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給伊羅生的九封信
— 討論中國革命與中革史的一些重大問題 —
王凡西譯、注
目錄
譯者序
托洛茨基給伊羅生的九封信
托洛茨基為《悲劇》出版而寫的一張短條
譯者序
伊羅生（Harold R.Isaacs） 著的《中國革命的悲劇》，現已普遍認為是一部「經典之作」（Classic）。 凡是研究中國革命的人，特別是那些研究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國革命歷史的學者們，對它都非常重視。
當他寫作這部書的時候，伊羅生是里昂•托洛茨基的一個追隨者。初稿寫成後，他還特地到挪威去訪問托洛茨基，和他討論問題，請他讀原稿，提意見。托洛茨基很賞識這個年輕美國人（當時他纔二十五歲）的才能，仔細讀了稿子，認認真真提了不少意見，最後還給這本書寫了一篇很長很有份量的序。
托洛茨基所提的意見，都寫在他給伊羅生的九封信裡。這些信我們是從哈佛大學圖書館保存的托洛茨基文件中找到的，現在譯出來介紹給中國讀者們。
從這九封信裡，我們不僅可以見到這部名著的成書經過，見到托洛茨基為何獎掖一位青年作家，而且，更重要的，我們還可以得到不少有關中國革命與中共歷史的寶貴材料。可以看到一些很有價值的理論分析。
各項意見中最值得注意的，我個人覺得有三，它們是：1.如何應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和觀點來寫作？（見第三封信。）2.當初中共是如何決定加入國民黨的？（見第六封信。）3.甚麼是中國歷史發展的特點？（見第五封信。）
這些問題及其答案，也許不會讓一般讀者感到興趣，但對於研究中國歷史與中共歷史的學人們，它們卻具有非常大的重要性，有極大的啟發性，甚至還有現實性哩。
譬如拿中國歷史發展的特點這個問題來說吧。為要解答中國為甚麼不能從自己的生產關係中生長出資本主義來，人們曾經提出過不少答案：有的將它歸咎於中國的地理條件（海岸線相對的平直），有的歸罪於儒家思想（保守自足），有的──目前相當時髦的──則要讓老是給中國人造成災難的幾條大河──特別是黃河來負責。
其實，這些答案不是隔靴搔癢，便是捨本逐末。真正抓住了這個特點的，不能不數托洛茨基在第五封信裡所指出的──實質上也正是馬克思曾經指出而未曾充分闡明的那種「亞細亞生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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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劇》出版於一九三八年，由倫敦一家書店承印。出版後不久便發生第二次世界大戰。《悲劇》遭到了它自己的悲劇：書未廣泛流通，便讓納粹的轟炸機連書店一起給炸毀了。
大戰結束，《悲劇》於一九五一年由美國斯丹福大學出版社重新出版。這是第一次的修訂版。再過十年，一九六一年，又出了第二次修訂版。此後，流通漸廣，銷數大增，從一九八○年起每年重印一次，成了歷史科學這類嚴肅書籍中的一本暢銷書。它還有了許多種文字的翻譯本。
不過這本書的內容，隨著著者的思想改變，已有了不少改變。兩次修訂，就為的要記錄這些改變。
伊羅生的思想改變過程，我不想、也不能在這篇短文裡詳細介紹。簡單說，開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夜，完成於大戰發生之後的《悲劇》著者的觀念（他自己愛把它稱作「偏見」）變化，可歸結成一句話：從「布爾雪維克──列寧主義者」變成為「民主的社會主義者」。（見他的第一次修訂版序言。）
這樣的轉變，在那個時期，並不限於伊羅生一人。在當時，正如在目前一樣，這是發生在大批左傾知識份子中間的時髦現象，伊羅生和其他許多時髦人物不同的，祇在於他不曾以今日之「是」全盤否定昨日之「非」。特別對於一向崇敬的托洛茨基，他仍舊保持著崇高敬意。為甚麼要這樣呢？他自己作了以下解釋：
「在圖書目錄中，我這本書從來總是被歸入『托派』書籍一類的。現在，人們也許會很合適地問道：如今﹝經過修訂﹞它是否還配得上這個標記。「托派」這一個給人亂使濫用的名詞，在今天很難知道它有甚麼意義。當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國革命進行時，托洛茨基抗拒著斯大林派的墮落，他是一位一貫的國際主義者。對於當時所發生的事情，他比俄國其他任何一個領袖看得更加清楚。對於每一次的事件轉折，他都能以驚人的精確程度作出預言。他對官方路線所作的分析與批評，一再為文件所証實──這些文件，在我這部書裡是第一次加以考核的。這是個事實，而這樣一個事實，不會因時間的流逝而有所改變，或者因作者觀點的改變而有所改變。不過，這部著作雖然証實了托洛茨基當時的分析，它卻已不再接受他的結論，因而再不能稱之為托派書籍了。」
「我雖然拋棄了布爾雪維克主義──托洛茨基是這個主義的具有權威的發言人──但我對於托洛茨基有關社會主義革命的某些概念，到底社會主義革命是甚麼回事的某些概念，我仍舊懷有很大敬意。托洛茨基本人雖然為某些布爾雪維克主義的前提所囿，（這些前提是滋養了獨裁制的）。但正是托洛茨基，正是他，終於站出來反對全能主義的官僚制度，成為那殘存著的革命道德的一個象徵，它高高超出於當權的斯大林派的陰謀詭計之上，超出於權力機構，誣衊中傷與血腥鎮壓之上。要敬仰托洛茨基那是絕對不必在意見上相同於他的。」（見第一次修訂本序）
伊羅生確曾以這個態度修訂了他的書。所以修訂本基本上保存著原來面目。最大的改動是後面新添了一章《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國革命的痕跡》，在那一章裡作者充分發揮了他對中國革命，對俄國革命，以及對托洛茨基思想等等的新的看法。此外他刪掉了托洛茨基給他寫的那篇長序，代之以英國十九世紀那位詩人，美術家兼社會主義者威廉•摩理斯的一段《語錄》。
經過這樣一番修訂，自不免有前後矛盾之弊。這也就是說，整部書的敘述與分析和它最後的思想結論之間，必然會發生矛盾。不過，據我看，恰好因為這個矛盾，纔使這部書仍不失其為「經典之作」的。
王凡西
一九九一年八月
注：具體修訂的過程是這樣的：第一次（一九五一年）抽掉了托洛茨基的序言，用威廉．摩理斯的一段話來代替；保留正文中自第一至第十七各章；刪掉第十八至第二十的最後三章，代之以新寫的二章；作者自己寫一篇序，說明他的新看法。第二次修訂（一九六一年）將新寫的二章濃縮成一章，題作『一九二五至二七年中國革命的痕跡』；恢復第一次修改時刪掉的原第十九章『蘇維埃中國的興亡』，把它作為附錄；又寫了一篇序。
托洛茨基給伊羅生的九封信
（一）
親愛的勞勃次同志：(1)
我沒有回覆您巴黎的來信，實在抱歉，我生了病，而且有些迫切的事情要做。給您回信，先得讀您的報告，可是我抽不出時間來讀它。
芬納•布洛克威(2)給我來信，熱情洋溢，談到他和您的會見，談到您講給他聽的有關中國的情況。莫斯脫同志(3)告訴我，說他和您談到了您將在美國的工作。我很想聽到那邊的情形究竟如何，以及您對於組織的現狀及其前途的印象和看法。
我已經在繼續讀您的書，它是很有趣與有益的。我只怕您找不到一個出版人能對中國革命的戰略與策略諸問題發生足夠的興趣。您的文章使我又回到這個問題上來了。
L.D.T.ヌサヌヅ
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九日
譯者注：
(1) Roberts即伊羅生，他的全名為Harold Roberts Isaacs。原件法文。哈佛大學圖書館托洛茨基檔案編號EP8542。又原文《同志》一字用的是複數，當係包含伊羅生的夫人維奧拉在內。
(2) Archibald Fenner Brockway（1888─1988） 英國獨立工黨領袖。革命社會主義黨國際局書記。這個鬆散的國際組織成立於一九三五年。參加這個國際的有德國的「社會主義工人黨」、「英國獨立工黨」、西班牙的「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等。這個國際既不屬於第二國際，也不擁護第三國際，但又反對成立第四國際。隨著各成員黨的先後消失，這一組織不久也就不存在了。
(3) A.J.Muste（1885─1967）和平主義者，牧師。美國工人黨領袖。這個黨於一九二四年與美國的托派組織──美國共產主義同盟合併，成立合眾國工人黨 (WPUS）。莫斯脫擔任書記。一九三六年莫斯脫退出組織，回復到和平主義並復任牧師之職。在六十年代，他又積極從事政治活動，在組織美國的反對越南戰爭的運動中，他起了很大作用。
（二）
親愛的勞勃次同志：(1)
一、我寄給您弗萊特•崔勒(2)的一本小冊子，這是關於賽因區少年社會黨運動的，其中有我給它寫的一篇序。我相信您會把我的序言很合適地譯成﹝英文﹞。崔勒最近曾來此作短暫訪問。
崔勒這本小冊子，給斯巴達派(3)提供了一件很重要的工具。
二、西蒙--蘇斯脫（Simon & Shuster）書店(4) 覺得您的書「很富學術性」。他們認為如果您能增加一些有關革命本身的富有色彩的描寫，會更加好些。
不知道您手頭有沒有這些必要材料；不過我認為，如果這樣辦，確會使這本書更有吸引力的。如果您有可能在某幾章中，或在一些章的某幾頁中加入一些優美的報導文學式的描寫，那就加插進去吧。
我在醫院裡又讀了兩章，不過我要等到讀完全書之後才給您提意見。
三、坎農與夏克曼二同志的信（5）和其他派別的同志們所曾寫過的許多信一樣，是屬於私人性質的。國際書記局將這封信發表出來，那是犯了一個令人惋惜的錯誤。我正在寫封正式的信說明這層意思。無論如何每一個通達的讀者都知道，當熱烈討論進行之時，人身攻訐﹝據原文直譯是：「個人的品格評估」──譯者﹞往往是鬥爭的一種特點。我們在一些並不準備發表的信札中，為要加重自己的想法起見，誰都會寫出這一類過頭話的。坎農與夏克曼知道得很清楚：他們在信中﹝對某幾個人﹞應用了那種諷剌警句式的評估，絕對不會使我對這幾個我衷心敬愛的同志，不以同志看待。
如果把私信公佈的這一無可原諒的事件，即使極小地毒害了黨的生活，都是真正可嘆的。在我的正式信件寄到之前，您可以給政治局翻譯這個簡短評語，以備應用。
對您和您的夫人致最熱烈的敬禮。
（未具名）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
譯者注：
(1) 原件法文。編號EP8543。
(2) Fred Zeller（1912─）原係巴黎賽因區社會黨青年組織的領袖，因接受托派主張，於一九三五年七月被社會黨開除。同年十一月他到挪威去訪問托洛茨基。他寫了一本名叫《革命社會主義者的道路》的小冊子。托洛茨基給它寫了一篇序。此後他成為法國托派與國際共產主義同盟的領導者之一。一九三七年因他與法國斯大林派從事私下勾搭，被開除。
(3) Spartacus，法國社會黨左翼的一個中派主義的小團體。
(4) Simon & Shuster，美國紐約的一家書店。它曾在一九三二年出版托洛茨基著的《俄國革命史》。不過這家書店後來並未出版伊羅生的書。《中國革命的悲劇》是由倫敦的Secker & Warburg書店於一九三八年出版的。
(5) 信的第三段原與伊羅生和他的書無關，只因不想把信割裂，將全信譯出，其中所說，意義自明，需要說明的只有一點：信中牽涉到的另外二人是 JackセWeber 與 Albert Glotzer。他們為了當時的美國托派應否加入社會黨一事，與坎農和夏克曼鬥爭，這二人都反對加入。
（三）
親愛的勞勃次同志：(1)
在斯貝克脫(2)與韋脫(3)二位同志來此作客期間，我不曾能回覆您的兩封信。訪問的結果如何，您當已從我的電報中知道了。在討論中我最最關心的，是必須避免破裂：一個形同「獨立政黨」的少數派的存在，那簡直是一幅政治諷剌畫，它會使那些優秀同志們浪費精力，喪失威信。
我不曾將您的稿子交斯貝克脫帶上，因為我始終希望這本書就會出版，我將需要這份原稿來給它寫序。
這裡是我想對它提出的一點簡單意見。您的著作是很好的，很重要的，它會給讀者們帶來很大好處。不過書的結構，以及您敘事的方式，我覺得還需要有點變動。照您這本書的現有方式，好像是給布爾雪維克──列寧派(4)的先入之見作一種歷史圖解。您一開頭摘引了聖經經文，然後您指出：往後的事變發展完全符合這些經文。這麼辦，您給了您的敘事方式以一些「神學」氣味。當然，我想您知道得同樣清楚，您的分析與「神學」毫無共同之點。您所摘引的學說與您的敘述一樣，實際上都是用唯物主義來分析事變，並以此作為根據的。但是這種敘事方式卻會使那些非布爾雪維克──列寧派的人們為之震驚。這就是說，它會使人類中極大一部分人，特別是美國人，為之震驚的。
我對您提甚麼建議呢？
不要那篇教條式的與抽象的導言。另寫一篇以事實的敘述為根據的、像是結論式的東西，來代替它。
給那些資產階級革命與民族革命寫一篇歷史性的導言吧。譬如說，十六世紀的荷蘭革命，也是一次民族解放的革命，它反對西班牙的統治。將荷蘭革命的動力與中國民族革命的動力作一個比較，那怕是很簡單的比較，都能使您的敘述大為突出的。
也可以把法國革命與﹝俄國﹞十月革命拿來作出發點，進而指出資產階級革命與民族革命在過去幾個世紀中所經歷的變化。類乎這樣的一個導言，會引起編者的更大興趣，會贏得讀者們的同情。
從同樣觀點出發，您得把整部稿子修訂一下。我不認為您得大修大改。祇要去掉那些「神學」形式的痕跡，用更生動的描寫，用對人物的更好的刻劃，等等，來加以補足就行了。
（未具名）
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一日
譯者注：
(1) 原件法文。編號EP8544
(2) Maurice Spector（1898─1968）加拿大共產黨創建人之一，當選過共產國際執行會委員。他又是加拿大托派組織發起人之一，後來成為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一位領袖。
(3) White是Lyman Paine的化名，美國「合眾國工人黨」成員。當時美國托派決定加入「美國社會黨」，組織內部為此爆發激烈辯論，形成了對立的二派。托洛茨基贊成加入。斯貝克脫與韋脫二人代表少數派的反對意見，特地到挪威去訪問托洛茨基。
(4) 布爾雪維克──列寧派是蘇聯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稱呼自己的名字。一九二九年後，它成為國際托派的共同名稱，直至一九三三年。那時希特勒在斯大林的錯誤政策幫助下取得了政權，托洛茨基認為從此已不再有改良共產黨的希望，托派不再自認為共產黨內部的一派，因而改名為「國際共產主義同盟」。一九三六年七月「國際共產主義同盟」大會上通過決議，發起一個「為建立第四國際的運動」；一九三八年九月，第四國際正式成立。
（四）
親愛的埃撒克斯同志：(1)
我隨時都準備給你關於中國革命的那本書寫序。我甚至希望給你寫一篇範圍寬廣的序，它要寫到歷史方面，更要寫到現時的政治方面；我要試圖指明目前正在法國與其他地方推行的「人民陣線」政策乃是中國革命時期中共與國民黨聯盟政策的翻版，而且，由於同樣理由，它是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中門雪維克政策的繼續。我想把序言寫得簡單明白，讓廣大的讀者能夠了解。因為我心目中要寫的是這樣一篇序言，所以它必須在你這本書準備出版的時候寫出來。舉個例子，如果這本書和序言出版與讀者見面時，勃羅姆(2)政府已經下台，我就不該把它當作現任政府來分析的。你必須把這個情況解釋給可能出版你這本書的人聽。祗要你或者你的出版人給我來一個電報，說：「迫切需要序言」，我會立即動手寫，把序言在收到電報的二星期內寄給你。不過無論如何，九月初以前是無法辦到的，因為在八月裡我必須休息幾個星期。至於序言長度，我相信大約會有十六頁。
熱烈問候你和你的夫人。娜妲利婭•伊凡諾夫娜(3)同此。
（未具名）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九日
譯者注：
(1) 原件英文。檔案編號8545
(2) Leon Blum（1872─1950）三十年代法國社會黨領袖。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擔任第一屆人民陣線政府領袖。一九四○年被維希政府所捕。戰後又當過法國政府總理（一九四六─一九四七）。
(3) Natalia Ivanovna Sedova（1882─1962）托洛茨基夫人。
（五）
親愛的埃撤克斯同志：(1)
收到你的稿子，並且已經讀了第一章（三十一頁）。我覺得這篇新導論，無論內容與形式都非常出色。要把一個龐大國家的幾千年複雜歷史在三十一頁篇幅中講出來，那是很不容易的。可是你卻能把它們描繪得既清晰而又有教益，描繪得很成功。你的文體是美麗的：清楚，確切，完全沒有新聞記者式的浮誇辭藻。
從你開列的參考書目中，人們可以看出你是從各種文字的書籍中吸收了大量資料的。這就給了你的著作以一個堅實基礎。真是好極了！我們這個流派不但能出小冊子，不但能寫單篇文章，而且開始能寫出嚴肅鄭重的書來──這一個事實是我們這一派具有的內在信心的一個極可喜的象徵。這個自信本身就是成功的一項保証。還祇在短短時間內，我們已經有了傑姆斯（C.L.R.James）(2)的書，有了華克（C.R.Walker）(3) 寫的接近我們意見的書，而現在，又有了你那本扎扎實實，事事有根據的關於中國革命的研究。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現在都不能產生甚麼嚴肅鄭重的作品了。它們都喪失了自信，它們都祇在得過且過。第四國際在任何方面都開始在繼續偉大的馬克思主義傳統。
這裡我祇有一點意見想說。第一章第三頁開頭，你談到中國的古老城鎮與一般的「亞細亞生產模式」，我以為說得不夠清楚。誠然，事情的本身就是不很清楚的。不過我相信中國後來的歷史，讓我們可以確定出以下一個公式：中世紀的歐洲城市是生產中心；亞洲的城市是消費中心。歐洲的鄉村(4)，即使在中世紀也已強大有力，強大到足以使手工業者與農民分開，讓工匠們集中在城市裡面。貿易則在工匠們的城鎮和它周圍的農村之間造成一種聯繫。在亞洲，手工業，即使是那最重要部分的手工業，也仍舊和農業結合著，分散在鄉村中。城市裡面住的是貴族、官僚、放利者和兵士。城市中的工匠們是為那些寄生者們服務的，而手工藝的本身便帶有一種「貴族」性質。貿易在很廣大的場所活動，它和放債這個行當結合著。這些不同的特點，即歐、亞兩地的城市以及它們和鄉村之間的關係的不同的特點，說明了為甚麼歐洲中世紀的歷史是一部緩緩向前的歷史，而亞洲的歷史則是一部周而復始的循環的歷史。
第十四頁最後一行，最好說「游擊戰爭與盜匪活動」。
致最誠摯的敬禮
里昂•托洛茨基
寄自考約奧岡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日
譯者注：
(1) 原件英文。編號EP8556
(2) C.L.R.James（1901─1989），出生於西印度群島的革命家，作家。他曾長期間在英國和美國的托派運動中工作。著作中最出名的是《黑色的耶可賓黨人》與《世界革命》。
(3) Charles Rumford Walker （1893--1974），曾經做過托洛茨基在美國的文學代理人。《美國的城市》一書的著者。
(4) 這裡的「鄉村」疑係「城市」之誤。
（六）
親愛的朋友：(1)
剛剛讀完了第三章，它給了我關於「新覺醒」的一些很有趣與很重要的知識。這一章你寫得和前面二章一樣好，我完全相信整部書會具有同樣高的水準。
我有一個建議！每一章都很長，而每一章又都包含許多個問題。你是否覺得在各章之內加上一些小標題會更好呢？這些小題目或者緊加在總標題之後，或者加插在文章中間。
不過在這一章中，有兩個問題，我和你有不同意見。不同意見不是原則性的，但是很重要。
首先關於馬林(2)與陳獨秀之間的爭論（第三章第九─十一頁）。你確實是太袒護馬林而沒有公平對待陳獨秀了。馬林在事後對你提出的幾點論據毫無歷史價值。說馬林在這個問題上的意見是出於他個人的主動，那是絕對不可能的。他那時負有官方使命，他的活動不是以他早年在爪哇的經驗作根據；而是以齊諾維也夫、拉狄克與布哈林的訓令為根據的──這些訓令還可能得到過斯大林的同意。你在這裡沒有寫明確切時日；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這整個事件發生在一九二二年。列寧病了。我則完全不讓知道共產國際的工作情況。我第一次見到馬林是在他出使中國回來以後。
陳獨秀與其他中共領袖們反對把共產黨從屬於國民黨，我認為絕對可能，如果我不能完全保証的話。一個年輕的共產黨很自然地會更傾向於不妥協，較少可能傾向於機會主義。我們並無絲毫理由不相信陳獨秀的報告。說馬林當時並無「書面訓令」，那是可笑的。他的莫斯科派遣的特使身份是毫無疑問的，他自然會乞靈於共產國際紀律這個法寶。對於這件事是否還須提出更可信的說法，我不知道，不過我確實以為我們不需要袒護馬林，祇因為他是自由的而陳獨秀則在監獄裡。
你引用這個事實：即使中共領袖們反對加入國民黨，他們所根據的也不是原則性的理由，而祇是因為他們「相信國民黨是死的」。你把這個論點提了兩次，也許還不止兩次。我以為在這裡你把原則與事實對立起來是不對的。過去，當資產階級政黨還能領導勞動大眾之時，革命者的責任是要參加它的。例如，馬克思與恩格斯曾經在一八四八年加入過民主黨（此事做得是否正確，得具體分析）。「國民黨是不能領導革命群眾的。從革命的觀點來看，它是一個死的政黨。因此我們反對加入。」──這樣一種論斷可能具有十足的原則性的價值。
我還可更進一步來談這個問題。一九二二年，在這樣一種設想下，即認為國民黨當時已擁有一些工人；而年輕的中共則是弱小的，幾乎全部是知識份子，因此決定加入國民黨──這樣的加入，特別在華南，本身不是一樁罪惡，甚至還不是一個錯誤，（一九二二年的情況真是這樣嗎？）事情如果是這樣，那末加入﹝國民黨﹞祇是﹝共產黨﹞走向獨立的一個插曲性的步驟，這在某一程度上有如你們之加入社會黨(3)。這裡的問題便在於加入的目的何在與加入後將採取甚麼政策。
你引用陳獨秀一九二二年自己寫的文章來反對他。他寫道：「與革命資產階級合作是一條必需的道路。」……這句話是寫在馬林的訓令之前還是之後呢？而且，「合作」並不意指加入。一九二七年時候，我們也曾提議與國民黨作軍事合作。不……你對馬林太慷慨，對陳獨秀太苛求了。
我的第二個不同意見是關於你對蘇聯於一九二○年對華政策的批評。在第三章第十三頁，你寫道：「一個更為顯著的例子，它讓人們見到那個傾向：國家的眼前利益被置於革命目的之上。」你提及的那些事情（你沒有說明時日），我一點都不知道。你摘引了《消息報》上登載的一篇愚蠢的文章，但這篇文章能代表我們的整個路線嗎？這難道真的是「一個傾向的顯著例子」嗎？你拿這件事情來責備蘇維埃政府重視吳佩孚(4)更甚於中國的革命力量。你在這裡的指責是站不住的。共產國際有援助革命力量的義務，但是蘇維埃國家有在她的遠東邊界上對各個帝國主義者之間應用策略的權利。不但在遠東，而且，例如在德國，這都曾使政治在二個不同的平面上展開的。
你在第十五頁上首次提到鮑羅廷在一九二三年秋天來到中國。那正是「三頭」(5)統治的時代，當時對國民黨所採取的政策正反映了他們開始反對我們「輕視農民」的鬥爭。他們是把國民黨看作代表農民的政黨的。
請你把第三章，第二十頁的第五、第六兩行、和第二章第三十四頁的第四及以後幾行的文字對看一下。這裡有一個明顯的矛盾，同時前後二處都有一點言過其實。
我雖然提出這些批評，但我必須說，這第三章寫得很好。
請接受我最佳的祝願。
﹝里昂•托洛茨基﹞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一日 於考約奧岡
譯者注：
(1) 原件英文。編號EP8558
(2) Maring，係斯尼夫里脫（Henricus Sneevliet 1883--1942）在中國工作時所用化名。他是荷蘭共產黨與印尼共產黨的創立人之一。一九二七年脫離荷蘭共產黨，他所領導的一個小派曾於一九三三年後接近托派，但於一九三八年，主要為了對西班牙內戰問題的不同意見而離開托派。第二次大戰時被納粹所捕，終於被殺。
(3) 美國的托派組織「合眾國社會黨（SPUS）曾於一九三六年自動解散，加入以諾曼•托瑪斯（Norman Thomas 1884--1968）為首的美國社會黨，於一九三七年年底脫離，復於一九三八年初成立「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
(4) 吳佩孚，一九二○年代初期，北洋直系軍閥的領袖。
(5) 三頭指齊諾維也夫，加明尼夫與斯大林。
（七）
親愛的埃撒克斯同志：(1)
最近有好多事情要做，因此直到現在纔讀完第四章和第五章。兩章都很好，特別是描寫蔣介石性格的第五章，極好。真是非常精采的一章！我覺得當你的文章從一般的歷史議論轉入特殊事件的描寫時，顯得更加活潑生動。對於﹝這兩章﹞我幾乎是無可批評的。
第四章第三頁，從底行數起第十二行，我以為最好這樣說：「組織著，宣傳著，正在進行陰謀詭計。」用這幾個字來代替你原來的文字。
第四章第二十三頁，從底行數起第六行。你說我們正在創建雙重政權機關，這樣說不正確。雙重政權祇能是諸般力量關係的結果，卻不是一個政治目的。
第五章第三頁，從底行數起第四行，你說，「香港癱瘓了」，但你沒有寫出癱瘓成甚麼樣子。
第五章第二十三頁，你首次提到左派反對派對中國問題所採取的態度。這裡必須告訴你如下的情況：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五年期間，中國問題是先在斯大林與齊諾維也夫兩個人之間取得同意，然後通過共產國際的渠道來處理的。他們從來不曾徵求過蘇聯共產黨政治局的意見。鮑羅廷﹝所執行﹞的政策，甚至從來不曾在政治局裡提起過。這是共產國際的專享特權，實際上是斯大林與齊諾維也夫的專享特權。我只是偶爾預聞一下，例如，當我在政治局裡投票反對接納國民黨以同情黨資格加入共產國際之時。祇當一九二六年，斯大林和齊諾維也夫的聯盟破裂之後，﹝有關中國問題﹞的種種秘密纔逐漸透露出來。不過齊諾維也夫本人還是受著他以往政策的束縛的，並且在我們最初幾個公開聲明之前，左派反對派曾經有過一連串內部討論。這就說明了為甚麼我在中國問題上延遲很久纔出來作公開鬥爭的緣故。
現在來談報刊問題。你批評我對於資產階級報刊的態度。這批評是由一些誤解引起的。(一)克魯康(2)問題。這並不是我對紐約泰晤士報下哀的美頓書，而是要挫敗克魯康想把我從墨西哥驅逐出去的問題。這不是一個有關新聞報導的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在此鬥爭中，我們是得到了重大勝利的：一、我們使美國的新聞記者們分裂了，使美聯社與合眾社的代表們反對克魯康。二、克魯康在此間的政府方面名譽掃地。三、克魯康現在不但變得小心謹慎了，而且還想﹝與我們﹞重建外交關係。(二)當我有甚麼事情想傳達給新聞記者時，我絕對不曾對資產階級報刊提哀的美頓書，我們和美聯社，合眾社與哈瓦斯社的關係是極友好的。不過，如果有某一家報紙要我對某一問題（這個問題祇對他們有興趣而我並無興趣）發表一聲明，我就要求這家報紙保証能把我的回答忠實完整地刊載出來，我曾經浪費了大量時間給他們寫聲明，而他們卻把我的意見歪曲了或者竟根本不給發表。因此，我們對他們所取的態度是絕對合理的。
向維奧拉與你致意。
（未具名）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廿九日
於考約奧岡
譯者注：
(1) 原件英文。編號EP8559。
(2) Frank L.Kluckhohn（1907--1970），紐約泰晤士報記者。當時他寫了好幾篇文章，著重指出托洛茨基在墨西哥從事積極的革命活動，又說這些活動給墨西哥政府帶來很大困難。其用意顯然要使托洛茨基在墨西哥無法居留。因為墨西哥政府給托洛茨基以居留是以他不干涉墨西哥內政為條件的。
（八）
親愛的埃撒克斯同志：(1)
多虧 Rae(2)的幫忙，我纔能給你的書寫好了序言。我得承認，這項工作讓我感到一些困難。有時候，彷彿我在重複一些老生常談。另一些時候，我又好像牽涉到一些複雜的，一般性的問題中去了。不過終於讓這樣的想法說服了我自己：第一，我們的「老生常談」對於你這本書的大部分讀者來說卻是未曾前聞的，第二，序中某些複雜的，或者抽象的見解，會有你這本書的內容來作圖解。好吧，我總已在目前的環境中盡了我最大的可能了。現在我把序文的俄文原稿寄給你，由你負責去譯成英文，我們則保留批評﹝譯文﹞的權利。
不知你和出版人簽訂的合同上有沒有規定序文不得在雜誌上發表的條文。
﹝其實，如果允許序文在雜誌上發表，祇能對書有利。﹞我無法確知這篇序文是否能找到一份資產階級雜誌來發表。如果找不到，它可以發表在《新國際》(3)上。不過這件事我完全讓你處理。
娜妲利婭與我向維奧拉和你致最佳的祝福。
同志的敬禮
里昂•托洛茨基
一九三八年二月五日
考約奧岡
譯者注：
(1) 原件英文。編號EP。
(2) Rae Spiegel 亦即Raya Dunayavskaya，托洛茨基的俄文女秘書。
(3) 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理論雜誌。
（九）
親愛的朋友：(1)
收到你的書，非常高興。這是現代馬克思主義文獻中的一項真正收穫。我希望有一位合格的批評家，至少在《新國際》與《派性評論》(2)上撰文評介；因為資產階級與親斯大林派的刊物是不可能賞識這本書的崇高價值的。
法朗雪斯可•札摩拉(3)，一位很出名的學者與新聞記者，他又是我們的同情者，已經接受我的提議，要在 HOY雜誌上寫一篇評論這本書的文章。他是一個忙人，文章將在兩個月以後登出來。 Clave(4)雜誌上當然也會有一篇書評。我們要盡可能把這書推廣開去。我要給它寫一個短短的廣告，讓我們各國的刊物登載。
娜妲利婭與我向維奧拉和你致最熱烈的敬禮
﹝里昂•托洛茨基﹞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六日
於考約奧岡
譯者注：
(1) 原件英文。編號EP8561。
(2) Partisan Review ，三十年代中期，由一群美國左傾高級知識份子出版的雜誌。它最初傾向斯大林主義，後來擺脫了斯大林派影響，相當傾向托派，但最後則根本排拒了馬克思主義。
(3) (4) Francisco Zamora Padilla（1890--1985）尼加拉瓜出生，墨西哥出名的記者，政治經濟學教授，曾任墨西哥工聯會執行委員會委員。西班牙文Clave（鎖匙）雜誌的編輯之一。
托洛茨基為「悲劇」出版而寫的一張短條
《中國革命的悲劇》，哈羅爾特．R ．埃撒克斯著，全書五○一頁，英文，上月出版。這本書敘述了中國革命的歷史，
它提供了現代馬克思主義文獻的一個非凡的例子。著者對於書的題材是異常熟悉的。以一個積極的與嚴肅的觀察者身份，部
分又以事變參加者身份，他曾經在中國生活過好幾年。作為他這部著作的基礎的，乃是確屬巨量的國際文獻。著者能靈活地
應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又能以明白、確切與令人信服的文字來寫作。每一個真正關心中國前途與中國革命的人，都必須
將它當作手冊的。我寫這張短條的目的是要使所有的同志注意埃撒克斯同志的這本書。我又表示一個希望，希望它不久能譯
成其他文字，首先必須譯成中文。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三日
譯者注：
這個短條即是上面第九封信中預許的那個「廣告」。寫成後，卻始終不曾在任何刊物上發表。保存在哈佛圖書館的托洛
茨基檔案中，原件俄文，編號 T4452。一九七九年這短條被譯成英文，收入英文托洛茨基著作錄（一九三四——四○年）補
編。
（香港新苗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十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