掩盖恶行、不齿于人

劳牛

徐景贤在文革夺权后，任上海市委书记——专管文教，人称徐老三，红极一时。2007年10底突发心肌梗阻，抢救无效死亡，终年74岁。他将遗体捐献给医药事业。2007年11月6日，在上海中山医院的红十字会礼堂举行低调的遗体告别仪式。文教界人士，闻讯纷纷赶来与他告别，挤满了一礼堂，据有人估计，有二百人之多。一个文革中灸手可热人物，一个犯了许多恶行的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文教界人士为他送行呢？

作家沙叶新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我和徐景贤》，其中谈到徐景贤在刑满释放回上海后，对文教界在文革中受到过冲击、迫害的人，都当面致歉谢罪，以求得受害者的谅解。人们还普遍称道，他文革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没有像有些人似“一人得道，鸡犬昇天”地对三亲六戚有所扶持。所以得到了大家的谅解。

徐景贤出过一本记述文革的书，书名是《十年一梦》。里面记录了文革中的许多事情。他对沙叶新说。“我如实地将当年情况记录下来，没有什么批判，留待史家去评判。”这本书我看过，确实没有一点自责之处，如报流水账记录了当年上海夺权等全过程。但比一些自我辩解、推衔罪责的人的回忆，有价值得多，可供“文革研究者”参考。

文革中的风云人物，不胜枚举。宋彬彬就是在1966年8月18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时作为红卫兵代表，上天安门城楼为毛泽东戴上红袖章的北师大女附中高三学生，据说是中共高干宋任穷的女儿。2007年9 月8日北师大实验中学（即当年北师大女附中）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光荣与梦想”校庆90 周年大会。会上给评选出的90 位“知名校友”颁奖，宋彬彬赫然名列其中。学校的评语是：“宋彬彬、女，毕业于1966年。1966届高三（3）班。宋彬彬在学校时热爱学习，热爱集体，关心同学，尊敬师长，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参加社会工作，高三加入中国共产党，在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为毛主席佩戴上红袖章，在文革中受江青等人迫害，后响应国家号召去内蒙古插队，十年动乱后，出国求学、工作，研究生学历。”原来她被评为知名校友，并非是得了美国的博士，学术上有所成就，而是因为她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这使我想起，当年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问宋的姓名，宋答“宋彬彬”，毛说：“文质彬彬！要武呵。”从此宋彬彬变成“宋要武”了。（凭记忆，也许是说彬彬有礼？）颁奖后评论如潮，至今未息。

教育家，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是文革中第一个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的。有评论文章说：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宋彬彬亲自动手毒打卞仲耘，但作为该校红卫兵领袖之一，是亲自在现场的，是目睹卞仲耘惨死的。我也没有去核查卞被打死是1966年8月18日之前或“要武”之后。但学校给宋彬彬颁奖后，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给学校写信，提出抗议。

宋彬彬在美国生活了27年，不知是否已是美籍华人？据说她一直保持低调。在母校召开90年校庆大会并被评为“知名校友”后，美国媒体采访了她，她自我介绍说：她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环境与行星学科的博士学位，是第一个获得该学位的华人。对母校授予她“知名校友”并介绍她事迹后，第一次接受媒体采访，她说：“……报上登了篇文章，题目是《我给毛主席带上了红袖章》，通篇用第一人称，而且还署名一个跟我根本不知道的名字叫宋要武，搁个括号宋彬彬，真没想到报纸为了宣传的需要，竟能够这样无中生有的给我安上这么个名字，而且以我的名义发表这样的文章。”冒名发表文章果然不道德，但宋彬彬竟说当年钦赐的大名“宋要武”根本不知道，这真是对当年知情的数亿中国人的戏弄。

宋彬彬当年只是个17、8岁的小姑娘，在“个人崇拜”狂热的疯狂年代上当受骗跟着做了一些恶事，人们不会对之求全责备的，但应该有所反思忏悔。作恶而不忏悔，就预示着再次作恶的可能。宋彬彬不敢否认曾给毛泽东戴上红袖章，因为纪念画册上有照片为证。具有讽刺意义的，宋彬彬为毛泽东戴红袖章的照片的背面竟是被红卫兵打死的副校长卞仲耘的照片。但她竟对美国记者说，连“宋要武”的名字都不知道，她的人品可想而知了。

我无意评论上面二人的言行，只不过经常见到有人对自己的过去恶行既不忏悔认错，反而百般抵赖。故引用二人为例，略舒己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