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在武汉“中共五大”纪念会上的讲话：
陈独秀功大于过，应予平反、恢复党藉、郑重纪念
（2007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国家文物局和中共湖北省委联合在武汉召开“从党五大到八七会议学术研讨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在会上作长篇的学术报告。其题目是：《从党的五大到八七会议》。其副标题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第一次转折》。这报告分四节。第四节的小标题是：《陈独秀功大于过，应予平反、恢复党藉、郑重纪念》）
“讲这段转折历史，不能不评价陈独秀。应当怎样评价陈独秀呢？
对陈独秀，我没有作过专门研究，在主持编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时，我曾两次讲到陈独秀。第一次是在1999年3月讨论大革命这一编的修改时讲的。我说这一编应当将陈独秀作为一个正面人物来写，说他是正面人物并非就是正确的化身，说他犯有严重错误并非就是反派人物。写党在大革命后期犯的错误，不要都算在他一个人的账上，让他一个人负责；要讲明他犯错误的主要来源，一是共产国际来的，二是我们党本身的，这是在探索过程中犯的错误，不能苛求他一个人，不能苛求那段历史，因而不能苛求大革命的结局。第二次是在一卷本出版后答《百年潮》记者问讲的。我解释了一卷本怎样肯定陈独秀在从建党到大革命运动前期都有巨大功劳，增加了写他的历史贡献的情况，同时也讲了将过去说的“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改为“右倾机会主义”的一些考虑。那次答问，是非常肯定陈独秀的，认为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对推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是基本方面。而过去对他的这些功绩讲得很不够，现在历史已经过去70多年了，对这些应予实事求是的肯定，并应当成为全国评价他的功过的一个重要内容。对于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犯的错误，共产国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能把大革命的失败全部归罪于陈独秀一个人。当然，我也讲了，同不能把大革命的全部失败归罪于陈独秀一个人一样，也不能把陈独秀犯错误完全看成是共产国际的影响所致，因而也不认为共产国际对大革命的失败应负完全责任。我主张对具体问题要作具体分析。
我现在还是上述观点，当然还想明确地推进一下：纵观陈独秀一生，功大于过。他的主要功绩至少有这样五点：
一是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是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的伟大旗手，他开启了中国20世纪思想解放运动的先河。他提出的民主与科学两大任务，迄今还是我们党继续努力的奋斗目标。
二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立者。不是说党的创立是“开天辟地”吗？如果是这样，陈独秀就是“开天辟地”第一人和首要功臣。
三是中国共产党五届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他不是领导中国共产党时间最长的，但却是届数最多的。论做党的领袖，毛泽东时间最长，但讲届数则是陈独秀。前后五届，可能空前绝后。他领导我们党从一个只有50多人的小组织变成了拥有6万人的大政党。从那时起具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仅此就功不可没。
四是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基本国情，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初步研究，提出了怎样进行中国革命若干有价值的重要理论观点，对后来我们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和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作出了一定贡献。
五是从投入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直至抗战时期去世，既坐过北洋军阀的班房，也坐过国民党反动派的大牢，两个儿子都献身于了中国革命事业，对反动势力一直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有高昂的民族气节。这也是难能可贵的。
陈独秀的错误主要是两条。一条是前面讲的大革命后期的严重右倾错误，但这是党内路线是非问题，不是革命与不革命问题。另一条是参加托陈取消派。对前一条不必说了，在党内犯有所谓“路线错误”的不在少数，这不能构成什么“罪名”。对于后一条的是非，目前也基本清楚了。第一，这主要涉及当年联共（布）的党内斗争，对于当年联共（布）的党内斗争，人家都不拘泥于几十前的“老皇历”了，我们为什么不能与时俱进，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呢？陈独秀参与托陈取消派，属于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的纷争，尽管其看法有严重错误，但更多地属于理论论争，也不能因有这方面的错误而继续“定罪”。第三，陈独秀参与托陈取消派，尽管具有分裂党的性质，但并没有做危害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事情，没有里通外国的勾当。第四，对陈独秀的分裂行为应与张国焘的分裂行径加以区别。两者的性质和情节是不一样的。张国焘是明目张胆地成立“第二中央”，自封主席，拥立为“王”。“托陈取消派”是一种不赞同中共中央的路线和政策的派别活动，并没有搞两个“中央”。再则，张国焘在抗战开始后就跑到蒋介石那里去了，拿国民党的津贴做事；而陈独秀拒领国民党的津贴，即使穷困潦倒，始终不为国民党的金钱所诱惑。这点硬骨头精神很不简单，因此不能与张国焘等而视之。
基于对陈独秀的上述功过分析，我以为是功大于过，可以“三七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和中国共产党的鼻祖，陈独秀也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尽管不是在20世纪三大历史伟人那个层面上，却也是有功于我们党和中华民族的历史伟人之一。
毛泽东早就说过，到了适当时候，写党史要讲陈独秀的功绩。我以为，现在到了全面评价陈独秀功过的时候。2009年是陈独秀诞辰130周年。我们党史界从现在起就应当着手准备，为推进给陈独秀平反、恢复党藉和召开纪念学术研讨会等活动做点工作。“
[来自武汉的消息]有关当局，正在全国收集中共“五大”的物证资料，以便在“五大”原址建立“五大纪念馆”。
唐宝林短评：
看了上述石先生的讲话，真令人为他悲哀。一位有这样“中央级”地位、身份和资格的人，竟然被一根线牵着，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还要竭力自圆其说，“莫索里尼，总是有理”，还那样理直气壮，真叫人不可思议而觉得滑稽。用文痞姚文元的话说，好像在小丑的脸上多了一道文采。
1999年3月，我参加了他讲话开头说的那次讨论会，并在当时陈独秀研究会的会刊上作了报道，他说“应当将陈独秀作为一个正面人物来写”。结果，这卷党史出版时，仍说陈是“右倾机会主义者”。他现在辩解说：“说他是正面人物并非就是正确的化身，说他犯有严重错误并非就是反派人物”。请问，一个“右倾机会主义者”，并因此而被开除党籍，在中共历史是“正面人物”，还是“反派人物”？
这卷党史出版后，他大力宣扬，必须坚持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当时我在会刊上发表一篇长文，以大量新公布的联共（布）及共产国际档案资料，驳斥了他们的这个论调，结果被他们和那个党史界的恶霸流氓顾问（北京师范大学的张静如）向上面告了刁状。于是，成立了约15年、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陈独秀研究会就被强行地、违法（违共产党自己的法）地、无理地（一点理由也不给）取缔了。几年过去了，人们似乎已经把此事忘记了，但是，今天同样这位石先生，却宣布要“为推进给陈独秀平反、恢复党藉做点工作”。这个几十年来一直掌握着陈独秀研究的生死簿、垄断着陈独秀研究的分寸、竭力打击为陈独秀恢复历史真相和平反冤狱的学者的御用机关（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头子，用共产党的套话来说：从极左一下子跳到极右，凌驾于所有陈研学者之上了。他一下子成了“跳远冠军”和“跳高冠军”了。
石先生要给陈独秀“恢复党籍”，是不是因为外电报道中共“三千万党员退党”，感到寂寞了，竟然要把死了66年、活着时半辈子被打成“反革命”、“右倾机会主义者”的陈独秀拉进来重新入党！殊不知，这完全是石先生们剃头挑子一头热的想法，也不问问陈独秀同意不同意。陈早在1938年3月17日就中共把其打成日本间谍和汉奸事而《致〈新华日报〉的信》中，就讽刺过在抗战爆发、他从国民党监狱中出来向中共驻南京八路军办事处的叶剑英、博古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他们还有希望我回党的意见”。最后，他背着“汉奸”罪名，决心等待时机上法庭告中共诬陷的心愿，病逝在1942年抗战最困难的日子里，他与中共算账的日子没有等到。现在，如果陈独秀天上有知，不知又如何讽刺石先生的这个一厢情愿？
再说，为陈独秀恢复党籍，一是意味着为他彻底平反，你们敢吗？你说他还“犯有严重错误”，什么错误？敢说出来吗？如果一方面为陈平反，恢复党籍，一方面仍坚持说他犯有“右倾机会主义”的“严重错误”，你说不是很滑稽吗！二是意味着要像当年李立三为首的中央开除陈独秀时那样，召开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作出平反和恢复党籍的决议，以“中共中央文件”的方式来公布，而不是在什么书的注释中偷偷摸摸地塞出来（像《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的注释为陈的“汉奸”罪，改变说法那样）。三是意味着公开宣传并实行陈独秀一贯主张的“民主”，这个民主，既要像五四时期那样反对封建专制，又要像陈晚年那样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民主要像现在先进国家那样，承认反对党、反对派的合法存在，要为陈独秀的托派身份平反，为共产党历史上唯一的反对党和反对派——托派平反，你们敢吗？
如果这些都不敢做，那么是假平反，假恢复党籍，是作秀！善良的人们把石大人的讲话，看作是陈独秀问题解冻的信号，陈独秀研究的春天来到了！我却认为不然，无非是故作姿态，欺骗舆论，捞取政治资本而已。不信！走着瞧！ 唐宝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