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達林主義的經濟基礎

馬克思那段名言，是從理論上說明生產關係由於生產力的發展變成生產力的桎梏，於是引起了社會革命的一般概念。而具體的社會經濟形態的演進要比“概念”複雜而且多變化。所謂一個社會形態的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裏成熟等概念，很難像自然科學那樣可以有精確的“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從字面上看，似乎舊社會從衰落走向死亡和新社會所籍以產生的條件的成熟幾乎是“同步”進行的，甚至會令人想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雖然這個變革需要一個“暴力”（每一個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假如人類的認識能達到精確判定“所能容納”和“成熟”的“極限”，那麼，只要   一次“助產婆”就夠了。在理論上說，從舊社會變革到新社會需要一次革命，但卻不是幾次革命浪潮。如果發生了幾次的話，那麼，以前幾次未成功的便是物質條件尚未成熟。然而現實的發展顯然不是這樣。我們還可設想一下，新舊生產力的發展情況，如果不是同步進行的話，或是舊的生產力已長期停滯不前，而新的生產力尚未形成可以取而改之；或是舊的生產力尚能發展而新的生產力卻已迅速成長起來。後一種可能性在邏輯上是不存在的。既然舊的社會經濟形態尚能容納生產力的發展，其內部便不會產生與之對抗的另一種生產力。但現實中確會發生這類事。這就是在封閉的落後社會裏，原來似乎在過著世外桃源的生活，外來的殖民主義者帶來先進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改變了原有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這個變革是劇烈的，甚至是殘酷的，伴隨著部分的種族滅絕。這是曾發生在拉美和黑非洲的情況。前一種可能性、舊生產力長期停滯，卻未能形成新生產力的出現，則更值得注意。新的社會經濟形態的出現，必須依附在新的社會生產力。奴隸社會便沒有出現新的生產力。《共產黨宣言》一開始便指出：“每一次鬥爭的結局都是整個社會受到革命改造或者鬥爭的各階級同歸於盡”。同歸於盡似乎便是指古代奴隸社會而言。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演變，經典著作已作了詳盡的分析，似乎不會出現“歧途”，但是，被呼出來的魔鬼，已不再受支配了。原來準備毀滅對方的核武器已堆積到足夠毀滅整個世界幾十百次了，任何一個“狂人”的瘋癲或是電子裝置的失誤，都可發生意料不到的大災難。如果革命不能及時阻止這種災難，另一個“同歸於盡”也不是不可能出現的。因此在現實的社會變革中所出現的多樣化，比之抽象化了的概念，要變化多端。如果在資本主義之後，插入另一個史達林主義，也不奇怪，即使它僅僅只是一個插曲。

    為什麼史達林主義不退回到傳統的資本主義而仍保持了公有制的國有財產而不轉為私有制呢？十月革命變革了資本主義進到高級的社會經濟形態，它的後退便不會退到原來的出發點，而可以停留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高級階段”。從十九世紀末起，資本主義已向高度壟斷階段發展。保持國有財產制度對史達林主義經濟是有利的，而史達林主義官僚集團集體佔有恰恰又符合了資本主義從股份公司壟斷的所有權和管理權的分離這一發展趨勢。國有財產找到了它的新主人，而新的管理階級也獲得了它進行統治的經濟基礎。如果恢復全部私有制，只有一部分官僚可能轉化為傳統的資產階級，而其大部分將喪失原在史達林制度下作為官僚所擁有的特權，這樣也就不存在史達林主義了。私有制經濟是無法取得以後半個世紀的生產迅速增長，這樣“蘇聯”也許是一個大國（從人口和幅員來說）但仍是歐洲東方一個落後的大國，遠遠不會成為今日的超級大國了。資本主義發展的兩個主要趨勢，高度的壟斷和管理權脫離所有權而獨立，並淩駕於兩者之上，如按資本主義正常發展來說，需要有一個艱難的過程，而且花時間也長，美國在十九世紀末已出現各種不同程度的壟斷組織，如托拉斯等。資本的集中，對資本家的組織生產和擴大對剩餘價值的剝削更為有利，但也引起廣大群眾的對抗，甚至也招致了中小資產階級為了保護自己免受吞併的反抗，在這種壓力下，美國在二十世紀初期制訂了反托拉斯法，解散了不少大公司。二次大戰後，出現了資本的國際聯合，其內部的勾心鬥角，還是很激烈。如“歐佩克”各國對於石油生產的限量和限價，與本國利益的分歧很大（最近伊拉克吞併科威特，此事亦是一個籍口）十月革命卻把國內大大小小的資本集中為一個壟斷資產，這是任何一個資本家所夢寐以求而不可得的。官僚們正是利用這個壟斷的國有經濟並憑依著群眾被十月革命所喚起的積極性把蘇聯建成為超級大國。離開了“國有經濟”，官僚便無法容身，不能生存下去了。另一個所有權與管理權分離的趨勢，資本主義本身發展中，也是很難徹底的。隨著生產管理技術的日益提高，舊式的由個體私人業主掌握經營的方式，必然要逐步讓位於專業的管理人員了。然而資本家畢竟和地主不同，地主寄生在落後的封建經濟上，年復一年消費著它的收入，甚至其後代昏庸到不知道他家所佔有的田地在那個位置和土地的肥瘠。而資本家即使到了脫離生產，剪息票過日子時，他仍有一副精明的經濟頭腦，密切注意著世界風雲所引起的股票金融動盪。她所佔有的資本投放到最安全和最能生利的地方去。他們關心著自己的繼承人能成長為他手創的企業的真正管理者，並以一切可能的手段加以培養。另方面，新出現的管理者，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能受高等教育和被資本家重用，已說明他也不是資產階級的“外人”了。即使其出身不是資產階級而其長期所處的地位、生活、收入、思想意識等等，也都要同化於資產階級了。所以儘管從理論上可以把資本所有者和管理者劃分開來，而現實中卻很難把具體人物予以區別，至多只能認為管理者是資產階級中一個富有管理才幹的階層。當然區別還是有的，一個大資本家還是有權力把他的最有能力的總經理一腳踢出去，當然這會給企業招致損失。這說明了在資本主義社會，所有權仍是高於管理權，只有在把一切企業都轉變為國家所有後（恩格斯稱之為“真正的總資本家”），尤其是這個國家是史達林主義的國家，“全民所有”實際上並不存在任何具體的所有者時，管理權才淩駕於所有權之上（這時所有權只存在於名義上）。史達林主義從十月革命脫變時，首先達到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遠期目標——國家壟斷，並使官僚統治者成為不受任何個別資本家所操縱的具有最大權力的國有經濟的管理者。這便是史達林主義不會放棄集體佔有的形式，不會放棄國有經濟而後退為私有制經濟的原因，也是史達林主義在開始幾十年間能以“高速度”把落後的沙俄建成為超級大國的原因。

如果說史達林主義在它開始階段，由於符合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趨勢，國家壟斷和集體佔有，跑在傳統的資本主義前面而取得了經濟的迅速發展，甚至一度出現它可能取代傳統資本主義的趨向，那麼僅僅過了半個世紀，辯證法便顯示了它的作用。原來以國有經濟集中了全國的人力物力，以計劃經濟安排生產的方向和速度，排除了資本主義的生產無政府狀態的浪費，生產發展的速度，自然使資本主義望塵莫及。但是計劃經濟沒有伴隨著計劃的民主化，這本身就已低估了計劃經濟的優越性。即使是優秀卓越的計畫工作者，單靠個人和小組的智慧，也難以把全國複雜多變的經濟活動一一安排妥貼，更無論在官僚主持下，領導意旨取代了經濟規律，主觀想像脫離了客觀實際，加以浮誇虛報，趨附吹捧，有的計劃在開始制訂時已是不符實況和無法執行的了。於是有計劃的浪費（應該是“破壞”），其造成的災難更遠遠超過了生產無政府狀態的浪費。因為資本主義尚有利潤作為調節，“不幹虧本生意”，而在史達林主義制度下，“不算經濟帳，要算政治帳”，不到出現重大災難是不會回頭的。於是出現了怪事；在二次大戰以後，資本主義世界從上世紀以來的週期性恐慌，相對來說似乎有所緩和，沒有出現1929年那樣的大災難；而在實行計劃經濟的史達林主義方面卻經常出現“馬鞍形”的起伏，農業長期落後，難以解決，工業比例失調。原來集中全國的經濟組織，集中運用，清除了資本主義的各個資本家和資本集團間利益的矛盾，使人力物力可得到充分利用，但跟著也出現了反作用。隨著官僚集團對群眾利益的漠視，群眾的產生積極性不斷下降，以至對國有經濟採取與己無關的冷淡態度，國有財產成為無人關心、工作效率低落，物資浪費，已成為慣例。史達林主義建立初期的“優越性”，不到半個世紀，已轉到反面了。然而問題還不僅止此。在此期間，世界經濟趨勢又出現了新動向。資本主義從手工業小生產中解脫出來時，其特徵是大規模的生產、每批產品的產量越大，便越適宜於進一步分工和機器生產，越能提高勞動生產率和降低產品單位成本，這是每個資本家都公認的法則。但是由於生產技術的高度發展，科技日新月異，產品更新換代的週期日益縮短，生產設備固然因科技進步而不斷需要推出具有新性能的新品種，消費資料也隨著群眾消費水準的提高而要求多樣化，以前那種大規模生產已不適應這一趨勢，而在各個生產領域，或快或慢地轉變為按不同要求的定單生產小批量但多變化的產品，這反過來又要求科技進一步提供更先進的生產技術。在市場經濟中，特別是在國際市場的劇烈競爭時，誰如不能迅速完成這個轉變，誰就將被排擠出世界經濟的生存圈。於是笨拙遲鈍的史達林主義的計劃經濟，便在這個世界經濟的新趨向前顯得手足無措，而國有經濟的無人關心，浪費嚴重，勞動生產率低落等內在矛盾的日益暴露，加劇了整個經濟機構體制的崩潰。這就是近二十多年來各個史達林主義國家，連僵硬的阿爾巴尼亞也不例外，紛紛爭先恐後要進行“改革”了。

但是在史達林主義面前展開的“改革＂道路，遠不是平坦順利的。儘管史達林主義已不是社會主義，它的經濟基礎（國有財產等）也符合資本主義的發展趨勢，畢竟它是從十月革命蛻變而成，不是直接從傳統的資本主義演變而來，所以和傳統的資本主義仍有各部門的分歧，至少在現階段上，始終是不同體系的社會經濟形態。東歐各國，雖不是經過十月革命的蛻變，但從一開始便是按照史達林主義的模式鑄造造的，所以也和傳統的資本主義不符，別忘了它們最初在“移植”史達林主義時，也是經過一段痛苦的改造過程。除非是全盤資本主義化（這是一個痛苦的過程）否則在舊模式內進行小修小補是不成氣候的。然而這些統治集團總是企圖不觸動自身的利益基礎而進行“改革”，他們不願作徹底的變革，以免危及自身，只想引進些生產和管理技術，加上一些先進設備，以為便可把經濟搞上去。他們忘了一百多年前洋務派的教訓，“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分裂了體用，結果自然可想而知。人類社會是一個複雜的有機體，引入另一種社會體制的模式，必然遭到原有模式的排斥。在局部和小規模地進行“試驗”，也許可以有成效，而在“改革”不斷深入，衝擊被達到體制的核心時，災難性的危機便引發了。新引入的模式的“優越性”，還未來得及充分發揮，而隨之而來的那種模式內在的各種弊害卻以加速度地與“優越性”不成比例地迅速滋長蔓延，而這時原有舊模式中的弊害也已充分暴露，舊的“優越性”早已消失殆盡，或是恰恰成為新模式發展的障礙物了。除了新舊兩種模式各自的弊害急劇增長外，還新出現了一種由於兩種模式“並存”（不是有機的結合）時所產生的本來在兩種模式各自的“典型”中都不存在和不可能出現的問題。這就是一般人在價格問題上深切體會到的“雙軌制”。其實，何僅止限於價格方面，政治、經濟、以及思想意識，各個領域都出現了“雙軌制”，在這三類性質各異的弊害的“合力”衝擊下，社會矛盾日益激化。問題還不僅限於出現在“改革”的方向和速度等方式，值得注意的是社會階級結構也已起了變化，新階級（或階層）已開始出現並迅速成長。回憶一個只存在了幾年的“新經濟政策”，使造成了一批“耐普曼”（Nepman），何況現在是規模更廣泛更深入的“改革”。這些“耐普曼”不僅僅是眾所周知的個體戶和私營企業者，還應該包括那些國營企業的承包者和一些名為國家幹部而擁有超經濟權力的各式名稱的公司的大小掌權者（這也許是史達林主義統治層轉化為資本家的一塊跳板，但需由歷史進一步的證實）。他們對於“改革”的歷史進程，自然不是袖手旁觀，無所作為的。歷史進程出現了這許多變化，如果還有人以為靠個別領導人調整政策便可以按照領導企圖撥正航向，未免把問題看得太單純了。現在原出發點已退不回去了。如果舊路行得通，根本就不需“改革”，不必多此一舉，何況原有模式已部分崩潰，重新修葺的工作和繼續深入同樣艱巨。繼續深入則將激起更大的社會矛盾和難以承受的社會大震盪，可能會發生重病患者在未做完手術前已死在手術臺上的慘景（目前戈巴契夫正處在這一困境）。原地踏步或小步徘徊，最多只是暫時緩和一下矛盾，延遲了它的爆發，而可能下次爆發時更為劇烈。不過，政治也是一種“藝術”，如果能集中力量，善於操馭，雖然不能變更歷史總的進程，但在可能的條件配合下，短期內（如幾年）苟延殘喘，也不是不可能的。史達林主義的全歷史過程，似乎已昭揭無疑了，但是最後的結局還是複雜多變的，是像東歐那樣戲劇性地自動讓出政權呢？還是像羅馬尼亞那樣出現一次群眾大暴動呢？是一部分統治層“和平”轉變為新資本家呢？還是矛盾重重，無法解決，最後導致經濟全面崩潰，民族分裂，成為歷史的大倒退呢？各國具體情況不同，影響各自的進程。然而歷史在今日以加速度進展，火車頭已從蒸汽機換成電氣化而進為氣墊車了，也許在本世紀的最後十年可以寫出最後的結論。我們或能有幸看完這齣歷史劇的最後一幕。試拭目以待。

關於“改革”一段所說到的三類性質各異的弊害，原想說詳細些，以此信已過長，過幾天有時間時再寫。

10月3日兩德要統一了（實際上是西德吞併了東德）。這一天是中國人的中秋節，也算是團圓佳節吧！“月兒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哀樂各異是難免的。一個被人為地分裂的民族終究要統一的。戈巴契夫曾說兩德統一是一百年的事，可是不到三年已“提前”統一了。傷心的是史達林主義者。只舉一例，在東德的數以萬計的官僚，到了那天就“失業”了。我們對此可能也未免感慨萬端，一個具有較高馬克思理論修養的民族，在上世紀未已擁有全世界最大的工人政黨，可是1918年11月革命，政權卻落入了社會民主黨人手中，十餘年後，又出現了納粹主義的專政，到如今，政權又落入基督教民主聯盟之手！統一後的德國將是資本主義世界中一顆上升的巨星，德國工人階級今後將怎樣呢？是否隨著德國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而日趨壯大，終於按《宣言》所指出的，舉行勝利的“最後的鬥爭”呢？

1990年9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