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俄国革命——从兴起、蜕化到垮台
杜建国
一、问题的提出
二、1917年革命之前的俄国工人阶级和布尔什维克
三、1917年革命——俄国工人阶级通过苏维埃民主直接掌握政权、苏维埃与立宪会议之争
四、内战、革命陷入孤立和工人阶级力量的衰竭
五、代替主义——苏维埃民主的取消、一党制的形成、党内民主的取消
六、代替主义的悖论（一）——工人阶级退出政治舞台
七、代替主义的悖论（二）——党的分化、官僚集团的产生、斯大林的崛起
八、党的分裂、反对派的抗争和失败、革命被官僚所吞噬
九、官僚集团获胜的原因、计划经济是通往奴役之路吗？
十、官僚统治之下的俄国工人阶级、官僚统治的前途
十一、一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不稳定的对峙局面、布尔什维克的战略——以世界革命打破孤立
十二、社会民主党的自我毁灭之路
十三、背弃世界革命和“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官僚的新战略
十四、世界革命的灾难、斯大林自掘坟墓
十五、工人阶级的历史性失败、资本主义转危为安、战后黄金年代的开始与结束、资产阶级的新自由主义攻势
十六、官僚统治的危机、民主革命、官僚统治的结束
十七、总结与展望、人类的苦闷、新的选择
一、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只要一谈及俄国革命，人们几乎立即会一致赞同这样的解释：俄国革命的兴起和失败，革命中所出现的一切现象和问题，都应该由列宁与布尔什维克来负责；列宁或布尔什维克所采用的集中的先锋党理论，确保了革命的成功，同时成为斯大林主义官僚统治的根源；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俄国革命从一开始便与斯大林时代没有根本区别或者必然会发展为斯大林主义的极端形式。兴亡成败，皆出于此。这一观点几乎已经成为一种毋须再加以论证的共识了。
但是笔者认为，与其它许多被普遍接受的关于人类历史的解释一样，这一共识既是庸俗的，也是错误的。一旦抛弃成见，将这一共识与真实的历史进程相对照，我们马上就会发现这一共识纯属无稽之谈。
首先，且不论实践，即使仅就布尔什维克或列宁的指导思想来讲，其内容也绝不像这种共识所描述得那样简单，只要去认真查阅一下布尔什维克的编年史，就会发现真实的历史要远比这一概括丰富复杂得多。
其次，更为严重的错误是，这一共识把布尔什维克当作了俄国革命历史进程的唯一动力或唯一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在其看来，历史似乎仅仅是由布尔什维克凭借其意志塑造而成的，而其它因素根本就不存在或仅仅只是陪衬而已。毋庸置疑，布尔什维克在革命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即使如此，它也绝不是革命唯一的动力。俄国革命首先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革命或工人阶级革命，俄国革命的面貌首先就是由俄国工人阶级的面貌决定的。俄国工人阶级在革命历史舞台上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主角还是配角？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主动的还是被动的？这些角色的发展和变化将决定革命的发展和变化。然而，工人阶级的活动根本就不曾进入这一共识论者的观察视野，他们想当然地（或者有意识地）断定，既然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及其以后的政治舞台上根本就看不到工人阶级活跃的身影，那么革命初期也一定是如此的。
再者，俄国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有机联系着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非孤立的一部分，俄国革命则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即反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俄国革命固然对资本主义世界造成了威胁，但与之相比，资本主义世界向俄国革命所施加的压力则更为沉重。世界革命对俄国革命的推动和支持，资本主义世界对俄国革命的阻挠和压制，这两者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它们对于俄国革命来讲是同一外部条件的不同方面或不同的表现形式，它们对俄国革命的影响无论如何是不应该被低估的。而对于这一点，此共识根本就是视若无睹。
俄国工人阶级，布尔什维克，世界革命的推动或资本主义世界的压力，这三者之间的合力，这三者各自的发展变化及其相互间的影响和作用，共同决定了俄国革命的走向和结局。只有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才能理解俄国革命，才能理解二十世纪我们这个星球上所发生的一切。也只有在理解这一切的基础上，我们才能设想人类的未来。
二、1917年革命之前的俄国工人阶级和布尔什维克
在此首先要指出，就布尔什维克而言，其党内关系及其与工人阶级的关系，无论是在思想观念领域还是在实践领域，无论是在十月革命以前还是在十月革命以后最初的几年中，这一切绝不是用集中一个词就能概括得了的。
与流行的布尔什维克铁板一块论相反，最初布尔什维克并不是一个政党，它只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一个派别而已——此时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的原则分歧远没有1917年那样巨大，列宁就是这个派别的领袖。既然连一个政党都算不上，既然只是一个政党内部的派别，那么所谓的只讲集中和铁板一块也就无从谈起。即使在布尔什维克内部，在不同的时期，围绕着不同的问题，不同意见和倾向者也经常形成各种派别。与通常的看法相反，与充满官僚习气的西欧社会民主党——比如德国社会民主党——相比，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才是实行党内民主的典范。正因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布尔什维克内部存在充分的民主和自由，才为布尔什维克的成长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若一直是像斯大林时期那样的铁板一块，恐怕列宁早就会被当作派别头目给开除出党了，可能也就不会再有后来的革命了。
至于党与工人阶级的关系，在1903年，列宁的确是强调过党对工人阶级的自上而下的领导作用的，而工人阶级则相对地充当一个被“灌输”的角色。但是那仅仅只是在建党初期，党还不是个群众性政党，还处于地下状态，列宁从不认为这种观点将继续适用于一个强大的公开的合法的群众性的政党。另外，工人阶级在未来的运动中将会以什么样的面貌出现，对于列宁来说这还是不能预知的，因此列宁才做出这样稍显极端的结论。后来绝大多数人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将列宁在具体时期具体条件下的暂时持有的观点，当作了他始终一贯坚持的原则，在这些人眼中，似乎除了《怎么办？》和《进一步，退两步》以外列宁就没有其它的著作了。
很快，工人阶级在实践中的表现就令理论家的抽象思索相形见绌。1905年革命开始后，工人阶级从“自发的改良主义者”（工联主义者）变成了“自发的反资本主义者”（革命者）。从群众罢工到苏维埃，俄国工人阶级的这些创举令世人震惊不已。现在，无产阶级革命不再是作为抽象的概念，而是作为活生生的事实展现在世人面前。通常俄国被视为落后的国家，俄国工人阶级自然也是落后的工人阶级，但是俄国工人阶级以其表现证明自己才是全球无产者的先锋。罗莎·卢森堡对俄国工人的创举发出了由衷的赞叹，（1）并呼吁全欧洲工人都要学讲“俄国话”。俄国工人阶级在革命中所表现出来的历史创造性和自主性，也无疑令列宁感到意外，于是，对于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能力以及党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他做出了新的判断，修改了自己的观点，此前一些比较极端的说法不见了。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2）
面对1905年的经验，托洛茨基的预言更为大胆。当时的传统观念认为，与西欧发达国家不同，俄国面临的仅仅只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客观前提根本就不具备。但是托洛茨基认为，在整个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中，在落后的似乎只是面临着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的俄国，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还没有充分行使其统治职能之前，就能够在农民的支持下夺取政权，从而先于先进国家的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揭开世界革命的序幕；但是，如果先进国家的工人阶级不能继续扩大这一进程，如果革命仅仅局限于俄国一个国家，那么缺乏援助的革命必将面临失败的命运。（3）当时即使是列宁也没有如此大胆，不过他始终坚持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独立立场，反对孟什维克借口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而要求工人阶级充当资产阶级的附庸的立场。
至于工人阶级应该如何具体行动、通过何种具体的组织形式来取得政权和行使政权，托洛茨基认为，工人阶级已经通过自己在这次革命中的创举——工人代表苏维埃或工人代表委员会（苏维埃的特点将在下一节详细介绍），解决了这一难题。苏维埃，是俄文“委员会”一词的音译。苏维埃，首先和主要是指工人代表苏维埃，即工人代表委员会。1905年革命期间，在群众罢工的浪潮中，第一个工人代表苏维埃大概诞生在工业城市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首都圣彼得堡的无产阶级成立苏维埃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随后各地工人开始纷纷建立自己的苏维埃。尽管当时圣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只存在了短短的五十余天，但是它已经具备了工人政权的雏形。时任彼得堡苏维埃主席的托洛茨基宣称，下一次革命来临后，苏维埃将遍布俄国城乡，各地的苏维埃将联合为一个整体，无产阶级将通过苏维埃来完成自己的解放。（4）随着苏维埃被取缔和革命进入低潮，没有几个人再重视这一预言。
三、1917年革命——俄国工人阶级通过苏维埃民主直接掌握政权、苏维埃与立宪会议之争
但是无产阶级并没有忘记苏维埃。1917年二月，彼得格勒（二月革命后圣彼得堡更名为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群众完全凭借自己的力量推翻了沙皇。依据1905年的经验，推翻沙皇后群众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再次组建苏维埃——工人和士兵联合代表苏维埃。各地农民也跟着建立起自己的苏维埃，并与工兵苏维埃进行合作。群众现在有力量，有组织，唯独还欠缺独立明确的目标和意志，欠缺由自己掌握政权的目标和意志，因此他们没有立即用苏维埃来代替沙皇政权，而是容许资产阶级出面当政。
在征得苏维埃的同意后，资产阶级才敢另外组建了临时政府。临时政府以沙皇被推翻前的最后一届杜马为基础组成，并不具备一个广泛的民众代表机构的资格，更像是一个贤达政府。一边是无产阶级的苏维埃，一边是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一边是活跃的和有组织的群众，一边是惊魂未定的资产阶级，这样就形成了双重政权并存的局面。一国不容二主，这种局面是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的。一旦群众认识到了自己的力量有多么巨大，那么谁也不能阻止他们凭借这一力量掌握政权。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也千方百计地企图扼杀苏维埃，摧毁群众的力量，恢复“正常”秩序。
既然工人士兵群众现在还缺乏足够的认识，那么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等反对苏维埃独自掌权的妥协党派就得到了更多的支持，占据了苏维埃的多数。对于各党派，为便于理解，可以牵强地作如下区分：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是工人社会主义者，其群众基础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党以及后来从其中分裂出来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则是农民社会主义者，其群众基础是农民。最初，布尔什维克的主张其实与孟什维克等党派没有根本区别，面对双重政权并存的既成事实，他们仍旧囿于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因而工人阶级不能夺取政权的陈旧教条，不敢越雷池半步。直到4月列宁回国后，才努力将这一倾向扭转过来。最终布尔什维克在革命开始以后采取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战略，主张俄国无产阶级应该且能够掌握政权，能够先于西欧无产阶级掌握政权，揭开世界革命的序幕。布尔什维克将自己的主张概括为一句口号——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也就是说一切权力要交由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直接掌握。这一口号从最初的似乎只是脱离群众的极少数人的梦呓，迅速地变成了千百万工农的心声。（5）
随着事态的进展，群众的情绪越来越激进，苏维埃的力量也越来越强大。1917年6月，第一次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大会召开，全国各地的苏维埃由此联合为一个整体。在整个1917年的俄国，苏维埃是唯一一个稳定的具有全国规模的民众代表机构。此时，孟什维克等在苏维埃继续占据多数，布尔什维克仍处于少数。不过仅仅一个月后，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就失去了耐心，自发地起来要求由苏维埃独自掌握政权。但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却不与群众站在一起，胆怯地拒绝了。
群众逐渐对他们失望，转而支持布尔什维克。在9月平定资产阶级支持的科尔尼洛夫军事叛乱后，群众的力量迅速从因七月事件而遭受的短期挫折当中恢复起来，再次达至高峰。对孟什维克等妥协党派失去耐心的群众，纷纷将选票转投给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逐渐在包括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在内的多数地方苏维埃中占据了多数，并且还获得了另一个左翼政党——从社会革命党内分裂出来的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支持，从而将这个多数地位巩固下来。对于掌握政权，群众早已是迫不及待，现在，与其说是群众在追随布尔什维克，不如说是布尔什维克在追随群众。布尔什维克最终顺乎民意，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付诸实施。十月革命到来了。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的指挥下，苏维埃逐步将原属于临时政府的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临时政府则彻底丧失了群众基础，成为孤家寡人。到1917年11月6日（俄历10月24日），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的前一天，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开始进行推翻——准确地说是取缔——临时政府的最后行动。次日大会开幕时，政权被送交其手中。组织在苏维埃内的、力量占据绝对优势的工人士兵群众使革命以几乎不流血的方式完成了。布尔什维克与左派社会革命党在代表大会中占据了绝对多数，于是苏维埃大会宣布“全部地方政权一律转归工兵农代表苏维埃”，（6）开始直接行使权力。
此时，除了自身所拥有的群众基础之外，苏维埃更期望能得到即将召开的立宪会议的支持。二月革命后，经由全民普选产生的立宪会议来决定俄国的未来，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由于群众情绪激进，资产阶级害怕此时召开立宪会议不能产生满意的结果，因此千方百计拖延立宪会议的选举和召开。只是迫于压力，直到8月份，临时政府才决定于11月下旬进行立宪会议的选举。结果选举还未进行，苏维埃就已经取得了政权。
由于不是全民组织，只是一个阶级组织，无产阶级和其他被剥削劳动人民的组织，苏维埃希望全民性质的立宪会议能够做出决定，批准由其行使权力的既成事实。也就是说，一个阶级议会期望得到全民议会的批准，来进一步确立自己的合法性。苏维埃组建政府人民委员会的时候，明确宣布其只是“工农临时政府，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管理国家”。（7）
苏维埃如期举行了立宪会议的选举。布尔什维克及其盟友左派社会革命党没能在选举中获得多数。这一结果并不令布尔什维克感到意外，因为俄国的大多数居民是农民，而且选举人名单早在十月革命前就已制定，那时候社会革命党和左派社会革命党还没有分裂，所以农民大都把选票投给了社会革命党，结果社会革命党在选举中获得了多数。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等反对革命的力量企图借立宪会议来取缔苏维埃政权，剥夺无产阶级的革命成果。
尽管布尔什维克与左派社会革命党处于少数，但是在城市地区布尔什维克获得了绝对多数，也就是说获得了绝大多数无产阶级的支持，其竞争者孟什维克和敌对者资产阶级政党立宪民主党都所获甚微。另外在军队中布尔什维克也获得了近半数的支持，尤其是在靠近中心地区的最重要的诸支军队中，布尔什维克都获得了多数。也就是说，布尔什维克得到了群众当中政治上最活跃的最有力量的那一部分的支持。十月革命的群众基础不容置疑，决不是许多人所称的那样是少数人的冒险。苏维埃战胜了立宪会议，无非再次表明了城市领导农村是现代社会的特征。
1918年1月17日，立宪会议召开前一天，苏维埃公布了《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要求立宪会议“宣布俄国为工兵代表苏维埃共和国”，支持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否则将取缔立宪会议。立宪会议召开后，拒绝了苏维埃掌握全权的要求，要求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苏维埃则认为无产阶级的利益高于一切，苏维埃的地位高于立宪会议，既然立宪会议拒绝与苏维埃合作，那么只好解散立宪会议（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民主党都支持这一点）。解散立宪会议后，立即召开了全俄第三次工兵农苏维埃代表大会（此时原本独立的农民代表苏维埃也合并到全俄苏维埃当中），布尔什维克与左派社会革命党在选举中大获全胜，其它政党根本就微不足道（参与投票的苏维埃选民的数量不详，有资料称可能占立宪会议的一半左右，有的则认为更多）。大会再次重申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苏维埃政权从此不再是临时性质的了。
1918年7月，全俄第五次工兵农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新宪法，正式定国名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简称苏俄（1922年改为苏联）。宪法剥夺了资产阶级、地主和其他剥削阶级成员的选举权，选举权成为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等“被剥削劳动人民”的特权。宪法对苏维埃代表的选举制度作了特殊规定，以有利于与农民相比居少数的工人阶级能在苏维埃中保持对农民的优势。苏维埃制度就这样确立下来。
苏维埃取代了立宪会议，苏维埃宪政取代了立宪会议宪政，阶级议会取代了全民议会，阶级民主取代了全民民主，民主成为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特权。不过这一制度并非是俄国工人的首创，在资本主义国家被迫实行普选权之前，资产阶级一直长期独占议会，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因纳税、财产、教育等限制而被剥夺了选举权，那时的议会也是一个阶级议会。既然如此，现在将俄国无产阶级的行为称作礼尚往来也未尝不可。比如，1688年“光荣革命”后的将近两百年，英国议会实际上一直就是一个地主资本家代表委员会，工农大众被排除在外，深受其害。而现在的苏维埃政权，则是工人农民代表委员会，将资本家地主排除在外。一个资产阶级专政，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单就这一方面讲，两者的性质是相同的。正如同将工农大众排除在外的英国议会，在其内部地主资本家继续保有民主一样，将资本家地主排除在外的苏维埃内部继续保有民主也就不是不可能的了。
取缔立宪会议后，在苏维埃内部单凭自己就处于绝对多数地位的布尔什维克，当时并没有也不愿将民主与专政对立起来。苏维埃政府成立十几天后，由列宁执笔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宣言》宣称：“在俄国，已经争得了苏维埃政权，因此政府由一个苏维埃政党转到另一个苏维埃政党手里，无须经过任何革命，只要通过苏维埃的决议、苏维埃代表的改选，就可以实现……我们过去同意，并且现在仍旧同意同苏维埃中的少数派分掌政权，但这个少数派必须诚心诚意地服从多数，并执行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全体批准的，采取渐进的、然而是坚定不移的步骤走向社会主义的纲领。”（8）布尔什维克本来同意与包括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在内的各社会主义党派共同组成一个多党联合政府。但是已经处于少数地位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却毫无自知之明，当初群众自动将政权送到他们手中时，他们拒不接受，如今群众抛开他们取得了政权，他们却又认为自己是不可或缺的了，他们向布尔什维克提出了过高的令其无法接受的条件——将列宁和托洛茨基排除在政府之外。无奈，布尔什维克最后只好抛开他们，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组成了两党联合政府，不过孟什维克等诸多党派作为在野党继续存在。由此看来，苏俄的一党制决非历来如此，在初期实行的其实是多党制基础上的两党联合执政。
此时，俄国无产阶级不仅在政治领域，而且在经济领域也表现出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并没有立即对经济进行国有化改造，但是资产阶级却以逃跑和怠工等方式与新政权进行对抗。工人群众不等苏维埃发布命令，自己就起来直接接管和控制了所在的工厂和矿山等，开始对资产阶级进行剥夺，开始成为自己所在的工作场所的主人。
无产阶级享有民主，资产阶级受到专政，对此时的苏维埃制度来讲可谓是名实相符，不像后来斯大林时期那样，固然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了，但是对工人阶级也毫无民主可言。因此，断言取缔立宪会议后，苏维埃内部的民主也荡然无存，这是毫无道理的，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在《论俄国革命》这部其生前并不愿发表的著作中，卢森堡认为“列宁和托洛茨基用苏维埃代替了根据普选产生的代议机构，认为苏维埃是劳动群众唯一真正的代表。但是随着政治生活在全国受到压制，苏维埃的生活也一定会日益陷于瘫痪”。（9）这样的必然性并不存在。笔者认为，大概卢森堡当时对苏维埃的历史意义还缺乏足够的认识，这从其著作中可以看出来。1918年德国11月革命开始后，按照俄国无产阶级的榜样，德国无产阶级也组建了工人士兵代表委员会（即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此时卢森堡已转变为苏维埃制度最热烈的拥护者：
“如果有人（即艾伯特考茨基们——引者注）对我们毁谤俄国布尔什维克，我们永远不应忘记对此回答说：你们是从哪里学会你们今天的革命的初步知识的呢？你们是从俄国人学来的：工人士兵委员会……是俄国革命为世界革命提出第一批口号的。我们有把握说——这是由整个情势自然而然产生的——：在德国之后不管什么国家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它的第一个姿态也将是建立工人士兵委员会。”（10）
遗憾的是，卢森堡这方面的观点通常都被人们忽略了。
讲到德国，我们会发现，俄国革命中苏维埃与立宪会议（国民议会）的冲突的具体形式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如果革命不是发生在像俄国这样一个无产阶级在人口中占少数的国家，而是换成德国这样一个无产阶级在人口中占多数的国家，就会是另外一种情景。1918——1919年革命期间，德国无产阶级完全可以做到先通过苏维埃掌握政权，然后再获得国民议会中多数的批准，这样苏维埃与立宪会议的对抗就不会产生了（详见拙文《唯议会主义的悖论——社会民主党的自我毁灭》）。
1918年十一月革命推翻霍亨佐伦王朝的统治后，德国无产阶级立即组建了工人士兵代表委员会（即苏维埃），开始掌握政权。临时政府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这也是模仿俄国）的权力，直接来自工人士兵代表委员会的授权。德国此时实际上已经是一个苏维埃共和国了，只是还没有巩固下来。德国革命开端阶段所达到的高度其实超过了俄国革命，一上来就是苏维埃单独掌权，不存在苏维埃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并存的阶段。但是把持着苏维埃和人民委员会的社会民主党，却竭力扼杀革命。艾伯特（社会民主党主席）们并不敢公开反对苏维埃，这样做会立即被群众抛弃。他们采取了另外一个战略，那就是借全民性的立宪国民议会来否定阶级性的苏维埃。艾伯特们宣称苏维埃还缺乏足够的合法性，只有经过国民议会的批准后才能最终获得合法性；在获得批准之前，苏维埃应该自我克制，自我约束，也就是自我取消；在国民议会召开之前，无产阶级没有继续进行在议会外已开始了的直接行动的权利。这实际上是在压制苏维埃，要无产阶级不顾资产阶级在议会外的防御和反扑而坐等国民议会的裁决。艾伯特们诡称道，只有这样才是遵从“民主”原则，否则就是图谋少数人的“专政”，就是少数人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多数人。
此时无产阶级的战略应该是用议会外多数促成议会多数。这就要求无产阶级能够冲破艾伯特们的阻挠，将资产阶级在议会外的力量完全剥夺，真正做到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无产阶级将自己的强大力量和坚定意志完全展露出来后，会促使无产阶级中剩余的动摇分子和介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中间阶层转变为苏维埃的支持者，议会外的多数将转化为议会多数。此时召开国民议会，不仅在议会外，而且在议会内，无产阶级都将占据多数，毫无疑问议会将会批准由苏维埃行使权力的既成事实，“民主还是专政”的两难选择也就不会产生了。反之，如果无产阶级在议会外与资产阶级进行的争夺中遭到失败，国民议会将会是另外一种结果。由此可见，事实与艾伯特们的诡辩并不相同，德国面临的选择根本不是什么“民主（即国民议会）还是专政？”，而是“无产阶级主导的国民议会还是资产阶级主导的国民议会？”，或者说是“苏维埃主导的国民议会还是志愿团主导的国民议会？”。
1919年一月事件解决了这一问题。一月事件中，冒险向柏林无产阶级挑衅的艾伯特们，遭到了数十万工人和士兵的武装反击，但是由于领导的失职，群众的热情被付诸东流。群众垂头丧气四散回家后，艾伯特们则趁机勾结志愿团进行反击。形势急转直下，自十一月革命以来一直占优势的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击败了。在反革命获胜的气氛下召开的国民议会，由志愿团主导的国民议会，使资本主义在德国获得了合法性。假如一月事件中不是志愿团，而是柏林工人获得胜利，那么工人群众主导的国民议会，必然会赋予苏维埃德国合法性。志愿团的成员后来构成了纳粹冲锋队的核心，社会民主党最终也自食其果，被自己所挽救和召唤的反革命势力所摧毁。
重新回到俄国。苏维埃取缔了立宪会议，拒绝了占人口多数的农民的意愿，但这并不是说苏维埃不相信自己代表包括农民在内的多数人的利益，也不是说苏维埃不愿意去争取这个多数的支持。最终，苏维埃政权通过比立宪会议的投票更为曲折的方式赢得了农民的支持。
首先，取缔立宪会议后，当时并没有招致农民的反抗。农民虽然依然按照传统投票支持社会革命党，但是他们并没有忘记，正是苏维埃政权给了他们土地，而以农民政党自居的社会革命党在把持苏维埃的时候却不愿意将之付诸实施。单凭这一点农民就不会敌视苏维埃。
在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占据人口多数的国家，即使在无产阶级已经在城市里面战胜了资产阶级的情况下，“要小资产阶级和半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预先（即通过投票——引者注）决定‘究竟是和工人阶级一道走还是和资产阶级一道走’这个极复杂的政治问题，那是根本不能想象的。非无产阶级劳动阶层发生动摇是必然的……只有在长久的残酷的斗争中，动摇的小资产阶级的沉痛经验，才会引导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和资本家专政做出比较之后得出结论说：前者比后者好。”（11）
这一“沉痛经验”是什么呢？那就是后来的内战。白军的表现，地主资本家的表现，使农民甚至在苏维埃政权对其实行余粮收集制的情况下，最终还是选择站在红军一边，这是苏维埃政权战胜白匪叛乱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关键。当然，如果革命迅速在德国获得成功，那么内战就不会爆发或者不会形成巨大的规模，农民与苏维埃政权的关系将会更加融洽。甚至可以推测，假如德国无产阶级先于俄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而不是相反，那时俄国召开的立宪会议也许将会做出支持苏维埃的决定。
回顾苏维埃的历史之后我们会发现，“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不仅仅是一句简单的口号，它更是对俄国革命的实际进程和内容的最恰当的概括。俄国革命，通常被称作社会主义革命或无产阶级革命，这都不能算错，但都过于笼统。应该更为明确地称之为苏维埃革命，正是苏维埃赋予了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些抽象概念以具体的内容。谁不理解苏维埃，谁就不理解俄国革命。革命初期，称俄国无产阶级通过苏维埃民主将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毫不为过。这一苏维埃民主制有效运行的前提是苏维埃的群众基础——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充满活力，拥有充分的自主性和创造性。
现在我们不难做出判断：取消立宪会议后，苏维埃内部不仅没有排斥民主，丧失民主，而且继续保留民主，甚至将民主制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笔者在此尝试着总结一下工人代表苏维埃或工人代表委员会这一新型民主制度的特征和历史意义。
在“正常”的社会秩序下，无产阶级群众是消极的，同时也是分裂的。有组织的工人群众分属于不同的党派和工会，另外还有大量的工人或者说更多的工人不参加任何组织。除此之外，分裂还因为行业、部门等因素而产生。无产阶级革命，首先意味着工人群众从“正常”的消极被动状态转为采取直接行动干预或创造历史进程的积极主动状态，同时也就意味着由四分五裂而转为共同行动。新的更高级的运动必然需要新的更高级的组织形式。革命高潮或革命危机来临后，自然产生了用何种组织方式促进统一行动的需要，苏维埃因此而诞生。苏维埃囊括所有工人在内，使无产阶级摆脱了日常的种种束缚，真正联合成为一个整体。苏维埃代表经工人直接投票选举产生，在工人群众中具有绝对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苏维埃的出现，有力地促进了革命的深入发展。
苏维埃是无产阶级在议会之外另起炉灶自下而上建立起来的，与议会那样的全民代表组织不同，苏维埃只是一个阶级性代表组织，其成员只包括工人群众，资产阶级等被排除在外，因此可以将苏维埃称为工人议会。不过正因为如此，苏维埃又避免了议会具有的诸多缺陷。资产阶级对社会的统治，首先不是因为其拥有议会多数，而是因为其在议会外掌握全部社会资源而形成全面统治的既成事实。苏维埃在保留旧式议会民主的合理性之外，将民主扩展到了议会之外，使民主不再仅仅是片面的政治民主，而且包含了经济民主，使民主从脱离群众的间接民主上升为直接民主。民主由此在广度（由政治而经济）上和深度（由间接而直接）上都得到了扩展，更加有利于群众直接参与管理——也就是自我管理，更加符合古典民主的要求。这就是议会外阶级民主高于议会全民民主之处。
苏维埃代表的选举，不是按照地区，而是按照生产工作单位来进行，这既有利于确保苏维埃的阶级性，有利于加强选民之间和选民与代表之间的联系，同时又有利于苏维埃通过其代表获得对工厂、矿山、金融、交通、通信等经济领域进行直接控制的权力。
苏维埃代表没有固定任期，随时可以罢免和更换。苏维埃尤其是地方苏维埃的选举是经常性的，这使苏维埃能够及时地反映群众情绪的波动和变化。俄国革命初期，即使是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也是相当频繁的，从1917年6月到1918年7月这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就达五次之多。
双重政权并存的局面形成后，苏维埃将成为组织推翻资本统治的行动的机构；推翻资本统治的同时，苏维埃自然又变为工人阶级进行自我统治和自我管理的机构。苏维埃的民主性将使其成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保障。苏维埃容纳了所有的工人政党，是各政党影响广大工人的最好渠道，不管是革命期间还是革命后，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各党派工人之间的分歧都可以通过民主方式在苏维埃内部解决。这也就意味着，通过苏维埃工人阶级可以对不同的资源配置方案进行选择，对不同的计划方案进行选择，而不像在斯大林主义官僚统治之下，工人阶级只能被迫接受官僚自上而下强加给他们的计划方案而别无选择。民主的计划既否定了官僚专制，又否定了市场（金钱）专制，非但不是对自由选择的抛弃，反而是自由选择的实现。
斯大林官僚统治的历史表明，苏维埃民主还是防止官僚蜕化所必需的。与直接占有社会资源的资产阶级不同，剥夺资本之后，无产阶级不运用苏维埃这样的更广泛、更直接、更彻底的民主形式，就不能在政治经济领域进行自我管理、自我统治。而一旦工人阶级不能进行自我管理和自我统治，那么发生官僚蜕化直至复辟将是不可避免的。斯大林主义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在一个现代议会制国家，无产阶级完全可以通过获得议会多数开始执政，但是即使如此，也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为资产阶级必将会发动叛乱来推翻合法的工人政权，不要忘记多尔富斯、佛朗哥、苏哈托、皮诺切特这些教训。无产阶级单凭议会手段根本无力镇压资产阶级的叛乱，必须依靠自己在议会外的直接行动，而坚决的议会外行动必然导致苏维埃的成立。无产阶级将通过苏维埃镇压资产阶级的叛乱，剥夺资产阶级的财产，然后对之实行自我管理。此时，权力的重心也将由议会转到苏维埃手中。无产阶级推翻资本获得解放，大致可以通过如下三种途径。第一，通过苏维埃在议会外先掌权，遭到议会反对，苏维埃推翻议会自行执政（如俄国革命）；第二，通过苏维埃在议会外先掌权，议会再加以追认、批准；第三，无产阶级先控制议会，进而再组建和依靠苏维埃来击败资产阶级的叛乱，开始对社会进行全面自我管理。殊途同归，要想完成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最终必然需要走上苏维埃的道路。通过苏维埃剥夺资本，通过苏维埃自我管理，如卢森堡所言，“只有这样才是社会主义，只有这样才能实行社会主义”。（12）手段与目的、起点与终点在此是合而为一的。当然，在实践中并不需要完全拘泥于苏维埃这一形式或名称，关键是要认清它所体现的实质。
可以说，苏维埃制度，工人代表委员会制度，是俄国无产阶级对人类文明最伟大的贡献。人类要想摆脱资本和权力所施加的奴役，苏维埃、工人代表委员会是唯一的途径。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那种在俄国革命与集中的先锋队理论之间划等号的观点尽管被普遍接受，但其实是毫无历史依据的。首先，所谓的集中的先锋队理论并不存在，至多可以说只是在短期内并只在很小的程度上存在过。其次，革命期间布尔什维克本身与单纯集中就沾不上边，从2月到10月，布尔什维克内部就革命的性质与前景、是否夺权、如何夺权、何时夺权等问题一直争执不休，集中从何谈起？布尔什维克与工人群众之间的关系更与集中沾不上边，面对独立的有组织的群众运动，布尔什维克要想领导群众——具体表现为在苏维埃内占据多数，首先就要赢得群众的支持，单纯依赖所谓的集中能够赢得群众的支持吗？单纯依赖集中能够将已经赢得的群众支持长期维持下去吗？与通常的看法相反，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根本区别并非是组织原则，而是政治原则，布尔什维克是依靠其革命纲领——最坚决地促进工人阶级的自我组织、自我解放——才赢得群众的支持的，而这一纲领的形成又是布尔什维克内部争论而非内部集中的结果。除了群众基础这一前提，合格的革命领导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胜利是不可或缺的，不过请大家注意，合格的革命领导并不在于是否集中，而在于是推动群众前进还是阻挠群众前进。事实与那种在集中与革命性之间划等号的观点相反，后来斯大林时代的各党的确是无比集中了，但是他们却常常采取一条阻挠革命深入的路线，而非促进革命的路线。
以上所述就是俄国革命初期的情景，相信看到这些文字的人当中绝大多数会感到很吃惊。确实如此吗？确实如此，又有谁能否认这些描述的真实性呢？与革命的真实面目相比，本文开头所提到的那种共识纯粹就是无稽之谈。此时的革命，与后来斯大林主义的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官僚专制统治可谓是判若天渊，如果革命当时就惨遭镇压，那么革命留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就不会是一幅像今天这样被官僚统治所长期扭曲的讽刺画了，而是像巴黎公社——当然要远胜于——那样一个虽然短暂但却是充满吸引力的象征。
革命的形象本来是极其清晰、明确的，但是长期以来，这一切几乎都被人遗忘或忽略了。为什么这一切几乎完全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呢？为什么那种与事实完全相悖的共识会取而代之一统天下呢？苏维埃民主是如何一步步地蜕化为后来的官僚统治呢？工人阶级是如何一步步地退出政治前台的呢？这一历史进程是如何展开并完成的呢？笔者认为，这一革命蜕化的过程极少被人们所理解，这正是本文下面要试图解决的问题。在这里首先提醒大家注意，决定革命蜕化的根本原因决不是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原则的缺陷，也不是布尔什维克在一定历史时期所采取的错误措施，根本原因是苏维埃民主所赖以存在的群众基础——工人阶级——逐渐陷入消极、被动和冷漠之中，而不再像革命初期那样积极、主动和充满活力了。一部俄国革命的蜕化史首先应该被看作是一部俄国工人阶级力量衰落的历史。那么工人阶级衰落的根源又是什么呢？工人阶级衰落的根源则是由于革命缺乏国际援助而陷入了孤立，孤立压垮了俄国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衰落则使官僚产生并篡夺原本属于工人阶级的权力成为可能。
四、内战、革命陷入孤立和俄国工人阶级力量的衰竭
布尔什维克从来没有企图也不愿意单独执政，但是由于对德策略的巨大分歧，执政阵营内部发生了分裂。为反对签订布列斯特条约签订，左派社会革命党先是退出了政府，然后于1918年7月举行了暴动。两党执政的局面结束了，布尔什维克只得独自执政，世界革命援助迟缓的第一个直接的严重的恶果就这样产生了。不过左派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等继续合法存在，后两者曾因为参与反苏维埃暴动而一度被开除出苏维埃，后又被重新接纳。
执政两党分裂的同时内战爆发了，不过政治上的活跃局面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记不清在什么文章中托洛茨基曾经说过，作为一场无产阶级革命，俄国革命在内战前期的1918—1919年达到了顶峰，因为无产阶级的力量在此期间得到了最大的发挥。在1917年，除了工人，士兵在革命中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士兵不过是穿上军装和进了城的农民而已，因此工人阶级作为革命主导力量的地位曾受到过竞争。内战爆发后，士兵都已经离开城市复员回乡，工人阶级成为革命舞台唯一的主角，其发挥的作用及爆发出来的能量也是空前的。
有一种观点看似有理，认为战争必然导致集中，这成为民主消失的根源。此论并非毫无道理，不过事情的发展并不像他们想象得那样简单。军事指挥的自上而下的集中性质并不能自动导致政治生活的集中化，革命军事委员会对军队的集中指挥并不能自动导致苏维埃和布尔什维克党采用同样的制度。事实更驳斥了这种看法，整个内战时期，对于重大的军事问题布尔什维克都是充分展开讨论的，这保证了他们能够改正自己的错误。别的不用说，回想一下布列斯特条约签订前的情景吧，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才是最有效的集中。
当然内战的后果是严重的，但是这必须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
最初，俄国工人阶级相对轻松地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与工人阶级及其领导布尔什维克相比，俄国资产阶级的力量可以说是相当软弱的。但是，随后的内战却极端残酷并延续三年之久，仅凭俄国资产阶级的力量不足以对革命构成如此威胁，这完全是由于帝国主义对白卫势力的支持及其直接进行武装干涉造成的。倘若当时欧洲革命已经成功，那么内战就是另外一种局面，甚至根本不会再发生。正是残酷的和长期的内战，将俄国工人阶级拖垮了。
一次大战期间，俄国在前线充当炮灰的大都是农民，沙皇政府十分珍惜本国数量较少的工人阶级，它要依靠工人来为前线生产军火，因此工人阶级并没有因大战而招致损失。但是内战就不同了，内战爆发后首先被动员上前线的就是工人，只有他们才是新政权最忠诚的捍卫者，工人变成了红军士兵。内战直到1920年底才结束，特别是最后两年尤其惨烈，大量的工人牺牲了，这使工人阶级数量锐减。同时，还有众多的工人在军队或其他行政机构中担任了各种职务，这也使他们脱离了本阶级。
内战几乎摧毁了工人阶级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整个工业，到内战结束时工业产量可能仅仅是战前的十分之一左右，严重的失业现象随之产生。战争和工业的崩溃又使正常的城乡交换被中断，破坏了工人阶级与农民的关系，工农联盟几近破裂。紧接着，在内战刚刚结束的1921年，一场饥荒席卷全俄，工人阶级中有很大一部分逃离城市到农村中寻找食物去了。在十月革命的发源地和主战场彼得格勒，1921年工人阶级的数量大概仅为1917年的三分之一左右。工人阶级获得了内战的胜利，但是为此也耗尽了自己的力量。对于残存的这些工人来说，此时连最基本的生存都难以保障，要想继续保持以往积极从事政治活动的热情和精力是非常困难的，他们仅存的精力首先用于谋生去了。与此同时，战后欧洲的革命浪潮也开始退却，期盼已久的国际援助未能立即变成现实，这也令俄国工人阶级深感失望。
人数锐减，饥寒交迫，精疲力竭，意志消沉，孤立无援，这就是1921年内战结束时的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与攻打冬宫和内战初期时的工人阶级相比，这只能算是其残余或影子罢了。苏维埃民主所赖以存在的阶级基础已不稳固了，人类历史压在俄国工人阶级肩上的担子太沉重了，他们快要不堪承受了。
伴随着工人阶级力量的衰竭，俄国革命迅速走入下坡路，蜕化的一幕开始上演了。
五、代替主义——苏维埃民主的取消、一党制的形成、党内民主的取消
1921年内战结束后，在工人阶级陷入消极被动的情况下，处于执政地位的布尔什维克就成了仅存的拥有力量的社会集团，其所采取的措施对革命的走向举足轻重。与工人阶级力量的衰落相关联，布尔什维克还同时面临着其它的困难。
自内战以来，农民一直对新政权不满意，内战和工业的崩溃使正常的城乡交换被中断，被迫实行的余粮收集制破坏了工农之间的关系。农民的不满，直到新经济政策实行以后才逐渐减弱。不过新经济政策又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的让步，这一让步能导致何种后果不免让人有所担忧。
更为令人恐惧的是革命的孤立。内战结束后，在其它国家的革命纷纷失败的情况下，俄国革命出人意料地生存下来。最初，布尔什维克认为他们的革命只能有两种前途：他们只是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环节率先突破，继之而起的世界革命特别是德国革命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俄国革命只有作为成功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才能得到保障；反之，世界革命若不立即成功，那么他们肯定无法抵抗强大无比的帝国主义世界的镇压，俄国革命只不过又成为第二个巴黎公社罢了。要么世界革命立即获得成功，要么俄国革命立即遭到失败，非此即彼，没有别的选择。但是内战结束后，革命既未被消灭，也没有得到扩张，一种任何人都未曾预见到的情况出现了——孤立。布尔什维克从来就没有料到在世界革命不成功的情况下自己能单独生存下来。
革命的孤立，工人阶级力量的衰落，农民的不满，新经济政策的退步，面对国际国内的困局，布尔什维克该如何应对呢？
显而易见，国际援助的到来是走出困境解决所有问题的最根本的途径，因此布尔什维克继续坚持世界革命的战略来争取摆脱孤立（详见本文第十一节）。那么在国内，布尔什维克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熬过难关以坚持到国际援助到来的那一天呢？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民主制的和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积极主动，即制度因素和人的因素的同时具备，使工人阶级得以直接掌握政权。而现在，工人阶级已不比当初了，布尔什维克开始担心：工人阶级还拥有通过苏维埃民主实行自我统治的能力吗？在此情况下如果继续保留民主制度，如果继续允许其它政党合法存在，那么他们会不会利用此时的局面上台从而推翻十月革命呢（其它政党也并非不想如此）？群众是不是会因为饱受折磨而盲目地追随他们将革命抛弃呢？
当务之急，该采取何种措施才能避免上述危险变成现实呢？或者说在工人阶级相对消极的情况下，到底如何才能促使他们重新振作起来呢？
面对这一窘境，布尔什维克有些不知所措，竟失去了以往的自信，他们担心再也不能像过去几年那样继续通过民主制度赢得工人阶级的多数的支持了；或者说他们对工人阶级失去了信心，认为他们已经没有能力实行自我统治了；或者两者兼有。布尔什维克最终断定，现在只有由他们来代替工人阶级行使权力，才能挽救革命。这就需要暂时取消民主，取缔所有其他政党。一方面，取消民主后其他党派失去了上台执政的可能，复辟的危险也就消除了。另一方面，布尔什维克设想，取消民主由他们自己来代替工人阶级行使权力后，在他们的保护下，工人阶级的力量会逐渐恢复，待形势好转或者说等其它国家的工人阶级夺得政权从而使危险消除后，他们自然可以重新恢复民主，把权力交还给工人阶级。于是，苏维埃民主制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政。阶级的先锋队企图通过代替本阶级行使权力来拯救本阶级，先锋队变成了代理人。布尔什维克相信自己能够胜任这样的使命。
一党制实行后，苏维埃就名存实亡了，但是社会上的不同利益和不同意识并不会随之消失，它们以各种形式在唯一的政党布尔什维克内部反映出来，党内的派别分歧与争论变得激烈起来，党变成了苏维埃的替代物。面对自己内部的分歧，布尔什维克越来越担心，在当前的非常时期，激烈的争论和派别活动的存在，会破坏党的统一，削弱党的力量，使党难以行使代替阶级执政的职能。经过激烈的争论后，出于维护党的统一的目的，1921年布尔什维克的十大做出了暂时禁止党内不同派别的存在的决定，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在做出禁止派别存在的决定的时候，布尔什维克的心情是十分矛盾的，他们对此决定有可能产生的负面后果并非毫无警惕，同一个十大，还通过了《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决议，强调必须要贯彻“工人民主”。（14）
这样在将苏维埃的民主取消后，布尔什维克也将自己党内的民主取消了。以列宁和托洛茨基为代表的党的“老近卫军”们此时坚信，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党的统一，才能代替工人阶级行使权力。（15）
不幸的是，事与愿违。
再次提醒读者注意，此时布尔什维克做出取消苏维埃和本党内的民主的决定，决不是依照其以往的原则行事，而仅仅是被当作临时措施，权宜之计。假如欧洲各国工人阶级已经夺取了政权，就不会采用这种措施了。
六、代替主义的悖论(一)——工人阶级退出政治舞台
今天看来，布尔什维克过高地估计了当时的危险，过高地估计了其它党派对群众的吸引力。在内战期间最危险的时刻都没有取消民主，难道内战结束后民主的危险反倒更大了吗？难道耐普曼比帝国主义和白匪更为强大吗?
如果说其它党派的力量被过高估计了的话，那么取消民主对工人阶级所造成的危害则被布尔什维克大大低估了。
在决定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诸多因素当中，反对方资产阶级力量的强大与否当然是不该忽视的，但是首先还是需要把目光盯在工人阶级身上，工人阶级力量的强大与否才是革命成功的最根本的保障，只要工人阶级始终保持着积极主动，那么再强大的敌人也不能阻挡他们。作为一个被剥削被压迫阶级，工人阶级政治主动性的存在基础是相当脆弱的，它只有在革命高潮期间才能产生。革命胜利后，继续保持这一主动性仍旧是革命的核心任务。在1921年，对革命最大的危险并不是反革命势力，而是工人阶级的消极被动状况。革命最重要的任务或者说摆脱困境的最根本的途径就是争取重新激活工人阶级，在政治经济生活等诸方面采取措施促使工人阶级从消极被动恢复到往日的积极主动状态。只有从此处着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舍此之外，别无出路。
遗憾的是，布尔什维克当时对这一点缺乏足够的认识。如前所述，布尔什维克企图通过代替工人阶级行使权力来达到目的，但是，不同的目的需要不同的手段，用取消民主和代替主义的手段是不可能达到在将来还政于民的目的的，这一手段与要达到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取消民主是一把双刃剑，这固然阻止了其他党派立即上台的可能性，但同时也对工人阶级造成了危害。工人阶级已经缺乏活力了，如果这时候再剥夺其民主权利，就无异于雪上加霜，只会加剧这一状况的恶化，使其更加消沉下去，并且使其失去了在政治上复苏的最起码的制度条件。这一措施的采取最终非但没能促进俄国工人阶级力量的恢复，反而使工人阶级自1921年起逐渐地远离了政治舞台。
俄国革命的教训证明，要想实现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解放——的最终胜利，不能以任何借口实行包办代替主义的方针，任何包办代替的方针，不管有多少表面上的合理性，最终只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一再强调的那样，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由工人阶级自己来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在此，手段与目的是合而为一的，工人阶级的自我组织自我解放，这既是手段，也是目的，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捷径。
七、代替主义的悖论(二)——党的分化、官僚集团的产生、斯大林的崛起
除了令工人阶级离开政治舞台，取消民主的另一个恶果更是让布尔什维克始料未及。（16）
在做出取消党内民主——派别禁令——的决定时，党或者说列宁托洛茨基他们是以这样的信念为前提的：他们坚信他们就代表着党，他们等同于党，他们就是党，党就是他们，当时对这一点并没有人怀疑；不仅如此，他们不仅现在代表着党，将来也会代表着党，也就是说他们将永远在党内处于领导地位，将永远在党内处于多数，绝不会变为少数；另外，作为多数，他们不会成为权力的俘虏，不会滥用权力来打击与他们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也就是说，他们坚信党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不会发生蜕化。
但是，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呢？那就是有一天——且不管这是如何形成的，他们在党内不再是多数，而是变成了少数，多数变成了另外一种人；更为可怕的是，这一新的多数与他们根本不同，不仅不拒绝滥用权力，反而视之为最高目的。那么他们自然要反抗这一新的多数，不过这时候他们就会发现对方将把派别禁令的矛头对准他们，他们作为少数被剥夺了组成派别的权利，也就是被剥夺了通过斗争由少数重新变为多数的权利，从而将丧失挽救党的可能。
列宁托洛茨基他们没有料到这种可能会出现。但是，这种可能很快就变成了现实。
实行一党制后，苏维埃就不再起作用了，布尔什维克也身不由己地从原来苏维埃中的一个党派趋向于变成政治权力本身和国家机器本身。随着党内派别存在的禁止，党内自下而上的力量被削弱了，自上而下的集中的趋势随之加强。1922年春天，斯大林被任命为书记处的首任总书记。本来书记处只是为政治局服务的一个附属机构，实际上就是秘书处，斯大林接手后却迅速将其变成了决定干部任命的中心。在书记处的干预下，除了中央委员会外，所有的各级地方党组织的选举制尽管没有被正式废除，但逐渐形同虚设，选举制实际上已经大部被书记处任命制所取代。一个视权力为目的的人，掌握了分配权力的权力，也就是说掌握了权力本身。于是顺之者被荣升，逆之者遭排斥。在党内不乏斯大林的同志者——不，同欲者，这些小斯大林纷纷起来响应斯大林，对上，他们忠诚于斯大林，对下，则热衷于在自己的权限内推行与斯大林同样的做法。长此以往，斯大林和小斯大林们就会控制各级地方组织。地方组织被控制后，再加上书记处的直接干预，大小斯大林们就能够操纵党的代表大会的代表人选，将自己人送进大会，然后再影响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人员构成。斯大林在默默地朝着这个目标努力，他担任总书记后还不足一年，党内权力的重心就已经越来越向书记处倾斜，以至于列宁突然发现斯大林“掌握了无限的权力”。（17）在权力增大的同时，书记处的规模和各级党组织的规模也随之膨胀，而在过去，这一专门从事党务工作的庞大机构是根本不存在的，或至少是微不足道的。
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党的权力结构和组织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个包括从基层的党委书记到中央的总书记在内的新生的书记阶层——党内官僚集团——悄悄产生并形成了。斯大林身兼官僚机构的总管——总书记和老近卫军成员（当然是十月革命时期表现平庸、在群众中没有什么影响力的成员）这两种角色，成了官僚们的领袖和利益代表。通常人们都以为总书记是布尔什维克的最高领袖，其实布尔什维克一直实行集体领导制，从来就没有设置最高领袖这一职务。书记处本来就是指秘书处，总书记也仅仅相当于秘书长，只是在斯大林攫取了所有权力以后，人们才误把他所担任的职务当作了党内的最高职务，但是党纲里从来就没有总书记是党的最高领袖这样的明确规定。
官僚集团与党有着不同的利益，对于党来说，权力只是手段而已，但对于官僚们来说，权力本身就是目的，他们因权力而生，更要进一步地去攫取所有权力，要获得不受限制的权力。对于党来说，取消民主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作为取消民主的产物和最大受益者，官僚集团则企图将其极端化和制度化，他们不仅不希望在将来恢复民主，反而希望进一步彻底地把党内的民主残余加以清除。民主越是消失，他们的地位就越稳固，他们的力量就越强大，反过来也一样。紧接着，政治特权带来了物质特权，官僚等级制引发了收入和待遇的等级制，这促使官僚对攫取权力有了更大的动力。
官僚们的力量迅速地膨胀着，任其发展下去后，官僚势必将会在党内——不管地方还是中央——获得多数。到那时候，官僚就会把党控制在自己手中，党将不再是原来的党，而变成了官僚的附属物，成为官僚统治的外壳。这样，官僚——党的官员和机构，本来是为党服务的，是党的工具，现在他们却要排挤党，支配党，要凌驾于全党之上，要把党踩在脚下。现在，党的官僚们要对党实行专政了。
此长彼消。原来的党，或者说老近卫军们受到官僚的排挤将逐渐失去在党内的多数地位。此时，如果他们试图进行反抗，那么他们马上就会遇到一大障碍，这就是派别禁令。事实上，官僚才是最大的派别活动者，但是他们现已经将党内多数控制在自己手中，他们不仅不承认自己是派别活动者，反而以党自居，高喊统一，诬蔑党是派别活动者，在破坏党的统一，是在反对党，并以此为借口对党进行惩罚。本来，禁止派别是为了维护党的统一而采取的措施，但是一旦官僚大权在握，这一措施却反过来助长了党的分裂趋势。派别禁令非但不能保持党的统一和团结，反而使党员丧失了与官僚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丧失了反抗官僚的制度保障，最终使党的统一变成了自上而下的对官僚惟命是从的统一——官僚专制。这一趋势的最终结果就是布尔什维克被官僚所吞噬，布尔什维克通过禁止派别来维护党的统一的企图彻底失败了。
工人阶级的权利被党取消了，党的权利又被党内新生的官僚集团剥夺了，苏维埃民主制最终蜕化成为官僚集中制，这就是俄国革命蜕化的逻辑。党的仆人变成了党的主人，工人阶级的代理人蜕化为工人阶级的统治者。斯大林的名言“干部决定一切”，就是对官僚统治的最好的概括。
官僚们在努力地推动着这一进程的完成。与斯大林之流不同，列宁和托洛茨基他们并没有被权力所同化，他们认识到了官僚的危害性，试图扭转这种趋势，十月革命的领袖率先又成为阻止革命蜕化、反对官僚篡权的领袖。面对着这个日益强大起来的祸害，病中的列宁深为自责，他称自己“很对不起俄国工人”。（18）列宁试图与托洛茨基联合起来，从解除官僚头目斯大林及其亲信的权力入手来开始反击，但是疾病的袭击不仅使他未能如愿，反而使他成了官僚的囚徒，眼看着官僚坐大而无能为力。反对官僚的斗争最终只能在托洛茨基一人的领导下来进行。此后党内斗争的实质，就是代表着十月革命和党的传统的老近卫军们（可惜他们没能同时认识到这一问题）与官僚暴发户（三十年代官僚集团上层的绝大多数成员，在十月革命期间大都是些不入流的人物）的斗争，就是反对派与官僚集团的斗争，就是为捍卫民主和恢复民主而进行的斗争。本文的反对派仅仅指托洛茨基反对派，即左翼反对派。后来的布哈林派（19）与斯大林派之间的斗争，尽管在今天被津津乐道，但其实只是官僚集团内部的斗争，且其斗争只是局限在权力的最上层，根本不曾在全党内公开进行。杯水风浪被夸大了。
八、党的分裂、反对派的抗争、党被官僚所吞噬
官僚的独断专行和由此对国内外事务造成的危害越来越严重，1923年秋天以后，党内对官僚不满的声音日渐强烈起来。为了平息不满，1923年12月5日，已受官僚控制的党中央通过了《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承认党内出现了问题，允诺要贯彻“工人民主”，保障“全体党员有公开讨论一切问题”和“就此展开争论的自由”。（20）官僚认为，从基层到中央的所有组织都已被他们牢牢地控制在手中，通过这样的决议不仅不会对他们的权力产生威胁，反而可以洗刷他们压制民主的恶名。但是出乎其意料的是，决议公布后批评官僚和要求民主的声音一下子就在全党爆发出来，批评者纷纷把矛头对准了派别禁令和书记专政，自1921年十大以后党内的沉默状态被打破了，这就是1923——1924年之交的党内大辩论。见此情景，官僚们立即调动一切力量进行反击。对组织的控制极大地便利了官僚对辩论结果的影响。比如，在莫斯科的辩论，本来是反对派占据了多数，但是官僚们却篡改了投票的结果，从而获得了胜利。官僚们的行径实际上已经触犯了刑法，在苏联垮台以后，他们的罪行最终得到了证实。（21）
1924年1月16—18日，一场由官僚操纵的党的代表会议对辩论做出了判决。本来《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强调“为了避免党内派系的产生，就要求党的领导机关倾听党内广大群众的呼声，不要一见到各种批评就看成是派性的表现”，（22）为此大家才积极起来就党内问题展开争论。但是现在官僚们却出尔反尔、自食其言，将党内贯彻此决议者的合法行为称作搞派别斗争，称反对派“公然违背了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禁止在党内成立派别组织的决定”，（23）代表的是一种“小资产阶级倾向”，在制造分裂、破坏统一。官僚们威胁，反对派若不停止活动，将面临被开除出党的惩罚（闻此消息后，列宁立即病情恶化继而于1月21日去世）。反对派被迫屈从。
这样，事情以倡导争论自由为开端，却以禁止争论、剥夺发言权而告结束，制造分裂者以维护统一的名义来实行专制，而维护统一者则被扣上了制造分裂的罪名。反对派反击官僚篡权、扭转党内蜕化趋势的努力失败了。如果当时反对派获胜的话，那自然会废除派别禁令，恢复党内民主，紧跟着也必将恢复苏维埃的民主。官僚们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进一步加强了对党的控制，在党内占据了稳固的优势。从此以后，谁要是企图行使正当的权利，发表与官僚们不同的意见，那么谁就是破坏统一的反党的派别活动者，这成了党的至高无上的组织原则。此后直至1927年的整个党内公开斗争期间，官僚一直以此逻辑来对付反对派，反对派屡次起来抗争，始终不能在党内获得合法存在的权利。
本来，反对派认为自己只是在行使正当的权利而已，他们并没有有意识地组成派别的企图，但是官僚的敌视态度最终迫使他们接受了反对派的称号，自觉地起来抵制官僚们篡夺权力的行径。这样，党的分裂形成了，党分裂成了两大派别集团：禁止党员行使正当权利的派别——官僚，捍卫党员正当权利的派别——反对派；官僚成了多数派，并以党自居，党则被排挤为少数，成了反对派。
除了政治方面，1923——1927年党内斗争时期，反对派在社会经济方面的主张也是与官僚截然对立的。（24）这些主张一直饱受污蔑和误解，在此只是简单介绍一下，详细情况留待它文论述。苏联当时最突出的经济问题就是工业落后，这在工农关系方面表现为工业落后于农业，工业品一贵二少，无法实现与农业的正常交换；在工业内部表现为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低下和失业严重。反对派认为，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与开展工业化都是当务之急，两者并非不可兼顾，而是能够做到互相促进的，决不能靠过度压榨工人来发展工业；通过发展工业，通过适度地从农业获得支援，就可以改变工业落后于农业的现状，可以消灭商品荒（少），降低工业品价格（贵），缩小工农产品之间的剪刀差，在工农业之间形成良性循环，并使工人阶级获得帮助农民渐进地走向集体化的物质基础。反对派的社会经济主张与政治主张一样，始终围绕着促使工人阶级复兴这个核心。官僚——即斯大林和布哈林们——口头上并不反对发展工业，并不反对从农业获取资金，但是当反对派强调要将此付诸实施的时候，他们便污蔑反对派为企图掠夺农民和压榨工人的超工业化主义者。单靠《反对派政纲》（25）就足以驳倒斯大林布哈林的污蔑，但是世人通常对此视而不见。至于斯大林与布哈林，他们一厢情愿地企图靠压制工人和工业来讨好农民，但是结果却适得其反，损害工人阶级的同时并没有让农民得到好处，因为没有工业品与农民作交换。到1928年农民因此而拒绝出售粮食。于是斯大林与布哈林分裂，转而通过强迫农民全盘集体化来获得农业剩余，同时极力压榨工人，以此来推进工业化。这些极端措施打击了工人阶级，破坏了工农联盟，与反对派的主张有着本质区别。
反对派是把与官僚的斗争当作内部矛盾来看待的，他们只是要求自己的正当权利不被剥夺而已。官僚们则不然，他们认识到只要反对派能够合法存在，那么反对派就有可能重新成为多数，这最终将导致他们的政治特权和经济特权的丧失，因此，他们自斗争伊始就把反对派当作不可调和的敌人来对待，不仅不允许其合法存在，不仅要击败他们，而且要彻底地消灭他们。对反对派的镇压，一开始是以开除出党作威胁；1927年以后则为流放和徒刑；最后，官僚为自己辩护的逻辑发展到了这一步：谁要是与其有不同的意见，谁要是胆敢反对官僚，谁就不仅仅是反党了，谁就是反苏反社会主义，谁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和法西斯的间谍。经历过一场革命的斯大林深知思想的威力是巨大的，只要不将反对派成员从肉体上消灭掉，那么他们就会有东山再起的可能，就会有再次与群众结合起来的可能。为了彻底解除这一威胁，斯大林制造了1936——1938年的大清洗，然后又于1940年将流亡在国外的革命传统的最后一个捍卫者托洛茨基暗杀。只有通过这种极端的方式将十月革命的传统彻底根除后，官僚统治才能高枕无忧。在莫斯科三次大审判中，处于被告一方的是十月革命的领袖和老战士，而公诉人维辛斯基在十月革命期间则是一个孟什维克，并参与了临时政府对列宁的追捕行动。十月革命结束二十年后，斯大林官僚安排当年的反革命来审判当年的革命领袖，由此可见官僚统治的本质。
官僚击败反对派获得胜利的过程，同时是官僚的领袖斯大林个人权力膨胀的过程，同时是斯大林的左右摇摆政策让苏联的国内外利益蒙受巨大损失的过程。现在官僚们对斯大林也产生了不满，官僚集团的领袖与整个官僚集团的矛盾日渐凸显出来。最初，官僚们只是把斯大林当作本集团内部的一个平等的伙伴，但是已经大权在握的斯大林则企图确立自己至高无上、不容动摇的地位，于是，本来只是针对反对派成员采取的镇压行动，迅速地波及到了官僚集团的内部，使清洗的规模急剧扩大。斯大林的地位最终得以巩固，他变成了支配一切的独裁者，而众多官僚则成为自己所拥戴的领袖的牺牲品。看来，还要以牺牲官僚自身为补充，才能最后巩固官僚统治的秩序。
与官僚相反，党内斗争中的另一方反对派代表着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他们企图扭转党蜕化的趋势，促使党在政治经济生活等各方面采取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措施，以使工人阶级恢复活力。一开始，反对派只是将斗争局限在党内，但是这样根本无法与控制着组织机构的官僚相抗衡。1927年，反对派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不再把运动局限于党内，开始走向广大的党外工人群众，他们认识到只有直接依靠广大群众的力量才能击败官僚。但是，官僚并不给他们吸引和发动群众的机会，以逮捕和流放反对派成员这种方式结束了党内的公开斗争。现在我们大致可以断定，反对派的这一步骤采取得太晚了，他们过于顾及党的统一，早在1923——1924年就应该将斗争扩展到党外群众中去，就应该与官僚决裂，不将斗争扩展到党外，就难以战胜官僚。同样我们也可以完全肯定，当时列宁若身体健康的话，他绝对会一鼓作气斗争到底，他绝对不会跟官僚们做任何妥协。
1933年，在共产国际最为强大的支部德国共产党对希特勒不战而降以后，世界革命遭到了最沉重的打击，反对派期望通过共产国际从外部来改变苏联的可能性随之消失，通过对官僚集团进行改良来挽救革命的最后希望也丧失了。反对派认识到，此时的布尔什维克已是徒有其表，彻头彻尾地变成了一部官僚机器；披着布尔什维克外衣的官僚集团从政治上完全剥夺了工人阶级，纯粹是工人阶级的敌人，除了工人阶级起来以革命推翻官僚的统治之外，没有别的办法能够解决官僚问题，没有别的办法能够挽救革命。打倒官僚集团！恢复苏维埃民主！恢复苏维埃多党制！这成了反对派的纲领。反对派变成了反对党，改良派变成了革命党。经过长期的斗争，至此反对派终于彻底与自1921年开始的代替主义路线划清了界限，重新回归十月革命初期的传统。（26）大清洗期间，公开审判之外，大量的反对派在集中营被屠杀。这些反对派成员没有丝毫的屈服，临刑前他们高喊着打倒斯大林、十月革命万岁的口号。他们捍卫了十月革命的荣誉。只有对此视而不见者，才会将官僚当作革命的合法继承者。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回顾了俄国革命从其苏维埃民主时代逐步蜕化为斯大林主义官僚统治的全部过程，作了这番回顾，官僚统治的实质也就不言自明了。毫无疑问，官僚统治非但不是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合法继承者，反而是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背叛者；非但不是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产物，反而是反十月革命和反布尔什维克的产物；非但不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反而是工人阶级的敌人，是剥夺工人阶级权利的产物。
但是，官僚却不敢承认这一对立，不敢承认自身的存在，相反，作为革命躯体上的寄生虫，他们要冒充为革命的合法继承者，他们要竭力抹煞寄生虫与健康人体的区别。然而革命初期的情景与官僚寄生虫的统治现实相比，有云泥之别，于是，歪曲革命真相，篡改革命历史，现在成了官僚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掩盖革命曾存在的民主阶段，否认工人阶级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抹杀工人阶级的功绩，将革命史缩小为党史，将党史伪造为只讲集中的历史，将革命领袖诬蔑为反革命，将暴发户吹捧为革命领袖，这就是官僚为缩小自己与革命的差别而作的努力。伴随着官僚力量的逐步膨胀，对俄国革命的历史和经验的研究，先是受到限制，进而被完全禁止，最后人们只能依赖《联共党史简明教程》来认识革命。
不过官僚的统治范围毕竟有限，仅凭其一己之力难以在全球范围内彻底全面地完成这一任务，好在需要歪曲革命真相的并不仅仅是官僚，还有全球资产阶级。对于已在俄国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来说，革命是一场不堪回首的噩梦，俄国工人阶级在革命中所表现出来的自我组织和自我解放的能力，已经证明人类社会的确可以不再需要资产阶级这一角色了。幸亏官僚统治的出现，资产阶级才得以挽救。再也没有比将官僚统治等同于十月革命、等同于社会主义更有利于资产阶级而更不利于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的了：如果推翻了资本主义后，取而代之的只能是斯大林主义，那么对人类来说社会主义还有什么吸引力呢？资产阶级将俄国革命与后来的官僚统治混为一谈，是为了掩盖自己被扫进历史垃圾堆时的窘态，同时恐吓别人千万不要再重复俄国工人的举动，因为那样将会是“通往奴役之路”。
这样，被革命所推翻的资产阶级与背叛了革命的官僚在歪曲俄国革命真相方面，虽然出发点不尽同，却又趋于一致。官僚将自己等同于革命，是为了借革命美化抬高自己；资产阶级将官僚统治等同于革命，是为了借官僚统治来丑化贬低革命，同时美化抬高自己。官僚和资产阶级的共同目的就是企图证明工人阶级没有自我组织、自我解放的能力，没有建立一个既不受资本支配、也不受官僚支配的社会的能力，人类只是一种不能摆脱相互剥削和压迫的命运的卑贱生物。那种在本文开头所提到的解释俄国革命的共识，那种将反革命等同于革命、将官僚统治等同于苏维埃民主、将斯大林主义等同于布尔什维主义的观点，如此荒谬但又大行于天下，完全是只有靠官僚与资产阶级默契合作才能出现的结果。
资产阶级与官僚结成的统一阵线，除了在歪曲俄国革命历史方面，另外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对革命传统的捍卫者托洛茨基的迫害——这与前者是不可分割的，不管是“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还是法西斯主义的资产阶级都是如此。（27）托洛茨基被斯大林驱逐出苏联后，当被问及是否允许其入境时，英国内阁的诸位大员加以拒绝并解释道：“我们都怕他。”（28）此话一语道破天机，是理解二十世纪人类历史的切入点。托洛茨基本人并没什么了不起，问题在于他所代表的传统，这个传统表明无产阶级具有自我组织和自我解放的能力。这就是资产阶级和官僚的恐惧所在。
九、官僚集团获胜的原因、计划经济是通往奴役之路吗？
官僚宣称，他们之所以能够在党内斗争中战胜反对派，是因为得到了工人阶级的支持，而反对派却做不到这一点。这纯粹是胡说，官僚获胜并不在于依靠群众的积极支持，相反，群众在这场斗争中的消极观望，才给了官僚以可乘之机。1921年以后，俄国工人阶级元气大伤，此时布尔什维克又实行了党派禁令，取消了民主，这使工人阶级离开了政治舞台，政治成了被布尔什维克独占的一个领域。尽管后来的党内斗争异常激烈，但基本上局限在党内，而广大工人群众只是作为旁观者和局外人存在。
反对派代表着工人阶级的利益，力图使工人阶级恢复活力，但是由于工人群众没能参与到斗争中来，他们就缺乏可以依赖的与官僚相抗衡的力量。与此相反，群众越是消极，就越发凸显出官僚的力量的强大。官僚的力量就在于对组织机构的支配，他们可以凭借整部官僚机器，利用从操纵党代会的人选、在形势不利于自己的时候推迟代表大会的召开到解除反对派成员的职务、动用特务机关格伯乌等方式来打击反对派，双方的力量对比是悬殊的。反对派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当他们力图发动党外的工人来反对官僚时，官僚们立即以将其开除出党和流放阻止了这一结合的实现。
的确，工人群众没有广泛地主动地起来支持反对派，但是他们中的先进分子对反对派的同情则是毫无疑问的。甚至在反对派被流放后，仍有普通工人敢于公开站出来表示对他们的支持和对官僚的抗议。今天，有越来越多的材料可以证明这一点。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反对派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他们的斗争策略的缺陷，这其中常常被人提及的是托洛茨基曾错过了几次在政治上打倒斯大林的机会。毫无疑问，这些失误对斗争的最终结局是有影响的，但是决不可以过分夸大它们的作用。它们为什么会给人以如此深刻的印象呢？那还不是因为工人群众处于消极状态了，才反衬出上层权力斗争的重要性吗？倘若群众仍旧像十月革命时期那样处于活跃状态，那么即使反对派的失误再多出一倍，斯大林的手腕再高明一倍，群众也是不会让官僚的企图得逞的。
还有人指责，布尔什维克1921年取消民主的决定导致了官僚的胜利。毫无疑问，布尔什维克采取的错误措施为日后官僚集团对权力的垄断提供了制度可能，这一点，列宁和托洛茨基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如前所述，蜕化的逻辑之所以能够展开和完成，是由其背后更为强大的社会因素决定的，是由于工人阶级力量的衰弱造成的，而工人阶级的衰弱又是因为世界革命的失败，孤立压垮了俄国工人阶级。如果工人阶级始终保持着1917—1919年那样的状态的话，布尔什维克根本就不会采取那些措施了，即使他们执意要取消民主，那么也会遭到工人阶级的拒绝。只要德国革命成功了，一个民主的欧洲社会主义联邦就会产生，然后进一步会扩展到全世界，此时俄国工人阶级的力量非但不会衰竭，反而会增强，苏维埃民主将得以巩固和壮大，官僚蜕化也就无从谈起了。归根到底，俄国革命的蜕化是世界无产阶级共同失败的产物。
1936年，托洛茨基在为当年取消民主这一错误决定做自我批评的同时，指出：“取缔其余的苏维埃政党……这绝不是根据布尔什维克主义理论而来的，而是在一个四面八方为敌人所包围的落后贫瘠的国家里保卫专政的措施。从一开始布尔什维克就清楚，这一措施（以后还加上取缔执政党自己内部的小派别）预告了极大的危险。然而，危险的根源不在于学说或策略，而在于专政在物质上的薄弱，在于国内和世界形势的困难。革命即使仅仅在德国取得胜利，那么取缔其它苏维埃政党的必要性就会立即消失。说一党统治在法律上成了斯大林主义极权制度的出发点，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这种发展的原因不在于作为临时的军事措施的对其它党派的取缔，而在于无产阶级在欧洲和亚洲的一系列失败。”（29）
如今，罗莎•卢森堡因为曾对俄国革命的蜕化发出预先警告而备受重视，但是人们通常只注意到了卢森堡对列宁和托洛茨基他们的批评（这一批评在当时还是过重了，参阅本文第三节），而忽略了她对避免蜕化、挽救革命的根本办法的阐述。根本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德国工人迅速夺取政权，使俄国革命摆脱包围；否则，独立支撑的革命将注定失败。卢森堡明确指出：
“布尔什维克的错误归根到底要由国际无产阶级来承担责任，尤其要归咎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空前顽固的卑劣行径。……今天来自俄国的消息和布尔什维克的处境向德国工人群众和士兵群众残剩的最后一点荣誉感发出了动人心弦地呼吁。他们无动于衷地听任俄国革命被打得四分五裂，受到包围，断粮饿死。但愿他们至少在最后关头挽救俄国革命……解救俄国所陷入的悲剧只有一个办法：在德国帝国主义的后方举行起义，在德国举行群众起义，作为以国际革命结束民族残杀的信号。在这决定命运的时刻，拯救俄国革命的荣誉同拯救德国无产阶级和国际社会主义的荣誉是一回事。”（30）由此看来，卢森堡的著作更应该被看作是为拯救俄国革命而向德国无产阶级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发出的呼吁书，决不能再继续对此视而不见了，决不能再继续对之进行片面的理解了。
官僚获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世界革命的失败。世界革命的最初失败所形成的孤立使官僚产生并开始攫取权力，官僚采取的国际政策又使世界革命的失败持续不断下去而不能产生转折，这进一步打击了反对派的群众基础俄国工人阶级的意志，削弱了反对派的力量，同时也就进一步加强了官僚的力量。这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1923年，德国共产党按照斯大林和季诺维耶夫的指示采取观望政策，致使德国工人阶级在鲁尔危机期间无所作为，左派反对派因此事督促党采用“新方针”，以期恢复民主并在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实行促进工人阶级复兴的政策。这是反对派与官僚们的第一次公开斗争，这是能否恢复民主、战胜官僚的关键时刻。但是德国的失败打击了俄国工人和普通党员，减弱了他们对反对派的支持，使官僚们战胜了反对派。1927年中国革命失败后，反对派再次起来谴责斯大林。中国革命的失败固然使斯大林颜面丧尽，但是与之相比，这一失败对俄国工人阶级的政治意志的打击则更为沉重，也就在更大程度上削弱了反对派的社会基础，斯大林因而敢于将整个反对派驱逐出党。1933年希特勒获胜后，斯大林更是无所顾忌，开始对反对派进行大清洗，彻底摧毁了俄国革命的传统，断绝了俄国革命从内部复兴的希望。
今天，特别是在苏联官僚统治垮台以后，另外一种关于官僚统治现象的解释日趋时髦，这种解释不像本文开头所提到的那种共识那样从政治和历史的角度来分析问题，而是干脆直接从经济角度出发。这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的存在是言论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前提，只要资本主义不复存在了，言论自由和政治自由必然会随之消失，取而代之的必将是官僚统治（通常用的是“极权主义”这一有着严重缺陷的概念），斯大林主义官僚统治的出现，正是用计划经济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必然结果。这种概括貌似有理，但其实只不过是一种简陋的经济决定论罢了，毫无历史根据可言，与官僚统治的形成过程根本就不相符合，根本就不能在其认定的因和果之间用具体的历史事实连接起来，持此论者甚至从来就不曾就此作过尝试。如前所述，官僚统治取代苏维埃民主，首先是由于社会政治原因，即工人阶级力量的衰弱，而这又是由于革命的孤立造成的，只要避免这些前提出现，那么苏维埃民主就不会被官僚统治取代，就不会成为“通往奴役之路”。在这里，对政治现象的探究应该首先从政治领域出发来进行，而不应该直接跳到经济方面找寻原因——尽管这并非毫无关系。即使从经济角度来看，这种观点也站不住脚。官僚统治是在新经济政策（1921——1928）时期产生和确立起来的，那时苏联还不存在全面的计划经济（这是在1929年才开始的）。不仅如此，官僚当时采取的政策倒是反计划经济、反工人和亲市场的，而最早提倡计划经济的反对派，则是民主的捍卫者和工人权益的捍卫者。官僚的专制计划经济，是将其权力从政治领域扩展到经济领域的结果。如果当时反对派获胜，那么计划经济就不是官僚专制计划经济，而是工人民主计划经济，由工人民主地决定资源配置的顺序、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工农业之间的关系等等。官僚统治下的苏联计划经济中所出现的问题，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首先是政治问题，是由计划经济所要求的民主性和与官僚的独断专行之间的矛盾造成的。官僚是计划经济的死敌，只有民主才能保障计划经济充满活力、健康运行。早在三十年代，当官僚发动的工业化正风风火火令全世界瞠目结舌之时，托洛茨基就已经指出其死穴了：“经济当中的质量问题……官僚总是抓不住。……在合理化经济下，质量要求一种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民主，批评和倡议的自由……苏维埃民主并不是要求一种抽象的政策，更不是要求一种抽象的道德。它已经变成国家的一种有关生死存亡的需要。”（31）
我们已经看到由于世界革命的持续失败，官僚统治得以产生并巩固下来，那么现在，官僚统治的前途又将如何呢？
十、官僚统治之下的俄国工人阶级、官僚统治往何处去?
1921年以后，俄国工人阶级日趋非政治化了，同时，生活的匮乏和劳作的繁重一直长期纠缠着他们不放；官僚大权独揽以后，他们所残存的政治、经济、劳动和生活的自主权利都被剥夺了，整日处在对官僚的恐惧之中。遭受接连不断的打击们之后，俄国工人阶级已经从革命初期的自己命运的主宰变成了任由官僚驱使的奴隶，重新变成了沉默的大多数。现状既已如此，再加上官僚与资产阶级对历史的蓄意隐瞒和篡改，俄国工人阶级在1917至1920年期间的英雄创举和丰功伟绩统统被人遗忘了。
1921年以后俄国工人的政治、劳动、生活及其心理的状况，鲜为人所了解。他们是如何从其英雄年代跌入政治低谷的？他们在1923—1927年的党内斗争中表现如何？1929年工业化开始以后他们又有何反应？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又是怎样的？这一切都是亟待历史学家解决的任务（令人不解的是，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热衷于研究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无套裤汉，产业革命前后的英国工人，或者各式各样的匪徒等等，但是对于曾经进行过人类历史上唯一一次成功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俄国工人的历史，他们却是毫无兴趣。如此舍本逐末，何堪马克思主义之名？）。
大清洗以后，反对派被斩尽杀绝，反对官僚的领导力量与工人阶级结合起来推翻官僚统治的可能已不复存在，单纯依靠俄国内部的力量来复兴革命的希望荡然无存。现在，工人阶级要想推翻官僚的统治只能依赖外部力量的推动，只有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建立起民主的工人代表委员会制度，只有这样才能重新激活俄国工人阶级，唤醒其对十月革命的记忆，从官僚手中夺回原本属于自己的权力。如果其它国家的新的榜样没能产生，那么俄国工人将不可能独自完成这一任务。
当时许多人低估了俄国工人阶级所受到的打击的沉重性和深远性，也就是说低估了官僚的反动性和危害性，高估了官僚的必要性和进步性。比如，原属于国际反对派的伊萨克·多伊彻（32）和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家奥托·鲍威尔（33），对于官僚的反动行径，尽管他们都相当厌恶，但是他们又都认为这同时也包含着合理性，这是在“用野蛮手段改变俄国的野蛮状况”。他们相信，在官僚的统治下，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工人阶级的物质文化水平将不断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也会随之逐渐复苏，同时官僚自己也将认识到继续维持其统治的必要性已不复存在。到那时候，不必通过革命，仅仅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官僚统治将逐渐削弱直至消失，从而恢复民主，恢复社会主义的本来面目。但是，现实的发展却证明他们的判断是错误的。在无产阶级革命中，通过野蛮手段是无法改变野蛮的，只会加剧野蛮。社会主义的本来面目的恢复，也就是无产阶级自我管理自我统治的能力的恢复，只能在无产阶级坚决反抗官僚的斗争中才能实现，如同当初推翻资本的统治一样。
大清洗结束后，官僚统治已经稳固下来。那么现在，官僚统治将面临什么样的前途呢？苏联将往何处去呢？有以下四种可能：
第一，在资本主义的继续包围下，也就是说在没有新的成功的革命打破孤立的情况下，官僚统治能永远维持下去。
第二，在资本主义的继续包围下，也就是说在没有新的成功的革命打破孤立的情况下，工人阶级自己起来成功地进行反官僚革命（或经过改良达到这一目的），结束了官僚统治。
第三，在资本主义的继续包围下，也就是说在没有新的革命打破孤立的情况下，最终官僚统治难以维持下去而垮台，苏联退回到资本主义去。
第四，世界革命成功，孤立被打破，工人阶级在其影响下成功地进行了反对官僚的革命。
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已经确认第二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至于第一种可能，毫无疑问是官僚们所期盼的，官僚们当然认为自己在整个社会中行使着不可或缺的职能，当然认为自己能够作为新生事物永远存在下去。但是，官僚仅仅是一场蜕化了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产物罢了，不管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都不需要他们的存在。作为革命蜕化的产物，官僚就好比寄生在人体器官上的恶性肿瘤，如果任其泛滥扩散，它将会吞噬整个器官，杀死人体，从而也导致它自身的毁灭；反之，它将被人体杀死，人体将重新获得健康。官僚统治只是一种暂时现象，一种过渡现象，或者前进到真正的社会主义，或者倒退回资本主义。对于官僚来说，第一种前途是根本不存在的，他们面临着的只有后两种前途：要么，孤立局面结束，俄国工人阶级被其它国家的革命从外部激活，推翻官僚的统治，重返十月革命的道路；要么，这种情况没有发生，那么孤立越久，蜕化越加严重，最后整个社会将不可避免地倒退回资本主义，官僚自己的统治也随之结束。非此即彼，没有别的可能，官僚统治万世长存的可能（以上分析，并非后见之明，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由托洛茨基预先做出了）。
孤立——世界革命的最初失败导致了官僚统治的建立，世界革命的失败持续到一定程度后，孤立将从暂时性的变为永久性的，此时对于官僚统治来说，孤立也将从促进因素变成毁灭因素，可谓是兴也孤立，亡也孤立。下面我们来看一看，为何前面谈到的第三种可能而不是第四种可能变成了现实，即世界革命是如何积一次次的失败而成为根本的和彻底的失败的，孤立局面是如何始终没有被打破的，官僚统治最终是如何因此垮台的。
十一、一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不稳定的对峙局面、布尔什维克的战略——以世界革命打破孤立
内战结束后，在其它国家的革命纷纷失败的情况下，俄国革命出人意料地生存下来。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当时布尔什维克认为孤立是不可能长期坚持下去的，只有靠世界革命将其解救出来才是唯一的出路。至于在国际援助到来之前，布尔什维克企图通过代替工人阶级行使权力来坚持下去。世界革命是必要的，不过世界革命有成功的可能吗？布尔什维克面临着什么样的世界局势呢？他们又采取了什么样的战略来促成世界革命呢?
俄国革命之所以成功，除了群众情绪已经革命化这一前提外，还因为同时具备了布尔什维克的合格领导这另一不可或缺的前提。除了亡于外国军队的直接镇压的芬兰和匈牙利，德、奥、意等国的革命之所以半途而废，并非因为缺乏群众情绪的革命化，而是缺乏合格的领导力量（详见拙文《唯议会主义的悖论——社会民主党的自我毁灭》）。
战后的欧洲革命尽管失败了，未能将苏俄从包围中解救出来，但是也沉重地打击了资本主义世界，使其无法倾全力来扑灭俄国革命。从布列斯特条约签订前后的情况来看，一个内部稳定的军国主义的德国，其战争机器可以轻而易举地将苏俄摧毁。十一月革命虽然没有胜利，但是它推翻了霍亨佐伦王朝，暂时使德国的军国主义机器失去了威力，苏俄因此摆脱了最直接、最危险的敌人。内战期间，英法等国曾派出军队直接干涉革命。从单纯军事角度来看，当时红军根本不是其对手，但是英法军队中士兵对革命的同情，却使这支在对德作战中表现优异的军队一旦转而面对革命就变得软弱无力了。凡尔赛条约签订后，列强继续处于分裂之中，根本不能对苏俄采取联合镇压行动。
拙文《唯议会主义的悖论——社会民主党的自我毁灭》就一战后欧洲最重要的国家德国的形势讲到：
“战后革命失败了，不过工人阶级的力量还完整地保留着，他们仅仅是被击退了，等待时机卷土重来是完全可能的。从革命中侥幸逃生的资产阶级对工人运动恨之入骨，必欲斩草除根。另外，大战的失败，革命的惊吓，凡尔赛条约的枷锁，资产阶级所蒙受的这些羞辱，尽管纯属咎由自取，但是他们非但不自责自省，反而归罪于工人运动这所谓的“十一月罪人”。对报复和迁怒于人的发泄的渴望，令资产阶级对工人运动的敌视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是工人运动力量尚强，资产阶级只能被迫与之共存。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谁也不能立即彻底战胜对方，造成了一种不稳定对峙局面。
这种对峙状态是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的。即使对峙中的双方都不愿或都无力打破这一僵局，那么世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会将其打破，逼迫双方进行决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没有使世界经济走出困境，并没有解决列强之间的矛盾，凡尔赛体系只是暂时勉强将这些矛盾压制下去，这只会使其不可避免地在将来以更猛烈的方式爆发出来。在即将到来的危机中，资本主义既不会自动崩溃，也不会自动地再转化为长期的繁荣，危机的结局，取决于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两者之间谁能够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一个危机严重的资本主义德国，同时还身受凡尔赛体系的枷锁，根本无法承受与一个强大的工人运动并存这样的负担，除了将危机负担转嫁到工人阶级头上，资产阶级别无出路。这就需要将工人运动彻底摧毁。只有在摧毁工人运动、解决国内问题之后，资产阶级才能重新完成军国主义化，重新进行一次世界大战来决定谁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先报复工人运动，再报复协约国，纳粹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也只有在具备这一系列的条件以后，世界资本主义才能摆脱长期危机的纠缠，开辟一个新的繁荣时代。也就是说，只有在工人阶级遭到毁灭性失败的基础上，世界资本主义才能重新恢复生命力。德国将要面临的选择，正如卢森堡被害前所预见到的：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主义。”
不只是战败国，战胜国或中立国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对于这一不稳定的对峙局面，布尔什维克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1921年6月，战后革命高潮刚刚退却，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就指出：“假如欧洲以至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容忍资本主义为恢复国内的正常秩序而进行种种实验，那么不出20年或30年，欧洲就要牺牲工人2000万到3000万……只有牺牲一代工人，以美国这个世界头号强国为首的新的世界资本主义平衡才能恢复。到那时，欧洲与美国的关系就如同过去西班牙与英国的关系。欧洲文明也将受到这个刚刚复兴的资本主义的束缚而只能苟且偷生。 ”（34）这一预言与现实相比，几乎不须做任何改动。次年，墨索里尼刚刚上台，托洛茨基就立即警告一个德国的墨索里尼（35）有可能出现，这将决定欧洲的命运从而也将决定苏联的命运。
与此相反，另外一种可能也是存在的，假如欧洲工人阶级能够具备十月革命中俄国工人阶级那样的勇气，将本阶级的潜能全部发挥出来，假如共产国际作为工人阶级的新生的领导力量，能够逐渐赢得群众的支持，能够采取正确的战略和策略，那么革命危机将会转化为革命现实，等待着资本主义的将是灭亡。
两种可能性是都存在的，两种可能性将通过斗争来决定谁最终会成为现实。十月革命前夕，俄国资产阶级的思想领袖米留科夫曾说过，摆在俄国面前的选择：“ 不是科尔尼洛夫，就是列宁 ”；而卢森堡在被害前，则不止一次地告诫德国人民，他们的未来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主义。现在，整个欧洲面临着同样的命运：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不是苏维埃的欧洲，就是法西斯的欧洲。
共产国际的任务就是阻止前一种可能性的出现，争取让第二种可能性变成现实。从1921年开始，共产国际三大和四大根据这一判断制定了新的方针，各国共产党开始深入群众、争取群众、积聚力量，准备着新的危机的到来，准备着在新的革命高潮中尽到自己的义务。
由此可见，对于孤立的俄国革命来说，世界革命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面对今天的现实，庸人们断定世界革命在当初必然就是不可能的，断定资本主义没有寿终正寝是因为还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是，在当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又有谁敢于一贯坚持作这样的预言呢？）。俄国革命将和各国无产阶级一起去争取世界革命的成功，否则等待他们的只能是灭亡，这就是内战结束后布尔什维克面对孤立所采取的国际对策。但是，官僚篡夺了一切权力之后，事情开始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了。
顺便讲一下，从以上所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即无论客观条件对其如何不利，资本主义总是不会自行崩溃的，资本主义的终结只能依靠无产阶级的斗争才能变为现实。这又转到了另外一个问题——无产阶级革命的特点。无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有着极大的不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从旧的生产方式中逐渐地演化而来的，资产阶级在进行革命前，就已经获得了经济、文化及部分政治的领导权，其力量同旧势力相比占据着绝对的优势。资产阶级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化的阶级，同无产阶级相比，他们才有着一贯的明确的阶级意识。而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单纯的被雇佣地位，决定了其不可能在夺取政权以前就获得政治、经济和文化诸领域的领导权，不可能对资产阶级拥有当初资产阶级对旧势力的那种优势，像葛兰西那样企图让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取得全面的领导权是不现实的。（36）在资本主义的“正常”状态下，无产阶级在组织上和政治上更趋于分裂而非团结，更趋于消极而非积极。只有在革命危机到来时，广大无产阶级群众才会摆脱分裂，抛弃对旧统治秩序的顺从，爆发出对旧秩序进行冲击的意愿和力量，只有在此刻无产阶级才会获得对资产阶级的力量优势。
十二、社会民主党的自我毁灭之路
一次大战结束后，国际无产阶级的领导力量分裂为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国际这两大集团，正是这两大领导力量决定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国际工人运动结局。在论述官僚对世界革命产生的影响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要对社会民主党的表现进行一番考察。众所周知，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时期，为了获得政权，欧洲古典社会民主党普遍采用了单纯依赖议会道路的战略，即唯议会主义战略。笔者认为，在实践中这一战略逐渐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社会民主党最终因固守这一战略而招致自我毁灭。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并非是某一国家的特例，而是普遍现象。详见拙文《唯议会主义的悖论——社会民主党的自我毁灭》。
十三、背弃世界革命和“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官僚的新战略
前边讲到，俄国革命陷入孤立后，在国际方面，布尔什维克对战后资本主义世界不稳定的平衡局面做出了清醒的判断，继续坚持推动世界革命的战略，以备在将来的危机中有所作为；在国内，面对俄国工人阶级的消极被动状态，布尔什维克取消了民主，企图代替工人阶级行使权力以坚持到国际援助的到来。但是此举却催生了党内官僚集团，官僚集团最终吞噬了党，成了新的统治者。那么现在，官僚们又是如何来看待革命的孤立局面即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呢？将制定什么样的新战略加以应对呢？这些新战略又将对世界革命或者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官僚也概莫能外。孤立导致了官僚统治的产生和确立，现在，对于官僚来讲，权力已经完全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他们已经成为社会的主宰了，他们已经别无所求了。革命，对于俄国工人阶级来说还远没有结束，但是对于他们这些特权者和统治者来说，对于他们这些已经与工人阶级有了不同的利益的集团来说，革命已经结束了。官僚统治本来就是革命被孤立于一个民族国家的产物，官僚只能且只愿充当一个民族国家的统治者，对于他们来讲，俄国一个国家就是“整个世界”了，他们的目标仅仅只限于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在一个国家范围内的统治。既然世界革命新的胜利，其它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不会扩大我们的统治范围，那么我们干吗要去支持世界革命呢？只要把俄国打造得固若金汤，我们不就能享福万世了吗？让世界革命见鬼去吧！官僚们这样想。从另一角度讲，官僚已经把本国工人阶级踩在脚下，他们又怎么能相信别的国家的工人阶级的有自己解放自己的力量呢？1924年秋天，斯大林将官僚们的共同愿望明确地表达出来，“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新教义诞生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真正含义，其实就是官僚在期盼自己在苏联这一个国家内的统治能够永远存在下去。这纯粹是官僚的民族利己主义的反动的乌托邦。新教义对老布尔什维克来讲是如此的骇人听闻和荒谬绝伦，这立即使季诺维也夫派与官僚集团分裂而加入到反对派当中。
官僚自愿地、主动地——而不是被迫地——放弃了世界革命的传统目标，但是，他们并不敢公开这样声明，这样必然会招致各国工人阶级和俄国工人阶级的反对，相反，他们把责任推到各国工人阶级身上：由于现在世界革命没有希望了，由于你们的援助迟迟不能到来，现在没办法，我们被迫只能单独靠自己的力量来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必须而且完全有可能在一国范围内建成社会主义。
反对派反驳道，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必要性根本就不存在。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充满雄心壮志的外表背后，其实是官僚对国际工人阶级的盲目悲观。反对派质问官僚：你们有什么根据现在就敢预先断定世界革命在将来的历史时期毫无成功的可能呢？假如能够独自建成社会主义——且不论社会主义为何，这必然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那么你们有什么根据让我们相信各国工人阶级在这一历史时期只会无所作为呢？你们有什么根据让我们相信各国资产阶级的统治是无懈可击不可动摇的呢？我们此前一直坚持的判断——世界革命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为什么在你们眼中突然失效了呢（见本文第十一节）？由此可见，对于各国工人阶级来讲，一国论纯粹是一种投降主义、失败主义的论调。
对于反对派的诘难，官僚并不做正面回答，而是反咬一口，将悲观主义者和失败主义者的帽子扣到反对派头上：既然不支持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那么反对派就是对苏联现在的前途悲观失望，就是要求苏联退回到资本主义。不仅如此，官僚更进一步篡改历史，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新教义伪造为布尔什维克的传统，宣称当初就是因为相信能够在俄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才进行十月革命的，（37)因此，反对派反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就是反对当初进行十月革命，就是与孟什维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者占到同一立场上去。要么支持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要么就是十月革命和苏联的敌人，斯大林宣称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长期以来，斯大林的诡辩唬住了许多人，但是这样的两难选择并不存在。
面对官僚的攻讦，反对派反驳道，官僚这是在把自己直到十月革命胜利七周年以后才产生的新梦想，硬加到当年的工人阶级和布尔什维克头上。否认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否认社会主义有在一个国家建成的可能，并不必然意味着否认一国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并不必然意味着否认社会主义有在一个国家开始的可能。的确，孟什维克是因此而反对十月革命的，他们认为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在这个国家根本不具备建成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因此工人阶级就不该夺取政权。但是，如前所述，当初布尔什维克为工人阶级能够夺取政权进行辩护的理由，并不是如斯大林们今天描述的那样简单地把孟什维克的论据翻转过来，即认为俄国一国已经具备了建成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布尔什维克当时认为，孟什维克的观点是有其合理成分的，俄国的确不具备建成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但是，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应该再像孟什维克那样只用狭隘的民族国家的眼光来看待问题，应该从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主义世界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俄国不具备建成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但是全世界建成社会主义的条件已经具备了；俄国不具备建成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但是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条件已经具备了；能否取得政权——开始建设——和能否建成社会主义是两码事，一国开始和一国建成是两码事；俄国工人阶级首先将在俄国这一国夺取政权，然后与全世界工人阶级共同在世界范围内建成社会主义。正是基于以上判断，布尔什维克才领导俄国工人阶级夺取了政权。
在这个问题上，尽管结论完全相反，但是斯大林的思维逻辑与孟什维克的思维逻辑其实是完全一样的，他们都是从狭隘的民族国家的角度出发来考虑问题，他们只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极端的表现形式，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两极相通，条件具备后，他们之间的相互转化也就不会让人感到意外了。在一极，像奥托•鲍威尔，原本是国际社会民主党反对十月革命的代表人物，新经济政策实行后，他断言这是苏俄恢复资本主义的开始；但是到了三十年代后期，看到官僚统治暂时能够维持下去以后，他就抛弃自己旧日的观点转而拥抱一国论了。(38)在另一极，苏联垮台以后，各式各样的斯大林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的变种，由一国论者转而视孟什维克为先知先觉，纷纷指责俄国革命“过早”地进行了，“客观条件”还不成熟，当初就不该进行革命等等。这在今天司空见惯，无需举例了。
在斯大林主义和孟什维主义之外，反对派继续坚持布尔什维克的传统，指出了另外一种选择。在革命处于孤立的情况下，反对派认为，正确的战略应该是：虽然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但是可以开始建设社会主义；一边开始国内建设，一边推动世界革命；社会主义在苏联一国范围内开始，将在世界范围内最后完成；国内建设与世界革命都是必需的，都是可行的，是并行不悖、相互促进的，二者当中谁也不可以被放弃。反对派反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决不是像斯大林所诬蔑的那样反对在苏联开始社会主义建设，而是反对抛弃世界革命。与斯大林的诬蔑相反，反对派才是苏联工业化的首倡者，他们根本就不是对苏联的前途缺乏信心的悲观主义者和失败主义者。反对官僚蜕化，争取恢复民主，推动工人阶级的复兴，加快经济建设，支持世界革命，这就是反对派的主张的全部，所有这些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对于反对派的反驳，斯大林仍旧不做正面回答，只是回以加倍的诬蔑。
反对派进一步指出，官僚在对各国工人阶级盲目悲观的同时，对自己的力量则是盲目自大。与世界革命的现实性和可能性相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才是不可能的，才是官僚一厢情愿的痴心妄想。
“一国”与“社会主义”，二者本身就是水火不容的。单纯从经济角度来讲，官僚之所以敢于断定苏联一国能够独立地建成社会主义——暂且不论官僚眼中的社会主义为何物，原因在于相信苏联经济能够完全独立于世界经济而健康发展。这是根本不可能的。社会主义的前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首先就是作为一个世界体系才能诞生并成长起来，单独局限在一个国家范围内，连资本主义也不会“建成”，更不用说“建成”比资本主义更为高级的社会主义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现代生产力的矛盾，除了人所共知的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生产的社会化这一对立面外，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界限对生产力的国际性质的束缚同样是不容忽视的。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不仅仅是要用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代替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同时还要用世界社会主义联邦来代替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分裂。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国范围建成，只能在世界范围才能实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事关生死的现实要求。
如果这个率先取得革命成功的“一国”不是像俄国那样较为落后的国家，而是像美国、英国、德国那样的发达国家，那么全世界自然将会起来效仿这个“一国”，革命将迅速地从这“一国”扩展到全世界，“一国”现象自然也就不再存在了。如果这个“一国”是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那么长期“一国”的结局将不是“建成社会主义”，而是这“一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下的垮台和毁灭，这已由历史做出了结论。无论从哪一种情况来看，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建设社会主义注定只能是一种暂时现象，企图“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反对派的分析，官僚无力反驳，但是也决不接受，利令智昏，企图让迷信权力万能并刚刚把权力攫取到手中的官僚认识到他们的统治不会千秋万代相传不衰，只能是徒劳无功。官僚的诡辩和诬蔑与反对派的分析和反驳相比是如此苍白无力，但是却获得了最后的胜利，这只是因为其背后有组织力量撑腰。
一国论不仅是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更是完全反动的。放弃世界革命和采用一国论后，官僚唯一担心的就是帝国主义的军事干涉会粉碎自己的美梦，如果能够与帝国主义保持永久和平那就万事大吉了。要想与帝国主义做成永久和平的交易得需要筹码，那自然就是各国工人运动和共产国际各党。过去苏俄对各国无产阶级是全力支持，现在官僚转而变为单纯利用。对于官僚来说，各国工人阶级根本不必再致力于夺取政权，不必再致力于世界革命，不必再致力于将苏联从孤立中解救出来，仅仅做到片面的保卫苏联——也就是保卫官僚的统治——就足够了，能够充当苏联与帝国主义讨价还价的工具就足够了。
由此可见，一国论就意味着官僚置自己的利益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之上，牺牲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不过为了让各国无产阶级心甘情愿地为其外交政策服务，官僚非但不承认这是一种损人利己的行为，反而要全世界无产阶级相信这代表着他们的最长远利益，相信这是一种全新的福音。官僚宣称苏联的存在是“世界历史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无产阶级在全世界获得解放的主要因素”，（39）只要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那么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前途就有保障了。
不过，在最初刚刚提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时候，官僚还不敢同时公开宣布自己已经完全与世界革命决裂，毕竟旧的传统还深深地影响着俄国工人阶级和各国工人阶级，那样会立即招致他们的反对。为此官僚在自吹自擂的同时，继续用这样的诡辩来迷惑各国无产阶级：尽管没有你们的共同努力我们独自也能建成社会主义，但这并不是说我们永远不需要你们了，我们之间没有共同利益了，在建成社会主义后我们还是需要你们的援助的，还是需要你们完成世界革命的，因为只有那样才会使我们彻底摆脱军事干涉的威胁，才能获得“最后胜利”。反对派指出，这种诡辩是自相矛盾的：既然在还很落后的、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的漫长历史时期中都能够独自支撑下来，那么已经建成社会主义后的——必然是更为强大的——苏联就更不需要国际援助了，更不惧怕军事干涉了。果不其然，后来斯大林干脆就公开否认苏联曾有过世界革命的企图，再后来则宣称苏联一国不仅能够建成社会主义，而且能够建成共产主义；最后就是“和平竞赛”论：只要保持着和平环境，苏联在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竞赛中肯定会获得最后胜利，等到那时全世界自然将受惠于苏联，跟着进入共产主义。这样一来，就不是由世界来决定苏联的命运，而是由苏联来决定世界的命运了。既然如此，各国无产阶级就不必立足于自己解放自己，不必再为此付诸努力了，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苏联身上吧，静待福音降临的那一天吧。官僚用寄托主义的幻想取代了无产阶级自我解放的现实主义斗争精神（长期以来，中国人常常误以为斯大林的对外政策要比赫鲁晓夫们更具国际主义精神，其实二者是一脉相承）。
不仅如此，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背后还隐藏着官僚不敢公开袒露的担忧：如果新的革命成功了，孤立被打破了，另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也像当年的俄国工人阶级那样直接掌握了政权，那么这必然会促使俄国工人阶级自主意识的复兴从而危及官僚统治。于是，世界革命的进一步的发展、孤立的被打破，现在变成了对官僚统治的致命威胁，自然也就招致了官僚的坚决反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背弃、出卖、压制世界革命——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只有与后者连在一起，才能全面地理解前者的含义。简单地说，作为工人阶级的敌人，官僚的国内国际政策，就是对内镇压，对外投降。
十四、世界革命的灾难、斯大林自掘坟墓
前边讲了官僚放弃世界革命、转而主张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动机或原因。除此之外，从国际角度来看，一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分裂与动荡以及苏联初步恢复所取得的成就，也助长了短视的官僚们对苏联前景的盲目乐观。官僚们是这样考虑问题的：既然由于分裂和动荡资本主义世界现在不能对苏联构成致命的威胁，那么为什么就不能肯定这种威胁在将来也不会产生呢？既然苏联的建设已经开始并取得了初步的发展，那么这种发展为什么就不能永远持续下去呢？既然社会主义已经在一个国家开始了，那么为什么就不会在一个国家完成呢？孤立既然产生了，那么为什么就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呢？我们的统治已经既然建立起来了，那么为什么就不能万世长存呢？除了军事干涉，阻止这一切的“极限”（布哈林语）在哪里呢？这样的极限是不存在的，官僚们相信。
但是，这样的极限是存在的！如果目前资本主义世界所处的不稳定的对峙局面能够长期维持下去，那么官僚统治尚可多苟延残喘几日。但是，如前所述（见第十一小节），这种局面是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的，一旦这种对峙局面以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方式结束，一旦资本主义世界摆脱了社会经济总危机而重获繁荣与稳定——这必然以工人运动的失败为前提，那么它就可以凭借其巨大的优势通过政治、经济、军事等各种手段来摧毁苏联。这就是事关苏联存亡的具体可见的极限。
1928年，已被流放的托洛茨基警告斯大林和布哈林们：“这种‘极限’不仅存在，而且不止一条，……最重要和最可怕的‘极限’有可能是世界资本主义的真正长期稳定和一次新的复苏。……无产阶级不能夺取政权，资产阶级也没有为所欲为的充分信心，像这样不稳定的局面迟早会以某种方式而突然结束，其结果不是有利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取得真正的长期稳定，而这种稳定的基础将使人民群众遭到压制，殖民地人民遭到摧残……或许我们自己也要被踩扁了。……只有借助无产阶级的失败和革命领导的错误，欧洲资产阶级才能够找到摆脱自身严重矛盾的持久方法。反过来说，只有当无产阶级能够在革命道路上找到一条摆脱目前这种不稳定均势的出路时，才能阻止世界资本主义取得新的繁荣。”（40）
但是，官僚对这一警告置若罔闻，继续沉溺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美梦中。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战略，就是这种“革命领导的错误”，这一错误毁灭了国际工人运动，促成了战后资本主义的大繁荣，促成了那种毁灭苏联的“极限”的出现，最终也促成了官僚自己的毁灭。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战略被确定后，这时“反革命不仅是美国和西欧列强的战略，而且也是苏联的战略。尽管列宁曾通过共产国际积极煽动世界革命，但斯大林放弃了这种路线，以便与其西方盟国就势力范围达成协议。斯大林的对外战略基于两项主要的战略原则：使共产国际服从于苏联的国家利益和为保证苏联庞大牢固的势力范围而利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41）世界革命的策源地变成了反革命的大本营之一。
世界革命的暂时失败使苏联和布尔什维克官僚化的同时，斯大林也在共产国际进行着同样的努力，企图使共产国际各党官僚化，变为其俯首帖耳的外交工具。正在成长中的共产国际各党能够挫败官僚的企图吗？不幸的是，他们没能做到这一点。在斯大林的干预下，整个共产国际也官僚化了，共产国际各党的领导最后大都被类似王明这样的斯大林的忠实走狗所把持，一方面对斯大林惟命是从，另一方面则在党内推行斯大林式的“布尔什维克化”，在还没有夺取政权之前就已经变得毫无民主可言。“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随之变成了各国共产党的首要原则，各党不再致力于自我解放，转而以“保卫苏联”——充当官僚的外交工具为最高使命。官僚的反革命战略于是得以贯彻执行`。
如前所述，无产阶级革命若要取得成功，仅仅具备客观形势和群众情绪的激进化是不够的，主观条件——革命政党的领导——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如果一个革命政党事先就承认革命是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那么它自然也就不会再对革命加以准备和争取了，即便革命不以其意志为转移而自动降临，那么它们也会因此而无所作为、错失良机。共产国际采用了官僚们的战略以后，必定不能负起革命的领导责任，不能将革命形势转化为革命本身，从而使整个工人运动在即将来临的危机中陷入被动。革命的推动器变成了革命的制动器。
如前所述，斯大林整个统治期间所面对的世界，正处在一个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不是苏维埃就是法西斯主义的历史关口。在这样的时代，即使仅仅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也必须要采取一种彻底的、坚定的、明确的革命战略才能达到目的，企图靠作交易和耍手腕来解决矛盾是根本行不通的。斯大林主义官僚统治的历史，就是其交易破产的历史，就是其小手腕失灵的历史，同时是各国工人运动失败的历史，是革命形势转化为反革命现实的历史，是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