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革命實踐的結合到文化傳統的融合
——關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考
虞友謙
十六大報告充滿了新內容、新思想，在現實政策、體制與思想理論層面作出了一系列的創新，必將對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而從宏觀的視角，對報告的精神作總體的把握，我以為，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推向一個新的階段，則體現了其更為深刻的意義。
一、近百年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回顧與反思
1、從馬克思主義傳到中國的第一天起，就開始了其“中國化”的進程。而明確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概念，並對之做出準確說明的則是毛澤東同志。毛在1938年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的政治報告中，第一次向全黨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號召，並對什麼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為什麼要中國化，作了充分的論述。他說：“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它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必須解決的問題。”1所謂“每一表現”，也就是全部表現，即是使馬克思主義全部帶著中國的特性。對此毛澤東同志曾作了深刻的說明。毛認為，所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也就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具體化”、“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化”和“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不僅如此，毛還考慮到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之間的雙向互動，也即是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同時，也使中國豐富的革命實踐馬克思主義化。毫無疑問，毛澤東同志的這些理論思考與總結是十分精闢、生動的，具有長期的指導作用。
2、近百年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雖非一帆風順，其間經歷諸多曲折，但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這些成就之中有些是屬於歷史性的飛躍，對改變中國的面貌有著無可替代的作用。首先，由陳獨秀、李大釗及其周圍的一些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創建了中國共產黨，這是一件“開天闢地”的大事，從此中國的革命與建設便有了一盞指路明燈，這是第一次飛躍。其次，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集中全黨的智慧，形成了毛澤東思想。由於這個成果，最終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第二次飛躍。第三，文革後，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第二代領袖，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改革開放、經濟建設的實踐相結合，創立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不僅把中國從瀕臨崩潰的危險中拯救出來，而且順利地解決了什麼是社會主義與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這是實現了第三次飛躍。對於這些成就，我以為無論作何種高的評價也不為過分。
這些成就的取得，自然也離不開特定的主客觀因素。首先，近代以來，中國積貧積弱，受盡列強欺淩，要求獨立、富強成為所有中國人的心聲，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正順應這一社會需求。這就是所謂“學術之興，皆本於世變之所急”、皆起於“憂世之亂”、“救世之弊”2另外，我們也必須看到，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與黨的各個時期的領袖的突出作用，如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瞿秋白、鄧小平等等，他們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中表現了極高的悟性與政治智慧。
3、回顧百年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也有不少值得反思的內容。儘管毛澤東同志強調了馬克思主義“每一表現”都必須帶中國的特性。但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與革命任務的需要，始終還是只能將解決現實問題置於首位，只是邁出與“革命實踐相結合”的一步。正如我們長期感受到的，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主要體現在政治運作層面，為現實政治服務。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基本上還是政治精英與知識精英的“專利品”，只是社會上層具有“指導”意義的思想。由於未能做到在“每一表現”中帶中國特性，特別是未能與中國文化傳統相融合，故未能很好深入廣大群眾的世俗與精神生活之中。
對於廣大群眾而言，馬克思主義的“高深學問”與他們自身關係不大。他們與政治家們並沒有一個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對話的平台，他們往往只能被動地接受“精英”們的導向。但他們有時也不免狐疑，昨天那樣說是馬克思主義，今天這樣做仍是馬克思主義，精英們說這是辯證法，群眾則謂之“變戲法”。在中國傳統之中則不然，即使一個處於社會底層的老農，在主流意識形態中，他與處於權力頂峰的皇帝也有共同對話的語言系統，所謂“忠孝”、“仁義”、“三綱五常”、“以民為本”、“慈悲為懷”、“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之類,儘管農民與皇帝的實際地位懸隔如天壤。這就是文化傳統的作用。
造成這種情況，與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的方式相關。馬克思主義是由精英層帶著非常明確的政治功利目標，為了救國救民，從政治層面直接切入中國社會的。這與歷史上佛教傳入中國有很大不同，佛教從漢末傳入，首先是在民間流傳，然後逐漸擴展到社會上層，經過四五百年與中國文化的磨合，最終完全變成中國文化的一部分。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至今尚不足一百年。從文化的角度，還處在兩張皮的狀態。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過程中，也存在著理解的偏差與失誤。如照搬蘇聯“經驗”，“一邊倒”地採取蘇聯的政治、經濟、國家管理的模式，一些政策上的機械仿效，如“剝奪農民”、“優先重工”之類，甚至連黨史也按聯共黨史克隆，產生很大消極影響。在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上，把“鬥爭哲學”、“造反有理”均看成最根本的原則用以指導實踐，而對“共產主義”的理解也存在著膚淺、躁急的心態。諸如此類，均曾對我們的事業發展造成過重大挫折。
二、從革命實踐的結合到文化傳統的融合
1、從黨的第二代、第三代領導集體以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不斷加速並向縱深推進，除了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經濟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之外，更致力於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傳統相融合，在這方面同樣取得巨大成果。所謂與“文化傳統融合”，就是真正做到毛澤東同志所說的“每一表現”帶著中國特性，而不僅是實踐層面的結合，不只是“立竿見影”解決現實問題，而是要將馬克思主義融入文化傳統之中，成為有機的一體，最終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馬克思主義仍是指導思想，仍是靈魂，但它卻是中國文化這個實實在在的活機體的靈魂，而不是懸浮於機體之外的“幽靈”。這是融合而非粘貼的關係。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文化的本體未變，中國人的民族自我未曾喪失，然而，中國先進文化有了前進的方面。而這也正同時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延伸、拓展與生命活力。我深切感到，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傳統相融合的這種進展到黨的十六大，可以說已經達到了一個全新的境界。
2、這種“文化傳統的融合”，首先的一點就是必須尋求對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原則、精神等等，有符合中國語言特點與思維習慣的表達方式。如果說文化是一個民族的根本，那麼語言乃是眾根中之主根，要使一個民族消亡，消亡其語言是最有效的辦法。思想可以是世界性的，語言卻不能不是民族性的。鄧小平同志在這方面可以說是一個範例，他的許多閃耀馬克思主義光輝的思想，全是運用最鮮活的民族特色的語言表達的。諸如“白貓黑貓”、“摸石子過河”、姓“社”姓“資”、“不爭論”、“不當頭”、“韜光養晦”、“夾尾巴做人”等等，充滿了睿智，而所有中國人均可理解。真正做到了使十二億中國人有機會坐在一張平台上用同一個話語系統思考、“對話”。
其次，充分運用有生命力的傳統文化資源與固有概念，包括經濟、社會、道德、哲學、藝術……各方面內容，也是非常重要的。這在黨的二、三代領導集體中，有生動的實例，為全黨作了表率。比如“和為貴”、“和合哲學”、“憂患意識”、“民本思想”等等均為傳統文化優秀資源，而為党的領袖所津津樂道。特別是江澤民同志提出“與時俱進”的概念，已成為黨的新的思想路線的重要組成部分。對“與時俱進”，不能僅以一個簡單傳統辭彙視之，其實它有極深的文化蘊涵。在中國思想史上，“時”乃是極為重要的範疇，在我國古代重要典籍中，《周易》中有“與時偕行”3，《莊子》中則有“與時俱化”4。這兩者實為“與時俱進”的原型。而“與時俱進”更突出“進”字，價值的取向更為明確。不僅如此，“與時俱進”的真正意義是其準確反映了馬克思主義關於世界永恆運動變化的觀念，是對應於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範疇的最妥貼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思想概念，這與當年毛澤東同志提出的主要反映馬克思主義唯物論範疇的“實事求是”，具有同等重大意義，而且對其作了補充。因此，“與時俱進”與“實事求是”加上鄧小平同志的“解放思想”全面而生動表達了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作為黨的新的思想路線，將產生無比深遠的影響。
黨的十六大，把鄧小平同志提出的“小康水平”提升為“小康社會”，並將其作為黨的階段性奮鬥目標直接寫在十六大報告的題目上，更是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傳統融合的重要表現。“小康”一詞，最早見於《詩經》5，至西漢時則被表述為一種社會形態6，那是一種低於理想的大同社會的社會。中國人對共產主義社會的理解，本來就近於古代的以“天下為公”為最高理想的“大同”社會。而“小康”社會的實際所指自然就是社會主義社會階段。然而，把小康社會作為奮鬥目標，並列於黨的綱領性文獻上，其象徵的意義不容低估。這種語詞的轉換，我以為正標示黨中央把馬克思主義與文化傳統相融合所作的努力與決心，也是實實在在地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推向新的階段與新的境界。
3、在與文化傳統融合的過程中，不可忽視的一個問題是，必須放棄一些長期困擾我們的對馬克思主義的偏頗、片面的理解，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的負面因素。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道路上曾樹立了一座豐碑，然而他是人，而不是神，並不能排除他也有許多偏頗、片面的觀念, 如“鬥爭哲學”、“造反有理”之類。毛澤東同志《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最初在中共湖南省委機關刊物《戰士》上發表時，有“流氓、地痞…實為農民革命之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這樣的話，對流氓地痞如此禮贊不能不說是相當偏頗的觀念。後來《毛選》中雖無此語，但毛的這一觀念仍然或多或少延續了下來。從建國以後長時期不健全法制、不樹立憲法的權威，搞“無法無天”，習慣於非組織活動，直至“文革”時縱容紅衛兵搞“打、砸、掄、抄、抓”等等，均是一脈相承的。在對共產主義的理解上，也陷入膚淺、片面。毛澤東同志說康有為寫了“大同書”，未找到實現的路，意思是他已找到了。因此提出“一天等於二十年”、“共產主義近在眼前”、“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等口號，結果闖了大禍。實踐證明，如果把最高理想，超越時代條件與生產力發展水平，通過主觀意志與行政權力強行納入現實政策、制度運作中，其造成的破壞遠遠大於生產關係滯後所產生的後果。其一，將耗盡民力，導致崩潰，其二，必然陷入“最崇高理想由最嚴酷的政治統治來實現”的悖論。由於把未來理想設定為當前必須實現的最高價值，那麼相比之下現實中一切價值均被視作微不足道，什麼文化傳統、憲法權威、政治民主、思想自由、獨立精神、人格尊嚴、乃至人的生命均可以忽略不計，均可以任意踐踏。只要是打著最高價值的旗號、以最高價值的名義所言所行的一切，總以為是代表了絕對真理，那怕再荒唐也是天經地義、只能歌頌而不容置疑。任何非議、不滿，或者僅僅是學理性的討論，均遭無情批判與鬥爭，直至置之死地。而當這一切在現實中遭遇嚴重挫折、造成無窮災難後，卻又強調因為是“前人從未做過的事業”而必須付出的“學費”。不僅無動於衷、毫不悔悟，甚至心安理得、底氣十足。這是我們國家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後期至七十年代的慘痛經歷，必將深深銘刻在全民族的歷史記憶之中。其實，這種不顧條件、不恤民力、任意妄為的情況，在中國歷史上出現過不只一次。秦朝與隋朝的開國之君均因結束了數百年分裂混亂局面而自負過高，激發了其虛驕之氣與政治雄心，均想在有生之年實現“四海一家”、“澤及萬世”的大同理想。結果均走向崩潰，僅及二世而亡。如果不是鄧小平同志力挽狂瀾，及時拔正方向，勵行改革，而讓“英明領袖”繼續“按既定方針辦”下去，我們的黨和國家的前途，實在不堪設想。其實，古今中外真正取得成功、造福於民的領袖大多是那些既有理想又在現實中設定有限而具體目標的務實的政治家。以此觀察第二、三代領袖執政以來至十六大的治國方略再次得到極好的證明。
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關係
1、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發展馬克思主義，在大的方向與最終目標上，兩者是一致的，都是為了遠大社會理想的實現；而在“中國化”歷史進程的某些特定、關鍵的階段，必然會產生“發展”；另一方面，任何時期的“發展”，也均是“中國化”的一種實際成果。因而，兩者在本質上並不能截然分開。但是，這兩個概念的內涵卻有著諸多不同，在使用上會有不同的效果。
我以為，至少我們必須注意以下的區別。
首先，“中國化”著重於原理、原則，精神內涵與價值指向的方面，是一種整體把握與推進；而“發展”則著重於理論框架，學說體系與思想觀點的方面，在結構與內容上求變革與創新。
第二，“中國化”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永不止息，這就是“化”的最大特點。在化的過程中，出現飛躍、突破儘管是可能的，也是必然的，但對“化”而言，卻是特定條件下出現的特殊性。而“發展”卻不然，其概念的規定性就是要求有所突破、有所創建、有所修正。因而表現為一種階段性特徵。因為框架、體系、基本觀點自身固有的相對穩定性，不可能處於無休止的實破之中，這就決定了“發展”必須以歷史的機遇為前提，並非隨時均為可能，在許多情況下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第三，“中國化”的立場是立足於“中國”，是以我為主，強調馬克思主義為我所用，強調的是個性，特殊性；而“發展”的重心則在“馬克思主義”，是以中國的實踐經驗與理論總結來豐富馬克思主義，強調的是共性、普遍性。
2、長期以來，我們在理論研究與理論宣傳上，也許由於概念內涵的把握欠準確，對“發展”的提法與使用有不夠謹慎，甚至混亂之處，如對一些操作層面的變革，或並不涉及框架、體系的理論見解，均冠以“發展”，其實是不妥的。單純的時代、條件的變化並不導致“發展”的必然性。從春秋到戰國，時代產生了極大的變化，以孔子為首的儒家也產生了分化，但從思想史而言，並未稱孟子“發展”了孔子。主要是因為儒家的思想體系與理論框架結構上並未顯著變化。直至西漢董仲舒，由於構建了天人合一的理論結構，才承認其為儒學的“發展”，再到南宋朱熹把道、釋思想融入儒家，“三教合一”，也才被稱為儒學的第三期發展。而我們在這方面則表現了相當的隨意性，有時一個領導人說了一句話，則立即歡呼“發展”。我們從“文革”以來，曾數十次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那樣的“發展”，有何意義？馬克思主義如果能被那樣頻繁地“發展”，馬克思主義又有何價值？那種“發展”，其實只是起到了把馬克思主義庸俗化，貶低其理論聲譽的效果。
從另外一方面看，強調“發展”，可能隱含著對馬克思主義正統地位的佔有權的考慮，這是二十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包袱。在二十世紀的國際共運中，各個國家、民族根據自身實踐的需求，對馬克思主義的個別論點做出適當的調整與損益變通，這本是十分正常的，可以理解的，但當時的情勢卻不允許這樣做。“修正主義”是當時最大的罪名，所有的馬克思主義者均避之唯恐不及，結果是國際共運的各國競相爭戴“發展”這頂“桂冠”，以與“修正”劃清界限。“發展”與“修正”之間的界限是本清楚的，客觀的，並不能“一鍋煮”，這是另一個理論問題，不在本文討論範圍。這裡所要說的是，我們如此熱衷於“發展”的提法與二十世紀國際共運內部的理論爭端，與當時國內外理論家的理解有很大關係。而其真正的價值並不如想像的那麼大。在新世紀，隨世界形勢與國際共運的格局的變化，所謂正統地位的佔有權，已無多大實際的意義。我們過於強調“發展”，只是一種陷於舊思維的孤芳自賞。從負面看，反而會導致無謂的歧見與紛爭。如同上個世紀的“論戰”，我們說蘇聯是修正主義，不久，阿爾巴厘亞又說我們是修正主義之類。其結果就是鄧小平同志的結論：大家都說了一大堆空話。
3、我的意見是，除了在一些決定國家命運的重大歷史階段，確實對馬克思主義的體系框架，理論觀點作了重要創新，如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可以確認為 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而對操作層面及一些具體的論點改變，要避免使用發展，至少要謹慎使用這一提法。相反，我們要提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使用頻率，加大對其研究與宣傳的力度，以加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我們所有的政治家、理論家，知識份子都應十分清楚，我們需要的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文本與教條，我們最終要求的是被中國所“化”了的馬克思主義，也就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正如同禪宗，被稱為中國的佛教一樣。它最有中國特色，卻仍是佛教；它是佛教，卻有自創的經典《壇經》；它雖呵佛罵祖，焚貝斫經，卻最具佛教的真精神。就馬克思主義言之，所謂“中國化”，即是被中國文化傳統所“化”的馬克思主義。做到這一點，這是中華民族的大幸與馬克思主義的大幸。
三、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前途
由於蘇聯、東歐的劇變，普遍認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已跌入低谷。馬克思主義者或感到痛心疾首，或對之留戀，或產生憂慮……，這些感情均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我們站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立場上，也許會有另一種看法，不致過於悲觀。
蘇聯、東歐的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一種實踐模式，或者說是一條道路，一個派別。由於歷史的機緣，這一模式被賦於“唯一真理”的地位，這在當時，有其客觀的理由，無可厚非。正如同中國的革命，由歷史的與現實的諸多因素決定只能選擇這一模式一樣，有其合理性。所以“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今天決不能離開當時的背景，去質疑這種選擇，因為歷史是拒絕浪漫的。但隨著蘇聯、東歐的倒臺，我們對這一模式的一些內容做出理性的反思，卻是絕對必要的。這一模式的一個主要特徵就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壟斷性，獨占性。在這個模式之下，必須確立一個絕對權威的領袖，一個“頭”，以“正統”馬克思主義自居。然後在這個“正統”的“頭”的領導下，發號施令，對凡不同於“正統”的“頭”的思想、意見、行為……，均認為大逆不道，在內部則搞“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在外部則以太上皇、老子黨面目出現，“修正主義”、“機會主義”、“叛徒”……帽子一大堆，輕則口誅筆伐，革出教門，重則經濟卡壓，直至武裝干涉。結果是踐踏民主，不尊重國家主權與人的價值。雖短時期維持了一個“陣營”的存在，最終還是失敗了。就這一主要特徵而論，這個模式是違背人類歷史發展潮流的，其垮臺有必然性。普列漢諾夫在遺囑中早就指出“布爾什維克的無產階級專政將迅速變為一黨專政，黨的專政將變為黨的領袖的專政……”，“布爾什維克的社會主義將像紙牌搭的小房子那樣坍塌。”這些均不幸被普列漢諾夫預見了。其實列寧晚年已經感到問題的嚴重性，雖曾從權力制約因素考慮，提出在黨內建立中央委員會政治局與中央監察委員會，兩者均為選舉產生，相互平行且相互獨立，後者有權利也有責任對前者進行監督，並對史達林的訴諸暴力傾向也曾有所指責。但已來不及作更多的理論思考，以改變這一模式的消極後果了。有“中國的普列漢諾夫”之稱的陳獨秀於上世紀三十年代末於國民黨獄中對史達林的專制與蘇聯模式則有更敏銳的觀察與思考，結論是一樣的。通過反思，我們可以清楚，蘇聯模式的失敗，決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失敗。至多只能說是國際共運中一種模式、一條道路、一個派別的失敗。
2、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立場與視角，“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也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化，本土化，是其走向世界的運動的一部分。馬克思主義要保持永久的活力，要以其科學理論來改造世界，實現最終社會理想。民族化，本土化，發展形式多元化乃是必然趨勢與有效途徑。任何偉大學說體系，隨時移事異，產生不同闡釋，是普遍規律，也是其內部矛盾運動的結果。中國歷史上的“儒分為八，墨離為三”，佛教的“六家七宗”，均是如此，不足為奇，也不足為患。從這個意義上說，當前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決不因蘇聯模式的倒臺而一蹶不振，中國改革開放，逐步放棄蘇聯模式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足以說明國際共運的不斷前進與更趨成熟。當然，中國對蘇聯模式的放棄，目前主要還限於其經濟模式方面，對其政治與國家管理的許多方面，尚未能全面脫離。在這些方面，我們至今還向背負著這種模式的沉重的十字架。這正是我國政治家與學者們需要共同努力加以解決的問題。
另一方面，西歐、北歐的社會民主黨，工黨與蘇聯共產黨是“同祖同源”的馬克思主義的不同流派。他們走的是另一條避免“暴力革命”方式的道路。他們在戰後的成功，有目共睹。這一流派在其所在國家紛紛通過和平民主的方式，長期宣傳馬克思主義理念，逐步贏得人民的信任，不少取得執政地位。在其執政之處，一般做到了國家穩定，人民民主，官員廉潔，政治絕少折騰。只不過他們的成就，以前被自封“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派別封鎖、壓制，不為我們所知而已。相反，在奉行蘇聯模式的國家，儘管馬克思主義的調子唱得最高最響，卻往往經濟發展遲緩，生產效率低下，人民民主缺乏，政治折騰不斷，更為令人難以接受的是，動輒因人為、虛擬的目標大搞“政治運動”，甚至不惜付出無數無辜生命的代價。另外，還有一個所謂“托派”，曾被認為是十惡不赦的反革命組織，領袖托洛茨基在流亡墨西哥後，仍被史達林派人刺殺。其實托派也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流派。與史達林的政見不同而已，並非洪水猛獸與青面獠牙的魔鬼。托派的思想在北美和其他地區至今不衰，仍然是工人勞動者、社會下層民眾的代言人。仍是一支牽制、批判資產階級政府的重要力量。當然，對所有這些馬克思主義的不同派別，我們承認其成就，卻不必照搬他們的經驗，他們的成功只是給了我們足夠的啟示，供我們反思與參考。實際上，他們所做的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一樣，是擴大馬克思主義在世界的影響，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部分，是為馬克思主義走向全世界的勝利做出的貢獻。
3、在遵循共同的精神、原則、前進方向與價值目標的基礎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應同情與尊重各國家、民族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選擇與探索。認可其獨立自主性與創造性，以及與各自的文化傳統相融合的可能性與現實性。那種“輸出革命”、“自封正統”、“以我為中心”和“勇於當頭”的時代已成歷史的一頁，永久地翻過了。迎來的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全新歷史時期，因此，我們沒有任何悲觀的理由。
二零零三年元月二十八日
注釋
1、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毛澤東選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版
2、胡適：諸子不出王官論.《中國哲學史大綱·附錄》.商務印書館1927年第13版
3、《周易·益卦·彖傳》：“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4、《莊子·山木》：“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
5、《詩經·大雅·民勞》：“民亦勞止，汔可小康。”
6、見《禮記》.據學者較為一致的意見,認為是西漢初作品。關於“小康”社會形態的論述，見該書《禮運》篇。
作者：江蘇省社會科學院鄧小平理論研究中心 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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