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客觀公正的評價陳獨秀

楊奎松

第一次發言：我想講兩點看法。第一，我們談論歷史時最好不用“左”和右這樣的名詞，最好不帶或少帶個人感情的色彩。研究歷史，首先應站在一個客觀的立場上，從史實出發，著重於弄清事情的本來面目。為陳獨秀正名，也應當以這樣的心態並從這樣的目的出發，而不是簡單地把“左”或右的帽子再反扣到共產國際的頭上去。第二，歷史地看問題，簡單地把蘇聯和共產國際當年所做的一切都歸結為民族利己主義，可能也有欠公道。有一點應當承認，俄國人當年還是用階級鬥爭的眼光來認識問題的，並且共產國際與蘇聯也不能完全等同看待。共產國際是世界共產黨，它的任務是世界革命，從世界革命的角度，蘇聯是無產階級的唯一祖國，不保衛它保衛誰？這是當時特定的歷史背景。任何一個國家的共產黨，都會帶有自己的民族色彩，甚或帶有民族主義的傾向，但共產黨首先階級中的一分子，然後長是一個民族中的分子。他們當年保護的，首先也是蘇維埃政權，既共產黨的領導和制度，然後才是一個民族國家。只有瞭解到這一點，我們才能理解，為什麼蘇聯黨同中國黨鬧了那麼多矛盾，最後還是選擇了支持中共，而不支持國民黨。

我們以上意見，可能有些同志會誤解，再補充兩句：第一，外當然認為以往對陳獨秀的評價是不公平的，扣給陳獨秀的帽子是錯誤的，這也是我寫《陳獨秀與共產國際》，認為必須為陳獨秀摘掉“右傾機會主義”帽子的原因。但是，我認為陳獨秀摘掉帽子，就得把這樣的帽子戴到別人的頭上去。事實上，如果我們不是從歷史的角度平心靜氣地討論問題，客觀地分析歷史事實人物在歷史中的作用，而是過分情緒化地看待陳獨秀所受的冤屈，就可能形成新的筆墨官司。因為事情很明顯，如果我們今天說陳獨秀如何如何正確，如何如何英明，客觀上就意味著說當時那些與陳獨秀意見不同的人如何如何錯誤。表面上看，我們好象只要指責蘇聯和共產國際就可以了，實際上當年與陳獨秀意見不同的遠不止是蘇聯和共產國際，包括瞿秋百、蔡和森、張國燾、毛澤東、任弼時等，也都與陳獨秀有過這樣或那樣的意見分歧。結果是我們開陳獨秀的會為陳獨秀鳴不平，人家開其他人的會為其他人打抱不平，各唱各的調。而如果我們能夠歷史地看問題，我們就應該可能發現，許多事情當時其實並沒有那麼多是非，大家都是從革命的立場出發，不過看問題的角度不同，解決問題的方法有區別罷了。所以我不贊成過多地糾纏于什麼“左”和右，不贊成戴政治帽子。第二，說蘇聯是無產階級的唯一祖國，是基於“工人無祖國”這個觀點。它畢竟是一個歷史的概念。你看看早期的共產黨人，包括陳獨秀在內，有幾個是從國家、民族的角度來談革命的？1929年的中東路事件，中國共產黨人為什麼喊出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還不是基於這樣一種思想情結。這並不是共產國際強迫的。我們一定要把歷史人物放在當時的思想水平上來考察。蘇聯的問題也是一樣。一方面，它有民族主義的問題，因為它的國家，即使它自認為是無產階級的國家，也還是建立在俄國這個民主國家的基礎上的，它的成員自然會帶有列寧所說的太多的俄國色彩。另一方面，作為共產黨人，它離不開階級和階級鬥爭的思維方式。它看不起中共，是因為它認為中國沒有像樣的產業無產階級的基礎。但即使如此，它在同國民黨打交道時，也還是要借助中共的力量，去佔據國民黨的核心機關，去掌握國民黨的另權領導權。國民黨到頭來也只是被共產國際列為同情黨。為什麼？因為與階級合作的國民黨相比，中共到底還是要更符合蘇聯共產黨人的階級標準。第三，對於民族利己主義和國際主義的問題，我還是那句話，一定要歷史地看問題，要設身處地站在當事者的角度來看問題，不能只是從我們今天的感情出發來判定過去。事實上，任何一個國家的共產黨，在它成為執政黨之後，都有一個如何處理革命與外交，既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的關係問題，而且往往是外交的需要最終會佔據上峰。如果說在援助他國革命的問題上過多地考慮了自己國家的外交需要就是民族利己主義，那麼不獨蘇聯如此，我們自己又何嘗不是如此？

（在1999年12月“陳獨秀與共產國際學術討論會”上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