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研究 第4期 2003年1月
陳獨秀研究會主辦 唐寶林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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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觀察現代中國的一個視窗——《陳獨秀研究動態》答海外學者問
主編應該中立（旅英學者 劉丹）𣿅
中國歷史的重大轉折——賀中共十六大圓滿成功 （仲石）
為中國長治久安 向江澤民面述陳獨秀民主思想——鍾沛璋《與江澤民一席談》出版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負責人石仲泉談大革命時期的陳獨秀
分歧已經擺明 讓歷史去評判
——就石仲泉先生談“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擺擺我們的觀點（ 唐寶林）
放下包袱才能“與時俱進”（王子雄）
賽先生反對迷信和霸權（朱光烈）
中國學術界為陳獨秀正名（日本 東京大學教授佐佐木力）
求真集：
中國人要說真話（魯迅）
說老實話（陳獨秀）
報紙要對人民說真話（陸定一）
修改，讓錯誤披上一件正確的外衣（牧惠）蕌
《毛選》是“整容模特”（劉君）
魯迅與《芙蓉鎮》（香港文學評論家 許子東）
回憶錄：
政見針鋒相對 評價客觀公允——彭述之《回憶錄》中的劉少奇（周仁辛）
來電：前蘇聯被“專政”人數（錢洪）
托洛茨基主義與託派研究：
託派對中國改革的看法（一丁）
香港成立“陳獨秀與中國革命網”
胡耀邦廢除思想犯死刑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世紀奇冤
——《王申酉文集》（含世紀奇冤紀實）出版
觀察現代中國的一個視窗
——《陳獨秀研究動態》答海外學者問
《陳獨秀研究》是中國研究陳獨秀並輻射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廣闊領域的學者“內部訊”。
陳獨秀（1879-1942）被胡適稱為“終身反對派”。因為他的一生曾反對過滿清政府，反對過北洋軍閥，反對過國民黨統治；最後，他又反對共產國際，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史達林主義中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主張民主社會主義，為中國現代化和民主化作出了巨大貢獻。所以，他被稱為“中國民主之父”。同時，也正因為如此，他受到近代中國各個政府的嚴重打擊和迫害，不斷被通緝、逮捕、坐牢，甚至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也長期受到批判。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後，中國學者在嚴峻的形勢下，開始掙脫傳統壓力，真實地研究陳獨秀的思想和活動。由於陳獨秀歷史和陳獨秀研究的這種特殊性，這個研究過程，必然涉及到陳獨秀生前中國近代各個時期以及逝世後直到今天各個時期的政治、思想、文化和學術狀況，觸及當局忌諱的敏感問題。同時，中國的改革開放也是一場嚴重的鬥爭，這種鬥爭也必然反映到陳獨秀研究上來。《陳獨秀研究動態》實行開明與開放的方針，直面歷史和現實，生動地反映這個研究過程中出現的各種資訊和成果，反映中國學者追求真善美、反對假惡醜的良知，也反映中國一部分知識份子的各種真實心態。所以，每一個研究中國和研究中國改革開放的外國學者都應該讀一讀這份《動態》，它是觀察現代中國複雜而真實情況的一個視窗。
代編者的話：
主 編 應 該 中 立（旅英學者） 劉 丹
（2002年8月1日來電）我在英國做學問，這次短期回來查點資料,一個偶然的機會，看到你們陳獨秀研究會《簡報》，眼睛一亮。我雖然在國外多年，對國內學術界特別史學界的動態，一直是關注的。沒有想到國內還有你們一小批檔次不低的人，還在為“歷史的真實、現實的民主、將來的光明”，如此艱苦地奮鬥著，實在令人感動：中國有希望！現在的中國，經濟必將富強，連世界上最反共的人都不再否認，就是政治民主化步履維艱。可是，一個國家富強之後，若無民主，必然走危險之路，如當年德國、日本那樣。現在十三億人一心奔小康，有幾個人明白這個道理呢？你們從研究陳獨秀出發，來做這個啟蒙工作，意義實在重大。我祝你們成功！
不過，我還是對你們的刊物有意見。西方人認為，辦刊物，好的主編應該是中立的，左中右一視同仁，不應該有傾向性（我說的左中右，沒有是非功罪色彩，是指各種不同的意見而言），就是說應該有寬大的胸懷，有容乃大，不應該“旗幟鮮明”，黨同伐異，讓你不喜歡的人“愧汗知返”。不管他是對還是錯，刊物應該是各種意見都能發表的自由論壇，不應該是狹隘的“同人刊物”。總之，應該學蔡元培辦北大，相容並包，不應該學陳獨秀辦《新青年》，不容異議。蔡能讓陳獨秀等新文化派與辜鴻銘等舊文化派同在一個講壇上講學，學生畢業典禮時同在一起照相。陳獨秀的《新青年》基本上是同人刊物，黨同伐異，不容異己，像陳獨秀提倡白話文那樣，“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匡正也”！如果以此方針指導整個學術，豈不是文化專制主義，何有民主可言？（這裏，劉丹女士有兩個誤解：一、陳獨秀在說這幾句話時，說明是“獨至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正宗”而言，不涉其他，並特別聲明：“鄙意容納異議，自由討論，固為學術發達之原則。”接下去才是“獨至改良……”這句話。人們往往只記住“不容他人匡正”的厲言，而不記他“容納異議，自由討論”學術發達的主張，因此造成對陳獨秀的極大誤解。蔡元培相容並包也不是沒有傾向性，而是用這種特殊的方式來支援處在被壓迫狀態中的陳獨秀新文化派。二、一種制度、一種習慣的改革，必須有“不容他人匡正”的氣勢。陳獨秀當時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是一種改革，如毛澤東所說：“我們那個時候學習作白話文，聽他（陳獨秀-引者）說什麼文章要加標點符號，這是一大發明。”如果當時沒有那種“不容他人匡正”的氣勢，今天我們怎麼可能在白話文下工作和生活。鄧小平如果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來代替“階級鬥爭為綱”的“不容他人匡正”氣勢，也不會有中國今日的輝煌。當然，我們理解劉女士的意思，陳獨秀問題，畢竟有學術問題的一面，應該允許百家爭鳴，相容並包。--編者）《新青年》的這種風格是當時病態的社會狀況造成的，現在學它，必然東施效顰，自尋絕路。
另外，《簡報》的政治色彩太濃！這也是西方學者特別反感的。胡適在與陳獨秀《新青年》分手時，也是這個意見。我們一貫批判胡適反共、反馬克思主義，因此因人廢言，對他意見不加分析，一概否定。其實以辦刊物而言，他反對《新青年》的主義色彩太濃，是有道理的，是為刊物的長期生存考慮。固然，《新青年》變成“布爾什維克”後，很快就壽終正寢了，這對於當時的《新青年》和新文化運動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損失。《簡報》何必重蹈覆轍。當然，我也理解你們的苦衷，環境限制，言論不像西方那樣自由。但是自由是要自己爭取的，而不能乞求。一條腿跪著，另一條站著，時間一長，就真的殘廢了。
順便再說一句，《旅英十年，重新認識資本主義》一文基本符合事實，但近些年來，福利水平也在下降。輿論界已經有人提出，一個光講福利消費，不重視生產的社會，是難以為繼的。特別象中國這樣發展中國家，還是應該把生產放在第一位。鄧小平先生說得好：“一百年不動搖”。
（劉丹女士，快人快語，尖銳潑辣，雖有點誤解，其意甚好！我們衷心歡迎，一定注意改進。）
時論
中國歷史的重大轉折
——賀中共十六大圓滿成功 仲 石
中共十六大勝利召開，實現了中國1949年以來歷史上一個重大的轉折：
首先，領導核心--中共中央常委全面交班，開創了中共執政史上一個先例，這就樹立起了模範執行黨章國法任職年限制的榜樣，從而為徹底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又向前邁出了一大步。這一轉折所具有的意義，將不在經濟繁榮之下，開創了共產黨領導下，民主政治的新紀元。
其次，“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寫入黨章成為我們黨繼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後的第三面偉大旗幟。它雖然是直接繼承鄧小平理論而來，但它的內容、理論價值和歷史意義，已經遠遠超出後者，成為獨特的意識形態。
再次，外電已經評述：毛澤東實現了中國的獨立與統一，鄧小平奠定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改革開放的基礎，“江（澤民）朱（容基）體制”把中國人民帶進了經濟繁榮的小康社會和全球化的開放世界。十六大綱領將保證現行路線的繼續貫徹和發展，領導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康乾盛世”以來多少代中國人所做的世界強國之夢。那時，我們才可以說：我們無愧立于世界強國之林。
自然，這並不是說我們以後的發展道路是平坦的。相反，以後的任務將更加複雜和艱巨。如：
第一，堅決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徹底實現民主憲政，真正讓人民自由選舉國家領導人，並且連任期不得超過兩屆。
第二，真正建立起對各級領導幹部有效的監督機制，建立起不受任何干擾的嚴厲的廉政制度，堅決反腐敗，毫不留情地徹底清查貪官污吏，目前重點應打擊過去因某種原因而免受打擊並把髒款已經轉移到國外去的髒官，以儆效尤。告訴人民，腐敗者決逃不出歷史的懲罰。躲得了初一，躲不過十五。反腐倡廉的根本是必須增加透明度和群眾的監督，應該創辦一份專門揭發腐敗、表彰勤廉的報紙。沒有這樣一份報紙，反腐敗是不可能徹底的。
第三， 堅決貫徹十六大通過的保護國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共同繁榮的方針，承認現在民營企業家已經成為黨內和社會上保證我國政治穩定、經濟繁榮的一支重要力量，給予他們應有政治和法律地位。
第四， 進一步落實“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方針，建立起不受政治干擾長期持續性發展的高速度高效率利用高科技的制度。
第五， 要在一部分人已經富起來的基礎上，加快提高廣大工農民眾、特別是下崗人員和農村貧困人口的生活水平。
陳獨秀一生奮鬥的目標是科學與民主，國家與人民富強。讓我們滿腔熱忱地迎接“中國新世紀”的到來吧！
為中國長治久安向江澤民面述陳獨秀民主思想
——鍾沛璋《與江澤民一席談》出版
本刊特約通訊員鄧王麗瑾香港報導：在中共十六大召開前夕，中共高級幹部鍾沛璋在此出版新書《與江澤民一席談》，引起廣泛重視。作者希望江主席成就毛澤東、鄧小平未完成的千秋大業：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實現民主憲政，使中國改天換地。
作者1924年出生，14歲參加地下鬥爭，15歲入黨。曾就讀于南京中央大學和上海交通大學，與江澤民同學。解放後先後任《青年報》總編、《中國青年報》副總編、團中央研究室主任、中宣部新聞局局長等職。被譽為團中央的“大筆桿子”，與胡耀邦共事多年，多次為胡耀邦起草報告。反右派運動時為領導小組組長，但復查時卻反被補劃為右派分子。具有何等的諷刺意味（更為怪誕的是，妻子陳敏也被劃成右派。她是工人出身，當時規定工人不劃右派。為了把她打成右派，還給她改了出身和成份）。可是他的信念沒有動搖，胡耀邦對他說：“你的精神沒有倒！”平反後，又被重用，與江澤民時相過從。一生大起大落，對共產黨、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曲折命運及前途有深刻研究與反思，一個年近八旬的老人卻還有深深的憂患意識。在2000年12月3日江澤民主席邀請八位老同學座談會上，他受委託作主題發言，主要談了三大問題：一、怎樣看資本主義？垂死的資本主義何以沒有死亡；二、怎樣看十月革命？蘇聯為何解體？東歐為何劇變？三、怎樣看當前的問題？腐敗怎樣根治？侃侃而談，情真意切，傾注了一個沒有忘本的老共產黨員知識份子的滿腔熱忱。
他最後歸結到一點：希望江主席解決毛澤東、鄧小平沒有解決的關係到共產黨和中國出路的根本問題--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實現民主憲政。認為這是使中國改天換地的千秋大業、共產黨長期執政、長治久安的惟一出路。作者認為近代中國已經有兩位民主偉人：一是孫中山，他領導人民推翻了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王朝，建立了中國第一個共和國，但可惜沒有建立民主制度；第二位是陳獨秀，他在1904年清王朝統治時期就研究和宣傳民主，說“這國原來是一國人所公有的國，並不是皇帝一人所私有的國，皇帝也是這國裏的一個人”。五四時期勇敢掀起民主和科學的啟蒙運動，晚年更為無產階級民主呐喊。如此一生為民主而奮鬥的人，實在罕見。作者希望江主席做中國歷史上第三個民主偉人，永垂史冊，而不要做匆匆來去的過客。他說：
使我國建立長治久安的政治體制。社會主義國家，在舊體制下，領導人的交替與接班常常是會引起動亂的大事。毛澤東曾多次更換他的接班人，都沒有使他放心，最後他還是懷著極為不安的心情離開了這個世界。現在我國第三代領導是穩定了。那末以後第四代第五代的領導又將會怎樣安排呢？能不能穩定呢？怎樣真正從人治轉到法治呢？“江山代有人才出”，如果有了民主憲政，人民就不難選擇出他們能夠放心的各級領導人。二十世紀各國的經驗證明，在民主體制下，領導人可以不斷變更，國家政局都不會出現大的動盪，而動亂總是出現在專制體制下。民主憲政就是實現我國的長治久安。
這一段話說得何等的好啊？真是對黨一片赤膽忠心。
江主席謙虛傾聽，親手記錄。他說：“我都認真聽了，你看我還記了十六張紙。”此情此景，也是十分感人。著名的“七一講話”，顯然吸收了他們的意見。江主席還讚揚了陳獨秀保持了晚節，沒有受國民黨威脅利誘而反共。
《與江澤民一席談》收錄了這次談話的全過程。同時還選錄了作者十五篇其他很有理論高度、總結共產黨執政經驗、令人深思和感人的文章。
中央黨史研究室負責人石仲泉談大革命時期的陳獨秀
記者：用“三個代表”思想來指導編修，對一些重大歷史問題有新的說法嗎?
石：具體地說，就是將“三個代表”思想貫徹在對若干政治性極強的重大黨史問題的修改之中，以充分體現我們黨的實事求是原則。
這一點，突出地表現在關於三次路線錯誤的定位及其表述上。如大家比較關心的，我們將大革命時期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改為“右傾機會主義”錯誤。
記者：在《中國共產黨簡史》中，我們注意到有這個提法。但為什麼要作這樣的修改，在宣傳介紹文章中沒有作這方面的解釋。您能談談這個問題嗎?
石：完全可以。凡是有重大修改的，沒有不能談的。一定要通過各種途徑，將修改情況給大家講清楚。因為這都是我們經過反復斟酌、討論過的；有的也徵求過專家們的意見，是有充分理由的。對陳獨秀錯誤提法的修改，就是如此。我們對陳獨秀的錯誤作這樣的定位表述，比較多的同志都能理解並接受這樣的修改。作這樣的修改，主要有三條理由：
第一條，要肯定陳獨秀在從建黨直到大革命運動前期，都是有巨大功勞的。人們知道，他是我們党的主要創始人之一，而且從黨的一大到五大一直是党的主要領袖。他在那時的威望蓋過了其他任何人。直到黨的五大仍然選他為總書記，就說明了這一點。新本“黨史一卷”比較充分地肯定了陳獨秀在這6年的功績，介紹了他在發起新文化運動和創建上海共產黨組織方面的貢獻。在講建黨時，明確地將他和李大釗稱為黨的兩位主要創始人，並將他們的照片放在了書的前面，將他們的名字上了目標題；對陳獨秀在党成立後的早期活動作了增補。在大革命時期這一編中，對他在推動國共合作、領導五卅運動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反對戴季陶主義和西山會議派，以及探索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等方面所作出的貢獻，也都作了敍述。我們認為，以他為首的中共中央，對推動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運動發揮了巨大作用，這是基本方面。但過去對他的這些功績講得很不夠。現在歷史已過去70多年了，對這些應予實事求是的肯定。而且，這應當成為全面評價他的功過的一個重要方面。蕌
記者：我們完全贊同您的觀點。毛主席早就說過，到了適當時候，寫黨史要講他的功績。現在到了這個時候。新本不講，就太不合適（原文如此，應是“時”--編者）宜了。那麼第二條呢?
石：第二條是從他與共產國際的關係、從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指導方面來分析的。根據近幾年大量公佈的共產國際檔案材料來看，共產國際、聯共(布)及其駐華代表，對於党的創立、對於党領導的早期革命鬥爭，特別是大革命運動，既有指導正確的一面，也有指導不正確的一面。這指導不正確的一面，與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犯的錯誤有密切關係。比如，被看作陳獨秀嚴重右傾錯誤標誌的對國民黨二大、中山艦事件、整理黨務案等問題上的讓步，即所謂“三次大退讓”，還有對蔣介石、汪精衛等的依賴，以及不重視黨直接掌握武裝的思想等，都受共產國際的重大影響。
記者：能否說，陳獨秀犯錯誤完全是共產國際的影響所致呢?
石：話又要說回來，在分析陳獨秀犯錯誤的原因時，一方面要充分看到共產國際對陳獨秀的影響；另一方面，也要承認陳獨秀在大革命期間犯的右傾錯誤，特別是大革命後期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首先是他本人對中國革命一些基本問題的不正確認識直接發展的結果。比如，所謂“二次革命論”，儘管共產國際有這種觀點，甚至在老祖宗那裏也能找到某種影子，但是，中國有中國的特殊情況，即使是老祖宗的觀點也不能照抄照搬。在民主革命階段，中國共產黨也要努力爭取革命的領導權，決不能滿足於熱熱鬧鬧參與革命，而不敢去爭奪領導權。“二次革命論”的觀點，是導致他妥協退讓的理論根據。他作為党的主要領導人對中央決策的失誤，在黨內要負主要責任。
記者：也不能不看到，那時的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共產國際的理論觀點、政策指示，是中國共產黨很難抗拒的。
石：確系這種情況。由於那時的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年幼的黨對共產國際的指示，在組織上有服從的義務。同時又缺乏獨立判斷的能力。在這種情況下，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對釀成党的領導人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不能不有很大影響。因此，共產國際、聯共(布)及其駐華代表對中國大革命遭受的嚴重挫折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這在我們的新本中指出來了。我們沒有像有的書那樣，把大革命的失敗全部歸罪於陳獨秀一個人。
記者：研究陳獨秀的學者們都非常強調這一點，並認為共產國際對大革命的失敗應負完全責任。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石：持這種觀點的過去也有，但比較多的同志產生這種看法，形成這種意見，主要是在他們研究了我們室第一研究部主持翻譯出版的《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那6大本之後，對過去的一些不公正說法義憤填膺，強烈地認為大革命的失敗應當完全由共產國際負責。這種看法可以理解，也不是沒有合理之處。但是，外因總要通過內因起作用嘛，這是唯物辨證法的一個基本觀點。既然是中國的革命，中國共產黨是積極推動這個革命勝利發展的主要政黨，一些重要的決策儘管是人家提出的，但都是經過中共中央或党的主要領導人這個系統來貫徹執行的，人家不可能撇開我們黨這個系統去直接領導中國人民來進行革命的。所以接受一些錯誤的觀點和指示，不單純是組織服從問題。有這種情況，但不是全部。有的是有內因作根據的。因此，把大革命失敗的責任完全推給共產國際和聯共(布)，在我看來難以說得通。
記者：這是學術問題，可以百家爭鳴，求同存異，不必強求一律。
石：我贊成。但要說明一點，這裏講的“不必強求一律”是雙向的。我們既不要求人家一定贊同我們本子中的觀點，也不希望人家強求任何本子都要按照某一種觀點來寫，否則就是如何如何。江總書記談《簡史》出版意見時講得好：在具體分析寫作和出版一本黨史的時候，還要全面考慮時機、對象、篇幅和效果。我們黨史研究室寫的本子，不同於個人專著，也不同於其他單位甚至以部門名義寫的著作，我們要考慮方方面面。既然世界是豐富多采的，對學術問題的一些認識都不應當強求一律，彼此間可以求大同存小異。
記者：您將這個問題擺開了，道理也講清楚了，這比較好。求大同存小異，這是創造良好學術氛圍的一個基本條件。大家都應當為創造一個良好的學術氛圍而努力。還有，第三條是什麼呢?
石：第三條是從當初大革命失敗前後，共產國際及中共中央在總結大革命受挫和失敗的教訓和對陳獨秀的批評看。在大革命還沒有失敗時，共產國際對陳獨秀沒有完全接受和貫徹他們的一些指示，感到惱火，曾批評他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在1927年的八七會議、十一月政治局會議和1928年黨的六大會議上對他的批評也都說的是“機會主義”或“右傾機會主義”。當時沒有講“右傾投降主義”。講“右傾投降主義”是從抗戰時期開始的。為了教育全黨在新的國共合作的形勢下保持清醒頭腦，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接受大革命失敗的教訓，將陳獨秀的問題說得比較重。這是當時的一種政治考慮吧。以後，就因襲了這個說法。而陳獨秀本人從投入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始直至在抗戰時期去世，他既坐過北洋軍閥的監獄，也坐過國民黨反動派的大牢，在實踐中不存在向階級敵人“投降”的問題，在理論上只主張妥協退讓而沒有宣揚向蔣介石繳械投降。即使是後來組織“托陳取消派”，也不好帶“投降主義”這頂政治帽子。從政治路線上來看問題是需要的，但是對政治路線也要作實事求是的分析。在特殊的政治需要不存在之後，早就不應當再戴那種不合適的政治帽子了。
記者：寫黨史，雖然不能不考慮政治因素，但最重要的最根本的還是尊重歷史實際。
石：是的。這才是歷史唯物主義。從歷史實際看，當時黨處於年幼時期，沒有經驗，對如何進行中國革命也處在探索過程中。我們常說，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對革命和建設都是在探索，後來犯的錯誤是探索過程中犯的。這樣說，符不符合實際呢?從宏觀來看，確系如此。對毛澤東這麼看，對陳獨秀難道就不應當這麼看?顯然，也應當這麼看，只能是一個標準，不能搞雙重標準。陳獨秀作為總書記，也不是天生的聖人，要求他全知全能，否則就不能寬恕。在馬克思主義經典裏沒有這個道理。陳獨秀任党的一把手以後，其所見所識也應當視為在對中國革命進行探索。如果承認這一點，那麼，探索就會既有成功，也有失敗，既有勝利，也有挫折。我們不能苛求於他。何況他在探索中有很大貢獻，而所犯錯誤與共產國際又有密切關係。因此，要從一些傳統的束縛中解放出來。
記者：這些講的在理，讀者能接受。
石：我們基於以上這幾點，認為全面地看待陳獨秀的功與過，對一些問題作歷史的分析，講他的錯誤是“右傾投降主義”不適當，恢復用“右傾機會主義”的說法比較符合歷史實際。這樣處理，更有利於說明中國共產黨在大革命時期的重要地位和重大作用。這次編修，將原上卷中“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投降主義”的表述，改為了“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2001年經批准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簡史》，已用了“右傾機會主義”的說法，但沒有在適當場合詳細陳明理由。你來採訪，是個機會。這是一個比較大的修改。我們也不能隨便決定，要打報告的。上面肯定了這個修改。
記者：對大革命的認識，還應當強調什麼呢？
石：長期存在一種看法，似乎大革命不失敗，中國革命不是在1949年才取得勝利，而應當在1927年就建立新中國了。這多好啊！因此，對大革命的失敗非常抱怨，對陳獨秀的錯誤非常痛恨。我以為，這是脫離實際的主觀幻想。為什麼？這是對中國革命的特殊性、長期性缺乏認識。中國革命發生在這麼大的國家裏，情況又那麼複雜，革命與反革命雙方力量的對比那麼懸殊，黨又那麼年幼，因而要求那時的革命就取得1949年才能取得的勝利，是根本不可能的。也可以說，這是一種幼稚病。因此，如何寫大革命的歷史？應該謳歌大革命的輝煌，以積極的態度來總結這段歷史的經驗教訓。決不要寫得讓讀者去抱怨這段歷史。如果對大革命這段歷史作比較合乎實際的定位，對陳獨秀的評價也就可能比較公正一些。
（摘自《用“三個代表”思想指導〈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編修》，《百年潮》2002年第10期）
分歧已經擺明 讓歷史去評判
——就石仲泉先生談“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擺擺我們的觀點
唐寶林
中央党研室編修的新版中共黨史（1921-1949，以下簡稱“黨史一卷”），終於在2002年9月作為向中共十六大獻禮書出版了。《百年潮》（在鄭惠同志主持初創時期曾以敢於求真求實而震驚中外被譽為“神州第一大刊”）在第10期及時推出主持這項工作的中央黨史研究室負責人石仲泉先生對該刊記者的談話，暢談編修經過和對一些重大問題、重要人物處理的思考，特別對陳獨秀問題給予了更多的關照，可以說第一次全面、系統、明確、徹底地說出了他們對大革命時期陳獨秀問題的意見，對幾年、幾十年來、特別是他們翻譯的聯共中央、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出版後學術界對這個問題的激烈爭論，石先生有針對性地坦率地講明瞭自己的觀點，以權威的聲音作了結論，似乎塵埃應該落定。我們歡迎這種坦率的態度。那麼，他到底說了哪些意見呢？應該怎樣“領會”這些意見呢？俗話說：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百年潮》雖是大刊，普及面總有所限；本刊雖小，有自己特殊的讀者群，卻能深入到《百》刊未及之處。為此，本刊全文刊登了他這部分談話（也為了避免本文歪曲他的原意）。同時，石先生意見固然重要而權威，但作為學術之一說，也不是不可以商榷。但是，由於石先生提議“雙向”存在，不希望別人的觀點強加於他。為此，應廣大會員要求，《簡報》要求筆者談點意見，但為了避免“強求”之嫌，在標題上，本文對石先生的談話不敢用“評”字，也不敢用“商榷”，只能用“擺擺我們的觀點”，立此存照，讓歷史去評判。 這裏的“我們”不代表編輯部，而是指與筆者觀點相同的一些學者。
新瓶裝陳酒
石先生說“黨史一卷”肯定了“陳獨秀在從建黨直到大革命運動前期，都是有巨大功勞的”；共產國際對大革命“既有指導正確的一面，也有不正確的一面”；陳獨秀在大革命中犯了“右傾錯誤”。這些與我們都沒有分歧。而且，我們認為“黨史一卷”在處理陳獨秀問題上比以往任何一個本子都有很大的進步，這是必須肯定的。關鍵還是在陳獨秀與共產國際關係問題上，基本上是新瓶裝陳酒。
他的主要觀點如下：
第一， “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主要是陳獨秀的。“首先是他本人對中國革命一些基本問題的不正確認識直接發展的結果。比如所謂‘二次革命論’……是導致他妥協退讓的理論根據。”所以，“黨史一卷”用了“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的表述。
第二，“內因決定論”。關於大革命失敗的責任，中共是內因，“外因總要通過內因起作用嘛，這是唯物辯證法的一個基本觀點。……人家不可能撇開我們黨這個系統去直接領導中國人民來進行革命的。所以接受一些錯誤的觀點和指示，不單純是組織服從問題。有這種情況，但不是全部。”
對此，我們的觀點如下：
回避兩個基本前提
石先生在談整個問題時，“機智”地回避了兩個基本前提：
第一、 關於指導大革命的路線、方針、政策。
對於一場革命來說，路線、方針、政策，是不是對革命的進程和結局具有決定性的作用？我們認為答案應該是肯定的。
整個大革命的路線、方針、政策是誰制訂的？是莫斯科制訂的？還是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制訂的？我們認為是前者，而不是後者。筆者曾對石先生所領導的單位翻譯的聯共中央、共產國際絕密檔案資料作過初步統計：從1923至1927年的五年中，單是聯共中央政治局為討論中國革命問題共召開過122次會議，作出過738個決議。這還不包括同一時期以共產國際執委會名義作出的關於中國革命的比這個數字多許多倍的決議、決定、命令、訓令、指示。從大革命的實際進程來看，大革命的全部路線、方針、政策，特別是帶有決定性的，都來自莫斯科。
第二、陳獨秀時代（大革命時期）的中共中央與莫斯科的關係，與後來毛澤東時代中共中央與莫斯科的關係是不是一樣？我們認為是完全不一樣的。前一時期的中共，不僅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而且，陳獨秀身邊先後或同時站著維經斯基、馬林、鮑羅廷、羅易以及駐上海的遠東局成員。他們不是客人，也不是提供一般意見僅供參考的觀察員，而是個個手拿尚方寶劍的欽差大臣，況且莫斯科還掌握著中共的全部活動經費（包括中央機關報、黨的檔印刷費和購買武裝工農的武器）和包括總書記在內的人事任免權，等等。共產國際的章程還規定：國際執委會有權給各國黨“發佈指示，並監督它們的活動”；各黨必須貫徹執行他們的“指示和指令”；國際執委會還有權派遣自己的“特派代表”到各國共產黨去參加他們的一切大會和會議，監督共產國際決議的執行情況 ，這些規定在上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初的中國，共產國際是憑其絕對權力徹底執行了的。直至1931年，莫斯科還派米夫來上海，發動突然襲擊，違反起碼的規程，擅自緊急召開中共中央六屆四中全會，硬把什麼也不是的王明塞進中共中央領導機構，然後又派對中國軍事一竅不通的李德到根據地指揮反“圍剿”戰爭，結果把中國党和紅軍拖到了毀滅的邊緣，正是付出了包括大革命失敗在內的如此創痛钜深的代價，才換來了1935年共產國際七大的決議--莫斯科對中國和各國黨“鬆綁”的許諾，換來了毛澤東時代比較自主和自由的權利。1935年這個轉捩點，研究中共黨史和共產國際史的學者都是清楚的。況且，以敢於求真求實而著名的《百年潮》副主編楊奎松先生（筆名青石）早已在《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兩本暢銷書中，利用莫斯科檔案，敍述得十分詳細和具體。
石先生原來是研究哲學的，所以，他輕易地拿出一條唯物辯證法的基本原理：“外因總要通過內因起作用嘛。”但是，唯物主義同樣也強調客觀歷史條件的重要性。同時還應該懂得唯物辯證法的一個統率全局的基本常識：時空觀，一切以不同的時空為轉移。用毛澤東引用的列寧的話說：“馬克思主義活的最本質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就在於具體地分析具體的情況。”用現在黨中央提倡的通俗的話來說：“與時俱進。”為了給陳獨秀扣“右傾機會主義”帽子，對大革命失敗負主要責任，石先生竟然回避以上兩個基本前提，對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執行莫斯科的錯誤路線（有時是被迫和違心的），說成是陳獨秀“他本人對中國革命一些基本問題的不正確認識直接發展的結果”；即使莫斯科有錯誤指示，他“也不能照抄照搬”；“外因總要通過內因起作用嘛……人家不可能撇開我們黨這個系統去直接領導中國人民來進行革命”。
事實真相如何呢？
莫斯科不可能撇開我們黨嗎？
石先生回避了以上兩個前提，也就是回避了整個問題的實質和要害。同時，他還掩蓋了揭開大革命真相的幾大事件。
石先生是研究哲學的，自然知道質與量互變的規定性。有的元素雖少，卻能決定整個事物的性質，有的則相反。一缸清水，就其食用性來說，只需一克氰化鉀，就可以使整缸水變成毒藥，人喝一口，即可致死；而放入一千克白糖，仍可食用。歷史也是如此，像“西安事變”這樣的事件，只要一件，就可以扭轉乾坤，改寫歷史；有的事件發生一百次，也無礙大局。這就是毛澤東說的主要矛盾與矛盾的主要方面決定事物性質的原理。石先生在談到這些有決定性的事件、從而必然會得出不利於他的觀點時，再一次表現出了他的“機智”，用“有這種情況，但不是全部”一句話輕輕帶過。毛澤東說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決定事物性質，石先生卻強調“全部”。全部是什麼？全部是混沌一片，什麼都是，又什麼都不是！回避明確回答實質問題。石先生的意思是全面、客觀、公正地看問題。可是恰恰在這“全部”下面，推出了“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放走了主犯，就只有專打脅從了。
大革命如果從1922年8月確立國共合作方針算起，轟轟烈烈整整六個年頭，發生了無數大大小小的事件，但是，眾所周知，決定大革命實際進程、性質和成敗的，只有五、六個事件。說五件是指1926年1月的國民黨二大、3月的中山艦事件、5月的黨務整理案事件、1927年的“四一二”蔣介石反共政變、“七一五”汪精衛“分共”。說六件，再加一個1923年1月的“孫中山、越飛宣言”。
不要小看這個經常被人遺忘的“孫越宣言”。因為在這個代表當時蘇聯與國民黨達成的文字很少的協定中，明確寫著“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這是莫斯科第一次撇開中共，與國民黨達成交易，豈但是“撇開”，簡直是要滅掉，因為這時中共這個“共產組織”已經誕生三年。同時，這個協議還為中國民主革命規定了“非社會主義”的前途，因為當時說“蘇維埃制度”，就是指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所以，孫中山如果活到1927年，肯定也是要反蘇反共的，說出汪精衛“分共”時說的話：“你們破壞了協議！”因為，1926年12月共產國際執委會擴大會議通過的中國革命的決議，明確規定國民革命的前途是“非資本主義即社會主義”。有人會說，這是蘇聯搞的一個策略，過後可以不算數的。是不是策略，姑且不論，但總可以回答石先生說的“人家不可能撇開我們黨”如何如何吧！而且這個宣言，實際上規定了整個大革命是在“國蘇合作”（而不是宣傳的“國共合作”）基礎上進行的格局。
第二件，“中山艦事件”是在發生當時正好在廣州訪問的聯共政治局代表團團長布勃諾夫親自與蔣介石談判讓步的。答應蔣的全部條件，在第一軍中的周恩來等全部共產黨員退出，同情和支持共產黨的蘇聯軍事顧問季山嘉撤職回國等。布作出這個決定時，否定了當時中共廣東區委陳延年、周恩來、毛澤東等要求反擊的提案。因為當時通訊落後，在上海的陳獨秀黨中央，由於很長時間不知真相，處於手足無措狀態。後來布回國經過上海，才把處理結果的既成事實強加給陳獨秀黨中央。然後，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親自到上海報告了事件真相，陳獨秀黨中央當機立斷派中央第二把手彭述之趕到廣州，組成特別委員會，決定推翻布的處理，對蔣實行反擊。但是，這時回到廣州的鮑羅廷已經接到莫斯科的正式決定，進一步肯定了布的處理，不准翻案；更嚴重的是，鮑還根據莫斯科的指示，再次否定中共中央的決定，與蔣介石談判，答應他要共產黨員從國民黨高級黨部中退出的要求，這就是5月的“黨務整理案”。這可以視為第三件“撇開我們黨”的事件。
經過這兩個事件，共產黨員終於從當時大革命的領導機構--國民黨黨政軍全部領導崗位上退了下來，實現了1925年9月28日《共產國際執委會給中共中央的指示》中的要求：“共產黨不應要求必須由自己黨員擔任國家和軍隊的領導職位”；“相反，共產黨應當竭力廣泛吸收（未加入共產黨的）國民黨員……參加本國民族解放鬥爭事業的領導工作。”
這兩個事件，過去一直被黨史界視為“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主要標誌。現在的檔案資料告訴我們，這兩件事是莫斯科的代表“撇開”、甚至排斥陳獨秀黨中央的意見的情況下，直接與國民黨達成的犧牲中共、犧牲中國革命的交易。共產黨對革命的領導權，也是在這種情況下被生生地剝奪的。不是如石先生說的：陳獨秀根據“二次革命論”，主動放棄的。
第四件，大革命最後失敗於“七一五”汪精衛“分共”。從檔案上看，這個事件由兩個因素直接促成的。一是被毛澤東稱為“冒失鬼”的共產國際代表羅易瞞著中共中央，把莫斯科的“緊急指示”（自下而上地發動農民奪取地主土地；由共產黨員和工農分子組成七萬可靠軍隊代替國民黨軍隊；組織革命軍事法庭審判正在或將要叛變的國民黨軍官；由共產黨和工農分子改造國民黨中央）副本給汪精衛看，動員汪來貫徹這個指示，結果把汪精衛嚇壞了。於是汪精衛反過來指責共產國際和中共“破壞了協議”，要打倒國民黨。他就積極準備反共。陳獨秀知道此事後，無比憤怒，要求莫斯科立即召回羅易。二是羅易被召回後，史達林仍不死心，連續主持召開聯共政治局會議，作出“撇開”中共中央而直接給汪精衛100萬美元（6月29日寄出），“日內（30日--引者）我們還將寄出50萬美元”的決定，“懇請您（汪精衛--引者）運用您的全部威望……挽救事業”，即執行被汪精衛視為打倒國民黨的“緊急指示”。如此與虎謀皮，終於促使汪精衛下定決心、迫不及待地在7月15日實行“分共”，以致大革命徹底失敗。可見，大革命最後失敗是史達林用150萬美元買得的。當時靠可憐的一點點《獨秀文存》版稅苦度歲月的陳獨秀是無論如何買不起的。
以上四大決定大革命命運的事件，是不是“人家撇開我們黨進行的”？不用我們說了。下面來看“不撇開我們黨”又是怎樣進行的。
莫斯科怎樣通過“我們黨”……
第五件，與中山艦事件、黨務整理案一起，被傳統觀念稱為“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三大標誌的另一事件是1926年1月國民黨二大上的讓步。鑒於1925年3月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右派倡狂的反共氣焰，陳獨秀黨中央和廣東區委原來制訂的在國民黨二大上的方案都是強硬的、進攻性的，在選舉時要使中共和左派佔優勢。為此，陳獨秀還與鮑羅廷大吵了一場。但是，莫斯科根據當時國際上出現的反蘇浪潮和中國北方馮玉祥國民軍的失敗，認為形勢不利，必須設法“爭取一個喘息的機會”，反對中共的決定，要求執行退讓的方案，為此作出了上述“九二八”指示。然後，擔心陳獨秀不聽話，特地派維經斯基來華，在12月的一天，把陳獨秀、蔡和森和張國燾三人叫到蘇聯駐上海領事館內，與國民黨的代表談判，在維經斯基的監督下，讓陳獨秀等中共代表向國民黨保證：在即將召開的國民黨二大上“不增選中共方面的國民黨中央委員的人數”。在這種情況下，陳獨秀有“不照抄照搬”、自己選擇的權利嗎？結果造成了國民黨二大上的讓步。陳獨秀作為党的總書記，只能把這個苦果往自己肚裏吞，不能把這種只能自己知道的高度機密向外人講，即使是對自己兒子、中共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也不能講“這是莫斯科的決定”，而必須說是上海黨中央的決定，於是長期流行大革命中上海黨中央與廣東區委路線不一樣的說法，上海陳獨秀“右傾”，廣東區委陳延年、周恩來、毛澤東等“正確”。
第六件，“四一二”蔣介石反共政變。陳獨秀黨中央領導上海工人連續進行三次武裝起義，犧牲無數同志，終於取得勝利。然後，陳獨秀頭腦十分清醒，看到蔣介石從南昌開始一路反共，殺到上海，必然向共產黨開刀，召開中央特委會議，決定“如果右派軍隊來繳械，我們就與之決鬥”。可是，莫斯科來電指示：“對蔣介石作出某些讓步以保持統一和不讓他完全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務必千方百計避免與上海國民黨軍及其長官發生衝突”，“不進行公開作戰”，“萬不得已將武器藏起來”，並且命令在上海的遠東局監督執行。陳獨秀又不得不執行，羅亦農看到莫斯科的這個電報，氣憤得將其“碎之於地”。這就是蔣介石得以“順利”發動“四一二”反共政變的真相。
這個事件，表面上看是大革命失敗一半，實際上給了整個大革命致命的打擊，剩下三個月的武漢時期和汪精衛叛變，只是它的餘波而已。
請問，在這個對大革命失敗具有決定性影響的重大事件上，是“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陳獨秀起了決定性作用嗎？不反擊蔣介石，是陳“不正確認識的結果”嗎？
以上六大事件，以及大革命中發生的其他重要事件的處理方針、政策是怎樣在聯共中央政治局和共產國際會議上討論的？怎樣決定的？在石先生領導單位翻譯的上述檔案資料中有詳細的記錄。
然後，這些決定又怎樣通過他們的駐華代表和機構撇開陳獨秀黨中央直接執行的？一部分又是怎樣監督陳獨秀中共中央執行的？陳獨秀曾提出過什麼樣的不同意見、又怎樣被否定的？這些代表和機構都有詳細的報告，也都收錄在石先生領導單位翻譯的檔案資料中。
不談“孫越宣言”，就以上述發生在1926-1927年的五大事件來說，其詳細材料占了上述檔案的大部分。本來，筆者在寫上述事件時，應該把這些材料根據都注明（何書何版第幾輯第幾頁），但是，一是考慮到這些材料是石先生領導單位翻譯的，石先生和其他編修人員肯定已經看了許多遍，很熟悉了；二是本人在《重評共產國際指導大革命的路線》（載《歷史研究》2000第2期）和《聯共檔案揭出中國大革命真相》（載《陳獨秀研究動態》第19-20期）二文中已經詳細注明，為了節省篇幅也就省略了。如果“黨史一卷”這部分的內容故意“撇開”這些資料不用，或根據自己的需要進行編選，再加上那些舊的傳統觀念，寫出一部“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的“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史來，我們實在擔心這部史書能有多大的生命力。光靠大報大刊大會堂炒作是延長不了多時的。當然，這是指該書中的“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部分而言，絕不是指整部書。
鑒於以上的檔案和事實，筆者認為，不管怎樣“雙向”，也不管如何“不強求”，人總要講一點事實，講一點道理！誰講理，咱們雙方都不能自己說了算，因為標準是客觀的。
如果石先生能拿出證據來，證明以上幾件大事的事實是我們造謠，我們就認輸；
如果石先生能拿出證據來，證明以上幾件大事對整個大革命及其失敗沒有決定性的作用，我們也認輸；
如果石先生能拿出證據來，證明陳獨秀在以上幾件大事外，另搞一套右傾機會主義，而導致了大革命的失敗，我們也認輸。
如果石先生以大革命中陳獨秀發表的文章中的某些錯誤的話，甚至他最後拒絕執行莫斯科為挽救失敗而發來的“緊急指示”為理由，下面筆者會給予答復。
老掉牙的“內因決定論”
對石先生以上觀點，我們還有一個分歧：大革命時期何為外因？何為內因？石先生說共產國際是外因，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是內因。我們認為不對。從上述全部檔案來看，當時的莫斯科，根本不把大革命看成是“中國革命”，更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而是他們領導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且是蘇聯外交利益的一部分。石先生似乎把當時的陳獨秀黨中央看得很重要，可是，在莫斯科眼中，不過是可有可無的工具，是玩弄於股掌之上，棄取於談笑之間的卒子，是他們與國民黨進行一次次交易的籌碼，根本不是“不能撇開”、必須依靠、能起決定性作用的“內因”。用1926年2月鮑羅廷的話說：“總共只有40人”（？）的中國共產黨“沒有實力，不能同蔣介石及其政治方針鬥爭”，至於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研究已經翻譯成中文的共產國際綱領“是他們的全部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