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組織危機
中央常務委員會全部人員被捕，連之前被捕的中央委員，先後成立的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在國內已全部被捕了，對托派組織造成非常沉重的打擊。幸得地方組織、基層組織沒有受到破壞，（只是在上海的有一部分工人支部失去了聯係，而散失了）托派組織仍然存在，仍有活動。
1932年10月下旬，陳獨秀等人被捕後，上海滬西、滬東、法南三個區委書記高恆、寒君（王璿）、屠仰之84舉行緊急會議，推舉劉伯莊為書記、劉仁靜、陳岱青、嚴靈峰、陳其昌、高恒、屠仰之、寒君為委員，組成上海臨時委員會。
1932年冬，劉靜貞（鄭超麟妻子，化名吳靜如）到南京監獄探望鄭超麟和陳獨秀。從此，陳獨秀委託吳靜如為「交通員」，通過她與上海領導機關聯繫，傳進了上海臨委的文件、刊物和信件，帶出陳獨秀的文章，意見和書信。
1933年3月8日，上海臨時委員會通過《目前形勢與我們的任務》，認為托派長期學院式的討論，與組織渙散，領導機關三次受到破壞，重要領導人被捕，民族和民主鬥爭策略和路線不能去深入群眾與在鬥爭中得到運用，在目前我們的基本任務仍然要集中一切力量去領導和發展民族和民主鬥爭。打倒國民黨和召集全權的國民會議仍然是我們的中心口號。最後，再次向中共提出合作。「如要在一切群眾鬥爭中保持共產主義者的一致，我們向正式黨提議，在一切群眾組織中和鬥爭中願意和他們合作，以反對外部敵人的進攻。」中共應改變領導層，改變對托派的態度。
1933年4月，組成不到半年的上海臨時委員會因內部意見分歧發生分裂。劉仁靜、陳岱青退出臨委，劉伯莊辭職。任曙任書記。任曙召集廣東、北平的代表召開全國緊急會議。會議決定成立全國中央臨時委員會代替上海臨時委員會，解散上海各區委員會，成立上海市委員會。遭到陳其昌及上海各區委員會書記的反對，致使托派工作陷於癱瘓。85
任曙的全國臨時委員會由於上海地方組織的抵制，無法展開工作，只好同意改組，劉伯莊出任書記，嚴靈峰為宣傳，任曙為組織、趙濟、李平為委員。9月間任曙去北平教書。86接著李平、寒君被捕，及由中共轉到托派來的工人幹部全部被捕。87李平被捕後，大罵國民黨，立即被國民黨槍斃，壯烈犧牲。寒君隱瞞了在托派職務，被作為托派工人判處三年有期徒刑。
11月全國臨時委員會改組，陳其昌、趙濟、蔣振東三人組成新的全國臨時委員會88陳其昌任書記，解散上海市委員會，恢復上海各區委員會。提出托派今後的工作方針是：充分運用民主口號，與廣大群眾發生聯繫，充分利用一切公開的反動的或改良的工會作團結群眾及反國民黨反資本家的工作。總的口號是：召集普選、平等、直接無記名投票的國民會議。
1933年8月，世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委員會，決定9月在上海舉行遠東反戰大會。上海的籌備委員會發出呼籲：「一切願意參加這個運動的人們、團體，都可以派代表出席大會。」中國托派響應這個號召，立即以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名義發表《為號召全中國被壓迫民眾參加上海反帝大會宣言》和《致國際反帝聯盟的公開信》，要求派正式代表參加即將在上海召開的「反帝國主義戰爭和反法西斯大會」，表示同意這個大會。「我們特地為這個大會準備了一個宣言：公開地號召全國被壓迫群眾積極地參加這個大會，我們熱誠地動員我們的一切組織去執行這種工作」。同時聲明：「我們在會議中必需保持我們對參加的一切黨派的理論、政策、行動之討論和批評的絕對自由。」89
在共產黨控制的籌備委員會，不接納托派參加在上海召開的「反帝國主義戰爭和反法西斯大會」。
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軍陳銘樞、蔡廷楷、蔣光鼐聯合第三黨黃琪翔、陳友仁等在福建發動政變，號召抗日反蔣、反國民黨、反藍衣社特務、解放農工，成立人民革命政府。托派認為福建政變有某種革命意義，托派對這個抗日反蔣、反國民黨運動應該支持，於是派嚴靈峰為代表去福建參加人民革命政府工作。任曙、杜畏之也隨之去福建。嚴靈峰任人民革命政府情報處副處長。嚴靈峰在福建與共產黨、蘇區紅軍代表潘漢年商談，建議合作抗日反蔣，無結果。不久，1934年1月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在蔣軍壓力下瓦解。嚴靈峰被俘。1934年3月21日表示「悔過自新」，背叛托派。90
1934年1月尹寬保外就醫，在醫院中逃跑，參加中央臨時委員會。此時，中央臨時委員會陳其昌（書記）、劉仁靜（宣傳）、尹寬（組織），委員劉伯莊、蔣振東。尹寬不滿意陳其昌，尹寬徵集8人簽名的意見書給陳獨秀要他撤換陳其昌。
劉仁靜認為陳其昌的臨委太保守，不能開展工作，主張插進幾個青年。1934年1月或2月，從北平調來了幾個學生到上海工作。他們是扈煥之（胡文華）、王樹本及早在1933年夏來了上海的斯朝生（施頌德）91及後來（1934年6月）來上海的劉家良。劉仁靜支持斯朝生、劉家良等幾個青年排擠以陳獨秀為首的老年人，欲以劉仁靜代替陳獨秀。劉仁靜把他們引進中央臨時委員會，斯朝生為宣傳委員，扈煥之為組織委員。
後來，幾個青年人取得中央領導地位，就把劉仁靜推開，讓他離開上海，去當伊羅生的翻譯，與伊羅生一起去北平。
1933年12月，發生一件與托派有關連的「伊羅生事件」，中共中央指令受中共資助的英文報紙《中國論壇》主編伊羅生寫批判左派反對派（托派）及攻擊陳獨秀的文章，並提供他一些不是事實的假材料。伊羅生不願意寫這樣污蔑的文章，因此，在1934年1月，《中國論壇》無資金接濟，被迫停刊。1934年5月，伊羅生寫《為〈中國論壇〉事給中國共產黨的信》，發表在《火花》第二卷第四期上。
伊羅生批評共產國際及中國共產黨不切實際的暴動政策。「你們的誇大和曲解的實例，對我最顯著的，自然是應用在中國的那些，因為在這兒我能夠用已知的事實加以對證」。「有一次——這至少是我堪引以自慰的——在陳獨秀被國民黨判決十三年監禁的時候，你們要我對他寫出並且發表對他的攻擊，我消極地拒絕了」。你們的要求是特別的，我不得涉及「陳獨秀從1927年共產黨領袖變成1932年中國反對派領袖的許多問題」。我不願意拼湊一大串罪惡的名稱，說明為甚麼國民黨接二連三的把反對派領袖監禁起來。「這個攻擊我從未寫出或發表。」1933年12月，我從福建歸來時，你們特別要我寫一篇毫無根據和造謠的攻擊左派反對派的文章……你們把左派反對派與第三黨和所謂社會民主黨攪在一起，說他們都是福建軍閥的小資產階級僕從。我在福州住了兩個星期，與數個要人接觸，「我瞭解到左派反對派最堅強地明顯地反對福建政權的」。你們在福州的代表作報告說：「胡秋原是托洛茨基派領袖之一。事實上，我曾會過胡秋原，並且與他作過幾次長時間的談話……他若是托洛茨基派，那麼，梅蘭芳也是托洛茨基派！」你們以哀的美頓書的方式向我提出條件。我拒絕這些條件，我應當拒絕要我自己「出賣造謠的無根據的反對國際左派反對派的鬥爭」。我應當拒絕使用「阿諛的頌詞並無批判地接受斯大林的政策。」
1934年夏天，美國托派格拉斯（中國名字李福仁），來到上海，任上海《大美晚報》編輯和《密勒士評論報》的副總編輯（斯諾為正總編輯）。到上海後即與劉仁靜、陳其昌取得聯繫，他與伊羅生一起支持托派活動。格拉斯以他薪金的大部份給予托派組織，建立托派的印刷機關。格拉斯從1935年開始參加中國托派中央臨委工作。中國托派通過他與托派國際和托洛茨基聯繫。
1934年2月20日，中央臨委通過劉仁靜起草的《政治決議草案》，作為托派目前的行動綱領，並提交下層討論。四月斯朝生以及各區臨委、北平、廣東等地托派組織，紛紛批評《政治決議草案》。指出，在國際形勢，國內經濟復興，國民會議，紅軍問題，建立托派新黨等問題上的錯誤。
1934年4月6日陳獨秀致函「臨委」，提議在《政治決議草案》中應明確的說到「國際運動的總口號應該是：『打倒法西斯的工人聯合陣線』，而不是『擁護蘇聯』；中國的總口號應該是『打倒國民黨，實現徹底民主的全權的國民會議』，而不是『倒蔣』。」批評草案對國民黨準備召集國民會議並頒布憲法這一重要問題置之不理。
劉仁靜進行反批評，寫了《對於〈目前形勢和反對派的任務〉的批評》，認為陳獨秀的綱領是「短視的經驗主義」，助長人民對憲法的幻想。
4月12日，斯朝生在格拉斯（李福仁）、劉仁靜的支持下致函陳獨秀，批評陳獨秀被捕後的中央沒有及時組織討論，統一思想，並召集全國代表大會，以致組織瘓散毫無生氣。批評臨委只靠上海幾個老同志維持局面。故此，現今應該在全國集結一切優秀分子，推動革命中心組織和中心工作。召開臨時大會，選出特別委員會，以籌備全國代表大會。特別委員擔負過渡時期全國的指導工作。
斯朝生又攻擊陳其昌等人的臨委，是官僚主義。陳獨秀在抗日反蔣問題上與自由資產階級，上層小資產階級聯合行動是出賣工人階級的孟什維克路線。
1934年5月，中央臨委召開擴大會議，決定吸收大家的意見，修改《提綱》，不必修改草案。會議決定由陳其昌、斯朝生等人起草《提綱》。因意見分歧，月底，陳其昌退出《提綱》起草工作。斯朝生、扈煥之、王樹本三人起草了《國際國內形勢及我們的任務討論提綱》，要求以此《提綱》代替《政治決議草案》，遭到臨委擴大會議否決。
1934年6月，托派北方區負責人劉家良調來上海，任滬西區委書記，他與斯朝生、扈煥之、王樹本等人一起反對陳其昌為首的臨委及陳獨秀的鬥爭。他們組織小集團，名為「少年布爾什維克」，排斥以陳獨秀為首的老人。
1934年5、6月間，伊羅生離開上海去北平，搜集中國1925——1927年革命的資料，研究中國革命問題，劉仁靜全家人隨後去北平，為伊羅生翻譯中文資料為英文，劉仁靜於1934年8月離開上海去北平。
7月30日，陳獨秀發表《肅清列爾士毒害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思想》，對劉仁靜的觀點，進行批評。
1934年11月18日，斯朝生、扈煥之、王樹本撰文批駁陳其昌批評他們草擬的《提綱》的意見是「咬文嚼字和混亂」。堅持用他們三人的《提綱》代替《政治決議草案》。
1935年1月2日斯朝生、劉家良、扈煥之、王樹本等人撇開陳其昌的臨委，背著陳其昌擬訂並以中央臨委的名義發出《臨委緊急通告—關於召集上海代表大會》。通告指責陳獨秀、陳其昌、尹寬等人。一部分同志，如雪衣（陳獨秀）、商起士（尹寬）、莊（劉伯莊）、昌（陳其昌）認為我們可以和自由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共同行動，首先推翻國民黨政權，或在抗日、反戰，「倒蔣這一點上共同行動」。「我們應該參加宋慶齡、胡漢民及斯大林派所發起的『武裝抗日大同盟』、『反戰大同盟』和他們合作社會運動，合作辦關報等等」。這是一條錯誤的路線。通知各支部十天內派出代表一人，出席上海代表會議。議程：一、制定目前政治路線，以《提綱》為根據。陳獨秀、陳其昌、尹寬等人必須放棄與自由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上層集團成立反戰、倒蔣的聯合陣線主張；二、準備一個新的基本綱領；三、發表籌備成立新黨——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宣言。四、改組臨委。92
陳獨秀還沒有看到《通告》，於1月5日函復陳其昌、斯朝生等人，認為他們的爭論太瑣碎，提議他們停止爭論，立即召集代表大會來解決。認為「《政治決議草案》和斯朝生等人的《提綱》同樣都不高明，兩者均不能用，由代表大會起草。我現在寫一草案，提交大會討論。」陳獨秀反駁劉仁靜斯朝生在聯合陣線上的觀點，申明不應該反對一切聯合。「至於整紀和清黨應該『行之以漸』和『不可去之太甚』，並且必須於代表大會後舉行之，目前萬不可操切！！！」93
1935年1月13日，各支部代表7人，舉行上海代表會議（陳其昌、尹寬、劉伯莊等人棄權，沒有參加）。斯朝生作政治報告，扈煥之作組織報告。全體一致同意兩個報告。認為陳獨秀、陳其昌、尹寬、劉伯莊等人的「聯合陣線」主張是斯大林派機會主義思想，是資產階級隊伍中的說客，必須對它作無情的鬥爭。會議決定：與他們作最後一次談話，假如他們放棄這種意見，我們是同志；否則，「應立即開除出黨」。會議決議：改變全國領導機關名稱「臨時委員會」為「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會推舉斯朝生、劉家良、王樹本、劉仁靜、李福仁（格拉斯）等十人組成。斯朝生、劉家良扈煥之三人組成中央常務委員會，劉家良為書記。
早在1933年初，德國法西斯希特勒上臺，托洛茨基認為這是斯大林黨第三國際對德國政策的錯誤所造成的。改造共產黨、改造第三國際已沒有可能，於是決定籌劃建立第四國際，各國托派組織不要再用「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名稱了。1933年夏天，召開一次各國托派代表出席的「國際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決定改變方針，籌備建立第四國際總理事會，要各國托派組織派代表參加第四國際總理事會。
因此，上海代表會議討論了這兩個問題，會議決議，中國托派名稱改為「中國共產主義同盟」。中央委員會會議決定：委派劉家良、斯朝生二人參加國際總理事會。
上海代表會議開過會之後，陳其昌立即到南京監獄探望陳獨秀，向陳獨秀匯報斯朝生等人擅自發出《臨委緊急通告》，並召開上海代表會議，製造組織分裂的經過。隨即，陳獨秀寫信給斯朝生，呼籲：一切必須由全國代表大會及國際解決，「不宜草率決定，尤不可由少數人搗亂後盜用組織權威來解決政治意見，尤不可採用開除個人這種滑稽手段。『外國同志』（指格拉斯──引者）倘在中國鼓動分裂運動（望你們將我這句話明白告訴他！！！），如果他算國際代表，最後國際必須負責。分裂運動不是任何人可以任意兒戲的，特此提出警告！」94
1月19日，陳其昌發表《為目前組織糾紛事告全體同志書》，指出，斯朝生等人背著他製造《臨委緊急通告》是非法的。提出聯合陣線問題只是一個幌子，目的是為了開除不同意見的同志，取得領導機關。「我不得不向全體同志聲明：所有『臨委緊急通告』、『上海代表大會』及其結果，我一概不能負責。現在及今後，我將盡我全力，免除無理的組織分裂」。提出解決辦法：一、絕對反對盜用組織權威在目前開除人的手段來解決政治問題；二、召開上海全體代表大會解決糾紛，選舉多數同意的領導機關；三、召開全國代表大會解決一切問題；四、政治問題以國際答覆作最後決定。95
王文元於1934年底出獄，1935年到上海。1月24日寫信給劉家良、斯朝生、扈煥之的常委，呼籲在目前中國這樣黑暗的氣氛中，我們這一點快等於零力量，應該加以珍惜，建議將不同意見提交全體討論，由全國大會解決。政治問題請國際作出最後解決，在未解決之前，不要進行組織分裂和對不同意見的同志進行制裁。96隨後，王文元離開上海回鄉養病。
1935年1月21日，劉家良的中央常務委員會發出《關於最近上海代表會議及其決議》，認為陳其昌等人的政治主張是徹頭徹尾的斯大林對國民黨的政策，如果他們不放棄這種思想，則開除出黨。
1月25日劉家良為首的中央，給陳獨秀一封長信《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給雪衣同志的信──關於表示政治立場及怎樣解決組織問題》。批評陳獨秀四大機會主義錯誤：「共同行動」、放棄「保衛蘇聯」及「聯合蘇聯」的口號；現在仍把紅軍看做流寇土匪。在組織問題上是調和的中派立場。如果這些錯誤不改正，則使機會主義的路線和機會主義分子將藉你權威和藉你的這些錯誤發展起來。中央不同意你解決組織問題的辦法「我們的原則和綱領是鐵一般，不允許遷就的，內部不允許原則意見不同的分子或派別」；「或者糾正錯誤，或者馬上分裂，任何拖延的辦法（如等國際來信或召集全國代表大會來解決），都是有害的形式。」97
劉家良、斯朝生、扈煥之等人的「少年布爾什維克」，急不及待地要把陳獨秀為首的「老人」排斥出托派，製造分裂，使托派產生組織危機。
2月4日，中央常務委員會發出通告《為撤銷陳其昌、商起士（尹寬）黨籍及要求其他同志表示最後態度事》。通告寫道，中央委員會與陳其昌談話，陳其昌表示「原來的政治主張完全正確，一點都不能更改」。尹寬發表《確定意見》，仍保持機會主義思想。因此，決定將他們兩人開除出黨，並要陳獨秀、趙濟、蔣振東等人表態。98
最初，「聯合行動」，參加「反帝大同盟」是陳獨秀提出來的，開除陳其昌也就必然要開除陳獨秀。
陳獨秀反對把陳其昌、尹寬開除出黨。不久，就把陳獨秀開除出黨。
把不同意見的同志開除出黨，這是托派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托派組織一直以來，黨內思想自由，思想活躍，每個黨員都有對黨的政策提出不同意見的自由。這次把不同意見的同志開除出黨是破天荒的第一次。用這樣的辦法來對待不同意見的同志，此例一開，就不可收拾，勢必不斷的開除同志，不斷分裂，把整個托派組織毀滅；或者把托派組織變成蘇聯斯大林黨那樣死氣沉沉的黨。
因為格拉斯（李福仁）支持劉家良、扈煥之、斯朝生的中央，反對陳其昌等人，陳獨秀和格拉斯發生尖銳的矛盾。陳獨秀斥責「不懂中國國情，乳臭未乾，毛手毛腳，擺出『國際代表』的架勢來嚇唬人」。格拉斯就罵陳獨秀為「不可救藥的老機會主義者。」
2月5日，陳其昌撰文揭露格拉斯、劉家良、斯朝生在「聯合陣線」問題上的造謠歪曲陳獨秀、陳其昌、尹寬等人的真實意見，說明正確的「聯合陣線」策略是布爾什維克策略。99
一個水電工人是國民黨特務，混進托派組織，向國民黨當局告密，在1935年3月間，劉家良、斯朝生、扈煥之、王樹本和格拉斯在上海，劉仁靜和伊羅生在北京先後被捕。
劉家良判處有期徒刑七年，斯朝生、扈煥之、王樹本各判有期徒刑五年，劉仁靜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半。伊羅生、格拉斯因是外國人而被釋放。
由於劉家良、斯朝生、扈煥之等人被捕，劉家良的中央委員會被破壞了，托派組織危機才沒有繼續發展下去。但是，由於劉仁靜、劉家良、斯朝生等人採取不正當手段，撇開陳其昌的臨委，卻以臨委的名義召開上海代表會議，奪取中央領導地位，隨著就使用中央機關權力來開除不同意見的同志，造成托派混亂的局面。那時，有不少人對托派前途感到悲觀失望，從消極到消沉，繼而脫離托派。1935年夏天，除了十多個骨幹分子在國民黨監獄服刑外，在上海只有二十多人了（統一大會時，上海有一百多人）。
1935年夏，伊羅生離開中國，伊羅生帶著劉仁靜用英文寫的反對陳獨秀的《五年來中國左派反對派》（此文為斯朝生、劉家良所擁護的）去挪威奧斯陸會見托洛茨基，托洛茨基聽取了對中國托派的匯報。對劉仁靜說陳獨秀在「共同行動」問題上是「機會主義」，托洛茨基表示「絕不相信」。「共同行動純粹是插話性的共同行動，不是混合組織的永久組織的聯合陣線」，對於開除陳獨秀，托洛茨基極力反對。他說：「和陳獨秀分裂是不允許的」，陳獨秀有更多的經驗，「他能貢獻於我們許多好的意見……我們絕對需要留他在第四國際總理事會中與我們合作」。100
托洛茨基在與伊羅生談話期間，於8月10日，立即寫信給格拉斯：「我深信陳獨秀無疑應選入總理事會，雖然他和中國黨支部之間有著重要的不同意見。至於中國黨支部的直接代表，依我之見，應該是列爾士（劉仁靜同志）。托洛茨基不同意中國支部推薦劉家良、斯朝生二人入總理事會。『如果把一個完全新的、國際上全不知名的年青同志介紹進總理事會，那是冒失的』。」101
自劉家良的中央委員會人員被捕，開除陳其昌、尹寬、陳獨秀的決定，就不了了之。而黨內大多數人並不認為開除他們是應該的。劉家良的中央委員會遭到破壞後，被它開除的陳其昌、尹寬、陳獨秀仍舊被看作托派黨員。當得知托洛茨基反對開除陳獨秀及對陳獨秀作出良好的評價之後，格拉斯對陳獨秀的態度也改變了。經過王文元、陳其昌、趙濟向陳獨秀不斷的解釋，取得陳獨秀的諒解。102
劉仁靜被捕後，表現惡劣，他為監獄中的「反省院」犯人自治會主席。在反省院刊物上發表《節制資本芻議》和《談西洋史論》等文章。提出「階級調和」和「一致對外」，「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是幻想」。中國應「節制資本」，「發展中國實業」，「實現孫中山的三民主義」。
1936年12月15日出版的《鬥爭》（第14期），刊登中國共產主義同盟《開除劉仁靜黨籍通告》。通告宣稱「劉仁靜在反省院出版的半月刊發表《節制資本芻議》、《讀西洋史論》，認定要實現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或非資本主義乃是幻想。此種理論，完全自覺地為反動的國民黨服務與本同盟的根本立場相反；為此，本同盟正式宣佈劉仁靜為共產主義叛徒，開除其黨籍。」
1935年12月3日，在上海召開「重建組織會議」。出席會議的人有：陳其昌、王文元、尹寬、賀希、蔣振東、鄒魯、李福仁。會議選出陳其昌、王文元、尹寬、蔣振東、李福仁為臨時中央委員會，李福仁為書記兼司庫，尹寬為組織，王文元為宣傳，陳其昌為《鬥爭》報主編。出版政治機關報《鬥爭》和恢復出版理論機關報《火花》。會議討論參加國際總理事會的人選問題。由於托洛茨基不贊同中國支部建議劉家良、斯朝生為國際總理事會理事，而托洛茨基建議劉仁靜又被開除出黨。經過長時間的討論，最後決議：「我們贊同托洛茨基同志的提議，提名陳獨秀參加（第四國際）總理事會」。會議決定在香港、北京、山東、廣西等地整頓組織及重建組織。中國托派就用「中國共產主義同盟」。103
伊羅生去北京時，曾留下一台小印刷機給組織，但在劉家良、斯朝生當權時，把印刷機賣掉了。新領導機關要出版機關報，沒有錢買印刷機，就製造了一台最原始的「木架鉛印機」，出版《鬥爭》及《火花》。最初由兩個人負責印刷、毛鴻鑑和姓粟的，姓粟的叛變，對組織要挾，把持著印刷機和鉛字。托派組織就來一次突擊，李福仁裝扮成巡捕房的「二道頭」，再有一個同志扮成「包打聽」，鄒魯開著李福仁的汽車，直接闖入宿寓，把印刷用具及鉛字全部搶救出來，乘汽車運走。以後，長期印刷工作是毛鴻鑑和林華負責的。
1936年底尹寬、鄒魯被捕，過了一個時期賀希亦被捕，他們猜疑是新九廠細紗車間加油工「泰安小李」出賣他們的。尹寬「二農」的同學何其鞏為北平市長，尹寬寫信給他求援。於是，他們三人均未判刑，被送去反省院。尹寬、鄒魯、賀希在1937年8月，南京快淪陷時被釋放了。
尹寬被捕後，適好寒君出獄，由寒君補上尹寬臨時中央委員會的位置。
1936年12月12日，東北軍張學良和西北軍楊虎城扣留了在西安指揮圍攻共軍的蔣介石，以「兵諫」向蔣介石提出八項主張：（一）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二）停止內戰；（三）立即釋放在上海被捕的愛國領袖；（四）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五）開放民眾愛國運動；（六）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的政治自由；（七）確實遵行孫總理遺囑；（八）立即召開救國會議。104
12月24日，張學良、楊虎城、周恩來與宋子文、宋美齡舉行談判，結果如下：（一）孔祥熙宋子文組成行政院，肅清親日派；（二）撤兵及調胡宗南等中央軍離開西北；（三）蔣允許在回（南京）後釋放愛國領袖（七君子）；（四）目前蘇維埃、紅軍仍舊，三個月後抗戰發動，紅軍再改番號統一指揮，聯合行動；（五）宋子文表示，不開國民代表大會，先開國民黨全會，開放政權，然後再召集各黨各派救國會議。蔣介石表示，三個月後改組國民黨；（六）宋子文答應一切政治犯分批釋放，與孫夫人（宋慶齡）商定辦法；（七）抗戰發動，共黨公開；（八）外交政策：聯俄、與英、美、法聯絡；（九）蔣介石回（南京）後發表通電自責，辭去行政院長。105
至此，「西安事件」和平解決。
1937年2月10日，在國民黨召開五屆三中全會前夕，中國共產黨發《給國民黨三中全會電》，望國民黨將下列各項定為國策：（一）停止一切內戰，一致對外；（二）保障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黨各派各界軍的代表會議，共同救國；（四）迅速完成對日抗戰之一切準備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如貴黨確定此為國策，則共產黨以如下之保證：（一）停止推翻國民政府的武裝暴動；（二）工農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及軍事委員會之指導；（三）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施普選的民主制度；（四）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106
但是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不但沒有接受共產黨的建議，反而通過《關於根絕赤禍的決議案》，宣稱要徹底肅清共產黨分子。故此，共產黨未能得到合法存在，只是容許共產黨旳上層人物公開活動，而各地共產黨組織仍處在地下。
1937年2月21日，托派中央臨委通過《目前局勢與我們的任務》的議案。批評中共放棄土地革命，放棄階級鬥爭的基本路線，屈膝於國民黨求其聯俄抗日。托派提出「聯合蘇聯，打倒一切帝國主義，打倒國民黨，召集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107
1937年8月11日，中國托派臨委書記李福仁帶著西安事件後，托派中央的決議案《目前的局勢與我們的任務》去和托洛茨基討論中國問題。托洛茨基說：「對戰爭的一個重要的準備乃是建立工會委員會與黨的組織。從一切帝國主義，首先從日本帝國主義下解放出來。……要用革命的軍事鬥爭，用中國人民的反帝戰爭達到。」「美國能成為在中國反日的一個決定因素——這是世界大戰底可能因素之一」。「我相信日本在〔未來〕世界戰爭中的軍事地位，被資產階級戰略家所絕對錯估了的，因為他們不計算到革命民族運動底可能性。」日俄戰爭時，滿洲只有五百萬人，而現在住著五千萬仇視日本的中國人。「我們必須為新的世界戰爭的到來而有所準備。我們在中國必須要求成立革命的人民軍隊，武裝工農。蔣介石的政策是屈服於英國……我們的口號應該是，打倒蔣介石〔屈服於英國〕的政策……，我們的任務是在準備一個工人與農民的政府」。「反日戰爭要具有真正的民族性質，只當資產階級不能將全部負擔加在勞動群眾肩上之時。因此要求工人監督生產，特別監督軍用品生產」，免使壞產品供給軍隊。「無產階級先鋒隊在戰爭時期，與資產階級仍處於不可調和的對立地位。先鋒隊底任務在於：根據戰爭經驗，將工人團集在先鋒隊周團，將農民團集在工人周圍，以此準備真正的工農政府，即領導著數百萬農民的無產階級專政」。108
1937年5月，王文元第三次被捕。
後來，戰爭的發展，日軍轟炸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美國對日宣戰，證實了托洛茨基的預見，美國打敗日本，「美國成為中國反日的一個決定因素」。
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件，日軍製造藉口攻打北平，於7月30日攻佔了北平、天津。31日蔣介石在《告抗戰全體將士書》中說：「和平既然絕望，只有抗戰到底」。是日，國民黨開始釋放政治犯。
蔣介石軍隊節節敗退，日軍佔領華北地區後，跟著企圖佔領華中地區。8月13日攻打上海，上海軍民奮力抵抗。自此，全國進入全面抗戰。
遲至7月22日國民黨才公佈7月15日中共交給國民黨的《中國共產黨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23日，蔣介石被迫發表聲明，承認共產黨的合法地位，共同抗日。
11月10日國民黨棄守上海、無鍚、蘇州等地。12月11日，日軍進迫南京。12月13日，國民黨棄守南京。早在11月20日，國民黨政府通告中外，即日遷都重慶。就這樣，國民黨毫不抵抗的放棄了華中及華南大片領土。
在8月間日本飛機轟炸南京，陳獨秀居住的牢房被炸彈震塌。陳仲凡、胡適之、張伯齡聯名保釋陳獨秀，國民黨卻要陳獨秀寫「悔過書」。陳獨秀聞此大怒說：「我寧願炸死獄中，無過可悔」，於是他拒絕人保釋，他要無條件出獄。由於局勢危急，政治犯已被紛紛釋放出獄。
由於社會人士要求釋放陳獨秀，汪精衛和蔣介石商量後，決定減刑釋放。「命令減刑」釋放的令文有說，陳獨秀入監三載，「近以時局嚴重，愛國情殷，深自悔悟，似宜宥其既往，籍策將來……減為執行徒刑三年，以示寬大」。8月21日，國民政府指令，將陳獨秀原判處八年刑期減為有期徒刑三年，予以釋放。同時彭述之亦減刑釋放。濮德治、羅世璠、何資深、尹寬、鄒魯、賀希、王文元、鄭超麟、曾猛、劉家良、斯朝生、王樹本等亦先後釋放。
23日，陳獨秀出獄。25日，陳獨秀給上海《申報》一封聲明信：「鄙人辛苦獄中於今三載，茲讀政府明令，謂我愛國情殷，深知悔悟。愛國誠未敢自誇，悔悟則不知所指……無罪而科以刑是謂冤獄。悔悟應屬他人。鄙人今日不暇要求冤獄之賠償，亦希望社會各界人士尤其是新聞界勿加我以難堪之誣蔑也。以誣蔑手段摧毀他人人格與自身不顧人格，在客觀上均足以培養漢奸……」109
彭述之、劉家良、賀希、王樹本，回上海繼讀參加托派工作。濮德治回安慶，退出托派，斯朝生110、扈煥之111去了武漢。陳獨秀與彭述之劉家良等人意見不合而去武漢。陳獨秀安排鄭超麟夫婦及何資深去安徽績溪，鄭超麟自此在那裡教書，直至1940年春回上海。尹寬回桐城老家。鄒魯退出托派。曾猛出獄後，回到溫州。劉仁靜出獄後到上海，要求恢復組織關係被拒絕。
鄭超麟於8月29日出獄，在陳獨秀住處住宿一夜。二人就抗戰問題發生爭論。鄭超麟不同意陳獨秀的「抗戰七條綱領」，特別反對「暫時對國民黨政府休戰」這一條。陳獨秀不同意鄭超麟把中日戰爭說成是「蔣介石與日本天皇的戰爭，是爭奪滿洲殖民地的帝國主義戰爭，應採取失敗主義的政策」。
劉家良回到上海，又搞小集團「少壯派」，反對以陳獨秀為首的老人。當時為「少壯派」的人是劉家良、寒君、王樹本、梁貽及曾某。由於彭述之反對陳獨秀被拉入「少壯派」。在準備召開上海擴大會議時，分開兩組討論。彭述之在「少壯派」的一組猛烈攻擊陳獨秀112（梁貽認為彭述之是想代替陳獨秀為托派領袖）。而另一組是陳其昌、蔣振東、羅世璠、賀希、趙濟等人，則認為不應該一棍子打死陳獨秀。113
1937年10月下旬，陳其昌召開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人有陳其昌、趙濟、羅世璠、彭述之、劉家良、王樹本、寒君、蔣振東、賀希。產生中央臨時委員會。陳其昌（書記）、彭述之（宣傳）、劉家良（組織）、趙濟、寒君。
1938年10月，陳其昌繞道香港去重慶江津見陳獨秀，彭述之為代理書記，趁陳其昌不在時，改為書記。陳其昌回到上海只是臨委了。王凡西從武漢回到上海，不願參加常委，而參加了編委會。
彭述之結識志裕錢莊的副經理夏杏芳，夏成為托派的同情者，又把葉波澄、李華卿介紹夏杏芳認識，他們成為好朋友。在他們幾個人的幫助下，1938-1940年間，出版了《蘇聯現狀與前途》（即《被背叛的革命》）、《俄國革命史》、《中國革命的悲劇》、《十月革命後廿年的國際局勢》，以及公開刊物《動向》（後改為《西流》、《破曉》）。彭述之的《長期抗戰的必須條件》、《奧國是怎樣失敗的》、《西班牙內戰及其前途》，陳其昌編譯的《蘇聯黨爭文獻》、《蘇聯黨獄真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