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刘平梅

熊安东

　　在监狱里，我见到的同案中，始终不承认反革命罪的只刘平梅一人。

　　一九九六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骤起，被关押在监狱里的，一些坚持不认罪、抗拒改造的犯人，更是在劫难逃。于是，在监房里，犯人批斗犯人的嗥吼、呵斥和哀嚎，噪杂嚷成一片。象形文字「狱」造得唯妙唯肖。一九六七年五月，管教干部布置，要托派小组的犯人对不认罪抗拒改造的刘平梅，进行批判和「帮助」。刘平梅不接受批判的「顽固」态度，导致了被人按住他那有一块大伤疤脖颈，逼迫他低头认罪，他都是沉默不语以示抗拒。批判他的人与他无私人仇恨，批判一个不认罪的活把子是个机会，出于自我保卫本能，借此向专政当局表态。

　　被判刑、关押二十年后，1972年8月28日，我们一个人一个人地被通知，拿好自己的东西，调离监房。只刘平梅一人没被通知，他仍留在监房里。他看着我们一个一个地走了，他不知道我们被调到那里去，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要调到那里去。到了一间办公室，我们才知道：宽大释放，但不放，从监狱关押转移到劳改农场受管制。

　　我们到农场安顿下来二十多天，一部小汽车把刘平梅送来了。我立即猜想，把他一个人关押了二十多天，一定是经受了精神压力或其他，他的态度有所转变了，才放他出来。

　　我的猜想完全错了。

　　刘平梅被送到农场的第二天，来了许多干部，有公安局的，有监狱的，还有一穿军装的可能是军代表。农场的专职管教干部陪同他们到刘平梅住的房间找刘平梅谈话。

　　管教干部叫我去烧开水准备泡茶，叫其他人都回到自己住的房间里，不要随便走动。

　　灶间在刘平梅住室的对面。他的屋门关着，屋里的谈话，我听得不十分清楚。屋门开了，干部们准备走出时，一位干部高声地说：“你这种态度，叫我们怎么向上交待！”这句话我听得清楚，到现在都不忘。从这句话里使我知道刘平梅的态度没有改变，他仍然耿直、坚持、“顽固”。“顽固”得使政府干部都感到棘手。

　　判刑、关押、强制改造了二十年，都没有把一个刘平梅改造得自觉地说假话、做假人。最后单独关押他二十多天才从监狱释放出来，生存环境改变了，生活条件改善了，干部们试着再找他谈话，他仍然“顽固”，使“对罪行有所悔改，宽大释放”的政策不能自圆其说，使政府干部无可奈何地讲出：“怎么向上交待！”

　　我提着开水到管教干部住的房间兼办公室去沏茶，那位高声讲“叫我们怎么向上交待”的干部问我：“你说说，刘平梅是怎么回事？”这突如其来的提问，使我立即想到二十多天前在监狱办公室的一幕。一位干部把我叫到身边讲：“你的改造表现不怎么好哇，还要继续改造思想。”现在叫我说说刘平梅是怎么回事，明摆着是考察我的思想。我回答：“刘平梅脾气怪，对他，我不十分了解。”我沏好茶，又灌满保温瓶后迅速离开了管教干部的住室回到自己屋里。

　　回到屋里不久，看到两名干部从我窗外走过，又去刘平梅屋里，不一会功夫，他们又从我窗外经过，回到办公室。来去匆匆，不知他们向刘平梅交待了几句什么话。他们回到办公室不久，就听到干部们乘车离去的马达声。管教干部随即在院子里巡视一圈后，也出门去了农场场部。我们住所的院子里又恢复了宁静，我呆坐在自己屋里，好半天心情没有宁静下来。

　　我们由监狱关押转到农场受管制七年后，一九七九年六月五日，政府在农场小礼堂举行了个宣布释放和给予公民权的仪式，还拍照、录像。不认罪的刘平梅同其他人一样拿到一份高级人民法院《裁定书》，裁定书上写有：在服刑期间，有悔改表现，宽大释放，给予公民权，等语。真是解铃系铃，笔下生花。有认罪表现的，无认罪表现的，一风吹。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一声令下，全国托派被「一网打尽」，像是为洋大人祝寿而献上的一份厚礼。而后，把这些人判刑、关押、强制改造二十七年，宣布「寛大释放」，又像是场闹剧谢幕。曲终人散，回眸被吞噬的韶华，伤心一笑。

　　刘平梅有个女儿，已长大成人，特地来上海接刘平梅回广州，我才知道在广州他还有个家，有个女儿的关照，比我幸运，我什么都没有。

　　把我们安置农场受管制期间，每人每月发给生活费六十元，按那时的物价和生活指数，这笔钱花不完的。响应政府号召，把多余的钱存到银行里，支援国家建设又生利息，公私两利。从1972年到1979的七年间，刘平梅在银行存了二千多元，是我们六人中储蓄最多的。1979年6 月离开农场时，我们把存款本金和利息全取出，银行收回存款单据。刘平梅认为利息属于剥削，他分文不要，只取出存款本金，银行没有收回他的存款单据。

　　2001年5月，刘平梅到温州参加陈独秀晚年思想学术研讨会后，来上海逗留两天，我曾陪他到附近小公园散步，他谈起了狱中被批斗事。树林里挂着几只鸟笼，画眉鸟在笼里鸣唱。刘平梅止步，望着树林里的鸟笼似有所思地说：“看到这，有点条件反射。”

　　时已过，境已迁，心灵上一道伤痕难抹掉。

　　六年前相逢又分手，竟成永别。

2007年冬至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