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研究 第3期 2002年8月 陳獨秀研究會主辦
主編：唐寶林 地址：100006北京王府井大街東廠胡同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電話：010-67354307 （每週二除外）
它山之石
旅英十年——重新認識資本主義
於 日
編者按：上期楊啟先同志對北歐瑞典、瑞士名為資本主義實為民主社會主義的社會考察報告發表後，反響強烈。那主要是憑感性寫的印象記，本期發表我國駐英國使館十年商務參贊于日先生寫的英國社會狀況，則是根據實際調查和三位元副總理（總理）訪英後的真情實感，進行嚴謹的理性研究的產物。這個資格最老最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竟然也在向民主社會主義蛻變。我們老怕社會主義和平演變為資本主義，可是人家怎麼不怕資本主義演變成社會主義。蘇聯瓦解時，資產階級理論家幸災樂禍，說共產主義完蛋了。現在看來，真正完蛋的恰恰是資本主義，共產主義則在突飛猛進地發展。為此我們對我國的社會主義事業的最後勝利充滿信心，如像陳獨秀晚年那樣。關鍵還是兩條：有沒有發達的生產力和“民主”二字。自然，他們也有社會問題，不能說他們的社會就是人類最理想的社會。與當年恩格斯寫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相比，現在的英國社會發生了什麼變化？與時俱進，應該得出什麼新的結論？我們一些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論家、經濟學家，幾十年來總是把自己關在井裏，咬牙切齒地狠批“萬惡的資本主義”，而不去看看現代資本主義到底變成啥樣了。還是陳獨秀說得好：
我們不要學唯名主義者，一聽到社會主義便肅然起敬，一聽資本主義便畏之如蛇蜴，厭之如糞蛆。如果人們不敢斷言中國此時可以採用社會主義制發展工業，就必須毅然決然採用資本主義制來發展工業，只有工業發展，才能夠清除舊社會的落後性，才能開闢新社會的道路。我們不像一班迂腐的先生們，認為中國的資本主義仍要走歐美循序進化的舊路，發展到盡頭，我們只認為資本主義是中國經濟發展必經的過程，要來的東西讓它快點來，不要害怕它，老成謀國者，要“負責任，說老實話”，不好有絲毫虛矯之氣！（原載《我們不要害怕資本主義》，《政論》旬刊第1卷23期）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我被兩次派往我國駐英國大使館經濟商務處工作，常駐時間近十年。回國退休後有朋友問及：常駐英國十年，什麼事給你印象最深?我說：印象最深的既不是名勝古跡，也不是皇家盛大慶典，是三位副總理(總理)訪問英國後對英國某些事務的反應，頗有內涵，久久令人思考，故成為印象最深之事。
一、王震副總理說：如果是共產黨執政，英國就是我們理想中的共產主義社會（這是隨口而出的個人觀感。實際上，恩格斯晚年提議，“共產主義”一詞不宜隨使使用——編者）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已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當時主管工業的王震副總理訪問英國，對英國的經濟和社會生活進行了較全面考察。我參加了部分接待工作。訪問後期有人問王副總理對英國有什麼觀感，王出人意料地說了這麼一段說：“我看英國搞得不錯，物質極大豐富，三大差別基本消滅，社會公正、社會福利也受重視，如果加上共產黨執政，英國就是我們理想中的共產主義社會”。王震對英國的評論在駐英使館引起了振動，也促使大家更加關注英國的政治經濟體制和社會生活狀況。
英國是世界上最早實現資本主義工業化的國家，隨之也產生了一支堅強的工人階級隊伍，工會歷來就是社會上人數最多，組織性、鬥爭性最強的社會組織。一百多年來，在工會的領導下，工人運動始終對社會進程產生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再加上奉行民主社會主義，號稱代表勞動者利益的工黨不斷處於執政地位，使得英國在建立社會公正、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方面，在西方國家中也屬前列。
英國的社會保障制度最早開始于教會救助貧民活動，經過300多年的曲折發展，已經從小規模、分散的福利措施發展成為現代社會統一的保障體系。為社會穩定、經濟發展提供著安全保障，也是社會公正的一種重要體現。從17世紀到20世紀初的“經濟法制”，到30年代建立“福利國家”的準備期，再到二戰期間帶有戰時特點社會福利制建立，社會保障體制的完善從未間斷。1945年工黨上臺，全面推動社會保障體系的立法進程。通過大量的立法，使英國成為西方世界擁有最完備社會保障法典的國家，1948年，英國率先宣佈成為“福利國家”。在此基礎上，又經過幾十年的不斷調整和改革，到上個世紀80年代末，已成為一個完善的體系，它包括：退休養老保險、失業保險、醫療衛生保障、國民保健服務和個人生活照料等。現簡述如次：
1退休養老保險
英國養老保險金分為基本養老金和附加養老金。凡是達到法定退休年齡的男女城鄉公民均可按月領取基本養老金(90年代初每人每月40英鎊，1英鎊約合12元人民幣，下同)，而附加養老金則按退休前個人交納的社會保障金時間長短、金額多少而定。
2失業保險
經過登記並附合條件的失業者每月可領到90英鎊失業保險，如需供養妻子，每月還可領70英鎊。
3醫療衛生保障和國民保健服務
英國實行全民免費醫療待遇(包括踏上英國國土的旅遊者、外交人員等)，去醫院看病只付掛號費，住院只付飯費，連近視眼配眼鏡也是免費，只是鏡框的選擇範圍比較小。除此之外還有名目繁多的保健補貼，如醫療補助金、病假補貼、長期疾病補貼、殘疾人補貼、生育補貼、產婦福利補貼等等。
4個人生活照料補貼
兒童(16歲以下)享受定額兒童福利補貼，此外，單親父母子女、孤兒，另有補貼；全民免費初、中等教育，90%大學生享受各種津貼；低收入家庭補貼，工傷事故補貼，住房補貼……
英國社會保障制度作為社會安全閥，對國家社會、經濟、政治的穩定和發展具有重要作用：社會保障滿足了大多數人的最低經濟需求，保障了公民的生存權，也為保障公民的發展權打下了基礎；社會保障制度是英國政府幹予國民收入再分配的一種有效手段，有利於促進公平與效率的平衡，實現一定程度上的收入均等化；
英國政府通過調節社會福利措施來刺激或抑制內需，從而達到調控經濟的目的。國家還圍繞著社會保障制度建立了一個龐大的服務體系，如從中央到社區的社會保障管理體系、醫療保健、職業仲介和培訓、養老托小等，這促進了第三產業的發展，造就了一大批就業機會。英國實行自由市場經濟政策，保護公平競爭。保障制度為競爭失敗者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不但維護了社會的安定，也為失業者參與再競爭創造了條件。這種勞動力蓄水池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
英國實行社會保障制度的經費50%來源於政府稅收，其餘的由雇主和個人各出一半。而政府稅收中最主要部分是個人所得稅，其原則是“抽肥補瘦”。個人所得稅實行累進稅制，收入低於一定額度，免征所得稅。收入(含工資和投資及其他勞務收入)越高，徵收稅率越高。二戰後收入稅起徵稅率為22%—30%，最高稅率是60%—83%，這在西方國家也是首屈一指的。英國工黨執政時期為實現“抽肥補瘦”原則，還徵收“資本轉移稅”(即遺產稅)，此項稅收保留至今，深為富翁頭疼。“資本轉移稅”也實行累進制，稅率15%—50%，起征點為30萬英鎊。對於這種一定程度上體現社會公正的稅收制度，筆者半開玩笑地問過英國財政部主管稅收政策的助理次官(相當部長助理)：“你們這種稅收制度不符你們關於‘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他的回答使我大吃一驚，他說：“你說的對，我們的做法恰恰是按照馬克思勞動價值論辦事，超高收入超出了他所創造的必要勞動價值，屬於剩餘價值，應該拿出來補助窮人，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剝奪剝奪者’。”對於他的正統馬克思主義理論解釋我不知所措，只能按西方的習慣縱縱肩，一笑了之。如果說該官員的說法不完全是調侃，還真說明王震對英國的評論是有一定的根據。
二、朱容基總理為英國“私有化”正名
1993年朱容基作為主管經濟的副總理訪問英國。訪問中朱很關注英國的“私有化”進程。在訪英後期，朱對隨行人員和使館人員說：看來對英國“私有化”在翻譯上有問題，英國把國營企業同政府部門脫鉤，然後向民間轉移股權，並打破行業壟斷，這種做法今後應稱作“民營化”，我們不能搞“私有化”，但“民營化”也是我們國企改革的一種方法。1998年4月，朱容基作為總理第一次出國訪問再次訪英。訪問期間會見了美國前總統老布希，老布希問朱：英國的“私有化”是成功的，據說你們也在搞，進程還順利嗎?朱表示：你說的那個“私有化”我們叫作“民營化”，我們的部分國企正在這麼搞，進展還順利。老布希說：咱倆說的是一回事，叫什麼無關緊要，進展順利就好。
戰後工黨執政期間，按照傳統的社會主義原則，曾掀起兩次國有化高潮， 將公用事業、交通運輸、郵電、造船、航空、民航、採煤、汽車製造、石油等行業的企業進行國有化。主要做法是將這些國有化企業交給內閣有關部直接管理，經營方式仍是股份制，但由國家控股。十多年的實踐證明，大多數國有企業成本高、效率低、虧損大、競爭力差，國家財政不堪重負，從總體上拖了國民經濟發展的後腿。1979年，保守黨上臺，開始實行大規模的“私有化”，經過15年的努力，基本上完成了這一進程，原有的國營公司只剩下3家：倫敦公共汽車公司、郵政局和核能原料公司。
英國“私有化”的基本做法是：所有實行“私有化”的公司同主管政府部門脫鉤，同時失去在該行業的壟斷地位，該行業實行放開經營，充分發揮市場競爭機制。在所有制方面有三種做法：將整個企業出售給某一民營公司；將股票出售給本企業的雇員；在股票市場上採用招標方式公開出售。在整個出售過程中實行“分散股權”原則，限制大公司過多購買股票，對小投資者實行鼓勵和優惠。經過民營化，英國的持股者由300萬增加到1200萬，占總人口22%，如按家庭計算，70%的家庭為持股者。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英國政府不承認英國是“私有制國家”，認為已變成“公共所有制”或“社會所有制”。這一提法客觀上同朱總理為英國“私有化”正名不謀而合。
三、李嵐清副總理主持翻譯出版“布雷爾文選”
1996年11月，李嵐清副總理訪問英國，會見當時在野黨領袖布雷爾時，對方贈送了新出力作《新英國》一書。李詢問使館人員這是本什麼書，使館人員告知，這實際上是一本布雷爾文選，收錄布若干講話和文章，闡述經過改革的新工黨綱領和政策，實際上是為即將到來的大選準備的競選綱領。不久，工党大選成功，布雷爾入主唐寧街10號。當月，李嵐清副總理指示外經貿部將該書立即譯成中文，準備公開出版。外經貿部立即指示筆者購買該書50本，以最快方式寄外經貿部。經過20人的翻譯委員會日夜苦戰，終於將譯文初稿於8月初送到北戴河李嵐清手中，李即主動找中宣部長丁關根商議立即正式出版該書事宜，同時指示外經貿部立即摘錄1萬字的濃縮稿，送其他中央領導閱示。在李嵐清副總理的主持下，該書很快出版發行。一個西方社會民主工黨的綱領性檔受到中共領導人如此重視，據筆者所知是絕無僅有的。這本布雷爾文選到底是本什麼樣的書，該書翻譯委員會是這麼說的：“該書是英國工黨多年臥薪嚐膽、銳意改革的思想總結，是布雷爾這位英國年輕首相的治國大綱，也是英國新一代領導人把握時機、調整立場、重振英國的政治宣言。其中不乏真知灼見和深刻思考。”
讓我們看看這位工党領導人對若干問題的論述：
關於黨的性質和定位：
“真正人民的党，全民族的代言人”；
“普通勞動人民的政黨，代表大多數人的利益……跨越民族，跨越階級，跨越政治界限，工党再次代表所有英國人民”；
“党的基礎是民主社會主義和歐洲社會民主的主要價值觀，即有堅定的原則，又能對變化的時代作出反應……我們處在一個劇變的時代，上個世紀占支配地位的意識形態無法解答我們的問題，因為舊的思想意識同時代脫節……黨必須從馬克思主義過時的教條中解脫出來”；
關於黨的階級基礎：
“作為一個脫胎於工會並主要是代表勞動人民的党，工會在黨的機構內有很大的發言權，然
而隨著社會階級結構的改變，黨開始意識到它的黨員成份、財務和決策基礎過於狹隘”；
關於社會主義：
“工黨所追求的社會主義應體現：繁榮的經濟、公正的社會和開放的民主”；
關於變革：
“一個為人民執政的工黨是一個善於變革的黨”；
“不進行變革的政黨將會死亡，工黨是一個生機勃勃的運動，而非一座歷史紀念碑”；
關於經濟政策：
“工黨黨章1918年以一種特別的社會主義思想——國有化來標榜自己，這是一種過於狹隘的意識形態，隨著中央集權統治經濟的社會主義失去可信度，工黨也就失去了支持……我們修改了黨章第四條，放棄國有化，這是一個歷史的轉折，它意味著建立混合經濟，也意味著放棄國家統制經濟，主張自由市場機制同國家宏觀框架調控的結合”；
關於社會公正和效率：
“社會正義是在一個公正的社會中將權益賦于每一個人，它是經濟效率的夥伴，不是經濟效率的敵人。我們不必在更和諧的社會和更高效的經濟之間選擇其一。我們可以也必須兩者都追求。”
……
以上所引不知是不是該書翻譯委員會所說“真知灼見和深刻思考”，但起碼使人印象深刻，某些提法也讓人感到有點眼熟。
旅英十年，三件難忘的事，結合英國的社會狀況，實有助於“如何認識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進程”，也有助於克服“恐資病”。這裏也提出一個新問題，即“如何認識歐洲社會民主工黨”和“如何認識民主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中有個“三個有利於”，西方經濟體制中凡對我有利的東西應奉行“拿來主義”，政治文明建設中“三個有利於”就完全不適用了嗎? (2002年6月24日於北京台基廠)
宣傳“三個代表”思想
出 身 論 錯 錯 錯
劉宇凡
有寓居海外的大陸老資格學者說：“中共確實還沒有允許剝削階級入黨的先例。原屬剝削階級分子的，只有在背叛本階級、完全放棄剝削以後才能獲准加入。”即使中共一貫如此，也不代表這是真正奉行共產主義的政黨的應有之義。恩格斯是馬克思的老友，是馬克思主義的創立人之一，可他本人就是資本家。他當然早在思想上就“背叛了自己的階級”，但是他長年都“沒有放棄剝削”,卻不妨礙歐美各國共產主義者尊之為導師。對，馬克思主義的黨須主要以工人階級為對象，但是早期歐州共產主義組織並沒有“資本家絕對不准入黨”的教條。不要說資本家，就連有神論者、基督徒、東正教徒，都參加過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黨。就是到今天，在國外許多仍尊奉馬克思主義的激進左派中，資本家黨員不會多，但肯定大有人在。美國蘋果電腦其中一個創辦人就是一個激進左派党的黨員。
那種極度強調階級出身的做法，表面上很符合馬克思主義——存在決定意識嘛。實質上那是一種極度機械的推理，以為這句高度概括的話可隨便套用到每個人身上，以為每一個人的階級地位和他本人的思想一定絕對吻合——這根本是笑話。馬克思也好，列寧也好，都沒有這樣說過。這倒是史達林在廿年代末從右跳到極左的第三時期的派生物。為了堵住左派對他導致中國大革命失敗的批評，他就實行極左冒險，指使中共大搞城市暴動，接二連三撤換中共領導人，片面強調階級出身，直至安插工人出身的向忠發擔任領導。但這位向忠發一被捕便向國民黨投降了。另一方面，地主家庭出身的李大釗卻壯烈犧牲。可見一個人的出身與思想並無必然關係。中共從來沒有認真吸收史達林主義這方面的錯誤的教訓，在文革時更變本加厲，發展為“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論。
報導
陳獨秀晚年也是一個“最先進的中國人”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孫英視察江津陳獨秀故居
本刊江津通訊員海玉報導：孫英同志率中央研究室各部負責人在重慶、江津有關領導人的陪同下（一行13人），於2002年6月5日，視察了江津陳獨秀晚年故居，參觀了陳獨秀晚年生平陳列室，在瞭解了陳獨秀晚年的思想和事蹟後，孫英同志表示，陳獨秀雖然在1929年被開除黨籍，但從他的晚年思想和事蹟來看，在那樣艱難困苦的環境中還能保持晚節，他還是一個“最先進的中國人”。他還說：陳獨秀一生有功有過，都要把它搞清楚，正確的不要抹殺，錯誤的也不要掩蓋，給予公正的評價，這才是正確的態度。孫英同志還讚揚了江津市為保護陳獨秀故居及即將恢復陳獨秀原墓址所做的工作。特別鼓勵江津市委黨史辦和政協文史辦正在編輯的《陳獨秀在江津》一書，認為這項工作做得好，指出陳獨秀晚年思想和事蹟是一份寶貴的精神財富，首先應該把史料真實、正確地彙集起來。
（《陳獨秀在江津》一書，年內出版，是目前收集陳獨秀晚年資料較全的史料書，本會現在代理郵購 ，掛號郵購價：30元）
53年後終見天日——《陳獨秀音韻學論文集》出版內情
本刊記者莎莉報導：陳獨秀又一部鮮為人知的遺著《陳獨秀音韻學論文集》終於出版了。但其出版經過一波三折，歷盡磨難，在中國出版史上實屬罕見。為此，記者採訪了知其內情的唐寶林先生，他講述如下：
陳獨秀這部不涉政治的純學術音韻學論著終於由我國最著名的文史出版社中華書局出版了，是陳獨秀研究領域的一件喜事，值得慶賀。但捧讀這本只有19萬字、裝楨撲素的小書，不禁感慨系之，歎其命運如同作者本人的經歷和逝世後學術界為其正名的道路一樣坎坷。1942年5月27日，陳獨秀在多次拒絕國民黨榮華富貴之誘惑後，在貧病交加中逝世於四川江津一個小山村。之後，受北京大學同學會委託照顧陳獨秀晚年生活的何之瑜，負責收集整理陳獨秀的全部遺著，包括已出版和未出版的，經譽寫校核清楚後，交商務印書館出版。雙方簽訂了合同，商務將陸續出版陳獨秀的全部著作。首先出版陳獨秀的文字學論著。
陳獨秀一生以主要精力獻身于祖國的民主富強而進行的政治與革命鬥爭之外，“業餘”還從事多種學術研究，最富成績者，當屬文字學。文字學古稱“小學”，分“音韻學”、“文字學”兩類。陳獨秀認為，中國漢字形、聲、義是統一的。所以他反對大學裏把音韻學與文字學分開來教。他的另一部文字學著作《小學識字教本》就是實踐這種理論的代表作。但是，在進行具體的研究時，他也寫下了不少音韻學論著。1949年3月，“獨秀叢著”第一部由商務印書館排出清樣，取名用了外行人看來有點古怪的書名《古音陰陽入互用例表及其他》。其中《古音陰陽入互用例表》是陳獨秀的一篇論文的題目。該書基本上收編了目前發現的陳獨秀音韻學方面的全部論著。而其學術水平之高，用我國最著名的文字學家魏建功的話說：“大改前人陳陳相因之觀”，“老聃有言：‘吾不知誰之子，像帝之先！’”陳獨秀就是這樣，有作必創新，絕對反對重複和抄襲。
可是，當何之瑜在清樣稿上簽名，校核清楚無誤，準備開印時，上海解放。這本在國民黨時代尚可出版的學術著作（作者曾因“共匪首領”，“反國民黨，危害民國罪”判處8年徒刑，因抗戰爆發，釋放政治犯，執行6年，出獄後一直還受國民黨特務監視至死），卻因“右傾機會主義”、“漢奸”、“反革命”、“叛徒”等莫須有罪名之累，打入冷宮。80年代初，本人收集陳獨秀研究資料時，發現此稿，後被某友人借閱，其中幾封陳獨秀致魏建功的信和兩篇序，得以流落到某著作選上，增加了其篇幅。1993年，陳研氣氛有所鬆動，雖然還乍暖乍寒。此稿即抖膽提供給中華書局。書局領導慧眼識真珠，視其學術價值，當即表示決定出版。於是，本人在這年5月27日陳獨秀逝世51周年紀念日，為其寫了代序《關於陳獨秀的文字學論著》，介紹了陳一生研究文字學的情況及成果。但是，可能是當中華書局明白“陳獨秀”是歷年來被禁出版選題名單上始終列于首位時，他們不得不從政治出發考慮學術著作，儘量往後拖了。我是不識相，不斷地催促，開始時，還給我解釋，說是書稿中有許多現已死亡的難字怪字，不能機器操作，而要手工刻字，故而難以很快出版。後來是解釋也無詞了，就是還沒有出版。我也不好意思再問，絕望了。就這樣，9年過去了，打敗日本鬼子也不過8年。在這9年中，出版界闖禁區，陳獨秀著作、陳獨秀傳、陳獨秀書信集出了不少。可就是這本純學術著作出不來，可見書局領導之慎。我也理解，沒有必要為這麼一本小書，犧牲掉這個百年老店。
希望往往在絕望之中產生。今年5月27日，本人到南京參加紀念陳獨秀逝世60周年全國第七屆陳獨秀學術研討會，一友人一見面就說：“祝賀，祝賀，陳獨秀音韻學著作終於出版，為什麼不送我一本？”弄得我如入五裏雲霧之中。那人見狀，驚訝地問：“怎麼，是裝糊塗，還是真不知道，《光明日報》都已登出廣告了。”我說是真不知道。原來，《光明日報》因為在那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裏，表現相當極左，所以這份主要對象為知識份子的報紙，在知識份子中的口牌卻相當不好，大家也就無形中相約不看此報，本人受了這種氛圍的影響，也幾乎如此，雖然公家為我們研究室訂了此報。回京後，立即與書局聯繫，才得知責任編輯也在尋我，因時隔多年，書局又搬了家，丟失了我的電話，所以書已出了三個月，卻難以聯繫上我處理後事。
我終於見到了這本陳獨秀的新書，第一篇我寫的代序末尾還注明：“寫於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七日（陳獨秀逝世五十一周年紀念日）”，再看出版日期：“2001年12月”。從商務印書館要出版的1949年到這個日子是整整53年……現在，既然這顆被埋沒的珍珠終於得見天日，付出這9年和53年的代價，還是值得的。用我在代序中結尾的一句話說：
事隔半個世紀後的今日，中華書局按當年商務印局館的清樣稿，將陳獨秀的另一部文字學力作《古音陰陽入互用例表及其他》改名為《陳獨秀音韻學論文集》出版。這反映了歷史的曲折和進步，同時也表明中華書局在保存和發揚祖國傳統文化上，又做了一件好事，可喜可賀！
此書本會代理郵購：郵購價每本17元，地址見刊頭。
陳獨秀研究波及扶桑之國 “日本陳獨秀研究會”成立
本刊訊：日本著名的科學哲學研究專家、東京大學教授佐佐木力，日本第三代研究魯迅專家、慶應義塾大學教授長堀佑造（我國《參考消息》曾報導日本學者研究魯迅情況和三代專家的代表人物名單），弘前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李梁，多年來與中國現代文化學會陳獨秀研究會進行學術交流，建立了友誼。5月27日，陳獨秀逝世60周年，三人在中國作友好訪問時，應陳獨秀研究會之邀，順便列席了全國第七次陳獨秀學術研討會，並于當日發起成立“日本陳獨秀研究會”，佐佐木力任會長，長堀佑造任幹事長，回國後即發展會員，開展一系列學術活動，首先要把陳獨秀的論著陸續翻譯介紹給日本學者，並與中國的陳研會和學者進行學術交流。三位學者還參觀了南京大屠殺展覽會，表示願與中國人民一起，反對日本當局的右傾化，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復活，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戰爭。
新發現
吉野作造曾邀請陳獨秀訪日，合作進行新文化運動
（日本東京大學教授）佐佐木力
以美國式的新自由主義，即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並不是人類社會最好的選擇。此事，“9·11”事件已經給了明證。21世紀將是社會主義·民主主義高歌猛進的世紀。在這個問題上， 日本有一個與陳獨秀相似的人物——吉野作造。他生於1878年，比陳獨秀大一歲，逝於1933年。陳獨秀成為五四運動“總司令”的時候，吉野也是日本民主主義運動的旗手。1916年，陳獨秀以《新青年》為陣地向儒家倫理發起猛烈攻擊，掀起新文化運動。吉野也在日本國內倡導徹底的議會民主主義，同時，在東亞政策方面旗幟鮮明地反對帝國主主義侵略。東京大學教授吉野不僅支持1919年3月1日爆發的朝鮮民眾起義，而且在獲知中國爆發五四運動消息後，馬上通過去的學生李大劍，向北京大學教授陳獨秀表明了願意與新文化運動合作的意願，提議東京大學師生與北京大學師生互相訪問，互相支持。特別邀請陳獨秀能訪問日本。但是，由於陳獨秀在散發傳單時被捕，接著雖營救出獄，但仍受員警監視而不得不流亡上海去建立中國共產黨，失去了雙方合作的機會。與陳獨秀一樣，吉野所以成為徹底的民主主義者，是受了中國辛亥革命和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陳獨秀後來成為馬克思主義者、托洛茨基主義者，抗戰時期表示擁護民族·民主權利，成為“終極的民主主義者”。吉野只停留在社會民主主義階段。在東亞，社會主義理念的再生與“終極的民主主義”的復活是同步的。21世紀，吉野作造、陳獨秀等人的思想也許會發揮巨大的作用。（此稿原名《吉野作造和陳獨秀》，發表時，根據作者發言作了一些修改——編者）
新思維新方法
為陳獨秀正名的一個誤區
——從英國紀念馬克思想到的 仲 石
今年5月5日，是馬克思誕辰184周年，英國《焦點》雜誌發表紀念文章說：
1883年3月，倫敦海格特墓地一角，一小群人聚集在一座新墓前。其中一個人念悼詞說：下葬的這位男子“受到無數人的愛戴、尊敬和悼念”；他是一位天才，並且成為“那時代最遭嫉恨和最受誣衊的人”。
對於這個人的去世，某些國家的報界哀悼說是“人類的不幸”；然而英國卻表現出一種不加掩飾的輕蔑。令人驚訝的是，100多年後，這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仍然存在。許多人認為，那天葬在海格特墓地的那個人仍然是歷史上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他試圖幫助無數受壓迫者獲得解放。對另一些人來說，只要一提起他的名字，恐懼之情就油然而生。
這個人就是卡爾·馬克思。這個人身上其實充滿了矛盾：他是一位傑出的經濟家，卻債務纏身，大半生窮困 倒；他出身於中產階級上層，卻熱情捍衛工人的權益。
這段文字中的馬克思，如果換成陳獨秀，簡直是太貼切了。雖然陳不能與馬克思相提並論，但二者卻有太多的相似之處。最大的共同點是：都是集大譽和大毀於一身。有人對他崇敬有加，連毛澤東都曾稱他是“思想界的明星”，“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我祝陳君萬歲！我祝陳君至高至堅的精神萬歲！”；有人則對他恨之入骨：右傾機會主義、反革命、漢奸、叛徒，等等，不一而足。二者的評價看似對立，實際上也有共同點：都表示了自己及一群人的強烈的“感情色彩”。有人說研究歷史人物不應該帶有“感情色彩”，那是騙人的。世界上哪有不帶感情色彩的人物研究和傳記。國寶《史記》就是一部史情並茂的歷史巨著。學術大師季羨林說：“《史記》中的許多列傳，本來都是敍事的，但是，在字裏行間，洋溢著一片悲憤之情。”（《二十世紀中國著名作家散文經典·代序》。所以，史學著作，特別是人物傳記，不可能沒有感情色彩，關鍵是這種感情健康不健康。衡量的標準是二條：一是否符合歷史事實；二是否站在正義和進步的一邊。共產黨人與國民黨人寫同一個人的歷史傳記，《毛澤東傳》或《蔣介石傳》，決不會有相同的感情色彩。
20多年來，中國學術界為陳獨秀辯誣正名，表現了人的起碼良知，應該肯定，但與西方相比，有一個誤區，好象非要“輿論一律”。過去說他是“右傾機會主義者”、“反革命”，非要人人口誅筆伐，否則就要遭到不測；現在給陳正名，也要求搞一個紅頭文件為他翻案，否則就惶惶不可終日。能不能學學西方對待馬克思的思維方式：當年集大譽大毀於一身，“受到無數人的愛戴、尊敬和悼念”； 同時又是“最遭嫉恨和最受誣衊的人”。逝世100多年以後的今天，還是有人熱愛有人恨，何必非要輿論一律，又何必非要“組織上作一個書面結論”。這是不是中國的封建殘餘在思維方式上的表現呢！
爭鳴
對袁鷹文章的兩點意見——致唐寶林
梁有根
讀到今年第一期《隨筆》上袁鷹先生的文章《陳獨秀·太平軍》，(本刊上期轉載——編者)產生些疑惑，向您求教。袁鷹先生的文章中引有您的大作《聯共檔案揭開中國大革命真相》中的話。所以我估計《陳獨秀·太平軍》那文章是袁先生在讀了您的文章之後有感而發的。袁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說，所謂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主要是當時共產國際硬加在中國共產黨頭上的結果，“其主要罪責，應該由當時的第三國際(實際上應該是聯共中央)來負的，是他們的錯誤決策和瞎指揮，斷送了中國1925—1927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我覺得袁先生這裏“罪責”一詞用的似乎過份了。
第三國際對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有積極的，也有消極的。負面的是客觀存在，正面的也是歷史事實。對這樣一個當年工人為階級翻身，為世界革命(姑無計其可能有多少)而組織起來的國際組織的評價，似乎要作得全面。它在革命運動中確有諸多不足，而且隨著檔案的披露，還有更多的不足會被發現，但它畢竟是在資本主義統治的這個地球上謀求創建新社會的。對它的功過應聯繫著歷史背景來評說。這功過的評說，和“罪責”的指認，似乎不是一個層面上的東西。還歷史以本來面目，應該為陳獨秀正名；為陳獨秀正名，似乎不一定要抹黑第三國際，除非有材料證明第三國際自始至終背叛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最近有學者著文明白表示聯共黨在後期已離開馬克思，其所述社會已非馬克思原意的社會主義社會。即使這個污點能成立，對於第三國際在中國所起作用似乎也得一分為二，評論功過，似不宜指認“罪責”。
隨便再說一下袁鷹先生所講的另一個觀點，就是對太平天國(袁先生稱之為太平軍——我的歷史知識少，不知究竟應怎樣稱呼洪秀全他們)的完全抹殺。袁先生說他是讀了潘旭瀾先生的《太平雜說》之後，動搖了自己原來的觀念，認識到太平軍原來是一個邪教組織，對國家對人民之害，大之矣。袁先生說當時的歷史狀況是“社會急待發展經濟，增強國力，百姓渴求安居樂業”，而清政府也有一定程度的“發奮圖強的情緒”。這一切是“被太平軍的造反打亂了、中斷了”的。袁鷹先生從這個發展經濟的角度認識到了太平軍的罪過，而我卻由他的話陷入迷惘，如果當時的百姓確如袁先生所說那麼渴望安居樂業而不思變，那，太平軍又怎麼會興起?又怎麼能那麼快地刮過半壁江山?如果當時的清政府確有奮發之意，而為什麼幾次改良都夭折，其自身終於還是被推翻?我是一直認為十九世紀中葉的清政府是走到了盡頭的。為維護它的統治所作的各種努力都不能成功，證明它的存在已經是社會發展的羈絆了。在這種情況下，一切動搖這個封建王朝的行為，似乎都該說是對社會發展有(一定)正面作用的。雖然馬克思有話，批評太平軍，我卻仍以為太平天國對五十年後民國的成立有催生作用，不宜抹殺。
這兩個問題，我所以一併提給您，是因為我覺得時下一些對歷史人物、事件的議論，常常從此一端跳入另一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不講歷史條件，不講歷史過程，以今人水平去要求古人，視歷史事件為離開必然的一團團偶然。這麼一種現象，我以為似乎是不利於認識歷史真實，也無益於正視當前的。以上我這些話都沒有新材料作根據，只是憑原有的一點點知識作推動，也許恰恰違背治史的科學精神，有以論代史的遺毒。真心盼望指教，也極望多得一些史料，以匡正自己的有偏頗。(2月28日)
歷史不承認假設，但允許反思
——答梁有根先生談袁鷹文章的信 唐寶林
敬悉“2·28”來函，本來已安排在上期轉載袁鷹大作《陳獨秀·太平軍》時一起發表，因稿擠臨時撤下，延至本期。對不起，讓您久等了。您又來信，擔心我們故意壓制不同意見。這一點請您放心：一是袁鷹先生雖然是一個名人（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委員，曾任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而且與我們的關係也不錯，但是我們為真理而鬥爭，決不唯名，也不唯親。二是我們本身是一言堂的受害者之一，是反對思想壓制，堅決執行百家爭鳴、相容並包方針的，特別歡迎不同意見（包括批評我們、甚至罵我們的言論）。這一點，我們自信比起那些口喊擁護“雙百方針”，實際害迫不同意見的人開放得多。況且，陳獨秀在五雷轟頂、最惡毒的罵聲中還能為真理不懈奮鬥，我們這些研究陳獨秀、學習陳獨秀精神的後輩小子，難道聽聽不同意見的氣量都沒有嗎！關於您的信，我先回答有關我能回答的幾點意見，然後轉給袁鷹同志，聽聽他的意見，如果有必要，可以在下期公開發表。
一、 共產國際（實為聯共中央史達林）的“錯誤決策和瞎指揮斷送了中國1925-1927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用“罪責”一詞，是不是過分？我認為考慮到“四一二”、“七一五”失敗時犧牲那麼多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用“罪責”一詞並不過分，不過多了一點“感情色彩”。用平和冷靜的心態去處理，叫它“錯誤”，似乎也可以，以使更多的人能夠接受。
您說對共產國際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要全面評價，有功有過，應當一分為二。“為陳獨秀正名，似乎不一定要抹黑第三國際”。這是我同意的。我一貫認為，1920-1921年幫助中國建黨、1922-1923年幫助中共確立國共合作政策、1935-1945年支持毛澤東在中共黨內確立領導地位、西安事變中幫助中共確立和平解決方針、解放戰爭中幫助中共打敗蔣介石、抗美援朝中支援中國，以及五十年代的工業現代化建設中給予的援助，都是共產國際和蘇聯對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功績，雖然這些援助都是有條件的，但是，沒有這些援助，中共的成立和中國革命的成功，可能會走更漫長更曲折的道路。可是，全面評價共產國際的功過與檢討在某一問題（如大革命失敗問題上對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搞文過飾非，使陳獨秀蒙受幾十年的冤屈）上的錯誤，是不同的兩個問題。楊奎松教授單單敍述“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就用了52萬字（臺灣出版），袁鷹同志對陳獨秀右機問題在讀了我的文章後寫了一千多字的一點感想，怎麼可能要求他對共產國際在中國的功過作全面評價呢。本人拙作《聯共檔案揭開中國革命真相》以及其他為陳獨秀某個不實之詞作的辯誣文章，也各有主題，側重某一方面，不可能全面評價共產國際的功過和陳獨秀的一生功過。但是，這並不意味著辯誣者認為“陳獨秀一切都是對的，沒有任何錯誤”。如果用這種無理的指責來干擾我們為陳獨秀正名的工作，我們應該保持清醒頭腦。
對太平天國怎麼著，我沒有研究，無資格發言，而且這裏至少有兩個重大的理論問題——如何看待群眾運動，如何看待改良主義——結合古今中外的歷史把它說清楚，需要巨著鴻篇，三言兩語是說不清的。袁先生讀了潘旭瀾專家的著作，全面否定太平軍，對於我們這些受過歌頌農民起義傳統觀念薰陶的人，的確難以接受。但是，這種觀點現在能夠發表，卻說明瞭現在學術民主的進步，應該歡迎，正像您為“左派”二刊“自裁”鳴不平一樣，只要沒有違犯憲法、沒有顛覆現政權的嫌疑，應該最大限度地允許不同意見發表和爭鳴。同時，我也注意到現在在“與時俱進”中有一個不好的苗頭，即違背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則，不考察具體的歷史條件及這個條件下出現的進步事件（事物），如您所說完全“以今人水平去要求古人”。我認為這有走向“歷史虛無主義”的危險，是應該注意的。這些人的動機可能是好的，不希望歷史上出現那麼多醜惡。假設沒有那麼多冤假錯案多好啊，假設沒有那些戰爭多好啊，等等。但是，歷史不承認假設。那麼多醜惡本身是人類文明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歷史卻允許反思，“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寫《資治通鑒》，就是這個意思吧，為的是使後人不要重演歷史悲劇。在這個視角上來讀袁鷹同志的文章，是否會受到益處呢。
一般來說，人老了，再加盛名之累，往往趨向保守，有人甚至利用職權，肆意壓迫進步的新生力量。年屆八旬的袁鷹，願意重新考慮原來十分信仰、十分堅持的觀念，參加到不斷進取、與時俱進的隊伍中來，這種精神是多麼的可貴啊！茫茫人海中，您能找出幾個這樣的老人名人來？我說的“歷史虛無主義”現在只是個苗頭，要注意，現在的主要傾向還是維護錯誤傳統觀念的勢力太大。20多年來為陳獨秀正名之路如此艱難，就是一個證明。不過我們堅信，進步者必勝，否則我們還有什麼希望呢！
二、 幾年來，在為陳獨秀正名的隊伍中，走進了不少像袁鷹這樣的文學家、散文家、記者等非歷史工作者。中國的文史從來是一家，這是好傳統。作為歷史工作者應該歡迎，而不應該像水泊梁山上的王倫那樣，搞中國的“門羅主義”。當然，二者畢竟各有特點。文學家重于故事與情感，歷史家重於學術與理性。文學家在寫歷史題材的作品時，往往用合理想像和形象思維，有時可能會出現與歷史事實不符的缺點（歷史家有時也難免）和歷史家難以接受的思維邏輯（有人如果用文學家的某些歷史題材的作品，來衡量一門歷史學科的研究水平，乃是一個笑話）。缺點錯誤可以熱情幫助，不同的思維邏輯也可以互相討論切磋。我要說的是我們應該特別學習文學家的優點：
一是要學習“史情並茂”的寫作方法。有人總是批評研究陳獨秀的論著、特別是為陳獨秀正名的文章感情色彩太濃。如果以情害文，違背史實，拔高地位，那是應該糾正的。如果不是這樣，卻是應該鼓勵的。因為世界上哪有不帶“感情色彩”的史學論著？。國寶《史記》就是一部史情並茂的歷史巨著。學術大師季羨林說：“《史記》中的許多列傳，本來都是敍事的，但是，在字裏行間，洋溢著一片悲憤之情。”（《二十世紀中國著名作家散文經典·代序》）從司馬遷到梁啟超，都主張“筆端常帶感情”。陳獨秀也有詩曰：“筆底寒潮撼星斗”。所以，史學著作，特別是人物傳記，不可能沒有感情色彩，關鍵是這種感情健康不健康。衡量的標準無非是二條：一，是否符合歷史事實；二，是否站在正義和進步的一邊。說到底是一個立場問題。過去動不動說“階級立場”，現在吃不開了，但站在正義和進步的一邊，還是站在非正義和保守落後的一邊，總是一個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標準吧！另外，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立場和感情，共產黨人和國民黨人，寫同一個人物，如《毛澤東傳》或《蔣介石傳》，不可能寫出一樣的感情來。這也不必非要“統一”，世界本來是豐富多彩的。至於感情的表達方式，也是多種多樣的。有的義正詞嚴，慷慨激昂；有的發發牢騷，說說怪話。不必大驚小怪。一般說來，發牢騷、說怪話者，都是正義的弱小者在受到強權者無理壓制時，所作的無奈而微弱的抗爭（如果他有權勢改變現狀，決不會採取這種方式）。一般有良知的人，應該給予同情。如果連這樣的表示都不允許，是不是要回到那茶館的牆上張貼“莫談國事”的年代。
二是要學習文學家對人性的關懷。文學作品的魅力在於它滲透著對人性的關懷。過去，把這一點視為文學家的專利，好象現代歷史家都是只知道理性和學術、沒有感情和人性的“冷血動物”（陳獨秀的冤假錯案如此深重，除了主要是政治原因之外，與歷史家的這種人性弱點，不無關係）。所以寫出來的歷史論著總是味同嚼臘（像《史記》那樣的著作太少太少），讀者寥寥，影響力自然就小。有的“為虎作倀”就更讓人瞧不起了。袁鷹同志寫過幾篇為陳獨秀正名的散文，情況就不一樣。為什麼？就是他們更關照人類的良知和人性。如他在為趙蘅女士的畫冊《拾回的歐洲畫頁》所寫序中所說，文學藝術家的根本任務“是加深人類的良知，對真善美的維護和對假醜惡的憎恨”，“是對人類命運和尊嚴的訴求”。正是出於這樣的本性，袁鷹並不因自己名大位高而失去對弱小的無辜者的同情心。他總是為他們大聲呐喊：“正直和平的普通人民何辜，天真純潔的孩子何辜，冷戰的鐵幕竟給他們善良人性以如此深遠的無聲傷害。全人類有識之士，難道不應該制止這種 害人性的愚蠢和罪惡嗎？”為了美好的未來，“真切地希望那種種不幸的事永遠不要再來。我想……對一個有良知的人，這應該是最低的願望、最起碼的要求吧”。
這種聲音表示了袁先生扶正壓邪的鮮明立場。可是有些人卻總是自覺不自覺地站在強權者一邊，對正義弱小者的無奈而微弱的抗爭進行打擊，這就有點太那個了。（2002年6月9日）
糾正史實
抗戰爆發後周恩來沒有探訪過陳獨秀
現在有不少著作，特別是一些文學作品，說抗戰爆發後周恩來探訪過陳獨秀，本人在1988年出版的《陳獨秀年譜》中，也根據《黃理文談陳獨秀》（回憶錄稿），把此事寫入年譜。後經核對，抗戰時期周恩來秘書童小鵬予以否認。希望此事不要再訛傳。但是，約在1939、1940年，陳獨秀因經常發表反蘇言論，陳之好友朱蘊山受周恩來的委託看望過陳獨秀，勸其去延安，黨中央準備把他“養起來”，不讓他在外面“亂說”。當時國共都需要聯蘇抗日。這個史料比較可信。還有，1938年7月，陳獨秀離武漢入川時，受重慶《新蜀報》主編周欽岳關照。周根據中共意見，曾對陳獨秀打招呼，希望陳入川後“不要活動，更不要發表什麼政治性的東西”。此事也是可信的。（唐寶林）
抗戰爆發後陳獨秀無“回黨要求”
有很多論著和文學作品，一再聲稱陳獨秀在1937年8月出獄後，有回黨（中共）要求。根據，一是他去過八路軍駐南京辦事處親自向葉劍英、博古表示過；二是他派羅漢到延安聯繫過。這裏有誤會。我在1989年出版的《陳獨秀傳——從總書記到反對派》一書中特別就此澄清過。陳獨秀向葉、博表示的是擁護党的國共合作為中心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一改原來反對這個政策的態度，並非要求回黨。羅漢與葉、博聯絡，又受葉、博指導，經西安到延安去與黨中央聯繫（因山洪爆發，被阻西安，改由電報協商）。一是羅漢自作主張，事先未與陳獨秀商量；二是羅漢也是提陳獨秀等人與黨合作抗日，不是回到共產黨內來。結果，黨中央提出要陳公開承認“過去加入託派之錯誤”等三個條件。因羅估計陳決不會接受此三條件，也沒有勸陳同意合作。在這兩件事的整個過程中，從葉劍英到黨中央，都把陳獨秀和羅漢的行為當作陳要“回黨”的表現。所以，現在普遍流傳的陳獨秀“要求回黨”之說，都來源於這個誤會。為此，因上海託派領導反對陳、羅向黨表示合作的行為，陳獨秀早在1937年11月21日給陳其昌等人的信中，就作了明白的說明：“羅漢為人固然有點糊塗，你們對他大肆攻擊，便比他更糊塗萬倍……我對於史（即史大林，是當時託派稱中共的代名詞——唐）合作，在原則上是可以的，可是現在談不上；合作必須雙方都有點東西，而且同一工作的物件不得不互相接觸時，此時並沒有這樣的條件。‘合作’自然是胡說，羅兄（指羅漢）向我也未言及此。”
陳獨秀晚年，多次聲明“我只注重我自己獨立的思想”，“我已不隸屬任何黨派”，“我要為中國人民說話”，根本沒有要求“恢復黨籍”和“回黨”的要求。可是，現在為陳正名，卻有不少人提出要求恢復陳的黨籍。其心是善，其意違陳，不可取。（唐寶林）
陳獨秀研究史上又一次學術盛會
本刊訊：5月27日至29日，為紀念陳獨秀逝世60周年而舉行的全國第七次陳獨秀學術研討會，在南京大學順利舉行。研討會作為南京大學百年校慶一部分，由南京大學政治與行政管理系主辦，中國中共黨史學會、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部、中國現代文化學會陳獨秀研究會等十幾家單位協辦。由於江蘇省、南京市和南京大學黨政部門的支援，此會是繼1999年北京第五次全國研討會後又一次規模空前的學術盛會。與會代表73人，開幕式120人，論文67篇。丁守和、任建樹、唐寶林作了大會發言（三人發言的題目分別是：《再論陳獨秀與五四運動》、《陳獨秀研究的新趨向：從微觀到宏觀的過渡》、《學術界研究陳獨秀成果被中央有關部門吸收的情況》）。研討會緊扣“陳獨秀與二十世紀學術、思想與文化”的主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出現了一批新資料、新觀點，表明我國陳獨秀研究水平達到了一個新高度，並為推動陳獨秀研究更廣泛、更深入的發展，作出了貢獻；也為陳獨秀研究與學習宣傳“三個代表”思想相結合，探索了新路。
上海將籌備“全國第八屆陳獨秀學術研討會”，現在開始報名
在南京召開的全國第七次陳獨秀學術研討會上，經醞釀，上海陳獨秀研究專業委員會、上海同濟大學歷史系，將籌備全國第八次陳獨秀學術研討會。主題是“陳獨秀與馬克思主義”，時間初步定在2003年12月。即日起開始報名。2003年10月31日之前，視論文數量和質量具體落後。
聯繫人：孫其明。地址：200092上海四平路，同濟大學社會科學系
唐寶林。地址見刊頭
關於哈爾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陳獨秀研究成果學術研討會”的通知
為了總結和普及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陳獨秀研究的新成果，南京會議提議分東北、西北、西南、東南四個區，在條件成熟時，分別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陳獨秀研究新成果學術研討會”。2003年1月4、5日，在“哈爾濱國際冰雪節”期間，由黑龍江大學中專部等單位承辦東北地區的研討會。會議的主要物件是東北地區的大專院校師生和研究人員，全國各地的陳研會會員也可有一部分參加。會議採取主題報告和大家討論相結合的辦法。與會者往返交通費及住宿費自理，免費伙食及參觀費，交100元會務費。歡迎提供贊助的合辦單位加入。即日起開始報名，由於名額有限，准予參加者，以今年11月份發出的《請柬》為准。
聯繫人：郭立田。地址：150080哈爾濱南崗區學府路74號（黑龍江大學203信箱）
唐寶林。地址見刊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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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研究動態(1-22期合訂本，並送2002年《簡報》，唐寶林主編，提供大量珍貴資料和資訊)50蕌
陳獨秀音韻學論文集（新發現的陳獨秀遺著）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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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陳獨秀到毛澤東（馮建輝著，重新評價中共六任領袖的新視角）22
走出個人崇拜——對一個時代的反思（馮建輝著，對關係到民族命運的一個敏感問題的深刻思考）21
紀念陳獨秀先生逝世60周年論文集（奚金芳著，陳獨秀在發展中國文化學術思想方面的功績）20
王力反思錄（披露文革中高層決策內幕和珍貴史料）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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