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托派
馬懷士
（九）中國史學界對陳獨秀、托洛茨基、中國托派的評價
托派、陳獨秀、托洛茨基被視為“禁區”。就是說，不能作出超出中國共產黨評論之外的評論。有關托派的書籍、托洛茨基的著作更沒有在中國出版。甚至初期，在解放前出版的《獨秀文存》，在圖書館不能與讀者見面，直至1980年以後，才放回書架上。
到了1963年，中國共產黨與蘇聯共產黨發生論戰。蘇聯共產黨說中國共產黨有托洛茨基主義。也許是為了使中國共產黨的幹部瞭解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主義，1963年起翻譯出版了《托派第四國際資料》四輯，收錄了第四國際歷次世界代表大會的文件，該書為“內部發行”，又出版了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內部發行）。1965年出版了托洛茨基的《列寧以後的第三國際》（內部發行）。1966年出版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內部發行）。1979年出版了作為“機會主義、修正主義選編”的《托洛茨基言論》（內部參考）。在以上書籍的出版，在每本書之前都有一篇“出版說明”之類的批判性文章，作為指導讀者的閱讀，進行“消毒”。
這些托洛茨基的著作和第四國際資料出版，廣大讀者是看不到的。中國共產黨的幹部及一部分民主黨派的高級幹部、專家、學者才有機會讀到，使他們從這些著作中瞭解到托派、第四國際的政策、主張及見解，總比不知道好，不管．讀者的反應如何。
“文化大革命”後的1979年，出版界開始解凍，各種各類的政治書籍出版了。（大多數是“內部發行”）。陳獨秀的“禁區”才有些鬆動，開始對陳獨秀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所執行的政策進行評論。1979年在北京舉行首次“陳獨秀問題討論會”。值得注意的是向青的論文《陳獨秀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和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的政策》，指出“陳獨秀的錯誤從一開始就不是‘違背了共產國際紀律’，相反的而是執行了共產國際的指示”。“把共產國際代表、蘇聯顧問在中國犯下的錯誤，列入‘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之中，無非是要把他們的錯誤算到中國共產黨的頭上，其用意是不言自明的”。47 從而否定了共產國際以及中國史書所說的，“陳獨秀違背共產國際指示而實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至使中國革命失敗”的說法。
八十年代陸續出版了有關托洛茨基派的書籍，對陳獨秀評論的文章在黨史刊物、各大學學報上發表了不少。大多數評論都是為陳獨秀在執行政策上所犯錯誤進行辯護。特別是為陳獨秀“接受日本特務機關津貼”的事情進行批駁，否定王明、康生對陳獨秀（也是對中國托派）的誣告。有代表性的文章有兩篇：唐寶林：《舊案新考一一關於王明、康生誣陷陳獨秀為“漢奸”的問題》（《黨史研究資料》1980年第16期）。林青山：《康生外傳》中的一節（該書的第61頁至77頁），詳細分析了王明、康生對陳獨秀、托派誣告為漢奸的事情。
林青山分析道：唐有壬在1932年是蔣介石任命的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長。那時，他未成為親日派，只是到了1933年8月，汪精衛為外交部長，唐有壬為外交次長，成為汪精衛的心腹之後，方成為親日派。而此時，陳獨秀已在國民黨監獄裡。康生說，唐有壬介紹陳獨秀等托派份子同日本特務機關“談判”之時（即1931年“九一八”之後），恰恰是唐有壬唱著“抗日”高調之時。後來1935年12月，唐有壬在蔣介石與汪精衛之間的矛盾中成為犧牲品，被刺身亡。康生把死人唐有壬請出來，讓他扮演“日本特務機關的代表”這個決定性的角色，無非是唐有壬不會站出來提出抗議了。
康生在《鏟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托洛茨基匪徒》裡有說，1935年1、2月，托洛茨基在給蘇聯“托洛茨基反蘇平行中心”的信中有“我們應將庫頁島之煤油讓與日本‥‥同時也絕對不去阻礙日本去侵略中國”。林青山指出這是“移花接木”。既然托洛茨基是1935年“給他的俄國信徒們的指示，而中國托派陳獨秀並不是未卜先知者，他怎麼可能在托洛茨基發出指示之前四年即1931年就已執行托洛茨基的指示不阻礙日本侵略中國”呢？
林青山對王明、康生誣告陳獨秀的托派中央接受日本特務機關津貼的事情，引用了“一位頗有頭腦的中央高級領導人”的話：“純粹是栽贓！這不是瞪著眼睛說瞎話麼？太不實事求是了！”
“托派漢奸、特務”一直被廣泛的宣傅，而今史學界首先為陳獨秀托派洗脫了中國共產黨強加於中國托派頭上的這個罪名，是一個重大的突破。
開始時，對陳獨秀這個“禁區”有了鬆動，及後對托洛茨基這個“禁區”也鬆動了。
1981年出版了法國皮埃爾．弗朗克的《第四國際》。1983年出版了（蘇聯）米．伊．巴斯馬諾夫的《二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托洛茨基主義》，以批判托洛茨基為主，贊揚史達林。
1984年出版了（日本）對馬忠行《托洛茨基主義》、作者在俄國革命問題上，不斷革命論以及所有重大問題上都力圖為托洛茨基辯護，認為托洛茨基是正確的。
1984年出版了（美國）羅．傑．亞歷山大《拉丁美洲的托洛茨基主義》，介紹了拉丁美洲托洛茨基主義、第四國際的活動情況。
1985年出版了閰志民《當代世界社會主義極左派一一托派第四國際》。作者以批判態度介紹了托派第四國際在各國的活動情況，批判托派第四國際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一個極“左”的機會主義派別。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把托派第四國際作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一個派別”，而不是把她作為“反蘇、反共、法西斯特務機關”。這是一個很大的變化。
1986年出版了李顯榮《托洛茨基評傳》。作者肯定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及國內戰爭時期所作的貢獻。但作者仍未跳出傳統的圈子。他批判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批判托洛茨基在“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等問題的錯誤，譴責托洛茨基組織第四國際是破壞共產國際。
歷史學家朱庭光在該書的《代緒言》中寫道，不應維護三十年代蘇方對托洛茨基的評價。他號召史學界要打開對托洛茨基的研究。
1956年，蘇共在“二十大”開始批判史達林。1980年，中國出版了《史達林問題》專輯（內部發行）。其中收有托洛茨基《史達林評傳》的第八、九、十、十一、十二章。《史達林問題》所收的文章都是以批判態度來分析“史達林現象”的產生原因及批判史達林的肅反運動。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是一本歪曲歷史，污蔑誹謗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而吹捧史達林的偽史書，在中國作為幹部必讀書之一，使廣大黨員、青年團員、幹部及人民群眾沒有正確的認識蘇共黨史，其流毒廣且深。
1982年《書林》雜誌，約請國內12位蘇聯史、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的專家學者對《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進行評論。所有專家的發言，從各方面一致否定《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從而促使人們跳出《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魔圈，去重新認識蘇共黨史，重新認識被史達林打倒的蘇共黨的領導人。
發表在1988年第1期《世界歷史》上的丁篤本：《重評蘇聯30年代的肅反運動》，丁篤本全盤否定30年代史達林所進行的肅反運動。他不同意中國共產黨所說的“肅反擴大化”。他說，蘇聯30年代的肅反並不是肅反“擴大化”問題，而是政治大清洗。無論從哪方面看，都沒有值得肯定的地方，“應徹底否定肅反運動”。
“徹底否定肅反運動”，不言而喻，就是全盤推翻蘇聯30年代的幾個重大審判案（當然也包括所有的審判案），而為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皮達可夫、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廷斯基、圖哈切夫斯基‥．，等等徹底平反了。
1988年2月5日，蘇聯當局宣佈“托洛茨基反社會主義右傾集團”案的布哈林等20人平反，恢復名譽。
1988年8月4日，蘇聯最高法院決定對30年代4起重大錯案平反，四個案件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聯盟”案、“莫斯科中心”案、“托洛茨基一季諾維也夫反蘇聯合中心”案、“托洛茨基反蘇平行中心”案。塔斯社電訊報導說，蘇聯最高法院最近對這4起案件重新審理時查明，所謂的4個組織都不存在，對他們的指控毫無根據。蘇聯法院決定取消原判，為4個案件涉及到的所有人恢復名譽。
上海《解放日報》1988年8月6日報導蘇聯為4個案件平反的消息，標題是 “蘇聯平反三十年代四大錯案”，副題是“為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等恢復名譽”。托洛茨基得到平反，恢復名譽，是從4個案件被推翻，“為4個案件涉及到所有人恢復名譽”，應有的理解。托洛茨基作為案件的主犯，整個案件被推翻了，"對他們的指控毫無根據"，亦即控告托洛茨基的罪名也就被推翻了，當然托洛茨基得到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的了。
1988年出版，陳啟能主編的 《蘇聯大清洗內幕》，揭露史達林、格伯烏製造假案。陳啟能在《歷史終於邁出了這一步‥‥》（代序）中提出，對托洛茨基應該平反。
蘇聯推翻30年代的審判案，對中國有重大影響。1991年6月，《毛澤東選集》第二版出版，對“托洛茨基”條目的注釋作了實質性的修改。第一版注釋的“暗害者、破壞者、偵探、間諜、殺人兇手的匪幫，是受外國偵探機關僱傭而活動的工人階級死敵的匪幫”，沒有了。而在《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一文中“我門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中國漢奸、親日派、托洛茨基派”，加上注釋18，“托洛茨基派”條目："抗日戰爭時期，托派在宣傳上主張抗日，但是攻擊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把托派與漢奸相提並論，是由於當時在共產國際內流行著中國托派與日本帝國主義間諜組織有關的錯誤論斷所造成的。“（第二版，第一卷，第270頁）
這就是中國共產黨自動地推翻了由她加在中國托派頭上的“接受日本偵探機關津貼的漢奸、間諜、特務”的罪名，在這方面是寫中國托派平反了。
過去一直是對陳獨秀評論，沒有正面對托派評論。由於陳獨秀是中國托派的領導人，對陳獨秀的評論，在不少問題上是與托派有關的。 故此，對陳獨秀的評論也附帶著對中國托派的評論了。但是還沒有人正面的評論中國托派一一即越過中國共產黨對托派的評論。如今，《毛澤東選集》第二版，“托洛茨基派”條目作了實質性的改變，自然也就解開了人們對中國托派評論的束縛。
在此之前，首先突破性的評論，出現於唐寶林著《陳獨秀傳》下卷卷首的《幾句閑話》。唐寶林寫道：“20年代後期，由於主觀與客觀各種複雜的原因，陳獨秀犯了錯誤；不久，他又轉向托派，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反對派。從此，這顆‘明星’就暗淡下去了。但是，雖然他與共產黨的關係發展到了不可調和的地步，而被開除出黨，然而他與黨的爭論仍是革命陣營內部在反帝國主義侵略與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的路線和方法上的分歧‥．”。陳獨秀在末開除出黨之前已是黨內的托派反對派，被開除出黨後組建中國托派組織。無論在開除出黨之前或在開除出黨之後。“陳獨秀與黨的爭論”即是托派與中國共產黨的爭論，“仍是革命陣營內部”革命路線上的爭論。那就把中國托派歸屬於“革命陣營”之內了，也就是中國托派是與中國共產黨革命路線不相同的革命政黨，而不是反革命政黨。
靳樹鵬、李嶽山的《詩人陳獨秀和他的詩》一文，寫道：“．．．後來陳獨秀拋棄了史達林主義傾向托洛茨基主義，並組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反對派。但是，陳獨秀派與黨中央的矛盾，是革命陣營內部在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與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的路線方法上的分歧，他們並不是甚麼間諜、特務、反革命。”48
唐寶林和靳樹鵬、李岳山的文章，都是以評論陳獨秀派來婉轉地評論中國托派。把中國托派評定為革命派，也就推翻了中國共產黨評定中國托派的“反革命派”。
唐寶林《簡論中國托派》是正面評論托派的文章。認為中國托派在解放後由原來反對國民黨統治的極左派小集團變成了反對共產黨的反革命組織，由革命陣營內部的路線分歧轉化為敵我矛盾。
唐寶林是根據所謂多數派（中國革命共產黨）上海地方組織的地下刊物《叛逆者》，第1期（1949年11月15日出版的油印刊物）登載的一篇題為《內戰問題的總結》的文章，作者提出對中共與國民黨進行的內戰，由於內戰性質的轉變，“我們的態度也轉變，不再保護內戰，應採取失敗主義的態度。不過應該注意在中共方面實行失敗主義並不是促進國民黨勝利”49 對中共採取失敗主義，唐寶林認為托派就成為反革命。中共在解放後就取締中國托派，鎮壓中國托派了。
中國托派對中共與國民黨進行的內戰，從來沒有提出過“失敗主義”，完全與托派中央《內戰決議案》相反的。
托派多數派於1947年2月13日中常委通過的《關於中國內戰決議案》：“我們在內戰中把同情放在史大林黨所領導的農民隊伍方面”，反對國民黨軍隊向共產黨領導的農民軍隊進攻。在解放區的托派堅決站在共軍方面扺抗國民黨反動的進攻。
可見，托派是站在共產黨方面反對國民黨的，並非對共黨採取失敗主義。多數派從來沒有改變這個態度。
當見到唐寶林《中國托派史》中影印件《叛逆者》，唐寶林說是“中共佔領大陸後革共（中國革命共產黨，即多數派）潛伏組織辦的刊物”。於是，立即進行調查。多數派在上海解放前夕成立“江浙委員會”代替過去中央的領導。說是“多數派的地下刊物”，就是上海地區組織出版的刊物。於是，詢問現在還活著的1949年10月以後上海地區多數派領導人，在國內的，在香港的，在國外的人：1.有沒有出版過《叛逆者》這個刊物。2.有沒有見過這個刊物。3.有沒有聽說過這個刊物。所得到回來的所有答覆：1.沒有出版過這個刊物。2.沒有見過這個刊物。3.沒有聽說過這個刊物。
可見，唐寶林說《叛逆者》是多數派所出版的刊物，是唐寶林想像出來的。
1949年6月托派多數派（中國革命共產黨）中央指示留在國內的組織：“停止托派對外活動，支持中共一切進步的措施”。故此，留在國內的地方組織，在解放前，參加中共號召的“護廠運動”，解放後，支持中共發動的“三支運動”（支前（線）、追剿國民黨殘餘部隊及剿滅土匪、支持收繳槍械運動）；支持抗美援朝運動；支持土地改革運動（保留土地國有意見）；支持三反五反運動；支持鎮壓反革命運動（反對鎮壓托派）。
中國托派不是反革命，中國托派案應重新審理，予以平反。
1994年9月8日
註釋：
1.參見王凡西（王文元）：《雙山回憶錄》，第102頁，111頁。
2.政治決議案《現在革命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任務》，《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一）第256頁。
3.是指1929年8月5日陳獨秀寫給中共中央的一封信，抨擊“八七會議”、“六大”以來的路線是“機會主義”──盲動主義和“命令主義”。認為革命的失敗是資產階級的勝利。批評黨內沒有民主，要求擴大黨內民主，全黨展開對黨的路線的“爭辯”。
4.王凡西：《雙山回憶錄》，第141頁。
5.《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1919──1928）》，“布哈林的報告”，第365頁，“瞿秋白在大會第三十一次會議上的發言”，第461頁。
6.王明：《目前軍閥戰爭與黨的任務》，《王明言論選輯》第84－88頁；第137頁，141頁。
7.托派中央常務委員會會議《目前的局勢與我們的任務》（1932年2月10日），轉引自唐寶林、林茂生：《陳獨秀年譜》，第418頁。
8.轉引自唐寶林、林茂生：《陳獨秀年譜》，第３９８頁。
9.《伊斯克拉（ISKLA）》第一卷第一期。
10.《火花》第2期。
11.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常務委員會《對北方〔區〕問題的決議》（1932年1月7日），《校內生活》第2期
12.《火花》第７期，轉引自唐寶林、林茂生：《陳獨秀年譜》，第414－415頁。
13.陳獨秀後來得知謝少珊已供出中央常委的人，陳獨秀只好退一步說，中央常委三人：陳獨秀、彭述之、張九（張苟，香港工人，人在香港，捉他不到），把濮德志（濮一凡）和宋逢春說是候補委員，以此，減輕濮、宋的責任。
14.摘自記者：《陳獨秀開審記》，載《陳獨秀被捕資料匯編》，第173頁。
15.參見濮清泉（濮德治）：《我所知道的陳獨秀》，載《陳獨秀評論選編》下冊，第351－352頁。
16.《陳獨秀自撰辯訴狀》，載《陳獨秀被捕資料匯編》（附錄），第212－217頁。
17.《章士釗辯護狀》，載《陳獨秀被捕資料匯編》，第180頁，183頁，184頁。
18.參見《陳獨秀被捕資料匯編》，第186頁。
19.轉引自唐寶林、林茂生：《陳獨秀年譜》第430頁，433頁，439頁；及王光遠：《陳獨秀年譜》。
20.陳鐘凡：《陳仲甫先生印象記》，未刊稿；轉引自唐寶林：《陳獨秀傳－從總書記到反對派》，第200頁。
21.《申報》沒有發表陳獨秀的《聲明》。原件存於上海檔案館。
22.AB團：1927年初，國民黨右派在江西國民黨省黨部中組織名為“AB”的黨團。據AB團頭目段錫朋1931年4月15日在國民黨江西省黨部紀念周上說：得到中央命令，組織忠實同志並與共產黨奮鬥，因而由程天放、周利生、王震寰、洪軌等同志及兄弟組織AB團，取英文“Anti-Bolshevik”（反布爾什維克）縮寫為AB，“AB團”就成為“反布爾什維克團”。AB團包辦了國民黨省部、省政府及民眾運動。1927年3月，國民黨中央決定開除AB團為首的段錫朋、周利生二人黨籍，改組國民黨江西省黨部，AB團瓦解了。1927年4月2日，共產黨與國民黨人共同發動“四．二”事件，搗毀了國民黨江西省黨部，逮捕了三十餘人。AB團在組織上被徹底摧毀了。以後AB團的組織再沒有恢復。AB團只存在三個月。
改組派，全稱“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成立於1928年底，奉汪精衛為領袖，陳公博、王樂平、顧孟余、王法勤等為主要負責人。以改組國民黨為主要任務，反蔣介石同時反共。
第三黨：1928年春，部分國民黨“左派”和脫離共產黨的人，以及一些愛國反蔣人士聚集在上海，主要的人有：譚平山、章伯鈞、朱蘊山、鄭太朴等。他們成立“中華革命黨”，反對蔣介石的獨裁政治，又反對共產黨的武裝暴動、建立農村根據地的政策。故被稱為“第三黨”。鄧演達反對汪精衛的武漢政府鎮壓工農，出走蘇聯。1927年11月1日，鄧演達和宋慶齡、陳友仁在莫斯科發表宣言，譴責蔣介石、汪精衛扼殺革命，並提出組織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要實現革命的三民主義。1930年5月回到上海。8月9日，鄧演達與中華革命黨人、以及贊同鄧演達政治主張的人士、國民黨人在上海召開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的成立大會（即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為繼續孫中山的事業，實現三民主義的社會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蔣介石的專制政治。1931年8月17日，鄧演達被蔣介石逮捕，鄧不屈服。1930年11月29日在南京被蔣介石秘密處死。“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亦被稱為“第三黨”。中共所指的“第三黨”主要是指譚平山的“中華革命黨”。1935年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改名為“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抗戰後改名為“中國農工民主黨”，亦被稱為“第三黨”。
社會民主黨：早年留法學生孫倬章曾組織過社會民主黨，不久，就煙消雲散了。中國有過無政府主義者江亢虎的“社會黨”。1911年7月10日成立於上海。提出“三無主義”──無宗教、無國家、無家庭的社會主義，宣揚個人主義。1913年8月31日江亢虎宣布解散社會黨。1924年6月再次組織社會黨。1925年更名為新社會民主黨。1927年江亢虎解散新社會民主黨。1939年江亢虎又打起社會黨名義加入汪精衛的“中央政府”。1940年江亢虎出任汪精衛南京國民政府的國務委員，考試院副院長，抗戰後被蔣介石逮捕入獄。解放後移押於上海提藍橋監獄。1954年12月7日病死於獄中。
中共文件提到的“社會民主黨”、“社會黨”，都不是江亢虎的“社會黨”、“新社會民主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都沒有屬於第二國際的社會民主黨存在過。1985年，中共福建省委經過調查，得出結論：閩西根本沒有“社會民主黨”，“肅社會民主黨”是冤案。
23.王明：《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而鬥爭》，《王明言論選輯》，第157頁，第208頁。
24.《肖克同志談中央蘇區初期的肅反運動》，載《黨史研究資料》，合訂本，第4卷，第401－409頁。
25.參見田琦、東霞：《江西蘇區初期的肅反與富田事變》，載《黨史研究資料》，合訂本，第4卷413－441頁。毛澤東：《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1930年12月20日）》，載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14冊，第634頁。
26.羅漢：《致周恩來等一封公開信》，轉引自唐寶林、林茂生：《陳獨秀年譜》，第481頁。
27.1937年9月10日，毛澤東出席中常會，對對待托派份子問題，毛同張聞天致電林伯渠，全文如下：“請告羅漢，我們對待托派份子的下列原則：（甲）我們不拒絕同過去犯過錯誤而現在真心悔悟，願意抗日的人聯合，而且竭誠歡迎他們的轉變。（乙）在陳獨秀等托派份子能夠實現下列三條件時，我們亦願與之聯合抗日（三個條件即文內所述的）；（丙）至於其他關係，則在上述三條件實現之後，可以再行考慮。（注１）
（註１）1937年8月下旬，陳獨秀出獄，羅漢在南京會見葉劍英，說陳獨秀願回到黨的領導下工作。經葉劍英介紹，羅漢到西安。9月5日，林伯渠致電張聞天，說羅漢、李俠公要見張聞天，要求恢復組織關係。9月8日，張聞天，毛澤東覆電林伯渠，同意羅漢、李俠公去延安一談。後因大雨受阻，羅漢未去延安，於9月9日致電中共中央，提出五點建議和要求。其中提到請中央勸陳獨秀、彭述之、鄭超麟回黨工作。9月10日毛澤東即同張聞天發出此電，說明中共中央對待托派份子的原則。後來，陳獨秀始終拒絕回答中共中央提出的三項條件。（《毛澤東年譜》，中卷，第19-20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28.《鬥爭》第2巷第9期，1937年10月2日出版；轉引自唐寶林、林茂生：《陳獨秀年譜》第483-484頁。
29.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第422-4231頁，東方出版社。
30.《陳獨秀評論選編》下冊（附錄）第217，224頁。
31.《為陳獨秀辯誣。傅汝霖等九人致本報函》，《大公報》1938年3月16日，載《陳獨秀評論選編》下冊，（附錄），第234頁。
32.康生：《鏟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托洛茨基匪徒》，載《陳獨秀評論選編》下冊（附錄），第217頁。
33.《血路》週刊，1938年第12期，轉引自《後期的陳獨秀及其文章選編》第112-113頁。
34.濮清泉（濮德治）：《我所知道的陳獨秀》，載《陳獨秀評論選編》下冊，第378頁。
35.中國共產主義同盟華南支部機關報《戰鬥》第2卷，第2、3合刊：轉引自鄭學稼：《陳獨秀傳》，第1041-1042頁。台灣版。
36.王凡西：《雙山回憶錄》．第243頁。
37.轉引自鄭學稼：《陳獨秀傳》，第1043、1045頁。《共產黨幹部派對於托派清算舊帳之帳單》。從文句用語來看，不會是共產黨密令的原文，而是國民黨調查局改寫的文句。
38.王凡西：《雙山回憶錄》，第147-148頁。
39.韋瑞霖：《我對王公度被殺案的見聞》，載《廣西文史資料》第20輯。
40.閱羅征敬：《恢復俞秀松同志在黨史、團史上的地位》，載《中共黨史資料》，1982年第1輯：安志潔（原名盛世同，盛世才妹，俞秀松妻子）：《憶秀松》，載《革命史資料》總第7期，1987年8月出版。
41.王凡西：《雙山回憶錄》，第54頁。
42.《湖西肅托事件》載《重大冤案實錄》，第561-570頁，檔案出版社出版。
43.瞿秋白：《中國革命是甚麼樣的革命》，《布爾寨維克》第1卷第5期，《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一），第119頁。
44.1927年11月中國共產黨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中國現狀與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一），第127頁，131頁。
45.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政治決議案》，《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一），第152頁。
46.《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毛澤東選集》（第一版），第一卷第266頁、267頁。
47.摘自《陳獨秀評論選編》下冊，第141-142頁。
48.《詩人陳獨秀和他的詩》，載《新文學史料》，1994年第1期。
49.轉引自唐寶林《簡論中國托派》，載《中共黨史研究》，198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