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派對中國改革的看法
——筆訪政論作家、托派元老一丁先生
一丁（樓子春）1986年4月書面訪問
地點：香港
．訪問者按：一丁是樓子春先生的筆名。年近九旬的樓先生和王凡西、鄭超麟被稱為中國托派健在的三位元老。樓先生棲居香港40餘年，孜孜不倦地為第四國際的理想而工作，辦出版社、寫文章。他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穫。中國托派已於1952年被中共一網打盡，80年代中期，大陸思想界出現重新評價托洛茨基的動向。
問：今年是中國「文化大革命」開始的二十週年，據說，香港托派組織在文革期間曾經比較活躍，我想請您談談中國托派對文革的看法。大陸有一部份人對文革持「兩種文革」的觀點，即毛澤東的文革是權力鬥爭，人民的文革是為了推翻紅色官僚階級的統治，因此，文革不能完全否定，您認為如何？
文革，不應籠統反對，也不能簡單擁護
一丁：您說「香港托派組織在文革期間曾經比較活躍」，並非如此。文革初期沒有引起某些人對托派思想的共鳴，只是在越南抗美戰爭和席捲歐美的、特別是法國和美國的青年左傾的潮流發生後，香港以及海外華人中的一部份才激烈左傾起來，並且部份接受了托派思想。
國際托派對文革的看法並非完全一致。我本人和一些周圍的朋友當年對文革的看法，可以用如下方式來概括：不能籠統反對，也不能簡單擁護，而是採取獨立的批判立場。我們當時提出過十條標準；凡是符合這標準的團體或個人，我們便和它或他一起鬥爭，否則，堅決予以反對。這十條標準的第一條是：是否反對神化領袖；第二條：是否反對官僚特權與貪污墜落；第六條：是否主張並實行給政治上不同意見者以充分答辯的權利；第八條：是否主張和實行在文藝創作和一般文化活動上，除了簡單明確的政治標準外，允許充分的自由。
文革如果確能像我們所期望的那樣發展，我相信，它決不會造成的結局——一場歷史上的空前浩劫；相反，它可能已使中共走上了比較健康的道路。
關於文革的起因及其本質，曾經有人說它是毛澤東晚年發瘋的產物。這當然是胡說。把文革看成是單純的奪權鬥爭，亦未免淺薄。若說文革有兩種——一上，一下——上面是官僚內鬥，下面是人民大眾企圖推翻官僚統治的革命；二者交纏，造成了光怪陸離的空前亂局，這個說法也只看到了表象，仍未把握領導事情的實質。依我們之見，文革最根本的原因應該在如下的事實中尋找；一個經濟和文化都相當落後的國家，由於種種歷史條件的湊合，竟使一個自命為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共產黨奪取了政權，並企圖在這個國家建設內社會主義，甚至建設共產主義。這的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經濟文化與政治結構之間，思想與現實之間所存在的矛盾，必然會發生種種重大的與難於克服的困難。為克服這些困難，各式各樣的人會產生各式各樣的想法和行動。「文化大革命」便是毛澤東們為擺脫這一困境所想與所行的一套辦法。同時，作為困境中的災難者的其他中國人，特別是那些最為敏感的青年人，又有意無意地、真誠或虛假地接受了毛澤東的號召，想藉此解決自身的苦痛與困難。
因此，不但青年大眾的文革不能「完全否定」，即使是毛澤東的文革也不是全無理由的。文革之所以成為「空前浩劫」，它之所以荒謬絕倫，並非因為它想革命，而是因為它革錯了命。錯在哪裡？下面再說。
看到中共的「社會主義」搞得一塌糊塗，今天有不少人發揮了這樣的意見：中國經濟落後，根本還不曾達到資本主義，而中共偏偏想跳過階段，硬要建設社會主義，結果造成了一場接一場的浩劫。因之，他們說，中共原不該打倒蔣介石國民黨，原應該幫助國民黨發展資本主義；等到中國資本主義充分發展了，才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那時候，便不會有我們上述的三種難於克服的矛盾，也不會有「文化大革命」那樣的災難了。
要批評這個「事後諸葛亮的高見」，得用千言萬語。這裡我只能指出一點，同樣的高見，我們早就在康有為們反對孫中山的革命時聽到過了——如果們明治維新那樣實行了光緒維新、不搞辛亥革命，中國何至於長期陷於動亂困苦，它可能已成為日本那樣的強國了。
歷史是人做出來的：但歸根結蒂，歷史的真實過程卻不能由任何一個人的意志或願望來決定。一個國家的內外關係，決定了這個國家的歷史過程。19世紀末期與20世紀初期的中國，國內的階級結構和國外的列強關係都絕對不容許中國走日本所走的由上而下的改良道路。它被迫走上革命道路，而且走上了最激烈與最徹底的以工農為主的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
這樣的道路當然「浪費」與艱巨，甚至還充滿了「悲劇」，但這是中國近代史上幾座「大山」壓出來的悲劇，是歷史的必然，因而是中國的唯一出路。這裡用不著感嘆，更沒有一廂情願的餘地。而孫中山、陳獨秀與毛澤東在一個意義上說，只是這個歷史要求之不同態度的體現與執行者而已。
現代化可能變成資本主義化
問：文革基本理論之一是「繼續革命」，它與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有沒有共同點？
一丁：您說得對，文革的基本理論之一是繼續革命，毛之所以會犯文革那樣的大錯誤，從思想上說，恰恰是由於他的這個理論。許多人把毛的「繼續革命論」與托派的「不斷革命論」等同起來，這是完全不對的。兩者之間非但沒有共同之點，而且正相反對。毛的這個理論，曾經概括成一個著名的口號：「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這樣的口號雖能鼓動群眾一時的情緒，卻絕不能用以解決我在上面所指出的那些矛盾與困難。硬要以革命名義，要求工農大眾無限期與無限制地犧牲，其結果只能一方面鞏固日益專橫的官僚統治，另一方面造成生產低落或全面動亂。
不斷革命論不是唯心與唯意志的產物。它是從我們這個時代的特點與各國階級關係的特點中總結出來的，它具有兩個最重要的含義：一、國際主義；二、工農聯盟與大眾民主。所謂國際主義，那是說，一個落後國家的工人階級及其政黨，可以比先進國家工人階級及其政黨先取得政權並建設社會主義，但他們必須認識到，在一國範圍內，尤其在一個文化與經濟都很落後的國家內，關起門來把社會主義建成功，那是非但不可能，而且是反動的幻想。建設社會主義是一個國際任務，它必須放在世界社會主義的全局與遠景上，才能順利完成。二、首先取得勝利的國家必須鞏固工農聯盟，實行高度民主，藉此保持既得成果，取得新的成就，使國家盡可能地脫離落後狀態，而更為重要的，要以此為「樣板」，讓其他國家的勞動大眾起而效尤，以此「輸出革命」。
許多人誤解不斷革命論，曲解不斷革命論，他們強加給托派以種種奇談怪論，像什麼「愈左愈好」，「寧左勿右」，「不看情形，不問條件，妄想輸出革命。」……諸如此類的荒謬做法，只是毛澤東「繼續革命論」的真實寫照而已。
問：你們對中共的改革曾有「輸入資本主義，是飲鳩止渴」之評，但社會主義不是正在中國成了嘲笑的對象嗎？你們對中國的現代化有無信心？
一丁：鄧小平所提倡與推行的現代化，事實上是對毛澤東「繼續革命論」的一種否定。「窮則變，變則通」，這當然有許多「通」的地方。我們不反對那些通的設想與辦法；但我們也不全盤無批評地擁護這些改革。在基本思想上，我只想指出，今天中共的改革，如果不從斯大林、毛澤東的「一國社會主義」走出來，不走向真正的不斷革命論，那末，「現代」變成「資本主義化」的同義詞，實在是大有可能的。我們要反對並防止這種可能的實現。
有人會說，假使資本主義能給中國以出路，能給中國人民帶來較佳的生活與較多的民主和自由，為什麼一定要堅持社會主義？事實上，經過毛澤東的「共產主義」實驗之後，我相信，正如你所說，「社會主義在中國已成了嘲笑的對象」。
不過我們怎能把「人民公社」與「文革」所代表的一套看成真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呢？我們的責任就是要明告大家：毛的那一套決非社會主義，更不是共產主義，而是幻想與反動的專制主義。至於中國的前途，如果真的因中共當局的改革而使中國的經濟社會制度退回到資本主義，那麼，且不論中國的廣大勞動群眾的地位會發生怎樣的變化，至少，曾經站起來的中國人民，多半又要俯首聽命於華爾街大亨們的命令了。
最近三四十年世界歷史是否證明了資本主義的新生與社會主義的虛妄？問題太大，這不談。我和我的一些朋友們的看法是：當前資本主義世界的表面繁榮，絕不證明它的新生，也不證明它有旺盛的生命力。相反，它主要建築在軍火工業的繁榮，只能以無法控制的力量去準備第三次大戰，以此消滅整個人類。要想避免這場真正史無前例的浩劫，除了以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之外，至少迄今為止，還見不到有任何其他辦法。
蘇俄早期的「蘇維埃」不是暴民專政
問：托洛茨基派反對斯大林派的目標之一，是用勞動群眾的民主代替官僚的集權和獨裁，文革對此提供了什麼教訓？
一丁：有些人從文革總結經驗，認為它的教訓之一，是「勞動群眾民主」根本是一種幻想，或者，它只是暴民專政的美麗代號。因此，有人便以為托派想用勞動群眾的民主來代替斯大林派的官僚集權和獨裁，不是幻想，便是欺騙。
我以為這個看法是錯的。理由是：第一，托派所主張的勞動群眾的民主，首先指的是曾經實現於俄國革命初期的蘇維埃組織，即由工農兵群眾直接按比例選舉出來代表會議。事實證明，它們不但是真正的、有史以來最公平的民主機構，而且是最能提出革命任務、也最能能完成這些任務的政權組織。斯大林官僚專政之出現，乃是在事實上消滅了這些組織的結果。托派要求民主，主要就是要求恢復蘇俄早期的蘇維埃。我們今天對中國希望的也是如此。這種的代表會議，絕不會造成「暴民專政」，它只能代替官僚獨裁。
第二，文革雖然有萬千群眾參加，卻無絲毫民主可言；恰恰相反，它是以鞏固獨夫專政為目的，是以宗教式的愚昧來代替古今中外的文化。組織上嚴密控制，思想上戒律重重，那些真想造反的群眾或者個人，到頭來總是慘遭鎮壓，其中有的俯首就戮，有的鋌而走險，有的感到被欺騙與被出賣，由幻滅變得無所不為。這樣的「革命」，如此的群眾運動，當然絕不會產生出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民主來的。
真正的社會主義民主究竟如何才能實現？我們當然無法規劃，不過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不能期望當權者施捨，它只能由廣大勞動群眾自己，用自下而上的鬥爭來取得。
我沒有理由悲觀，我從不悲觀
問：托派和斯大林、毛澤東的分歧，雖已被證實並非罪過，但托派運動也越來越令人感到將成為歷史的陳跡，您作為數十年獻身的一員，是否有悲劇之感？
一丁：我不同意您說的「托派運動越來越令人感到將成為歷史的陳跡」；相反，我始終相信它代表著世界的未來，因之我沒有「悲劇感」。我和我的朋友們仍然充滿著樂觀與信心。
所謂「托派運動」，如果從第四國際成立算起，將近半個世紀。五十年，對個人言是漫長的歲月，但對一個以改變整個社會制度目標的革命黨而言，卻只是歷史的短暫的一段時間。「你們正確，你們革命，但為什麼沒有成功？」這是一般勢利人的想法。革命黨所受的壓力與阻力，與它之革命性成正比例。在近代的革命黨中，以遭受的壓力與阻力而言，我想沒有比國際托派所受的更大了。雖如此，但無論組織上與思想上，五十年的托派運動卻是大有進展的。根據我最近見到的第四國際第十二次大會的報告，這個組織在五十個國家與地區有它的支部，大會的出席代表約二百人。至於政治思想影響，一個簡單的事實可以作為象徵——隨著各國共產黨先後與社會黨合流，「TROTS」這個新創的英文字，已成為國際主義與革命戰略的同義詞了。
我沒有理由悲觀，我也從來不悲觀。
問：中共有無可能給托派平反？
一丁：對於中共有無給托派平反的可能這個問題，我覺得難於給一個有或無的簡單答覆。這問題是與中共整個未來趨向密切相關的，它不但要看中共走向民主化的程度，而且要看它是否能探索到、並從而堅持國際主義的社會主義的革命道路。到目前為止，您知道，中共對中國托派，對陳獨秀個人，曾經做了一些比較好的事情。近來我們見到，他們甚至對托洛茨基的生平和思想，都企圖作出較為公正的評價。這都是好事，值得歡迎。但他們是否會讓托派以合法的反對派資格存在和活動，我卻是十分懷疑的。如果不經過一番更徹底的政治上與思想上的改變，我想，這個可能等於零。
我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問：大陸托派52年12月被一網打盡以來，您的經歷如何？香港托派還能有什麼作為？
一丁：我個人的經歷是非常平凡的。
1930年，我從立三路線轉入托派，到現在已經過了50多年了。中間曾在國民黨監獄中關了4年3個月。1949年和王凡西一同來了香港。自從1952年大陸托派被一網打盡之後，60年代我辦了個小小的出版社，專門出版一些批評斯大林和毛澤東主義並介紹托派思想的書。這些書，我相信對於香港一部份青年人之走向社會主義，對於中國托派在香港的重起，都曾起了一些扶植作用。
香港一向是中國托派的一個重要基地。從1929年開始，香港工人中一直存在著托派的影響。但是50年代末期起，直到60年代末期止，長達十年的時期內，香港托派可以說是進入了冬眠期，其活動與影響都等於零。但是1968年後，香港少數的老托派甦醒了過來，不少的青年左傾學生和工人參加了這個運動。結果，今天香港讓我們又看見相當活躍的托派運動了。
在我暮年看見這個情形，自然非常欣慰，只是由於健康關係，我無法參加到行動中去，我極少過問這些年輕朋友們的活動，但我知道他們是深入下層、面對現實的，我所能說的只能到此為止。他們在歷史中將扮演何種角色，我自不能作任何預言。我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我個人種剩餘精力，傾注在魯迅研究中，北京的朋友，倒許為「一家之言」。
問：您的孩怎樣理解您？有代溝嗎？
一丁：我的兒女對於政治無興趣。遺憾得很，他們不能算是我的志同道合者。這裡您不妨說有「代溝」存在，不過我寧願用更大的原因來加以解釋。他們成長的年代，正趕上毛澤東的「三面紅旗」，他們在內地飽嚐了「三年自然災害」所造成的飢餓之苦。來到香港後，適逢60年代世界資本主義的繁榮景氣。對比之下，他們很難不把親自見到的「社會主義」當作一場噩夢。我呢，覺醒於五四精神中，「五卅」給了我初步鍛煉，接著展開於全中國的反帝反軍閥的革命，把我這個商店小職員也捲了進去。在革命與反革命的反覆搏鬥中，我深深相信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人類。
（原載香港《開放》雜誌1986年4月號專題「中國的演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