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何以處處拆毀列寧像？
東歐一年來經濟日趨困境，蘇聯也是如此。體制轉變，在所難免。經濟危機必然引起政治危機、社會危機、思想危機和信仰危機，總的危機就是一個幾十年來被樹立起來的龐大的無所不包的社會政治經濟形態趨向毀滅時的痙攣劇痛。光怪陸離的巨變使人瞠目結舌，然而最令人慨歎的是思想危機和信仰危機，因為這完全違背統治者的最初意圖。蘇聯《紅星報》披露了蘇聯國內的反共現象（見1990年10月15日以及前後數日的《參考消息》），到處在拆除列寧像，總統的禁令被視若虛文（東歐各國早已拆掉了）已有人建議恢復彼得格勒舊名，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兩市市長公開呼籲取消十月革命慶祝日。用傳統的說法，便是“反動勢力猖獗”。我們應該怎樣看待這些事件呢？氣憤不能解決問題。“不要哭，不要笑，只要理解。”為什麼在一個號稱以列寧主義為準則的國家裏，竟然出現這種瘋狂的怒潮呢？把一切說成是帝國主義幹的（現在似乎“帝國主義”這個名詞也少提了）是無力的。帝國主義從十月革命開始就不斷在攻擊誣衊，結果是第二次大戰後出現了一大批蘇聯模式的國家，出現了兩個陣營，難道七十多年的政治思想教育還不能形成有效的“免疫力”嗎？說肇事者只是一小撮，說群眾是被煽動受蒙蔽的，這又是一個傳統說法，即使群眾是受欺騙，甚至“受脅裹”也罷，但是一個以社會主義標榜和擁有強大專政力量的國家，竟然能出現巨大的反共浪潮，這是可以理解的嗎？這事本身就說明了存在著嚴重問題：為什麼七十多年來在“社會主義”下成長起來的廣大群眾不能撲滅這種反動氣焰反而受煽動而哄起鬧事呢？領導的軟弱又是一個藉口，昂納克、胡薩克何嘗不想動用專政力量，而齊奧塞斯庫的保安部隊又怎樣呢？不是領導軟弱遊移形成了局勢失去控制，而是群眾洶湧怒潮促成了傳統機構的分裂癱瘓。那麼，群眾的怒潮又是如何由涓涓細流而匯成的呢？
群眾總是從現實來理解一切社會現象。他們不是翻閱了一個多世紀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更不是精讀了幾十大卷列寧全集才瞭解列寧，他們只是以幾代人切身所感受到的去理解在他們身邊所發生的一切，而這一切都是以列寧的名義進行的。在一切都是事前安排好，絕不允許個人獨立思考的社會裏，群眾對列寧的瞭解也只能局限在一些被引用的列寧的片言隻語和精心編織的列寧的“豐功偉績”中，一切都是在三棱鏡中幾次折射而出現的形象。當這個社會形態發生危機時，群眾便把這個社會形態所產生的一切怨恨不幸一古腦兒傾倒在這個社會的名義上的象徵物──列寧像上了。群眾著手拆毀列寧像時，除了個別的敵對分子外，他們所理解的列寧，就不是曾經領導過十月革命的那個人物而只是代表幾十年來社會一切災難不幸的一個象徵物了。一切過去以他的名義所幹下的罪惡──雖然這與他全不相干，他也無法對此負責──現在都向他“報復”“清算”。誠然這是歷史的悲劇，但是這個悲劇不是發生在今日。最大的悲劇已發生在三十年代大清洗時，以“捍衛列寧主義”的名義，使千百萬無辜的甘願為社會主義奮鬥犧牲的人們屈辱地痛苦地流盡了他們本應為無產階級而流的鮮血。難道那時的列寧像不正如王爾德童話中的安樂王子銅像那樣也會流下大滴眼淚最後便轟然巨響而心裂嗎？列寧像早在三十年代已被史達林一夥的黑手所“拆毀”了──拆毀了列寧像所代表的十月革命事業和對世界革命的信念。抽掉了革命內容，徒具外貌的列寧像只成了史達林主義欺騙愚弄群眾的裝飾物，對列寧是個恥辱。與此相比，當前發生的事又算得什麼？在第一次受害者遭難時，他們還弄不清楚到底是什麼迫使他們致死，臨終還高呼著共產主義萬歲的口號。但第二代第三代就和他們的祖先不同，他們又多看了半個世紀的歷史發展，至少已弄清了這不是一個人，也不是一個時代，而是整個社會體系的問題。當人們談起“史達林主義”時，這不只是指“史達林”個人，也不僅僅指摘他個人及他的同夥的所作所為，而是指的整個社會政治經濟形態。史達林死了已三十七年，他的屍體被焚化也已三十年。但是以他作為標誌的那個社會形態有什麼改變沒有？基本上還是幾十年一貫制，沒有本質上的改變。蘇共二十大開始批史達林時，也許給人們帶來一些希望，米高揚在發言中大談恢復列寧精神，並聲稱在那次大會上“列寧同我們在一起”。但是這個“列寧同我們在一起”的以後三十年又是怎麼過的？自然總會有少數個人在精思殫慮研究並發現列寧的本來面目，而大多數群眾都只能從這漫長歲月中以現實的感受去理解這些在列寧名義下出現的事物中所湧現出來的“列寧”，當他們在拆毀列寧像時，他們心目中所拆毀的就是史達林主義的象徵，就是半個多世紀來堆積的災難，而不是別的。即使群眾是受蒙蔽被煽動，那麼是什麼客觀現實可以激起群眾如此瘋狂的怒火呢？如果說群眾都成了反共分子，那麼十月革命所哺育的幾代人竟成了反對它的敵人，說這話時，不自覺得荒誕無稽嗎？從這裏我們可以深刻領會史達林主義對共產主義運動所造成的危害的嚴重性。
現在輪到曾被群眾咒咀為殺人犯卻仍死臉抵賴不肯去見馬克思的卡岡諾維奇跳出來大叫大嚷了（見1990年10月12日《參考消息》）。他裝成義憤填膺地把反史達林和反列寧反馬克思反十月革命反社會主義串在一起，這樣就把史達林粉飾成馬克思列寧“道統”的法定繼承人。把群眾說成無知、落後、受人煽動是容易的，但卻無法解釋客觀的現實。他也談到歷史，“當初是個小黨……找到了正確的道路……取得了勝利……，可是現在呢？看來一團糟。“如這樣繼續下去，國家要崩潰，要死亡……”原因呢？他沒說，可能是離開了他的領導？事實上，這正是過去幾十年所種下的罪惡的苦果如今獲得“豐收”了。在這一大半“偉大事業”中，卡岡諾維奇的“功勞”也是不小啊，雖然他現在閉口不提。歷史的懲罰是逃不了的，遺憾的是，歷史的懲罰卻又是“盲目”的，受到懲罰的往往不僅僅是罪魁禍首（天道無知，有時惡人卻倖免于禍），而廣大億萬群眾卻受到無辜的“株連”波及，正如破壞了環境生態平衡，大自然的報復並不局限于破壞自然的當事人一樣。這是真夠痛心的，也許也就是人類最大的悲哀。如果把破壞列寧像一事僅僅指摘為群眾“反動”而不追究其產生的深遠根源，那麼，這正是卡岡諾維奇之流的企圖，也就是讓列寧來負擔史達林主義的罪惡了。必須把作為一種思想意識和一種社會政治經濟形態的史達林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徹底分裂開來，絕不能容忍史達林主義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掩護，更不能以史達林主義的某些言辭混用於馬克思主義。今日在蘇聯以及各地對拆毀列寧像“如喪考妣”般痛哭流涕，表現極大“義憤”的“列寧主義戰士”們到底在想些什麼？是真正想保衛自巴黎公社以至十月的革命傳統呢（他們還記得巴黎公社的幾項原則嗎）？還是要恢復史達林主義從二三十年代以來行之有效的“光榮”傳統並加以發揚光大呢？被拆毀的列寧像將來還會矗立起來，然而那將在另一個社會制度下，這和當前呼籲或禁止不得拆毀列寧像的行動是截然不同的。
當前的首要問題就是要正確認識史達林主義，尤其是必須先分清什麼是“十月遺產”。不少人至今仍糾纏於國有財產和蘇維埃，以為只要它們還存在，那怕是形式上的存在，就“證明”十月遺產仍在，即使官僚這個毒瘤還生長著也仍是值得為之“保衛”的。國有財產、蘇維埃和官僚是不相容的，官僚必然要摧毀國有財產和蘇維埃。從此引出另一個論斷，即官僚還沒有取得適應它的經濟基礎，所以也未構成一個新的階級，當然更無從談起它在社會發展史上所處的歷史地位了。但是如果不單從理淪上找論據而多看看歷史已揭露的事實，那麼，官僚早已摧毀了從十月烈火中誕生的蘇維埃和國有財產了──不過不是在形式上，而是在實質上，即毀掉了無產階級民主，使無產階級無法表達自己的意志和運用其力量，從而使“十月遺產”名存實亡，徒具軀殼。問題還不是到此為止。官僚不僅僅把這兩項“遺產”改變為於己無害，還進一步把它們改造為適合官僚統治之用。國有財產成為官僚統治的經濟基礎，而蘇維埃卻成為官僚取得“法統”的有效工具。只有具有無產階級民主的蘇維埃才會充分發揮其活力，才能成為社會主義建設的組織形式。如果一切都是事前已被安排好，群眾只是在開會時按規定發言、投票，這和擁有無限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社會主義全不相干。列寧在1917年4月回國時就提出，一切政權歸蘇維埃，但在7月反動後便不提這一口號了。重要的是要保存其實質而不能迷信其形式和名稱。國有財產也是一樣。如果群眾己被排除在政權之外，從國家的“主人”退為原始意義的勞動者，喪失了甚至他日常勞動所在的工礦企業的管理權，國有財產對他有什麼相干？誰掌握了管理權，誰就具有一切。官僚只受“上級”管轄而無須對人民“負責”，管理者便成為實際的所有者，儘管名義上所有權並不屬於任何個人。這樣，國有財產在實質上就成為史達林主義官僚統治的經濟基礎。如果拘泥于形式，認為官僚在名義上並不擁有財產，而且也不能遺傳給其子孫，所以國有財產仍是屬於“國有”。那麼天主教會的大量財產便應作為“上帝的財產”而成為無主的了，而任何神職人員都是“一貧如洗”，包括教皇在內，他也只不過是上帝的一個卑微的僕人。是這樣嗎？只從形式上去看待“十月遺產”，保衛“十月遺產”結果便成為保衛了史達林主義官僚，更不幸的是，保衛了史達林主義中最僵硬頑固的一派，即卡岡諾維奇之流。
現在是歷史又退回到出發點了。本來人們有希望認為在史達林主義崩潰後可以走上真正的社會主義，論據之一是它仍保有著國有財產和蘇維埃。但歷史總和人們“開玩笑”，把車輪轉向另一個方向。如果認真思索一下國有財產和蘇維埃早已成為史達林主義的經濟基礎和統治方式，再看看拆毀列寧像所透露的歷史背景，那麼可以說史達林主義沒有直接通向社會主義的大門，它只是一條死胡同。人類的社會發展史，兜了一個大圈，又得退回到出發點去，仍得從傳統的資本主義再向前走。自然不能排除在這個大轉變的年代中，蘇聯及東歐的土地上可能重新進迸發出社會主義的星星之火，我們也是這樣希望，但問題是，在群眾從史達林主義的慘痛的回憶中解除出來走上真正的社會主義之前，歷史車輪也許早已轉上了資本主義的舊軌道！
1990年10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