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托派
馬懷士
（二）中國共產黨肅托運動
中國共產黨內陳獨秀反對派，以陳獨秀名義多次上書黨中央 ， 申述自己對共產黨中央所實行的政策和對中國革命問題的見解，遭到黨中央批評。
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六屆二中全會（1929年6月25日至7月1日）作出決議，決議指出“最近黨內發現了國際托洛茨基反對派的小組織。這一反對派現在已成為帝國主義破壞蘇聯、反對世界革命的工具，無疑的在中國的反對派要同樣的成為中國統治階級反對革命破壞黨的工具，所以黨必須堅決的予以制裁，鞏固黨的組織”。2 會議決定，把肅清黨內流傳的托洛茨基主義及托派小組的分裂活動作為黨內鬥爭的一項重要任務。中央發出《通告第四十號》，規定黨內反對托派鬥爭的方針是“理論上的指斥，組織上的制裁”，“肅清其領袖活動份子” 。1929年8月5日，《紅旗》出版專號“反托洛茨基主義專號”（第36號），登載有李立三的《反托洛茨基主義和中國的機會主義大綱》（是中央提供的反托指導性的文件），以及斯大林的《中國革命問題大綱》和《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脫離反對派的宣言》。1929年8月13日，中共中央發布了《關於中國黨內反對派問題》的“第四十四號通告”。通告指出，中央發現了反對派，“在黨內與黨外有他的秘密組織，有他的秘密出版物”。“中國黨除在思想上與反對派作堅決鬥爭外，並要從組織上遵照共產國際的決議，與無產階級最高原則，堅決地肅清反對派在黨內的任何活動，以鞏固黨的一致”。
1929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關於反對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茨基主義反對派的決議》，指出“機會主義與托洛茨基主義反對派對於目前革命的根本問題都走入了取消主義的觀點，最近陳獨秀同志致中央的信3 就是一個很好的代表”，他這信的觀點“完全推翻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一貫的列寧主義路線，完全推翻六次大會與中央對於目前革命的根本策略而走到了極可恥的取消主義”！此信“公開的反共產國際，反六次大會，反中央，反黨的路線”。因此，中央在組織上作出決定：“一、各級黨部如果發現了這樣的小組織必須馬上解散，對於參加的同志須予以組織上的制裁。二、經過討論以後，仍然固執他的取消主義的思想，不執行黨的策略，不服從決議的，應該毫不猶豫的開除出黨。三、陳獨秀同志必須立即服從中央的決議，接受中央的警告，在黨的路線下工作，停止一切反黨的宣傳與活動” 。故此，陳獨秀在黨內的反對派，反對盲動主義的武裝暴動“就是不要革命，取消革命”，被中共稱為“托陳取消派” 。
中共各地方黨組織，執行中央政治局10月15日決議，對黨內反對派進行開除。1929年10月21日，江蘇省委作出開除彭述之，汪澤楷，馬玉夫，蔡振德，及作出《反對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茨基反對派》的決議，並請求中央開除陳獨秀。
10月26日，陳獨秀與彭述之聯名致函中共中央，指出黨中央的政策是“盲動主義”，“機會主義”的政策，宣告：“你們說我們是反對派，不錯，我們是反對派，我們的黨此時正需要勇敢的、對革命對黨負責的反對派，堅決的不和機會主義冒險主義威嚇手段腐敗官僚的領導機關同流合污”。
1929年10月26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信，指示“黨應當同陳獨秀的取消主義綱領進行無情的鬥爭，因為這綱領否定正在發展中的革命高潮，甚至否定革命高潮必然到來的客觀前提”，“必須繼續加緊揭露托洛茨基主義的反革命本質”，“黨應當把自己隊伍中的那些隱蔽的托洛茨基份子和取消主義份子清洗掉”。
中國共產黨接到共產國際的指示，更加加緊進行肅托反托運動。
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關於開除陳獨秀黨籍，並批准江蘇省開除彭述之，汪澤楷，馬玉夫，蔡振德四人的決議案》。
此時期，肅托運動在做法上還沒有把托派作為反革命，雖然共產國際、王明、李立三有把托洛茨基派說是反革命。對黨內托洛茨基反對派還是採取爭取他們回到黨的立場上來。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和周恩來曾與陳獨秀談話，要陳獨秀去蘇俄，想用共產國際的力量壓服陳獨秀。談話毫無結果，陳獨秀拒絕接受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批評意見，也不去莫斯科。
周恩來找王文元談話，要他寫一聲明，放棄托派意見。王文元答應寫。第二天，王文元卻交出了一份聲明，表明自己的政治意見。幾天後（1930年5月14日）王文元被除開出黨4 ，其他許多黨內托派人員，都是經過組織的談話，要他們放棄托派意見，回到黨的路線上來。所以，那時反托鬥爭的方針是“理論上的指斥，組織上的制裁”。
1929年12月20日，中共江蘇委宣布，批准上海滬東、滬西、滬南、閘北各區委支部開除鄭超麟、劉伯莊、尹寬、李季、陳碧蘭、杜琳、薜農山等人的黨籍。
1929年12月，中共接到蘇共的通知，八月回國的同志多數被指有參加托洛茨基反對派活動的嫌疑。中共中央即向蘇共所提供的名單，分別發出通知，要他們表明自己對托派的政治態度，以及是否參加反對派活動。接到中共中央通知的人，有的人在《紅旗》上發表聲明，脫離托派（趙醒民），有的人聲明與托派毫無關係（鮑成美，濮德志等十四人） 。收到通知的大多數人不予理睬。有的被開除出黨，有的作為自動退黨。1930年1月，中共中央發出《通知第八十號》，決定開除劉仁靜、劉胤、趙濟、陸夢衣等人黨籍。1930年4月，中共中央發出《通知第123號》，向各級黨組織通知各地開除取消派份子名單：鄭超麟、陳碧蘭、高語罕、江常師、劉伯莊、杜琳、李季、尹寬、薜農山、謝莊、高衡、羅亞蘭、羅世璠、董鐵肩、范香谷等。
到1930年上半年，中共黨內的托洛茨基反對派人員大多數被開除出黨而轉到黨外的托派組織。有一些人被開除後或退黨後沒有參加黨外的托派組織，而是消沉了，退出了政治舞台。經過1928年至1930年，中共的肅托運動，已經肅清了中共黨內的托洛茨基反對派，照理中共黨內的肅托運動應該結束。
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托派最大的分歧是在於革命形勢的估計，革命戰略與策略、革命路線的問題。
對革命形勢的估計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它決定鬥爭策略。正如列寧所說的，革命退潮時我們的鬥爭策略就不同於革命高潮時的鬥爭策略。1927年經過蔣介石的“四．一二”事變和汪精衛的武漢“分共”，隨後國民黨進行清共，捕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反革命的白色恐怖籠罩著城市與鄉村，革命是失敗了。革命是處於退潮時期了。因此，中國托派提出召開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為中心口號，以便爭取民主，蓄積革命力量，組織群眾，動員群眾，過渡到革命高潮到來時，進行推翻國民黨獨裁政府，奪取政權。
中國共產黨認為，中國革命形勢是“不斷高漲”（1927年11月中共中央擴大會議）。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1928年7月—9月），作出的決議，認為中國革命新高潮必然興起5 。中國共產黨從“八七會議”以後，就執行了發動暴動，奪取政權，建立蘇維埃的鬥爭策略。於是便有瞿秋白的盲動主義路線（從“八七會議”後到1928年底，在各地發動了一百多次起義，均告失敗），李立三的盲動冒險主義路線，要在全國準備發動起義，組織中心城市罷工、武漢起義。中共六屆三中全會批判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確立了王明為黨的領導。王明一方面批判李立三路線（其實王明是李立三路線的擁戴者，提出“武裝暴動、奪取政權”，“革命首先在主要數省甚至一省勝利”6 ）；另方面又實行了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強調全國的革命高潮，直接革命形勢即將到來，採取全國的進攻路線。中國共產黨經過瞿秋白的盲動路線，李立三的盲動冒險主義路線和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折騰，在各地發動罷工鬥爭、武裝起義以及部分地區的農民暴動，一個一個地失敗了。在國民黨的反動鎮壓之下，共產黨喪失了大批革命幹部（1927年底黨員從六萬人減少到一萬人），犧牲革命群眾不計其數。在國民黨統治的地區，特別是中心城市的共產黨組織受到嚴重的破壞。1933年1月，中共中央領導機關也不得不從上海遷往江西蘇區。1935年當蔣介石重兵四面八方重重包圍江西蘇區的時候，中國共產黨也不得不放棄江西蘇區，逃離江西。
革命高潮沒有如共產國際、中國共產黨所願望那樣到來。1927年革命失敗後，一直處於革命低潮。
無論瞿秋白路線、李立三路線和王明路線都是在共產國際、布哈林、斯大林和米夫指導之下制定的。當他們的路線走不通，屢遭失敗的時候，共產國際把失敗的責任推到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瞿秋白、李立三、王明身上，正如把1927年革命失敗的責任推到陳獨秀身上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