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陳獨秀及其戰友致敬
高木圭
關於為陳獨秀同志恢復名譽
陳獨秀（1879-1942）是中國共產主義的締造者和中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領導人。有人認為陳獨秀在1937年從南京監獄釋放出來之後，便離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了。例如，在第四國際成立大會的紀錄中，我們讀到：「洛桑，1938年9月3日，皮埃里．納弗里宣稱：許多組織的領導成員最終離開了第四國際，比如陳獨秀。」（註一）但，這不是事實。最近公佈的文獻資料表明，陳獨秀一直是支持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和第四國際的。雖然他同上海的第四國際支部某些成員，特別是同彭述之（1896-1983）之間存在著爭論。
新近公佈的文獻資料證明如下的事實：1938年6月25日托洛茨基在墨西哥通過弗朗克．格拉斯（化名李福仁）（1901-1987）給陳獨秀寫信，建議他為了人身的安全，應該離開中國到美國去。李褔仁是在英國出生的一位新聞工作者和上海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支持者。根據托洛茨基的建議，上海的一位托洛茨基主義活動家陳其昌（1901-1942）經過長途跋涉，親自到四川去同陳獨秀討論托洛茨基的建議和陳獨秀這位「中國老人」（托氏語）的政治地位。據1939年1月19日李福仁給托洛茨基的報告說：「陳獨秀同志很贊同格羅茲（即托洛茨基）的建議」。（註二）但他考慮到蔣介石國民黨政府不會允許他離開中國。而重要的是陳獨秀在1938年10月3日給托洛茨基寫了「政治意見書」，要求陳其昌帶給李福仁，翻譯成英文信轉給托洛茨基（註三）。這份政治意見書號召在中國組織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統一戰線，進行「民族民主鬥爭」，和批評上海的托洛茨基主義集團的「宗派主義」。李福仁也給托洛茨基寫信說：陳獨秀的政治意見書消除了第四國一直存在的對陳獨秀的疑慮。在與陳其昌的談話中，陳獨秀講得很清楚，盡管他堅持認為中國支部不好，但他仍然是我們當中的一員（註四）。這也就是說在第四國際成立之後，他仍然公開地繼續支持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直至他生命的最後一刻，基本上保持這一立場。這也表現在他最後所寫的《被壓迫民族的前途》這篇論文中，這篇論文寫於他死前14天的1942年5月27日。
1939年3月11日，托洛茨基在答覆李福仁的信中提到陳獨秀的政治意見書時說：「我感覺到他的意見是對的。」鄭超麟（1901-1998）是陳獨秀的追隨者，有時也是陳獨秀的對頭人。他在1980年寫的《陳獨秀與托派》的長篇論文中斷定：「無論從組織方面說，或從理論方面說，陳獨秀至死仍是一個托洛茨基主義者」（註五）。我想鄭超麟的判斷是對的。
廣州的劉平梅（1920-）是一位老托洛茨基主義者，他從1952年至1979年在毛澤東的監獄裡呆了27年之久。他在2002年1月9日給我的私人信中說：「彭述之和劉家良（？-1950）出於政治鬥爭的原因告到國際局說陳獨秀還在南京監獄時便離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了。」（註六）
由上所說，可見納弗里在1938年的說法是不正確的，是由於我們在中國的運動內部的鬥爭引起的。對於陳獨秀晚年的思想應當在托洛茨基主義的框架內，比以往更加慎重來對待。我們運動當前的思想狀況應當強調民主的方面。陳獨秀在目前中國是一面「社會主義民主」的旗幟，我和中國的同志們建議恢復陳獨秀同志在第四國際歷史上的地位。我們具體提出如下的建議：
1. 改正1938年第四國際成立大會關於陳獨秀同志的錯誤說法。
2. 籲請所有共產主義者和他們的學者們要公正地消除所有對陳獨秀的誣陷，改正所有官方歷史有關的錯誤和恢復陳獨秀在歷史上應有的地位。
向人民中國的老同志致敬禮
所有同志們必定知道，中國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和他們的同情者在1952年12月基本上全部被當成「反革命」逮捕，有些人坐牢達27年，例如在上面已提到過的鄭超麟和劉平梅。隨著1978年12月推行鄧小平路線，1989年在人民中國成立了陳獨秀研究會。……第六次陳獨秀研究會在2001年在溫州召開，首次討論陳獨秀晚年的思想，亦即他的托洛茨基主義時期的思想。第七次陳獨秀討論會，是在他逝世60周年，即2002年5月在南京召開。下面一些老人參與恢復陳獨秀名譽的工作。
這些是：
陳玉琦（譯音）先生，1918年生，1951年被捕，監禁6年。
劉平梅先生，1920年生，1952年被捕，監禁27年。
曹女士（譯音），1924年生，同情者，1952，1962年被捕，監禁短時期。
黃先生（譯音），1930年生，1952年被捕，監禁27年。
陳先生（譯音），1930年生，1952年被捕，監禁5年。
陳先生（譯音），1930年生，1952年被捕，監禁5年。
周先生（譯音），1932年生，1952年被捕，監禁5年。
……對於中國老一輩的托洛茨基主義者的命運，我們不可太過於樂觀。我同香港的同志們一起向世界大會建議：向人民中國的老托洛茨基主義者以團結的敬禮。
註一：Will Reiser《第四國際文獻資料（1933-1940）》1973年，紐約，開路者出版社出版，286頁。
註二、註三、註四：見《托洛茨基文稿》15卷、第1、2冊
註五：鄭超麟《陳獨秀與托派》
註六：2002年1月9日寄自中國廣州的信。（這裡所說有誤。我在信中是說：「第四國際又怎能知道陳獨秀出獄後離開托派組織的呢？我想很可能是彭述之、劉家良寫信給第四國際，說陳獨秀〔出獄後〕已脫離了托派組織（並非是在獄中脫離托派組織）」―—劉平梅附釋。）
蔚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