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问题的争论
我们向来笃信并一再重申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起码的真理，即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工人的共同努力。（1）
——列宁
“三驾马车”趁列宁病重控制了党和国家
列宁在1923年3月9日，脑溢血病第三次发作。5月再次被送往哥尔克村。自从1922年12月16日第二次病发之后，列宁已不能视事。党和国家以及共产国际的一切工作，均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的“三驾马车”所控制。托洛茨基虽是政治局委员，可是政治局的一切决定，都是背着托洛茨基在“三驾马车”幕后决定之后，再到政治局来通过的。政治局里七个委员的其他三个委员：布哈林、李可夫和加里宁，或多或少跟随着“三驾马车”奔跑。政治局已为“三驾马车”所控制。
列宁病重，第三次病发后，说话的能力减弱了。“三驾马车”自然是考虑到继位人的问题。人们普遍地认为继位人应该是托洛茨基。托洛茨基领导彼得格勒十月起义，夺取政权；在最困难的内战时期，托洛茨基组建了红军，南征北战，消灭了形形色色的反革命武装和白匪军，取得胜利，保住了苏维埃政权。人们早就把列宁的名字和托洛茨基的名字连在一起而欢呼。即使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是列宁去世后的反托洛茨基的一次代表大会，党员群众还有不少人欢呼“列宁——托洛茨基”！“三驾马车”则各怀鬼胎，各人都在盘算着取得列宁继位人的地位。尤其是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他们一致认为最大的竞争者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就抱成一团，在列宁发病的1922年就开始进行排斥托洛茨基。
1923年，对托洛茨基提出的计划经济、克服经济比例失调、进行工业化、限制富农的发展以及贯彻工人民主原则、反对党和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等等一系列建议，在党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都被斥为“小资产阶级倾向”，而支持托洛茨基的一些老布尔什维克，一个一个地被调职、被派到外国去、或派到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去。
列宁在世时不能出席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已是总书记斯大林精心挑选代表的一次代表大会。而1924年召开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更是被“三驾马车”所控制的大会。托洛茨基无心为继位人选而斗争，但他看到党、国家的权力落在“三驾马车”的任何“一驾马车”身上，都不能承担这副重担子。更严重的是，党有蜕化的危险。
托氏发表《十月的教训》的背景
列宁早就多次批评党和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官僚主义越来越严重地侵蚀党的机体。1922年11月间，列宁在病中，曾与托洛茨基商讨反对官僚主义的事情。列宁提出要与托洛茨基合作反对官僚主义，“特别是对组织局开刀”，就是要粉碎官僚主义的支柱——斯大林派系。（2）1922年12月16日，列宁第二次病发，他要和托洛茨基合作反对官僚主义的计划就没有实行了。
按照列宁的计划，打算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轰击斯大林，撤除斯大林总书记的职务。列宁因病没有出席代表大会，也没有人执行列宁的意见。斯大林总书记的职位仍然被保住了。在列宁弥留之时召开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也就成为反对托洛茨基和“四十六人声明”的代表会议。而在1923年10月5日政治局所通过的《关于党的建设》决议（这个决议主要是采纳托洛茨基的意见而拟定的，是要实行新方针，要贯彻党内民主）被压下了。相反，却向托洛茨基大举进攻。列宁逝世后召开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也就成为“三驾马车”合力反对托洛茨基以及打击那些要求民主、反对官僚主义的党员代表大会。
托洛茨基极力想实现列宁的愿望，反对党及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却始终冲不破官僚主义的网绳。“三驾马车”仍然控制了党和国家的大权。
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托洛茨基写了《十月的教训》（《托洛茨基全集》的《1917年》一书的序言）。《十月的教训》借用十月革命的历史事件，集中批判了当今“三驾马车”的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在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错误，并结合1923年德国革命的失败得出了与十月革命同样的革命教训。
文章指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是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群众，也就是农民群众和革命本身的不成熟性，以及战争所造成的特殊条件，使得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二月革命时获得了领导权，以保卫资产阶级对于政权的历史权利。孟什维克的革命路线是要先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资产阶级掌握政权。而在布尔什维克党内有人认为，俄国落后，只能进行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应该在西方开始，我们只能在英国、法国、德国之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样提出问题，必不可免地陷入了孟什维主义，这种情况在1917年就已充分暴露出来。”（3）“那就是对执政的资产阶级施加‘压力’，而这种压力又不要超出资产阶级制度范围。如果这种政策占了上风，我们党就排除在革命发展之外。归根到底，我们将遭到的将是没有党的领导的工人和农民群众的起义，”这将遭受到惨败。“这种惨败的直接后果就是党的毁灭。这样意见分歧的深刻性也就可以想见了。”（4）
1917年3月间《真理报》发表了加米涅夫《不要秘密外交》是护国主义。斯大林的文章是只限于对临时政府加以监督和施加压力，是和列宁《远方来信》猛烈抨击护国主义和妥协让步背道而驰的。“对资产阶级政府施加压力是改良的道路。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党绝不拒绝改良，但是改良的道路对次要的问题才有用，对于主要的问题是不合用的。用改良的道路得不到政权。不能以施加压力的方法迫使资产阶级在与它整个命运有关的问题上改变自己的政策。……要么，就一直跟着资产阶级走；要么，就把群众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以便从它手里夺取政权。”（5）
列宁抛弃了“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民主专政”，而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四月提纲》。加米涅夫、李可夫、诺根等人在四月会议上反对列宁的《四月提纲》，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只有等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彻底完成的时候，政权就会转到无产阶级手里。托洛茨基指出：“提出我们应该同小资产阶级联盟，对资产阶级政权实行监督，直到无产阶级革命彻底完成为止。这个公式显然是孟什维主义的。”（6）“四月会议的决议给了党一个原则上正确的立场。但是，这些决议并没有消灭党内上层的意见分歧。恰恰相反，随着局势的进展，这些分歧采取了更具体的形式，并且在革命的决定性时刻，也就是在十月的日子里，达到了极为尖锐的地步。”（7）正是由于要彻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才能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这个观念支配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诺根等人的思想，到十月革命时期，就发生了一连串的错误。
托洛茨基继续写道：“意见分歧的下一阶段是民主会议（9月14日——22日）和这个会议产生的预备会议（10月7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任务是：用苏维埃的合法地位去束缚布尔什维克，然后轻而易举地把这种合法地位转变为资产阶级会议的合法地位。”布尔什维克党内“右派是欢迎这样做的。”当党提出以示威形式退出民主会议的建议，“却遭到当时在上层依然有势力的党团中右派分子的坚决反对”，“实质上，这是右派……企图把党转到‘完成民主革命’的道路上去。……右派的基本观念在于……要完成民主革命和准备社会革命。可是怎样准备呢？就是经过资产阶级议会制度这所学校。……推翻沙皇制度要用革命手段……；但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却要在完成了的民主制度的基础上通过议会。在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必须经过一段延续许多年的民主制度。”（8）在民主会议中的布尔什维克党团有几百名以上。党团大半都表示赞成参加预备会议。列宁坚决反对民主会议以及预备会议去做妥协派的“革命”尾巴，而应该组织起义并夺取政权。
在列宁的压力下，10月10日布尔什维克退出预备会议。正当党组织起义夺取政权的时候，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联名发出的《论时局》的信，是给党最重要组织的。信中坚决反对中央委员会所通过的关于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决议。这封信低估了革命的力量而过高估计了敌人的力量，并不认为大多数人民已经拥护我们，认为农民大多数是拥护社会革命党的。托洛茨基指出，“这封信既低估了同时又高估了农民：低估了的是他们的革命可能性（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而高估了的则是他们的政治独立性，这种同时低估又高估农民的双重错误，也是由于低估本阶级和它的党，也就是用社会民主党的眼光来看待无产阶级。这里丝毫没有甚么出人意料之外的东西。所有各色各样的机会主义，归根到底，都是错误地估计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和可能性。”（9）
在估计敌我力量问题上，托洛茨基以德国1923年的革命经验来说明：“这个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当初，德国共产党领导者忽视敌人的武装力量。他们认为，不断增长的革命潮流自然解决军事问题，但是，一当提出起义任务时，又走到另一极端，他们相信资产阶级一切武装力量加在一起的数字，足足可以打败革命的起义。德国的反革命力量无疑比俄国的科尔尼洛夫分子强大得多。“可是，德国革命的积极力量也与我们不同。在德国居民中，无产阶级占压倒多数。在我们这里，问题决定于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至少在最初阶段是如此。在德国，则有好几十个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中心点同时发动起义。从这一点来看，敌人的武装力量完全不像四舍五入的计算结果那样可怕。无论如何，应该坚决地驳斥那种别有用心的计算，为了证明导致失败的政策是正确的，这种计算在德国的十月失败之后是一直进行的。”（10）
斯大林正是低估了德国革命的力量而反对德国举行起义夺取政权。1923年7、8月间，德国工人罢工风起云涌。农业工人罢工与工厂工人罢工结合起来，全国已处于革命的局势。斯大林在他给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的信中却反对德国共产党发动工人夺取政权。他说，共产党人在目前阶段丢开社会民主党人单独夺取政权是不可能的。德国还没有俄国十月革命时所具备的条件。即使“德国政府崩溃了，共产党夺取政权，他们最后也得稀里哗啦地垮台。这还是最好的结局，弄不好，他们很有可能被打得落花流水，再也难抬起头来。”在目前，一切有利条件是在于资产阶级加上右派社会民主党人方面。“依我看，对德国人必须加以遏制，而不应该给予鼓励。”（11）
德国由于错过了革命形势的最好时机，没有发动起义夺取政权，拖延到10月才决定发动起义夺取政权，已为时过晚了，结果革命失败了。
托洛茨基文章写道：“在9至10月间，列宁之所以坚决地、不倦地、不放松地对中央委员会施加压力，是由于他经常担心我们会放过时机。”“力量对比的变化在革命中是瞬息万变的过程。全部策略艺术正在于抓住那个各种条件配合得对我们有利的时机。”（12）革命危机必须解决，不是向好方面解决，就是向坏方面解决。列宁一再说：“现在或者永远不！”可是党内右派却反驳说：“……对于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的问题，用‘现在或者永远不’这种提法是严重的历史错误。不！无产阶级的党将要增长，它的纲领将为愈来愈广泛的群众所了解……它只是要一种方法就会断送自己的成就，那就是在当前情况下起义……我们要对这种危险的政策提出警告。”（《论时局》——托洛茨基注）（13）《论时局》这封信要消极等待，这样就会麻痹群众革命的积极性，使群众失望和瓦解，从而把革命断送。“幸而我们的党在列宁的领导下坚决消除了党内上层这种情绪。正因为这样，我们的党才胜利的完成了革命。”（14）
托氏阐释革命领导的必需性
托洛茨基从俄国十月革命提出的教训就是：“无产阶级不能用自发的起义取得政权，甚至在工业和文化高度发达的德国，劳动者自发的起义（1918年11月）实际上也只能把政权转移到资产阶级手里。”（15）故此，无产阶级革命必须要有无产阶级党的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工具是党。根据我们的即使仅仅取之于一年间（自1917年2月至1918年2月）的经验，并根据芬兰、匈牙利、意大利、保加利亚、德国的补充经验，可以确定：由革命工作的准备转向夺取政权的直接斗争时，必不可免地要发生党内危机。这几乎是一条颠扑不破的规律。一般说来，每当党的路线急剧转变时，就会产生党内危机。”（16）就是在俄国，受到革命锻炼，有高度理论上的洞察力、空前革命气魄布尔什维克党，当党的路线急剧转变时，就发生了党内危机。“临到决战的时刻，在它的上层中依然出现了一些坚决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有经验的革命者、老布尔什维克，他们在革命最紧要的时期中，大致从1917年2月到1918年2月，在所有基本问题上采取了实质上是社会民主党的立场。为了捍卫党，为了捍卫革命，为了消弭其中由此种情况而产生的极度混乱，必须有列宁当时在党内所起的那种唯一的、空前的影响。要想使其他各国共产党从我们身上学到一些东西，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忘记这一点。遴选领导人物的问题，对西欧的党来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夭折的德国的十月革命的经验正在为此而发出悲呜。可是，必须以革命行动的观点来进行这种遴选。……漠视这些教训，不从这些教训中作出关于遴选领导人物的必要结论，其前途就是必不可免的失败。因为，没有英明的和勇敢的党的领导，无产阶级的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17）
托洛茨基把十月革命的教训最后归结为“遴选领导人物的问题。”托洛茨基提出这个问题虽然是侧重于对西欧的党来说的，但是，在俄国，列宁刚去世不久，谁该为继位者，仍然是尚未明确的问题。从托洛茨基《十月的教训》所揭露及批判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在革命紧要关头所犯的错误来说，他们都是没有具备列宁那样政治品质的人，能遴选领导人吗？——读者自然会这样想了。
不管托洛茨基在文章的开始就声明，并不要拿1917年的意见分歧作为武器去攻击当时犯了错误的人，而是要从十月革命中汲取教训。可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并不是这样看。《十月的教训》刺痛了他们的伤疤，他们极为恼怒。于是，他们就在1924年10月开始发动一场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运动。为了争取“列宁主义”的长子继承权，斯大林发表了《论列宁主义基础》，跟着季诺维也夫也发表了《列宁主义》。
人们以“列宁主义”为盾牌，反对托洛茨基
人们把列宁过去的思想、言论、著作和一切政治活动概括为“列宁主义”。至于列宁主义的具体内容、思想体系是怎么样的，谁也没有说清楚。列宁自己也承认犯过错误。那些是正确的属于列宁主义，更没有人去分别清楚。列宁刚去世，歌颂列宁的讲话、文章、回忆录大量出现。歌颂列宁达到神化列宁的地步。第一个神化列宁的是斯大林。当列宁病重时，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说，列宁是“天才中最有天才的人，这样的人物经过几百年才产生一个。”“列宁是为革命而诞生的”革命天才。（18）神化了列宁，也就神化了“列宁主义”。以“列宁主义”为我所用。列宁的片言只语，甚或是错误的东西，只要合我所用的，就称为“列宁主义”，而且以此来打击对方。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运动就是拿“列宁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对立起来，用死的列宁来打击活的托洛茨基。
第一个出来针对《十月的教训》反对托洛茨基的是加米涅夫。
1924年10月18日，加米涅夫在莫斯科市委员会会议上作《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的报告。加米涅夫说，托洛茨基的《十月的教训》可能会被作为共产国际的教科书。这已不是个人的争论，而是全党的事情，共产国际的事情。我们不能不提出警告无产阶级不要接受托洛茨基在《十月的教训》中所作的结论。托洛茨基歪曲了二月开始到整个十月的全部事件。可是，托洛茨基是怎样歪曲历史事实的，加米涅夫却没有说。
加米涅夫从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斗争的历史，也就是列宁主义对孟什维主义作战的历史说到“托洛茨基无非是孟什维主义的代办，孟什维主义的掩护，孟什维主义的伪装而已。”（19）这是加米涅夫把托洛茨基给他“孟什维克思想”的帽子回敬给托洛茨基。跟着加米涅夫从1903年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分裂以来托洛茨基在组织问题上所采取的调和主义的中派态度一件一件数落出来，而且大量引用列宁批评托洛茨基的语录。在党分裂为几派互相论战的时代，双方所使用的论战语言都是非常尖锐的。使用那个时代列宁批评托洛茨基的话来反对托洛茨基是很便当的事情，但并不恰当。托洛茨基在《十月的教训》中就已表明：“当我在言论上和行动上都承认了自己的一些实际的和巨大的组织上的错误以后，我认为没有必要再为这件事去争论了。”（20）
加米涅夫认为托洛茨基只不过承认组织问题上的错误，而在政治问题上，在革命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托洛茨基是没有错的，在这些问题上“他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反对列宁原来是正确的。”跟着加米涅夫提出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问题，认为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是完全根据过低估计农民的作用建立起来的理论。在一个农民的国家里，“不断革命论”的革命路线绝对不能夺取政权，也绝不能保持政权。（21）
的确，托洛茨基从来没有承认“不断革命论”的革命路线是错误。在十月革命之后，托洛茨基一再发挥“不断革命论”。托洛茨基认为俄国革命的实践已证明“不断革命论”是正确的。反过来，也就是列宁过去反对托洛茨基 “不断革命论”是错误的。只不过托洛茨基在列宁提出的《四月提纲》之后，就一直没有提列宁过去反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事情了。
加米涅夫觉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在二月到十月的错误，只不过是保持列宁从1905年以来所制定的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路线——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路线——民主共和国、土地国有、八小时工作制（所谓“三大鲸鱼”），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让资本主义自由地发展，在彻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22）因而，加米涅夫指出：“《十月的教训》有着比表面上看起来更加深刻的目的。表面上看来，这是揭露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可是在那里面还有着更多的东西：用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错误来破坏列宁的一些基本公式的威信，从而宣扬托洛茨基主义。”这是“用托洛茨基主义偷换列宁主义的行为。……或者是……布尔什维克应该抛弃自己的过去，以便完成十月革命……。”（23）
列宁其实早已抛弃了旧的路线
列宁早在二月革命前夕，就已抛弃了过去的革命路线，提出俄国下一次革命应该是社会主义革命。（24）拿列宁已抛弃了的革命路线来为自己辩解，认为托洛茨基揭露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错误就是破坏列宁的威信，那就毫无道理了。照加米涅夫这样说来，他承认二月到十月间的错误，就没有真正的从思想上来认识错误。也就没有认识到列宁在1905年至1906年的革命路线是错误的，因而，加米涅夫一再指责托洛茨基利用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的错误来“破坏列宁的威信。”（25）
正是加米涅夫没有认识到列宁过去的革命路线是错误的，也就认为过去革命路线所要建立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是实现了的，布尔什维克并没有抛弃自己过去的革命路线。（26）
加米涅夫举出列宁在《论策略书》上的话：“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在俄国革命中已经实现了（在一定的形式和一定的程度上）……工兵代表苏维埃，——这就是已由实际生活实现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27）跟着，加米涅夫补充说，“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前进到无产阶级专政，前进到纯粹的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对于老布尔什维克这一公式是否符合于俄国革命的进程的想法就是这样的。”（28）
列宁把“工兵代表苏维埃”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等同起来，从而认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在一定形式和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是不切合实际的，是不符合于列宁所确定“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阶级性质的。列宁对“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政权性质认为是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政权（29），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工人政府，无产阶级专政。而列宁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却否认它是无产阶级专政；（30）却认为它“是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进到社会主义。”（31）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是“农民的资产阶级民主专政。”（32）照这样说来，“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是小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那末，又怎能把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兵苏维埃”等同起来呢？又怎能说“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在俄国革命中已经实现了”呢？
决定政权性质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政权所肩负的历史任务。列宁以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所肩负的任务是：不触动资本主义基础，要使资本主义最自由的、最充分的发展，彻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任务。（33）而工兵代表苏维埃所肩负的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彻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任务。那就决定两个政权是不同阶级性质的政权。“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只能是资产阶级政权，而工兵代表苏维埃则是无产阶级专政。
假如按照“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所肩负的发展资本主义的任务来说，这样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没有实现过，也不可能实现。所以，应该说，“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不是过时了，而是不可能实现的公式，应该抛弃这个公式。
托洛茨基也为列宁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辩解。他说，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表示无产阶级和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合作的政治结构。但列宁没有作出政权中的阶级结构（政权中各个阶级所占的比例），“是一个代数公式”。“列宁在历史完全证实的时刻到来以前对革命政府问题作出的一种代数学的回答。”（34）托洛茨基这样为列宁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辩解，并不符合列宁以明确地确定“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是“农民资产阶级专政”，是农民在政权中占多数的“小资产阶级专政”，而不是无产阶级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的无产阶级专政。
在十月革命之后，列宁认识到“在资本主义环境中只能或者是资产阶级专政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决不能实现任何第三种专政。”（35）这样，列宁就完全彻底否定了这个既非资产阶级又非无产阶级专政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了。
因而，加米涅夫拿列宁在生时已否定了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旧公式“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来为布尔什维克辩解——也就是为自己的错误辩解——是扑了一个空。
加米涅夫对自己从二月到十月期间所犯的错误只轻描淡写地提一提，而且只提及十月间的错误，其他的提也没有提及。而且在承认错误的同时却列出一连串的“履历”：列宁在四月提议他为中央委员；七月列宁委托他出版《国家与革命》；十月虽然在起义问题上有意见分歧，他和季诺维也夫被选进政治局领导起义；十月起义后他被选为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等等。以此来说明，他们所犯的错误并非孟什维主义性质的错误，也不是“右派”；否则，怎么会受到列宁和党的信赖，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职务呢？
季诺维也夫则不同，他承认“我在1917年11月初的确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既然这个时期是特别紧张的，所以错误也就极其危险。”但季诺维也夫否认是“右派”。（36）
列、托与孟什维克在革命路线上的同和异
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都一致地攻击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特别是对“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的口号，认为轻视农民，低估农民的革命作用，越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农民革命。这些指责只不过是从列宁的语录中挑选出来的。这种指责都是毫无根据的。
工人政府——无产阶级专政是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核心。无产阶级专政是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连接起来的纽带。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进行民主革命，推翻沙皇政权，政权就必然落在领导革命的无产阶级身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展开社会主义革命，推动世界革命——这就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托洛茨基并没有越过资产阶级革命。托洛茨基认为，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才能彻底地完成资产阶级的民主任务（包括农民土地问题）。
托洛茨基并没有轻视农民的革命作用，更不是不要农民。托洛茨基认为革命是在农民的支持下夺取政权。农民参加无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政权——无产阶级专政。托洛茨基写道：
农民的最基本革命利益的命运，是“同整个革命的命运，即同无产阶级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执政的无产阶级将作为解放农民的阶级出现在农民面前。”（37）
“无产阶级进攻同农民土地革命结合起来是中心的战略问题。”（38）
至于工人政府，“当 然，人们可以把这样一个政府说成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无产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专政，甚至说成是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政府。但是问题仍在于：谁在政府中掌握领导权，并通过政府领导全国？当我们说到工人政府的时候，关于这一点我们的回答是，政府领导权应该属于工人阶级。”（39）
指责托洛茨基的“工人政府”是不要农民的政府，是出于对“工人政府”、“无产阶级专政”错误的理解。以为“工人政府”、“无产阶级专政”就只是单独由工人阶级构成的政府及“无产阶级专政”。正是由于这样错误的理解，才会认为“工人政府”、“无产阶级专政”是不要农民参加的政府及政权。
马克思称之为“工人政府”、恩格斯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的1871年巴黎公社，公社委员除了工人之外，还有记者、律师、小商人。而列宁称之为“巴黎公社类型”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就该是工人政府、无产阶级专政。列宁有说：“工人代表苏维埃是工人的组织，是工人政府的萌芽。”（40）可是列宁却说这个工人政府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41）
列宁并不是不知道托洛茨基提出的“工人政府”是有农民参加的政府。列宁曾经说过：“托洛茨基本人在这个论断中，认为民主居民的代表可以参加「工人政府」，就是说，认为政府可以由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代表组成。”（42）既然列宁是知道托洛茨基提出的“工人政府”是有农民参加的政府，那末，列宁就不该说：“如果我们说：‘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那就是有“跳过尚未完成的（农民运动还没有结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危险。”（43）
加米涅夫反对列宁的《四月提纲》，即反对列宁提出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工人政府。加米涅夫指责列宁是托洛茨基主义——跳过农民革命的“不断革命论”。（44）也许列宁为了表明自己这个新的革命路线并不是托洛茨基主义，不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而把托洛茨基的“工人政府”是有农民参加这样的事情也忘了？
由于列宁说了“托洛茨基的‘工人政府’是不要农民参加的政府，是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这样的话，在列宁死后，就成为反对托洛茨基的武器，连篇累牍地用列宁这句话来攻击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而且把这点贯穿在官方所有的历史书籍上。
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都一致地运用这个武器来攻击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托洛茨基批评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在三、四月间的错误，就认为托洛茨基真正的目的是攻击布尔什维主义，攻击列宁主义；认为托洛茨基的革命路线——不断革命论如果是正确的，列宁、布尔什维克1917年以前的革命路线就是错误的了。
在反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搜集了一些过去托洛茨基与列宁论战时期批评列宁的信件，证明托洛茨基过去是恶毒地攻击列宁、布尔什维主义，使那些不明真相的党员，尤其是那些新入党的党员更信以为托洛茨基和孟什维克一样反对列宁主义、布尔什维主义。这样便可以证明托洛茨基一向是反对列宁主义、布尔什维主义的。由此，便可以达到破坏托洛茨基在群众中的威信。
托洛茨基过去是反对列宁、布尔什维克的。但是，在政治问题上托洛茨基反对列宁与孟什维克反对列宁是不同的。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要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是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和托洛茨基都是一样的。所不同的地方是：孟什维克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应该由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不该夺取政权，应该建立资产阶级政权、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发展资本主义，当具备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经济条件时，无产阶级才能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以前的革命路线则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充分地发展资本主义，在民主制度下，无产阶级得以组织起来、集结力量。然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托洛茨基的革命路线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进行民主革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工人政府），展开社会主义革命，消灭资本主义。
所以托洛茨基既反对孟什维克的革命路线，也反对列宁、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路线。托洛茨基反对孟什维克的“资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建立资产阶级政权、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资本主义。”托洛茨基反对列宁、布尔什维克的建立非无产阶级专政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资本主义。”故此，托洛茨基认为列宁、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路线和孟什维克的革命路线的最终目的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相同的，在资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间隔着一段资本主义发展时期是相同的；所以，从革命的最终目的来说，列宁、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路线和孟什维克的革命路线是一样的。
“三驾马车”所公布托洛茨基的几封信中，托洛茨基给米·奥里明斯基的信足以说明托洛茨基过去对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是怎样认识的。
托洛茨基写道：“……您问到可不可以刊登我给齐赫泽的信件。我不以为这样做是适当的。历史时代还没有到来。这些信都是在一时的印象和需要下草成的，信中的语调就表现了这种情况。今天的读者不会理解这种语调的，他不会把必要的史实查清楚，而只会弄得莫明其妙。从国外应该可以得到党内档案和国外马克思主义刊物。那里会有所有参加过吵架的人的大量信件。莫非您打算现在刊登它们么？这会造成完全多余的政治麻烦，因为党内大概没有两个老侨民，在当时思想斗争的影响下，激于瞬间的刺激等等，不会在通信中互相厉声辱骂的。”
“……现在回顾派别可能会导致一场论战，因为——我对这件事衷心感到后悔——我绝不认为我和布尔什维克的意见分歧全是我不对。在对孟什维克派的估计方面是我不对，而且根本不对，我把它的革命可能性估计过高了，希望能够独立并完全消灭它的右翼。但是，这个根本错误之发生，是因为我用不断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观点来看布尔什维克或孟什维克这两个派别，而在那个时期，无论布尔什维克或孟什维克都是坚持资产阶级革命和民主共和国的观点。当时我认为两派之间的意见分歧在原则上并不怎么厉害，我并且希望……革命进程本身能把两派引导到不断革命和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立场上，而且这在1905年已经部分地实现了（列宁同志为考茨基的论俄国革命动力一文写的序言和《开端报》的整个路线）。”
“我认为我对革命动力的估计是绝对正确的，而我根据这个估计对两派所做的结论则是绝对不正确的。……”（45）
这就是托洛茨基认为自己在政治路线上（不断革命）是正确的，而在组织问题上（调和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是错误的。
斯大林为了要用列宁来打击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诡谲地说：“列宁是自死一直反对不断革命论的。”（46）事实却不是为这样，而是列宁承认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正确的。
俄国革命的实践证明，托洛茨基的革命路线——不断革命是正确的。大约在1919年，越飞曾和列宁探讨过“不断革命”问题，列宁对越飞说：“是的，事实证明托洛茨基是对的。”（47）越飞自杀而死给托洛茨基的遗书写道：“自1905年以来，您政治上一贯是正确的。我还不止一次对您说过，我曾亲自听到列宁承认，甚至就在1905年，正确的也是您，而不是他。人在临死前是不会撒谎的，因而现在我对您再重复一遍。”（48）
我们可以从列宁《十月革命四周年》所发挥的、与他1917年以前的革命路线不相同的“不断革命论”的思想来证实越飞所说的话是真实的。
列宁写道：“我们比谁都更彻底地进行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我们完全自觉地、坚定地和一往直前地向着革命迈进，我们知道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民主革命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我们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问题，作为我们主要和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工作的‘副产品’顺便解决了。……我们不仅说过，并且还用事实证明过，资产阶级民主改造是无产阶级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的副产品……。前一革命可以转变为后一革命。后一革命可以顺便解决前一革命问题……苏维埃制度就是由一种革命发展为另一种革命的显著的证明或表现之一……苏维埃制度……即无产阶级民主制或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生。”（49）
列宁这种以“不断革命论”的观点来说明俄国革命的历程，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是不愿意去理解的，更不愿意去承认它就是托诺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斯大林提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理论
就在1924年，在反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期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就和斯大林发生矛盾。斯大林常用粗话骂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斯大林在1924年6月举行的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指名批评加米涅夫和不指名批评季诺维也夫。（50）但是，托洛茨基《十月的教训》一出现，又使貌合神离的“三驾马车”合力来反对托洛茨基。就在反对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还没有结束，“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就开始发生争论了。
俄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只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走了第一步。要使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最终的胜利，就需要有几个先进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单独一个国家是不能取得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即不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列宁、布尔什维克党人都是这样认定的。就是斯大林，在1924年4、5月间最初在《真理报》发表的《论列宁主义基础》也是这样认识的。他说：“……在一个国家内推翻资产阶级政权，还不等于保证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即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任务尚待解决。没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能不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呢？不，不能。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够了，这是我国革命的历史给我们说明了的。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像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因此，发展和援助其他国家的革命是获得胜利的革命的重大任务。因此，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革命不应把自己看做独立自在的东西，而应当看做用以加速其他国家无产阶级胜利的助力和工具。”（51）
可是，斯大林在1924年12月发表了以反对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为主旨的《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第一次提出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1925年季诺维也夫在《列宁主义》一书中反对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1925年“三驾马车”开始瓦解了。争论的阵营变成是斯大林、布哈林为一方，另一方则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的争论，实质上是“不断革命论”问题争论的延续。不过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声明，他们反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并不是为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辩护，他们是反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因此，在反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阵营中，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观点与托洛茨基的观点不尽相同的。尽管如此，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所提出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依据，以及列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言论，许多都是符合于不断革命论的。
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建立在两个立足点上：列宁发现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不平衡发展规律。得出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能够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结论。二、列宁说，仅仅通过合作社就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须的而且足够的一切。
列宁是在《论欧洲联邦口号》这篇文章里提到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我们把这段文字引用出来：
“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获得胜利。这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世界，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掀起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剥削阶级及其国家。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获得胜利的社会的政治形式将是民主共和国，它日益集中这一民族或这些民族里的无产阶级力量同还没有转到社会主义方面来的国家作斗争。没有无产阶级这一被压迫阶级的专政便不能消灭阶级。没有社会主义共和国对落后国家的相当长期的顽强斗争，便不能实现各民族在社会主义的自由联合。”（52）
列宁在这里并没有说“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只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夺取政权的胜利，并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胜利。
斯大林为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找寻列宁的言论作依据，就只有用曲解列宁的言论的方法来达到他的目的了。于是列宁的言论经过斯大林的“曲解工厂”泡制出特异的产物：1.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是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时才有的。2.列宁第一个发现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3.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无产阶级革命同时发生，不可能有单独一国开始社会主义革命。4.列宁第一个预见经济落后的俄国单独一国开始社会主义革命。5.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获得的胜利”就是“建成社会主义”。
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
现在，我们对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逐点指出它的错误。
1.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并不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时代才出现的，而是贯穿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几个时期。就是说，从资本主义经济开始的第一天就存在的。其实，列宁说得很清楚：“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绝对规律”就是贯穿资本主义发展整个时期的规律，而不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某个时期的规律。就在列宁这段“经济政治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文字之前，有一段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经济部门和各个国家在经济上平衡发展是不可能的。”（53）列宁说的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而不是说“在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所以，列宁说得很清楚的，斯大林歪曲不了的。
2.斯大林既然把“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安排在“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时代”，就认为马克思恩格斯都不会发现这个客观还不存在的规律，而列宁是处在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时代，故此，是列宁第一个发现了这个“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这种不顾历史事实的说法，不是由于斯大林无知，就是斯大林故意编造出来的，或者两者皆有之。
马克思在解剖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时，在多处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资本主义发展是不平衡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不平衡的结果。“一切平衡都是偶然的，各个领域中使资本的比例固然通过一个经常的过程达到平衡，但是这个过程的经常性本身，正是以它必须经常地、往往是强制地进行平衡的那种经常的比例失调为前提。”（54）“如果资本主义生产必须在一切领域同时地、均匀地发展，那就根本不可能有任何资本主义生产。”（55）
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是不平衡的，资本主义发展是不平衡的，在垄断资本主义之前，就有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地区、各个国家是不平衡的，才会有先进资本主义的英国、资本主义经济落后的德国和法国，而比德国、法国还要落后的比利时、荷兰和俄国。
假如在垄断资本主义之前的资本主义没有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存在，那末，就该没有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发生，也没有资本主义在各地区、和各个国家不平衡发展的可能，所有一切地区和国家都该在同一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上，那就没有甚么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和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了。
由此可见，斯大林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是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才有的，是多么荒诞可笑！
季诺维也夫也列举马克思的有关资本主义生产不平衡发展的论述来驳斥斯大林的谬论。（56）
托洛茨基指出，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是存在于整个资本主义时期。垄断资本主义前，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性比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还要大。
马恩预见首先在一国开始无产阶级革命
3.斯大林说，由于垄断资本主义之前不存在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就不可能有单独一个国家开始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故此，那时是几个国家同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斯大林举出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第十九个问题的答案，证明他的说法是正确的。
恩格斯的第十九个问题：这种共产主义革命能不能单独在某个国家内发生的呢？
“答：不能。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的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致使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受着另一个国家的事变的影响。此外，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得不相上下，以致无论在甚么地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它们之间的斗争成了我们这一时代的主要斗争。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工业发达，财富积累较多，以及生产力较高而定。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特别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57）
斯大林只看见到“这种革命能不能单独在某个国家内发生呢？答：不能”这几个字，而没有从恩格斯的全文以及第十九个问题“答”的全文来理解恩格斯在这个问题上解答的是甚么样的问题。自然也就曲解了恩格斯的本意。拿曲解了的观点以恩格斯的名义来为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证明其正确性。
恩格斯在第十九个问题所说的并非是“几个国家同时发生无产阶级革命”，而是说，共产主义革命——从剥夺资本家、消灭阶级差别一直达到共产主义社会，是不能在单独国家内发生的。“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恩格斯指共产主义革命的全过程，其中包括建成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在内，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之后进行的不断革命，一直达到共产主义社会为止的共产主义革命。实现这个共产主义要看这个国家工业是否发达。“德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这正是说明了恩格斯所说的“共产主义革命”并不是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取得胜利的革命，而是指“实现共产主义”——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及共产主义社会的革命。所以，与斯大林的愿望恰恰相反，恩格斯第十九个问题的“答”，正是说明，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在走向建成社会主义以及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必须要几个先进的国家“同时发生”。
“第十九个问题”是接上“第十八个问题”的。十八个问题是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进程，就是从消灭私有制到新的社会各种关系代替旧的社会关系，达到共产主义社会建立的整个革命。第十九个问题之后的第二十个问题，是补充第十八个问题。说明私有制被消灭之后社会关系的变化。阶级消灭了，阶级差别消失了，全体社会成员组成共同联合体有计划地进行生产的共产主义社会。
所以，从上下文来看，很清楚，恩格斯所说的不能单独在一个国家发生的革命，是指共产主义革命的全过程（58）恩格斯并非说，单独一个国家不能首先开始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恩格斯在同一文中就已经说单独一个国家首先开始革命是可能的。例如，恩格斯说：“如果现在英国或法国的工人在解放自己，这必然会引起其他一切国家的革命，并迟早会使这些国家的工人也获得解放。”（59）“英国或法国”，就是“一个英国”或者“一个法国”开始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影响到其他革命的爆发，或迟早会使这些国家工人也获得解放；并非是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同时发生无产阶级革命。
马克思、恩格斯多次说过，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一个国家开始的。多次说，首先开始的是法国。马克思说：“一切内在条件一旦成熟，德国的复活日就会由高卢雄鸡的高鸣来宣布。”（60）恩格斯说：“如果革命首先在法国爆发，……德国会立即跟上。”（61）恩格斯曾估计过德国首先开始革命。“四百年前，德国是欧洲中等阶级第一次起义的出发点；依目前的形势来判断，德国难道不可能同样成为欧洲无产阶级第一次伟大胜利的舞台吗？”（62）
马恩预见无产阶级革命首先是
在经济落后于英国的国家爆发
4斯大林从列宁是第一个人发现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推论出列宁第一个预见首先是经济落后的俄国单独一国开始社会主义革命。（63）斯大林的依据就是上面所提到的列宁“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那段话。
在这里，我们把这个问题分开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是不是列宁第一个预见经济落后国家首先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二个问题，是不是列宁第一个预见俄国首先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
关于第一个问题，斯大林说，马克思是认为首先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是先进的资本主义的英国，而不是经济落后的国家。
马克思说过，唯有英国生产集中的大工业控制了整个生产，绝大多数居民是雇佣工人。阶级斗争和工人阶级达到一定程度的成熟。。“在英国消灭大地主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物质条件比任何地方都更加成熟。”但是，“革命的发起可能来自法国。”（64）那就是马克思预告首先开始无产阶级革命是经济落后于英国的法国，而不是先进资本主义的英国。
本来英国最具有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的，那又为甚么无产阶级革命不是首先在英国爆发呢？马克思解释这个道理是：“即使经济危机首先使大陆爆发革命，那末，危机的原因仍然还是产生于英国。”经济危机促使革命爆发而经济危机是产生于英国，革命应该在英国爆发才是，又为甚么不是英国首先爆发无产阶级革命而却在大陆（法国或德国）首先爆发革命呢？马克思接着说道：“在资产阶级躯体中，猛烈的震荡在四肢自然要比在心脏发生得早一些，因为心脏得到补救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65）
预告首先在经济落后国家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而且是在垄断资本主义之前时期就会首先在一个落后国家开始革命，而不是在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时代的列宁。
在俄国，认为经济落后的国家的无产阶级会比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更早地取得政权的人是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说：“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成长和日益壮大。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就是无产阶级向专政的发展。但是，政权转到工人阶级手中的时日，并不直接决定于生产力所达到的水平，而是决定于阶级斗争中的关系，决定于国际形势，最后还决定于许多主观因素，如传统首创精神和战斗的准备……。”
“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有可能比发展得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更早地取得政权”的。（66）
预见首先在俄国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
是托洛茨基，并非列宁
第二个问题。斯大林就是根据列宁《论欧洲联邦》这篇文章，认定列宁是第一个预见首先俄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
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可能是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获得胜利”。这个“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是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西欧国家，不是指俄国。在1915年（列宁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列宁认为俄国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在说及到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主义的口号时，列宁就提到“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同西欧的社会主义运动能否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呢？……近十年来……事实上也证明了这一可能性。”（67）这就证明了，在俄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西欧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列宁在另一个地方同样说道：“帝国主义战争把俄国革命危机，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基础上的危机，同西欧各国日益增长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危机联系起来了。这种联系非常紧密，使这个或那个国家革命任务根本不可能单独解决，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现在已不单是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而且是它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68）
列宁除了说明俄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外，还认为无论西欧那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任务还是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都是“根本不可能单独解决”的。列宁不仅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任务不能单独一个国家来解决，甚至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也不能单独俄国可以解决的。那就更不用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任务是不能单独一个俄国能够解决的了；也就是一国不能单独建成社会主义。
我们还可以举一些例子，说明列宁的“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获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不是指俄国。
列宁于1917年1月22日在瑞士苏黎世作《关于1905年革命的报告》，表露列宁改变了革命路线，认为俄国未来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可是，列宁估计自己活不到未来社会主义革命决战的时候，会是青年的一代人来进行这个社会主义革命。（69）也就是在当时不会首先是俄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
预见首先是俄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人是有的，这个人就是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写道：“俄国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政治解放事业，将会把这个领导阶级的地位提到历史上空前的高度，使它掌握巨大的力量和资源，使它成为消灭世界资本主义的首倡者，历史已经为资本主义的消灭创造了一切客观条件。”（70）
斯大林多次修改“社会主义胜利”的说法
5.斯大林把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可能是首先在少数或者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获得胜利。”曲解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胜利。
最初争论时，斯大林还限制在单独一个国家取得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样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了要借用列宁这个“资本主义不平衡规律”的论述作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依据，于是就把“社会主义的胜利”扩大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胜利。”认为列宁说的“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是“建成社会主义。”
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会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只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夺取政权获得胜利，并不是“单独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胜利。所以，列宁才会说：“这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内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如果列宁是说，“单独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胜利”的话，那么，既然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资本家早就没有了，还要说甚么“剥夺了资本家并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呢？
布哈林支持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他为斯大林辩护。他说，列宁那段“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文字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列宁关于资产阶级不仅获得胜利，而且在本国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思想。可见，列宁在这里所说的是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如果把它从外文译成俄文，是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71）
布哈林的辩解是没有道理的。第一，列宁在“组织社会主义生产”之后，接着“就会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世界……在这些国家中掀起反对资本家的起义。”无产阶级国家反对其余资本主义推动世界革命，并非要等到“建成社会主义”之后才该去进行，而是无产阶级在国内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剥夺了资本家，把资产阶级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并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正如苏联1918年国有化）的时候——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在国内告一段落之后，就该掀起世界革命，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单独一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取得胜利之后，进行“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当然是有可能的。把资产阶级私有企业变为国有企业，在国有企业内进行生产，这就是社会主义生产。苏联1918年国有化之后就已经是“组织社会主义生产”了。但是，“有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可能性”，或者已经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并不等于单独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斯大林在编造（正是由于是编造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过程中，思想是混乱的。他要克服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要把他的“理论”符合于列宁所说的每一句话。每当发现只合列宁的某句话而不合列宁另一句话时，他就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改变说法。但是，改来改去，变来变去，始终无法与列宁的观点取得一致。
比如，斯大林解释他首次提出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那篇文章时说：“那里指的不是社会主义完全胜利，而是社会主义的一般胜利，就是说赶走地主和资本家，夺取政权打退帝国主义的进攻，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这一切是一个国家内的无产阶级完全能够做到的，但是，要得免去复辟取得完全保障，就只有通过几个国家的无产者的共同努力。”接着，斯大林加上一笔，他举出列宁《论合作制》的一句话：我们有“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须的而且足够的一切。”于是也就把“单独一个国家取得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胜利”扩展为“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就把“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一般的胜利了。接着斯大林说：“这是不是说，这个胜利是完全的、最后的胜利呢？不，不是这个意思（见我‘序言’），因为只要资本主义包围还存在，就随时有受军事干涉的危险。”（72）
但是，当斯大林检阅到列宁曾经说过：“社会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只有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建立起现代化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列宁说的是“社会主义……”——斯大林想——岂不就是说“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了吗？是取得最后的胜利了吗？于是，斯大林又把建成社会主义还不是“完全的、最后的胜利”修改为：“取得最后胜利，即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73）于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又作为社会主义的一般胜利了。（74）
可是斯大林又发觉列宁有说：“只有在全世界范围内，只有靠各国工人共同的努力，才能够最后取得胜利。”于是，斯大林又把“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改为“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只有通过若干国家的无产者的共同努力，或者更好是在几个国家的无产者取得胜利以后，才能够有免除武装干涉的完全保障，也就是说，才能够取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75）
因此，斯大林把问题分成两个：一、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就是要免除武装干涉，因而免除复辟的完全保障，就需要各国工人阶级对我国的支援，尤其是几个国家革命的胜利，是保证社会主义最后胜利的必须条件。二、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列宁一而再，再而三地申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几个国家无产阶级取得胜利，才能够取得最后胜利。”（76）斯大林无法抹煞列宁这个原则。他只有在列宁这个“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彻底胜利”的原则下塞进斯大林的私货，就是把它变成为“只有在几个国家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之后，才能够免除武装干涉和资本主义复辟，才能够取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这样就把列宁的“几个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对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援助以及军事的援助”简单地说成为“免除武装干涉和复辟”的纯军事援助。作这样修改的目的是很明显的，就是要表明苏联单独一国是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
所以，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第一个立足点建立在歪曲列宁所说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不平衡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而得出单独一个国家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结论。这个立足点就站不住脚了。
不能以列宁《论合作制》作为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依据
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第二个立足点——列宁说，仅仅通过合作社就能建成社会主义所必需的而且足够的一切。
列宁于1922年12月16日第二次脑溢血病发作，病倒在床。在1923年1月4日——6日口授《论合作制》一文。斯大林所依据的那段文字摘录如下：
“在我国，既然国家政权操在工人手中，既然全部生产资料又属于这个国家政权，我们要解决的任务的确就只有居民的合作化了。……实际上，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使俄国居民充分广泛深入地合作，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因为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私人利益、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尺度，找到了使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尺度，而这是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解决不了的问题。的确，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权力，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联盟，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已有保证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我们从前鄙视为买卖机关，并且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77）
如何把分散的个体经济组织起来，是列宁在一直思考的问题。列宁设想“社会主义社会就是统一的合作社。”（78）列宁认为通过合作社这个组织形式把千千万万个生产的、商业的、手工业的个体经济组织为合作社，把广大居民合作化（消费合作社），这样个体经济就成为集体经济，这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种经济形态。当然集体经济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所以，列宁说，“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斯大林所需要的，特别是列宁末一句话：“但这已是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于是斯大林就下结论，列宁都说，我们已经具备了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而且足够的一切了。我们怎能说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呢？这岂不是反列宁主义了吗？
把个体经济组织起来成为集体，列宁特别是对广大农村而言的，即通过合作社对农业个体经济进行集体化。通过集体化再向公有化过渡。但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不是单靠农业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就可以的，没有工业经济的发展，农业集体化也是不能进行的。正如工业没有农业经济的发展，工业也是一事无成。然而。两者比较起来，工业尤其重要。所以列宁说：“增加财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的和唯一的基础只有一个，这就是大工业。”（79）而不是合作社。“我必须再一次着重指出大机器工业是社会主义唯一可能的经济基础，谁忘记了这一点，谁就不是共产主义者。”（80）
斯大林“只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列宁众多的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言论，却一概不顾，把“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而且足够的一切”，作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主要论据，翻来覆去地引用列宁这句话。可见，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据既贫乏又站不住脚的。
托洛茨基指出，列宁对社会主义还有一个定义，就是“社会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列宁并没有取消电气化。所以，托洛茨基认为把个体经济组织成集体经济只是“电气化”的补充。（81）的确，列宁的话是说得很清楚的，“社会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不然，我们仍然是一个小农国家，这点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已认识到这一点，并且一定要努力把经济基础从小农变成大工业的。只有当全国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了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彻底取得胜利。”（82）“社会主义的唯一的物质基础，就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适合最新技术水平并能改造农业的大工业就是全国电气化。”（83）
如果农业个体经济通过合作社转变为集体经济，那时，就必须工业能够向集体经济提供充足的农业机器和生产技术。因此就需要工业有发展。而工业的发展又决定于工业所需要的动力——电力，没有全国电气化就谈不上农业的集体化。所以，托洛茨基认为，农业集体化只是全国电气化的补充，是有道理的。列宁说，“我们还没有铲除国内敌人的基础。国内敌人是靠小农经济来支持的，要粉碎它，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国家，包括农业在内，转到新技术基础上，转到现代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只有电气化才能成为这样的基础。”（84）
当斯大林说及到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时，并没有把合作社说成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而且足够的一切，”而是要加速工业化。“为了在我国取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还必须在技术和经济方面赶上并超过这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85）“迅速发展整个工业特别是生产资料的生产，是国家工业化的主要基础和关键，是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基础上改造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主要基础和关键。”（86）于是，斯大林就引用了列宁的“社会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
就是在1929年开始，斯大林用强迫命令大搞农业集体化时，也不是大搞合作社，而是把整个经济组成为集体农庄，超越生产合作社组织。（87）自然也就不提合作社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了。
由此可见，斯大林自己也并没有把合作化看成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唯一条件，而是把工业化、电气化看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把工业化看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工业领导农业，是对的。只是单独一个国家社会主义建设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则是另一个问题了
故此，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第二个立足点是虚浮的。
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二个立足点都不能成立，那末，“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成为“无水之鱼”那样躺着。
马恩列对农民的看法是一致的
斯大林在反对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以及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的争论中，摘取托洛茨基在《不断革命论》中的一些言论来攻击托洛茨基，说托洛茨基反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就是反对列宁主义。
斯大林举出托洛茨基为《1905年》一书所写的序言里的一段话：“直接摆在我们面前的虽然是资产阶级的目的，可是它不能停留在这些目的上面。除非使无产阶级执掌政权，革命就不能解决它当前的资产阶级任务。而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又不能以革命的资产阶级范围限制自己。恰恰相反，无产阶级先锋队正是为了保证自己的胜利，还在统治的初期，就不仅要最深刻地侵犯封建所有制，而且要最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在这种情形下，它不仅会和那些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初期支持过它的一切资产阶级集团发生敌对的冲突，而且会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在农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在由于历史的必然性而突破了俄国革命狭隘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围之后，胜利的无产阶级将不得不突破其民族国家的范围，也就是应当自觉地力求使俄国革命成为世界革命的序幕。”（88）这是托洛茨基在1922年叙述1905年革命对俄国革命的不断革命论的设想。
在引出了这段话之后，斯大林就批评道，列宁说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而托洛茨基却说无产阶级和农民会发生敌对冲突。列宁说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而托洛茨基却说，在农民占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的地位有矛盾；列宁认为革命首先要从俄国本国工人和农民中汲取力量，而托洛茨基却说，只有在无产阶级世界舞台上才能汲取必要的力量。如果国际革命来迟了呢？我国革命就没有光明前途。所以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和孟什维主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是一样的（89）斯大林并以此来证明托洛茨基轻视农民，否认农民的革命作用。
斯大林的批评，尤其是以列宁的话来与托洛茨基的话相对照。对不对？这个首先要辨别清楚。这样我们就可以见到斯大林的批评是否有道理，还是歪理。
在1905年列宁和托洛茨基一样提出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进行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列宁提出非无产阶级专政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而托洛茨基却提出“无产阶级民主专政”。列宁在1905年时对俄国民主革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设想。也就没有“以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由于农民是私有者的特性，列宁认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无产阶级和农民有“统一意志”；但是，当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时，无产阶级和农民就没有“统一的意志”。（90）
所以，列宁说：“当民主革命完全胜利后，小业主‘农民’必然会掉过头来反对无产阶级。”（91）
农民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布尔什维克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正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只有农民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可靠的重要的同盟军（直到这个革命胜利为止）。”（92）也就是说，当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时，农民就不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那时，俄国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是欧洲的无产阶级。“如果没有欧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对俄国无产阶级的帮助，那末，这个斗争对于孤军作战的俄国无产阶级，几乎是毫无希望的，而且必然要遭到失败……。”富农和部分中农就会组织反革命，反对无产阶级。（93）
如果按照斯大林批评托洛茨基那样看待列宁上面的言论，那末，列宁也和托洛茨基一样，“无产阶级和农民会发生冲突”，“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要在欧洲无产阶级汲取力量。”如果欧洲无产阶级不来帮助呢？列宁回答说：“俄国无产阶级孤军作战就必遭失败。”
这样一来，斯大林是不是也给列宁戴上一顶帽子“孟什维主义”？
列宁和托洛茨基对农民的本质的看法是一样的。农民是小商品生产者。“他们同工人阶级一起反对农奴制和警察专制。但是，同时他们又想巩固他们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私有者的地位。因此，……小商品生产者必然掉过头来反对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无产者，因此，我曾经说过，以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小商品生产和小农私有制为基础的复辟在俄国不仅是可能的，而且甚至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俄国是以小资产阶级为主的国家。接着我又说，……俄国革命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取得胜利，但是没有足够的力量保持胜利的果实。俄国革命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无产阶级同革命的农民在一起就能够组成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俄国革命不能保持住胜利的果实，是因为在一个小农经济十分发达的国家里，小商品生产者（包括农民在内）在无产阶级从争取自由走向争取社会主义的时候，必然会掉过头来反对无产者。要保持胜利的果实，要防止复辟，俄国革命必须有非俄国的后备军，必须有外来的帮助。世界上有这样的后备军吗？有的，就是西方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94）
恩格斯同样认为，由于农民“是小土地所有者的生活条件和他们的社会地位，”农民会反对无产阶级。故此，“法国无产阶级在实现自己的要求以前，首先，必须平息普遍的农民战争。”（95）
斯大林在1905年也是说，农民会反对无产阶级的。斯大林认识到工农差别很大，无产阶级是私有制的敌人，农民对私有制却恋恋不舍。农民在无产阶级要推翻专制之后时，才会拥护无产阶级。“不用说，只是在无产阶级想要消灭私有制的时候，农民才会反对无产阶级。”（96）因此，斯大林就跟着列宁说：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产阶级与欧洲无产阶级联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那时的斯大林没有丝毫“依靠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的联盟来彻底推翻资本和最终建成和巩固社会主义的政权。”（97）那时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列宁一样认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从西欧无产阶级汲取力量。直到十月革命之后的1919年，1921年，斯大林仍然说农民是不会自愿为社会主义进行斗争的，必须采取强制的办法强迫他们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到了1927年，斯大林仍在重复这个观点。（98）这岂不是斯大林犯了托洛茨基主义的“毛病”，轻视农民的革命作用了吗？斯大林又一次在打自己的嘴巴！
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后，在肯定“不断革命论”是正确的前提下，认为1905年在“不断革命论”的预断中是有缺陷的。他说：“我常对自己、也对我的朋友说：我并不怀疑我对1905年的预断有许多缺陷，这些缺陷在事后的今天是不难指出来的。但是，批评我的人是不是看得更正确更深远些呢？尽管我已经很久没有重读我的旧著作，我还是预先就愿意承认，那些著作中的缺陷比实际上存在的缺陷还要严重还要更重要。”（99）
比如，对农民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中会反对工人阶级，工农矛盾必然会发生冲突这个预断，正如上面所说，不仅托洛茨基有这样的预断，而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甚至斯大林也有这样的预断。这个预断是有根据的。由于农民是小私有者，社会主义革命会直接或间接地侵犯到农民的根本利益。于是，农民与工人阶级的矛盾就存在了。但这个预断是有缺陷的。实践证明，如果工人政府对农民的政策不当，或政策适当而措施不力，农民与工人阶级的矛盾也会激化，也会发生工农冲突。正如斯大林采取强制手段迫使农民实行集体化那样。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都考虑到这一点，故此，工人政府要实行解放农民的措施。在实行土地国有的同时，以说服、示范、并给以技术、生产资料以及贷款的援助，引导农民自愿地、逐步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坚决反对以强迫命令、行政手段来实行农业集体化。极力避免损害农民的利益，使工农矛盾不至于激化，或者使工农冲突减少到最低限度。
以俄国十月革命的例子，最能说明问题。十月革命是在帝国主义战争进行当中取得胜利的，苏维埃政府立即遇到了保卫苏维埃政权，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问题。可是穿军装的农民士兵不愿为保卫工人政府而战斗，他们急急忙忙地离部队回家去分土地。这就充分表现工农之间存在的矛盾，农民以离开部队的行为来反对工人政府。工人政府没有采取强迫手段迫使农民去为社会主义战斗，而是宣布军队复员，采取自愿兵的方法招到了主要是工人组成的红军（后来也有农民自愿加入自愿兵），这就缓和了工农之间的矛盾，避免了冲突。可是在内战期间，在粮食供应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苏维埃政府采取了余粮收集制，强行收集余粮，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引起了广大农民的不满。有不少地方的农民投奔到反革命部队来反对苏维埃政府。有多次发生过反对苏维埃政府的暴动。“在1921年以前，农民暴动可以说是俄国的普遍现象……。”（100）
又如，在1929——1930年斯大林采取强迫命令手段进行的农业集体化，就引起了农民普遍的反抗。屠宰牲畜，破坏农具，隐藏粮食，甚至采取暴力反抗。斯大林把富农（原来的富农早在1918年土地革命时已被消灭了。后来的富农实际上是由中农上升为富裕的农民）、富裕中农以及反对集体化的农的贫农的一整村、整乡的农民被驱逐往西伯利亚和北方寒冷地带去。斯大林是用刺刀来“解决”这个工农矛盾。在斯大林统治之下只有两三年时间就完成了列宁认为要用几代人的时间才能完成的农业集体化。可是，它是采取反马克思主义的手段来解决的，因而遗留下来的恶果直到今天仍然使苏联农业生产未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就根本谈不上“建成社会主义”了。
没有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俄国革命就会失败
斯大林又举出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中以下的言论：
“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就不可能把自己暂时的统治变成长期的社会主义专政。这是一分钟也不能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