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新啟蒙運動」的檢討
南冠（彭述之）
所謂新啟蒙運動，自最近三年前被人提出後，曾有一個時期在某些刊物上頗出風頭。即到最近，也還有人把它當作討論或宣傳的對象。可是結果怎樣呢？結果似乎同近年來其他的許多運動（如普羅文學運動，大眾化運動等）一樣，除了散播一些不高明的影響外，都成了無花果實，並且逐漸地逐漸地被人們淡忘了，就是提倡這些運動的人也銷聲匿跡了。
這裡證明中國某些智識份子，對於任何思想運動都是不負責任的，他們不是根據於一時的投機衝動，就是盲從某方的命令等因奉此而行事，一等到個人的私圖達到了，或某方的命令停止了，於是「運動」也就隨之而置諸高閣，不管原來的目的達到與否。
我們為了徹底推進思想前進起見，對於過去的一切思想運動，尤其所謂左派或號稱前進的思想運動，都不得不加以檢討，分析其社會根源，派系作用，以及對於群眾的影響等等，以便藉此得出今後思想及社會運動的指南。站在這個觀點上，我們現在來把所謂新啟蒙運動加一番檢討，大概不是多餘的吧！
歷史上一個典型的啟蒙運動
我們要想正確了解什麼是新啟蒙運動，必須把啟蒙運動的歷史來追溯一下。所謂啟蒙運動，也同歷史上一切偉大的思想和社會運動一樣，決不是偶然發生或人工造成的，而是在一定的歷史發展階段上代表一種新興勢力或新興階級的思想解放運動。在歐洲先進國家的啟蒙運動時期，就是17世紀至18世紀，其中以英法為代表。而這種運動的典型表現，也就是最徹底的表現，是法國。
這種運動的社會根源，乃是當時正在開始發展的資本主義要求擺脫中世紀殘餘勢力的束縛，而為其代表者即當時新興的資產階級。這個階級在經濟上已逐漸取得優勢，但在政治上和一般的文化上還是居於被壓制的地位——這情形在法國表現得特別尖銳，正因為如此，啟蒙運動也在法國表現得特別澈底。
啟蒙運動的策源地是英國。但英國因為經過1640-60年的大革命以及1688年的所謂「光榮革命」，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已取得了部份的權利，因而英國資產階級的啟蒙運動徹頭徹尾是調和主義的。他們以提倡自由神論去代替獨斷的基督教，提倡個人主義的倫理說去代替絕對服從的倫理，在哲學上起初是二元論（洛克）隨後則轉到純粹的唯心論或唯我論，（柏克萊與休謨）在政治上則以君主立憲制度為滿足。但在法國的情形則相反。法國的政治是絕對的君主專制主義，而其支柱就是當時貴族和僧侶兩個極端反動的階級。這兩個階級不但壟斷了國家一切收入，一切政權，而且壟斷了一切文化機關（如教會，學校及出版機關等），一切思想領域。凡是維護舊社會制度和反動階級利益的宗教，法律，道德，哲學，藝術以及其他的思想風俗習慣等，都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在這種情形下，負有發展法國資本主義歷史使命並已在經濟上取得相當優勢的資產階級，當然不能忍受，不能不根據自己的要求，自己的見解起而從事反抗。
這種反抗運動表現於思想上，就是法蘭西18世紀著名的啟蒙運動。它的唯一的武器是「批評」。它確曾猛烈地尖刻地批評了當時的專制政治，愚昧的宗教，不平等的法律，貴族的藝術，反動的唯心哲學，農奴制度的殘滓，以及一切束縛個人自由發展的思想風俗習慣等，它批評的標準是「理性」。不用說站在這個理性背後的，就是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但在這個長期批評奮鬥的過程中，卻展開了並完成了近代資產階級最先進的世界觀和政治理想。百科全書派的唯物論與無神論，盧騷的民約論以及孟德斯鳩的法意等，都是那時啟蒙運動之最高的產品。而1789-93年的大革命，乃是這一運動的直接後果。如果我們可以說法蘭西的大革命是「武器的批評」，那末，它的啟蒙運動就是「批評的武器」。所以啟蒙運動在法國乃是資產階級的徹底的思想解放運動，而後來的大革命正是完全由這種思想解放運動準備起來的。
中國啟蒙運動的意義
「啟蒙運動」既是資產階級的一種思想解放運動，那末凡是已經發生了資本主義，出現了資產階級的國家，便或遲或早要發生這一運動，因此不但歐洲一切先進的國家都經過這樣的運動，就是落後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國家，如埃及，印度和土耳其等，也都曾經有過它們自己的啟蒙運動。而我們中國的啟蒙運動，就是「五四運動」。
無疑地，五四運動的社會根源，在本質上是與法蘭西的啟蒙運動一致的。我國雖然經過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的專制統治，但由中世紀殘留下來的封建勢力還是依舊保存著，並且加以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及其與一切腐舊勢力的狼狽為奸，致使我國民族無法前進，因而激起了新興階級的反抗。五四的啟蒙運動便是在這種情形之下爆發出來的。這個運動的主要「武器」也是「批評」。它曾大膽地批評了當時軍閥專橫腐敗，帝國主義的無理侵略；它批評一切迷信，一切傳統，尤其對於舊禮教（以孔子為其代表，這略相當於歐洲的基督），施行了無情的攻擊。它的口號是自由，解放，民主與科學（所謂德先生與賽先生），並極力提倡文字改革（白話文）。這個運動，在中國思想界確曾開闢了一個新時代，一切舊制度，舊思想，舊道德，舊習慣，舊文學等等，都在「批評」面前遭受了嚴重的打擊。所謂新人生觀，即現代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民族民主主義，新科學新文學等，都成了當時一般智識界，特別是學生青年中間的口頭禪。尤其在文字改革方面獲得了光輝的勝利。如果說法蘭西的啟蒙運動是西方先進國家中的典型的啟蒙運動，那末我們的五四運動便可以說是東方落後國家中的典型的啟蒙運動。自然，我們的運動比起法蘭西的運動來要膚淺而狹隘得多，因為它還沒有深入到各方面，沒有形成自己的（中國資產階級的）思想和文化系統，就分裂了。就是說，其中的右派，因為所代表的大資產階級的卑怯性和反動性，在很短期內就停止，甚至往後退了；而其中最前進最激烈的一派，則因為受了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及本國新起的工人解放運動的啟示，很快地便轉到了社會主義運動的一方面（「新青年」的轉變，就帶有象徵的意義）。但正因為如此，也就表示了我們的啟蒙運動的一個鉅大特點：我們的民主主義思想運動與社會主義思想運動中間的聯繫性與不斷性，換句話說，即表示了中國的民主主義思運動一達到某種程度時，即要產生社會主義的思想運動；由此便預示了中國未來的民主主義革命運動，一達到某種程度時，必然要直接轉入社會主義革命的前途。五四啟蒙運動中這種思想上的特徵，到1925-27年的革命中即變成了行動上的特徵。雖然這次革命是失敗了（要主是由於國際領導的錯誤），但它所給予中國未來革命的教訓是異常之偉大而極可寶貴的。
所謂新啟蒙運動究竟幹的什麼運動
如果「舊」啟蒙運動是代表布爾喬亞的思想解放運動，那末所謂新啟蒙運動究竟是代表一個什麼階級的思想解放運動呢？提倡新啟蒙運動的主要人物，關於這一點，而且是最主要的一點，卻沒有明白地指示出來。在陳迫達，張申甫和艾思奇等所解釋的新啟蒙運動，不過是「團結救亡運動」，「民族解放運動」，或「愛國運動」及「民主運動」等（見陳伯達的「新啟蒙運動雜談」，張申甫的「什麼是新啟蒙運動」以及艾思奇的「新啟蒙運動和中國的自覺運動」等文），這顯然說的是一種超階級的運動。但思想上的超階級運動是沒有的，凡表面上所說的「超階級」，實際上往往是代表資產階級。
至於這些新啟蒙運動家對於新啟蒙運動所提出的主張和口號，也是開倒車的反動的。他們口頭上都說新啟蒙運動是繼續和加深五四運動，但實際上他們的主張和口號卻比五四運動時代要倒退得多。例如陳伯達竟公開地說：「如果我們稍為涉獵一下過去一些啟蒙思想家的著作，那末，我們就可以看到他們對於一些問題的提出，有時甚至心我們現在所提出的更為無顧忌地激烈。一般說來，我們對於許多問題的提出是很謹慎的」（見「讀書」第三號）。所謂「謹慎」，就是對於現行的制度，現時佔統治地位的思想或主義，不宜多作批評，而應盡量與之妥協。甚至對於「國粹」，對於孔子的「舊愛國說」，對於禮記上及康有為和譚嗣同的「大同說」（見同上所引）都得加意「保存」，這就是說，即封建時代的「排外主義」和「烏托邦主義」，也得繼承下來。張申甫更說：「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見「什麼是新啟蒙運動」），彷彿「孔夫子」的封建反動思想對於我們的時代還大有益處似的。艾恩奇也跟著說：「國難的緊迫，不容許我們完全推翻什麼或建立什麼……就把孔家店去作例子吧……我們……不必要徹頭徹尾把它打倒」（見「文化食糧」第一卷第一期）。夠了，夠了，原來這班新啟蒙運動家所提倡的新啟蒙運動，不但主張投降布爾喬亞的思想，甚至還企圖與舊封建勢力和封建思想（五四運動所堅決反對的）妥協調和，然而這正是第二次革命失敗後布爾喬亞自己所努力幹過的工作呢！由此可以充分地明瞭，所謂新啟蒙運動也者，不過是向一切舊勢力舊思想之屈服投降而已。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新啟蒙運動
我國經過了「五四」運動和1925-27年的第二次革命運動後，一般的啟蒙運動時期，即歷史上所謂資產階級的思想解放運動時期，早已過去了。換句話說，就啟蒙運動這一字的嚴格意義或歷史傳統來說，這種運動在中國是再也不會有了。但如果我們不拘拘於啟蒙運動的歷史傳統，而僅就啟蒙運動是一個新興階級對一切反動思想的批評運動或思想解放運動來說，這樣的運動還是十分需要的。尤其是現在，不但反動的統治階級用盡一切權力和手段在壓制和束縛被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思想自由，就是以被剝削被壓迫階級的代表自居的人物或派系，也是不顧一切地壓迫和鉗制苦大眾及革命者的頭腦。人們用詭辯代替了辯證法，用偽造代替了事實，用造謠代替了宣傳，用誣陷代替了爭論，用妥協代替發鬥爭，用投降代替了革命，用邦拉巴特主義代替了普羅列達利特的狄克推多，並且把任何革命的悲慘失敗都說成為最高指導者的領導之絕對正確，把一切對反動思想和反動政策的批評都指為奸細行為……總而言之，指鹿為馬，顛倒黑白，成了我們這個世界最流行的技巧。這種思想界上的「中世紀主義」，這種被壓迫階級內部的「宗教法庭」，如果不用「批評的武器」予以嚴厲的徹底的清算，則我們對於剝削階級和壓迫階級之「武器的批評」將永無希望。因此在這個歷史階段上，以真理為標準，以歷史事實為根據，來一個大膽的絕決的深刻的批評運動，實在是絕對需要的——如果批評是任何啟蒙運動的最高表現，那我們就叫這種批評運動為新啟蒙運動亦無不可——但人們近年來所提倡的「新啟蒙運動」，卻恰恰與此背道而馳！
如果新啟蒙運動就是站在普羅列達利特觀點上的批評運動，則我們不但對於任何的封建殘餘勢力，任何的封建思想，任何侵略者的壓迫與欺騙應予以嚴厲的抨擊，就是對於一切布爾喬亞的反動制度和思想，也得採取不可調和的批評態度。最後，而且最重要的，是關於被壓迫階級內部的一切虛偽和毒害的思想，更應拿來放在「批評」的光線之下，予以透徹的揭露。
在目前的國際範圍內，須要反對法西斯主義的橫暴，反對侵略，這是毫無疑義的。但究竟誰是法西斯主義的真正幫兇，誰絞殺了德國的革命運動，幫助了希特勒走上政權；誰閹割了西班牙的革命勢力，使弗蘭哥獲得最後勝利……；這一切都應受「批評」的檢查。至於在現時的我國，團結人民大眾以反抗當前的死敵，把抗戰支持到底，更是天經地義。但對於敵人侵略我們的歷史根源，我國當局過去及現行政治上和軍事上的一切設施，以及各種在野政派的主張和行動，也都得加以批評的揭發。
但為了有效地順利地進行批評運動，無論在任何一個國家內，一個階級內，一個黨派或集團內，爭取民主自由是絕對必要的。
一切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批評的武器」，乃是保證「武器的批評」之勝利的前提。我們希望被壓迫的人們起來大膽地忠實地運用「批評的武器」吧！
1939年7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