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歐劇變的思考
對東歐劇變可作各種解釋，最簡捷方便的，自然是把一切都記在帝國主義那個魔鬼帳上。但是別忘了這些國家不是才“解放”了幾天或幾個月，而是已存在四十多年，而且一直都自稱“在勝利道路上不斷前進”。把它們說成脆弱不堪一擊，或是把人民說成愚蠢容易受國外敵人的挑唆，把四十年的“政治教育”和“建設成就”等同於零或是負數，這能說是客觀嚴肅的言論嗎？我想起了哥穆爾卡在監禁多年以後，於1956年10月在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第八次全會上的發言：“把痛心的波茲南悲劇說成是帝國主義特務和挑釁分子鬧出來的，這種笨拙的企圖在政治上是非常幼稚的。特務和挑釁分子始終會有，始終會活動，而且到處會有，到處會活動，但是他們在任何地方決不能夠決定工人階級的態度。他還說：“我們每個人事實上除了代表他個人之外，不能代表任何人。”（這是在中央全會上的發言，每個人就是指每個中央委員）如果說在無數革命先烈的熱血所灌溉出來的社會制度裏卻哺育出了那麼易於受帝國主義挑撥擺弄的後一代──這是在帝國主義直接統治的時候還辦不到的事──那不是大大貶低了這些志士熱血的價值嗎？如果說中年以上的人們由於染上舊社會的思想意識，而年輕人又因未經過舊社會的黑暗殘酷的壓迫剝削以至不能珍惜現有的成就，那麼社會主義革命的希望寄託在哪里？我們過去背誦過多少次：“雞蛋因得適當的溫度而變化為雞子，但溫度不能使石頭變成雞子。”而分析現實問題時，卻老是從外部找原因，而不願反身自省。
那麼問題出在哪里？有人說這是社會主義的破產，十月革命道路的失敗，好心的人至多只會說馬克思主義也是一種烏托邦。現在應認真思索馬克思主義的真諦，什麼是社會主義？我認為：這不是社會主義的破產，而是某種政治經濟模式確是徹底破產了。羅馬尼亞十二月事件後，我國官方意見是：“尊重人民的選擇。”從這句話的字面來理解，這種模式已被人民所唾棄。這是歷史的冷酷事實。（波蘭已於去年組成了以團結工會為主的政府；東德3月間的選舉，只是合併於西德的前奏：匈牙利3-4月的選舉，在386個選席中，由社會主義工人黨改名的社會黨獲33席，即僅占8.55%,如果說這是“人民的選擇”，歷史也真的夠冷酷了。）
馬克思和思格斯歷史地看待客觀世界，也歷史地看待自己，他們並不認為自己是“超人”，並不認為他們的認識已達到了頂峰。即以作為經典的《共產黨宣言》而論，恩格斯在讀了摩爾根的《古代社會》後，便對正文第一句作了補充說明，而在巴黎公社以後，又認為《宣言》“有些地方已經過時了”。在恩格斯臨終那年寫的《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中，也承認“歷史表明我們也曾是錯誤了的”（令人遺憾而又驚訝的是1972年出版的馬恩選集四卷集北京版竟然沒有收入這篇重要的經典著作，而《法蘭西階級鬥爭》的正文已收入第一卷）。馬克思和恩格斯從不隱瞞自己的錯誤，也敢於公開坦率地承認自己的錯誤，他們並不需要後人替他們辯護，“為尊者諱”。現在的問題倒不是在“挖掘”馬恩學說中的錯誤來替現實的荒唐作辯解，恰恰相反，正是馬恩在一百多年前所指出的原則遭到了嚴重的歪曲竄改，不能把由此而出現的種種不可思議的荒謬都“栽贓”到馬恩頭上。歷史的進程也提出了必須恢復馬克思主義的真正面目的時候了。所以現在應提問：什麼是社會主義？《共產黨宣言》中曾批判了各種各樣的“社會主義”。近半個世紀來，緬甸的奈溫，埃及的納賽爾也都標榜過“社會主義”。如願意回憶一下，那麼Nazi的英譯就是National Socialisr!我們信仰的是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而不是別的，不能容忍那種違背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的“社會主義”。
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事物發展，總有一個過程，不是憑空忽然從魔術師的布袋中變出來的。翻閱近大半個世紀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從十月革命後的初期論戰開始，1936-38年的大清洗，1939年的德蘇條約，1948年的情報局事件，1956年的赫魯雪夫的秘密報告以及繼之而來的波匈事件，1968年的布拉格事件，每個事件都可發人深思。如果今天人們的迷惑驚訝產生在上述那些事件發生之日，沿著這條軌跡進行邏輯的思維，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則今日的事變，便絲毫不在意料之外了。如果對那些事件，在當時不發生迷惑驚訝，漠不關心，無動於衷，而對今日的事變卻感到迷惑驚訝，便是不可思議了。如果說過去消息被封鎖，不明真相，那麼近幾年的“公開性”，已陸續提供了不少史實，恢復了不少歷史真相，雖然還不是全部真相，也已足夠發人深思的了。大清洗時期幾個“要案”，已於1988年經蘇聯最高法院決定平反，撤銷原判，而一向諉罪於納粹的卡廷森林事件也於今年4月13日由蘇聯官方確認（這是四十七年前納粹公佈此事件的同一天！過去人們只是聽說有個奧斯維辛集中營）。歷史家將對這些事實如何記載和評論呢？
近幾個月來，有些國家標榜要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令人啼笑皆非，這些限制性的形容詞是否畫蛇添足？難道馬克思說的社會主義是不人道不民主的嗎？不人道不民主，還能認為是社會主義嗎？列寧在那本專談無產階級專政的名著《國家與革命》中是這麼說的：“徹底發展民主，找出這種發展的形式，用實踐來檢驗這些形式等等，都是為社會革命進行鬥爭的任務之一。”列寧又引伸恩格斯的意見：“徹底的民主變成了社會主義，同時也就要求實行社會主義。”這些論斷現在很少有人提到了，或只是留在口頭上，而不是見諸於實踐。
推翻了舊政權，並不等於實現了理想。辛亥武昌起義的炮聲，震垮了腐朽的滿清皇朝，結束了連續幾千年的封建統治，我們的父一輩曾經奔走相告：“共和了！”但是跟著來的是袁世凱的洪憲復辟以及十年軍閥混戰，以致孫中山在建立了民國後第十四年不無遺憾地在“遺囑”中承認“革命尚未成功”。（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所宣傳的“公理戰勝強權”一樣，希望都落空了。）其實，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已向我們指出：“當法國革命把這個理性的社會和這個理性的國家實現了的時候，新制度就表明，不論它較之舊制度如何合理，卻決不是絕對合乎理性的，理性的國家完全破產了。”和以前的資產階級啟蒙學者不同（他們並沒有理解到他們所憧憬的理性國家到頭來只是一個資產階級的國家），馬克思主義者自覺地理解到這個社會主義社會應該是怎樣的，和通過怎樣的手段去實現的。如果任何的政治經濟模式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便不是馬克思主義所宣稱的社會主義。現實存在的實體，只能以它在具體的歷史過程中的實踐來衡量來檢驗，而不是看它自稱什麼，貼上人為的標籤來判定。重要的不是名稱，不是人的願望和想像，而是存在著的實踐。
戈巴契夫1987年11月寫有《改革與新思維》，此書前半部談到改革時所列舉的癥象，似曾相識，何等熟悉啊！改革已不是某個人頭腦中的“天才產物”，實為客觀形勢所迫，是那個政治經濟模式已走入困境中而極欲自拔的表現。連阿爾巴尼亞也宣佈要全面改革了，雖然改革的方式和步驟千差萬殊，但有一點是已被歷史所揭示的：改革本身的邏輯發展必將遠遠越出創始人的主觀願望，甚至河決千里，不可收拾，如東歐各國目前的混亂以及蘇聯的民族糾紛等等，這個局勢，還會繼續惡化。問題暴露於今天，根源卻遠基於過去。正如病毒長期潛伏，現在到了發病的時候。改革和公開性也許是一個誘因，但本身不是“病毒”（又回到溫度對雞蛋和石頭的影響那句老話了）。病發出來，並不可怕，可以認清病因，及時治療，可怕的是諱疾忌醫。過去有一種看法，認為為了一個“神聖的目的”，不擇手段都可以的。儘管那樣可以收效於一時而後患無窮。凡是違反目的的手段，結果總是損害了這個神聖的事業，也達不到預期的目的。違背了自然規律，便要受到大自然的懲罰；濫用和踐踏了人民的願望和勞動成果，難道能不受歷史的譴責嗎？痛心的是大自然的報復，並不只限於破壞自然的當事人，而歷史的懲罰也不局限於一些禍首。如今東歐各國的處境是相當艱苦的，還須繼續在災難中掙扎。舊模式已趨於崩潰，無可能再退回去，如果可以退回老路的話，當初就不需“改弦更張”了。當前各國趨勢是日益資本主義化，而從舊模式轉向資本主義，其“陣痛”並不亞於從資本主義轉向舊模式，甚至更有過之。正如馬克思于1852年曾辛辣地指出的：“不同的地方不是要在兩袋乾草之間決定哪一方誘惑力更大，而是要在兩頓棒打之間決定哪一方打得更痛。”
人類社會是一個有機體，引入另一種體制的模式，和原有模式必定互相排斥。這不是像買入一台機器設備或一條生產線，安裝上去，便可迅即投入生產，產品源源而出那麼簡單。引入另一種體制模式產生的一連串社會連鎖反應，遠遠超出在舊模式中已形成固定的思維方法的領導者的想像力，而且這不是依靠簡單的行政手段便能消除的。想一想一百年前我國的洋務派，不是以為開工廠興學，堅甲利兵，便可重振國威嗎？結果又如何？所興辦的“洋務”，由於官僚們的昏庸腐敗，加以貪污中飽，在甲午戰爭中徹底暴露，一敗塗地，而他們所不願見到的那個“幽靈”都已不由自主地被呼喚出來了。這是不同模式（或不同體制、體系）間不能簡單“移植”的明顯例證。所以當“改革”在小規模地或局部地進行時，可以嘗到甜頭，幾乎“立竿見影”，而在“改革＂不斷深入，衝擊波已達到體制的核心問題時，災難性的危機便要爆發了。往往是這樣：在這種交替嬗代階段，新引入的模式的“優越性”還未來得及充分發展，而隨之同來的那種模式固有的各種弊害卻與“優越性”不成比例地迅速增長蔓延，而這時原有舊模式中的弊害也已充分暴露，舊的“優越性”早已消失殆盡，或者是恰恰成為新模式發展的障礙物。於是新舊兩種模式裏的弊害都急劇地增長，而領導者所希冀的引入新模式的“優點”和保存舊模式的“優越性”的“良好願望”在兩類弊害前只存下一個陰影了。更有甚者，這裏還新出現了一種由於兩種新舊模式“共存”（不是有機的結合）時所產生的所謂“雙軌制”下的新弊害，而這在兩種模式的“典型”中都不存在和不可能出現的。於是在這三類性質各異的弊害的“合力”衝擊下，社會矛盾激化，改革的方向速度等問題都迅速提上議事日程，極待決定：是繼續向前深入，是原地踏步，還是退回原出發點？繼續深入則將激起更大的社會矛盾和難以承受的社會大震盪，可能會發生重病患者在未做完手術前已死在手術臺上的慘景。退回原出發點則由於原有模式已經部分崩潰，重新修葺的工作也和繼續深入同樣艱巨。剩下原地踏步或小步徘徊，最好的情況只是暫時緩和一下矛盾，而矛盾在未來（也許不久）還是要爆發，可能爆發得更劇烈。這就是這個時代某種政治經濟模式所面臨的困境。同時社會階級結構已起了變化。新階級（或新階層）已開始出現，並似地下潛流般不動聲色地迅速成長起來（想想蘇俄在列寧時代只有幾年的新經濟政策便造成了一批“耐普曼”﹝Nepman,即在新經濟政策實行後產生的新富有者﹞何況現在是規模更廣泛更深入的改革），它對這個歷史進程不是無所作為袖手旁觀的，看不到這一點，以為一切都按照領導的意圖 一帆風順，便難免會對隨之而來的事變感到迷惑不解了。
戈巴契夫說改革需要群眾參加是對的，但他還是傾向於自上而下的革命。其實，領導者的歷史作用，只不過是引導方向，而不可能是具體規歷史進程中的每個具體細節。“巴黎公社”、“蘇維埃”是群眾運動中湧現出來的新事物，而不是從哪一本當時已有的經典中搬來的。實質上這是一個如何對待群眾和群眾運動的問題。口口聲聲說要依靠群眾，走群眾路線，實際上卻不相信群眾而只相信一個天才的腦袋。遺憾的是，當億萬個群眾的腦袋都不需要也不允許“獨立思考”時，那個剩下來的唯一的一個腦袋，那怕是幾千年才出現一次的天才腦袋，也難免因缺乏群眾性的思想源泉而日趨於思想貧乏了。有人說，政治家是最講究“現實主義”的，也許如此。當東歐各國聲稱和過去“決裂”時，他們不會回過頭去認真探索被他們“決裂”了的那個模式當初是怎樣發生、發展以至今日被“決裂”的全過程，於是乾脆把馬克思主義也和污水盆中的小孩一起潑掉了。他們在現實中所能發現的只是一個資本主義世界，一個物質生產遠遠豐富於已被他們“決裂”了的模式的世界。缺乏了創造力和想像力的可憐的“政治家”們看不到任何“現實”的前景，便只有向唯一的現實的資本主義世界看齊了，最多也不過是嚮往於瑞典等北歐式的“福利國家”而已。說到底東歐各國的日趨資本主義化，與其說是由於帝國主義的“萬有引力”，不如說是由於長期來的思想僵化，不能從群眾中汲取力量（而群眾早已被窒息了積極性和創造性），養成了市儈式的“現實主義”的後果。
“過去的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這段名言是正確無誤的，但是要改變世界，首先要認識和理解處於特定具體條件下的現實，這也是無可置疑的。馬克思主義是批判性的科學，它不是宗教，所以也不需要盲從。“真理”之所以成為真理是在於符合客觀事物發展的規律，而不是靠“多數表決”，也不是靠某個“權威”的裁決，真理是不能“壟斷”的，更不會出現擁有“終審判決權”的世俗教皇。離騷云：“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如果天假以年，我願重溫馬恩列的經典著作，也要把眼界擴大，要讀一些已被今人拋棄了的普列哈諾夫、盧森堡，甚至考茨基的著作，還應該多讀一些十月革命後各派的爭論，包括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對派的言論。論戰文章容易流於攻其一點，不及其餘，所以必需研究對手們的原文，弄清楚他們的觀點。似乎當前所提出的各種問題，有不少已在前人的著作中發出過閃亮的光芒，這就需要深入研究過去，自然近幾年來所出現的史料，更是不可忽略的一個重要方面。我想起清趙翼的論詩絕句：“隻眼須憑自主張，紛紛藝苑漫雌黃，矮人看戲何曾見，都是隨人說短長”，雖是論詩，對其他方面亦可作如是觀。
1990年5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