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史達林主義
我無意把此視為“論爭”，只是“朝聞道，夕死可矣”。暮年更渴望把一些問題弄清楚，有疑未解，便須提出，求得一致的見解，倒不在乎自己看法的正誤。提出相反意見和假設，可以使問題討論得更深入透徹。
資本主義仍在發展並取得更高的科技成就，這是事實，這不需要爭辯。問題在於對這個事實應如何理解──是資本主義從二十世紀初迄今，一直都未發揮完它的歷史使命以至近三十年更出現了“高潮”呢？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已開始“死亡”，只是由於特殊的歷史條件而獲得“苟延殘喘”因而奇跡地又出現了“返老還童”呢？
這個答案應從第一次世界大戰起的半個世紀來的歷史事實來判定。戰爭是帝國主義企圖解決其尖銳矛盾而被迫採用的一種極端方式，更不用說是世界大戰了。但大戰並沒有解決資本主義當時面臨的矛盾，儘管世界已重新分割了，然而原來的那幾個帝國都衰落了，各國間的不平衡發展更加深了，戰敗國德奧固不必論，就是號稱日不落的大英帝國也失卻了以前的頤指氣使的氣概，讓位於後起的美國了，然而更致命的是，大戰觸發了十月革命，世界縮小了，也更破碎了。十月革命不僅出現了一個蘇聯，還隨之而出現了各種風起浪湧的革命運動，儘管這些革命沒有得到勝利，卻也已給了帝國主義以沉重的打擊。這些革命，既不是某個“煽動家”所能“挑撥”起來，也不能“歸罪”於共產國際“輸出革命的陰謀”，只能是沒落的資本主義的矛盾的總爆發。於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才十年，便發生了空前的1929年經濟大恐慌，資本主義世界似乎是面對着“世界末日”，跟着來的是納粹主義的登上歷史舞臺，出現了“社會主義還是野蠻主義”的嚴竣時刻。納粹的得勢，一方面是凡爾賽條約的惡果，另方面又表現了資本主義已無法按舊方式進行統治了，這也證實了資本主義已處於晚期的掙扎而不是早期的上升階段了。矛盾如此尖銳，“綏靖”政策無補於事，在第一次大戰結束才二十年，便又掀起第二次大戰了。社會如此不穩定，在歷史上是空前的。更耐人尋味的是：從階級觀點來看，納粹出現後，人們總認為第二次大戰將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戰爭，可是戰火卻首先在幾個資本主義強國之間燃起，即使以後蘇聯也捲了進去，塗上了民主和法西斯鬥爭的色彩，難道這就改變了英美法等國的社會性質了嗎？史達林答記者問曾引此作為兩種社會制度可以“和平共處”的例證。我們不相信“和平共處”的神話，這一戰爭聯盟只說明了資本主義世界內部矛盾的錯綜複雜，引進了“外部敵人”來參預其內部鬥爭（它們也自知這是服了一帖苦藥），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已分崩離析，無法以一個統一的資本主義世界來對付“社會主義”世界了，無他，這也只是證明資本主義世界的沒落。歷史再翻下去，二次大戰才結束，冷戰就開始了，似乎普遍認為第三次大戰等不了十年。東歐和東方脫離了資本主義，殖民地也紛紛獨立了，資本主義的市場進一步縮小，令人回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因。舊帝國方面，德國被肢解，英法淪為二等國，雖然美國在大戰中發了橫財，空前強大起來，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已大部成成為廢墟，乞求馬歇爾計畫的救濟。這大半個世紀的歷史，那裏能表明資本主義還有旺盛的生產力待發揮，給人以充分的信心和希望呢？有的只是衰落、動盪，一片絕望景色，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不能以今日的發展而無視上半個世紀的那些風雨飄搖的悲慘景象。如果恩格斯在1895年承認犯過“錯誤”，那麼，從巴黎公社以後的四分之一世紀，資本主義確是取得了相對上的穩定，但是本世紀前半期，資本主義的穩定表現在那裏呢？從1914年到1945年的三十一年中，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和一次經濟大恐慌，這已足夠說明資本主義已無法生存下去的明證了，如果認為資本主義還未發揮完其生產力，那怎樣解釋納粹的登臺（“社會主義還是野蠻主義？”）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呢？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資本主義應是更有充分能力發揮其生產力，便更不該發生世界大戰和因而觸發十月革命了。
史達林主義是世界革命低潮的產物，不能僅視為官僚化，更不是某個人的品質問題，然而這次低潮所出現的形勢和上一個世紀不同，並沒有伴隨而來資本主義的穩定和發展，是衰落，是停滯，一片危機，這也是產生史達林主義的一個特定條件。如果資本主義當時仍未發揮完其全部生產力，那麼，十月革命即使觸發了，也難得到勝利，更不能在孤立的處境中持久（且不論其“蛻化”），而革命的失敗，只會如十九世紀多次革命的同一命運——退回到傳統的資本主義道路，歷史便會把十月記載為第二個巴黎公社而不會出現什麼史達林主義這個怪物。由於當時資本主義已處於四面楚歌無法解脫的危機之中（所以爆發了世界大戰），它無力吸引十月以後的蘇聯退回到危機重重的舊軌道上去，而沒有勝利的世界革命，蘇聯又無法推進到勝利的社會主義，於是這個社會形態便必須在這兩種已知的社會制度之外步履蹣跚地為自己走出一條未知的道路來，這不是馬克思所“規定的”社會經濟形態演進中的一個階段，然而卻是歷史的制約。這不是那個領導者的遠見或近視所制訂出來，更不是某個人的“創造”或“失誤”，這就是“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來由（不論當時提出者的用心企圖何在，而客觀歷史的後果已遠遠越出這點，而把原意圖拋在“無足輕重”的角落了）。不要附和現代“改革派”的論調，以為史達林主義就等於，停滯”，要看到在一開始，它的生產力發展還是相當快的，並取得了比較突出的成就（儘管所採用的手段是該受譴責的）。我們不相信“官方”的宣傳，但也不能全然無視現實，否則便不能解釋它竟然能戰勝納粹，而在二次大戰後把統治圈擴展到東歐，這一切只能證明一個事實，便是那個時期的資本主義一直在沒落下去，它無力和史達林主義爭奪而逐步讓出了它的統治區。史達林主義的出現和壯大，正從反面證實了資本主義從本世紀的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一直處在每況愈下的困境。如果這還不夠清晰，我們還可另找一個反證來證實。當資本主義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奇跡般突然獲得活力重新飛速發展時，這時在史達林主義統治的內部便出現了“改革派”，高潮出現在八十年代末東歐的多米諾反應。為什麼五十年代的匈牙利、六十年代的捷克不能形成八十年代那樣迅雷烈風般的多米諾反應而仍回到史達林主義的舊軌道上去呢？看來也只能從當時的資本主義還沒有恢復和強大到可以影響史達林主義的變革這一點去解釋。不應忽略史達林主義的發展與資本主義之間的相互關係。我們清楚地看到了史達林主義和世界革命此長彼消的關係，遺憾的是，我們只看到低潮產生了史達林主義的事實而尚未看到革命到來時應出現的結論。但另一方面，史達林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此長彼消的關係卻已被半個世紀的事實所揭示了。歷史是無情的，任何社會形態的生產力停滯（即是說，該社會形態的生產關係已約束、阻礙了其生產力的發展），必將被另一種已存在的或在形成的那種能更高、更快地發展其生產力的社會形態所取代。因此，對史達林主義的產生和成長，可以概括為：（1)如果十月革命迸一步觸發了勝利的無產階級世界革命，儘管道路有曲折，有困難，但不會出現史達林主義：(2）如果世界革命不能及時爆發並取得勝利，孤立的蘇聯是不能在一國內存在下去。又如果革命低潮使資本主義又獲得新的穩定和發展，那麼，十月革命將成為第二個巴黎公社，蘇聯將退回到傳統的資本主義，也不會出現史達林主義；（3）只有在世界革命沒有爆發，而資本主義也已衰落，不能成為發展生產力的唯一社會經濟形態，那麼，蘇聯既不能在一國範圍內進入社會主義，也無法後退到生產力已不能再發展的衰落的資本主義，於是只有“蛻化”為另一種社會經濟形態──史達林主義。
史達林主義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它不是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發展時必須通過的一個歷史階段，馬克思自然不會預見到，列寧可能也未估計到，因為他們都是把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世界革命聯在一起的，即使他們會估計到革命可能遇到失敗，但跟著來的將是資本主義復辟而不會是一種新的社會形態──既不是社會主義，也不是傳統的資本主義，而是另一種奇特的社會形態：史達林主義。革命的低潮卻沒有帶來資本主義的穩定和復興，似乎出於意外。歷史的發展，總是比人們所能想像的更要豐富多樣，正如一個高度文明，有較高的馬克思主義素養並擁有最強大的工人政黨的德意志民族竟然會俯首甘受納粹野蠻主義的統治，事前也會令人不可思議。世界大戰留下的遍體瘡痍，加上市場縮小了六分之一，以致資本主義無法在短期內復蘇，而迅即累積的矛盾已促使經濟大恐慌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提前來到，這倒不是不可以理解的。史達林主義在初出現時也曾發展了生產力，出現了一種新的生產方式，並在二次大戰後顯得相當壯大，變成資本主義的強勁對手，它能否成為取代資本主義的一種社會形態呢？社會主義還是史達林主義？好在歷史現已作出了答復。史達林主義在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久便將其固有的矛盾暴露出來，而資本主義在它的幫助下（在它自覺或不自覺的幫助下）開始“復活”，於是八十年代末戲劇性的轉變便發生了。儘管有些國家的“改革派”不願急轉變，企圖維護部分舊“傳統”，這種“新”史達林主義能支持多久？它們主觀上不願轉向傳統的資本主義，但從已發生的變化看，還是日益向資主義靠近。舊史達林主義已無法復活，取代資本主義的可能性似乎在消失，而且資本主義本身也不斷在進行調整改變，有可能“新”史達林主義將成為“晚期”資本主義的一個特殊形式。史達林主義的整個發展過程只能成為一個歷史插曲而不是一個歷史階段，但也不能因此而輕視了它的“歷史作用”。它對無產階級世界革命所起的制動機的作用，反過來又對資本主義的復興提供了“苟延殘喘”所必需的時間：從而使革命長期處於低潮，這一切都嚴重形響了歷史進程。
過去有一種看法，以為史達林主義只要經過一次“政治革命”便可把航道撥向社會主義。現實的歷史卻揭示了：推翻了史達林主義，隨之而來的只是資本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過去的想法認為史達林主義仍保有“十月遺產”，公有制的經濟基礎等等。但是當工農群眾已被剝奪了民主權利後，所有權和管理權不可避免地出現分離，形式上的所有權比之實際掌握的管理已退居於次位，尤其在喪失了民主時，形式上的所有權只成為一個象徵，於是“公僕”騎在“主人”頭上，“人民的兒子”成了“為民父母”。有人認不清“集體佔有”的本質，只知道向來的佔有形式總是個人佔有，於是對史達林主義的所有制存有各種幻想，其實這種‘集體佔有”，古已有之，宗教就是這樣。天主教會佔有大片土地，是名符其實的大地主。不能認為主教神甫等不結婚，沒有子嗣，也沒有佔有他“個人私有”的土地而不是“佔有者”：也不能認為教會內每個神職人員都是上帝的兒子，彼此像兄弟般的平等，而看不到教皇和大主教等所具有的特殊的不容違抗的權力，難道這片上地竟是無主的“上帝的土地”嗎？另方面，資本主義的企業組織方式發展到股份公司時，形式上所有權大量分散，每個勞動者都可“入股”。資本家有意識地這樣做，難道這就使資本主義改變成“人民資本主義”嗎？真正掌握實權的，自然不是那些持有一股兩股的小股東，在這種股權大量分散的情況下，不需要持有半數的股份已可決定企業的命運了。托拉斯、控股公司都是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現代化組織。還可注意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一個有趣現象，在初期小業主手裏，所能運用的只是他個人自有的少量資金，經管規模是很小的，後來的資本家主要不是依靠自己僅有的一些資本，而是通過現代化的銀行信貸取得支配不屬於他自己的大量資金，這裏明顯出現了所有權和使用權（管理權）的分離，這恰恰是現代生產方式的特徵。經濟方面的特徵必然反映在政治控制上，過去的主要由所有權決定管理權使用權的統治形式已起了變化。封建皇朝的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他是最大的土地所有者。資產階級民主國家中的總統、元首，就不必是該國的首富。而在“集體佔有”的形式下，各級統治者所擁有的管理權和他個人在名義上所佔有的所有權更是遠遠不成比例，在群眾沒有最低限度的民主時，管理權就是一切，名義上的所有權事實上已化為烏有。我們應當領悟這個“真理”：人人有份實即人人無份，只有實際掌握使用權的才真正有份。凡是以階級的名義，以民族的名義，為了長遠利益等等藉口下，個人的名義上所有權是不存在的。因此，在世界經濟向著所有權與管理權分離，管理權轉向淩駕於所有權之上的總趨勢下，工農群眾又喪失了民主，蘇維埃和公有制的財產所有已變成和社會主義毫不相干的事物，談不上什麼“十月遺產”了。如果一方面認為群眾在受奴役，另方面又承認仍存在著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經濟基礎上層建築互不適應，怎麼能出現這樣荒唐的社會形態並存在半個世紀以上呢？當史達林主義官僚改變了蘇聯的前進道路時，一切十月遺產，也都隨著起變化，國有化已成為適應史達林主義發展的經濟形式，不再是什麼“十月遺產”了（二次大戰後，資本主義國家也都進行過部分國有化，而恩格斯於1878年已嘲笑過俾斯麥的國有化了）。所以在推論上，推翻史達林主義後有可能出現第二個十月，而事實上卻只是轉向傳統的資本主義，國有化和蘇維埃已不是唯一的社會主義的因素了。史達林主義堵塞了世界革命的道路，下一次革命可能還是要按已知的演進道路從資本主義世界爆發。史達林主義沒有直接通向社會主義的大門，以馬克思主義的名義敗壞了馬克思主義的實質，這個惡劣後果，不是輕易可以消失的。把弄髒了的洗澡水和嬰兒一起潑掉的事是可能的，何況水已被汙髒得看不清內容，而嬰兒已被窒息得不能大聲嘶喊，讓人們發覺他的存在了！
你抄示的一段唯物史觀經典公式是值得反復思索的（指友人來信所引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裏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可是你曾否留意，馬克思接下去又說些什麼……“所以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馬克思的前後兩段話，是彼此相互補允，前後呼應，不可偏廢。什麼是一個社會形態的全部生產力已發揮出來的標誌呢？如果不讀馬克思的後一段話，那麼，滅亡了，便是生產力已發揮完了：尚未滅亡，便是生產力還未發揮盡。這是以既成的事實作為說明，缺乏客觀的判斷標準，也就是說，在事前缺乏科學的預見以判定一個社會形態是否在走向滅亡還是尚能繼續生存。具體社會的歷史發展過程比抽象的概念還複雜而多樣化，受各種條件制約，甚至還受到地理環境條件的限制，同一種社會形式的生產方式所能達到的高度是不相等的。馬克思主義所說古代社會是以古希臘羅馬作為生產力發揮到最高水準的典型，但是，同樣是古代社會的古巴比倫、古埃及，儘管也各有其燦爛的一面，卻沒有達到古希臘、古羅馬的水準已滅亡了。是否認為古巴比倫和古埃及的全部生產力已發揮出來了呢？至於像美洲的印地安文化、馬雅文化更是處在較低的水準就滅亡了，能否認為它們己滅亡而證實它們的生產力已發揮完了呢？畢竟一個社會形態所能容的生產力能否有一個可以衡量的標誌？反過來說，綿亙了幾千多年的中國封建社會，每個舊王朝的顛覆帶來了大破壞，大動盪，而新王朝的建立，初期休養生息，算是恢復了一些生產力，跟著又醞釀了新的動亂，周而復始。能否認為，直至鴉片戰爭前，處在這個惡性循環的社會形態還未發揮完其生產力，所以仍未滅亡呢？如歐洲當時還沒有步入資本主義，中國封建社會可能還會延續半世紀或一世紀而繼續發揮其未滅亡前的生產力呢？社會發展中交替著各種錯綜複雜的因素，這個“合力”往往影響社會發展的原有軌跡。正如人類按正常的生長，可以活到百多歲，無窮無盡的意外事故，以及疾病等，使人不得終其天年，但也有人患上絕症，一般情況下屬于無救的了，可是在一個很特殊的條件下，居然奇跡地活下來了，人們能否因其生存而斷定其生命力的頑強而否定了其曾瀕臨死亡邊緣而死裏逃生的倖存事實嗎？難道社會形態發展中不會出現類似的特殊現象嗎？馬克思的後一段話，從另一個角度提出了對社會形態滅亡的標誌，“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這是說，任務只有在解決任務的條件己具備時才會提出，因之，既已提出了，這個任務也一定可以完成的。當生產力還是在向上發展時，人們對之充滿希望、信心，是不會產生改革的要求，而當廣大群眾對這種社會制度嚴重不滿要求變革時，這不過是反映了現存的生產關係已不適應生產力的發展罷了，也就是這個社會己不能在原有的生產關係內繼續發展其生產力了，這表現在戰爭，經濟不景氣，群眾的饑寒匱乏等等。如果說起草《共產黨宣言》時，號召無產階級起來革命的只有馬恩兩人，也許這是先知者在曠野裏的呼喚，但半個世紀後，歐洲的工人政黨已成為強大的政治力量，而第一次大戰後出現了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無產階級革命已明確無誤地被人類提上了議事日程。不論這個鬥爭的艱巨曲折，出現了革命的高潮和低潮，至今還未完成任務，但從馬克思那段名言來理解，這個任務，至少在十月革命時：已成為“人類提出的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了”。也是說，到了十月，解決任務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過程中），無產階級革命的客觀條件已成熟了，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已不能容納其生產力的發展了（表現在1929年經濟大恐慌，納粹主義的興起，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初期的冷戰……）。
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不是像在實驗室裏排除了各類干擾在最理想的環境中順利發展，在現實中，生產力每一步的發展，都伴隨著各種矛盾的發展。矛盾的集中和尖銳的表現便是革命，不發生革命，每個社會形態似乎都會“與天同壽”，生產力自然也可“無阻止的”發展。當史達林主義出現後，歷史過程起了變化，本來是指導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共產國際成了克里姆林宮外交政策的工具，世界革命附屬于蘇聯官僚的國家利益，葬送了中國革命和西班牙革命，客觀上幫助了資本主義“苟延殘喘”。在二次大戰後，從雅爾達、波茨坦會議的分贓，到1948年的南斯拉夫事件，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1968年的捷克事件，史達林主義國際政策的醜惡面目已赤裸裸地暴露無遺，而赫魯雪夫在蘇共二十大上的秘密報告的洩露，更是它對國內政策的一次大曝光。在資本主義剝削壓迫下生活的勞動者，不會認識不到資本主義的腐朽的罪惡。但至此卻忽然感到茫然，失卻了前途和希望，害怕推翻了資本主義後反而可能帶來更多的禍害。任何社會形態都不是固定不變的，它都能不斷調整自身結構以求生存下去，而阻止其按本身利益進行調整的最大障礙便是群眾的革命。如果革命由於各種原因未能及時爆發而推翻舊制度，那麼舊制度必然仍存在下去並獲得喘息的時間去調整其結構，也使其生產力在某方面又取得進展。更高的生產力本應在一個新的社會形態下出現，然而在這種特定條件下，“革命的掘墓人竟成了革命的遺囑執行人”。歷史不是曾出現過這種“奇特”的證明嗎？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的形勢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幽靈到處在叩敲著資本主義的大門，資本主義的命運岌岌可危。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的形勢是：無產階級革命處於低潮，四分之一世紀前提出的問題變成了“資本主義還是史達林主義？”這時史達林主義本身的內在矛盾由於統治區的擴大而充分暴露了（人們過去對史達林主義的性質還認識不清，以為它在孤立中所出現的一些問題將在其統治擴展到國外而得到克服，而事實恰恰相反，使人們更易認清了它的本質）。另方面資本主義卻充分利用了這個革命處於低潮的時機，調整了其結構，儘管社會化生產和資本主義佔有的這個基本矛盾仍存在（這個矛盾是無法克服的），可是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卻已由於國家的干預和各資本集團間的協調而多少得到改善，本來應引起資本主義危機的如1973年中東十月戰爭所引起的石油危機和近年股票市場大風暴，儘管在資本主義世界掀起了空前的恐慌，但結果還是有驚無險，平安度過，沒有招致像1929年那樣的經濟大恐慌。資本主義從垂死階段獲救的特殊條件就是史達林主義的出現。資本主義還是史達林主義？這個問題在八十年代末得到充分的解答。然而七十年代，八十年代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並不能抹殺二十年代，三十年代資本主義的沒落，要充分考慮資本主義在這大半個世紀來所走過的全過程和史達林主義出現後對世界歷史進程的形響。
上述的有關史達林主義的出現，變更了社會發展的進程，卻又說史達林主義不是從資本主義通向社會主義的一個必需的歷史階段（毋寧說，史達林主義不能直接通向社會主義），是否認為社會的發展進程充滿了偶然性呢？從史達林主義的產生來說，它具有一定的根據，有它的必然性，這是包括了無數的偶然性事件，甚至個人的性格也會形成它的奇特的面貌，卡普蘭的那顆子彈，列寧的幾次中風，都成了它產生的依據，“凡是存在的，必是合理的”，說它的必然性，就是從它存在後加以解釋它產生的依據而已。但是從整個社會發展來說，特別從資本主義演進到社會主義來說，革命勝利了，進入社會主義，革命失敗了，退回到傳統的資本主義，可以認為革命需要多次較量才能最後獲勝，但不存在既非社會主義又非資本主義的第三條道路。說它非必然性，便是說以後發生的無產階級革命，或是失敗，或是勝利，決不會再出現史達林主義。史達林主義只是在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產物，所以不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不是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必須經歷的一個歷史階段。否則，怎樣判定史達林主義──它是取代資本主義的一個社會形態呢？還是與資本主義並存互爭雄長的一個社會形態呢？又如何理解八十年代末的戲劇性變化呢？只是把它當作一個歷史插曲來看，那麼，“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便不足為怪了。資本主義從垂死得到“復活”，必須聯繫史達林主義的全過程來理解。在史達林主義消逝後，社會發展又回復到“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的必然道路上來了。從歷史的長河來看，不說人類已生存了一百萬年，就說從古代文明迄今的幾千年中，河道偶然出現彎曲倒流，出現幾十年以至一二百年的停滯，在整條長河中，也不意外。我們不能要求歷史的進程如同火車時刻表那樣準確無誤啊！
如果從今日資本主義仍在發展而忽視史達林主義對這所起的作用，那麼，十月革命便是不成熟的“早產”，而史達林主義則是歷史的必然而不可避免的了。即史達林主義是十月的必然產物，正如資產階級啟蒙學者所想像的理性王國，實際上卻只不過是資本主義的統治；十月革命所追求的社會主義卻成了現實中的史達林主義！如果歷史確是如此，那麼我們也只能面對現實，承認這辛酸的事實，但是這大半個世紀來的歷史進展還不盡如此，有不少值得研討思索的論題，因此還不宜對過去作出匆促的判斷。
第二次大戰以後的資本主義，其特徵比過去又有了很多改變。例如過去認為壟斷資本主義時代，新的科學技術已不能再發展，科技發明被資本家鎖入保險櫃而不投入生產，但現在不但新科技轉入生產的週期縮短了，而且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不僅向外銷售商品、設備、還出售了先進技術。過去又認為殖民地對帝國主義是生死攸關，世界大戰就是為了爭奪殖民地，二次大戰後殖民地紛紛獨立而宗主國卻並不因而崩潰反而和原殖民地保持了密切的合作（正確地說，加深了剝削）。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加強，各資本集團間的協調，跨國公司的龐大組織，都和過去古典的自由競爭時代大相徑庭。連工人階級的組成也起了變化，過去農民和小手工業者流入工業，工業是剩餘價值的主要生產部門，現在越是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工業生產者隊伍在縮小，服務業的勞動者卻不斷增加，並已遠超過工業生產者，過去大生產的分工，把工人的勞動變成簡單的機械操作，而現在則簡單的勞動已由自動生產線等所取代，而高精尖工業中所需要的勞動者已是高度的熟練勞動並具有相當專門的科技知識，這些人已不是傳統意義的工人而是高級技術人員了。他們的物質收入，生活方式和意識形態與一般勞動者有很大差距而接近於企業家階層，然而他們卻掌握了先進的生產。我們必須深入研究與此有關的一切新問題。不但為了瞭解當前的資本主義，也是為了探索未來革命中所可能出現的各種新問題。
1990年9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