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超麟回憶錄》德譯本後記（1987年）

鄭超麟

記得西方某一位名人說過：一個人寫了一本書，這書也有它自己的獨立的命運。我的書確是如此。從1944年下半年起，日本侵略軍雖已成為強弩之末，上海經濟卻凋敝不堪，出版社不收書稿了，我只好利用每月替出版社寫稿的時間來記述以前的見聞。我寫了十章便寫不下去了。戰爭結束，這部稿子曾在朋友中間傳閱，並曾請人抄錄一個副本，以便束之高閣。「解收」後，1952年底，在「肅托運動」中，全國托派被「一網打盡」，這個手稿就和它的副本，連同全部托派運動的文件，作為「犯罪」的物證，查抄入庫。辦案人員無疑根據手稿所寫去尋覓組織和人員的線索的。案結之後，上海公安局便將重覆的文件清理一份，據說有十幾個麻袋，上交北京公安部。我的回憶錄洽好有兩份，一份留上海，另一份便裝入送去北京的麻袋裡了。我的書，同我本人一樣，作了「階下囚」，禁錮在公安機關的檔案庫內。

在「文化大革命」中，不知道是紅衛兵衝擊了公安部，還是公安部自己清理檔案庫，人們決定把這些麻袋送給造紙廠去製造「還魂紙」，一位有心人，捨不得，偷偷地提走了二個麻袋，藏起來。他是沒有選擇地提走二個麻袋的，不知道其中裝的是什麼文件。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形勢改變了，某些歷史研究機構奉命研究陳獨秀和托派。陳獨秀在被開除以前和出獄以後的材料是容易找到的，但沒有托派材料，也沒有托派陳獨秀的材料。正在束手無策時，那位有心人想起了二個麻袋，於是部份地滿足了材料的需要。研究人員找到了手抄的回憶錄，不知道何人寫的，讀到五．卅慘案那一天的記載（見第101頁），出現了我的名字，才知道這是我的回憶錄。

他們一方面考慮鉛印出版這本書，那時我已經完全恢復自由了，他們派人來上海徵求我的同意；另一方面，他們油印若干部，名為《鄭超麟1945年回憶錄》，發給重要的黨史單位作參考，我只在某些黨史專家文章中看到有此油印本存在，自己未見此油印本，不知道是全書油印的，還是摘要油印的。

此書鉛印本的出版，就不如油印本那樣順利了。1980年就談妥協了出版，至1986年才有書面世。這中間隨著政治形勢變化而浮動。1983年浮動於付排不付排之間，1983年校好清樣打好紙版之後則浮動於印刷不印刷，發行不發行之間。到了1986年年中終於發出書來了。

從此這本書也脫離了「階下囚」的地位，但並未升為「座上客」，不過恢復了「公民權」而已，著者還是依照市價收取了稿酬的。這種以「現代史料編刊社」名義出版的「供內部參考」的書，是不能在書店出售的，中國讀者稱之為「灰皮書」。所收不滿十本，其共同特點就是：內容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有參考價值，觀點則與中國共產黨迥異的。各書之間的觀點自然也不一致。

1980年出版社徵求我同意出版這本書時，也徵求我同意刪去《戀愛與政治》一章。我在1945年寫的《自序》中已有刪去此章之意，出版社既要刪去，我也就同意了。但仍感到可惜。那個時代，中共幹部之間的矛盾和鬥爭，有許多只能用戀愛的糾紛去解釋，刪去此章就無法解釋了。此外，整本書刪去一整章，難免中間現出不連貫之處。可惜，自從我的手稿成為「階下囚」之後，我就未曾再見它的面了，也就無緣掌握它的命運。好在我的手稿和它的副本尚在世間，分藏於京滬兩地，總有一天會重見天日的。那時如果出版，就不僅可以恢復《戀愛與政治》全章，而且可以恢復其他幾章不得不刪去的字句。

附錄《陳獨秀與托派》是1980年我恢復自由之後不久，應某研究所之約而寫的。當時輿論中有一種傾向，要分開陳獨秀和托派。他們說，陳獨秀是好人，應當恢復名譽，至於托派如何，他們不作評論。這篇長文正是為了說明陳獨秀與托派不可分開而寫的，現在已無這種輿論，這篇長文就成為無的放矢了。

知道我的書即將有德文譯本出版，欣喜之餘寫這幾行字，說說它由成稿至出版的不以我的意志為轉移的獨立的命運。

著者

1987.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