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高兴农同志
黄公演
早上陈君来电话：兴农走了！他还说还好你昨天去看他。是的前天也是陈君来电说兴农已经离开医院回家了，虽经医生会诊，毫无办法，现在挂氧气维持生命。我一夜不安，起早就赴温，由良初陪同去看望兴农。
他躺在床上，鼻孔套上氧气管，妻子坐在旁边，按摩他的腹部。听说我来，张开眼睛，动了动嘴吧，但听不到他说些什么？他女儿给他喂“流食”，他还能一口一口咽下。
兴农是患上肺癌绝症的。发现时医生诊断已是后期。无可奈何，千万金钱也买不断“不归路”。他享年七十八岁，与我同龄。
我所知道的兴农，已在我刚出版的文集：《蛙鸣斋文集》第一篇《过去的岁月》中有所记载，现在我将它抄录在下：
“由组织介绍，我同南京电照厂的高兴农联系上了。”这是1951年的事。“他同我第一次碰面时，表现很冷淡，虽然在温州时，我们没有碰过面，但彼此知道姓名。第二次见面，他才热情起来。也许他在第一次见面前，还未得到上海的通知。于是我们四个人：华东水专的陈珠凤、柯佐豪、我、高兴农，组成马克思主义青年团南京支部。我任书记，高任政委，柯、陈任组委。决定一星期会面一次。”
……
“为了总结一下‘解放’以来我们个人思想情况，支部决定开展一次个人思想总结，将自己的思想情况写在一个红布面的小本子上，互相交换阅读。”
……
“52年下半年，在华乐水刘专科学校里的托派被发现了。我们思想总结的红本子给校方收去了，南京组织处在危急时刻。上海决定柯佐豪离开南京。柯走了以后，陈珠凤被捕。上海指示我和兴农坚持在南京。我们知道待下去没有好结早，但组织决定，也只有执行。事实上，珠凤被捕以后，我们立即受到严密监视，我们一外出，后边就有‘尾巴’。南京只有我和兴农联系，无论怎样跟踪，不会找到第三个。因此有时候我们就和跟踪者闹着玩，同他们捉迷藏，故意走向闹市，前门进，后门出。或者走着走着，突然来个回头走。”
“后来我们发现，他们住进兴农所在工厂‘电工楼’的对面进行监视。”
“为了避免被跟踪的麻烦，我们就不直接碰头。山西路口有一新华书店，我们约定：在书店的某书中折上几页，表示我们还‘平安’。”
1952年12月21日深夜，我被捕了。
“由吉普车下来，被带进市公安局。在楼梯边，我看见所认识的行李，一切都明白了，兴农和鸿珠都已进来了。共产党总是统一行动的”。
在南京羊皮巷看守所待了一年半，我们判刑，兴农被判五年。
“老虎桥监狱待了十天，被送往龙潭采石公司劳改。”
“那年长江水位高涨。我们公司犯人受命参加防汛。任务是抬石头、抬草包。……”
“我们抬石头上船，上船时要走过一条长长的跳板，走在上面，它会上下晃动，脚下是滔滔江水，一不小心，会葬身鱼腹。”
“过了国庆节，我和高兴农调离采石公司。”
“调回南京老虎桥监狱，过了三天，我和兴农等人，又被调往南京中央门外新生砖瓦厂。这个厂有几千犯人，一部制砖机，日产十六万块砖坯。有十多座窑一一砖窑、瓦窑。大砖窑一次能饶十多万块砖。”
兴农在制砖部劳动。这是1954年下半年的事
“1956年6月，我和兴农突然接到通知不上工。”
我们外出参观。
“……我们的确是外出参观。一共是六个人，其中有一女同志。……”
“参观结束回来时已是‘七一’了。”
1957年九月，我和兴农被“假释”了。政府给的“假释”证是1957年3月签署的。我想其中有些变故，什么样的变故，我们无法弄清。我们在长江北岸的长江砖瓦厂留场就业。我们的工资是先由小组评定。“我和兴农在新生砖瓦厂时，拿的是四级假定工资，在这里按理应评为四级工。在我们的坚持下，我们为四级工被小组通过。我们的组长还是一级工，心中当然不舒服，但他不当面反对，他也采取劳改队积极分子惯用的技俩，加油添醋地向队长汇报。……第二天我们正在劳功，队长来找我们，他怒气冲冲，一开口就来个‘训斥’：‘你们为什么闹工资？’……立即和他争辩。这更使他怒火万丈，我们简直是‘造反’了。他大概是第一次遇到像我们这样的被领导者。他说：‘你们回去好了！’我们问回哪里去？如果是回老家，请给办手续。他更恼火透了，叫我们跟他走。”
“去哪里？”
“去厂部！”
“他说非将我们拘留起来不可。”
“到了厂部，他到里边去了，我们等在外面。等着等着，老半天见不到他的影子。我们不理他，回到自已宿舍。一天、二天，我们九天不上工。乘这机会，去大厂镇、浦口玩玩。到了第十天，厂部干部来找我们谈话。他倒和气些。我们陈述经过，说不上工的原因是等待队长给我们办理回乡手续，因为队长叫我们回去。干部说这是我们误解了……后来继续上工劳动了。”
“1957年年底，长江砖瓦厂五、六百职工，调往苏北农场……”
“我和兴农也是被调人员。我们乘坐内河船队去苏北。”
“这几天刮着寒冷的北风，天气阴沉，我们的心境也像这阴沉的严冬日子。船队静悄悄地航行看，没有歌声，也没有笑声，也没有喧哗声。
在民生农场，我被分在四大队，兴农被分往三大队，从此我们分开了。
兴农他们调回长江砖瓦厂，而我彼调往盐城炼焦厂，那是大跃进，大炼钢铁的时候。我和兴农失去联系，不知道他以后的去向。
1979年当我们在温州他老家见面时，他已是二个孩子的父亲，一男一女，妻子也很贤慧。
朋友给我来电说：“你的老战友病了，去探望没有？”“你的老战友病危，你一定要去看看！”是呀！的确是老战友了，我们共同过渡艰困的日子，共患难，共艰苦，总之，我俩曾是生死与共的同志、朋友！。我想起了在农场的日子，我们生活在两个单位，每当我去他那里或他来我这里，没有别的办法表达我们的友谊，在当时的条件下，唯一的是让对方吃得饱点和好点，当然没有山珍海味。有的、最好的也不过是红烧肉、白面面包、馒头。
虽然老死是自然规律，但写到这里，我老眼还是充满泪水。老朋友离我而去，我怎能不悲痛呢？别了，同志！别了朋友！安息吧！
我想会有人记得你的过去，也会有人想起你的这去。你并没有白活一辈子！
黄公演写于07、8、19。兴农逝世第二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