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不得不服从共产国际
张秀允
摘要 在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组织上，中共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在中共中央人选上，共产国际拥有很大权利。这样，共产国际很容易争取中共中央委员的多数。面对拥护共产国际的中共中央多数，陈独秀不得不服从共产国际。
关键词 共产国际 中央多数 陈独秀
在《告全党同志书》中，陈独秀提到从国共合作开始他就反对加入国民党。后来，他又几次提出退出国民党。但都因为共产国际反对,他不得已而放弃个人意见［1］（P87—91）。陈先生为什么要放弃个人想法，他不服从共产国际不行吗？答案是他不得不服从共产国际。至于陈独秀不得不服从共产国际的原因，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大都从共产国际纪律层面来分析，少数提到共产国际的经济援助，从中央委员多数方面来探求的则更少。①本文试从中央委员多数来探究陈独秀不得不符从共产国际。
一、陈独秀面对着拥护国际的中央多数
除共产国际组织纪律约束和经济援助外，共产国际争取的中央多数是促使陈独秀不得不服从共产国际的第三个重要因素。
民主集中制是我党的组织原则。党的决议讲究少数服从，在重大问题上采取集体领导。如果共产国际争取了中共中央多数，那么党就要跟着共产国际走。事实正是如此，共产国际争取了中央多数，陈独秀不得不服从共产国际。
1926年，整理党务案后，陈独秀、彭述之提出退出国民党。彭说：“陈独秀和我提出了一个决议案所有的中央委员都退出国民党，仅仅在党外同它合作，并且同国民党左派建立统一战线。我们说明，只有摆脱国民党对中共的限制，我们才能实行真正独立的领导工农运动的政策。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压力下，以瞿秋白为首的多数中央委员拒绝我们的提议案，但同意把它提交共产国际考虑。” ［2］（567）与此情况相似，陈独秀也曾被中央多数拒绝。陈独秀说：“马日事变后，我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退出国民党，最后一次，我说：‘武行国民党跟着蒋介石走，我们若不改变政策，也同样是走向蒋介石的道路了。当时只有任弼时说一声：‘是的呀﹗’可周恩来说：‘退出国民党后工农运动是方便得多，可是军事运动大受损失了。’其余的人仍是以沉默的态度答复了我的提议。同时我和秋白谈论此事，秋白说：‘宁可让国民党开除我们，不可由自己退出。’我又和鲍罗廷商量，他说：‘你这个意见我很赞成，但是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容许’。那时我又以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下去。” ［1］（P87—91）。陈独秀要想坚持和执行自己的主张，他首先要争取中央多数。这一点，他根本做不到，因为中央多数站在共产国际一边，也就是陈独秀的对面。
二、共产国际相当程度上拥有中共中央人事权
是多数中央委员完全认识不到呆在国民党内的危险吗？多数中央委员不可能完全认识不到。他们之所以坚持呆在国民党里面，共产国际代表起了很大作用。他们之所以跟随共产国际代表主要是因为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很大程度上对他们有“生杀”大权。
多数中央委员当选与共产国际有很大关系。加入国际后，中共多数中央委员的当选是由国际代表提名，经共产国际同意确定的；或着是共产国际直接任命的。可以说中央委员的当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共产国际。这些当选中央委员的人大部分是忠实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人。那些不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人，最大可能是落选中央委员。如“1923年夏，毛泽东与斯内夫利特进行了交谈。他在第三次代表上拥护斯内夫利特的意见，因而这个湖南青年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斯内夫利特的另一位追随者瞿秋白也被选为中央委员。瞿秋白是斯内夫利特两个助手中的一个，他和张太雷一起，被完全说服去执行斯内夫利特的建议。” ［3］（P71）。那些对产国际路线不满甚至反对者就落选了。张国焘主持召开了中共“一大”，并且当选为中央局成员。当时中央局三人，张国焘主管组织。“二大”上，张国焘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任组织部部长。西湖会议张国焘反对国共党内和作（到了1935年，马林还记着张国焘反对最为激烈）。“三大”上，张仍坚持反对国共党内合作，未能入选中央委员会，甚至连候补也不是。道宾·夫在其文章注释中讲到：“必须注意，张国焘在二次大会上曾当选为中央委员，这次却被随意地排出中央委员会，可见当时斯内夫利特影响之一斑。” ［3］（P71）共产国际还可以随时调整中央。1924年，共产国际指定彭述之为中共的领导人之一。未经大会选举，彭就是党中央的宣传部长。彭虽不是中央委员，但行使中央委员职权了。也正是国际在中共中央委员人选上的指定权搞的人们弄不清还有瞿秋白什么时候进入中央委员会的②。还有，蔡和森的《党的机会主义史》称：“不知道是7月初几，老鲍提议独秀、平山去莫斯科与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秋白、和森赴海森崴办党校，新指定国焘、太雷、维汉、立三、恩来五人组织政治局兼常委。自此独秀即不视事。” ［4］（P546——547由此观之，无论陈独秀是否是自动辞职，共产国际完全有能力让陈独秀“不视事”。
如果这还不能说明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下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任用。“1930年夏，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同意关于任命毛泽东为第一军政治委员的决定，而后又建议任命他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加入中央苏区中央（政治）局。在项英和周恩来到达那里以前，毛泽东被任命为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在远东局领导下举行的中共四中全会上，建议重新审查在三中全会上进行的中央政治局的选举结果，毛泽东被留任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同意在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脑”。“由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的坚持，在1934年1月召开的中共五中全会上，毛泽东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改任政治局委员，并保留他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职务。”［5］（P23）到了后来，共产国际干脆把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安插到中央。其的佼佼者王明、博古、张闻天都曾主持过中共中央。曾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的盛岳在其著作中说：“不成问题，所谓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是俄国人精心培养的。俄国人这样做的唯一目的，是为了控制中共，把他改造成一个无限忠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政党。”“在国际尤其是国际代表米夫的协助下，他们在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大获全胜。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之前，他们一直牢牢控制中央。在遵义会议上，秦邦宪被解除了总书记职务，可是，他的继任人张闻天仍旧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一员。他从遵义会议当上总书记，直到一九四Ｏ年。” ［6］（P243）毫无疑问的说，在 1935年以前的一段时期内，中共中央从上到下的人选很大程度上控制在共产国际手中。
其实，在陈独秀的“用”与“不用”问题上，共产国际都起了主导作用。陈独秀曾经告诉濮清泉，之所以要他当总书记，是第三国际根据列宁的意见，派马林到中国传达的。［7］（P335）随陈独秀在国共和作上的观点与国际向左,再加上陈独秀不赞成的北伐胜利开展,国际有了撤换陈的想法。1927年“五大”前后，陈独秀的地位已不牢固。郑超麟说：“第三国际东方部的同志，也早已提出撤换陈独秀的计划，早已物色接班人。首先想到谭平山。” ［8］（P20）陈独秀在7月初开始不视事。7月12日，鲍罗廷改组中共中央，指定新的政治局人选。这时，陈独秀已被排挤出中央核心。后来，共产国际为推卸大革命失败责任，着手策动各地省委来打倒陈独秀。椐当时的任湖南省委军委书记易礼容回忆，1927年8月1日，毛泽东去参加“八七会议”，他代理省委书记。8月4日，从武汉来了两个苏联人，住长沙苏联领事馆，找易礼容、夏明翰开会。中心议题是要湖南军委签字打倒陈独秀。湖南军委以中央还未开会为由拒绝了共产国际人员的要求。后来，易礼容被撤了职。［9］（P23）共产国际完全没必要运动下级反对陈独秀，它完全有能力硬性撤职陈独秀。只是通过下级反对陈，共产国际的行动会更体面一些。
进入中共中央的多为忠实共产国际的人，并非说进入的人完全抱着势利思想。其中也有部分同志太过信任共产国际和苏联，以致到了盲从的地步。他们对苏联一味联孙的政策认识不清，更看不到苏联为国家利益不惜出卖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他们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但没有认识到这是一条机会主义的路线。
进入中央的人大都是忠实执行共产国际的人。那么，共产国际想争取中央多说不是难事。共产国际可以通过争取中央，它可以轻易做到，经过正当途径来孤立少数。事实正是如此，共产国际争取了中央多数，使陈独秀、彭述之的提议落空。确实，陈独秀除了服从国际，他别无选择。
三、总论
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它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组织纪律。中共的经费是共产国际援助的，靠援助工作的中共党不得不服从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在中共中央人选上拥有很大发言权，能轻易争取中央多数。在很大程度上，共产国际影响着中共党。中共党仅能服从共产国际，执行共产国际决议。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知道共产国际的纪律，亲身经历了要经费的苦楚，又面对共产国际争取的中央多数，陈独秀不得不服从共产国际。
进一步讲，既然陈独秀不得不服从共产国际，那么诸如国民党二大退让、中山舰事件退让、整理党务案退让、发表《汪陈宣言》等等所谓的“陈独秀右倾”错误都是陈独秀按国际意思行事了。事实正是如此，陈独秀虽对国际路线不满，但他无疑执行了国际路线。因而说陈独秀当家不做主一点也不为过，说共产国际指挥了中国革命更符合实际，说陈独秀对大革命失败负次要责任比较恰当。
注释：
① 主要的相关研究有：黄修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曹军．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研究［M］．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姚金国．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共三者之间的组织关系［Ｊ］．党的文献，2003，5：96—100．黄洋．中共的早期经费从哪里来［Ｊ］．湖南文史，2004，1：32．
②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75-78．
参考文献：
［1］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党案丛书：第六卷［Z］．北京：北京图书出版社，1998．
［3］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组织编．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党案丛书：第五卷［Z］．北京：北京图书出版社，1998．
［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党案丛书：第十卷［Z］．北京：北京图书出版社，2002．
［6］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
［7］王树棣、强重华、杨淑娟、李学文．陈独秀评论选编［Z］：下．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8］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
［9］冯东书．陈独秀一案有了新说法［Ｊ］．炎黄春秋，2004，1：26—27．
作者 张秀允
简介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5级研究生
邮箱 wcym20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