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托派

馬懷士 

（六）陳獨秀再次向中國共產黨提出合作抗日。

中國共產黨誹謗中國托派是漢奸特務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改變了中國政治局面。中國共產黨宣稱，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共產黨取得合法地位一一只能說取得十分之一的合法地位，實際上國民黨並不與共產黨合作。1939年4月國民黨秘密訂立《防制異黨活動辦法》。1939年6月國民黨又秘密訂立《共產黨問題處置辦法》，不容許共產黨在各地“有任何公開或秘密組織”；“否則，一經發現，即以戰時非常活動論罪”。故此，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地區不能公開活動，只能是秘密的“地下黨”。禁止共產黨所有的機關報及雜誌出版。國民黨不是把槍口對著日本敵人，而是包圍共產黨的部隊。以“不服從軍令”為口實，包圍殲滅了共產黨的新四軍的“皖南事變”。共產黨員、共產黨部隊的指揮員被國民黨逮捕了不少，不少被國民黨槍殺了。

國民黨的《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和《共產黨問題處置辦法》，同樣施用於中國托派。中國托派所領導的外圍抗日團體，因不服從國民黨的領導，而被武力解散，並追捕領導人。曾任中國共產主義同盟華南區臨委的王樹本及妻子黎潔霜，在重慶被捕，關押於息烽監獄，後轉到重慶中美合作所白公館。1949年11月27日，國民黨屠殺中美合作所關押的人，王樹本、黎潔霜和二個男孩，一家四口人被砍死。

上面已經提及，在1932年元旦，中國托派向中國共產黨呼籲共同合作抗日、反國民黨。1932年2月，陳獨秀、彭述之、羅漢三人聯名寫信給中共中央，提出合作，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反對國民黨。中國共產黨一直沒有答覆。

1931年“九一八”事件，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了東北三省之後，一步一步地蠶食中國領土。1932年進攻上海，企圖佔領上海而不成。1933年]月1日，日軍攻佔山海關，把魔爪伸入華北。3月佔領熱河。5月31日蔣介石和日本簽訂賣國的《塘沽協定》，承認日本佔領東三省及熱河的“合法性”。

日本步步入侵，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節節退讓，喪失了大片國土，中國國難深重。

1935年7月，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討論建立“廣泛的反法西斯人民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於1935年8月1日，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號召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致抗日（“反蔣抗日”）。這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還不算得是“廣泛的”統一戰線。於是中國共產黨遵照共產國際建立廣泛的反法西斯人民統一陣線的號召，於1936年4月25日，發表《為創立全國各黨各派的抗日人民陣線宣言》，向中國國民黨、中國國家主義青年黨、中國托洛斯基主義者同盟、全國青幫、紅幫、哥老會等各黨各派，各人民團體、各業全體同胞提議：“創立抗日的人民陣線”，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停止一切內戰，一致抗日討逆”。

中國共產黨這次號召建立的“抗日人民陣線”與《八一宣言》號召建立的“抗日民族統一陣線”有所不同：一、不提“反蔣”，只是含糊的“討逆”，而提“停止一切內戰”；二、建立廣泛的抗日人民陣線，把國民黨和托派也包括在內。也就是中國共產黨對中國托派的態度有很大的改變。

號召中國托派與中國共產黨、國民黨等建立抗日人民陣線，也可以說得是中國共產黨對托派1932年1月及2月向中國共產黨提出合作抗日反蔣的答覆吧。不過，不是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托派兩個黨的合作抗日，而是包括所有各黨各派的聯合抗日。

中國托派是反對建立“人民陣線”這樣的組織形式的，故此，中國托派沒有作出反應。

原是中國共產黨員，後為中國托派的羅漢，1937年8月間在南京以個人身份拜訪八路軍辦事處的葉劍英，要求：一、中共幫助在國民黨釋放政治犯時也把陳獨秀以及其他在獄中的托派政治犯釋放；二、1932年2月托派中央曾向中共中央建議合作抗日，中共一直沒有答覆，未知中共是否同意這個建議。葉劍英對第一點“欣然允諾”。關於第二點合作之事，要電告中央。並請羅漢親赴延安。9月初，羅漢到了西安，與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負責人林伯渠聯繫去延安問題。因山洪暴發，公路被毀，汽車不通，沒有去延安，決定用電報協商。

陳獨秀的出獄是與中國共產黨的幫助無關。陳獨秀出獄後，於9月間曾和中國共產黨八路軍辦事處的博古（秦邦憲）談過話。9月到武漢後，先後曾和董必武、葉劍英、博古談過話，陳獨秀一再提出與共產黨合作抗日問題。陳獨秀表示“贊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只是覺得共產黨在 未轉變前的路線未免太左，既轉變後的路線又未免太右一點。²⁶　陳獨秀不是提出回歸共產黨。

中共中央就陳獨秀的要求，以毛澤東、張聞天署名的電報作出答覆。答覆交給羅漢。中共提出三個條件：一、公開表示放棄和堅決反對托派全部理論與行動，並公開聲明同托派組織脫離關係，承認自己過去參加托派之錯誤；二、公開表示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三、在實際行動中表示這種擁護的誠意。羅漢表示不能代表陳獨秀接受條件，願代為轉達。²⁷

1937年10月16日，羅漢偕同董必武拜訪陳獨秀，沒有把答覆的電報交給他，只是口頭轉達中共中央“三項條件”。陳獨秀立即表示：“我不知道過從何來，奚有悔？”陳獨秀不接受這樣的條件。

托派聞得羅漢在南京、西安與中共洽談合作抗日的事，立即發表聲明：指出中共的“聯合陣線”政策是“階級合作”，“是民族解放戰爭的制動機”。聲明，托派與中共無“妥協”之可能。羅漢早已脫離托派組織關係，無代表托派“資格”，“其行動與本同盟無關係。”²⁸

羅漢應托派組織要求，致函彭述之，聲明“五年以來自己事實上與組織脫離關係。”此次赴京及西安之行．與中共洽談“純本朋友之誼，援助老戰士出獄及武裝抗日之事，是與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無關。

1937年11月20日，延安《解放》登載《陳獨秀先生向何處去》一文，希望陳獨秀“虛心地檢討自己的政治錯誤，重振起老戰士的精神，再參加到革命的行列裡來”，把陳獨秀稱為“老戰士”，並沒有把陳獨秀看作漢奸。公開誣告托派、陳獨秀是“漢奸、特務”是從王明、康生開始的。

正當陳獨秀與中共接觸洽談合作抗日的時候，就是王明和康生回國工作的時候（他們是在1937年11月14日乘蘇聯飛機回國，29日抵達延安）。王明得知中共中央正與陳獨秀商談合作抗日的事後，在1937年 12月7日至1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表示堅決反對。他說：“我們可以與蔣介石及其屬下的反共特務等人合作，但不能與陳獨秀合作。”並說，陳獨秀每月領取日本特務機關三百元津貼，充當日本間諜。會上有人說，陳獨秀與托洛茨基不同類，說陳獨秀是日本間諜不是事實。王明立即拿出史達林這張“王牌”出來，反駁說：“史達林在雷厲風行地反對托派，而我們卻要聯絡托派，那還了得！”他蠻橫地說："陳獨秀即使不是日本間諜，也應該說成是日本間諜。"²⁹　同時，王明指張國燾部屬的前第四方面軍參謀長李特和秘書長黃超都是托派。又說，俞秀松、周達文、董亦湘也是托派，這次路過新疆捕審他們，直供不諱，被處決了。

王明一回到中國，就寫污蔑托派的文章，1937年12月4日出版的《解放》（第26期）登載王明的《日寇侵略的新階段與中國人民鬥爭的新時期》，寫道：在抗戰開始的條件下，“日寇偵探機關，必然更加設法安插自己的偵探、奸細、破壞者、暗殺兇手和暗害者等到共產黨的隊伍中來，他們首先從暗藏的托洛茨基──陳獨秀──羅章龍匪徒份子當中，吸收作這種卑劣險毒工作的幹部。”他說，托匪份子按日寇偵探機關的指令，在上海、南京、西安及其他地方進行破壞和偵探工作。還說，薛農山、任卓宣和鄭學稼是托派。黃平、徐繼烈、屠慶祺（杜畏之）等每月從日寇“華北特務機關”“領取五萬元的津貼。”

康生於1938年1月28日在《解放》週刊發表《鏟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托洛茨基匪徒》長文。文章寫道：“日寇每月津貼托洛茨基匪徒張慕陶五萬元，要他組織所謂‘新黨’，來對付共產黨，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廣西“托匪徒黃（王）公度、李血淚等”叛賣祖國、破壞抗戰。“托匪的政治綱領是‘不妨礙日本侵略中國’”。“托洛茨基匪首給他在中國的徒子徒孫們的指令是，幫助日本侵略中國”。“1931年‘九一八’事變，‥．上海的日本偵探機關，經過親日派唐有壬的介紹與由陳獨秀、彭述之、羅漢等所組織的‘托匪中央’進行共同合作的談判。當時唐有壬代表日本偵探機關，陳獨秀羅漢代表托匪組織。談判結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礙日本侵略中國’，而日本給陳獨秀的‘托匪中央’，每月三百元的津貼，待有成效後再增加之。”“日本津貼由陳獨秀托匪中央的組織部長羅漢領取了。”³⁰

所謂“托匪的政治綱領是：不妨礙日本侵略中國”，是康生從蘇聯1937年1月“托洛茨基反蘇平行中心案”，控告托洛茨基指示平行中心“絕對不去阻礙日本侵略中國”借用來污蔑中國托派的。“托洛茨基反蘇平行中心案”是編造出來的假案，指控托洛茨基的各種罪行都是捏造的。

康生這篇文章一發表，社會輿論嘩然。傅汝霖、段錫朋、高一涵、陶希聖、王星拱、周佛海、梁寒操等人，就致函報社，“為陳獨秀辨誣”。聲辨函寫道，共產黨的《群眾》、《解放》及《新華日報》“誣及陳獨秀先生為漢奸匪徒、曾經接受日本津貼而執行間諜工作。此事殊出乎情理之外，獨秀先生平生事業早為國人所共見，在此次抗戰中之言論行動，亦全國所周知，漢奸匪徒之銜頭可加於獨秀先生則人人亦可任意加諸異己，此風斷不可長，鄙人等現居武漢，與陳獨秀先生時有往還，見聞親切，對於彼蒙此莫須有之誣蔑，為正義，為友誼，均難緘默，特此代為表白。”³¹

陳獨秀在入獄之前和在獄中，就曾寫過不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文章，在托派刊物上發表，出獄後，又寫了《抗戰大綱（七條）》（曾由羅漢交給中共）。在武漢各間大學的演講及報刊上發表了不少抗日的文章。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情。而康生不顧事實，誣稱托派、陳獨秀是漢奸，他編造出來的根據是：“明明為日寇的偵探機關效勞，而他們都假借反日招牌，這種漢奸是不易識破的。而托洛茨基匪徒，在日寇所稱贊的‘高明’技術掩蓋之下，使成為這種暗藏的日寇偵探最出色的工具。”³²

康生誣告人的手法的確是“高明”的。用這樣的解數就可以把托派、陳獨秀所有的抗日救國言論及抗日活動一筆抹煞了。不過這個手法並不是康生發明的，而是從史達林那裡學來的。史達林稱反對派是“兩面派”。於是康生就用這個“兩面派”結合中國的“實際”加在托派身上，蠱惑人心；不明真相的人，都被蒙閉了。

在此期間《新華日報》發表一些文章、短評，說陳獨秀接受日本津貼，充當間諜，這就激起陳獨秀極大的憤怒。於是，他於1938年3月17日寫《給〈新華日報〉的信》，表明自己對中共所提出的“三項條件”的態度。他寫道：我自出獄後，曾與葉劍英、博古談過話，“從來未議及我是否漢奸問題，並且按羅漢說，他們還有希望我回黨的意思”。你們說我接受日本津貼當間諜，由短評可以看出，"你們所關心的，並非陳獨秀是否漢奸問題，而是陳獨秀能否參加反對托派運動的問題。你們對我的要求是：‘他如果不甘與漢奸匪徒為伍，他應該公開坦白地宣言，他脫離托派漢奸組織，並在實際上反對托派漢奸行為’。我坦白告訴你們：我如果發現了托派有做漢奸的真憑實據，我頭一個要出來反對；否則，含沙射影、含血噴人地跟著你們做啦啦隊，我一生不會幹這樣昧良心的勾當。““我在南京和劍英談話時，曾聲明：我的意見，除陳獨秀外，不代表任何人。”“你們企圖捏造漢奸的罪名，來壓迫我‘脫離托派’，好跟著你們做啦啦隊，真是想入非非。你們向來不擇手段，不顧一切事實是非，只要跟著你們牽著鼻子走的便是戰士，反對你們的便是漢奸，做人的道德應該這樣嗎？”³³

陳獨秀給《新華日報》的信中，要中國共產黨拿出“托派中央接受日本特務機關津貼”的證據。但是中國共產黨沒有把證據拿出來，是因為中國共產黨沒有掌握到證據呢？還是掌握到的證據有毛病，會把真情“露餡”，而不能把證據拿出來嗎？托派中央接受日本津貼的事情說是發生在1932年陳獨秀、彭述之、羅漢三人的托派中央。在1936年4月，中國共產黨要把中國托派聯合於“人民抗日統一戰線”之中，把中國托派作為抗日政黨；那麼中國共產黨在1936年之前還未偵知托派接受日本津貼的事情嗎？還是已偵知此事，那就為甚麼還把托派作為抗日的政黨而聯合於“人民抗日統一戰線”之中呢？還是捏造者是在 1936年4月以後才製造出托派中央接受日本津貼的事情，又把事情推前到1932年春發生的。如果是這樣的話，捏造者就沒有把事情做得“天衣無縫”，其中一個很大的破綻是，介紹人國民黨的外交次長唐有壬於1935年被蔣介石刺殺身亡。不管把事情推前到1932年，而在1936年4月以後才發生的事情，證據就拿不出來了嗎？還是根本就沒有證據？

針對陳獨秀給《新華日報》的信，3月20日，《新華日報》發表了《葉劍英、博古、董必武給〈新華日報〉的信》。信寫道：“九月初，陳獨秀出獄後托羅漢來談，陳願回到黨的領導工作”，我們與陳獨秀見面時，曾告知托派已成漢奸（既然陳獨秀的托派中央接受日本津貼，陳獨秀還不知道托派已成漢奸，而需要中共告知陳獨秀？──筆者）如不公開反對托派，一切均談不上。“我們提出三個條件（上述三個條件），然而陳氏始終不願公開表示反對托派漢奸之理論及行動，及坦白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按照1932年2月，陳獨秀、彭述之、羅漢三人的托派中央署名給中共中央的信，是代表中國托派向中共建議托派與共產黨合作抗日，並非陳獨秀、羅漢要求回歸共產黨。羅漢1937年8月在南京向中共葉劍英重提1932年2月給中共中央的信，也就是重提托派與中共合作抗日，並不是陳獨秀個人與共產黨合作抗日的問題，更不是陳獨秀要求回歸共產黨的問題。

陳獨秀在給《新華日報》的信中有說，“我不知道是否還有托派組織存在”，“我的意見不代表任何人”，“不願意為任何黨派所拘束”，“一直未參加任何黨派”。似乎陳獨秀已脫離托派的組織，不是托派的人了。其實，他說這些話不過是“掩人耳目”而已。托派是地下政黨，不便說出托派的存在。陳獨秀有過被托派中央開除黨籍的事情。1935年2月間托派由劉家良（書記）、斯朝生、胡文華三人組成的常務委員會，於1935年2月4日，因聯合陣線問題的不同意見，通過決議，開除陳其昌、尹寬及陳獨秀等人。1935年3月，劉家良、斯朝生、劉仁靜等人被國民黨逮捕後，被開除黨籍的陳其昌、尹寬等人回到托派組織。參加了托派中央工作。陳獨秀並沒有因劉家良的托派中央開除陳獨秀的黨籍而把自己不再作為托派的人。他在獄中經常寫信給監外的托派中央提出各種意見，出獄後因與彭述之意見不合，沒有去上海參加托派中央工作，而去武漢後，就沒有再過托派組織生活，但還是念念不忘托派。“要重整旗鼓，另起爐灶，復興托派事業”。³⁴　後來去了重慶，居住在江津的時候，還經常與托派的人寫信；對托派提意見、提建議，並且還與托洛茨基通信，述說自己對中國托派的意見。所以，陳獨秀出獄後，他仍然把自己作為托派的人。

我們從陳獨秀出獄後與中共接觸的這件事情看到，約在1937年底，中國共產黨開始公開的宣稱中國托派是接受日本津貼的漢奸組織，於是在中國共產黨出版的報刊及其他宣傳物，就經常出現“托派漢奸、特務、帝國主義走狗”等等誹謗中國托派的詞句。固然這是中國共產黨受蘇共的影響，受莫斯科審判案指控托洛茨基是“法西斯走狗、奸細、間諜、暗殺犯”的影響，同時也是中國共產黨執行共產國際在全世界進行反托運動的指示。

托洛茨基在1937年11月2日寫的《現在就是全世界向史達林總攻擊的時候了！一一給全世界工人團體的一封公開信》，揭露史達林在全世界發動反托運動。其中寫道：1937年“4月21日，共產國際在巴黎召集了一個緊急中全會，參加的是17個重要支部的最親信的代表。會議保有異常秘密的性質，全世界報紙僅登出一個簡單的電報，稱該全會所考慮者為舉行一個反托洛茨基主義的國際鬥爭。一切指示是由莫斯科而且直接由史達林那裡來的。既沒有甚麼討論，也沒有甚麼決議公佈出來。顯然的，根據我們所得的報告，以及根據一切連續而來的事變看來，這個神秘的全會，實際上就是格柏烏國際上最重要的代理機關的一個大會，它的目的是準備一個栽誣、非難、綁架和暗殺的運動，以反對全世界工人運動中史達林主義的反對者。”³⁵

中國共產黨對托洛茨基、對中國托派的污蔑、誹謗，對中國托派有很不利的影響。托派是一個地下黨，托派的刊物是秘密出版發行，能看到的人很少。即使公開發行的一些書籍，如揭露莫斯科審判案是迫使犯人編造口供誣告托洛茨基的《蘇聯黨獄真相》、《杜威委員會對托洛茨基的審查報告》及《蘇共黨爭文獻》等，能看到的人也不多。人們很難看到托派的真面目；對莫斯科審判案被告托洛茨基的指控，更不知道是史達林格柏烏所編造出來的假案。捏造罪名者做得很巧妙，犯人言之鑿鑿。人們被迷惑了，相信了這些捏造。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張聞天等人相信了，而中國共產黨下層幹部及廣大黨員也是深信不疑。尤其是中國共產黨把史達林審編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作為廣大黨員、幹部必讀書，對廣大黨員影響很深。解放後，《毛澤東選集》風行全國，廣大黨員、幹部、學生及人民群眾從書中認識到的“托洛茨基派”是法西斯的走狗，在蘇聯搞資本主義復辟，中國托派是漢奸、特務。

陳獨秀在武漢時，想爭取一支武裝力量，準備派人去宋哲元屬下的陸軍179師去對士兵進行抗日宣傳和教育，並在適當時候在軍隊駐地展開土地改革而使軍隊革命化。國民黨偵知此事，陳獨秀爭取到的179師師長何基澧被免職了。陳獨秀爭取武裝力量的計劃落空了。

陳獨秀在武漢時，又曾計劃與民主黨派共同組成一個聯合戰線，既不擁護國民黨，也不阿附共產黨，以爭取民主和自由為共同目標。陳獨秀曾和第三黨、救國會及一部份民主人士接觸過，而且準備召開“四派會議”。正在這時，共產黨為了阻遏托派的政治影響，一方面“授意他的‘民主派’盟友們立即割斷與我們的來往。”³⁶　另方面，《新華日報》、《解放》週刊，污蔑，誹謗陳獨秀、托派的叫喊滾滾而來。陳獨秀聯合各民主黨派愛國人士組建“聯合戰線”，在中國共產黨反托運動中告吹了。

中共中央於1938年2月17日發出密令《共產黨幹部派對托派清算舊帳之帳單》，對“反托匪漢奸運動”有詳細指示。這是王明、康生回到延安後，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傳達史達林新訓令，而作出“反托運動”。在“帳單”上列出“托匪漢奷”的人是張慕陶、葉青、柳寧（朱其華）、王公度，李血淚、陳獨秀、嚴靈峰、李一新。³⁷

王明、康生所指為托派漢奸、特務的人，在1937年時，沒有一個是托派（陳獨秀除外），也不是漢奸。王明、康生把那些早已脫離了托派、做了國民黨特務的人，也說成是托派。把那些被共產黨開除出黨或做了叛徒的人、做了國民黨特務的人也說他們是托派；把反對王明的人，也說是托派。

托派早期參加組織的人，情況是複雜的，絕大多數人是從中國共產黨轉入托派。有些人參加托派的動機不純，“有的為了在（共產）黨內不易得志，企圖到新方面去找出路；有的，在白色恐怖的倡狂中害怕革命，把反對派看作向後退卻的一塊墊腳石；又有些人，祇想利用反對派更左的名義，藉以掩飾自己的脫黨（共產黨）能心安理得。。。但是最大多數反對派份子，都是由於真純的革命動機，即由於真誠相信托洛茨基關於中國革命的主張比之史達林們所定的路線更符合於中國革命的利益”，自此，他們“都願全心全力地為反對派鬥爭。”³⁸　此種良莠不齊，同時存在於四個托派組織之中。當這些莠草在托派中得不到地位，或者看到在托派裡找不到個人的出路，或者由於托派接連遭到國民黨的破壞而悲觀失望，甚至恐懼；或者被國民黨逮捕經不起生與死的考驗，投降國民黨，於是有些人退出托派，另找出路；有些人投奔到國民黨，充當國民黨的特務，成為托派的叛徒。退出托派後或被捕後充當國民黨特務的人有：梁幹喬、馬玉夫、王平一、徐乃達、解叔達、來燕堂、謝少珊（謝德盤）、嚴靈峰、陸夢衣、劉胤（李建華、李青青）等人。

每個團體、政黨都會有這種情況。共產黨就有多人退出共產黨後，或被捕後叛黨，充當國民黨特務。我們絕不能把那些已經退出共產黨，或投奔國民黨為特務，或被捕後叛黨的叛徒再作為共產黨員；同樣，也不能把那些退出托派或投奔國民黨為特務，或被捕後背叛托派的叛徒作為托派，是一樣道理的。可是中國共產黨王明、康生等人並不是如此，連這一點普通的政治常識也不懂（或者懂得，只是用於自己黨而對別的黨就不用了），亂咬亂吠，甚至把那些與托派毫無關係的人也作為托派的人，荒唐到極！

我們這裡舉幾個中共刊物上經常提到“托匪漢奷、特務”的人，讓大家看看他們究竟是怎麼樣的人。

葉青。被說是“托匪特務”，葉青原名任卓宣，原是中國共產黨員。1926年8月，是中共廣東區執行委員會宣傳部長，1927年7月，中共湖南省委員會書記、宣傳部長。1927年冬被國民黨逮捕，表現堅強，遂被國民黨拉去集體槍殺。葉青不死，為農民所救。不久，在醫院醫槍傷，第二次被捕，立即表示悔過，並且當了國民黨的特務，寫反共文章，攻擊共產黨。他從來不是托派。而是中國共產黨的叛徒。當共產黨說他是托派時，他於1937年在刊物上發表聲明，否認是托派。但康生仍硬說他是托派。

梁幹喬。是最早托派組織“我們的話派”的主要骨幹。由於不接受我們的話派的批評，退出托派，投奔國民黨，充當國民黨特務，當上南京憲兵司令部政訓處長。及後，是藍衣社十三太保之一。

張慕陶。原名張金刃，原是中國共產黨員。1925年是陝西省共產主義青年團省委書記。1928年夏，出席在莫斯科舉行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的陝西省代表團全體人員被捕，臨時決定由張金刃為陝西省代表出席“六大”。“六大”後，他留在莫斯科出席少共國際和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五次代表大會，並被選為少共國際委員和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1929年初，被選為中共順直省委員、省委組織部長。1931年初，他和羅章龍一起反對中共六屆四中全會。1931年2月6日，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通過決議，開除張金刀的黨籍，認為他和羅章龍一起在黨內搞第二黨，建立非常委員會。張金刃被開除出黨後，改名張慕陶，和馮玉祥一起在張家口組織反帝同盟軍，任政治部長。後來， 閻錫山引用他，為閻錫山的幕僚。西安事變時，閻錫山派他到西安去調解。他反對釋放蔣介石，反對和平解決。他受到隱閉身份在閻錫山那裡工作的中共黨員的排擠而離開山西。張慕陶於1938年2月被國民黨逮捕。他在共產黨內時，對那些反對他意見的人，就說他是“史達林派”。故此，有人就說他是托派了。張慕陶被捕後，有記者問他是不是托派。他回答說，他反對史達林派，而非托派，他與托派的主張不同。

王公度。國民黨員，曾被國民黨派去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回國後投奔李宗仁，為李宗仁的智囊人物。廣西省許多改革措施都是出於他的建議。如土地改革、保甲制度，建立幹訓班訓練黨政軍、文教幹部，建立學生軍，培養軍事人材及軍隊骨幹。王公度很為李宗仁所器重，得到重用。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廣西三巨頭，要把廣西變成獨立王國，以廣西為基地聯合廣東陳濟棠反蔣，奪取政權。1936年6月1日，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正式宣佈北上抗日，聯合反對蔣介石，是為“兩廣事變”。蔣介石早有準備，於福建、江西、湖南、貴州、雲南等省進行軍事佈署。9月反蔣失敗，陳濟棠下野。李宗仁、白崇禧也屈服於蔣介石了。蔣介石在解決廣西問題時，蔣介石要李宗仁殺王公度。那是因為王公度曾受命於李宗仁、白崇禧與日本、德國特務通信，是為了反蔣，以便偵知蔣介石的特務組織藍衣社在廣西的破壞活動。藍衣社得知此事，告之蔣介石，所以蔣介石要李宗仁非殺王公度不可。以甚麼罪名殺王公度，一時難於定奪。李宗仁的機要秘書徐梗生對程思遠說及此事。他說，所謂王公度是托派完全是假的，當要殺王公度時，以甚麼罪名殺他，李宗仁一籌莫展，徐梗生向李宗仁建議：“何不給王公度扣上托派的帽子。”李宗仁接受這個建議，遂定王公度為“托派漢奸”。³⁹　王公度就成為李宗仁與蔣介石爭權的犧牲品，死於其主子的屠刀下。所謂王公度是“托派漢奸”，就是這樣來的。康生不問根由，如獲至寶，就用來誹謗托派。約在1938年，托派華南支部機關報《戰鬥》就曾登出聲明：王公度是李宗仁的幕僚，並非托派。

薛農山。原是中國共產黨員，1929年轉向托派，加入“無產者社”。1932年陳獨秀被捕後，退出托派，投靠孔祥熙。1933年在《時事新報》任編輯。抗戰時任主筆。後投靠政學系張群，曾任海外部長。

陸沉。原名盧斌，早年任共青團安源地委書記，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委員，中共湖北區委農民部長。參加中央“五大”，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任江西省委書記。曾參加“八七會議”。在陳獨秀《我們的政治意見書》上簽名，隨後退出共產黨，沒有參加“無產者社”及托派。1933年投降國民黨，是中統組織的骨幹人物。

嚴靈峰。曾在莫斯科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加入托派，回國後，曾任大學教授，托派中央宣傳幹事。1932年10月曾為托派中央臨委。福建陳銘樞、十九路軍等反蔣抗日，成立人民政府。嚴靈峰參加福建人民政府工作。蔣介石軍隊攻入福州，嚴靈峰被捕，投降國民黨。後曾任福州市長，解放前去了台灣，在大學任教。

杜畏之。原名屠慶祺，又名杜滄白。1926年在莫斯科參加中國共產黨，1925年到1928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及工作，1928年回國後，先後在河南共產主義青年團省委宣傳部、上海共青團中央宣傳部工作。1930年春，因批評李立三盲動主義路線，6月被開除出黨，隨後，他參加了托派“無產者社”。在托派中央機關連遭破壞之後，約於1932年退出托派。以後，在大學教書及翻譯馬列著作。解放後被中國共產黨逮捕，但他不是以“托派案”被捕。

俞秀松、董亦湘、周達文三人都是中國共產黨員。俞秀松是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創建人，首任青年團臨時中央局書記（1920年）。他們三人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列寧主義學院學習及工作。在莫斯科中國共產黨旅莫支部，他們就與王明不合，反對王明。王明捏造俞秀松、董亦湘、周達文等人組織“江浙同鄉會”，搞小組織活動，反對中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王明告到第三國際監察委員會。經過審查，結論是“江浙同鄉會”並不存在。但王明仍對俞秀松等懷恨在心。俞秀松等對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王明取得中央領導及實行“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極為不滿，並加以抵制。王明更是把俞秀松看成眼中釘。王明對反對他的人，便給戴上反革命、托派的帽子，這樣的人不計其數。

俞秀松於1935年被蘇聯共產黨派往新疆（化名王壽成），擔任反帝總會秘書長，做盛世才的統戰工作。1937年11月，王明、康生準備從蘇聯回國，行前去會見史達林，請示史達林對中國工作的意見。王明告訴史達林：俞秀松、周達文是壞人，並指責列寧學院的凱撒諾娃包庇他們，（凱撒諾娃與米夫不合）。不久凱撒諾娃被撤職。王明、康生回國途中，11月路過新疆，見到盛世才。盛世才拿出一張被蘇聯共產黨派往新疆工作的二十五人的照片，其中有俞秀松、趙雲容、鄭一俊、王一、 毛澤民、張義吾、陳英、滿蘇爾、張逸凡等人，問王明認識不認識這些人。王明說，這些人都是托派。於是俞秀松、趙雲容、鄭一俊、 毛澤民、滿蘇爾、張逸凡等人先後被盛世才逮捕。其他人不久被釋放了，而俞秀松和張逸凡（化名：萬獻廷）二人，於，1938年6月25日被押送去蘇聯入監。張逸凡被判處流放十年，俞秀松受到刑訊，於 1938年夏，在酷刑的折磨下死於蘇聯獄中。⁴⁰　俞秀松、董亦湘、周達文，從來就不是托派。

蔣經國。1925年10月，蔣介石派蔣經國隨同黃埔軍校一批學生去蘇聯學習。蔣經國入中山大學。1925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7年“四•一二”事變．，中山大學學生舉行集會，聲討蔣介石。作為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發表聲明，譴責蔣介石走向反革命，“現在他是我的敵人了。”由於史達林對蔣介石的錯誤估計，史達林布哈林在中山大學學生心目中一落千丈，而傾向托洛茨基。蔣經國受到影響，在學生集會上演講，支持托洛茨基的立場。蔣經國在此時期參加了在中山大學的托派反對派，後來在肅托運動中，他表示悔改，脫離了托派。⁴¹

黃平。原是中國共產黨員，曾任中共廣東區執委會工人部長，香港特別支部書記（1926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員（1927年9月），六屆三中全會被選為中央委員，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1932年夏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宣傳部長。1932年冬被捕，寫了《自首書》後釋放。他從來不是托派。

羅章龍。原是中國共產黨員。中國共產黨“三大”、“四大”、“五大”、“六大”代表。“四大”、“六大”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長期在工會任職。曾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總部副主任，中共中央職工委員會書記，中共中央行動委員會委員，中華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六大”召開時，在莫斯科從中國托派的人中看到托洛茨基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文件，讀後認為托派的意見值得考慮，並沒有表示贊同托派意見。回國後仍在黨內工作，而且還曾批判“托陳取消派”。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王明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取得黨的領導地位，王明在批判“立三路線”的名義下打擊以瞿秋白為首的所謂“調和主義路線”。在反右傾的名義下打擊何孟雄、林育南和李求實。六屆四中全會，米夫包辦一切，從出席全會的代表名單、補選中央委員的名單、新中央委員會委員的名單（名義上是米夫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共同擬定，實際上是米夫的意見為主），到全會的各種問題的決議案，都是米夫事先擬定了的，更不用說，米夫作的《政冶報告》了。而且米夫限定全會，只開 15小時，各種問題並沒有作甚麼討論，全會就匆匆結束了。何孟雄、羅章龍和王克全（凱豐）對六屆四中全會極為不滿。羅章龍提出了《力爭緊急會議反對四中全會報告大綱》，指出“立三路線是完全破產了，調和路線更使黨的危機加深，革命受到更大的損害，這證明中央無領導革命的能力，並缺乏對階級的忠誠‥‥中央威信是喪失得乾乾淨淨，中央的領導在政治組織上早已完全破產。”要求“組織臨時中央機關，召集黨的緊急會議，從根本的解決政治上組織上諸問題。”《大綱》的矛頭直接指向王明和米夫。指出王明“是完全同意立三路線的總策略的”。中全會“完全表現是絲毫沒有民主化的包辦式的會議”；“米夫站在派別觀念上故意製造派別，造成黨的糾紛”，因此，我們要立即推翻四中全會的全部決議，“向共產國際建議立即撤換負四中全會主要錯誤責任的米夫。”同時，羅章龍在黨內建立“非常委員會”，與王明的中央對立。

1931年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決議：羅章龍進行反黨、反國際，反六次大會，進行右派小組織活動。政治局決定，開除羅章龍的中央委員，並永遠開除羅章龍的黨籍。隨後，又把“反黨反國際”的五十名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和中央委員開除出黨。

由於羅章龍反王明、反米夫，就被王明扣上托派的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