化大革命」是否祇能有上述的第二個前途？即是說，毛澤東是否一定能如願地完成其任務呢？這，我看也不盡然。
劉鄧派不能以武器對抗武器，不能以武器的批評來反對手林強加於他們身上的武器批評，誠然是他們的致命弱點，但是，如果他們是一個有原則的反對派，如果他們真有與毛林派根本不同的政綱，如果他們真有為貫徹自己正確路線的決心，並且真能為此而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那麼，縱然一時沒有武力、他們的鬥爭也未必輸定了的。就算一時佔了下風，或暫時輸了，也終於會在或長或短的時期內嬴回來。
真理常會依循最曲折的道路走向自己的勝利，歷史上，乃至在工人運動的歷史上，曾經讓我們見過不少先例。
因為，正如毛林派自己常說：軍隊並非存在於真空中。它一樣受著階級鬥爭的影響，一樣受著政治鬥爭的影響。軍隊接受影響，比之於其他群眾集團，可能遲些；要這個影響發生結果，見之行動，也一定比較的難些。但是遲些難些，絕不等於不可能。軍隊一旦接受了影響，一日採取了行動，卻會比其他的群眾集中得多，強烈得多，而且能起決定作用。
因此，一時沒有武力，並不等於始終沒有武力。武器是可以轉手的。問題祇在於你是否有贏取武力的正確的政治立場，在於你是否有以正確綱領去贏取武力的決心。
可惜的是：劉鄧派完全不是上述那樣的一個具有原則性的反對派，他們不是一個堅持真理，為真理而鬥爭的反對派。他們也沒有為實現自己政綱，不惜將鬥爭進行到內戰的決心，他們（至少那些高級領袖們）基本上始終是毛澤東主義者，他們不僅為了策略之故，口頭上一直叫喊著「毛主席萬歲」與「毛澤東思想萬歲」，而且出乎本心地，在實質上他們也是「忠於萬歲」的。如果他們對毛有所不滿，對他的主張表示了異議的話，那只是「忠良之諫」，決不是存心犯上，更不是謀王篡位。其次，由於反毛派根本不是原則性的反對派，如此他們不可能有系統的綱領，不可能有堂堂正正的旗幟，更不可能作戰鬥性的號召。他們祇能作毛派的一個消極影子而出現，這就決定了他們鬥爭和「反撲」的性質和力量，決定了他們鬥爭的被動性，消極性與軟弱性。事實上，截至目前為止，反毛派的鬥爭手段讓我們見到的，確乎祇有如下三種：一、「天皇聖明，臣罪當誅」（多半是最上層的）；二、發動「經濟主義」，「慷國家之慨」，發以爭取人心（中級的）；三、「躺倒不「幹」，聽憑處置（下級的）。這都是不足以成事的。
劉鄧派既然是這樣性質的反對派，他們所採取的又既然是這樣子的鬥爭手段，那麼，要想它去抵禦毛派的攻勢已嫌不足，更談不上什麼打敗毛派了。
在這個意義上說，毛澤東是能夠擊敗他的反對者的，也可以說，他是能夠完成「文化革命任務」的。
但是在另一個意義上說，毛派卻不能完成任務，至少是不能如其所願地完成任務的。
從一年來「文化大革命」的實際過程看，「當權派」的「反撲」雖然成事不足，卻屬敗事有餘。它顯然已經大大打亂了毛派的如意算盤。同時原本以為收放由他，操縱隨意的群眾運動，也顯然因為毛澤東過高地佔計了自己的控制力量，竟致弄得尾大不掉，難於收拾。紅衛兵運動以及其他形形式式的「革命造反團體」，原是自上而下地掀起來的，現在卻憑著他們自己發展的邏輯，多少在自下而上地發揮其獨立作用，他們已不能完全被限制在發動者所劃定的界限之內了。為了應付這些意外發展，毛派時時弄得舉棋不定，進退失據。朝令往往夕改，友敵每常於頃刻之間易位；更糟的，毛派常在不經意間發現自己失去了主攻地位，完全陷於被動，結果就不得不食言背信．扯開一切偽裝，動用赤裸裸的武力來鎮壓反對者，以致失卻了任何信用，喪失了任何威望。
在這樣的情勢下，有兩種危機釀成了，第一，工農生產大癱瘓，財貿交通大停頓。由此可能造成的「當權派」的消極反抗所促成，第二個危機則由中共內爭引起的群眾運動所造成。
面臨這兩個危機的威脅，毛派多半會（而且現在已經在這樣做）不為己甚，盡量縮小打擊面，同意與更多的當權派妥協，藉使「文化大革命」草草收場。
這樣的結局自然不能算是反毛派的勝利，但總也不能說是毛派「勝利地完成了任務」。
把上面所說的歸結起來，我們可以這樣說，如果問題祇限於毛派和反毛派之間，又如果那個被召喚來參加鬥爭的群眾運動，在基本方向上始終沒有脫出「毛澤東思想」的框框，那麼在目前的種種條件下，毛派多半可以在奪權鬥爭中獲勝，多半不會被他們所欲清算者所清算；不過這個「勝利」不會如他們所預料者那樣的「乾淨徹底」，不會不是「腐敗」而妥協的。
但若問題不祇限於毛派與反毛派之間，即是說，如果在鬥爭中，那個被發動起來的群眾大大超過了毛林當權派與劉鄧派所嚴格劃定的界線，如果在群眾中出現了真正代表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利益的一個流派，那麼在這時候，「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性質已經變了。它不再是官僚階層內部清算的鬥爭，而是官僚與反官僚的鬥爭；事情已經發展到第三個前途了。這時候，毛澤東為了要壓下那個被他召喚出來的「革命魔鬼」，將視需要之大小，儘快與反對派作相應的妥協。這時候，毛澤東如果還是遭到了清算，那麼清算他的人決不是他所欲清算者，而是真正的革命派。
六 毛澤東的企圖能否實現？
不過我們暫且撇開第三個前途不談，先談談毛澤東發動紅衛兵的「主觀意圖」。讓我們看看，我們在上面提到過所謂的「一石一二鳥」的企圖，究竟能否實現。
首先是那個轉移民間怨氣的打算。來了這下子紅衛兵運動之後，是否能夠將多年來人民大眾的怨氣，特別是最為敏感的青年學生對毛對中共所鬱積的怨氣，轉向「一小撮走資木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發洩，同時又能藉此挽回並提高毛的聲望？
據我看，這個可能是沒有的，如果有，也只是曇花一現，現在早已過去了。當然，毛在這方面佔盡便宜，他始終處於指控人而不被人指控的地位。再若他打敗了他的對手，那更可以將一切罪狀加於人，一切責任推給人，拿失敗者當作獻給神的「替罪之羊」。但正如中共的那句術語所云，「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任何大獨裁者的手掌都不能掩盡天下耳目。至於勝利本身，它固然具有絕大的說服力量，但問題畢竟更在於怎樣取得勝利，在於是怎樣的勝利，如果毛憑以取得勝利的手段祇限於槍桿子的高壓，祇限於毫無原則的手腕與最無恥的欺騙，如果為了取得勝利，他不但對他的敵人，而且對他的擁護者都一樣應用這些手段；如果他所取得的勝利是極不光彩的，十分腐敗的，換湯不換藥的，甚至是似勝實敗的，那麼，從勝利中出來的毛澤東便不可能找到他的替罪之羊，便不可能教「人民之神」接受這份致獻的犧牲。
如今毛澤東正是以這樣的手段與這樣的方式在贏取他的機利，同時他在事實上也不可能得到不同於我們上述的勝利，因此，「勝利」的結果，祇能給這位最大的舵手招來最大的怨氣，讓所有怨氣，特別是幻滅了的青年人的怨氣，集中於他一人之身吧了。
我們再看看另外兩個企圖。它們是：一、通過這次群眾運動，打倒黨內與國內的任何異己者，以此造成一個思想上為毛澤東主義所絕對統一，組織上為毛澤東個人所絕對控制的黨和國家。二、通過這次運動，訓練出一大批能免於「修正主義」與「官僚主義」的新幹部。
這些能夠達到嗎？
要回答第一點，先得弄清楚究竟是怎樣的「統一」程度與怎樣的「控制」程度。在某一程度上說來，中共二十年來早就思想上統一於毛澤東主義，組織上受控制於毛澤東個人。不過毛澤東並不滿意這個程度的統一，不滿意這個程度的控制，尤其是近幾年來，這個「統一」與「控制」受到嚴重挑戰之後，他更覺得不滿意，更要加強它們了。然則，要加強到怎樣程度的絕對統一與絕對控制，毛澤東才能滿意呢？顯然，他要在這方面遠遠超過史大林，甚至要遠遠超過希特勒，他要成為歐洲中世紀黑暗時代最專橫的教皇，他要成為摩罕默德式的獨尊的教主。他要將自己的片言隻語都全部變成「最高指示」，變成「絕對真理」；他要使「毛選」變成聖經，使語錄變成符籙，並且要使這本聖經與這些符籙，代替人類古往今來知識活動的全部成果，欽定為「無產階級文化」的萬有文庫。為要達到這個目的，他將其他一切著作冠以「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帽子而加以焚燒，將所有在文、史、哲以及藝術等方而略有成就的知識分子統統加上「牛鬼蛇神」的惡名而加以迫害。
毛澤東在這方面的所作所為是絕對荒謬反動的，是完全違背馬列主義的，不過我們將在論文化問題的專文裏討論它，此地不再多談。在這裏，我們要問的是：這個樣子的思想統一與這個樣子的絕對控制，是否能夠做到？
不可能。
不管我們從那一角度看，都不可能！從人類思想的一般本質看，服從權威與反抗權威這兩重性是始終同在的，從人類思想總進步的現階段看，那個新的集體主義總必須包含那被「揚棄」了的個人主義；從中國一國的文化發展看，一般民眾的文化水準畢竟提高了，知識分子都或多或少受過科學和民主的洗禮的了，從世界範圍內文化發展看，那麼不管有多麼強的阻力與多麼大的逆流，社會主義行將取代資本主義，民主化的共產主義行將取代警察化的共產主義，總已是確定的趨勢了。
因此，毛澤東那種超越秦始皇，蓋過史大林的萬丈雄心，結果總祇能被歷史證明為枉費心機，祇能被證明為時代錯誤的大笑柄。縱使他在表面上與短期內能夠做到這個局面，也只能以加倍的力量，加快的速度，促成了歷史對他個人與他所欲建立的制度予以應得的懲罰罷了。
第二個問題是：通過紅衛兵運動，能否訓練出一大批對「修正主義」與「官僚主義」等等完全免疫的新幹部？
我們的答覆是：新幹部正在訓練，而且終於會訓練成，但是如此訓練成功的新幹部，卻完全不能免於「修正主義」與「官僚主義」的墮落。
理由為何，我們早已在以前的文字裏說過了，不再詳述。總之，如果不是真正依照不斷革命的方針，不徹底拋棄「一國共產主義」的反動立場，如果不把中國勝利了的革命首先看作燃起世界其他部分（包括落後部分與資本主義高度發展部分）社會主義革命的火種，而將它看作建設「繁榮富強的社會主義祖國」的一個自足基地，如果不把中國初步的社會主義建設主要當作社會主義（即使在貧困國家中），可以優於資本主義的一種示範，以此吸引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工人階級以及一般勞苦大眾到社會主義方面來，以此促成他們在本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如果終於（在長時期內）沒有這些革命以及一切落後地區的革命前來支持，那麼，在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中，勝利了的社會主義革命的領袖們，要想反對與防止「修正主義」，要想自己的幹部永遠免於「官、暮、嬌、驕」四氣的渲染，不管你發明什麼方法，不管你施行怎樣的手段，結果終是徒勞。
在毛澤東主義的，亦即在史大林主義的「一國共產主義」總方針下，行將從今天紅衛兵中選拔出來的一大批幹部，因為是在革命綵排中「奪得了權力」的，因為是在免費串連中完成了「長征」的，因為他們是毛澤東「文化大革命」溫室裏人工助長的未成熟的接班人，他們少不更事，趾高氣揚，一定會比那些老幹部們（今天被他們「砸爛了狗頭」，其中卻不少是從長期真正戰鬥中出來的）會更加容易，也更加迅速地陷進那「官、暮、嬌、驕」的四氣之中。
七 假革命與真革命
因此，要使中國的革命政權免於變質，要使未來的革命幹部免於「修正主義」和「官僚主義」等等的墮落，人們必須為上述有關「文化大革命」的第三個可能前途而奮鬥，也就是說，必須為變假革命為真革命的前途而鬥爭。
先談這個前途的現實性。
在一年前，不，甚至在半年前，如果有誰能預言出中國目前的「造反」情形，那是沒有人會相信的，連毛澤東自己也不會相信。
不過現在，當我們看到了最近全國各階層動亂的情形，那麼誰若否認中共統治下有革命的可能與必要，這個人一定是政治上的色盲者。
「文化大革命」的一個大好處，就是它清楚地告訴了我們：十七年中共統洽所積聚起來的「內部矛盾」與「外部矛盾」竟有這樣的多，竟是這樣的深！
這麼多與這樣深的矛盾是必須用革命——不是御用與欽賜的革命，而是要用真正革命來解決的！
這個客觀需要，預先決定了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必須發展成為真革命，也預先決定了它可能發展成為真革命。
然則這個潛在的與可能的現實性；將如何在客觀上實現出來？我們革命者又如何可以在主觀上使之實現出來？
客觀上，在半年多來，特別是近兩個月來的「造反」鬥爭中，其實有許多行動已經超出了官方給劃定的界限。這就是說，真革命的成分早已包含在假革命之中了。毛林系統在歡呼由上海開始的「一月革命」的同時，就拚命號召解放軍介入革命，就狂呼一切「專政機關」行動起來鎮壓「反革命」。與此同時，「人民日報」又特別重登了毛澤東的那篇舊文章「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以此去反對存在於「革命群眾組織中的……本位主義、小團體主義、極端民主化、非組織觀點、主觀主義、個人主義等等」，這都顯明地表示出群眾運動已多少越出了官定的框框。又如「紅旗」雜誌一九六七年第三期的社論所說：
「在當前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及其在黨內一小撮代理人決戰的階段，堅持反動立場的地主，富農和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壞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美蔣特務，都紛紛出籠。這批牛鬼蛇神，造謠惑眾、欺騙、拉攏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成立反革命組織，瘋狂地進行反革命活動。例如，所謂『中國工農紅旗』，所謂『榮復軍』、『聯合行動委員會』以及其他一些被修正主義分子組織起來的名為『革命派』，實是『保皇派』的組織，就是這種反動組織。這些組織中的多數群眾是受蒙蔽的，是應當爭取教育的。」（見「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鬥爭」。）
這段話也生動地告訴我們，群眾確實是起來了。其中固然有「趁火打劫，妄想變天」的害人虫，但是除此以外，即使陳伯達們也不得不承認還有多數「受蒙蔽」的普通工農。他們在十幾年的官僚專政之下受盡苦楚，現在看見了可以變革的機會，奮然而起，要同那些騎在他們頭上的老爺們算帳了。「經濟主義猖狂地氾濫」，逼得毛澤東窮於應付，這無論如何是一個無誤的標誌，表示出「文化大革命」已不再是完全欽定的了。假革命已開始變為真革命。
文化大革命在變、在發展，這是事實，它還要繼續變下去，繼續發展，這也是必然趨勢。但是它究竟將怎樣變與怎樣發展，我們是很難確切預言的。
我們可以預言的是這樣一件事，如果沒有一個具有明確綱領的先鋒隊加以領導，那麼，這個革命縱然發展得大大超過了毛派或劉派劃定的界限，也遲早會被再度控制了去，或者替目前爭鬥中的一派（多半是毛派）服務，或者為二派聯合的力量所鎮壓。如此，則一度表面化了的中共現統治下的社會矛盾，勢必不曾解決，暫時又潛伏下去，等待新的爆發。
因此，目前中國那個頗有可能發展成為真革命的「造反」局勢，需要國際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者對它作及時的與正確的認識，並進一步作革命的干涉，藉使目前蜂擁起來的真正革命的左派，能有所領導，能知所團聚，並能為確定的方向而鬥爭。
一句話，那是革命者主觀上如何使「文化大革命」發展的可能性在客觀上實現出來的問題。
要作革命的干涉，要予革命群眾以正確的領導，首先得在目前五花八門的所謂造反者與造反組織中，分別出誰是真革命者，誰是假革命者。因為今天出現在全中國的形形式式的造反團體，表面上，個個都打著擁毛旗幟，人人都喊著「毛主席萬歲」。而究竟什麼是所謂「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什麼是「資產階級修正主義路線」，根本不曾把具體的政綱宣佈出來，以致究竟誰真誰假，誰革命誰反革命，普通老百姓簡直無法分別。甚至誰真擁毛，誰假擁毛，也都是「撲朔迷離」，無從判斷。朝為文革要人，暮成反毛「黑幫」者，已屢見不鮮，而昨天讓人打成為反革命，今天得以光榮地「平反」者，更是比比皆是。又因為並非所有「反毛派」的行動都是革命的，也並非所有「擁毛派」的行動都是假革命的，所以辨別真偽革命的標準更難確立，同時也更需要確立。
不確立這些標準，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者將不知道應該打倒什麼與擁護什麼，不知道應該聯合誰與打擊誰，不知道應該向那裏走，不知道應該為什麼而鬥爭。
下面這幾個標準，據我看，乃是適用於目前中國的具體條件者。它們可憑以區別個人和團體的革命真假，也可以作為中國真正無產階級革命黨的一個初步的鬥爭綱領。它們是：
１、是否反對神化大領袖；
２、是否反對官僚特權與貪污墮落；
３、是否真正贊成與真正實行「巴黎」公社的原則，即是說：是否實行以無記名投票方式來選舉工廠委員會，選舉貧下中農委員會以及各地方的「人民公社」，並以此種「公社」來代替各級「人民委員會」；
４、是否不僅在口頭上，而且在事實上保證勞動人民的憲法權利（詳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章），保證言論、出版、結社、示威與罷工的自由，保證信仰自由，保證人身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等自由；
５、是否反對以反「經濟主義」的名義，削減或甚至剝奪工人農民的福利享受和生活保證；
６、是否主張並實行給政治上不同意見者以充分答辯的權利；
７、是否主張並實行將新中國成立以來內政外交上的成就和失敗，進行充分的檢討； ８、是否主張和實行在文藝創作及一般文化活動上，除了簡單明確的政治標準外，允許充分的自由；
９、是否認為反對蘇聯的「修正主義」，並不妨礙我們與蘇聯結成聯合戰線，藉以反對主要敵人美帝國主義；
１０、是否在思想上與實行上都遵守以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利益服從於世界革命利益這個大原則。
凡是以「是」字來答覆上述問題的個人或團體，都是真革命的左派，不管他們掛的是什麼旗，保的是什麼皇；反之，凡是以一否字來答覆這些問題的，都應該歸入假革命右派之列，不管他們是擁毛的，還是擁劉的。
我們反對一切假革命的右派，支持一切真革命的左派，並願意和他們聯合行動，號召一切革命者在這個政綱之下團結起來。
八 革命領導問題
第四國際的「過渡綱領」開宗明義說：「世界政治的整個形勢，其主要特點在於無產階級領導的一種歷史性的危機」，「人類歷史的危機還原為革命領導的危機。」
這一個歷史性的論斷，不但二十九年前的當時是正確的，到了今天也仍然是正確的，不但在發生社會主義革命的國家中是正確的，就是在已發生過此種革命的國家中也是正確的；它不但適用於世界的其他國家，也適用於中國；而且，在一種特定的意義上說，它還最最適用於今天的中國哩。
因為今天毛澤東治下的中國，一次成功的爭無產階級民主的政治革命，其客觀的先決條件，即使不曾開始「霉爛」，至少是已經「成熟」了。「現在問題歸結到無產階級；主要的還是歸結到革命的先鋒隊。」
今天中國如果存在著一個組織良好，人數相當眾多，而且具有正確馬列主義綱領的無產階級革命黨，那麼，這次由毛澤東自己挑動起來的假革命，一定會被轉變成反官僚爭民主的真革命，甚至已經被轉變成了。
不幸，事情並不如此。
中國共產主義者中的真正左派，第四國際的中國支部，由於主觀上和客觀上各種原因，今天在中共的統治之下並不存在——至少，他們不可能以有組織有聯繫的政治派別而存在。因此，他們不曾，也不可能在目前的政治鬥爭中起任何作用。不過他們的思想還是存在的，至少在大城市的無產階級中是留得影響的。
譬如，在上海本年一月份出版的第十九期「紅衛戰報」上，就說到在「造反派內部」，「出現了一些托派分裂活動」。
當整個中國的政治氣候日益變得有利於真正馬列主義的滋長與繁殖之時，那些陳年的思想種子會發育，同時新生的種子也會到處冒出頭來。
培育這些種子的條件是官僚極權統治下工農大眾爭取民主權利的渴望，是狹隘民族主義窒息下一切革命者對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要求。
毛澤東的政權越發走向瘋狂的個人獨裁，越發剝奪勞苦大眾的一切權利，越發使國家變得孤立無助，眾叛親離；那麼這些造反種子就越會自發地與野生地滋長起來。
這樣，毛澤東治下無產階級爭民主的政治革命的條件是成熟了的，問題祇在於怎樣給他們以正確的領導。
說到領導，我們首先想到的自是中國第四國際黨在組織上的再建問題，以及它在思想上的加強和發展問題。
不用說，這是必須加以鄭重考慮並應認真付之實行的問題。因為第四國際綱領代表著四十餘年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最早，最全面與最澈底的反官僚主義墮落的旗幟；它代表著共產主義事業與理想被史大林主義所污損毒害後唯一堅持著的馬列主義的傳統。因此，我們相信，今後不論是資本主義國家中發生的社會主義革命也好，或者在社會主義國家中發生的反官僚的民主政治革命也好，要想他們成功，要想他們成功了而循著正確的方向前進，那麼忽視這個旗幟，背棄這個傳統，都是不行的。
但是從這個認識出發，我們能不能夠說：所有上述國家的革命，祇有在各該國的第四國際黨的直接組織領導與思想領導之下，才談得到成功或成功後的正確發展呢？能不能夠說：如果不在第四國際黨派的直接領導和控制之下，這些革命便不能成功，甚至說它們算不得革命呢？
當然不能夠，這樣說與這樣想，將是最最無救的宗派主義者。
拿中國的情形來說，我們就應該認識到，在中國第四國際黨的組織未曾再建與發展之前，中國反官僚主義的政治革命會發生，可能會不止一次地發生；而這些革命，多半是由官僚層中分裂出來的左派領袖領導的。這些領袖可能部分地解脫了史大林——毛澤東主義的拘束，可能在客觀上已經採取了第四國際中國黨的若干立場，但他們決不會自命為第四國際派，甚至會極力反對第四國際派。對於他們，我們該採取什麼態度？當然應該堅決擁護他們的革命，誠懇地批評他們的不足．勇敢地參加他們的戰鬥隊伍，以此達到部分的、或多或少的反官僚政治的目的。
總之：重要的在於實質，在於政綱的實施，並不在於用的什麼名義，打的什麼旗號，也不在於是否置於我們的直接控制之下。 事不由我，一概否定，不受控制，便加摧毀，這是史大林主義者在近代革命史上犯下的滔天罪行之一。如果我們採取了類似態度（祇要極少的一點就夠了），那麼唯一的結果是：歷史將邁著大步，鄙夷地從我們緊閉的那所小門之前過去。
然則我們上述的擁護態度，是否可以應用之於目前中國鬥爭中的劉鄧派呢？
我以為不能，至少目前還不可以。 理由：一：根據目前所知道的材料來判斷，劉鄧派未曾發動過什麼革命，相反，他們是毛林派發動的「革命」的對象，因此，「擁護劉鄧派」這個光禿口號，首先就意味著保持現狀，反對「亂」，反對「奪權」。我們並不滿意現狀，不反對亂，也不反對奪權。我們反對「為毛主席而奪權」，卻堅決主張為工農大眾的利益而奪權。第二，不論就過去的事實看，或就今天的表現看，劉鄧等人根本不曾跨出史大林——毛澤東主義的圈子，甚至比毛林派更深更穩地立足於中共的統治層中。他們所主張的乃至所執行的所謂「修正主義路線」，主要是在於對毛的過於冒險的政策加以阻遏，而基本上卻是「中派偏右」的。因此，劉鄧派當然不等於革命的左派，他們的勝利不可能等於革命左派的勝利，甚至我們相信，一旦真革命的左派認真得勢，劉鄧派會立即放棄其微弱與消極的抵抗，拜倒乞憐於毛派的腳下，藉以阻遏革命派的勝利，因此，我們不應該在群眾中造成一個幻覺－即劉鄧派等於革命派的幻覺。
不簡單地提出「擁護劉鄧派」這個口號，當然不妨礙我們在一些場合，在許多具體問題上，支持劉鄧派（特別是他們的群眾）的鬥爭，與他們（不僅群眾，而且領袖）聯合行動。因為我們主攻的矛頭顯然是毛澤東的個人獨裁；又因形勢所迫，劉鄧派是比較的能夠（不管真情或假意）接近我們政綱的若干點的。
九 「文化大革命」為甚麼階級利益服務
以上所談，主要是「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方面與事實方面。下面想研究一個比較深遠一點的理論問題。那就是：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究竟是為甚麼階級利益服務的？
史大林的情形是很清楚的，他代表了蘇聯保守的官僚階層的利益，特別是代表了這個階層的中派立場。他縱橫俾闔，左右開弓，野蠻而頑強地保護了官僚階層的利益，同時也保衛了這個階層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國有化的財產制度。
毛澤東怎樣呢？當然他也代表意官僚集團的利益；不過，他所站的立場，似乎與史大林的情形不同。他所直接代表的彷彿是統冶階層中的左派，而「文化大革命」的矛頭所指，好像是略等於蘇聯當年的右派。事情是否真是如此？
不是。
中國共產黨自從在一九三○年前後完全與當時的左派反對派決裂之後，它的隊伍中（至少在它的領導層中）便不再有真正的左派。從那個時候起；所有發生於中共內部派系鬥爭，不論發生於毛澤東和王明之間，或者發生於毛澤東和張國燾之間，或者發生於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大多是由於策略性的分歧，甚至由於簡單的權力衝突，極少由於原則性的革命戰略的異見。如果問題牽涉到思想路線的話，那麼最多代表著這樣的兩個方面：史大林主義的左翼與史大林主義的右翼。而這裏的所謂左翼與右翼，如果用真正布爾雪維克主義的尺度，真正馬列主義的尺度來衡量，都是屬於中派的。史大林自己，在他獨自掌握蘇共命運的二三十年中，就是時而左傾，時而右傾，不斷在中派的圈子裏來回跳躍。
長時期內受史大林思想支配的中共，自然也受過這些跳躍的影響。每當一次跳躍，中共內部也總是會相應地出現一個轉變，而完成這個轉變時候，又常常會或大或小地起一次鬥爭；發生於新立場與舊立場之間的鬥爭，毛澤東在這些鬥爭中並非時時居於左翼，不過大體上偏左的居多，因為在以武力奪取政權這個問題上，毛不會退縮；而對於和資產階級聯合這個問題上，毛也不會劃地自限的。
因此一般而論，毛澤東應該說是史大林主義的左翼傳人，他特別接受了三十年代以後的史大林主義，這裏面包括著經濟上與政治上的冒險主義，政治上狹隘的宗派主義（以極左的革命名詞來掩護的），個人極權的官僚主義，自居於階級矛盾之上的拿破侖主義。
史大林主義的左翼當然不等於馬列主義隊伍中的左派，這是「中派」裏面的一個左派。它之所以被稱為「左」，僅僅對它自己一派的右而言的。史大林主義對於資產階級與資本主義，從來祇有兩個態度：一個是卑躬屈膝，作無原則的妥協，甚至作最無恥的投降，另一方面便是用冒險的、盲動的、宗派主義的與官僚主義的野蠻罪惡手段來反對他們。前一態度是右，後一態度便是所謂「左」了。它的右，當然根本背叛了馬列主義，可是它的這種「左」，也完全與馬列主義無共同之處。因為它或右或「左」，無論它擁抱資產階級或打擊資產階級，卻總是於無產階級無利，總是於社會主義無利，或至少是害多於利的。因此，我們千萬不可把史大林主義範圍內的左右翼，和馬列主義範圍內的左右翼混淆起來。這二者本質早已不同屬於一個範疇了。如果我們將二者等同，又若光就形式的激烈來看問題，那是要大上其當，會大錯特錯的。 譬如在蘇聯共產黨的內部鬥爭中，以托洛次基為代表的左派，在許多時期的許多問題上，例如一九二八年以後，中國革命中的國民會議問題，一九三○年左右蘇聯農村的集體化問題，一九三三年以後，德國與社會民主黨的聯合戰線問題，表面上，史大林的立場都比較「左」，可是實質上卻非常之右，因為它們或者推遲了革命，或者讓革命的前進付出了慘重異常的代價。或者乾脆破壞了革命，這些在客觀上都幫助了資產階級，所以實質上都是右的，甚至是極右的。
今天毛澤東及其一派的所謂左，基本上也應作如是觀。站在「右」邊的反毛派，其中（特別在那些一貫堅守史大林主義立場的領袖們中）固然有真正的右派，即主張長期與資產階級合作下去的路線者，可是此外另有一部分人，另有更大數目的一部分人，那些未曾受史大林主義束縛的廣大群眾（其中也可能有些上層分子），卻未必真正右的，他們多半是表面右而其實左的—換句話說，他們的主張可能是更符合於中國乃至全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利益的。毛澤東的立場，對於前一類的反毛派說是左的，對於後一類的反毛派說卻是右的。因此，和當年的史大林一樣，毛站的是官僚中派立場；他所推行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也和當年史大林的「反右』鬥爭一樣，縱然含有若干「反資」意義，卻絕不為無產階級的利益服務；它徘徊跳躍於二者之間，而以官僚階層中最特權，最有力的一群的利益為依歸。
「不過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不是正在動員成千成萬非官僚的群眾來向官僚們造反奪權嗎？這不是正在徹底打擊，甚至打毀官僚階層嗎？」
不錯，這情形我們在前面說過，確乎與史大林當年的不同。但我們也說過，這個不同僅僅屬於外表。二者形式不同，實質上卻都為了要保護官僚階層的利益。只是史大林之保衛官僚利益，是顯而易見的，毛澤東之保衛官僚利益，比較的為假象所蔽罷了。
不過同中似乎有異。他們二人各自代表的最有力的那個官僚層，就其傾向與性質說，似乎稍稍不同。史大林當年所代表的是官僚中比較保守的一派。它的對內政策在第一時期是一味對資產階級影響讓步，在後一時期則因自身地位的危急而作冒險與狼狽的反撲，至於它的對外，那是始終屈服於帝國主義的壓力之下，以致最後完全放棄了世界革命的事業。毛澤東今天所代表的官僚層，比較地說，好像是更為激進的。無論在對內或對外政策上，他都表現得非常之左，非常的不妥協。在國內外的種種敵對勢力壓迫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