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托派和抗日戰爭

中國托派和抗日戰爭

向青

中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發生於中國第二次革命（一九二五──二七）失敗之後不久。中國共產黨內一部份領導人和幹部接受了托洛茨基對革命失敗的解釋和他所提出的為未來的新革命作準備的路線，由此形成中國托派。在多年中，我們中國托派一直堅持著一個自信是唯一能夠保証中國第三次革命勝利的綱領，即不斷革命的綱領，根據這綱領來進行艱苦的建黨工作。後來，第三次革命發生了，在一九四九年取得勝利，建立全國的革命政權，並且繼續不斷地發展，終於成為中國的無產階級專政。但是，托派並沒有在這次革命中起領導作用，甚至完全沒有發生任何實際的影響。第三次革命的實際過程，在有些方面符合不斷革命論的預測，主要是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之不間斷性；也有些方面不符合不斷革命論的預測，例如工人和農民作為革命動力的相對重量。中國托派未能在第三次革命中強大起來，反而因為革命是出乎我們意料地在共產黨領導下以農民軍為主力取得勝利的：托派首先陷於思想上的動搖混亂，然後在中共的政治壓力和暴力迫害的雙重打擊下陷於崩潰。從五十年代的後期起，我們的組織連尚未受到中共暴力打擊的海外部份也變成名存實亡了。

一九四八年底，當中共勝利的形勢已經明顯的時候，我們中國革命共產黨內部已經有人對黨所實行著的政策提出強烈的批評，要求改正錯誤（尹寬同志的意見）。一九四九年起，黨內一直進行著檢討，而一九五一──五二年間在香港（當時中央機關唯一能夠實際領導的地區）更發展成為激烈的爭論，把第三次革命和我們的路線整個地重新檢查。以後還繼續討論了好幾年，不過再沒有一九五一──五二年間那樣熱烈了。最不幸的是，這些討論始終沒有達到黨的正式結論，而且正確的傾向本身也沒有發展到對第三次革命作出圓滿的理論解釋。

中國革命的勝利是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最大的革命成就，對二次大戰後的世界革命運動以及整個世界形勢都有極大的影響。托派對這次革命至今還欠缺圓滿的理論解釋，不但使中國的托派運動無法在堅實的基礎上重建起來，而且大大妨害了一切落後國家中的托派運動。連帝國主義國家中的托派運動也不免受到相當的影響。這是世界托派運動的一個重大弱點，也是近年托挀內部發生巨大爭論的根本原因之一。這篇文章希望能夠提出一個有系統的見解，有助於總結托派的理論和行動在中國革命中所受到的考驗，對中國第三次革命提出一個馬克思主義的解釋，並且由此得出今後繼續奮鬥的方針。

一‧中國托派在第三次革命中所犯的政治錯誤

中國第三次革命是以內戰的形式在一九四五──四九年間開展的；而這次內戰又是抗日戰爭時期一支以農民為主的強大的人民武裝力量在中共領導下發展起來的直接後果。抗戰不僅是第三次革命的序幕，它實在是第三次革命的前半部。不了解抗戰就無法了解第三次革命。所以，我們檢討中國托派在第三次革命中的活動也要從抗戰中的活動談起（註一）。

甲．沒有參加抗日戰爭

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是中國托派運動史上一大轉機。在此之前的黑暗反動時代，托派無法避免只能在接連不斷的外來打擊和內部混亂中掙扎，只能得到一些思想上的鍛鍊，根本沒有機會去有系統地從事群眾運動。八年抗戰是一個大好的機會。倘若托派有一個勝任的領導的話，應該可以在這段期間得到很大的發展。但事實上，托派錯過了這個有決定性的歷史機會。雖然在抗戰的前半段裡有一些微小的發展，到了抗戰結束時，組織的情況差不多又變成同抗戰開始時一樣地微弱了。

抗戰爆發時，中國托派還能夠得到托洛茨基的寶貴意見。當時托洛茨基和整個國際托派的領導都非常重視中國的抗戰。托洛茨基說︰「現在，我們面臨了中國歷史上一個很重要的時期」（與李福仁談話，中國革命問題，一九四七年版，三四二頁）。托洛茨基除了指導中國托派對抗戰要採取怎樣的基本態度外，對於具體的活動方式也提供了很重要而且很具體的意見，具體到一國支部對國際領導者不能希望更高的程度。可惜，中國同志當時只接受了他的原則性的意見，根據這意見製定了一個革命抗戰的綱領，拿這綱領作了一般性的宣傳，僅此而已。至於實際參加戰爭活動，設法在行動中同工人、兵士、農民以及一切抗日積極份子密切聯系起來，按照每一步鬥爭的需要來提出鼓動口號，藉此對抗戰發生實際影響，取得群眾的信仰－在這方面，中國托派組織一絲一毫也沒有做到，而且根本沒有認真努力去做。

托洛茨基說︰「中國一切工人團體的責任是積極參加現在的抗日戰爭，而且參加在第一線上，卻不絲毫拋棄其綱領及其獨立的活動。」「蔣介石能夠保証勝利麼？我不信他能夠。但，是他開始戰爭，今天又是他指揮戰爭。要能代替他，就必須在無產階級中和軍隊中獲得決定性的影響；要獲得這個影響，就不應當懸掛在空中，而應當置身於這鬥爭之中。應當在抵抗外敵侵略的軍事鬥爭和反對軟弱、無能及內部背叛的政治鬥爭中獲得影響和威望。」（論中日戰爭致里維拉的信，中國革命問題，三四九及三五０頁，譯文略有修訂）。

中國托派在整個抗戰八年中，並沒有由組織派遣和指導任何同志去參加抗日軍事鬥爭──一個都沒有（只有極少的個別同志在沒有得到組織同意，更絕無組織領導和幫助的情況下，參加了軍事鬥爭）。事後多年，有後輩的同志在文章裡略略涉及這點錯誤時，一直身為領導人的彭述之同志寫了相當長的文章來答辯，企圖証明是客觀的困難（包括我們組織的微弱）令組織無法參加武裝鬥爭（見「對蘇達的批評的批評」，一九六０年）。但他在全部論述中都把「組織或參加武裝鬥爭「不加區別地連在一起來談，而他的全部論據都僅僅涉及我們自己怎樣不夠力量組織武裝鬥爭，並沒有半句話談到我們為什麼不能派遣同志去參加蔣介石或毛澤東指揮下的正規軍或游擊隊。在中國這樣大的國家裡，一個只有一百幾十人的革命小團體，談到群眾行動的時候，主要想著由自己去組織和領導群眾行動，而極少考慮怎樣去參加在傳統領導下的群眾行動，豈不正是明顯不過的宗派主義的特徵嗎？

中國托派的領導如果真正接受了托洛茨基的教導，如果真正了解投身於實際的抗戰活動（尤其是軍事活動）的絕頂重要性，當時是不難做到的。在抗戰第一階段裡，即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漢失守前，國民黨和共產黨兩方面都招收大批愛國青年施以短期訓練後派去參加抗戰的軍政工作。一九三九年起，國民黨的戰場上戰事陷於沉寂，國民黨對戰爭採取完全消極的態度，誠意獻身抗戰工作的人在國民黨的軍隊裡已經差不多沒有機會真正對事業有所貢獻了。但群眾的抗戰熱情並沒有全部低沉下去，仍有大批激進的民族解放戰士獨立於國民黨指揮之外繼續進行艱苦的戰鬥，組成人民自己的抗日軍隊。共產黨也正是從這時起，採取對國民黨更獨立、更積極發動群眾的政策，成為群眾獨立抗戰的領袖。在以後的四五年中，這支人民的抗日軍，光是正規部隊已有數十萬人，分佈在十九省中。只要托派肯做而且會做，是不愁沒有機會參加抗戰行動的。

不錯，當時托派組織很弱小，據彭同志說，「黨員數目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還不過有百餘人，且多是年輕學生」（對蘇達的批評的批評）。但這就可以作為行動的起點了。在百餘人中，應該派幾十人去直接參加抗戰軍事活動，或與軍事活動直接關聯的活動。如果做不到，就算派十個八個去也好。只要有群眾運動，更小的組織也可以行動起來。革命組織只有在群眾運動中才能夠壯大，不下水就沒有可能學會游泳。我們知道，在抗戰的頭一兩年，組織就得到了一批年青的新同志，其中許多都是很認真，很有希望的（有些現在仍是黨員，或一直留到五十年代中期我們組織陷於名存實亡的時候，他們不少人很快就成為重要的幹部），他們十分虛心誠懇地向組織的領導人學習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方法，願意執行組織的行動方針。如果當時的領導人除了教他們革命理論、托派的抗戰基本路線、和宣傳工作的方法以外，還教他們認識實際投身抗戰活動的重要性，教他們怎樣在國民黨和共產黨（後者更重要）指揮下參加抗戰，教他們怎樣在得不到自己組織的密切領導，甚至相當長時期完全失去聯系的情況下（事實上，儘管組織沒有派人參加軍事鬥爭，沒有為聯系斷絕的情況作準備，這種情況後來還是出現了），自己憑著組織所確定的基本政治方針去獨立奮鬥──總而言之，還教他們一套在當時最重要的實際工作方法，然後派他們去投身抗戰軍事活動，那是一定做得到的。至於這種對年青同志的訓練，儘管托派的人力物力都很薄弱，有一年左右的時間也足夠了。培養革命戰士不能採用溫室養花的方法。所以，只要當時的領導人肯做，無論如何在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就一定可以做到派遣若干同志參加戰爭，而且應該已經不止派出一批。彭同志以為只要把故事說出來（那故事對我一點也不新鮮），就可以把我的批評駁倒，就足以証明沒有做的就是不可能做到的。這種淺薄錯誤到極點的辯論，這種假借歷史唯物論的名義來掩飾的宿命論見解，是完全經不起一駁的。他所說的故事，除了証明當時的做法錯誤，証明領導人無能，証明他們根本不是行動的人以外，毫無其他意義。

我們知道，大戰時在納粹佔領下的法國，儘管本身也是帝國主義國家，儘管托派對戰爭的基本立場是失敗主義，而且法國工農群眾的反納粹游擊戰比中國的抗日游擊戰規模小得多，時間短得多，但法國的托派還是參加了游擊戰爭。彭同志最喜歡引証別國托派也沒有成功來替中國托派的失敗解嘲（他忽略了一件「小事情」︰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成功了，別國還未成功），為什麼他不拿法國組織對反納粹游擊戰的積極性同中國組織對抗日戰爭的沒有作為來比較一下呢？

在全面抗戰中，全民族、各階級和每個人的命運，都首先決定於戰爭。因此，正如托洛茨基所說那樣，很自然地，戰爭問題「成為全國人民的，因而也成為工人階級的活動的注意焦點」(與李福仁談話，中國革命問題，三四六頁）。那時，任何階級對政治最積極的人，都千方百計去直接參加軍事鬥爭，或盡可能與軍事鬥爭發生最密切的關係。工人階級也不例外。在此期間我們托派完全沒有參加軍事鬥爭，這就表示我們完全脫離了群眾的先進層。我們只在工人和學生中組織若干宣傳小組，甚至只是學習小組而已，在裡面談談理論，寫寫文章，偶爾參加一次小規模的經濟鬥爭。當時的領導人以為這樣組織起來的就是政治覺悟最高的分子，以為這樣的小組在戰爭環境中就可以成為一個革命的群眾黨的核心。這明顯不過地是一條脫離實際鬥爭的錯誤的建黨路線。這條建黨路線失敗，是理所當然的。

有人以為︰我們是工人階級的革命組織，所以要留在工人中，留在工廠中；倘若跑去加入軍隊，就脫離工人了。這見解是大錯的。第一，工人階級想要在抗戰中成為全國人民的領袖，就要像托洛茨基所說那樣，在第一線上積極參加戰爭，就要真正置身於戰爭當中；否則便不可能獲得影響和威望。托洛茨基這些話，是實際工作的指示，並非僅僅漂亮的詞句。而工人階級之參加戰爭，當然要由工人的先進份子開始。第二，先進工人加入軍隊，並不表示脫離廠內的工人；他們之間仍能夠用種種辦法保持聯系。通過這種聯系，參軍的工人便以先鋒份子的身份對廠內工人起著真正的模範作用和領導作用。關於這方面的工作，托洛茨基非常清楚、非常具體地教導了中國同志。他說︰「假使在某一工廠中，幾個工人出去打仗，則須組織一個團體，以便和他們保持聯系。對他們及其家屬作物質上與精神上的援助。在鄉村中得進行同樣的工作，試行在城市中為此目的組織特別的工人中心。此等為幫助上前線者的工農協會，能夠，而且必須堅持資產階級的政治團體與政府關機援助革命兵士的家屬，等等。」(與李福仁的談話，中國革命問題，三四五頁，譯文略有修訂）「戰爭時期的日常生活將提供出千百個方法，使我們藉以組織各種不同的協會與委員會，工人將與學生及一般小資產階級共同參加此種組織。只是這種組織必須具有一個雖然狹小但完全具體的綱領，同軍隊和工人的利益相聯系著的。」）同上，三四五－－三四六頁）為了達到將抗戰發展成為工農革命的目的，「與軍隊中的革命工人保持密切聯系(通信，寄產品），工人、農民與兵士間的各種聯歡，等等，具有極大的意義。」）同上，三四六頁）。

托洛茨基所有這些指示，當時中國同志都翻譯了，發表出來，大家看過了，談過了，表示接受了－－就是沒有把最具體、最實際的行動方針拿去執行－－反倒是中共在它所領導的抗日根據地裡的做法，在一定限度內同托洛茨基的指示暗合。

在民族解放戰爭中，托派身為革命組織，自然應該全部活動都以戰爭為軸心。但當時托派並沒有這樣做。托派不但完全沒有參加軍事鬥爭，而且在抗戰八年裡，組織的中心很不適當地始終留在上海。中國托派向來以上海為主要根據地，中央領導機關也設在這裡。這本是很自然的，因為上海是中國最大的城市，並且是工人運動的中心。但在戰時，上海的地位和平時大不相同。全面抗戰開始後三個月，上海就被日軍佔領了，只剩外國租界變成孤島，這孤島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時也同樣落到日軍手上了。在日軍佔領下，上海很難發生大規模的群眾運動，留在上海的托派和中國工人，至少要有一個長時期極難參加抗戰的主要軍事活動和政治活動。這些都是不難預見的。因此，托派早就應該有計劃地把主要的組織和人員遷移到大後方的中心城市去，或遷移到主要的敵後抗日根據地去。當時組織竟沒有這樣做。不但上海的中心沒有轉移，所有其他沿海城市的組織和人員也都沒有作有計劃的轉移，這些城市大都比上海租界早淪陷。不錯，有不少同志在戰時離開了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其中許多是去了大後方。但這些都是個人的逃難的行動。他們並沒有得到指示，離開原地之後要怎樣參加抗戰工作。至於彭述之等領導同志，則始終「堅持」在上海或附近的淪陷區。他們在那裡做什麼呢？彭同志自己說︰「我們已無法進行任何有組織的活動。我們所能做的只是發生個別影響，爭取某些可靠的同情者，為未來的復興運動作準備而已。」(對蘇達的批評的批評）差不多二十年以後，連第三次革命勝利十周年都慶祝過了，彭同志仍然不覺得這是他們的錯誤。相反，他竟以他們在上海所陷入的困境作為理由之一，企圖証明他們沒有可能在抗戰中作更積極的活動，並且大罵批評他們無能的人是「驚人的主觀主義和唯心論的典型表現」！如果彭同志這種傳統發揚光大起來，以後不難有「托派」領導人在無產階級暴動的時刻躲進寺院去為來生或永生「作準備」。另外有些同志的情形稍好一點，在淪陷區中還能做些初步的工會工作。但他們全部活動也同樣和當時中國人民鬥爭的主流，即抗日的軍事和政治鬥爭沒有直接聯系。

抗戰歷史可分為三大階段︰第一階段到武漢失守為止；從武漢失守到一九四四年三月日軍重新發動大攻勢之前，為第二階段；此後是第三階段。第一階段可稱為前期，後兩階段合稱後期。抗戰期間國內階級力量對比的深刻轉變，是發生在後期裡，而第二階段尤其是轉變的關鍵。在抗戰後期，強大的人民抗日武裝力量發展了起來；領導它的共產黨，在全國人民中取得巨大的威望。恰恰是在這個決定性的時期中，我們托派卻陷於癱瘓，毫無作為。抗戰初期托派還做了一點公開宣傳工作；大約一九四０年下半年起，連那一點公開宣傳工作都完全停頓了。這就是中國托派失敗的起點。我們要萬分悲痛地再次強調說︰這失敗不是客觀條件造成的，而是主觀因素造成的，是領導無能造成的。

彭同志拿一九四０－－四一年關於抗戰是否將喪失進步意義的內部爭論作為組織沒有參加軍事鬥爭的辯解之一。當然，內部危機是對群眾工作有所妨礙的。但以此作為完全沒有參加軍事鬥爭的辯解，卻是講不通的。正因為爭論得那樣激烈，那樣吃力，為什麼獲勝了的繼續支持抗戰派不去積極進行實際活動呢？況且，實際參戰的活動沒有理由等到一九四０或一九四一年才開始的。抗戰初起就應該著手進行這項最重要的工作；第一批新加入組織的青年同志就應該受訓練被派遣去參戰。如果從一九三七或三八年起我們組織就真正開始投入戰爭了，也許後來就不會有抗戰變質論那種錯誤見解在領導層中發生，因為那種見解不是別的，正是由於脫離實際鬥爭(尤其是脫離中共所領導的人民抗日鬥爭）才產生出來的消極悲觀和書呆子氣的錯誤見解。如果我們組織同群眾抗日鬥爭有相當關係，即使仍然發生那種見解，也容易克服得多。最不幸的是，彭同志所代表的多數派雖然在內部理論鬥爭中站在正確立場，卻同樣不會進行實際投入戰爭的工作，同樣完全脫離實際鬥爭，以致同樣在戰爭中得不到發展，而且同樣到了戰後還非常荒謬地認為抗戰整個失敗，完全不了解巨大的人民武裝力量在抗戰中興起這件事的偉大歷史意義，因此種下了我們組織在一九四五－－四九年間犯更大的、致命的錯誤的禍根。到了今天，我們可以公平地說︰彭述之和劉家良同志所代表的多數派，勝過鄭超麟和王凡西同志所代表的少數派的地方其實不多，前者的政治眼光比後者高明不了多少。

至於抗戰初期對陳獨秀機會主義的鬥爭，毫無疑問，也是彭同志所代表的立場在原則上正確。但這正確性同樣限於理論範圍，限於宣傳工作。在實際行動方面，彭同志的一派走到同陳獨秀相反的極端︰完全不去進行實際投入戰爭的活動。這種重大錯誤致令托派組織不能保留住那些富於強烈行動傾向和實際工作能力、但理論修養較低、抓不穩政治原則的老同志，讓他們跟了陳獨秀走，或孤立地從事軍事鬥爭而失敗，或對組織失望而消極。這情況又反過來更加深我們組織脫離實際鬥爭的傾向和在實際活動方面的無能。

乙‧抗日戰爭中的左傾空談

我們托派認為一九三七年中共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名義下第二次向國民黨作政治投降，結果阻止了革命運動在抗戰中興起；這次投降比第一次更為可恥，因為它竟沒有接受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的教訓。我們這個判斷早已被歷史非常明顯地証明不對了︰中共並沒有第二次投降，革命群眾運動在抗日戰爭中卻有巨大的發展。但我們組織始終沒有正式指出這個判斷的錯誤。相反，甚至到了一九四八年夏天，即第三次革命勝利已經在望的時候，我們革共黨建黨大會所通過的黨綱還寫著︰「中日戰爭，原是中國工農群眾運動重新抬頭，轉變國民黨的『應戰』為革命抗戰，走向第三次革命的大好機會。但中共的機會主義政策，恰成了工農群眾運動興起的絆腳石，替日帝的進攻排除障礙，並順帶幫助國民黨渡過了種種難關，維持了它搖搖欲墜的政權。其所得到的第一個酬報，便是新四軍的解散。」到了今天，還有一部份同志，例如彭述之同志和全臨會的諸同志，對這問題的看法仍沒有根本的改變。

中共的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毫無疑問是機會主義的政策。這政策違反馬列主義，認為以蔣介石的國民黨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可以進行民族解放戰爭到底，代表工農的共產黨只須在同它合作中對它施加政治壓力就夠了，不必在戰爭過程中奪取政權。根據這個政策，中共在抗戰初期高呼『國共合作』、『擁護國民政府』、『擁護蔣委員長』等口號。中共如果順著這個方向走到底，自然要重蹈一九二七年的覆轍。我們托派自然應該重視這種危險，應該提出警告，反對這種政策。但這只是分析和反應的起點，不是終點；是一面，不是全部。除了這一面之外，我們本來還應該注意另一面，就是︰現在，在行動上，中共是否同上次合作期間一樣地向國民黨屈服，甚至更厲害呢？它說擁護蔣介石，是否表裡如一呢？我們更應該密切注意︰當國共合作的幻想一步步被現實打破時，中共受到國民黨越來越多的打擊時，它究竟朝哪個方向走，是進一步屈服，還是起來反抗，走上比較獨立的道路呢？只有對國共關係不斷地作客觀而仔細的考察，我們才有可能定出正確的干涉策略，才有可能對中共影響下的忠實革命者和群眾發生影響。我們知道，自古以來，農民革命軍的領袖在受到重大挫折時，都常常暫時接受地主王朝的招安，保存實力，伺機再起。中共有長久的階級鬥爭傳統，始終自稱為代表工農的革命黨。它曾經創立自己的國家機器，已經有好幾年作為統治者的經驗，因而它像一切統治集團一樣，既深明政權的生死重要性和不可分割性，又熟習權力鬥爭的一切策略詭計。況且，當它被迫對國民黨妥協時，又恰恰是在民族解放運動高漲，有利於它重新發展的時機。對於這樣一個黨，我們固然應該重視它每一步右傾的意義，但沒有理由輕易斷定它的領袖的毅力和聰明比不上古代農民軍的領袖，一下子就甘心向敵人徹底投降。我們過去把中共看得那樣愚蠢，以為它完全沒有從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失敗和隨後的十年內戰吸收教訓，只不過反映我們自己政治上的幼稚而已。

如果我們用更客觀的態度，對中共在抗戰期間的行動作更周密的觀察和更具體的分析，就會得出和我們過去的判斷大不相同的結論。

中共在抗戰開始時取消推翻國民黨政府的暴動政策，取消蘇維埃政府，同時取消紅軍名義(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接受國民黨政府指揮，擔任抗戰職責）－－我們一向認為這些都是機會主義的辦法，是中共在政治上向國民黨投降的明顯証據。這見解其實是不對的。雖然中共自己宣稱，採取這些辦法是為了實現國共合作，為了達成民族統一戰線，但這些辦法本身並不是機會主義性質的。即使是不抱有絲毫階級合作幻想的革命黨，當時也同樣要採取這些辦法，因為這些都是當時環境下不可避免的妥協辦法。我們以馬克思主義者的身份，在這幾點上也無法對我們應當視之為革命盟友的這支農民軍建議更好的辦法。自從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後，托派一直認為中國還沒有具備真正建立蘇維埃政府和紅軍的政治條件，中共所領導的那個政府和軍隊並不是真正的蘇維埃政府和紅軍，立即實行暴動推翻國民黨政府的條件並沒有成熟。既然如此，現在中共改變策略，豈不是正確嗎？何況還能夠換得國民黨停止『剿共』。倘若中共這樣做應該被指責為政治投降或機會主義，那麼，過去十年間斯大林派罵我們托派反對盲動、反對冒險主義的路線是取消主義，是社會民主主義，也該算是正當了。至於共軍接受國民黨政府指揮去進行抗日戰爭，既然當時工人和農民還未能代替國民黨來統治，共軍的實力和處境又未能立即獨立地對日作戰，這也是不可避免的做法。托洛茨基也教我們開始時要在蔣介石指揮下參加抗日戰爭。

上述的改變政策，並未使中共放棄過去十年內戰的成果。國共合作後，中共並沒有把它原來掌握的軍隊和政權一筆勾銷。原來的蘇維埃區改為特區（邊區），紅軍改為八路軍和新四軍後，中共仍舊保持著對它們的完全控制權，國民黨的勢力實際上一點也不能伸張進去。邊區裡已經分配了的土地，並沒有退回給地主，為了積極抗日，為了實行政治民主化、減租減息和其他改良，中共在邊區裡還是不得不發動農民和一切下層民眾，依靠在他們身上。因此邊區政府和八路軍的階級基礎仍舊和依靠地主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政權相反。劃分地域的兩個政權對立局面，實際上並未消滅。

在蘇維埃運動時期，中共對全國民眾來說，是非常孤立的。在當時全國的政治形勢中，它的革命暴動口號，為工農群眾的絕大多數所不能了解，不能接受。雖然在紅軍活動的地區，由於實行土地革命，它能夠動員農民，取得他們的擁護，但因為沒有全國性的群眾運動支持，紅軍和蘇維埃政府終於抵擋不住強大的國民黨軍隊的長期圍攻，從華中逃去西北，實力損失了十之八九，而仍未渡過被殲滅的危機。在如此情勢下，中共放棄冒險主義的暴動路線，同國民黨妥協，是明智的。藉此不但保存了它殘餘的實力，促成了全國抗戰的開始，而且根本改變了它過去的孤立地位，取得合法活動的機會，開闢了同全國民眾相結合的新的可能性。我們托派忽視了中共政策在積極方面的意義，把它整個新路線的意義估定為向國民黨投降，對它大事攻擊，這種錯誤的評論只能妨礙我們自己的發展。對絕大多數的群眾來說，他們本來就沒有接受共產主義，沒有擁護中共以前的蘇維埃運動，現在中共宣佈為了抗日而放棄暴動政策才比較得到他們的好感，所以我們指責中共背叛革命，當然得不到他們同情。對中共黨員和追隨者來說，我們這種不合理、不公道、不能服人的批評，只有增加他們對我們的反感，令他們更容易相信他們的領導說什麼「托匪漢奸」的話。怪不得抗戰八年托派對中共的批評沒有產生一絲一毫的效果，連一個中共黨員都沒有爭取過來。

現在，許多當時不公開的中共黨內文件已經發表了，一直到國共重新合作的初期都身為中共最高級領袖之一的張國燾也出版了他的回憶錄，根據這些文獻，參照中共在抗戰期間的行動表現，現在已經可以毫無疑問地確定︰中共在第二次同國民黨合作時決不是真心投降，它所說誠心誠意擁護國民黨政府和擁護蔣介石的話只是一種手段。雖然它向國民黨提議恢復一九二四－－二七的合作方式，即讓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但這並不表示它準備再一次放棄它的獨立性。國民黨也不相信它會這樣做，倒認為這提議是一種從內部顛覆國民黨的策略，所以拒絕。事實上，在第二次合作中，中共從頭起就警惕著，避免重蹈一九二七年的覆轍。它決定『讓步是有限度的，在蘇區與紅軍問題上共產黨領導的保持，在國共兩黨關係上共產黨獨立性與批評自由的保持，這就是讓步的限度，超過這種限度是不許可的。』(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毛澤東在蘇區黨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提綱︰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目前階段的任務。這文件編入現行的毛澤東選集，題目和內文都略有改動，但不至改變這文件的政治內容。）如果我們托派在抗戰初期僅僅把中共投降的傾向估計得太高了一點，但懂得像我們這樣一個微小的革命團體要用怎樣的方法向工農群眾的機會主義的傳統領導鬥爭，懂得怎樣去爭取追隨中共的革命戰士－－這不能光靠批評，更重要的是鼓動，要逐步提出適當的行動口號壓迫中共領袖去實行或者自我暴露它的背叛的面目－－，我們就會避免把那些過份的而且是消極性的批評說得太多，而會注重抗日鼓動，注重積極的干預，藉此對中共戰士發生較大的影響。這種重視鼓動的工作路線，同時也是爭取我們自己的合法活動機會的方法－－我們比中共更迫切需要趁此群眾運動高漲的機會打破自己的孤立狀態。可惜當時我們組織的領導者不會這樣做，他們只顧批評共產黨，只顧靠宣傳來顯示自己是唯一忠貞的馬克思主義集團。這種宗派主義的作風自然使托派的孤立狀態無法打破。至於像某些同志那樣，到了今天還說抗戰開始時中共在政治上第二次向國民黨投降，只能幫助把托派變成笑柄，讓人家相信托派是無可救藥的宗派主義糊塗蟲。

中共宣佈『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這毫無疑問是一種機會主義的態度，因為這宣言和中共領袖自己所作的解釋都把馬克思主義和孫中山主義兩種思想體系之間的不可調和性加以掩飾，使群眾的認識模糊。但我們把這點作為中共放棄共產主義並向國民黨投降的証據之一，卻是站不住腳的。當時中共有不少文件（黨內的和公開的都有），清清楚楚地說明︰這個宣言絕不表示它放棄共產主義的信仰；它之擁護三民主義，只表示它願意奮鬥去實現三民主義所提出的目標（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以此作為最低限度的綱領而已。事實上，中共在抗戰期間不但沒有放棄馬克思主義的宣傳（例如出版了許多中譯本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而且在行動上，它所採取所謂實行三民主義的種種政策，和當時同樣自稱奉行三民主義的國民黨所實行的政策是大不相同的。中共並沒有因為宣佈接受三民主義便在政治上接受國民黨指揮。相反，兩黨之間不斷衝突；到一九四一年以後，實際上完全談不到合作了。

孫中山主義的內容，一方面有類似俄國的民粹主義的名為社會主義實際上是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幻想，另方面有反對階級鬥爭的理論和極端反動的所謂『訓政』的一黨專政理論和反對工人的階級鬥爭的理論。前者是用來欺騙和利用群眾的甜言蜜語，後者是維護已經存在的資產階級軍事獨裁的實際政策。一九二七年反革命以後，國民黨所實行的三民主義，純粹是『訓政』和壓制工農的那一套反動政策。但一九三七年中共宣佈擁護三民主義，卻是要求把那些美麗的諾言兌現，同時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反動政策。對三民主義這兩種解釋，兩種運用，是大不相同的，好比歐洲宗教改革時代同樣信仰耶穌教義的革新教會與羅馬教會一樣。因此中共一直強調它所擁護的是所謂新三民主義，革命的三民主義，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中國托派忽視這種彷彿是微細的差別，恰恰表現出過渡綱領所描寫的宗派主義者的特徵之一，「只能分辨兩種顏色︰紅與黑」。

中共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既然當時對國民黨妥協是客觀形勢所需要，那麼這也是妥協條件中不可避免的一項。前一階段的農民運動已經被打敗，新的運動尚未興起，這時停止在陝北邊區內尚未穩定的新區部份實行沒收土地(老區早已實行過了），改為從減租減息做起，並不能算是對農民的背叛。但中共硬性規定在整個抗戰期間的土地綱領不超過減租減息的限度，不容許農民沒收地主土地，這卻顯然是機會主義的政策。因為這政策假定抗日必須地主資產階級合作，而且能夠同他們合作去達到勝利。事實上，這政策後來對農民運動發生了阻礙作用。據一九四七年中共重新採取全面的沒收土地政策時承認，早在一九四０年春天，即共軍打退國民黨第一次對陝甘寧邊區的大規模進攻之後，邊區裡已經有農民要求沒收地主土地(因為許多地主同日軍及國民黨軍合作向農民和八路軍進攻），甚至有些自動實行了，結果被中共阻止。不過，這畢竟是例外情形。一般說來，抗戰時期農民對地主的鬥爭並未激烈到超過中共的領導路線，所以中共所實行的減租減息政策，是起著真正的改良作用而非壓制農民運動的。對於淪陷區和前線地區的農民，抗日問題事實上是比土地問題更嚴重、更緊急的問題。中共能夠積極而有效地領導農民抗日，同時在它控制的區域內實行某些政治和經濟上的改良政策，使農民第一次獲得民主權利，選舉自己的代表參加政府，就大大促進了農民運動的興起，同時也使它自己成為農民眼中唯一實際領導民眾前進的政黨。它暫時不號召分配土地，甚至阻止部份群眾自發的行動，也不至成為農民眼中的叛徒。比較起來，我們托派的抗戰綱領要求分配土地，自然是更徹底，更有遠見的。可惜我們只會寫綱領，只會把綱領照原樣來宣傳，卻不會用有效的方法把綱領帶到群眾中去，不會設法使群眾通過他們自己的經驗一步步走向接受我們的綱領。結果，我們的綱領變成純粹空談，不但沒有實現，而且根本沒有引起人們注意︰除了一個與實際鬥爭無關的極其狹小的圈子之外(這小圈子包括托派同志、同情者、托派刊物的經常讀者等在內，估計最多不過兩三千人），誰也不把它認真看待。

我們組織把全面分配土地當作動員民眾抗戰和爭取勝利的先決條件。劉家良同志所著的《什麼叫做托派》（註二）寫著︰「托派要求立即沒收全國地主的土地分配給農民及抗日兵士，因為農民佔全國人口之大半，不動員他們起來，抗戰勝利是不可思議的，但不徹底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動員他們起來也是不可思議的。不僅為了動員農民，就是為了解決戰時的食糧和原料問題也非把土地分給農民不可。而分配土地給抗日兵士，則直接可以提高他們的作戰犧牲精神，因為農民和士兵們都深深感覺得保衛國土就是保衛他們自己的土地。」這論調顯然把馬車放在馬前頭了，同前一時期某些同志認為推翻國民黨政權是發動抗日戰爭的先決條件一樣。倘若我們不沉迷於革命的空想，而根據實際去考慮問題，我們的思路就會變成如下所述。在農民還沒有組織起來和武裝起來的時候，在代表地主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政權還原封不動的時候，沒收地主土地是不可能實現的。但在當時的形勢下，又不能靠直接提出分配土地的口號把全國農民動員起來。這是因為，第一，中共領導進行了十年之久的土地革命運動（『蘇維埃』運動），新近才慘敗了，農民不會這麼快有勇氣再來第二次；其次，抗日戰爭開始後，不但國共兩大黨都強調民族利益高於階級利益，並以國家鎮壓力量為此信條的後盾，連群眾也天真而誠懇地盼望全國各階層人民團結一致抗日救國，他們會覺得『立即沒收地主土地』的口號帶有過去國民黨的『安內然後攘外』口號的氣味，而比過去國民黨那口號更不能令人信服，因為提出這口號的是一個毫無實力又毫無威信的小集團。群眾要懂得用階級鬥爭和革命的方法進行抗日戰爭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要對自己的革命有信心要通過許多實際鬥爭的經驗。因此，正確的策略是︰在抗日救國的總口號之下，從減租減息以及其他經濟上的局部要求和政治上的民主要求開始作鼓動，一步步提高工農群眾的覺悟和積極性，把他們組織起來，同時盡可能獨立地武裝起來(在此限度之內，中共的做法基本上正是這樣，所以是正確的，而且有成績）。然後，等到群眾的覺悟和力量發展到相當程度的時候，分配土地的口號才能夠從宣傳口號變成鼓動口號。當時我們托派把宣傳口號用鼓動口號的形式(『立即沒收……』）提出來，卻沒有一步步提出真正的(即符合當前形勢需要的）鼓動口號來。換句話說，就是實際上只有宣傳，沒有鼓動。這就是我們本來正確的土地綱領變成左傾空談的原因。我們整個革命抗戰綱領的遭遇也是一樣。

我們一向指責共產黨幫助國民黨壓制抗日戰爭期間的群眾運動，認為在這方面真正是國共合作的。《什麼叫做托派》書中有如下的話︰「在抗戰期間，資產階級之所以順利地幹著上述的反革命工作，正是『國共合作』幫助的結果。民眾中每一種批評政府的聲音，每一種獨立鬥爭的表現，通通在『破壞統一戰線』的名義下給國民黨和『共產黨』壓服了，每一個罷工都在『勞資合作』的名義之下，給『共產黨』出賣，破壞了。」在一九四七年所寫的該書後序中又說︰「一九三七－－四五年的抗日戰爭中，中國資產階級和史大林黨的反動的『國共合作』政策，非常徹底地替美帝國主義的侵略肅清道路了。」這樣的指責，顯然是太誇張，與事實不符的。

一九三七年共產黨所採取的合作政策，既然是一種機會主義政策﹐自然在一定限度之內，至少是客觀上有助於國民黨之壓制群眾運動。共產黨真正壓制或出賣群眾運動的事情也有。但是，上面所引那兩段話把國共一體看待，把事情說成那樣︰一切對政府的批評，一切群眾運動，都受到國共兩黨聯合的壓制；共產黨同國民黨一樣地徹底反動，一樣地替美帝支配中國開路－－這卻把共產黨的罪惡誇張到荒唐可笑的程度了。不但拿抗戰整個過程來說，情況並非如此，即使光拿第一階段(即國共關係最好的階段）來看，這說法也是太誇張了。國民黨壓制（但並沒有成功地『壓服』）群眾獨立的抗日運動，最重要的對象就是受共產黨領導或立場接近共產黨的運動。所以，大部份的壓制行動，自然是共產黨所反對而非合作的。共產黨方面壓制異己的群眾運動的事實也有，例如抗戰初期著名的山西張慕陶事件(中共硬指他為托派）。但，第一，這類事件的分量比國民黨的壓制少得多(因為堅決拒絕中共領導或控制的群眾獨立抗日運動，根本就微乎其微；凡是堅決抗拒國民黨控制而又始終不放棄抗日鬥爭的，一般都終歸被共產黨吸收過去了）；第二，共產黨之鎮壓異己的群眾抗日運動，並非同國民黨合作來幹的，也不是因為這種運動防礙它同國民黨合作，而是為了它自己的利益，用它自己的方法，針對它自己的敵人(例如托派，或它認為是類似托派的）。

至於說抗戰期間『每一個』罷工都被共產黨出賣，更顯然是渲染之詞。這種渲染，在政治上是有害無利的。這種話只能在我們自己的小圈子裡說，以圖快意。倘拿出去同共產黨作面對面的鬥爭，難免被人家駁得體無完膚。共產黨即使決心把每個罷工出賣，它當時在工人中也沒有這樣大的力量。以我們托派的微弱、孤立、脫離實際鬥爭，更不可能知道抗戰數年裡全中國「每一個」罷工的實際情況。事實上，抗戰期間罷工根本不多，尤其欠缺政治性的、要求改善抗戰政策的罷工。我們托派在抗戰期間也堅持工人要有罷工權，這毫無疑問是正確的。但當時我們組織對個別工廠微小的罷工事件的重視大大超過了對整個抗戰軍事鬥爭，又以為抗戰期間工人運動的興起必將由經濟鬥爭開始，而非直接由抗日的政治鬥爭和軍事鬥爭開始，並根據這種估計而規定我們的工人運動方針，這些卻是嚴重的錯誤。

上面所引《什麼叫做托派》的話，把國共兩黨對群眾運動的壓制，都描寫為「在『破壞統一戰線』的名義下」進行的。這就是說，國民黨也和共產黨一樣地利用這個名義。這和事實完全不符。我在這裡特地指出這一點，並非挑剔小毛病，更不是有意攻擊寫作這小冊子的已經為托派事業獻出了生命的劉家良同志。這句錯誤的話，反映出我們政治上一個致命的弱點。( 我一再引用《什麼叫做托派》，一方面是因為這實在是我們的運動一本有代表性並且比較有影響的小冊子，另方面也因為我現在所能找到的抗戰時期的托派文件太少。）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共產黨的口號，國民黨從來沒有表示過接受。在國民黨看來(事實也如此），『統一戰線』表示國民黨原則上放棄『訓政』，給予共產黨平等地位和民主權利(那時國共之間的關係將是平等之中的次第差別，而非上下統屬的關係了）。這是國民黨斷斷不肯接納的。國民黨實行了收編共軍和承認陝北邊區政府，但它把這樣解釋為接受共產黨『投誠』。對於共產黨單方面發表的『國共合作』宣言，國民黨只把它當作悔過自新的聲明。國民黨根本不承認有什麼統一戰線。國民黨自己的口號是『國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軍令政令統一』，以此要求共產黨和其他一切黨派在戰時絕對服從它的指揮。共產黨雖然在好幾年間都喊著『擁護國民政府』、『擁護蔣委員長』的口號，但無論表現在行動上或宣傳上，這所謂『擁護』，都不是無條件地絕對服從的意思；它一方面表示相信國民黨會進步，表示不和國民黨爭奪全國的領導地位，另方面卻不斷要求國民黨堅持抗戰到底，要求在抗戰中實行某些改良，尤其是政治民主化。共產黨認為國民黨反對統一戰線是頑固；國民黨則認為共產黨投誠以後又不肯服從是奸詐(因此在抗戰後期國民黨用『奸匪』作為共產黨的代號）。這一切分別，如果僅僅當作讀文章和寫文章的問題來看待(雙方的文章都沒有把自己的立場說明得如上所述那樣顯明直爽），僅僅當作詞義的問題來看待，自然是十分微妙，很難以捉摸。但在政治行為上，這分別是很清楚的。凡是在抗戰期間參加政治活動的人，甚至只要是留心觀察政治的人，一般都能看出這種分別。國民黨絕不會把『破壞統一戰線』當作罪名加在人家頭上，它反倒非常憎惡那些談統一戰線的人。尤其到了一九四一年新四軍事變以後，在國民黨區域裡根本不容許公開宣傳統一戰線。任何人即使無意中使用了『統一戰線』這名詞表示他希望全民一致抗戰，都會有『奸匪』的嫌疑，大有可能被關入集中營，甚至從此『失縱』。我們組織一位主要領導人，在一本抗戰期間所寫的主要的小冊子裡，居然連這樣重要的現實的政治口號都分不清，連國共兩黨之間這樣尖銳的鬥爭都看不見，或者不重視，竟把自己的推想當作事實來宣傳，可見我們的組織離開實際政治多麼遠，所患的宗派主義政治色盲症多麼深！怪不得我們組織的宣傳工作只能影響到站在實際鬥爭外面的少數青年人。倘若拿這樣的宣傳品給那些多少有點實際政治經驗，親身受過國民黨迫害的左傾分子看，人家豈不要哈哈大笑地走開嗎？

我們組織的領導人對中共的統一戰線策略只看出它的機會主義性質，卻沒有看出它帶有爭取民主權利的意義，因此把它簡單了解為投降。他們弄不清國民黨對統一戰線口號的態度，可能是由於他們用推理代替對實際政治的觀察和分析。他們以為國民黨既然接受共產黨投降，自然也就接受了統一戰線，同時國民黨鎮壓民眾獨立鬥爭的時候，『破壞統一戰線』(即違反投降諾言）也就成為最方便的罪名。這樣的推理似乎很正確，很自然，所以便深信不疑。而遠離實際鬥爭的情況，又令他們不發覺這種推想與事實不符。其實，不但根本拒絕統一戰線的國民黨不曾藉此罪名鎮壓民眾的批評和獨立鬥爭(它利用其他罪名，例如『破壞軍令政令統一』，或根本不用宣佈罪名，秘密抓起來或殺掉了事），就我所知，連共產黨藉此罪名鎮壓批評和群眾獨立鬥爭的事例都絕無僅有。不錯，共產黨鎮壓托派，誣衊托派為漢奸，同時也說反對民族統一戰線是漢奸理論，但我只知道托派從原則上反對中共的民族統一戰線的言論經常受到中共攻擊，卻不知道托派曾經針對什麼具體的事件或具體的抗日政策向國民黨政府提出批評而被中共在『破壞統一戰線』的名義下加以壓制，更不知道有托派領導的抗日群眾鬥爭被共產黨以『破壞統一戰線』罪名加以鎮壓的。倘若哪位老資格的同志知道有這種實例，我希望他趕快大書特書地把它寫出來，在全世界發表。這不但可增加我和許多人的歷史知識，而且是托派真正的光榮史，也是中共真正的罪惡史，証明我們托派在抗日戰爭中有實際行動，我們的行動比中共更帶革命性，而中共為了堅持同國民黨合作便對我們加鎮壓。這種資料有很大的宣傳價值，比陳( 或彭）碧蘭同志在替彭述之同志祝壽的文章裡大談彭同志在日軍佔領下的上海生活怎樣困苦，怎樣化名去教書的宣傳價值大多了，更比全臨會諸同志根據一本小說(《同志，你走錯了路》）來創作歷史 ( 參看《新中國的發展與我們的任務》，第一節）有價值得多。在我看來，後二者的價值實在是負數。

正在我們托派忙於寫文章斥責共產黨向國民黨投降和幫助國民黨壓制人民抗日活動的時候，共產黨卻在淪陷區鄉村裡迅速地同不甘心向侵略者屈服的人民結合起來，組織人民的抗日軍隊和人民的地方政府。起初，從事這種人民的抗日鬥爭的，各階層、各黨派人士都有；共產黨只佔其中少數，而且一般情形都不是一開始就掌握領導權的。不久，這運動就向兩極分化了。那些站在地主和資本家立場的份子，對外畏懼日軍的『掃蕩』，越來越避免主動打敵人，只求自保，盡量同漢奸組織和平共處；對內照舊剝削勞動人民，不讓勞動人民分享政權。如果他們始終當權的話，他們的組織不久就成為變相的漢奸的『維持會』了( 倘若不正式與漢奸合流的話）。能夠勇敢地堅持抗日的，只有那些肯改善人民生活(首先是對人民減稅，救濟受難者，然後是減租減息，等等），肯為勞動人民爭取政治權利，不害怕勞動人民自己武裝起來的人士。這些人倘若本來不是共產黨，遲早也同共產黨合作，而且接受共產黨領導，因為共產黨是唯一的一貫實行這種依靠勞動人民的抗日政策的黨派；而且它有一批政治幹部和軍事幹部。共產黨所領導的軍隊，雖然它的正規部隊現在也同國民黨軍隊一樣使用『國民革命軍』的旗號，而且在抗戰的頭三年裡從國民黨政府領到若干經費和軍火，卻並未如《什麼叫做托派》所說那樣變成『國民黨津貼的僱傭兵』。這支軍隊，由於它不受地主資產階級控制，由於它自有一套政治工作方法，對兵士施行民主主義的政治教育，又讓兵士享有民主權利，所以它是勞動人民自己的軍隊，性質與一切地主資產階級的軍隊根本不同。這兩種分別代表地主資本家和代表勞動人民的階級利益的軍隊，是不可能長久合作的。日軍的壓迫並沒有令它們更接近和統一起來，反倒促成它們之間的尖銳對抗爆發。所以，『民族統一戰線』的破裂，是從敵後游擊區開始的（最早的衝突大約是一九三八年四月發生於冀中）。共產黨採取依靠勞動人民(主要是農民）和發展勞動人民的權力的路線去進行抗日戰爭，所以它的群眾基礎在抗戰中迅速擴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只有它所領導的游擊隊才能夠在敵後生存和發展；而國民黨和一切右派的游擊隊都終歸消滅了。

抗日戰爭能否轉變成為革命的民族解放戰爭，關鍵在於武裝民眾，即建立民眾自己的武裝隊伍。共產黨所實行的發動淪陷區勞動人民的辦法，是當時環境中最實際的武裝民眾的道路。蔣介石政府用最反動的方法進行抗戰︰一方面嚴厲禁止民眾成立自己的武裝隊伍，另方面用最醜惡的徵兵和帶兵的方法以及對民眾變本加厲的壓搾造成民眾對抗戰消極。抗戰爆發時，代表工農的政黨微弱得很︰托派固然不必說，連中共也是很弱小而孤立的。在如此情形之下，想從蔣介石統治下的地區開始實現武裝民眾，是沒有可能的。只有淪陷區可以開始。在淪陷區，民眾真正面臨了做亡國奴還是武裝抗日的選擇，同時國民黨原有的鎮壓民眾的國家機器已經不存在或嚴重崩解了，而許多地方漢奸政府還未能立即成立或鞏固，在這裡，只需一個小小的勇敢行動的核心，就可以把不願做亡國奴的人團聚起來，就可以喚醒民眾的民族意識。共產黨的政治眼光看準了這個機會、這個缺口，把主力投入這個戰場，艱苦奮鬥八年，所以得到大大發展。托派雖然種種條件比共產黨差很遠(人數極少，沒有軍隊），但倘若有這樣的眼光的話，也大可以秘密派人去參加共產黨所領導的敵後抗日戰爭，即使始終達不到公開獨立活動的程度，至少也可以成為其中最革命的左翼份子。但我們托派的領導人恰恰沒有這樣的眼光，他們只會寫寫文章呼籲發動民眾抗戰。甚至連積極的呼籲都不多，更多的是消極的斥責( 看罷，你們不聽我們的話，所以抗戰一天天失敗）。結果不但自己的抗日綱領變成純粹空談，而且連中國階級關係上已經發生巨大變化的事實都看不見，或不了解。他們大大誇張了中共停止土地革命政策的反動作用，卻忽視了中共在民族解放戰爭中領導廣大的農民建立起自己的軍隊和自己的地方政府這件事的巨大革命意義。

中共勢力在戰場上發展得很快。抗戰最初的半年裡，它在敵後的發展已經很可觀，開闢了第一個新的根據地︰晉察冀邊區。從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０年，共軍正規部隊差不多每年擴大一倍。但同一時期中共在蔣介石所統治的『大後方』的影響還很小。這除了客觀的困難之外，中共的機會主義政策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中共根據它的『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盡量避免和蔣介石政權正面衝突，尤其避免把『民族資產階級』和『抗日地主』嚇跑，這就令它無法在蔣管區中有效地領導工農民主鬥爭和經濟鬥爭。一九四一－－四二兩年內，中共受到嚴酷的考驗。這時一方面有日軍的大掃蕩和清鄉，另方面有以新四軍事變為起點的蔣介石反共高潮。中共通過了這場考驗。為了增強力量對抗兩方面的敵人，它的抗日政策比較更左了一點，最主要是在敵後抗日根據地中全面認真地實行減租減息(以前許多地方都沒有認真實行），民主改選政府，以及在黨內『整風』。一九四三年起，又實行軍隊和公務員的生產自給運動，一方面增加糧食總產量，另方面又減輕人民負擔。『解放區』的情況和蔣管區成為鮮明的對比：解放區是朝氣蓬勃的新中國的雛形，蔣管區是陰沉黑暗的舊中國的末日景象。儘管重慶政府盡力封鎖新聞，解放區的情況畢竟在一九四三－－四四年間逐漸讓大後方的知識份子知道，而且日益獲得他們的好感了。大後方的知識份子是抗戰期間蔣管區裡除了農民以外最受打擊的一個社會層。他們的收入水平降低的程度比工人更大許多，薪水差不多變成和普通工人的工資相等了，有時甚至更低。此外，他們在思想上還受到蔣政權兇暴的壓迫，他們的知識又令他們比普通勞動者多一重憂國憂民的悲憤。他們之對中共漸漸發生好感，一般說來，並不是因為嚮往共產主義，而是由於看見中共確實在為民族民生的事業奮鬥，覺得中共遠比國民黨更有資格代表中國人民。一九四四年三月起，日軍在相隔五年半之後重新大舉進攻，在八個月內打通了平漢鐵路，粵漢鐵路，湘桂鐵路，一直打上收拾；雖有美國空軍和炮兵助戰，也不發生作用。於是蔣政權的信譽徹底破產。這刺激起民眾要求政治改革的呼聲。趁此機會，中共於一九四四年九月間提出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組織聯合政府的要求，得到蔣區知識份子廣泛的響應。這是中共恢復爭奪全國政權的開始（抗戰初期，中共曾宣佈並不要求參加國民政府），預示了抗戰結束後政治鬥爭的趨勢。這時中共的勢力，比起一九三七年以前的蘇維埃運動時期，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

中共勢力在抗戰期間的發展，雖然同蘇維埃運動時期一樣，也是限於鄉村，以農民為主，而且主要是通過武裝鬥爭得到的，但由於二者的政治環境不同，所以它們的意義也大不相同。蘇維埃運動時期，中共所領導的鬥爭在全國範圍來說是孤立的：除了蘇區農民以外，全國絕大多數的工農群眾都不了解它，對它冷淡。戰時的敵後武裝鬥爭雖然在地域上也有限，同其他地區民眾的聯繫也相當薄弱，但決不是孤立的，反而在一定限度之內真正起著先鋒作用，榜樣作用。這是因為，第一，它的奮鬥目標（抗日救國）是全國人民都擁護而且最重視的；第二，它的做法（武裝民眾，堅持抗戰，政治改革，改善人民生活）是民眾所能夠了解，認為合情合理而必要的；第三，它真正做出了成績。

和第二次革命時期相比較，中共在抗日戰爭期間並沒有同樣向資產階級國民黨屈服。共產國際所決定的『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它並沒有徹底執行。雖然在宣傳上它向國民黨作了機會主義的讓步，如表示接受三民主義，擁護國民黨政府等，但在行動上，它始終保持著黨在組織和政治上的獨立性，而且保持並迅速發展實際上是獨立的軍隊和地方政府。這種政治獨立性，越到抗戰後期越發明顯。在第二次革命時期，中共一開始就溶化於國民黨中，在群眾中喪失了獨立的存在。受到『三。二０』政變（一九二六年）和『四。一二』政變（一九二七年）的打擊後，更加徹底向國民黨屈服。一九四一年國民黨『解散』新四軍的事件，可以說相當於『三。二０』政變，但中共的反應是和十五年前截然相反的。它不是屈服，不是作更大讓步，而是由此時起，公然用中共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名義獨立指揮新四軍、八路軍以及它所創建的其他敵後抗日軍隊，並撤回派駐重慶的代表。我們托派在正式文件（例如一九四八年的黨綱）和個人文章裡都常常提到新四軍事變，但僅僅限於藉此指出『民族統一戰線』是機會主義幻想，對中共加以譏笑。至於中共對此事變的反應有甚麼重大意義，在中共勝利以前卻沒有同志指出過。其實，假定在新四軍事變前對中共的政治獨立性還可以有所懷疑的話，經過這個事變後就絕對無可懷疑了。而中共在抗戰中所實行的策略，上文已經指出，在最重要的方面都是符合革命利益，又適合當時群眾的覺悟程度的（至於它始終保持著對中國革命發展的階段論觀點，這在當時還沒有成為現實的政治問題。關於這方面，我留到本文第二部份，即從理論上討論中國革命與不斷革命論的問題時才詳細討論）。所以，抗日戰爭期間的中共，並非比蘇維埃運動時期更墮落，從冒險主義擺向比第二次革命時期更可恥的機會主義路線，如我們過去所指責那樣，反倒是前進了一大步，比較接近革命的現實主義了。這就是它能夠利用抗日戰爭這個機會得到巨大發展的根本原因。它的成就決非徼幸，決不是客觀條件的特殊湊合所造成的偶然結果，而是切實的革命奮鬥的成果，是理所當然，完全符合規律的。這是不可否認的歷史事實。我們過去對中共過份的、不公道的指責，並不能絲毫有利於我們對它真正的錯誤和罪惡方面進行鬥爭，反而弄糊塗我們自己的頭腦，喪失我們自己的信譽，加深我們自己的失敗。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只能從認識真理和宣揚真理中得益（不管是多麼苦的真理），決不能從誤解與偏見中得益。真正的馬克思主義革命者既勇於承認自己的錯誤，又對敵對者也給他一個公道。

至於中共在抗日戰爭中還有些地方做得不夠，它的革命政策還不夠徹底，不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標準，還包含有機會主義的成份，倘若它採取徹底的馬克思主義政策，就會得到更大的成功，這是群眾所不懂得，也不關心的。正統馬克思主義者想叫群眾注意到這方面和懂得這方面，不能靠批評，靠宣傳（批評和宣傳只能教育少數先鋒份子，對群眾只能發生間接的．輔助的影響），唯有靠投入實際鬥爭，同群眾一起鬥爭，首先以最勇敢、最堅決的戰士的資格取得群眾信任，然後才有可能在鬥爭過程中用事實，用活的榜樣，通過群眾親身的經驗，而且要按照群眾所能領會的步驟，使群眾逐漸看出還有更好的做法，看出有人能比中共做得更好。一個革命小團體想把群眾從機會主義的傳統領導手中奪取過來，只有這個辦法。抗戰開始時托洛茨基給中國托派的指導，也正是這樣。但我們中國托派所做的完全不是這樣。我們訂出了一個正確的抗戰綱領，但只會拿來作空泛的宣傳，以及對不完全符合它的運動作消極批評，而不會拿它來具體運用，不懂得怎樣從現實的處境開步走。我們不會找尋到群眾中去（首先是到當時最活躍那部份群眾中去）的門路，不知道怎樣按照實際情況步步根據綱領提出具體的鼓動口號，不會分別各口號各要求的輕重先後，不會同群眾一起通過鬥爭的經驗來一步步証明我們的綱領正確──總而言之，就是沒有真正把握到過渡綱領的精神。中國托派所欠缺的．恰恰是從宣傳小團體向行動的組織、向群眾黨轉變所需要的領導才能，恰恰是在抗日戰爭這個歷史性的大好機會中所最需要的群眾工作的本領。事實証明中國托派的領袖們僅僅是宣傳家而已。他們只會把托洛茨基現成的見解加以介紹和通俗解釋。至於領導實際的政治行動和群眾組織工作，他們是不勝任的。「政治事變對於他們是評論的機會而不是行動的機會」──過渡綱領這句話用來形容他們最適當不過（因為他們自己只是宣傳家，所以在評論中共的時候也專門注重理論和宣傳方面，忽視具體的政治行動方面）。中國托派有這種致命的弱點，所以沒有可能在抗日戰爭中得到可觀的發展。抗日戰爭是歷史性的大好機會，也是一次決定性的考驗。中國托派考得慘敗，這就差不多決定了自己以後的命運。

注釋：

1. 中國托派（共產主義同盟）在一九四二年發生分裂。此後有兩個自稱屬於第四國際的中國組織。一個是彭述之和劉家良同志領導的多數派，即「鬥爭」派，後來改稱革命共產黨；另一個是鄭超麟和王凡西同志領導的少數派，即「國際主義者」派，後來改稱國際共主義工人黨。這篇文章提到分裂後的組織時，凡是沒有特別說明的，都是指多數派。作者是在組織分裂數年後才加入多數派組織的，對於少數派組織的內部情形所知甚少。

2. 這是一本重要的小冊子，一九四三年初版，直到一九四九年為止，是我們組織內部和外圍中使用最多的一本初級政治課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