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論陳獨秀晚年的民主觀

張  同

陳獨秀晚年思想關注的問題主要有兩個。一是世界大勢（包括中國的抗日戰爭），一是無產階級專政與民主。從1940年至其1942年5月逝世，他以論文和書信方式，發表了許多今天看來也是驚世駭俗的見解。這些論文和書信，在陳獨秀過世後，經友人收集、整理，以《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為名，結集出版，通稱《最後見解》。陳獨秀的最後見解，生前死後都曾招來對他的責難和批判。特別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與民主的見解，也就是陳獨秀的民主觀，更是不能見容於對手。參加批判的，有早期的中共媒體，也有他所稱之的「托派朋友」。比較嚴厲的批評是：政治上背叛馬列主義，思想上倒退到「五．四」時代。有人還以超階級、超黨派的評語，來貶低陳獨秀晚年無產階級民主觀價值。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陳獨秀的民主觀，越來越得到國內外學者的重視，研究的人也越來越多。筆者不才，也擬就此問題談點個人看法，以就教於專家學者。

(一)

陳獨秀晚年是在政治上遭受迫害，生活上遭受困苦，病體上遭受折磨的境遷中度過的。但陳獨秀以其堅強不屈的性格，並未被這些困難所壓倒，停止他上下求索的腳步，而是以深邃的遠見和銳敏的洞察力，觀察著國際國內風雲的變幻，書寫自己的見解，抒發胸懷和抱負。引發陳獨秀寫這些論文和書信，有以下兩個直接原因：

一是與「托派朋友」論戰的需要

陳獨秀對當時國內托派（以上海托派臨委為中心）「遠離群眾，遠離現實鬥爭」，在抗日戰爭和國內統一戰線問題上，提出的許多不切實際的政策和極左的觀點，攪得托派內部士氣下降，工作「衰萎」很是氣憤。他在《致托洛茨基》信中寫道：「他們認為誰要企圖同共產黨、國民黨談判共同抗日的工作，誰便是墮落投降。群眾眼中所看到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動，而是在每期機關報上滿紙攻擊痛寫共產黨和國民黨的文章。因此使斯大林派的『托派漢奸』的宣傳在各階層中都得到回聲，即同情我們的人也不明白『托派』目前所反對的究竟是誰。」他們「對中日戰爭的整個態度，沒有人能夠糾正，誰出來糾正，誰就是機會主義者。」¹但陳獨秀不怕擔當機會主義罪名，舉起筆來，同托派極左派進行辯論。

在無產階級專政與民主問題上，托派也有許多「荒謬見解」，陳獨秀也都一一予以批駁。1941年12月他在《致鄭學稼》信中說：「此提綱或短文，乃為托派國內以至國外先生們的荒謬見解而發，為一班『俄迷』尤其是吃過莫斯科面包的朋友而發。」²

二是總結蘇聯建國廿年來的經驗教訓

十月革命後的俄國在列寧逝世後，人民的權利逐漸被斯大林所剝奪，國內國際實行了一整套反人民的和民族利己主義政策，濫用無產階級專政的武器在國內開展的整肅運動，一浪高過一浪，直到1936年至1938年以肅清托派反對派為內容的莫斯科三大審判案，使成千上萬的無辜者，包括與列寧同時代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布哈林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慘遭殺害。對外，斯大林放棄世界革命理想，推行民族沙文主義政策。1939年侵略波蘭；同年與德國單獨媾和，瓜分波蘭；1940年制造卡廷森林事體，槍殺了5千餘名投誠的波蘭軍官和士兵……。蘇俄執政廿年來的問題，國內外托派只是把斯大林個人說得如何壞，而不從制度上找原因。陳獨秀則不然，他透過紛繁複雜的現象，抓住本質，認為蘇俄出現的問題，不是斯大林個人問題，而與制度有關。陳獨秀寫道：「在十月後的蘇俄，明明是獨裁產生斯大林，而不是有了斯大林才產生獨裁制。」³「因此，他要重新估定布爾什維克的理論及其人物（老托也在內）之價值。」⁴「我根據蘇俄廿年來的經驗，深思熟慮了六、七年，始決定今天的意見。」⁵

(二)

佔陳獨秀最後見解四分之三篇幅的是無產階級專政與民主問題，即陳獨秀的民主觀。由於陳獨秀晚年多病，且又是以書信的方式表達和陳述，除給西流的信外，文字都不長；即論文，也是提綱絜領，簡單明扼要。但內容卻十分豐富，有很高的研究價值。

陳獨秀的民主觀，可以用他給西流信中的一句話來概括，即：「保持了資產階級的民主，然後才有道路走向大眾的民主。」⁶陳獨秀民主觀的具體內容，可歸納以下幾個要點：

第一、他將以往各時代的民主，稱之為人類各個時代的旗幟，並非某一個別時代的產物。他認為：「民主是古代希臘、羅馬以致今天、明天、後天每個時代被壓迫大眾反抗少數特權階層的旗幟，並非僅僅是某一特殊時代的歷史現象。」⁷

第二、對資產階級的民主，做了具體而公正的闡述。他認為：「近代民主制的內容，比希臘、羅馬要豐富得多，實施的範圍也廣大得多。因為近代是資產階級當權時代，我們便稱之為資產階級民主。其實此制不盡為資產階級所歡迎，而是幾千萬民眾流血鬥爭了五、六百年才實現的。」「如果認為資產階級民主制已至其社會功能耗竭之時，不必為民主而鬥爭，即等於說無產階級政權不需要民主，這一觀點將誤盡天下後世！」⁸

「你們錯誤的根由，是不懂得資產民主的真實價值（自列、托以下均如此），把民主政治當做是資產階級的統治方式，是偽善、是欺騙，而不懂得民主的真實內容是，法院以外無捕人權，無參政不納稅，非議會通過無征稅權；政府之反對黨有組織出版言論自由；工人有罷工權，農民有耕種土地權，思想宗教自由等等，這都是大眾所需要的。」⁹

第三、對民主的內容，做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通用的解釋。他認為：「民主不僅僅是抽象的名詞，有它的具體內容，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的民主，其內容大致相同，只是實現的範圍有廣狹而矣。」¹⁰

「無產階級民主不是一個空洞的名詞，其具體內容也和資產階級民主同樣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沒有這些，議會或蘇維埃同樣一文不值。」¹¹

第四、獨裁代替民主，是無產階級專政最根本的教訓。陳獨秀認為：「十月以來，輕率地把民主制同資產階級統治一起推翻，以獨裁代替民主，民主的基本內容被推翻，所謂『無產階級民主』『大眾民主』，只是一些無實際內容的空洞的名詞，一種抵制資產階級的門面語而已。」「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有國有大企業、軍隊、警察、法院、蘇維埃選舉法，這些利器在手，足夠鎮壓資產階級反革命，用不著以獨裁代替民主。獨裁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殺別人，明天就用之殺自己。」¹²

第五、指出沒有政治上的民主主義，便沒有經濟上的社會主義。他認為：「政治上的民主主義和經濟上的社會主義，是相成而非相反的東西。無產階級政黨若因反對資產階級及資本主義，遂並民主主義亦反對之，即令各國所謂『無產階級革命』出現了，而沒有民主制度做官僚體制的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現了一些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權，決不能創造甚麼社會主義的。」¹³

「後期的蘇聯，……對內實行獨裁，對外站在民族主義立場……，它只不過是列強之一而矣。若是硬說它是社會主義國家，便未免糟塌社會主義了。」¹⁴

第六、強調蘇聯蛻化變質，是制度問題，不是個人問題。他認為：「斯大林的一切罪惡，乃是無產階級獨裁制的邏輯發展，試問斯大林的一切罪惡，那一樣不是憑藉蘇聯自十月革命以來秘密的警察大權，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不容許思想、出版、罷工、選舉之自由，這一大串反民主的獨裁制度而發生的呢？」「把一切壞事都歸罪於斯大林，而不推源於蘇聯獨裁制之不良，這種迷信個人輕視制度的偏見，公平的政治家是不應該有的。」¹⁵

陳獨秀在給西流的信中，還列了一張美、英、法和德、意、俄相比的對照表。此表是陳獨秀對他往日曾經信仰的理論重新加以審視後，作出的新的判斷。它從另一側面反映了陳獨秀民主觀的內容。

以下為對照表：¹⁶

值得單獨一提的是，陳獨秀的民主觀有一個他稱之為「特別重要」的內容，那就是容許「反對黨派之自由」，即上述表中所列第三條：「政府的反對黨派甚至共產黨公開存在。」容許反對黨派之自由有甚麼特別重要的呢？陳獨秀在最後見解中並未詳加闡述。他只是著文抨擊國民黨一黨專政時說過下面幾句話：「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倒是陳獨秀的老友胡適的點睛之筆，給他這句話做了恰當的注腳。胡適在《陳獨秀論文和書信》《序》中說：「從『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的自由』這十三個字短短的一句話來看，獨秀抓住了民主政治的生死關頭。近代民主政治與獨裁政制的基本區別就在這裡，承認反對黨派之自由，才有近代民主政治。獨裁制就不容反對黨派之自由。」

胡適與國民黨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但他一直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的體制。1949年去美國後也不忘勸蔣「改弦更張」，放棄一黨專政。1951年和1956年他趁蔣介石在台慶祝65和70大壽之機，兩次寫信觀蔣下台，做一個「無智」、「無能」、「無為」，而做「眾智、眾能、眾為」的人。胡適講的近代民主政治，是指資產階級民主。而陳獨秀的民主觀，則拫據蘇俄的經驗教訓，將無產階級民主政治也涵蓋其內，並將容許反對黨派之自由，視為無產階級民主政治的標幟之一了。

（三）

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是，如何估量陳獨秀晚年的民主觀的價值。一切研究者都不能採取簡單肯定或簡單否定的態度，必須在認真閱讀陳獨秀的最後見解後，才能做出相應的結論。

在「五．四」時期，陳獨秀所提倡的顯然是資產階級民主。他從西方請來德（民主）、賽（科學）兩先生，使中國人民大開眼界，從而喚起了中國人民的覺醒。那時還沒有十月革命，更沒有蘇聯建國廿年的實踐。所以那時他只是一般地向人民大眾介紹西方的民主，宣傳法國啟蒙大師伏爾泰、慮梭的思想，介紹他所提出的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等口號。以後有了十月革命，有了蘇聯建國廿年，尤其是後十年的實踐和經驗教訓，陳獨秀就有了豐富的對比材料，來研究無產階級專政與民主問題。他在進一步肯定近代資產階級民主的歷史和現實作用之後，對蘇維埃名為民主實為獨裁工具的現實，給予了尖銳的批判與揭露。從而得出諸如民主是各時代的旗幟，各個時代都離不開它；近代民主制的內容、範圍比以往要豐富得多；無產階級民主與資產階級民主本質內容一樣，只有廣狹範圍的不同；蘇維埃制離開民主一文不值；沒有民主便沒有真正的社會主義等等結論。陳獨秀晚年民主觀這些內容，他在五．四時期是想不出來的。

曾有人認為，有了蘇聯十月革命，有了新型的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民主比資產階級民主「民主百萬倍」（列寧語，重點號亦為列寧所加），此時再讀資產階級民主，那便是向五．四倒退。他們根本不去看蘇聯建國後只要專政不要民主的事實，也不去研究資產階級民主與無產階級民主的本質聯繫，更不去看陳獨秀晚年的民主觀包含的無產階級民主的內容，一味指責陳獨秀是倒退，走了回頭路，這種指責是沒有說服力的。筆者在研究了陳獨秀的最後見解後，不僅不認為是向五·四的倒退，而應是對五．四民主科學思想的發揚與昇華。同時，在對陳獨秀晚年的民主觀做了具體地研究與剖析之後，我們也不能不確認，它不僅是對五．四精神的高揚與昇華。而且也是對馬克思主義民主自由思想的充實與發展。

人們都知道，馬、恩在他們的著作中，曾向人們描繪了未來社會民主自由的美好前景。他們說：「代替那存在著的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們的自由發展的條件。」¹⁷恩格斯後來又說：「從今以後，迷信、偏私、特權和壓迫，必將為永恆的真理，永恆的正義，為基於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剝奪的人權所排擠。」¹⁸

但是，這一美好前景如何實現呢？它的具體道路和途徑又是甚麼呢？由於馬、恩沒有這樣的實踐，他們沒有回答，也無法回答，要求他們在當時條件下回答這些問題，也是不現實的。但是，陳獨秀在六十多年前回答了。他的回答是：民主之具體內容，如法院外無捕人殺人權，政府反對黨派公開存在，思想、出版、罷工、選舉之自由權利等等，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一樣，只有廣狹範圍的不同；保持了資產階級的民主，才有道路走向大眾的民主。這裡，陳獨秀在馬、恩為我們描繪的未來社會民主自由的美好前景的基礎上，既告訴了我們關於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民主自由的繼承性和必然聯繫，同時也向我們展示了由資產階級民主向無產階級民主過渡的必然途徑和具體道路。陳獨秀最後見解所闡述的民主觀，不是應當完全有理由確切地認定是對馬克思民主自由思想的充實與發展嗎？

因此，上述認為陳獨秀的民主觀是背叛十月革命道路，背叛馬列主義的說法，也是沒有根據的。我們看到的倒是陳獨秀晚年在種種困境下，仍然堅持共產主義信念，盛贊十月革命道路。如在逝世一個半月前，在其所著《再論世界大勢》一文中，列了一傳表，說明每個時代民主制向前發展之先，都有一個專制黑暗時期，但人類最終必然經過「無產階級民主制以至全民民主制」，達到未來馬、恩設想的理想共產主義社會。如下表：¹⁹

陳獨秀在逝世前十四天，在《被壓迫民族的問題》一文中，他仍然念念不忘地說：「十月革命是全俄大多數人民集合在共產黨『解放勞動者』、『解放農民』、『解放小民族』三大旗幟下成功的；革命成功後，三樣都一一實現了，並非俄國共產黨的空頭支票。」²⁰「科學、近代民主制、社會主義，乃近代人類社會三大天才發明，至可寶貴。」²¹逝世前夕，還這樣盛贊十月革命，這樣堅持社會主義道路，這樣堅定共產主義信念，這是背叛社會主義嗎？是背叛馬克思主義嗎？有這樣的背叛者嗎？

無庸諱言，在馬克思、列寧的著作中，某些地方也有一些空想成分。如馬克思的國家學說，把國家看成是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後承接下來的「禍害」，便是一例。列寧著作中，除空想成分外，還有一些「左」的內容。如在革命成功後，他片面強調國家是階級統治和鎮壓的工具，而忽視它組織社會和生產的職能。這導致他將暴力、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推向極端，過份誇大它們的作用，因而不承認有人民的自由國家。他甚至認為無產階級的專政便是布爾什維黨的一黨專政，而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直接憑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¹⁹這就給不經法院審判便濫殺無辜開了先例。列寧這種思想，是與他早年的理論相左的。列寧早年對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有過較多的贊譽；對於多黨制，列寧既有理論，也有過一段實踐。但是後來由於種種原因，他把集中，獨裁看得高於一切，以致革命成功後不久，便將國家民主法制建設排除視野之外，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名義下，構建了以黨治國，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格局，將國家權力，集中於黨及其領袖之手，就是陳獨秀指出的『黨的獨裁』、『領袖的獨裁』。列寧最後認識到了民主是對官僚制的消毒素，為時已晚；他提出的克服官僚主義的一些辦法，也未能奏效。到了斯大林時代，蘇維埃更是名存實亡，領袖獨裁有加無已，一切權力都集中於總書記一人之手，真正的權力，無論屬於行政、立法或司法，都是總書記經由秘密警察來實施的。」

對於馬克思和列寧的某些個別觀點和結論，黨的三中全會後理論界就有人反思。這是對理論界與時俱進的要求，也是使我們擺脫僵化和教條主義的必由之路。但是，反思最早的當屬陳獨秀，迄今為止，他反思的深度，也是無人可以比擬的。我們應當破除陳舊的觀念，從陳獨秀的民主觀中汲取有用的東西，以豐富我們的理論與實踐。

註1、2、3、4、5、7、8、9、10、11、12、13、14、15、16、19、20、21：《陳獨秀著作選》第三卷第531、528、555、528、553、554、555、547、554、560、555、560、607、555、557、598、607、555頁。

註 6：《陳獨秀書信集》水如編第492頁。

註17：《馬恩選集》第一卷第23頁。

註18：《馬恩選集》第三卷第405頁。

註19：《列寧選集》第三卷第64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