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陳獨秀的托派活動
周易
提要
一、陳獨秀轉入托派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是因為共產國際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路線的結果，但史達林文過飾非，把陳獨秀作為替罪羊，說共產國際是完全正確的，失敗是因為陳獨秀不執行共產國際的路線，說是因為他的思想右傾，中共執行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路線。七十二年後聯共檔案解密，才使中國學者知道陳獨秀的冤案。不僅如此，史達林認為革命沒有失敗，革命向更高階段發展了，派神童羅明那茲到中國，撤換了鮑羅廷，政變了中共領導，以瞿秋白代替陳獨秀，進行到處盲目的暴動，使失敗得更徹底。陳獨秀反對盲動，史達林誣其為取消主義。陳獨秀反復研究革命失敗的原因，約一年半多不得結果。一九二九年從莫斯科歸來的黨員留學生，帶來托洛茨基的文件，敍述聯共黨內鬥爭實情。原來，聯共迫使中共加入國民黨，托洛茨基最初就反對，中山艦事件後，他大聲疾呼中共要退出國民黨。大革命失敗要史達林負責。陳獨秀和他的同伴們互相研究，聯繫到自己親身經歷，以及和托氏的多次預言所證實而折服。陳獨秀向當時的中央致信說明自己的意見，這就是有名的陳獨秀“8.5”長信。當時黨中央領導李立三和國際代表非但不回答、而且招來陳獨秀以審問犯人一樣審問他。陳獨秀堅持自己的意見，因而被開除黨籍。但是，陳獨秀們仍舊認為自己是中共黨員，成立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以托洛茨基的主張從事革命，即是托派。
當托洛茨基知道原中共領袖陳獨秀和他的一批高級幹部轉入托派，並且讀了他們的告全黨同志書，即致信他的聯絡員劉仁靜和中國的青年托派組織，說：“向陳獨秀同志學習”，並要把幾個托派組織統一起來。由於托氏的催促和陳的努力，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中國托派統一大會成立，大會推舉陳獨秀為總書記。以後托派雖經國民黨多次破壞，陳獨秀仍堅持反對國民黨的獨裁專制。
二、抗日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日本佔領東三省，國土淪喪，人民遭殃。國民黨政府不抵抗，反而把槍炮對準江西的農民戰爭，以史達林親信王明領導的中共，要在一省或數省首先奪取政權，只有托派陳獨秀迅速提出抗日。創刊專為抗日的刊物《熱潮》，譴責日本侵略的罪行,主張對日絕交,對日宣戰。抨擊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出賣民族利益。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發，上海軍民違抗國民黨政府命令奮起抗戰。陳獨秀號召立開上海市民代表會議，集中一切物質力量，幫助抗日的武裝隊伍，列數國民黨縱敵賣國六大罪狀，要抗日救國首先要推翻賣國的國民黨政府。提出要和向左盤旋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一切黨派聯合抗日。並致信中共中央共同領導抗日。陳獨秀因搞反蔣抗日而被國民黨逮捕。到一九三七年國共兩黨合作抗日才被釋放。
出獄後，陳獨秀支持中共的統一戰線聯合抗日，但1938年從莫斯科回來的王明康生非但反對和托派共同抗日，而且還大肆誣陷陳獨秀托派為漢奸,中共領導也同意。
三、陳獨秀和托派同志討論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問題
陳獨秀轉入托派後，打開了思想僵化，提出了至今為中國思想界所重視的政治理論問題。因為反對史達林的只有托派，受史達林的獨裁政權迫害最深的也是托派。這樣才會想到列寧和托洛茨基的十月革命後為什麼會產生如此獨裁殘暴的史達林。陳獨秀稱史達林為伯強和死狗,但從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得出不是因為史達林個人心術特別壞、而是因為政治體制有問題的結論。他對托派同志們說“我們若不從制度上尋出缺點，得出教訓，......一個史達林倒了，會有無數史達林在俄國及別國產生出來”後來的事實完全證明了他的論斷。“不能一切歸罪於史達林，例如無產階級政權之下民主制問題”。無產階級政權即社會主義政權的民主制應是怎樣呢？他說“無產階級的民主和資產階級的民主，其內容大致相同，只是實施的範圍有廣狹而已。”“所謂無產階級專政，根本沒有這樣東西，即黨的獨裁，結果也只能是領袖獨裁。”“史達林的一切罪惡，乃是無產階級獨裁制的邏輯的發展”。他還說“無產階級民主不是一個空洞名詞，其具體內容也和資產階級民主同樣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沒有這些，議會或蘇維埃同樣一文不值”。
論陳獨秀的托派活動
周易
一、陳獨秀轉入托派
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的武漢國民黨政府步蔣介石後塵反共政變，使1925-27年的大革命失敗了。7月23日羅明納茲受史達林指派來華撤換了鮑羅廷，召瞿秋白、張國燾等開中央緊急會議，以後召開了約二十來人的“八七會議”。這些會議都把陳獨秀排斥在外。隻字不提共產國際及其駐華代表指導中國革命政策的錯誤，——現今已是黨史學者眾所周知，─—卻文過飾非說共產國際一貫正確,說中共中央領導人陳獨秀不執行共產國際的路線,說陳獨秀思想右傾,而中共中央執行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政策,才使大革命失敗。實際上莫斯科派羅明納茲來，只是“在中國共產黨內發動一場政變。他們給不情願但忠實執行史達林和布哈林命令的陳獨秀扣上一頂‘右傾機會主義’壞人的帽子，使他成為一切失敗的替罪羊。”(1)這個冤案直到七十二年後即1999年北京陳獨秀研究會上才在學者們的小範圍內昭雪。史達林的右傾機會主義使大革命失敗，馬上從右傾轉到左傾的冒險主義。羅明納茲來華的另一重大任務，同樣是不通過中共中央討論，把史達林號召實行武裝起義的新指示交給代理總書記瞿秋白去執行。按史達林的最新指示,說雖然有了國民黨蔣介石在上海的4.12政變和國民黨汪精衛在武漢的7.15政變,卻認為大革命只是有點挫折,不僅沒有失敗,而且斷定革命形勢向更高發展。下令中共在全國各地起義。因此，革命失敗後留下來的中共的基本武裝力量都被盲目的冒險主義斷送掉。使礦山和農村中的大批幹部因起義被殺害。使廣東海陸豐強大的農民協會被消滅。使大革命留下的最英勇的戰士，如原來省港罷工委員會的工人幹部和糾察隊，為冒險主義付出了生命代價。
陳獨秀敏銳地認為大革命已經失敗，革命處於退潮，他對王若飛說“你們看英美法諸國駐紮上海的軍隊一批一批地撤回去了,如果中國革命是繼續高漲的,帝國主義怎麼肯撤回軍隊去呢？”(2)後來他寫道∶“我曾寫過好幾封信給當時的中央,指出當時群眾的情緒並不是高漲,國民黨政權也不會很快崩潰,沒有客觀條件的隨便暴動,只有更加削弱黨的力量,更加使黨離開群眾。應該改變政策，在日常鬥爭中爭取群眾，團結群眾。當時的黨中央以為普遍的武裝暴動是糾正機會主義之絕對正確的新的路線，主張要估量暴動的條件和計較成敗,便是機會主義。”(3)共產國際雖然撤了陳獨秀並沒有認識到大革命失敗的教訓。中共中央根本不聽陳獨秀的信中所提出的意見，反而把它當作笑話。但決定要陳獨秀去莫斯科學習，陳當然拒絕了，他說：中國人的問題是中國人瞭解還是外國人瞭解？1928年6月莫斯科召開中共“六大”,要陳獨秀參加,他也拒絕,他說“八七會議”對他作如此嚴厲批判,足以證明共產國際早有犧牲他的決心，“再不願意參加中共的領導工作”。(4)“其實這是明智的拒絕，不然他將客死俄鄉”。(5)中共六大繼續批判陳獨秀，雖也批判共產國際駐華代表鮑羅廷和羅易，但確認共產國際是絕對正確的。接著國際的六大召開，提出“第三時期理論”，說的是“第三時期”即1928年以後,資本主義進入全面崩潰,無產階級進行奪權的時期。使中共六大後的新中央產生了李立三的更左的冒險主義，說“現在已經而且應當準備群眾去用革命方法，推翻地主資產階級政權，去建立蘇維埃形式的政權”。(6)同時採取一系列措施,打擊對陳獨秀表示同情的幹部,如尹寬、彭述之、汪澤楷、劉伯莊、任旭、鄭超麟等等，被免去省委書記或不予安排工作。中共六大後的許多幹部對李立三不滿，曾企圖擁陳獨秀復出，但陳表示消極，不予支持。“陳獨秀的消極，簡單因為他對革命理論沒有想通，他一個人考慮中國革命以及世界革命的問題，得不到結果，他身邊的許多人，從王若飛算起，都不能幫助他解決問題，托洛茨基的文件才使他豁然貫通。”(7)
中國大革命是在史達林掌握共產國際指揮操作的,這套右傾的迫使中共加入資產階級政黨國民黨的機會主義路線、與失敗後不承認失敗的左傾盲動冒險主義的路線,托洛茨基都反對；但中共一至五屆的領袖陳獨秀卻一直不知道。陳獨秀在1930年2月17日《答共產國際書》中說：“自1927年中國革命遭受了悲慘的可恥的失敗後,我因親身負過重要的責任,一時實感覺無以自處,故經過一年之久我差不多完全在個人的反省期間。我雖未能及時徹底認清這個失敗的教訓而找出新的出路，但我本著我親歷的經驗，深深知道這種失敗是過去整個政治路線之必然應有的結果。”書中又說：“因為你們的蒙蔽與封鎖，直到半年前我們才得到托洛茨基同志關於中國問題及一些蘇聯問題之檔，從此以後我們才徹底地系統地瞭解在中國革命中所犯的機會主義盲動主義之真正的根源所在。”(8)但是,在蘇聯的中共黨員留學生們十分清楚聯共黨內鬥爭的實情,特別親身經歷過中國大革命者,非常瞭解史達林的錯誤政策,並大部分同意托洛茨基的正確見解,他們就是托派。大革命失敗後，史達林卑劣地迫害托洛茨基，開除其黨籍，流放到阿拉木圖直至逐出國門。留學生中的托派，開始被遣送回國，許多人後來都被送到勞改營。被遣送回國的托派在1928年12月成立了中國的第一個托派組織,1929年4月創刊《我們的話》。陳獨秀就是從尹寬之手接受託洛茨基的文件與刊物。(9)不久,在列寧學院已加入托派的中共一大代表劉仁靜,回國時特地秘密地拜訪了已被逐在土耳其的托洛茨基,他在1929年8-9月間到上海把托洛茨基的三篇重要的長文(10)交給陳獨秀。
托洛茨基是怎麼說的？他說“中國共產黨在違背自己意志的情況下被併入資產階級政黨國民黨,並服從其軍隊紀律，……沒有得到資產階級准許不得武裝工人。在蔣介石破壞上海工人運動把政權集中到軍事集團手中之前很久，我們已經對這種不可避免的結局提出了警告。自從1925年我就要求共產黨員退出國民黨,而史達林_布哈林的政策不僅為破壞革命做了準備、為它鋪平了道路,而且動用了國家鎮壓機器使蔣介石的反革命工作免於遭到我們的批評。1927年4月史達林在圓柱大廳內黨的會議上還在捍衛與蔣介石聯合的政策,號召對他予以信任。5、6天之後蔣介石就把上海工人和共產黨員淹沒在血泊之中。”(11)史達林命令中共加入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托洛茨基一開始就反對，1927年3月4日予言“共產黨繼續留在國民黨內,將給無產階級和革命帶來可怕的後果。”(12)“4月5日史達林堅持共產黨應保留在蔣介石的黨內，而且還否認他的同盟者有叛變的危險，他說有鮑羅廷在那裏警衛著，”(13)還說“蔣介石是服從紀律的,我們要利用中國資產階級,然後像一隻擠幹的檸檬把它扔掉。”(14)4.12蔣介石政變後,史達林又斷言武漢的革命的國民黨將變成工農革命民主專政的機關。他擁護汪精衛為土地革命的領袖。托洛茨基說“土地革命是一件極其嚴肅的事情。汪精衛類型的政治家，在困難的條件下，將以十倍的努力同蔣介石聯合起來,反對工農。”(15)他又予言說“如果同汪精衛們留在同一個組織內,那末我們就要為他們的動搖和叛變負責。”(16)由於大革命失敗,托洛茨基公正地指出史達林應當擔負失敗的責任。但史達林說在上海在武漢都沒有失敗,只是過渡到更高階級，所以他號召中國各大城市盲目地起義。托洛茨基說“再沒有比打完架之後揮拳頭更無益和無聊的了……必須清楚地懂得,現在中國沒有革命形勢。在那裏代之而起的寧可說是反革命的形勢,它正在轉變為一個長短未定的兩個革命的中間時期。”(17)所以中國共產黨目前應採取民主要求包括八小時工作制、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等等的過渡綱領，以代替史達林的冒險主義路線。
陳獨秀們互相研究爭辯，結合大革命中親身經歷,包括曾經對國際代表懷疑爭論過的、如加入與退出國民黨問題，都被讀過托洛茨基有理論系統的檔與他的多次予言證實所折服，都成為托洛茨基派。(也和其他許多外國共產黨一樣)
陳獨秀接受了托派思想並不馬上組織托派來反對中共中央,他針對當時李立三主持黨中央的政治盲動路線,陳述自己的意見,希望其能改正錯誤,史稱三封信問題。一、三兩封是關於"中東路事件",重要的是第二封8月5日長信,他表述向黨中央貢獻一年來慎重考慮黨的政治路線與組織路線所得的結論,提出大革命已失敗,資產階級取得勝利,目前不是革命高潮而是過渡時期,不能採取左傾的冒險的直接進攻政策,只能採取退守政策。不能強迫群眾遊行示威、罷工，因為這樣只會失去群眾，應該拋棄八七會議和六大以來的盲動主義和命令主義的錯誤方針，應發揚擴大黨內民主，團結黨內群眾，並要求此信在黨刊上發表以便討論。為此,黨中央向國際代表請示,但結果決定拒絕發表此信,也不答復,僅約陳獨秀談話。這次談話“不像同黨內的同志談話，卻像法官審問犯人。陳獨秀於是掉過頭來，向房門走去。見面就此結束。”(18)陳獨秀們堅持8.5長信的自己觀點。他說:“由黨員群眾合法討論以糾正中央錯誤這一方法,既已絕望,我不應再為尋常組織紀律所拘囚,更不必阻止同志們傳觀我的信稿。”(19)就這樣李立三的中央以史達林式的粗暴方法開除了他們,時在1929年11月15日。但陳獨秀們仍認為自己為中共黨員,12月10日為反駁被開除的理由發表了“告全黨同志書”,12月15日成立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俗稱托派。發表八十一人簽名的“我們的政治意見書”。此意見書與其說是反對中國共產黨，不如說是反對史達林的聯共與共產國際的：一開頭就說“自從列寧同志患病和逝世,在季諾維也夫史達林布哈林主持之下的共產國際及聯共領導機關,發生了機會主義的絕大危機,先後斷送了1923年的德國革命和保加利亞的革命......失敗最慘的,要算是1925_1927年的中國大革命。”接下說“這分明是國際自從‘八七會議’一直到現在極力供給中國黨以盲動主義......證明破產.....便不得不日益效法聯共的現行黨制厲行官僚主義,藉以箝制黨員群眾的異議,來保持領導機關少數人的威信。這一切一切都不是中國的國貨,都是史達林布哈林所主持的國際領導機關之所賜。”最後呼籲“召回托洛茨基同志等反對派，釋放在監獄中和流放在西伯利亞土耳其斯坦等處的聯共及其各國反對派同志，恢復其黨籍，並恢復托洛茨基同志的領導工作。”(20)那時的中共是李立三領導中央,屈從於史達林的壓力只是史達林的一個工具和傳聲筒，史達林說托洛茨基派是匪幫間諜，中共也附和。但陳獨秀說的強權不講公理，終於崩潰，蘇聯不是崩潰了嗎？可這是後話。當時陳獨秀成立托派，決定出版刊物《內部生活》，不久改名為《無產者》。至此中國有了二個托派小團體；即1928年冬莫斯科留學生來的稱之為“我們的話”，和1929年陳獨秀成立的稱之為"無產者"。其實，原來陳獨秀曾經請尹寬同“我們的話”商談要求加入托派，但不為他們所容。他們說陳獨秀是老機會主義者,為史達林拋棄,而到托派來投機。陳獨秀既向黨中央進忠言而被開除黨籍，又不為門羅主義的“我們的話”所容，但他想通了革命理論，什麼也阻擋不了他的革命毅力，他自己起來成立托派。這是與他一貫的“不唯上、不唯書、只向真理低頭”的“終生反對派”徹底革命精神相符合，他是逐步確認托的主張是解決中國革命的正確方針才轉向托派的，是革命的延續，絕不是機會主義。1930年1月“我們的話”在討論是否和“無產者”聯合時，發生衝突而分裂，劉仁靜和王凡西創辦“十月”派，不久又分裂出“戰鬥”派。“我們的話”一分為三，再加“無產者”，一時中國有四個托派並存。托洛茨基得知情況又讀了陳獨秀的“告全黨同志書”，認定陳獨秀“在一切重要問題上都採取了完全清楚和正確的立場”“當我們有了像陳獨秀那樣傑出的革命者，正式與黨決裂以致被開除出黨，終於宣佈他百分之百同意國際反對派＿我們怎麼能夠不理他呢？你能找到許多像陳獨秀那樣有經驗的共產黨員嗎？他在過去犯了不少錯誤，但他已經明白了這些錯誤。對於革命者與（革命）領袖來說，明白自己過去的錯誤是很可珍貴的事。反對派中許多年青人能夠而且應該向陳獨秀同志學習。”(21)托洛茨基又提議中國的四個托派組織可以組成協定委員會擬就政綱成立統一的組織。但半年多四派爭論不休，最後陳獨秀同王凡西談話，陳獨秀的樸質誠摯的革命者風範，使當年第一次兩人見面的青年王凡西“發生了崇高敬意＿這敬意至今不減。”(22)於是協議委員會中的一切迎刃而解,議定成立統一的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1931年5月1日召開托派統一大會。選舉出中央執行委員會，公推陳獨秀為書記處書記。
那時中國共產黨怎麼樣呢？1931年1月召開的六屆四中全會是史達林通過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直接排斥李立三、瞿秋白于中央領導層之外，使根本還不是中央委員的王明和博古直升到政治局擔負中央的首位領導。實行史達林式專制，實施所謂全黨百分之百“布爾什維克化”的罪惡活動。托派的統一大會召開於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三個月之後，那時正是王明左傾路線掌握中共中央，史達林式的專橫作風逼反了不肯屈服的一群革命家，以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實等為首的一批幹部秘密開會，突遭國民黨捕去，二十多位烈士，被王明斥為“右派”或“調和派”。他們的壯烈犧牲，在黨內激起悲憤，“而陳紹禹(王明)們呢,卻還是不顧一切,為了自己宗派的利益,也為了要貫徹史達林以直接代理人把持中國黨的企圖,繼續無原則地,絕對無情地進行各種各式的迫害,將一切不合作的,或簡單'看不順眼的'老幹部們解除工作,甚至踢出黨去。正在這時候，以中國共產黨創建人陳獨秀為首，中國反對派以統一姿態出現了，誰能說它不是來得恰是時候？......因為對照是太強烈了,一方面,幾個在外國啃了多年麵包的後生小子,依仗了洋大人的勢力,在黨內飛揚跋扈,'謀朝篡位','辱沒功臣',把全黨攪亂得一塌糊塗;另一方面,有經驗有聲望的中共元老及其親近的戰友們,接受了失敗教訓,以正確的馬克思主義重新武裝了自己的思想,並且團結了同一立場的隊伍,正企圖來挽救黨的墮落。在這二者之間,中共的幹部們當不難決定何去何從。”(23)
我們又來看看另一面的農村中的革命鬥爭罷,六屆四中後,王明博古的第三次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極力鼓吹攻打大城市,指責毛澤東是“等待主義”和“純粹防禦路線”。王明在莫斯科指揮，博古的中央剝奪了毛澤東的軍權，那時毛澤東借養病生悶氣，他說“我那個時候被扔到茅坑裡去了，搞到很臭。”(24)到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山窮水盡,陳獨秀的下屆領袖瞿秋白在江西只為生存活命而不得,被博古們定為不能"長征"而被國民黨殺害。親自經歷過蘇維埃這場鬥爭的張國燾在回憶錄中說“如果不是日本的侵略使中共回到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上來，也許整個中共在蘇維埃運動中完全葬送掉。”(25)所以陳獨秀們的城市革命鬥爭被誣為取消主義或錯誤都是不合理的。
二、抗日
托派統一組織成立不久即遭國民黨破壞，但陳獨秀不氣餒，三個月後重組中央，出版刊物。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有政治敏感的陳獨秀,知道社會階級關係變化,民族矛盾上升,中國開始有了新的革命形勢。當日本佔領東三省,國土淪喪人民遭殃的時候,國民黨政府始終向日本退讓,把槍炮對準中共的江西農民戰爭,而接受莫斯科的“第三時期”理論的中共,還在執行爭取“革命在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只有托派陳獨秀迅速地提出抗日的主張。“他奔走呐喊，奮筆疾書，寫下了大量的文字。發表的文章、宣言、決議和書信等達38篇之多。”(26)12月5日創辦《熱潮》週刊作為宣傳抗日的陣地，聲討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揭露英美操縱國聯袒護日本，遣責國民黨不抵抗政策，主張武裝抗日，抵制日貨，對日絕交，抨擊蔣介石對日妥協，出賣民族利益。1932年1月1日發表《告全黨同志書》“呼籲一切共產主義者在所有工運、學運、反日運動、國民會議鬥爭、反國民黨鬥爭以及蘇維埃運動中聯合行動，不加任何形式的阻止與破壞，以便統一我們的力量向階級敵人進攻。我們左派反對派在一切行動中準備和全體同志攜手前進，此後，又寫信給中共中央政治局並轉全黨同志，說任何同志，誰還固執教派精神，拒絕合作，他將會在革命之前鑄成莫大的罪惡。因此，我們向黨提議，馬上召開一個聯席會議，以決定在群眾行動中一致步驟問題，希望你們不要使革命的群眾失望。”(27)但這些正確主張不為中共所容。一.二八事變爆發,上海軍民公然違抗國民黨政府的命令,奮起抗戰。陳獨秀發表了《為“上海事變”第一次告民眾書》和《第二次告民眾書》“號召上海一切被壓迫民眾立刻武裝起來到前線去！一切巡捕義勇軍及各地的士兵自動起來參戰！十九路軍的士兵及下級軍官們堅決反對南京政府的無抵抗主義,防止上級軍官的妥協,作戰到底!”“立開上海市民代表會議,組織緊急行動委員會,集中一切物質力量,幫助抗日的武裝隊伍!”“後來淞滬抗戰被蔣介石破壞,陳獨秀起草發表了《為日軍佔領淞滬告全國民眾》的傳單，列數蔣介石國民黨‘縱敵賣國’六大罪狀，疾呼‘全中國的革命民眾們！要抗日救國首先要推翻縱敵賣國的國民黨政府’，‘自動的召集全權的國民會議’。”(28)
1932年10月15日,前中共領袖,現為托派領袖陳獨秀,因反蔣抗日被國民黨逮捕,陳獨秀在法庭上的鬥爭,他的《辯訴狀》是中國近代史上、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光輝的篇章。“從中世紀宗教法庭上的伽利略，到1933年9月德國納粹法庭上的季米特洛夫,人類歷史上留下了許多進步和革命的人士在反動派的法庭上,變被告為原告,審判反動當局的佳話。陳獨秀這次法庭鬥爭，正好發生在季米特洛夫萊比錫受審事件的同一年的前５個月，同樣膾炙人口，轟動社會。他以不久前抒發過的‘三軍不可奪志’的氣魄，傲然挺立在國民黨的法庭上。”(29)
陳獨秀在監獄中直到1937年七七事變,國共兩黨合作抗日後,8月23日才被釋放,共被關了近5年。陳獨秀始終堅持各黨派聯合共同抗日，所以他雖和國民黨有深仇大恨，但在西安事變後，國民黨能夠抗日，他便擁護它抗日。他當然同意中共方面的國共兩黨統一戰線共同抗日的政策，所以他出獄後和羅漢二人與中共交流共同抗日的意見。但他的主張為托派其他領導人的堅持獨立抗日的主張所反對，他們說中共向國民黨徹底投降，陳獨秀又走上大革命中的國共合作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他們並沒有認真懂得，而陳獨秀很清楚，加入國民黨所謂黨內合作和兩黨獨立黨外合作是兩碼事，他那時主張退出國民黨要黨外聯盟，並沒有反對國共合作。他們要把小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所以陳獨秀出獄後不去上海而去抗日中心的武漢，這顯示了他的政治家的胸襟與風格，當民族矛盾上升為國內政治和經濟方面的主要矛盾時，他能及時擺脫教條主義的說教，拋開個人恩怨，以大局為重，採取靈活的策略，提出聯合一切抗日力量奮起抗日的號召，這也顯示了他的高度政治責任心與無產階級政治家的偉大氣魄。所以他不去上海的托派中央。並據王凡西說“他最最痛惡上海作風，……沒有鄭重地投身於政治的乃至軍事的鬥爭。”(30)陳獨秀的抗日主張就是這兩個方面鬥爭,並且馬上執行。軍事上的，他曾與對日本戰鬥過的一七九師師長何基灃聯繫，叫王凡西和濮德志到他的部隊中去當秘書長或參謀。政治上的，他與第三黨、救國會以及另一部分民主人士相接觸，企圖組成一個聯合戰線，爭取民主與自由的抗日陣營。但他的二個實際行動都沒能成功。軍事上的打擊來自國民黨，因為他出獄後，仍然受到國民黨的監視。政治上活動的阻礙則來自共產黨，因為那時王明從莫斯科來，在《新華日報》上把托派陳獨秀誣衊為漢奸。中共中央也同意。所以陳獨秀的托派抗日活動失敗。
三. 與托派同志討論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問題
陳獨秀到江津後,他和托派同志通信,寫下幾點,可以說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意見也可以說是重新認識社會主義的意見。他轉入托派後，打開了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僵化，提出了至今為中國思想界所重視的政治理論問題。因為托派一貫反對史達林，也只有托派反對史達林,1936年-1938年史達林的莫斯科審判,比人類歷史上中世紀最殘暴黑暗的宗教法庭還更殘暴黑暗，冤殺了整一代的十月革命領袖。陳獨秀稱史達林為伯強（大癘疫鬼）和死狗。受史達林獨裁政權迫害最深的也是托派。托派陳獨秀們，便會想到列寧、托洛茨基的十月革命後為什麼會產生如此獨裁的史達林？除了俄國社會落後和世界革命的失敗以外，從政治體制上，陳獨秀得出不是因為史達林個人心術特別壞的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結論。他對托派同志們說“史達林的一切罪惡，乃是無產階級獨裁制之邏輯的發展”“在十月革命後的蘇俄，明明是獨裁制產生了史達林，而不是有了史達林才產生獨裁制”“我們若不從制度上尋出缺點，得到教訓....一個史達林倒了,會有無數史達林在俄國及別國產生出來”(31)“後來的事實完全證明了他的論斷”(32)陳獨秀又說“應該毫無成見的領悟蘇俄廿餘年來的教訓，科學的而非宗教的重新估計布爾什維克的理論及其領袖之價值，不能一切歸罪於史達林，例如無產階級政權之下民主制問題。”(33)無產階級政權即今說的社會主義政權的民主制應是什麼呢？他說“資產階級的民主和無產階級的民主,其內容大致相同,只是實施的範圍有廣狹而已，”(34)又說“所謂無產階級專政,根本沒有這樣東西,即黨的獨裁,結果也只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制都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又說“政治上民主主義和經濟上社會主義是相成的而非相反的東西。民主主義並非和資本主義及資產階級是不可分離的。無產階級政黨若因反對資產階級及資本主義遂並民主主義而亦反對之，即令各國所謂‘無產階級革命’出現了，而沒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現了一些史達林式的官僚政權，殘暴、貪污、虛偽、欺騙、腐化、墮落、決不能創造什麼社會主義。”(35)“若要硬說它是社會主義,便未免糟蹋了社會主義”(36)他又說“民主主義是同從人類發生政治組織以至政治消滅之間，各時代（希臘羅馬，近代以至將來）多數階級的人民，反抗少數特權之旗幟。‘無產階級民主’不是一個空洞名詞，其具體內容也和資產階級民主同樣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沒有這些，議會或蘇維埃同樣一文不值。”(37)所謂無產階級專政根本沒有這個東西,其邏輯發展就是史達林獨裁,這是陳獨秀打開馬克思主義思想僵化的最大進步。鄭超麟說的“我們有權希望未來的無產階級專政不會產生史達林。……蘇聯的試驗還不夠給我們證明這個理論是行不通的，再來一個試驗，如果再產生一個史達林的話，我們才肯懷疑這個理論。”(38)但陳獨秀的思想更深刻得多，有了史達林獨裁,他便就去探索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民主的實踐途徑，他強調無產階級政權必須有充分的民主基礎。但他不是退回到舊民主主義，而只是說舊民主主義即資產階級民主比任何封建獨裁都進步,說像俄國的蘇維埃比英美的形式民主議會還不如。他又說過無產階級民主比資產階級民主更廣泛。他按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思想“堅信未來世界，民主主義最終將戰勝各種專制獨裁，實現無產階級民主制以至全民民主制”(39)這些就是當年托派陳獨秀的意見，有多麼偉大的預見性和深刻性。但他那時最後帶著普羅米修士的枷鎖離開人間。
注釋
(1)先知三部曲第二卷第366頁
(2)鄭超麟回憶錄第268頁
(3)《告全黨同志書》，陳獨秀著作選第三卷第100頁
(4)張國燾《我的回憶》引自朱文華《終身的反對派》第261頁
(5)王觀泉著陳傳《被綁的普羅米修士》第278頁
(6)10月26日著名的十月來信見(4)引自朱文華
(7)鄭超麟回憶錄第281頁
(8)陳獨秀著作選《答國際的信》第159_160,161_162頁
(9)這些文稿為《致拉狄克的信》1927.3.3/3.4/3.22《致亞爾斯基的信》1929.7 .29《中國革命與史達林大綱》1927.5.7以及另4篇文章1927.5.19/5.26/5.27/5.28先在《我們的話》刊出，後由陳獨秀彙集為中國革命問題第一輯
(10) 即《中國革命的回顧及前瞻》1928.6.8,《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後的中國革命問題》1928.10.4,《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派綱領草案》1929.8,
(11)托洛茨基自傳第461頁
(12)致拉狄克的信《檔案》第六卷第589頁
(13)托洛茨基著《中國革命問題》第256頁
(14)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八次全會(1927年5月18－30日 )討論,托洛茨基發言《檔案》第六卷第143頁
(15)托洛茨基關於中國問題的第2次發言,同(14)第238頁
(16)《共產黨與國民黨》同(12)
(17)《共產國際六大以後的中國問題》同上第594頁
(18)鄭超麟回憶錄第285頁
(19)《告全黨同志書》同(14)第359頁
(20)《我們的政治意見書》同(14)第382頁
(21)《托洛茨基檔案中致中國同志的信》任建樹、唐寶林陳傳下冊第86頁
(22)《雙山回憶錄》第187頁
(23)同上第200－201頁
(24)楊奎松著。《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37頁
(25)《張國燾回憶錄》第二冊第489頁
(26)同(21)第114頁
(27)任建樹《陳獨秀大傳》第519頁
(28)同(21)第120頁
(29)同上第143頁
(30)同(22)第268頁
(31)1940年9月《給西流的信》《陳獨秀最後的文章和書信》第36_37頁
(32)陳研動態23期第2頁
(33)陳獨秀《我的根本意見》同(31)第3頁
(34)同(31)
(35)同(33)
(36)陳獨秀《被壓迫民族之前途》同上第21頁
(37)同(33)
(38)任建樹唐寶林陳傳下冊第294頁
(39)同(38)第28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