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托派

馬懷士

（三）中國托派提出有條件的回歸共產黨，

提出與中國共產黨合作抗日、反國民黨

托洛茨基被開除出蘇共，而托洛茨基卻要求恢復黨籍，回到蘇共裡來。托洛茨基反對派是要在共產黨內改造黨。

中國托派認為，“中國共產黨雖然做過不少的錯誤，畢竟還是在群眾中有權威的，它不但是無產階級的黨，並且應該站在民族領導的地位”。⁷　既然托派認為中國共產黨仍是無產階級的黨，所以托派幾次表示有條件的回歸共產黨；並提出與中國共產黨合作，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反對國民黨的反動統治。

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召開之後，1931年2月15日，中國左派反對派統一拹議委員會發表了《告全黨同志――立三路線與國際領導的破產》，抨擊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王明小組織在米夫的支持下，把李立三派和瞿秋白派打下台，把羅章龍開除黨籍，“這是共產國際分裂中國共產黨的陰謀” 。文章指出，“李立三路線”是遵照共產國際指示制定的，“立三路線的錯誤，根本就是共產國際的錯誤”。建議“規定日期召集全黨的代表大會，對於政策及黨制，加以根本改變――必須採取左派反對派的路線”，“我們應當選舉代表參加大會，並且在會上討論左派反對派恢復黨籍問題，我們得立刻回到黨內來”。⁸

托派回歸共產黨的條件是：中共必須接受托派的路線，改變政策及黨制。誠然，這樣的條件中國共產黨不會接受的，共產國際也不允許中國共產黨接受這樣的條件。

那時，中國托派仍然爭取有條件的回到共產黨裡來。雖然，大多數人是被開除出黨，但托派仍然作為共產黨外的一派，只有到1935年改名為“中國共產主義同盟”之後，再沒有提出回歸共產黨。

中國托派在統一代表大會建立了統一的“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之後，於1931年8月6日在機關報《火花》創刊號上發表了《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告民眾書》，聲討國民黨統治四年來的種種罪行。宣言：“中國人民不能再在國民黨資產階級統治下，受盡帝國主義軍閥的蹂躪了，國民黨資產階級，無論蔣介石或其他各派政客軍人的政權再沒有統治中國的能力與信用了”，號召“工人、農民及一切受壓迫的民眾們，依靠自己的組織力量、武裝力量，來實現全權的國民會議，來領導反帝國主義的鬥爭，解決土地問題，實現八小時工作制，各業工人自由組織工會，反對國民黨的軍閥戰爭！”⁹

“九一八”事件，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了滿州（東三省），1931年9月24日，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立即發表了《為日本帝國主義侵佔滿州告民眾書》，譴責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主義，號召“民眾立刻自動的武裝起來”！“立刻自動的組織各地方國民會議預備會，領導反日鬥爭和準備普選的全國國民會議之召集“！“反對屠殺農民和對日採取不抵抗主義的國民政府”。¹⁰

從上面的兩個文件，可見中國托派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嚴正立場，提出召開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來領導抗日戰爭，以代替不抵抗主義的國民政府；平均土地給農民，工人自由組織工會。

日本帝國主義侵佔東三省，威脅華北，蔣介石政府採取“不抵抗主義”政策，喪權辱國，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怒，要打倒國民黨政府。在“九一八”事件後，國民黨各派軍閥、政治派系也乘機反蔣。國民黨政府發生了政治危機。1931年12月15日，蔣介石被迫下野，蔣介石行政院長職務由汪精衛派系的陳銘樞代理行政院長。汪精衛的改組派政府並沒有改變國民黨政府的基本政策；對日本帝國主義退讓，對人民抗日要求進行鎮壓。於是，便有“一二．一七”南京“珍珠橋慘案”事件發生。從而更加激起人民反對國民黨的情緒，遂有各地群眾搗毀各地國民黨黨部的事件發生，開始了抗日愛國的學生運動，發展為資產階級商人、工人、知識份子參加的愛國抗日運動。群眾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反對喪權辱國的國民黨政府的浪潮，閃現了革命的先兆。

托派觀察到這樣的政治形勢是：“目前是國民黨資產階級的統治已由動搖而走向崩潰，民眾已經開始抬頭的時期”。“形成了無階級進攻的客觀環境，反日的民族鬥爭已造成了武裝民眾的特殊機會……我們一秒鐘也不能放鬆的抓住目前這一新階段的實際環境與機會，鼓動工人群眾起來為這些口號而鬥爭，以造成革命的高潮，以造成革命的形勢”。¹¹

為了推動革命運動的發展，必須把所有一切革命力量結合起來，於是中國托派作出與共產黨合作的決定，不管中國共產黨連篇累牘的攻擊中國托派是取消革命的反革命派。

1932年元旦，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發表《告全黨同志書》，向中國共產黨提出共同合作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反對國民黨。《告全黨同志書》寫道，目前的學生運動，“已由反日走到反國民黨”，呼籲全黨同志起來“糾正黨領導機關之錯誤以改造整個黨”，“集中全力於城市職工運動，以推動工人群眾能夠很快的起來參加並領導反日反國民黨鬥爭”；“令蘇區的武裝力量盡可能的就近向有工人運動或反日運動的城市前進，和這些運動匯合起來”；“對於所有工會運動中，罷工鬥爭中，學生運動中，反日運動中，國民會議鬥爭中，反國民黨鬥爭中，以至組織蘇維埃運動中，一切共產主義者之聯合行動，不加任何形式的阻止與破壞，以便統一我們的力量，向階級敵人進攻。我們左派反對派在一切行動中，準備和全黨同志攜手前進”。¹²

1932年2月間，托派中央陳獨秀、彭述之、羅漢三人（當時托派中央領導機關就是他們三人）聯名《致中國共產黨中央信》（委托施卜君夫人轉交中共中央）。中國托派正式向中國共產黨提出“合作抗日”，“共同反蔣”。

中國共產黨對托派提出合作，共同進行反日反國民黨鬥爭的呼籲，保持沉默。直到1936年4月，中國共產黨發表宣言，呼籲國民黨，中國托派等各黨各派共同“創立抗日的人民陣線”，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提出和中國托派合作抗日了。不過，過了幾個月，中國共產黨就攻擊中國托派是漢奸、國民黨特務，對中國托派的態度180度的大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