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郭立田的幾個突破
黃公演
2002年3、4合刊《簡報》中，有篇署名「海壇」寫的文章《陳獨秀研究應突破幾個格局》，據說「海壇」就是郭立田。在南京召開的第七次陳獨秀學術研究會上，郭立田的學術交流論文是《大革命的「失敗」與陳獨秀的「錯誤」》。他是以「新視角」和所謂「歷史主義」談論問題。但是他的「新視角」觀點，我完全不同意。因此我寫了篇該文「讀後」給以評論。郭立田這兩篇文章雖然署名不同，但觀點還是一樣的。
當有人對我說：對名人或領袖，不能盲目崇拜，我是十二萬分贊同的，當有人告訴我列寧和馬克思也有錯誤的時候，我也會同意。因為列寧、馬克思都是人，人吃五穀，一生不可能都沒有錯、是完人。也許郭立田理解人們的這種心理，並利用這種心理，來達到全盤否定列寧、馬克思，直至否定陳獨秀的目的。
在《陳獨秀研究應當突破的幾個格局》文章開始是這樣寫著：
「陳獨秀研究所取得突破性成果，無疑是黨史研究的一場革命的開始，無論就其理論意義，還是實踐意義來說，都將是深遠的。」
這個「突破性成果」不知作者指的是什麼？如果是指陳研會中多數人認為「陳獨秀應該摘掉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而斯大林共產國際應負25-27年中國大革命失敗的主要責任」。那末這倒值得慶幸，因為作者和大多數陳研會人員在這個重大問題上已取得共識。可是事情的實質不是這樣，作者在交給第七次陳研會的學術論文中，卻是堅持以「新視角」與「歷史主義」談問題，他認為中國25-27年大革命和北伐並沒有失敗，因為蔣介石北伐勝利，蔣介石得到了政權，國家也名義上得到統一。所以他認為是勝利了的。他又說陳獨秀在大革命中犯的不是「右傾」錯誤。依照他的「理論」，那麼所謂「陳研會已得到突破性成果」在那裡？學者、專家們十多年的辛勤研討，都要付諸東流，都被郭立田否定掉了，一切豈不是都要從頭開始麼？
他的文章又繼續寫著：「筆者感到，目前陳獨秀研究，除了在某些匡正的問題外，在其他許多問題上，正陷於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甚至針鋒相對的狀態，而難於深入下去。」作者認為，陳研會正處在混亂不堪的情況下，所謂「除了在某些匡正辯誣的問題外」這句話，不過是作者的「門面話」，其實質是認為如不使用作者所打出的急救「藥方」，陳研會將是嗚呼哀哉！
「突破幾個格局」就是萬用靈丹。
要突破「一些傳統的、僵化的思想模式，理論框架、價值標準。」
作者要突破的第一格局是「黨派鬥爭的格局，具體說，就是局限於共產黨與國民黨鬥爭的格局……按照這種格局，凡是擁護中國共產黨（中央、中央領導）的，就是好人：凡是擁護斯大林、共產國際和蘇聯的，就是好人；反之則都是壞人。」郭立田好像在對三歲小孩發議論。真有點小看陳研會的學者專家。如果這許多學者、專家真的如郭立田所說的那樣糟糕，那麼這幾年的陳研會有這樣的進展成就嗎？不過郭立田的真正的想法不在這裡。他在第七次陳研會論文，回答了問題：要突破黨派鬥爭的格局，就是要用「新視角」來探討問題，因此蔣介石不是「骨子裡是反共的。」蔣介石的反共，第一是他發現「蘇聯共產黨和蘇聯的野心」，「蘇聯共產黨對中國的政策，在滿蒙回諸部皆將為其蘇維埃之一，再對中國本部，未始無染指之意。」再者是由於陳獨秀的「左傾」行為：「批評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與「國民黨爭奪群眾，對蔣介石有無禮行為」等等。汪精衛的分共與反共，也是出於「無奈」，是由於莫斯科那「殺氣騰騰的『五月指示』。」
寫文章和判別事件的是非，總應該有立場的，陳獨秀被稱為「終身反對派」，也是有一定的原則立場。如果他無原則地反對一切，豈不是成為「虛無主義者」了。他的原則立場就是「無產階級革命利益」。
郭立田突破了「黨派鬥爭的格局」，結果跳到了國民黨蔣介石的立場上去了。結果認為蔣介石殺戮千千萬萬工農大眾和共產黨人的行為也是正當的了。
在這一節裡，作者又在說一些言不由衷的話：「陳獨秀就是這樣的人，他當時曾抵制斯大林和共產國際在中國革命問題的錯誤路線和瞎指揮，不賣他們的賬，結果被栽贓陷害，被撤職罷官……」。作者擺出一付悲天憫人的動人的臉孔來，在上面我提到的那篇文章中卻說：「只是在斯大林與共產國際一再約束下他才在一些問題上變得溫和些。」
同一個郭立田，有著兩付面孔。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同一個人的兩篇文章署函上不同的名字：郭立田、海壇。
郭立田第二個要突破的格局是「列寧某些『左』的理論與實踐的格局」。
作者說：「目前陳獨秀研究中仍然有一個禁區，還沒有人敢於打破，這就列寧神話的禁區，似乎犯錯誤的只是斯大林，追究陳獨秀的「錯誤」只能追究到斯大林，而不能追究到列寧，因為列寧是絕對正確的。」我是第一次聽到陳研會中有一個「列寧神話的禁區」，我也第一次知道陳研會中有人說「列寧是絕對正確的。」這不是別的，而是郭立田製造一個「神話」，強加給陳研會。十多年來，在研究陳獨秀問題，學術界很少聯繫到列寧，這是一個事實，因為「右傾機會主義」這一系列問題，是追究不到列寧的。在第七次陳研會中，當討論陳獨秀「最後見解」時，我所參加的小組，有人曾提到列寧也是個獨裁者，他也亂殺無辜。當時並沒有人說：「談論列寧是個禁區」。大家都靜心聽他講完，這個說列寧也是獨裁者的人就是郭立田。當時的確有人反對他的論點，我是第一個反對，接著是陳良初先生反對。著重說明：反對的是他的「論點」。
不過話又說回來，否定列寧的不是郭立田一個人。所以我們對待這個問題是很冷靜的。在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世界上已形成「非列寧化思潮」，成為一種社會理論。這有什麼奇怪的呢？在俄羅斯，有人甚至提出要「沙皇」不要「列寧」的口號。這就如斯大林主義破產，蘇聯解體，和東歐所謂「社會主義」國家「消跡」時，世界上掀起一股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潮一樣。許多人就說馬克思主義也已破產了，做為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不會同這種「思潮」同流合污的。
郭立田要突破這個格局就是要反對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他反對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和實踐：理論是「無產階級專政是直接憑藉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約束」。實踐是列寧亂殺無辜：亂搶打死沙皇及家屬，嚴厲的手段制裁布爾什維克和富農系列過火政策……
革命者和社會庸人不一樣。
在《法蘭西內戰》恩格斯的導言最後一句：
「近來，社會民主黨的庸人又是一聽到無產階級專政就嚇得大喊救命，先生們：你想知道無產階級專政是什麼樣子嗎？請看巴黎公社，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
恩格斯說：
「這些先生」（反權威主義者）「見過革命沒有？……革命就是一部份人用槍桿、刺刀、火炮，即用非常權威的手段強迫另一部份人接受自己的意志。獲得勝利的政黨迫於必要，不得不憑藉它的武器對反動派造成恐懼，來維持自己的統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對付資產階級的武裝人民這個權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嗎？……。」（《馬恩全集》中文版18卷344頁。）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說：
「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
馬克思說：
「如果工人建立起自己的革命專政來代替資產階級專政……工人……為了粉碎資產階級的反抗……賦予國家以一種革命的暫的形式……。」（《馬恩全集》中文版18卷335頁）
恩格斯說：
「既然國家只是在鬥爭中，在革命中必須用來對敵人實行暴力鎮壓的一種暫時的機關，那末說自由的人民國家，就純粹是無稽之談了，當無產階級還需要國家的時候，它之所以需要國家，並不是為了自由，而是為了鎮壓自己的敵人，一到有可能談自由的時候，國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恩格斯致倍倍爾的信）
以上所摘引馬克思的話，都是為了証明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這不是列寧個人的臆想，而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所以列寧會說：「只有承認階級鬥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國家與革命》中文版本第31頁）
無產階級專政本來就有兩方面的含義，對待敵人是實施「專政」，而對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則實施「民主」。
所以列寧說：「專政，不一定意味著消滅對其他階級實行專政的那個階級的民主。但一定意味著消滅（或極大地限制，這也是一種消滅方式）被專政的或者說作為專政對象的那個階級的民主」。
在《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一書中，列寧以好多的篇幅論述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無產階級民主問題。
「無產階級專政（蘇維埃政權就是它的一種形式）在世界上史無前例地發展和擴大了的正是對絕大多數居民，即對被剝削勞動者的民主……。」
「拿對外政策來說，在任何一個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國家中，對外政策都是不公開的，到處都是欺騙群眾……蘇維埃政權用革命的手段揭露了對外政策的黑幕……。」
「拿國家結構來說…在資產階級民主下，資本家千方百計地……排斥群眾，使他們不能參加管理，不能享受集會、出版自由等等。蘇維埃政權是世界上第一（嚴格來說是第二個，因為巴黎公社開始這樣做過）個吸引群眾即被剝削群眾參加管理的政權。
「……舊的資產階級機構，即官吏、財富特權，資產教育和聯繫等等特權……所有這些，在蘇維埃組織下正在消失，出版自由不再是假的，因為印刷所和紙張都從資產階級手中奪過來了，最好的建築宮殿、公館、地主宅邸等等也是如此，……就使群眾權利更加『民主』百萬倍，而沒有集會權利，民主就是騙局……」
郭立田說：「列寧把這種專政同『一黨專政』和『領袖獨裁』聯繫起來。」我將說什麼好呢？只能說郭立田在說謊。
「無產階級專政」怎麼會同「一黨專政」和「領袖獨裁」聯繫在一起，這是郭立田混淆視聽的說法。
列寧在1917年起草的法令，提出蘇維埃實行「……承認黨派和通過有組織的政黨進行選舉」。（《列寧全集》1987年人民出版社第二版33卷102頁）
「今後政府由一個蘇維埃政黨手裡轉到另一個蘇維埃政黨手裡，無須進行任何革命，只要通過蘇維埃的決議，蘇維埃代表的改選就可以實現（《列寧選集》1996年人民出版社第三版第3卷335頁）
當時實際情況也是如此：布爾什維克黨與孟什維克國際主義派、社會革命黨左派共同參加蘇維埃並聯合執政。
蘇聯的一黨專政，是以後形勢發展的結果。
郭立田說：「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等人是列寧這些做法的擁護者和執行者。」
又說：「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與實踐不僅為後來斯大林實行恐怖統治提供了依據，而且也成為托洛茨基的始終不移的堅定信念。」
郭立田總是將列寧、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緊緊地捆在一起，不分是非，各打五十大板。
斯大林統治時期所執行的是他自己的東西，他實施的個人獨裁不是無產階級專政，因此陳獨秀也認為蘇聯後期不是社會主義國家，「將蘇聯稱為社會主義，那是糟蹋了社會主義。」所以他會說：「所謂無產階級獨裁，根本沒有這樣東東、即黨的獨裁，結果也只能是領袖獨裁……」
總之斯大林的罪行，列寧是不應該對它負責的。列寧晚年也曾發現斯大林的問題，曾主張撤掉斯大林總書記職務，曾要擴大中央委員會人數，擴大工農檢查院的人數，總之他以「民主」來作為「官僚制的抗毒素」，但斯大林已成氣候了，一切都晚了。
斯大林的個人獨裁不能歸罪於列寧，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高放先生有一精辟的論述：
「蘇聯在斯大林時期得的病並非傷風感冒的小病，而是難治的早期癌症。」
「事實上斯大林從20年代末起背離馬克思列寧主義，搞了極權主義的國家政治體制，其要害是實行個人集權制，領導職務終身制，指定接班人制，黨政不分制，幹部等級授職制和黨政官僚特權制。這六制使民主共和國變了形，走了樣，帶有濃厚的君主專制的色彩。同時，斯大林在黨的領導體制上也搞了六制，總書記個人集權制，總書記職務終身制，總書記指定接班人制，政治局權力中心制，監委會隸屬制和取締黨內不同政見制，這六制使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政黨也變了形，走了樣，使理應擁有充分黨內民主的政黨變成扼殺黨內民主的專制主義政黨。」
「……在國內戰爭時期，列寧在批判考茨基時說過，無產階級專政不受法律限制。……列寧在這裡所說的『法律』顯然是資產階級的法律，因為無產階級的法律還沒有制定出來。」這是《讀懂斯大林》的作者對「無產階級專政不受法律約束」的解釋。（見《讀懂斯大林》第188-189頁）
在該書的125頁，又這樣寫著：「在國內戰爭勝利後，列寧則強調無產階級專政愈來愈溫和。則一開始實施新經濟政策，列寧便提出改組肅反委員會，把這個執行「紅色恐怖」，集追捕、審訊、判決於一體的機關納入法制的軌道。列寧把無產階級的法律看成是必須得到遵守的。他在談到司法人民委員部在新經濟政策時的任務時說：「做生意吧，發財吧！我們允許你這樣做，但是我們將加倍嚴格地要求你做老實人，呈送真實準確的報表，不僅要認真對待它的精神，不得一絲一毫違背我們的法律——這些就應當是司法人民委員部在新經濟政策方面的基本準則。」（見《讀懂斯大林》126頁）
在第七次陳研會小組討論會上，郭立田也曾提出這些問題來論證列寧是個獨裁者，我當時表示反對，我說了一句：郭立田所提出那些所謂「紅色恐怖」的實例，我都承認，但是列寧沒有殺過布爾什維克同志。他都以黨內民主解決同志間的意見分歧、爭論。這些都和斯大林的作法，有本質不同。
郭立田在這一節裡又「創造性」地給陳獨秀戴上「社會民主黨式的民主社會的理念」「桂冠」。可能想抬舉陳獨秀。或者有意在貶低陳獨秀。郭立田應該清楚，陳獨秀是一頂天立地的馬克思主義者。
郭立田第三個要突破的格局，就是要否定馬克思。
托派從來不認為陳獨秀有「二次革命論」，鄭超麟先生曾特地著文「澄清」這個問題，可查看香港出版的《陳獨秀研究文集》。陳獨秀自接受托洛茨基思想就接受了「不斷革命論」。
郭立田稱馬克思的「不斷革命論」為「神話」。請問馬克思的不斷革命錯在哪裡？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德國革命失敗後，於1850年3月在倫敦為共產主義者寫了《中央委員會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書》，主張「不間斷地進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產階級的統治都消滅掉，直到無產階級奪得國家政權，直到無產階級聯合不僅在一個國家內，而且在一切佔統治地位的國家內都發展到使這些國家的無產階級間的競爭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決定意義的生產力集中在無產者手裡的時候為止。」接著說：「對我們來說，問題不在於改變私有制，而在於消滅私有制，不在於掩蓋階級矛盾，而在於消滅階級，不在於改良現在社會，而在於建立新社會。」
一個政黨提出自己的行動和目的綱領，怎麼能說是「神話」呢？十月革命就是證明了「不斷革命論」的正確。
革命家和縮命論者當然不能相提並論。「無論那一個社會形態，在它們所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不會滅亡的…」。好了，就讓郭立田式的宿命論者在那裡睡大覺吧！有一天歷史會告訴他：「全部生產力已發揮出來了，舊社會就要滅亡了」。他們再從甜蜜的睡夢中醒來，去幹新社會誕生的工作。否則一切都是「早產兒」。（這裡我抬舉了郭立田，他連這樣的人物也不是）。郭立田據說是一個哲學教授，可是他不懂辯證法，「他把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與辯證法割裂開來，把馬克思的社會經濟形態學說看做簡單的劃一機械圖式，而忽視了革命政黨，革命階級和人民群眾的能動作用。（《讀懂列寧》200頁）
革命者要積極爭取、努力工作、發揮革命政黨和革命階級的能動作用，所以馬恩的行動，決不是「急躁」的「左」的表現。
郭立田又提到馬克思和拉薩爾的鬥爭。提到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使人難以理解的是《哥達綱領批判》與「急於求成的情緒」又有什麼關係呢？郭立田又拿「事實」來做「盾牌」；「事實證明，馬克思在與拉薩爾的鬥爭中，真理也並不完全在他自己一邊」。是什麼樣的「事實」呀！這不過是以此搪塞而已，他並沒有說明「事實」。
恩格斯在刊印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手稿時寫了篇序言，他在序言裡說：「這裡用以剖析綱領草案的那種無情的尖銳性，用來表述得出的結論和揭露草案缺點的那種嚴厲性——這一切在十五年以後（《批判》寫於1875年，刊印為1891年）的今天已不會使人見怪了。道地的拉薩爾分子只是國外還作為一些孤獨的殘餘存在著，而哥達綱領甚至也被它的那些創造者們在哈雷當做完全不能令人滿意的東西拋棄了。」
過了十五年，拉薩爾分子只是在國外……殘餘存在著，而哥達綱領也已被1890年10月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哈雷代表大會拋棄了。而過了127年的今天，郭立田竟以「真理也不一定在馬克思一邊」進行翻案。拉薩爾派，若地下有靈，真的不知道怎樣感謝才好。
郭立田第四個要突破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極對立的格局」。
首先應該指出的：是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是講對立面的「統一」即「矛盾統一論」而不講「同一」、「融合」。這是這位哲學教授的花招。事物的對立面怎麼能「同一」、「融合」起來呢？一個國家如果存在著不同種經濟：資本主義的、封建的…。如果是資本主義國家這就是不同種經濟統一在資本主義經濟之下。但決不能說封建經濟是和資本主義同一的，或融合的。這裡暴露了郭立田的觀點，他認為資本主義是同一的，或融合的。
我們承認「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共產黨宣言》）。資本主義制度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結果，它比過去了幾種社會制度——封建的、奴隸的、原始共產主義，都進步，都文明。
但是誰能否定「社會主義一定會代替資本主義」的論斷呢？目前資本主義存在還有其生命力。「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但它的最後走向死亡，也是合理的。
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的是不可避免的，一是通過暴力革命，也不完全排除「和平轉變」的可能。但目前北歐那些「福利型」國家，不一定就是社會主義社會。郭立田拿他們的發展情況和過去了的蘇聯和東歐所謂「社會主義國家」相比較，當然是大錯特錯。陳獨秀不是說過麼？說蘇聯是社會主義是糟蹋了社會主義。
當然我們他不必仇恨資本主義，也不要害怕資本主義。為了提高社會生產力，十月革命後的蘇聯也是要發展資本主義，列寧還提過：「發財吧！我們允許你們這樣做。」中國目前也大力發展私人資本。
郭立田在這裡要提出：為了要深入陳獨秀研究，就要突破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對立的格局。我真的被搞糊塗了，難道陳研會中學者、專家都夠不上郭立田的水平？
突破以上四個格局後，最後郭立田要否定陳獨秀了。雖他曾提過關於陳獨秀的六點優點。但那六點都是空洞無物，沒有實質意義的說法，是為了要應付形勢。郭立田說：「我們講突破的這些格局，並不是全盤肯定陳獨秀。」他以他的「新視角」來評價歷史人物，他的「新視角」是要拋棄唯物史觀，而要「遵循他的歷史主義的」。他的論文《大革命的「失敗」和陳獨秀的「錯誤」》就是「新視角」和「歷史主義」的最好註腳。大家可讀一讀他的那篇文章。
2002年9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