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托派

馬懷士

（五）中國共產黨在蘇區進行的肅反運動

王明回國後，本來不是中央委員的王明，列席中共六屆四中全會（1931年1月）。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支持下，補選為中央委員，二月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央總書記向忠發於1931年6月被捕叛變，王明為代理書記。常務委員會由王明、盧福坦、周恩來、劉少奇（七月回國）、張聞天組成，實際決策者是王明。王明掌握了領導權，實行一條“左”傾機會主義路線。一方面，他批評李立三路線；另方面他提出，中國革命不平衡，會有一省或者幾省首先取得革命勝利，要發動武裝暴動。王明的中央指示在蘇區進行廣泛的肅反運動。實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1932年10月18日，王明離開上海去蘇聯，任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的代表團團長，由共產國際代表和王   明等指定：秦邦憲（博古）、張聞天、盧福坦、李竹聲、康生、陳雲等組成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主要負責人是秦邦憲，仍舊執行王明的路線和肅反運動。而在蘇區的毛澤東更是嚴厲進行肅反的人。在蘇區1928年8月，毛澤東領導在湘贛邊畛進行“清黨”，打擊地富出身的知識份子。

六屆四中全會之前，中共中央就提出了反對取消派和廣泛展開肅反工作。六屆四中全會後，中共中央進一步要求在蘇區內“以最大的決心”反對取消派、AB團。1931年2月23日，中央給第一方面軍總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各地方黨部的指示信，強調“AB團、改組派、取消派、第三黨²²　，更是反革命最得力的工具”，“不肅清內部，不能戰勝敵人”。接著中央蘇區、鄂豫皖蘇區、湘鄂贛蘇區等根據地開展了反AB團、第三黨、改組派、取消派和社會民主黨等的肅反運動。

王明說，國際指示我們，要“加緊去進行反對國民黨改組派、社會民主黨、第三黨（中華革命黨）、胡適民權派、托洛茨基陳獨秀取消派”，“在蘇維埃區裡，因為忽視肅清反革命的工作，以致在有些黨部、蘇維埃和一部分武裝隊伍中都曾發現改組派、AB團、取消派等反革命份子……”。反革命的派別有“江西AB團，福建社會民主黨，湘鄂西改組派，湘東南戀愛研究社，鄂豫皖改組派，社會民主黨，各地的托陳取消派及羅章龍派……等等”。²³

1923年11月7日蘇維埃中央政府報告書，要徹底消滅反革命派：AB團、社會民主黨托陳取消派、第三黨、改組派。1933年3月15日，蘇維埃中央政府發出《訓令第21號》，指出反革命團體有：國民黨改組派、AB團、社會民主黨、托洛茨基派……等，要嚴厲鎮壓。

“托陳取消派”是肅反對象之一，肅反就與托派有關。故此就有必要敘述蘇區的肅反運動。我們在這裡只對中央蘇區的肅反運動作較詳細的敘述。其他蘇區的肅反大同小異，也就不詳述了。

中央蘇區早在１９３０年上半年就開始展開對所謂AB團、取消派的鬥爭，進行廣泛的肅反運動。１９３０年初，贛西南地區在中央指示下，開始打AB團。七、八月河西紅軍學校等地方抓了一些所謂AB團份子，殺了一些人。到１０月，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和贛西南地方黨認為在贛西南地區從軍隊到地方，從黨組織、政府機關到民眾團體，到處都充滿了AB團。於是，從１１月起，先在紅一方面軍中打AB團，接著轉向地方，抓了該地區很有影響的人物江西省行委書記李文林，更進而派一方面軍肅反委員會主任李韶九率領部隊到富田去抓了江西省行委、贛西南特委的大部分負責人，還抓了江西地方紅軍───紅二十軍的一些領導幹部，並嚴刑拷打，以逼供信來審查，“造成人心浮動，人人自危的局面”，卒致釀成富田事變。“贛西南地區大打AB團也波及到閩西。閩西把一些從江西紅軍中逃回來的同志抓起來，把他們作AB團來打。後來，又進一步擴大，一會兒說永定有改組派、社會民主黨，一會兒又認為上坑的第三黨份子很多，還有的說AB團在水潮方面有組織，有群眾，影響很大。1931年初在閩西新建的紅十二軍中抓了十多名所謂社會民主黨份子。三月間，閩西蘇維埃政府在虎岡地區開了一個審判大會，處決了一批所謂社會民主黨份子。從此，打社會民主黨運動逐步升級，枉打了以數千計的好同志”。“從我們所打的大批AB團和社會民主黨來看，也沒有找到一個有確實證據的AB團和社會民主黨份子”。有些人承認是AB團或社會民主黨，這完全是逼供信的結果。“請看看1932年江西省一、二、三、四月份工作報告中有關肅反工作的報告，那種刑訊迫逼供之慘，即使過了半世紀，也不能不令人慘然一嘆！我們這些‘過來人’，也覺得不堪回首”。1930年10月，毛澤東率紅一方面軍攻佔吉安，旋即退出，引起部份紅軍指戰員不滿。毛澤東在一方面軍發動“快速整軍”，進行肅反，捕殺軍中地富出身的黨員和發牢騷不滿份子，把這些人都打成AB團。把反對毛澤東的人，打成AB團取消派。紅一方面軍，僅1930年11月至12月不到一個月裡，在不到四萬人的軍隊，打了四千四百餘個AB團，殺了AB團總團長幾十個。“贛西南永新縣委接連把六屆縣委都打成AB團，有的地方接連把九屆縣委都打成AB團，江西地區知識份子幹部百分之九十五打成AB團”。“令人痛心的是一些黨的優秀領導人在這場運動中遭到殺害”。

1930年10月，江西省行委書記李文林在峽江會議和羅坊會議上，公開反對毛澤東的“誘敵深入”的作戰方針，與毛澤東發生衝突。由此，毛澤東認為李文林是AB團首領。11月底逮捕了李文林。

一方面軍總前委書記毛澤東於1930年12月3日寫信給江西省行委曾山，認定段良弼（省行委常委、贛西南團特委書記）、李白芳（省行委秘書長）等為AB團份子。“命令搜捕贛西南反革命線索，務必給予全部撲滅，省行委會同李韶九同志立即執行撲滅反革命的任務。”

12月7日，紅一方面軍總政治部秘書長兼肅反委員會主席的李韶九，代表總前委，到達江西省蘇維埃政府的所在地富田。李韶九向江西省蘇維埃主席曾山面交毛澤東的指示信。隨即將省行委和紅二十軍八個主要領導人段良弼、李白芳、金萬邦（省蘇維埃政府軍事部長）、周冕（省蘇維埃財政部長）、謝漢昌（紅二十軍政治部主任）、劉萬清、任心達、馬銘等人逮捕。隨後，又到紅二十軍抓人。

幾天時間，李韶九在富田共抓了一百二十多人，有的人先後被殺害。沒有被抓的，看到自己戰友慘遭殺害，從不滿、恐懼到反抗。“十二月十二日終於爆發了紅二十軍的一個營持槍集體行動，放出省委領導同志，抓了紅二十軍軍長劉鐵超等”。史稱“富田事變”。發生富田事變，“主要原因就是亂打亂殺AB團，引起矛盾激化。抓李文林，大失人心，又抓贛西南大部分領導人，更引起人們的不滿、懷疑，甚至人人自危，在這種情況下，矛盾一觸即發”。²⁴

初時，打AB團，還提審取口供，被逼承認是AB團，後來連口供也不要了。總前委書記毛澤東在1930年12月3日給江西省行委的信中就說，對富農流氓動搖份子，“凡那些不捉不殺的區域，那區域的黨與政府必是AB團，就要把該地方的負責人都捉了訊辦”。及至六屆四中全會以後的中央代表團到中央蘇區，打AB團造成“草木皆兵”。把地主、富農都作AB團看待，把錯誤路線的執行者作為AB團抓起來，“把一切犯各種錯誤的黨員和群眾也與AB團聯系起來”。連消極怠工份子也視為AB團，“甚至夜間說夢話，不挑禾草，不去開會，因家中有困難，不願意出席全蘇會的，都認為是AB團而被扣”，“打AB團最激烈的時候，兩人談話，都可以被疑為AB團”。亂咬亂打AB團，“江西蘇區在短短幾個月中就能打出成千上萬的AB團，是不奇怪的”。²⁵

在中央蘇區的肅反運動中，沒有抓到一個“托陳取消派”。

鄂豫皖根據地，1933年3月在紅二十五軍大抓所謂“取消派”，但這個被屈打招的“取消派”，並非“托陳取消派”。

贛東北根據地的肅反運動，鄂豫皖根據地的肅反運動，湘鄂贛邊區的肅反運動、閩西蘇區的肅反運動，都是和中央蘇區一樣，憶想出肅反的對象，採用刑訊逼供，濫捕濫殺，以AB團、第三黨、社會民主黨、取消派的罪名進行捕殺。贛東北根據地1931年至1935年有數千革命幹部、革命群眾含冤死去，鄂豫皖根據地捕殺了四、五千人。閩西地區因社會民主黨而遇害的人達到6352人。

中國共產黨於1931年至1935年在蘇區──共產黨所統治的地區進行肅反，沒有挖出一個真正的“托陳取消派”。中共中央所發出的文件及給各級黨的指示，中共領導人的講話、文章，經常有“反托洛茨基主義”、“托派是反革命派”，這就決定了，中國共產黨對中國托派的態度，就不是1928年至1930年時那樣：“理論上駁斥”、“組織上制裁”，而是把托派作為“反革命”來對待。就是說，在共產黨政權統治的地方，就是要把托派的人殺掉。

1932年10月，中共中央派王明為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10月8日王明去莫斯科。此時，蘇聯正進行肅反運動。1933年6月王明跟隨蘇共的肅反運動，建立“肅反辦公室”。王明為辦公室主任，1933年6月去莫斯科的康生為副主任。他們在中國留學生中、在共產國際、少共國際的中共黨團中，在蘇聯工作的中國共產黨人中進行肅反──肅清托洛茨基反對派、叛徒、特務。王明對反對他的人，或為他們所不滿意的人，就給予打擊。蕭壽煌、歐陽新被捕，誣告武胡景是“叛徒、特務”，被捕、處死。1937年在王明、康生回國的前夕，向蘇聯保安機關誣告李立三是“托派”日本特務。1938年2月23日蘇內務部逮捕了李立三。1938年4月，中共中央派任弼時接替王明為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長。任弼時重新審查了幸存而在押的中國同志。對李立三認為是誣告。寫了一份証明，証明李立三不是托派，不是日本特務的材料，送去蘇聯的內務部。1939年11月4日，蘇聯內務部宣告李立三無罪釋放。1945年8月李立三獲准回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