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托派

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托派

馬懷士

（一）中國托派出生於中國共產黨內

1923年列寧在病中，蘇共黨內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等問題，發生一系列爭論。列寧逝世後，又發生“一國建成社會主義”問題的爭論。1926—1927年，在國際問題上，托洛茨基反對斯大林，布哈林的英俄委員會的策略、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策略。托洛茨基早在1923年就反對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1925年再次提出中國共產黨員退出國民黨，而且發出蔣介石反動傾向的警告。

1924年9月在莫斯科創辦的中山大學，吸收共產黨和國民黨派往蘇聯學習的學生，培養中國革命幹部。在莫斯科還有1922年創辦的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培養東方各國的革命幹部（包括中國的革命幹部）；此外，在列寧格勒有列寧學院，培養共產黨員幹部。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新建立的黨，黨的幹部對黨的組織工作、政治工作沒有經驗和理論修養，極需要在政治理論上得到教育。中國共產黨派出大批黨員，團員去蘇聯學習。

1925年前後，中國學生大批湧入蘇聯。中國革命失敗後，1927年和1928年派往蘇聯學習的中國共產黨員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員有七、八百人，大多數進入中山大學，其次是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少數進入列寧格勒的列寧學院。

中山大學於1924年11月舉行開學典禮。由托洛茨基主持開學典禮。首任校長是拉狄克，蘇共左派反對派成員。在校講課的教師有幾個是蘇共左派反對派。從1924年至1927年6月拉狄克任校長期間，中國學生受到了蘇共左派反對派思想的影響，傾向於托洛茨基。在蔣介石“四•一二”事件前夕，1927年4月3日，托洛茨基發表《中國革命中的階級關係》，指出中國革命分裂的危機不可避免，提出中國共產黨退出國民黨，“共產黨完全獨立”。4月5日斯大林在莫斯科黨組織的積極分子會議上演講，批駁托洛茨基關於中國革命分裂危機的警告，說蔣介石是"服從紀律的"，反對中國共產黨員退出國民黨。斯大林的演講過了七天，就發生"四．一二"事件，蔣介石在上海屠殺工人，捕殺共產黨員，隨後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分共”。中國革命的失敗，引起留蘇的中國學生很大的震動，使中國學生看到正確的是托洛茨基並非斯大林。

1927年蘇共黨內鬥爭激化，特別是在中國革命問題上。中國政治形勢一再發展，一而再地證明托洛茨基反對派的正確，斯大林，布哈林，共產國際的錯誤。斯大林只好用“開除黨籍”的手段來打擊反對派。

在蘇共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前夕，10月蘇共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通過決議，把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開除出中央委員會。12月舉行蘇共第十五次代表大會，通過決議，要採取措施迫使反對派成員從思想上拋棄托洛茨基主義，迫使反對派不是投降認錯，就是開除黨籍。

中山大學校長拉狄克，於1927年7月被撤職，代替他的是斯大林主義的官僚米夫，托派學生有的已被蘇共開除出黨。莫斯科中山大學是蘇共左派反對派影響比較大的學校，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耶洛斯拉夫斯基親自到校召開黨員大會，在會上作報告，詆譭托洛茨基，說托洛茨基從來就是孟什維克，長期以來反對列寧，托洛茨基參加十月革命，只不過是投機。他的講話立即引起聽眾的憤怒，提出抗議，有的要上台講話為托洛茨基辯護。耶洛斯拉夫斯基的講話，想要達到肅清托洛茨基思想的影響，適得其反，反而推動了還不大清楚托洛茨基反對派的人去閱讀反對派的文件，去研究蘇共爭論的問題，因而推動了中國學生走向托洛茨基反對派。

按照共產國際的規定，中國共產黨員編入所在國——蘇聯共產黨組織，在蘇聯留學的中國共產黨員又是蘇共的黨員或團員（作為候補黨員）。其中有不少人成為蘇共反對派成員，而大多數學生傾向於左派反對派。

1927年十月革命十周年紀念遊行，中國學生與群眾一道參加了遊行，有一部分中國學生中的反對派在紅場遊行示威，高呼“擁護托洛茨基！”、“反對斯大林！”的口號。他們和蘇共反對派一起與擁護斯大林派的群眾發生衝突。

蘇共借紅場遊行示威事件，11月14日開除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黨籍。隨後，反對派的人被流放。

參加十月革命紀念遊行示威反對斯大林的中國學生：區芳、陳亦謀、史唐、宋逢春、梁幹喬、陸一淵、陳琪、文岳……等十餘人¸被中山大學開除¸遣送回國。在中山大學、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加入了托洛茨基反對派的中國學生還未暴露的都隱蔽起來。1928年秋，由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轉到中山大學中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托洛茨基反對派。九、十月間，在莫斯科的中國學生托派人員在莫斯科郊外集會，正式建立組織。這是中國托派最早的組織。這個組織選舉出一個三人組成的“幹事會”，安福為書記，王文元為宣傳，范金標（范錦標）為組織，曾猛、卞福臨為幹事，候補李平、謝英。范金標是與蘇共反對派的聯系人，他從蘇共反對派那裡取得托洛茨基的《共產國際綱領草案批評》，其中第三部分是《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膽》，批評共產國際在中國執行的機會主義路線。共產國際、斯大林在中國革命失敗問題上推卸責任，諉過於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中國學生看到這個文件，受到很大影響。到1928年冬，在中山大學的反對派和同情者合計已有一百四、五十人，佔全校學生的三分之一。到1929年，中國學生反對派被揭露時，全蘇各學校的中國學生反對派已達二百多人。

1929年五、六月間，有大批中國學生將被遣送回國。在回國前夕，反對派開了一次大會。決定：1。回國後留在黨內，不暴露自己立場，遵守紀律，服從多數。在討論時只有用曲折的方法提出自己的看法，以糾正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所作出的錯誤決定；2。以中共黨內一派自居，不是組織新黨，另立門戶。（對此，當時只有劉仁靜一人反對。）王文元在回國之前，他在“幹事會”的宣傳幹事職務由趙言輕（趙彥卿）頂替。¹　1929年12月，蘇聯發動大清洗，各學校掀起肅清托洛茨基分子運動。蘇聯格別烏派入中國學生的洛果夫（俄名，渾名“老寡婦”，陝西人），打入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的反對派內為坐探。他與中國學生反對派幹事會的宣傳幹事趙言輕“很要好”，他誘迫趙交出反對派二百餘人的名單。當夜，中國學生反對派全部被逮捕，隨後流放（當夜趙言輕懸樑自殺身亡）。而已回國的人，蘇共通告中共，清除出黨。中山大學因此而停辦了。

回國後的中國學生反對派，先後建立了三個托派組織。一、1928年1月初，由史唐（施叔雲）、梁幹喬、陳亦謀等人建立了在中國第一個托派組織“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反對派”──“我們的話”派。二、留蘇中國學生托洛茨基反對派未暴露身份的，回國後，中共得到蘇共通知的名單，全部被開除出黨，或“自動脫黨” 。王文元、劉仁靜、吳季嚴、黎彩蓮就是其中的幾個。1930年1月，劉仁靜、王文元等建立“中國左派共產主義同盟”──十月社。三、從莫斯科回國的趙濟、劉胤、王平一等七人，成立“戰鬥社“。

在國內，在中國共產黨內的陳獨秀、尹寬、彭述之、鄭超麟等人，看到了從莫斯科回國的學生王平一所帶來的托洛茨基文件，接受了托洛茨基對中國革命問題的意見，在中國共產黨內形成以陳獨秀為中心的反對派。那時，在中國共產黨內並沒有具體的組織，只是圍繞著陳獨秀周圍的一群人經常交談黨的政策問題而已。當陳獨秀等人要加入“我們的話派”遭到拒絕後，於1929年9月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出版《無產者》，被稱為“無產者社” 。

四個托派組織，在托洛茨基促進之下走向統一。1931年5月1，召開統一大會，四個托派組織的代表17人，列席代表4人。代表482名成員。在大會上陳獨秀作《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綱領》的政治報告。綱領分五個部分：（一）過渡時期反對派之總任務；（二）中國革命失敗的教訓；（三）過渡時期與我們的策略；（四）中國革命的前途；（五）共產主義運動的分派及反對派目前的任務。綱領確定“中國社會是資本主義佔優勢的資本主義社會” 。由此而得出“中國革命性質是社會主義革命”，無產階級領導農民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 。中國還未完成的資產階級民主任務是在社會主義革命無產階級專政下來完成。目前的任務是，在革命的徹底的民主口號之下，準備工人階級走向第三次革命（後來，提出以“召開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為中心口號，爭取民主權利，來組織群眾、動員群眾走向革命），推翻國民黨獨裁政府。大會通過了“綱領草案”，大會選出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會推選出五人組成書記處，陳獨秀為總書記，鄭超麟為宣傳部主任，陳亦謀為組織部主任，黨報主編王文元，秘書長宋逢春。大會通過中國托派組織名稱為“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又稱“中國共產黨布爾什克列寧主義反對派”），表明是共產黨的一派。1933年托洛茨基放棄了在共產黨內進行改造共產黨的組織路線，1935年準備建立新的共產國際新的黨。中國托派1935年上海代表大會決定，中國托派組織改名為“中國共產主義同盟” 。自此，中國托派再不把自己歸屬於共產黨的一派了，而是不同於共產黨的共產主義政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