悵 望 一 座 墓 園
——寫在陳獨秀誕生120周年
袁 鷹
“束發讀君詩，今來展君墓，清風江上灑然來，我欲因之寄微慕。嗚呼，有才如君不免死，我固知君死非死，長星落地三千年，此是昆明劫灰耳……”
秋風瑟瑟。我站在一座墓園前，低聲反復吟誦二百年前清代詩人黃景仁過李白墓所作詩句，湧動著相似的情愫。面前卻不是當塗太白墓，而是同樣在安徽長江邊的另一座墓園。
夕陽無語。幾行蕭疏的樹木，輕輕擺動尚未完全枯黃的葉子。周圍沒有房屋，也沒有人影，墓園是寂寞的。並不是無主孤墳，也不是亂草叢中的荒塚。墓前也有一塊墓碑，碑前也有一方幾米見方的小空地，供人憑弔，供人祭掃——只是不知道有多少人來送過花圈。
簡樸的碑石上，只有五個大字：陳獨秀之墓
碑石背面，簡單的兩行字，記載出生和逝世年月：一八七九年十月九日和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墓園安詳地躺在墓主家鄉安慶市郊。他奔走坎坷一生，遺骨總算由長江上游的江津小城沿著浩浩江水東歸，回到自己的出生地。
青山依舊，江流依舊，滄桑幾度，人事全非。
他曾經令一代青年學子尊為思想啟蒙的導師，奉為向舊營壘衝鋒陷陣的旗幟；他曾經博得萬人景仰，擁有煊赫的聲名；他曾參與並且領導一場改變歷史、改變民族命運的搏鬥，創立一個新興的改變了中國命運的政黨，擔任它的最高領導人，在急劇變幻的鬥爭風雲中起伏沉浮；他也曾受到創傷，在一片譴責聲中離開政治舞臺的中心，又被敵人投入監獄，最後幽居邊遠小城，窮愁潦倒，病骨支離，終於鬱鬱以終。
一個大起大落的奇特經歷。
一部充滿悲劇意味的人生史記。
而今，那些開天闢地的宏圖，縱橫捭闔的雄文，語驚四座的辯才；那些叱吒風雲、出生入死的經歷，一切都隨江上吹來的西風逝去了。留下來的是太多的慨歎，太多的悵惘，太多的迷惑，太多的疑問。百感交集，萬般無奈。
滾滾長江東逝水可以作證，也應該作證：他那雄奇的一生都是在這條民族的母親河畔度過的。
江水曾看見年青的陳獨秀從安慶登船沿江東下，懷著拯世濟民的壯志，去上海創辦《新青年》雜誌，在暗夜沉沉的神州大地上發出雄雞的鳴聲，呼喚新世紀的曙光。他最早地為被幾千年封建意識、封建禮教的枷鎖壓得透不過氣來的民族呼喚“德先生”(Democracy,民主)和“賽先生”(Science,科學)的到來。他接受蔡元培的邀請，去北京大學主持文科教學，同李大釗等一批先行者推動了偉大的“五四”運動，開闢了中國現代史的新紀元。“五四”運動的影響和威力，它留給後代人的思考、憬悟、追求、探索，一直貫穿整整二十世紀，而且一定還將延續到下一個世紀。
我想抄錄兩段兩位共產黨領袖對那位第一任總書記滿懷敬意的評價。
一位是瞿秋白。他在1927年2月離開上海去武漢前，為自己的文集寫了一篇自序。其中談：“中國有馬克思主義理論自然已經很久，五四運動之際，《新青年》及《星期評論》等雜誌，風起雲湧的介紹馬克思的理論。我們的前輩：陳獨秀同志，甚至於李漢俊先生、戴季陶先生、胡漢民先生及朱執信先生，都是中國第一批馬克思主義者。但是，只有陳獨秀同志在革命的實踐方面，密切地與群眾社會運動相聯結。秋白等追隨其後，得在日常鬥爭中間，力求應用馬克思主義於中國的所謂國情。……秋白是馬克思主義的小學生，從1923年回國之後到1926年10月間病倒為止，一直在陳獨秀同志指導之下，努力做這種‘狗耕田’的工作，自己知道是很不勝任的，然而應用馬克思主義於中國國情的工作，不可一日或廢。”(《瞿秋白論文集》，重慶出版社1995年出版)
瞿秋白作此文時，陳獨秀正在上海同周恩來等策劃和領導第三次武裝起義的準備工作，還在主要領導崗位上。在他被中國共產黨開除和並且背上許多罪名之後十幾年，另一位領袖毛澤東又說了一段話。
“他(指陳獨秀)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他與他周圍的一群人，如李大釗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們那個時候學習白話文，聽他說什麼文章要加標點符號，這是一大發明。又聽他說世界上有馬克思主義。我們是他那一代人的學生。五四運動，替中國共產黨準備了幹部。那個時期有《新青年》雜誌，是陳獨秀主編的。被這個雜誌和五四運動警醒起來的人，後頭有一部分進了共產黨。這些人受陳獨秀和他周圍一群人的影響很大。可以說是由他們集合，這才成立了黨。”(1945年4月21日：《七大工作方針》，《人民日報》1981年7月16日)
在此幾年以前，毛澤東在延安窯洞裏接受美國記者愛德格·斯諾訪問，談起自己年青時代同陳獨秀的接觸，就一再明白地說過：“他對我的影響也許超過其他任何人”，“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時候，曾經和陳獨秀討論我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陳獨秀談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對我產生了深刻的印象。”(《西行漫記》)
我自己是個幼稚的後輩，“五四”時期還沒有出生，知道陳獨秀的名字時他已是毀譽集於一身了。讀到《新青年》上許多論著特別是他為《新青年》“罪案”的答辯書，更是在多年以後。豪氣如虹、慷慨激昂，不能不使人熱血沸騰，拍案心折：
“……西洋人因為擁護德、賽兩先生，鬧出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賽兩先生才漸漸從黑暗中把他們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駡，就是頭斷流血，都不推辭。”(1919年1月15日，原載《新青年》)
鏗鏘有力，擲地有聲的誓言，震響了八十年。直到今天，依然使人神情振奮。正是為了服膺和擁護“這兩位先生”，他矢志不懈地喚起民眾，締造中國共產黨，為之終生奮鬥。年輕的中國共產黨在二十年代風雲變幻的中國政局和轟轟烈烈的大革命中登上歷史舞臺，擔負起歷史賦予她的重任。作為党的主要負責人，自然是榮辱與共，休戚相關。有傑出的貢獻，也有不可推卸的失誤。何況共產黨那時才只有六歲，在漫長的道路上剛剛起步，如果說上帝允許青年人犯錯誤，能苛求於一個乳臭未乾的幼兒嗎?
然而，他的後半生，一直背負著沉重的鐐銬，承擔著有些確實應該由他承擔、有些則不應該由他承擔，至少不應該全部由他承擔的罪責。他辭去共產黨總書記的職務不久，就被開除出黨。1932年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囚居南京獄中，直到1937年“八·一三”全面抗戰爆發十天後出獄，最後蟄居長江上游的小城江津五年。
鐵窗中一燈如豆，淒涼孤寂，但他安之若素，潛心著述。他拒絕一些好心的朋友勸他寫自傳的建議，卻埋頭研究文字學，撰寫了《實庵字說》、《干支是字母說》等一系列論文。同時撰寫《小學識字教本》，想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糾正前人研究“小學”中的謬誤和不足，建立科學的中國文字學的體系。可惜的是直到他在貧病交加中病逝，這部極有價值的文字學專著也未及竣稿。獄中五年，他還寫了大量感時諷世、抒懷述志的詩，成為他一生詩作的又一輝煌的巔峰時期。完成於1934年由五十六首絕句構成的大型組詩《金粉淚》，對南京城裏蔣家王朝種種媚日賣國、殘害黎民、爾虞我詐、貪贓枉法的倒行逆施，作了多方面辛辣而鮮明的勾劃。最後一首雲：“自來亡國多妖孽，一世興衰過眼明。幸有艱難能煉骨，依然白髮老書生。”表明了身在縲絏失去自由的詩人，依然懷著對國家民族前途的憂慮和對人民大眾命運深切的關懷。他生命的最後十年間，拒絕國民黨政府的威脅利誘，寧願喪失自由，也決不放棄自己的信仰，決不出賣自己的靈魂，既未曾當叛徒，更未曾淪為漢奸。他仍然是一位忠貞的愛國者和革命家。
晚年在江津曾有贈友人詩雲：
何處鄉關感亂離，蜀江如幾好棲遲，
相逢鬚髮垂垂老，且喜疏狂性未移。
可以想見，那幾年春朝秋夕一位鬚髮漸斑的老者獨步江邊，看江水滔滔東去不舍晝夜，也會想起幾千裏外吳頭楚尾間的家鄉，想起少年時代讀詩書、寫文章的清狂往事嗎?“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然而，若是回首生平，引起他心潮起伏的，未必只是安慶故土吧?他更多的思緒會隨江水去到武漢，去到南京，去到上海，去到萬里波濤的大海嗎?”無人知曉。“且喜疏狂性未移”，錚錚鐵骨，坦坦襟懷，恐怕是至死也不會改變的。正像他那個時期
贈畫師劉海粟的一副對聯：
行無愧怍心常坦
身處艱難氣若虹
水流千轉歸大海。我在那次蕭瑟秋風中悵望墓園，已是十三年前的事。在經歷了幾十年土掩塵封之後，這些年來，事情畢竟悄悄地出現一些變化，我們終於陸續可以讀到一些與過去不同的說法，出現一些與陳陳相因迥異的評價。
比如說，九十年代初出的《毛澤東選集》第二版的對“託派”的注釋中，就廢棄了過去所援引史達林的“暗害者、破壞者、偵探間諜、殺人兇手的匪幫”的說法，改為：“中國託派認為中國資產階級對於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已經取得勝利，中國資產階級革命已經完結，中國無產階級只有待到將來再去舉行社會主義革命，當時就只能進行以‘國民會議’口號為中心的合法運動。”(第168頁)對抗日戰爭，也改變過去認為託派“完全是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對人民的工具”的罪名，而說：“抗日戰爭時期，託派在宣傳上是主張抗日的，但是攻擊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把託派與漢奸相提並論，是由於當時共產國際流行著中國託派與日本帝國主義間諜組織有關係的錯誤論斷所造成的。”(第516頁)這樣一改變，就表明是同中國共產黨主張的政治路線和方針政策有歧異，或許可以說，只是在反對國民黨政府和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共同大方向下，革命陣營內部的一個小派別、一群“持不同政見者”，戴不上反革命帽子。
回想本世紀二三十年代，全世界各國的共產黨都按照共產國際的規定，將自己作為“國際”的一個支部推動本國革命運動，而且事無巨細都要聽命萬里以外的某些人發號施令的時候，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層，似乎只有兩位始終對此持懷疑以至反對態度，認為中國的事應該由中國人自己來決定，不必也不應該完全聽命於並不瞭解中國實情的“國際”和他們派遣來的代表，並由此導致“國際”對他們的不信任和憤怒。這兩位中共領袖，先是陳獨秀，後是毛澤東。不過，兩人的命運卻有天淵之別了。
大江流日夜。它從雪域高原走來，穿過千山萬澗，奔騰呼嘯，魚龍混雜，泥沙俱下。中國共產黨八十年的悠長歲月中，劇烈艱巨的鬥爭風雲中，出現過無數浴血犧牲、前仆後繼的先進人物，視死如歸、從容就義的革命先烈和英勇博鬥、獻出青春和生命的戰士，出現過意志衰退、動搖蛻變的懦夫，也出現過出賣靈魂、投敵求榮而終於沒有好下場的叛徒。此外，還有不少謎一般的人物，由於種種原因，至今若明若暗，在人們的心頭留下許多疑團。
然而，歷史是不會永遠不明不白，迷霧總有廓清的時候。
不久前，讀到蕭克老將軍為《陳獨秀詩集》寫的序，那是一篇足以振聾發聵的文章。老將軍摘引了他本人1981年在中共成立六十周年學術討論會上的幾段發言：“陳獨秀問題，過去是禁區，現在是半禁區，說是半禁區，是不少人在若干方面接觸了，但不全面，也不深入，大概還有顧慮。”“不認真研究陳獨秀，將來寫黨史會有片面性。不久前看紀錄片《先驅者之歌》，就看不出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和創党的最主要人物。在創黨的鏡頭中，一出現就是李大釗。然而，‘南陳北李’，是合乎歷史事實的定論。李大釗作為創黨主要人物之一是對的，但陳獨秀應屬首位。”接著，老將軍列舉了研究陳獨秀不能回避的一系列重要方面：“對陳獨秀的研究，我認為，不能僅限於他在黨內及其以前的時期，而且應包括托陳取消派時期。中國的托陳取消派和外國的託派有什麼區別?他們的綱領如何?對國民黨蔣介石政權的態度如何?對共產黨的態度如何?對帝國主義尤其日本帝國主義的態度如何?在國民黨監牢裏的態度如何?出獄到去世時的政治態度如何?都在研究之列。”
越來越多的學者，本著對歷史負責的態度冷靜地評價這位重要的歷史人物，實事求是地剖析半個多世紀以前的那些重大的歷史事件，去偽存真，去蕪存菁，嚴正而堅決地洗刷掉那些強加給他的污垢。比如唐寶林先生提出：1915年至1927年這個歷史時期，陳獨秀不僅是啟蒙運動的領袖，還是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家，中共創始人，中共中央第一屆至第五屆的最高領導人，“對這一段歷史的推動作用，同時代任何一個，都不能與之相比。若以一個人代表一個時代，那麼，1915年《新青年》創辦前是孫中山時代，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後是毛澤東時代，1915-1927這個歷史時期陳獨秀不僅是啟蒙運動的領袖，還是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家，中共創始人，中共中央第一屆至第五屆的最高領導人，“這對於這一歷史的推動作用同時代任何一個，都不能於之相比若以一個人代表一個時代，那麼，1915年《新青年》創辦前是孫中山時代，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後是毛澤東時代，1915-1927是陳獨秀時代。”(《陳獨秀研究動態》第17期)嚴秀先生則認為：“陳獨秀不僅是中國近代史上的稀有偉人，也是三千年來中國歷史上屈指可數的大偉人之一。……他是全國各民族歷史上高揭反對封建主義的綱紀倫常、人生哲學之旗的第一個最徹底的革命思想家，是最早而又最堅決要求徹底改變我們民族不幸的、落後的命運，改造我們民族靈魂的偉大的戰鬥的思想家。”(《文彙讀書週報》1995年5月8日)他們這些具有真知灼見的高見，我很佩服。但是我學識淺陋，領會不深，講不出更多道理。
我期待讀到真正符合實際，符合陳獨秀本來面目的傳記，一直空空地等待著。前些年聽說任建林、唐寶林先生分別寫了《陳獨秀傳》上下冊、王觀泉先生也寫了一本《被捆綁的普羅米修士》，雖沒有看到書，但也大大地松一口氣——終於可以撰寫和出版陳獨秀的傳記了，這不啻空谷足音，使人欣喜。書名匠心獨運，形象地表明一個偉大的也是苦難的盜火者的命運。
有些學者大聲疾呼：應該把陳獨秀當作正面人物來寫!我想，凡是對歷史抱著嚴肅態度的人，都會贊成這個呼籲。不過要做到也真不容易。不說別的，只看直到目前為止，我們在電影、電視劇裏看到的陳獨秀，不都是作為一個正面人物對立面的反面形象、最多也僅是一個處於陪襯地位的配角出現的嗎?這能說是公允和真實的嗎?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歷史無情也有情。它終久會沖滌盡一切不應該存在的污泥雜草，還每一個人物以本來面目。是非黑白，忠奸正邪，是什麼樣就該是什麼樣。蓋棺也未必能定論。被認為已經釘在歷史恥辱柱上的，若是釘錯了，也必定會重新取下來。
前不久，從中國現代文化學會陳獨秀研究會出版的《陳獨秀研究動態》上獲悉：安慶市已決定重新修葺陳獨秀墓地。這真是一條好消息。遙望皖江，不禁雀躍。我盼望它早日修好，可以讓後人多一個憑弔緬懷的場所，也讓誕生已一百二十年、逝世也已五十七年的陳獨秀有個靈魂安憩的地方。若是還有些杞人憂天的顧慮，就是希望它不要修成金碧輝煌的殿闕，也不要搞成紅紅綠綠的風景點。對他來說，真正的豐碑不在安慶長江畔，而是在千秋青史中，在億萬人心頭，多少雲霧煙雨都掩蓋不住的。
(一九九九年秋，作者是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季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