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澄清的一件歷史錯誤
一丁（樓國華）
馮雪峰棄職脫黨的真相
讀馮雪峰的《過去的年代》序文，說：「1938年至40年之間我在浙東，那時的金華和福建的永安等地都有相當有影響的文化工作，也有文藝雜誌，但我都沒有參加。」在二年前，馮雪峰從延安來到上海，首先和魯迅見面，那時他在政治和文藝方面都有活躍表現，在魯迅病中，用「O.V筆錄」的方式答托派的信，影響非常深遠。但何以在抗日緊張的年頭，如此積極的共產黨員竟然遁跡到浙東的義烏家鄉，既不參與政治，也不加入文藝活動，是什麼緣故？他自己從來沒有說過這個疑點。後來他被捕，拘押在上饒集中營，保釋後在重慶，也不理舊業，浮浮沉沉過了許多年。解放後他雖領導了一時的文藝：1957年卻被宣佈為「30年來一貫的反黨份子」，開除了黨籍。1976年他患肺癌死了，過了三年恢復黨籍，再過一年，才給他開了盛大的追悼會。對於一個生前飽受磨折的他，這種死後的光榮，究竟於他何補呢？
在他恢復黨籍之後，曾經向他投過石的文人學士們，才紛紛寫文章追頌他的功業。1979年11月17日，《人民日報》登載了樓適夷的《雪峰啊雪峰》悼文，我初步了解1938年雪峰遁跡浙東的秘密。悼文說：「1937年我從牢中出來，到了上海，第一個來找我的又是你。你說：『他們有些人，一心要當國民黨的新官了，我可不幹，還是回老家。』我大吃一驚，說：『怎可以開小差？』，你說：『組織批准了的，讓我回家寫小說。如果日本人打到我家鄉，我就上山打游擊。』……」但這話也是有疑點的，為「組織批准了的」，在七．七事變之後，抗日戰爭正如火燎原，黨卻批准一個重要的黨員回家寫小說？
雪峰在家鄉被捕是1941年，受國民黨圍剿新四軍的牽累，敵人不知他的真實姓名，就把他關入上饒集中營。他和新四軍沒有任何聯繫，國民黨只是懷疑他，才拘捕他的。
真正說出他1937年脫黨秘密的，乃是1985年8月25日《新晚報》第一次發表的，胡愈之口述，周健強整理的《我所知道的馮雪峰》。大概胡愈之老了，他為了歷史真相，非把當時的事情說出來不可。確實，他是最有資格的證人，如果他不在生前說出來，那末這秘密會永遠消失了。奇怪的是，他說出來之後，並不引起任何人的重視，再也沒有人引用他的話，來為一個歷史上的重大事件作正確的分析，即是，第二次的國共合作，是不是共產黨向國民黨作政治上的投降？而連結在馮雪峰身上的是，他替魯迅寫的答覆托派的信，是否反面證明托派的正確，由雪峰本身的行動證明了托派的正確。
樓適夷的說法是，雪峰是由於「有些人一心要當國民黨的新官」，所以他不幹了；胡愈之的說法則不同，他是這次事件的@個參與人，所以他的說法更可靠。他說：
「我再一次見到雪峰是1936年5月間，5月初，我知潘漢年剛剛從莫斯科經巴黎回到香港，漢年到港不久即接到雪峰的信，告知他已從陝北出發到上海，希望與他取得聯繫。漢年把信給我看了，並叫我回上海會雪峰，因為雪峰離開上海好多年，對上海地下黨的情況不了解，而我是了解的。
我返回上海，雪峰忙於同上海各界救國團體和領袖，如沈鈞儒等頻繁接觸，向他們傳達黨中央關於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了解情況，收集情報。到6、7月間，上海各界抗日救亡運動有了很大發展，民眾的抗日救亡熱情空前高漲，形勢很好。而文藝界在『左聯』無聲無息自行解散之後，關於『國防文學』和『大眾文學』『兩個口號』的論爭也在6、7月份達到高潮。魯迅先生和馮雪峰都是維護『左聯』的，而『左聯』還是被解散了。……
1936年10月19日清晨，魯迅先生溘然長逝的消息，就是馮雪峰打電話通知我的。……
這時，潘漢年是上海辦事處主任，馮雪峰是副主任，我們彼此聯繫較多，有關黨的事情我都找雪峰。但是七．七事變前後，有較長一段時間我沒有見到雪峰，有一天晚上，雪峰突然到我家來了，我高興地問他：『好久不見了，你到哪裡去了？』
他氣色很不好，賭氣似的說：『我到南京去了，現在不去了。他們要投降，我不投降。我再也不幹了，我要回家鄉去。』
原來他隨中央代表團（雪峰不是代表）同國民黨談判第二次國共合作問題，與博古吵翻了，氣得跑回來的，那時為聯蔣抗日，中國共產黨要的條件是很低的，如取消蘇維埃政權，改編紅軍等等……
第二天我找到潘漢年，問究竟怎麼回事？潘說：『雪峰這樣子不對，談判還未成功，怎麼就說是投降呢？這是中央的事情，他是共產黨員，怎能自己說跑就跑掉？組織紀律呢？他說再也不幹了，他不幹什麼呢？不幹共產黨嗎？』
但是雪峰脾氣很倔強，總是堅持自己認為對的。後來，他真的跑回義烏老家『隱居』去了……」
胡愈之沒有確切說明雪峰「真的跑回義烏老家去」是那一月的事，我從歷史事變推測，大約是1937年的10月，因為據《革命史資料》（1986年第4期155頁）所述，「1937年9月下旬，秦邦憲（按：即博古）、葉劍英與國民黨談判時，商定將南方游擊隊的主力編為一個軍，……並且提議改編後的番號叫『新四軍』。」這與胡愈之說的正相符合。
胡愈之說：這種投降政策，「對於這個農民的兒子，血氣方剛的雪峰也確實不容易接受。」
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下，確實發生了二條路線的鬥爭，一條是王明的「無條件的合作，無條件的發展」，毛澤東稱之為「投降主義的合作，和無原則的發展。」（毛選第二卷498頁）
一條是毛澤東的「獨立自主」路線，他反對「階級對階級的投降主義和民族對民族的投降主義」。（同上361-365頁）
托派份子給魯迅的信
說了這許多投降主義的話，我們是否可以回到1936年6月3日托派份子陳仲山寫給魯迅的信所提的警告呢。他說：
「現在Reds打天下的運動失敗了。中國康繆尼斯盲目地接受了莫斯科官僚的命令，轉向所謂『新政策』。他們一反過去的行為，放棄階級的立場，改換面目，發宣言，派代表交涉，要求與官僚、政客、軍閥，甚而與民眾的劊子手『聯合戰線』。藏匿了自己的旗幟，模糊了民眾的認識，使民眾認為官僚、政客、劊子手，都是民族革命者，都能抗日，其結果必然是把革命民眾送交劊子手們，使再受一次屠殺。斯大林黨的這種無恥背叛行為，使中國革命者都感到羞恥。」
陳仲山寫這信的時候，正是周揚等人奉行王明「右傾投降主義」，解散「左聯」，提出「國防文學」口號，罵魯迅「破壞統一戰線」，說他是「托派」。當時，沒有人說「抗日統一戰線」是「投降主義」，陳仲山只說這個「新政策」是斯大林黨背叛革命的行為。歷史表明，這個背叛革命的結果，到1941年新四軍事件就應驗了。「把革命民眾送交給劊子手們，使再遭一次屠殺。」當時，魯迅正在病中，據胡風在1985年回憶：「魯迅當時病危，躺在床上不能動，聽雪峰念了（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後，沒有說什麼，點了點頭，表示同意。」雪峰就加上「這信由先生口授，O.V筆寫」字樣予以發表了。
如果這與一年之後，雪峰因反對投降，棄職回家的事一對照，毋寧是雪峰同意陳仲山的話的。
雪峰是堅持民族統一戰線的，在1936年，兩條路線的矛盾還不明顯，所以他雖反對「國防文學」，但又竭力與「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相調和，而在答托派的信裡，又不正面談統一戰線的問題，只從托、斯二人的「成王敗寇」立論。這封由雪峰代寫的信，幾十年來一直為共產黨和魯迅研究者所引用，自從蘇聯舉行二十大批評斯大林以後，共產黨反對托派的言論，變得謹慎而躊躇了；可是魯迅研究者則昧於事實，仍在拾共產黨的唾餘，凡是說到魯迅晚年時，無不引雪峰代寫的信，當作魯迅擁護共產黨斥責托派的正面意見，對於這點，輿論則是頗為一律的。
其實這封信頗違魯迅的本意，除了我早經指出的二點（以成敗論人和盧布說）外，我現在另舉二個例子：
1.指責托派的理論「有背於中國人現在為人的道德」，僅僅半年之前，魯迅在《且介序雜文二集》的後記中說：「被壓迫者對於壓迫者，不是奴隸便是敵人，決不能成為朋友，所以彼此的道德並不相同。」人們慣說魯迅是從進化論進於階級論的，魯迅的道德觀念確實是階級論的，現在忽然說「中國人現在為人的道德」，那麼這種道德只能是奴隸的道德，因為在「統一戰線」之下，「敵人」已變為「朋友」了。
2.雪峰代魯迅寫了回信之後，意猶未足，又寫了《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又是假魯迅之名，O.V筆錄的。其中說到「托洛茨基的中國徒孫們，似乎連這一點都不懂的。」——那是「新口號的提出……決非停止了歷史的反法西斯主義，反對一切反動者的血的鬥爭，而是將這鬥爭更深入，更擴大，更實際，更細微曲折，將鬥爭具體到抗日反漢奸的鬥爭，將一切鬥爭匯合到抗日反漢奸鬥爭這總流裡去。決非革命文學要放棄它的階級的領導的責任，只是將它的責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更要使全民族，不分階級和黨派，一致去對外。」僅僅在一個多月前，魯迅寫了「《出關》的關」，批評邱韻鐸對他小說的批評，說「一為而『成一個巨大無比的力量』，僅次於『無為而無不為」一等，我『們』是沒有這種玄妙的本領的。……」如果把階級一化而為民族巨大的力量，難道魯迅以至共產黨就有這種「玄妙的本領」麼？我想魯迅病愈起來後再接陳仲山的信，應該親自回答的，可是他寧願不回答，而且此後也再不提托派的主張是否錯誤的問題。
現在斯大林再次被批判，戈爾巴喬夫認為「歷史是不允許出現空白的」，中國共產黨長時期跟著斯大林的指揮棒跳舞，今天不該給予這種歷史錯誤以澄清麼？雪峰代寫的信，顯然代表了共產黨當年的「黨見」，後來雪峰以其「農民的忠貞」，拒絕了共產黨服從斯大林的投降政策，托派陳仲山所說的話，應該說是有先見之明，而反對托派主張的回信，更不該永遠算在魯迅的身上，認為這是他的正面意見。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