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晚年思想的演變
──無產階級專政與民主主義
劉平梅
陳獨秀在獄中及1937年出獄後在武漢及江津時期，在托派內部與托派同志之間，對中國革命策略問題、蘇聯問題、中國抗日戰爭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問題、無產階級專政與民主主義問題……等等發生爭論。從這些問題的爭論當中，陳獨秀所表述的意見，可以看到陳獨秀晚年思想的演變。
本文只對無產階級專政與民主主義問題加以評說，因為這個問題是陳獨秀晚年思想演變的重要問題。
陳獨秀晚年突出的是民主主義思想，所有爭論的問題，以及晚年所寫的政論文章，大多與民主主義思想有關。
早在1933年10月8日，陳獨秀在獄中寫了一篇《幾個爭論問題》，對民主主義問題，陳獨秀以為：經濟落後國家，如中國，民主主義的任務決不是中國資產階級所能完成的，只有無產階級奪得政權才能完成民主任務。所以，我們必須認識到民主口號不僅是在反動時期向資產階級進攻的武器，並且是在革命高潮中推翻資產階級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武器。必須認識它不僅是某一個時期的策略，而是中國革命的骨幹，中國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革命之全部策略的基石。
由於資產階級不能完成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任務，無產階級革命就必須提出民主主義口號；但是，在革命高潮，在無產階級准備推翻資產階級政權時，是不是只提民主口號而不提社會主義口號呢？這要看革命高潮時的情況而定。如果國民會議口號過時了，就應該提出蘇維埃口號，即提出「政權歸蘇維埃」，那就是在提出民主口號「國民會議」的同時提出社會主義口號，正是俄國十月革命時，布爾什維克提出召開立憲會議的同時提出「全部議權歸蘇維埃」口號。所以，陳獨秀把民主主義口號看成是「中國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革命之全部策略的基石」，而排除了在革命高潮時有提出社會主義革命口號的必要，這是有失於偏頗了。
其實，陳獨秀在1932年1月20日寫的《一個緊急的政治問題》，就談及到這個問題。他說：「我們認為蘇維埃和國民會議並不是絕對不相容的東西，我們應該為創造我們的國民會議而鬥爭，當然還應該創造我們的蘇維埃而鬥爭。只有在這兩個鬥爭過程中，看哪一個真是我們的，我們才發出全部政權交那一個的口號，實現我們的『十月』」。
由此可見，陳獨秀從一般提出民主口號發展為完全偏重民主口號。
1929年蘇聯開始清黨，托洛茨基被驅逐出國後，斯大林大肆逮捕反對派。1932年至1935年，所謂「馬克思列寧主義聯盟」案，勃柳姆金、季諾維也夫等30人被指控在蘇聯籌建反革命組織，而判處不同程度的刑期。而托洛茨基分子在1932-1933年間被捕一百多人。1934年12月基洛夫被搶殺身亡，斯大林在幕後親自主持基洛夫案。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人，以及大量以「嫌疑犯」被逮捕。1935年1月，以「莫斯科中心案」，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等19人被指控參與謀殺基洛夫而判處不同程度的徒刑。由於蘇聯鎮壓托洛茨基派、季諾維也夫派，以及老布爾什維克，更加引發了陳獨秀對無產階級專政和民主主義的思考。
1936年3月初，陳獨秀在獄中寫了一篇題為《無產階級與民主主義》的文章。陳獨秀寫道：民主主義貫穿整個人類歷史，「人類社會，自有政治的組織及其消滅，在此過程中，民主主義仍隨歷史的發展，而形成各階段的內容與形態」。「民主主義乃是人類社會進化的一種動力」。無產階級應該肩負起完成民主主義的任務，以民主口號推翻軍事獨裁統治之後，「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之後，並不是拋棄民主主義，而是擴大民主主義…在現代，只有無產階級才是民主主義勢力的真正代表，我們共產主義者同時也是真正的民主主義」。「斯大林不懂得這一點，拋棄了民主主義，代之以官僚主義，才至把黨、把各級蘇維埃，把職工會，把整個無產階級政權，糟蹋得簡直比考茨基所預言的還要醜陋」。無論「拿民主主義對抗無產階級獨裁」，或者「拿無產階級獨裁來和民主主義對抗，兩方面都以為民主主義和無產階級獨裁（專政）是不能並存的，同樣是形式邏輯的頭腦」。
《無產階級與民主主義》在3月10日出版的《火花》報上發表後，引起托派內部的爭論。大多數人反對他的民主主義觀點，認為陳獨秀的民主主義沒有階級觀點。在獄中，陳獨秀與在獄中的托派濮德治爭論民主主義問題。他進一步闡述民主主義的重要性。
陳獨秀說，在「五四」運動前後，提出民主與科學，是針對中國的情況而提出的。中國經過幾千年的封建統治，民主與科學蕩然無存。正因為沒有民主與科學，弄到國將不國，民難為民的地步。今天講民主科學並未過時，反而更加需要。可以武斷地說，沒有民主，就沒有進步，也沒有革命；沒有科學就不能生存，就要亡國；有民主方能有科學，有科學才能保民主，二者缺一不可，少一點也是不行的。原始社會在生產、生活方面實行共產主義，在社會組織方面，實行民主主義，這是當時社會的兩大支柱。後來，階級社會產生了，這兩大支柱被統治者推倒了、埋葬了，而且埋得很深很久。法國大革命提出自由、平等、博愛，後來歐洲各國民主革命相繼完成，建立了民主制度，發展了科學，使他們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富強起來了，民主制度也受到限制了，自由、平等、博愛只限於資產階級範圍之內，廣大無產者和勞動人民都摒棄於民主之外。我認為民主制度是人類政治的極則。資產階級革命或無產階級革命，都不能厭棄它，把它當作可有可無。從馬克思到列寧都沒有把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分裂開來。他們多次教導我們，從資產階級的形式民主到無產階級實質民主，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列寧說過，資產階級民主，是少數人壓迫多數人的民主，而蘇維埃民主是多數人壓迫少數人的民主，後者比前者廣泛得多擴大得多。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最廣泛的民主，只對極少數反抗新政權的人實行專政。「現在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專政到反動派，我舉雙手贊成，但專政到人民，甚至專政到黨內，難道馬克思列寧始料所及嗎？此無它，賤視民主之過也！」資產階級政權是少數人統治多數人，他們能允許集會結社言論出版自由，不怕垮台，而無產階級政權是多數統治少數，竟怕這怕那，強調一黨專政，不允許言論自由，焉有是理。總之，我認為民主與科學是人類歷史長期的要求。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民主與科學無限發展，走向人類大同。（注1）
總的看來：（一）陳獨秀的民主主義思想並不是超階級的，或無階級性的民主。他指出了資產階級的民主，是少數人的民主；無產階級的民主是大多人的民主；資產階級的民主是形式民主，無產階級民主是實質民主。這就很明確地說明民主的階級性，民主並不是超階級的東西。而且無產階級民主比資產階級民主擴大得多。（二）無產階級專政和民主是並存的，而不是兩者相對抗，互相排斥的。陳獨秀所反對的是借用無產階級專政來破壞民主。（三）蘇聯沒有民主，是斯大林拋棄了民主。（四）無產階級專政是多黨制的，不是一黨專政。
經過1936年1937年蘇聯幾次審判案，在斯大林指導之下所製造的假案，鎮壓了大批從事長期革命鬥爭的黨員幹部。1939年8月23日，蘇聯與德國簽訂《蘇德互不侵犯條約》，9月1日德軍入侵波蘭，17日蘇軍侵入波蘭東部，與德國共同瓜分波蘭。所有這些事件激發了陳獨秀對無產階級專政與民主主義思想的變化。
1940年陳獨秀與托派同志的通信，爭論無產階級專政與民主主義問題及對世界大戰的態度問題。從這些信件中，我們看到陳獨秀的無產階級專政與民主主義思想的重大演變。
陳獨秀在寫給西流（濮德治）的信中說：「我根據蘇俄二十年來的經驗，沉思熟慮了六七年，始決定今天的意見」。他認為：大眾政權，固然不能實現大眾民主；如果不實現大眾民主，即所謂大眾政權或無產階級獨裁，必然流為斯大林式的極少數人的格拍烏政制，這是事勢所必然，並非斯大林個人心術特別壞些。民主的內容固然包含議會制度，而議會制度並不包括民主的全部內容。許多年來，許多人把民主和議會制度當做一件東西，排斥議會制度，同時便排斥民主，這正是蘇俄墮落的最大原因。議會制度成為歷史殘影，民主則不然。蘇維埃若沒有民主，仍舊是一種形式民主的代議制，甚至像俄國的蘇維埃，比資產階級的形式民主議會還不是。如果說無產階級民主和資產階級民主不同，那完全不了解民主的基本內容（法院外無捕人權，反對黨派公開存在，思想、出版、罷工、選舉之自由權利等）。無產階級民主和資產階級民主在內容上是一樣的。如果說斯大林的罪惡與無產階級的獨裁制無關；即是說，斯大林的罪惡並非由於十月革命以來蘇聯制度之違反了民主制之基本內容（這些違反民主的制度並非創自斯大林），而是由於斯大林的個人心術特別壞，這是唯心派的見解。斯大林一切罪惡乃是無產階級獨裁制之邏輯的發展。試問斯大林一切罪惡，那一樣不是憑藉著蘇聯十月革命以來的秘密政治警察大權，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不容許思想、出版、罷工、選舉之自由，這一大串反民主的獨裁制而發生的呢？若不恢復這些民主制，繼史大林而起的，誰也不免是一個「專制魔王」。所以把蘇聯一切壞事都歸罪於斯大林，而不推源於蘇聯獨裁制之不良，彷彿只要去掉斯大林，蘇聯樣樣都是好的，這樣迷信個人輕視制度的偏見，公平的政治家是不應該有的。蘇聯二十年的經驗，尤其是後十年的苦的經驗，應該使我們反省。我們若不從制度上尋找出缺點，得到教訓，只是閉起眼睛反對斯大林，將來遠沒有覺悟。一個斯大林倒了，會有無數斯大林在俄國及別國產生出來。在十月後蘇聯，明明是獨裁制產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才產生獨裁制。科學、近代民主制、社會主義，乃是近代人類社會三大天才的發明，至可寶貴。不幸十月以來，輕率的把民主制和資產階級統治一同推翻，以獨裁代替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內容被推翻，所謂「無產階級民主」、「大眾民主」，只是內容空洞的名詞，一種抵制資產階級民主的門面語而已。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有國有大工業、軍隊、警察、法院、蘇維埃選舉法，這些利器在手，足以鎮壓資產階級的反革命，用不著拿獨裁制來代替民主。獨裁制多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殺別人，明天使用之殺自己。列寧當時也警覺到「民主是對官僚制的抗毒素」，而亦未曾認真採用民主制，如取消秘密政治警察，容許反對派公開存在，思想、出版、罷工、選舉自由等。托洛茨基直至被獨裁這把利刃傷害到自己，才想到黨、工會和蘇維埃要民主、要選舉自由，然而太晚了！（注2）
陳獨秀在30年代，認為馬克思和列寧沒有把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分裂開來，無產階級專政要實行廣泛的民主。只是「斯大林拋棄了民主主義，代之以官僚主義」。而1940年1941年陳獨秀對沒有民主的見解有重大改變，認為斯大林的罪惡是來源於無產階級獨裁（無產階級專政）。「斯大林一切罪惡，乃是無產階級獨裁制之邏輯的發展。」，那就不是斯大林不要民主，而是無產階級專政就是沒有民主。「十月革命以來蘇聯制度就違反了民主制之基本內容」。「獨裁制產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才產生獨裁制。」。「所謂『無產階級獨裁』根本沒有這樣的東西，即黨的獨裁，結果只能是領袖的獨裁。」。這樣，陳獨秀的民主主義思想也就從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發展為否定無產階級專政。
於是，陳獨秀提出要重新估計布爾什維克的理論及其領袖（包括列寧、托洛茨基在內）之價值。（注3）
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是在無產階級民主的基礎上實行的。沒有無產階級民主，就沒有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民主不僅僅是在民主的內容與資產階級民主相同，而且民主施行的範圍比資產階級民主要廣闊得多，民主的質量比資產階級的更高；也就是說，從資產階級形式民主發展到更高度的社會主義實質的民主。
如果從陳獨秀特別強調的無產階級專政必須有無產階級民主；沒有無產階級民主，無產階級獨裁（無產階級專政）就必然成為黨的獨裁，領袖的獨裁，必然成為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權；斯大林獨裁是在缺乏無產階級民主之下產生出來的，這樣的見解是無可非議的。
但是，陳獨秀認為斯大林的獨裁罪惡是憑藉十月革命以來蘇聯違反民主制的基本內容（這些違反民主制，都非創自斯大林），憑藉著十月革命以來的政治警察大權，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不容許思想、出版、罷工、選舉之自由。這一大串反民主的獨裁而產生的，並非是斯大林個人心術特別壞，「斯大林的一切罪惡乃是無產階級獨裁之邏輯發展」。陳獨秀這樣理解斯大林罪惡的根源，雖然在有些地方有些道理，但並不完全符合事實。
不應該說「斯大林一切罪惡乃是無產階級獨裁的邏輯發展」，而應該說斯大林獨裁是利用一些不夠民主的制度發展而成的。
十月革命後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同時實行了無產階級民主。人民享有思想、言論、出版、信仰、罷工、選舉的自由。資產階級的政黨——立憲民主黨以及資產階級的報紙，都沒有禁止。只是到了資產階級勾結外國資產階級反對蘇維埃政權，才宣告資產階級不能享受民主與自由的權利，剝奪了資產階級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此外，還有左派社會革命黨、右派社會革命黨、孟什維克黨（社會民主黨）和無政府主義者參加了蘇維埃。左派社會革命黨還參加了政府工作，他們還出版了報紙。而布爾什維克黨內一直容許派系存在。1919年2月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討論簽訂布列斯特和約的問題，以布哈林為首的左派共產主義者就反對列寧提出的簽訂和約的議案。那時，黨內任何人都可以發表不同意見。在1919年3月召開的全俄蘇維埃第四次緊急代表大會上，左派社會革命黨、右派社會革命黨、孟什維克、無政府主義者等代表發言，反對布爾什維克提出的簽訂布列斯特和約的議案。由此可見，並不是「蘇聯十月革命以來」就沒有民主，並非是「黨外無黨，黨內無派」。
後來各個黨派之後瓦解和消失，（並非蘇聯政府取消各個黨派）只剩下布爾什維克一個黨的局面。對各黨派的瓦解，分述如下：
１．社會革命黨（右派社會革命黨）
自從簽訂布列斯特和約之後，社會革命黨就進行一連串的反蘇維埃政權的暴動、暗殺及多種破壞活動。
1918年5月，社會革命黨組建「中央戰鬥隊」，由格•伊•謝苗諾夫（瓦西里也夫）領導。他們作出決定：殺害彼得格勒著名的布爾什維克費．沃•洛達爾斯基、莫•索•烏里茨基等人。1918年6月20日，沃．洛達爾斯基被暗殺，行刺者謝爾蓋也夫逃脫了。
8月30日，彼得格勒爾反委員會主席莫•索•烏爾茨基被列•坎涅基謝爾所刺身亡。他被捕後拒絕回答屬於那個黨派。
同一天，社會革命黨人范•葉•卡普蘭，搶殺列寧，列寧受重傷。卡普蘭被捕後供稱是出於政治原因，是個人行動，不屬於任何黨派。卡普蘭、坎涅基謝爾均被判死刑。
社會革命黨中央發表聲明，聲稱：暗殺烏里茨基和列寧，「黨的任何一個組織都同這些行動沒有任何關係」。這是一個虛假的聲明，直到1922年，事情真相大白了。
1921年底，謝苗諾夫向全俄肅反委員會報告了有關該黨領導人一系列罪惡活動的材料。1922年1月15日，前社會革命黨活動分子科列普列娃向俄共（布）中央寫了聲明，並向肅反委員會作出交代。他們二人揭露了社會革命黨人的破壞、剝奪和暗殺的事實。
預審審問了幾百名証人和被告，並參閱了許多有關社會革命黨的決議、信件及多起反革命案件的審判材料。
經過50天的審理，最高人民法庭判處社會革命黨中央委員阿•拉．郭茨等8人死刑；黨的各級領導機關成員謝•弗•莫羅佐夫等10多人判處不同期限的監禁。
1924年1月14日，全蘇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審議已判刑的社會革命黨人的問題，特別處極刑的改為剝奪自由5年，對其他剝奪自由的期限減半。
1923年3月18日至23日，社會革命黨發起組召集前社會革命黨普通黨員（主要是工農黨員）的全俄代表大會，確認該黨已徹底崩潰。代表大會號召社會革命黨員加入俄共（布）黨。有一部份人逃亡國外。自始社會革命黨瓦解了。
２．左派社會革命黨
左派社會革命黨支持十月革命，革命後同社會革命黨內右派決裂。1917年12月參加了蘇維埃政府。1918年反對布爾什維克提出的簽訂布列斯特和約。1918年3月全俄蘇維埃第四次代表大會批准和約。左派社會革命黨退出人民委員會，他們仍保留在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及其他蘇維埃機構（包括肅反委員會）的職務。自始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不斷發動反對蘇維埃的鬥爭。
1918年7月6日，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肅反委員會機要處長瓦可夫•勃柳姆金和革命法庭的安德烈也夫行刺德國大使羅伯特•米爾巴赫，經查明這次恐怖行動是依照左派社會革命黨中央委員的決定採取的，欲殺死德國大使使德國撕毀布列斯特和約。
左派社會革命黨領導人在各地展開活動，奪取地方政權。他們在莫斯科佔領了中央電報局，發佈呼籲後，宣佈左派革命黨「現在為執政黨」，命令扣留列寧和斯維爾德洛夫簽字的所有電報。他們立即受到鎮壓。7月7日叛亂被平息了。
逮捕了策劃刺殺米爾巴赫的組織者之一，原肅反委員會副主席弗•亞•亞歷山大羅維奇以及波波夫部隊中參與逮捕肅反人員和軍方行動的12人，他們被判處槍斃，一般參加叛者則獲得釋放。
左派社會革命黨發生分裂，一批黨員退出左派社會革命黨，他們於1918年9月召開的代表會議上成立“民粹派共產黨”，支持蘇維埃政權，支持反富農。
另一部份左派革命黨人不同意黨中央政策的人，於1918年9月25日召開全俄代表會議，成立“革命共產主義黨”，宣佈同布爾什維克結成統一戰線，反對蘇維埃的一切敵人；不允許撕毀布列斯特和約，不允許採取恐怖行動。
因此，左派社會革命黨分裂為三個黨。
蘇維埃政府決定清除那些冒險政策的左派革命黨人出蘇維埃。
1918年11月最高人民法庭對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莫斯科7月叛亂進行起訴，受審判的有領袖瑪•亞•斯皮里多諾娃等14人。1918年11月27日，判決波波夫死刑，一經捕獲，立即處決。普羅相等11人各處三年監禁；考慮到斯皮里多諾娃和薩布林對革命作過特殊貢獻，各判處一年監禁。
11月29日，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通過對斯皮里多諾娃和薩布林特赦和釋放的決議。勃林姆金自首，1919年5月11日也對他特赦。
蘇維埃政府對左派社會革命黨領袖的寬大，對他們並沒有起到影響。在1918年11月15日和12月20日，左派社會革命黨代表會議上通過在多省委員會成立專門的“準備推翻布爾什維克，組織剝奪和恐怖行動處”。左派革命黨人在工人和農民中活動。斯皮里多諾娃1919年1、2兩個月在莫斯科各個工廠工人的集會上講話，號召工人舉行罷工和推翻布爾什維克政權。所有這一切使全俄肅反委員會不得不採取打擊。1919年2月10日，在莫斯科再次逮捕斯皮里多諾娃等人。在其他城市也逮捕了一些左派社會革命黨人。
1919年2月24日，莫斯科法庭考慮到斯皮里多諾娃“處於歇斯底里病態”，決定對她在療養院實行一年監禁，禁止她參與政治和社會活動。
左派社會革命黨進一步分化瓦解。該黨真正的革命分子退出左派社會革命黨而加入布爾什維克。1918年11月6日，“民稡派共產黨”非常代表大會通過併入俄共（布）黨的決議。左派社會革命黨進一步分化。1920年分化為左派社會革命黨（合法派）與左派社會革命黨（積極派）；後者，在工人農民、紅軍戰士中散發傳單，支持反蘇維埃暴動，反對農村中的貧農委員會。他們受到鎮壓。
到了1923年革命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大多加入了布爾什維克黨，而進行反蘇維埃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大多被鎮壓，一些人逃到外國去。左派社會革命黨自行瓦解了。
1923年左派社會革命黨領袖斯皮里多諾娃企圖逃往外國被抓獲，判處流放三年。流放期滿後，她不再從事政治活動。
３．社會民主工黨──孟什維克
十月革命後孟什維克採取反蘇維埃立場。他們認為俄國經濟落後，還要經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社會主義才能成熟。
1918年3月13日，孟什維克在彼得格勒召開“工廠全權代表非常會議”，會議通過一項反蘇維埃的宣言，提出：1. 不批准對德和約；2. 要求人民委員會辭職；立即召開立憲會議，接受政權。
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公開反蘇維埃活動，迫使肅反委員會採取措施。6月10日在彼得格勒違法進行非法集會的10名社會革命黨人及孟什維克於6月13日在莫斯科召開“無黨派會議”，會議的參加者全部被捕。
6月13日，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將社會革命黨（右派和中派）代表及孟什維克代表開除出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
7月21日，大約40名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和崩得份子，在莫斯科集會，宣布會議為“全俄無黨派工人全權代表會議”，通過兩項決議：1.停止社會主義化和國有化試驗，以自由競爭原則吸引外國資本家參加工業生產，2. 工人階級的基本任務是推翻蘇維埃政權和恢復民主制度。7月23日，全部與會者被逮捕。
孟什維克除了召開非法集會，言論上反蘇維埃之外，很少參加暴動反蘇維埃，孟什維克組織仍然保持下來，並且公開存在。
孟什維克在1924年轉入地下活動，1931年國家安全局破獲，而被取締。
４．無政府主義集團
無政府主義團體參加過十月革命，他們的革命勝利勇敢地進行戰鬥。故此，在十月革命後，無政府主義者參加了蘇維埃。
無政府主義者和左派社會革命黨、右派社會革命黨、孟什維克，反對簽訂布列斯特和約，而發動了一次武裝暴動。參加暴動的人受到鎮壓，而沒有參加暴動的人仍然公開活動。直到1920-1921年，無政府主義集團大部份都是公開活動的。無政府主義者假如不進行犯罪活動，蘇維埃政府允許他們宣傳自己的主張，出版報紙。對革命的無政府者與反革命的無政府主義者區別對待。對從事恐怖活動的無政府主義者堅決鎮壓。
無政府主義者進行沒收房屋，搶劫私人住宅，侵佔倉庫，組織武裝。肅反委員會對莫斯科、彼得格勒，薩拉托夫、沃涅什等城市的無政府主義者小組進行鎮壓。
1921年喀琅施塔得水兵反對餘糧收集制，發動反布爾什維克的暴動。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無政府主義者支持水兵暴動，受到鎮壓。
無政府主義組織一部份人逃去國外。自此，無政府主義組織瓦解。
從以上多個黨派的活動及最後瓦解，我們可以看到布爾什維克並非在十月革命後不容許其他黨派存在。
蘇聯十月革命後，立即要對付國外戰爭及其後的國內戰爭；由於戰爭環境不得已民主受到限制。最初，蘇維埃政府各級政府機關是通過自由選舉產生的，其後，因戰爭環境自由選舉不易舉行，各級政府官員遂改用委派制。委派制遂盛行起來，從黨組織到企業、工廠、工會及群眾團體都採用委派制，只有少部份是選舉產生的。一直到國內戰爭結束，仍然採用委派制，這就等於取消了自由選舉。無疑，取消自由選舉，就是取消民主的一項重要內容。委派制容易為人所利用來「結黨營私」、搞集團、建立官僚集團。列寧是主張實行集中制、委派制及一長制的人。1918年以後，普遍推行集中制、委派制和一長制。這些違反民主集中制、民主選舉、集體民主管理制度，使官僚現象加劇。
在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之前，俄共（布）黨內一直存在有無組織形式的各種派系，黨是容許黨內派系存在的。他們對黨的政策提出各種意見。比如，工人民主派和民主集中派，就提出反對集中制、反對一長制和委派制；提出恢復民主集中制，恢復民主選舉，批評自由。在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上，列寧提出根絕派別活動的提案（托洛茨基投了列寧提案的一票）。大會通過了列寧的「十人綱領」派「禁止黨內派別活動」的提案，開始「黨內無派」。禁止黨內無組織形式的派別，就必然窒息了黨內發表不同意見，扼殺了自由批評。
這些違反民主的制度，的確不是斯大林所創始的。斯大林正是借助於各種非民主的制度來培植官僚集團走上專制獨裁的寶座。不過陳獨秀所說的「並非斯大林個人心術特別壞，斯大林一切罪惡，乃是無產階級獨裁之邏輯發展」，那就不對了。「斯大林一切罪惡」並不能排除斯大林個人的作用；其實，斯大林個人的作用是重要因素。斯大林有強烈的權力慾、排斥異己、奸詐、陰險、暴戾。列寧死後，斯大林借助黨總書記的職權，駕御書記處，操縱了黨的人事安排，培植了自己的親信，控制了黨。在幾次與反對派的爭論中打敗了反對派，把反對派放逐、判刑、處決。由於一黨專政，斯大林控制了黨，也就控制了蘇維埃，控制了工會，控制了所有權力機關（司法、內務部）。政治秘密警察（契卡）是在內戰時期對付國內外敵人的，斯大林掌權後，契卡——格別烏成為斯大林的工具，排斥異己，製造假案、濫殺無辜。
十月革命後，蘇維埃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規。一切案件要經過法院或軍事法庭審理，被告人可以申辯，不服判決可以上訴。斯大林卻破壞憲法、法律及法規。基洛夫遇害身亡，斯大林立即命令司法部門對刑法作重大修改，對「恐怖組織和恐怖案件」，不能上訴，不得赦免，死刑立即執行。內務部掌握大權，不受各級蘇維埃的領導和監督。地方的肅反是由黨書記、檢察官和內務局長三人組成的「特別小組」，由地方的內務局長任組長、「三人小組」甚至不經過審訊，就宣判執行。這些違反憲法、違反蘇維埃原定的法律、法規的「斯大林制度」，是斯大林一手製造出來的，並非是十月革命以來就有的。斯大林掌權後，就徹底的破壞民主制度。
沒有民主制度，就會發展為個人獨裁專制，但並非每個獨裁專制者都像斯大林那樣濫殺無辜，受迫害的人和受牽連的人達三千萬。所以，斯大林的罪惡絕不能排除斯大林個人的作用。
陳獨秀於1941年1月19日，寫《給S和H的信》有說：「近作《根本意見》，亦未涉及何種主義，第七條主張重新估計布爾什維克的理論及其領袖（列寧和托洛茨基都包括在內）之價值，乃根據蘇俄廿年餘的教訓，非擬以馬克思主義為尺度也。倘蘇俄立國的道路不差（成敗不必計）即不合馬克思主義，得而非之。……第三國際道理不對處，便反對它，對第四國際，第五國際，第……國際亦然。適之兄說弟是一個『終身反對派』，實是如此，然非弟故意如此，乃事實迫我不得不如此也。」（注4）
1941年12月23日，陳獨秀《給鄭學稼的信》寫道：《我的根本意見》乃為托派（國內以至國外）先生們的荒謬見解而發。「列托之見解在本國不合，在俄國及西歐又何嘗正確。弟主張重新估定布爾什維克的理論及其人物（老托也在內）之價值……弟擬寫一冊《俄國革命的教訓》，將我輩以前的見解徹底推翻，惜精神不佳，一時尚不能動筆耳。」（注5）
陳獨秀在上面兩封信所說的話是驚人的。他否定無產階級專政，否定他過去主張的一切；要知道，無產階級專政是馬克思提出的（注6），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核心問題。否定無產階級專政，也就是否定馬克思的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那麼，不僅要對布爾什維克理論重新估定，也要對馬克思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重新估定了；不僅要對列寧、托洛茨基重新估定其價值，對馬克思、恩格斯也要重新估定其價值了。
陳獨秀要寫的《俄國革命的教訓》，始終沒有寫出來，是因為生病而不能動筆嗎？並不見得是因為精神欠佳而不能寫。1942年在他去世之前寫過三篇論文，總其字數近一萬字，仍在做「文字學」的研究工作，編著《小學》。我們從他1942年5月13日所寫的最後一篇文章《被壓迫民族的前途》來與1940年1941年所寫的文章相比較，就發現有很大的不同。顯然，是因為思想改變了而不能寫《俄國革命的教訓》。
陳獨秀在《被壓迫民族之前途》，肯定蘇俄前期「……俄國十月革命的實際經驗，十月革命是全俄絕大多數人民集合在共產黨『解放勞動者』、『解放農民』、『解放小民族』三大旗幟之下成功的；革命勝利後，三樣都一一實現了，並非俄國共產黨的空頭支票，並且把帝俄時代被壓迫民族的不平等條約自行廢除了。……有班人所詆毀我們所擁護的前期蘇聯，和有班人所吹拍我們所痛惜的後期蘇聯，大大不同。前期蘇聯是站在世界革命的立場，後期的蘇聯則站在俄國民族利益的立場。」（注7）
擁護前期——列寧時期，也就是擁護蘇聯立國之初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時期；否定蘇聯後期——斯大林獨裁專制時期。
從而，陳獨秀最後又肯定了無產階級專政。
注釋
（1） 參見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陳獨秀》，載《陳獨秀評論選編》下冊，第364-367頁。
（2） 《給西流的信》（1940扶9月），載《後期的陳獨秀及其文章選編》，第196-199頁。
（3） 《我的根本意見》第七條，載《後期的陳獨秀及其文章選編》，第204頁；《給S和H的信》，全上，第209頁。
（4） 《後期的陳獨秀及其文章選編》，第209頁。S是孫湛伊，H是胡秋原。
（5） 鄭學稼《陳獨秀傳》中的影印件。台灣版。
（6） 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
（7） 《後期的陳獨秀及其文章選編》，第23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