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封建的來歷
——兼及蘇共對中共的改造
靳樹鵬
2001年《書屋》雜誌刊發了多篇討論封建的文章，讀來饒有興趣。李慎之先生說：“你看魯迅的書，你要找他‘反封建’的字樣，也是找不到的。”這本來是實話實說，卻令田凡先生大吃一驚。雖然田先生認為《魯迅全集》中到處都有反封建，他一時還真找不到反封建的字樣。只在注釋中找到一處，注釋當然不是魯迅寫的。後來他終於在《關於〈子見南子〉》一篇中找到十處反封建的字樣。此文共十二節，前十一節是魯迅輯錄的關於《子見南子》一案的十一篇公私文字，都是別人寫下的，只有第十二節《結語》十來行文字者是魯迅自己的，也沒有反封建的字樣。想駁人家，一條證據也沒找到，還那樣氣勢洶洶，就有些強詞奪理。田凡先生的感情和認識倒也不難理解，算起來他要長我十幾歲，魯迅逝世一周年時他已經在讀師範，我才剛剛出生，但我們受的教育大體差不多，七八年前讓我認同魯迅不反封建也不容易。
1939年毛澤東把五四的主題概括為反帝反封建，以與中國革命的主題相銜接，當時還只能在延安輿論一律，後來就成了闡釋五四主題的最權威官方話語，建國後到改革開放前，大陸出版的關於五四的論著都是這樣說這樣論的。旅美學者周策縱是五四運動史專家，他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用英文寫成的《五四運動史》（此書已有嶽麓書社大陸中文版），就對五四的主題是反帝反封建提出質疑。
無論是起始於1915年的新文化運動，1919年的五四運動，都有反帝的主題（雖然帝國主義一詞當時還不怎麼流行，但列強一詞早已流行，五四的一個重要口號是：“外爭國權，內除國賊！”），卻沒有反封建的主題，當時並沒有反封建的提法和口號。五四對內的主題是反賣國賊，反軍閥。在思想文化上是反傳統，即反對舊道德、舊思想、舊文化、舊文學，核心就是以三綱五常為標誌的孔子學說和禮教，提倡科學和民主，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這也就是五四啟蒙的主題。
筆者多少讀過一點五四先賢們的著作，也讀過一點五四史料，不僅十分有限，而且讀書又一向粗疏，印象中五四先賢們當時的著作中封建或反封建這樣的說法不多。當時的青年一代也是如此，以毛澤東本人說，他當時的論著中也很少或幾乎沒有封建或反封建的言說。有興趣的讀者不妨讀讀《毛澤東早期文稿》，這本書收錄了1912年6月至1920年11月毛澤東的全部文稿。
新文化運動的旗幟陳獨秀的著作倒是出現過封建一詞。他在《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中寫道：“孔子生長封建時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時代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禮教，即生活狀態，封建時代之禮教，封建時代之生活狀態也；所主張之政治，封建時代之政治也。封建時代之道德，禮教，生活，政治，所心營目注，其範圍不越少數君主貴族之權利與名譽，與多數國民之幸福無與焉。”他認為孔學是封建時代的產物，與後來某些史家認為孔子生長於奴隸制時代截然不同。他在行文中有時宗法社會、封建時代並用，有時封建時代、專制時代並用，有時說數千年是封建時代，有時說數千年是專制君主時代，沒有把封建和君主專制分得很清楚，但他所反對的儒術和禮教確確實實是這兩個時代的產物。或者有人會問，既然儒術和禮教產生於封建時代，反對儒術和禮教不就是反封建嗎？並非如此。春秋時代百家爭鳴，孔子學說不過是百家中之一家，到漢武帝罷黜百家以後才處於獨尊的地位，到宋明理學的“存天理滅人欲”更發展到極致。五四所反對的就是奠基於封建時代，又經過兩千多年絕對君權的專制時代的鍛造打磨的儒術和禮教，而且主要在意識形態層面上，與後來“打土豪分田地”的反封建不同。
不但五四沒有反封建的主題，中共創建之初也沒有給自己提出反封建的任務，起碼不是主要任務。毛澤東說過，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確實是十月革命的勝利促使中國知識階層的激進派自覺研究馬克思主義。醞釀創建中共和創建之初，陳獨秀就讀了許多馬克思和列寧主義的著作，他已經接受了列寧關於社會發展由封建社會而資本主義社會而社會主義社會，和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高階段的論述，他甚至說過“俄羅斯共和推翻了封建半年被社會主義代替了，封建和社會主義之間不必經過長久的歲月”這樣的話，同時他也指出了僅靠政治革命救不了中國。他畢竟洞悉中國國情，只能據實制訂黨的綱領。《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提出的四條綱領中，只有第三條中沒收土地一語與反封建有些關係。《中共中央第一次對於時局的主張》（1922年6月15日），是一篇很長的文獻，開篇即說“中國經過了幾千年的封建政治”，下文又說：“因為民主政治未能成功，名為共和國家，實際上仍舊由軍閥掌握政權，這種半獨立的封建國家，執政的軍閥每每與國際帝國主義互相勾結。”最後提出十一專案前奮鬥目標，㈠改正協定關稅制，取消列強在華各種治外特權，清償鐵路借款，完全收回管理權；㈡肅清軍閥，沒收軍閥官僚的財產，將他們的田地分給貧苦的農民等等。中共二大決議正式加入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完全承認第三國際所決定的加入條件二十一條，中國共產黨為共產國際之中國支部”。這可以視為蘇共改造中共的開始。《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1922年7月）結尾處，中共第一次提出自己的政治口號，共有九個口號，第一個是：打倒軍閥！第二個是：打倒國際帝國主義！很顯然軍閥和封建是不能劃等號的。陳獨秀曾寫過一篇《什麼是帝國主義？什麼是軍閥？》，他認為中國的軍閥有兩個特點，一是勾結外國帝國主義者，二是摧殘民眾的自由。《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關於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關係問題的決議》（1923年1月12日）中說“中國的中心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者及其在中國的封建代理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指示》（1923年5月）中寫道：“全部政策的中心問題乃是農民問題。無論出於何種考慮而回避這一基本點，都意味著不理解這個社會經濟基礎的重大意義，而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能勝利地進行反對外國帝國主義和徹底消滅中國封建制度的鬥爭。”至此反帝反封建就不能不成為中共的主調，但當時的中共並不全部照搬照抄。中共三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黨綱草案》中寫的是“反對國帝主義及軍閥的民族民主的總爭鬥就日趨激厲，日益迫切”。《中共中央第二次對於時局的主張》（1923年7月）最後提出的口號是：打倒利用軍閥侵略中國的列強！打倒勾結列強壓迫人民的軍閥！《中共中央第三次對於時局的主張》（1924年9月10日）和《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1925年1月22日）等等也都是這樣提出口號。陳獨秀認為“中國勞動階級和社會主義者的目前工作，首先要做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的國民革命”，天天把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寫在紙上掛在嘴上毫無用處。1927年5月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土地問題議決案》中說“中國農村的經濟生活，大半尚建築在封建的關係之上”，“農民革命——打破封建制度——是建立民權制度的革命所不能離的”，“要取消封建式的剝削，只有將耕地無條件的轉給耕田的農民，才能實現”。此後中共就逐步將中國革命的主題明確表述為反帝反封建了。
中共的領袖人物從陳獨秀到毛澤東對中國革命主題的概括並非完全是獨出心裁或以新我否定舊我，而是共產國際（也即蘇共）不斷灌輸、指示、決議給中共的結果。列寧擬稿的各國黨加入共產國際的二十一條，形式上是各國黨與共產國際的關係，實際上是各國党與蘇共的關係。回過頭來看這個二十一條，起碼可以指出兩點。第一是霸道的。不僅為各國黨規定了黨名，各國黨的黨綱也須經他們批准，而且還規定“共產國際代表大會及其執行委員會的一切決議，所有加入共產國際的黨者必須執行”。雖然這一條還說“共產國際及其執行委員會在一切工作中，同時必須考慮以各黨鬥爭和活動的種種條件，只是在可能的情況下，才對某些問題作出全體成員都應當執行的決議”。事實並非如此，到史達林手上更成了欺人之談。陳獨秀研究會執行會長唐寶林先生經過對已出版的解密檔案《共產國際、聯共（布）關於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的認真研究後指出：“1923年至1927年的中國大革命是在聯共政治局和共產國際直接領導下進行的。在此期間，聯共政治局會議專門討論中國革命問題122次，作出738個決定。這些決定絕大部分由莫斯科派駐中國的代表、顧問直接在中國執行，然後把嚴重的後果強加給中共中央；只有一小部分再由共產國際做成決議、指示，在莫斯科代表的監督下，命令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貫徹。所以，指導中國大革命的路線、方針、政策，幾乎全部來自莫斯科，中共中央的活動範圍和實際權力是很小的。”1927年汪精衛漢分共後，陳獨秀乘船秘密返回上海，夜半才敢走上甲板。他才對迷蒙的蒼空浩歎：“中國革命要由中國人自己來領導！”第二是唯我獨左唯獨革的，把政治見解不同者統統視為非我族類。二十一條嚴厲排斥改良主義的和社會和平主義的派別，不相信任何國際仲裁法庭，也不相信任何關於裁減軍備的討論和國際聯盟，定期清理（重新登記）黨組織成員，清除小資產階級份子，排斥“有經驗的”活動家即知識份子，用工人來代替等等。中共中央決議完全承認二十一條，也確實承認了主要之點如無產階級專政、批判第二國際等等，但陳獨秀的許多思想與二十一條仍所有不同。他寫於1923年的《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曾備受指責，就在這篇文章中他寫道“有產無產兩階級共同起來，對外謀經濟的獨立，對內謀政治的自由，這是半殖民地國民革命的特有性質”。“他不明白商人政府雖非極則，比起軍閥政府是進化的；他不明白資本主義在歐美雖功過參半，而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家卻不是受了資本主義發達的苦，正是受了資本主義不發達的害”。他還寫道：“小資產階級的中國知識階級特別發達，所謂居四民（士農工商）之首計程車，有特殊的歷史地位，……在好的方面：戊戌前後的變法自強運動，辛亥革命運動，‘五四’以來國民運動，幾乎都是士的階級獨佔之舞臺”（周策縱就認為是知識份子領導了五四運動；毛澤東也曾這樣認為，後來卻採取了排斥打擊知識份子的政策——引者）。陳獨秀還說：“就是一班非革命的分子，他們提出所謂‘不合作’‘農村立國’‘東方文化’‘新村’‘無政府’‘基督教救國’‘教育救國’等回避革命的口號，固然是小資產階級欲在自己的頭腦中改造社會的幻想，然而他們對於現社會之不安不滿足，也可以說是間接促成革命的一種動力。”二十一條中哪里有陳獨秀這樣的胸懷和思想境界呢。
五四有反封建實如李慎之先生所說，當時的知識份子大多並不認為秦漢以後的中國是封建社會，李先生舉了魯迅、胡適、陳寅恪、馮友蘭的例子。羅建先生又舉出鄭振鐸、張蔭麟、蔣伯潛、蔣祖怡等否認秦漢以後為封建社會的學者。多少讀過一點史書的人，大概都能舉出例子來。上個世紀初在蔡元培主持的國史編纂處任纂輯，五四時又在北大教史學的鄧之誠，三十年代完成了一部《中華二千年史》，開卷即說：“中國史局，以秦漢為鴻溝。秦以前由眾建諸侯，各私其疆土。確立中央集權之制，則自秦始皇始。然專制政體遂曆二千年之久，不能改秦之舊。”他對秦以後的中國史也說過封建，那是王莽改制的一段，不過是短暫的封建復辟而已。封建之義在中國典籍中是非常明確的，那就是被秦所廢的封建。封建的性質是政治主權分化，經濟上是埰地層層向下分封，產生不了絕對君權的專制主義。近三十年前顧准又論述過這個問題，他認為中國的封建社會是從西周到秦統一，秦漢以後則是絕對君權的專制主義社會。他寫道：“西周文明是‘予一人’的專制主義，那時候，周天王還處於‘組織貴族階級統治’（德意志意識形態）的階段，還沒有發展到‘專制主義加絕對君權’的階段。戰國的征伐兼併，秦的統一，儒一墨一法一術諸家的思想，使中國的政治走上了㈠專制主義；㈡中央集權；㈢絕對君權這個三位一體的體系。兼具這三種因素的國家，確是到秦漢才徹底完成的。”“這個傳統，社會史論戰中稱之曰封建，或稱之曰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就名辭本身來說，這是極可笑的。因為把‘中央集權’、‘專制’和‘封建’搞在一起，真正是在調和無可調和的矛盾。然而它在政治上是對的。”“可是政治上正確的一方，就歷史學方面來說，實實在在證明了他們對西方歷史的樞要之點的無知，以致他們不得不硬把西方歷史的一大套公式生硬地套到中國頭上來。假如Marx(馬克思)有機會詳細研究中國歷史，他必定會引申他的Asia(亞細亞)生產方式之說。而扼殺Asia生產方式討論的Stalin(史達林),實在是不學無術的人”。顧准的論述極精闢，只是政治上正確還可再說幾句.中共舉著反帝反封建的旗幟，奪得了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這當然是政治上正確。但是我們也知道,政治家解釋歷史多是為著現實政治鬥爭服務的，如果政治家對歷史的理解不完全正確，能制定出完全正確的革命綱領嗎？怕也不容易。
還在毛澤東撰文紀念五四運動二十周年的前一年即1938年，陳獨秀寫了一篇《“五四”運動時代過去了嗎？》，這是他經過七八年狂飆時代，又經過十年痛定思定後寫一下的文章。
“五四”運動時代所要求的是：
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及賣國賊。
反對舊禮教的束縛，提倡思想解放，婦女解放，以掃蕩封建的殘餘。
提倡科學，破除迷信，建設工業。
反對古典文，提倡語體文，以為普及教育和文化的工具。
提倡民權，反對官僚政治。
這些要求現在已經過去了，或完全過去了嗎？“五四”運動時代不是孤立的，由辛亥革命而“五四”運動，而“五卅”運動、北伐戰爭，而抗日戰爭，是整個的民主革命運動時代之各個事變。在各個事變中，雖有參加社會勢力廣度之不同，運動要求的深度之不同，而民主革命的時代性，並沒有根本的差別。……
正因為有些人們雖然口中也曾說說中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實際上並沒有認真的瞭解和正確的把握住這一歷史條件所決定的時代性，所以才會有“五四”運動時代已經過去這樣的見解，所以才有拿農村蘇維埃抵制國民會議運動的荒謬政策，所以才有超資本主義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幻想，所以才鬧出“山上的馬克思主義”的笑話，所以才有依靠農村攻取城市的錯誤路線，以及由打倒富農到“請土豪劣紳幫忙”，由蘇維埃政府到國防政府，由普羅文學到國防文學，由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到民族統一戰線，這一大串頭腳顛倒雜亂無章的政策，都是由於未能瞭解並把握這一時代性，遂至忽左忽右的亂跳，而進退失據。
在陳獨秀上面這些文字中，除了“掃蕩封建的殘餘”一句不夠精確，行文中有偏激情緒之外，他對中國民主革命的性質和任務的認識是非常清醒的，比史達林，比中共當時所有領導人都清醒明白得多。這已經為過去的歷史所證明（也許有人認為這不過是一句空話或大話，其實不然，四十多年前彭德懷就指出我們的共產主義神話不過是小資產階級狂熱，二十多年前才認識到商品經濟階段不能超越，近年又有發展中產階層的議論，民主不張官僚政治腐敗更是有目共睹：胡繩晚年認為，黨內一直有遊民習氣，1927年後中共總的趨勢是“左”，大規模農民運動出現“左”的無政府主義偏向是必然的，中華蘇維埃國家的建立是“左”的產物，過早結束新民主主義是民粹主義傾向等等），還將接受未來歷史的檢驗。蘇共改造了中共（這是一個大題目，此文只涉及一點點），卻沒能最終改造陳獨秀。
或者有人覺得反封建已經說了許多年，何必對奴隸制封建制這些老古董太較真（陳獨秀和顧准都認為中國沒有奴隸社會階段）。這是不大負責任的一種想法。只有正確總結書寫歷史，才能知道今天，才能較好的規劃未來，開創未來。十月革命震驚了世界，蘇共的威望如日中天，要革命的各國黨都想學習和借鑒俄國的經驗並求得幫助，當時又有共產國際這樣一個機構，在革命的目標及政策策略方面形成一個指揮棒或者也是勢所難免。但如果各國如何書寫本國的歷史也要聽命於這樣一個指揮棒，就太讓人沮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