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不得不服从共产国际（二）
张秀允（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5级研究生）
摘要 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建党就接受了共产国际援助。这种援助日趋走向正常化，并贯穿大革命的始终。共产国际掌握着中共经费，也拥有了对中共的指示权。靠共产国际援助维持运转的中共受制于经费，不得不服从国际指示。置身其中，作为中共中央负责人的陈独秀不得不服从共产国际。
关键词 共产国际 经济援助 陈独秀
在《告全党同志书》中，陈独秀提到从国共合作开始他就反对加入国民党。后来，他又几次提出退出国民党。但都因为共产国际反对,他不得已而放弃个人意见［1］（P87—91）。陈先生为什么要放弃个人想法，他不服从共产国际不行吗？答案是他不得不服从共产国际。至于陈独秀不得不服从共产国际的原因，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大都从共产国际纪律层面来分析，少数提到共产国际的经济援助。①本文试从共产国际经济援助方面阐述陈独秀不得不服从共产国际。
一、共产国际经济援助的开端
如果说共产国际的纪律还不能使陈独秀完全服从共产国际的话，那么共产国际的经济援助则是促使陈独秀服从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因为中国国情，中共从开始建党就接受了共产国际援助。这一援助贯穿了整个大革命始终，甚至延续到解放战争时期。
中国最初的马克思主义者多为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等。他们没有充分财源资助建党及维持党。当时又是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党不可能有社会援助。党不可避免的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援助。
1920年4月，维经斯基来到中国,他从经济上援助了党的筹备。道夫·宾说：“共产国际通过维经斯基给某些党的工作者经济援助。”［2］（P77） 当时，上海党组织办的外国语学校、1921年初的《新青年》都接受了共产国际援助②。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陈独秀到广州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李汉俊主持上海事务。维经斯基走后，党就没有了经济来源。李汉俊提出从《新青年》杂志社的新青年书社每月拿二百元充当经费。陈独秀不允许。经费没有着落，党员只可自己想办法了。李达说：“这时候党的经费是由在上海的党员卖文章维持的。” ［3］（P15）马林来华后，他给了中共更大援助。道夫·宾说：“中国共产党从共产国际得到定期的财政援助只是在斯内夫利特到达以后才开始的。” ［2］（P77）马林来华后，就向李汉俊要工作计划和预算，“表示共产国际将予经济支持。”［4］P158李汉俊理智地拒绝了他。但实践中，马林援助了早期的党组织，这种援助也日趋走向正常化。中共一大的经费便是马林提供的。“定计划，提供经费，完全是出于马林一手筹划的” ［5］（P427）。“一大”后，张国焘和马林也就国际经济援助问题进行接触。［4］（P142—147）陈独秀回沪后，马林提出中共加入共产国际，国际可以提供援助。而陈独秀认为“似无必要戴上第三国际的帽”，“目前不必要第三国际的支援” ［5］（P430）。因陈独秀日益不满马林独断作风，竟不与马林见面。陈马关系也一度出现紧张。1921年9月，陈独秀被捕。马林鼎立向救，陈马关系好转。陈独秀同意加入共产国际，中共成为国际的一个支部。在经济关系上，只有劳动组合书记部接受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的支援，中央方面不开支经费。“各地方的党务经费也由劳动组合书记部在职工运动的名义下开支。这样的局面维持了大半年，到1922年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才由党中央统一支配。”［3］(P43)共产国际援助走向正常化。
国共和作后，国际把重心放在了国民党一边，大量的援助都给了国民党。）相比之下，给中共的援助相对少了。陈独秀曾向维经斯基抱怨鲍罗廷和共产国际的分配不和理。陈说：“他（鲍罗廷）的理由是，在中国，在现在这个时期，一切工作都必须通过国民党。如果共产党员想要进行工作，他们可以在国民党内进行。因此，他从来不谈共产党的工作，甚至答应给张国焘的1000元，也是通过孙中山给的。事实上，不仅是鲍罗廷，就是共产国际也是如此。举个例子，我们每个月只能得到1000元来搞中国的全部工作。中国的国土如此之大，派一个人到北京去，就得给他100元，没有钱就办不成这件事。香港一家微不足道的国民党的报纸，每月却能够得到2000元来写文章反对我们。用于黄埔军校和国民党组织的开支，苏联一年提供的费用就达到200万元。而我们甚至没有经费为党的机关报《向导》在报纸上做广告，没有办法把它们免费散发到更多的工人手中，因为每期如果不卖到五六分钱就无法维持出版。” ［6］（P95）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国民党的经费中也部分的用在了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身上。当然，共产国际并没有停止对中共的援助。如《俄共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会议第2号记录》（1925年5月29日）：“将发放经费援助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问题转告共产国际。” ［7］（P623）中共仍向国际要求经费。如《陈独秀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第2号报告》（1925年3月20日于上海）称：“把预算增加到这个数字是必要的，请核准我们希望从4月起，连同以前批准的预算，你们每月按时给我们寄来共计3650元（中国元）。”［7］（P593）。有时，中共还要求从给国民党的援助中拨出部分给中共。如“现在必须从国民党那里拨出一定的数额。” ［7］（P558）共产国际给国民党的援助一直持续到大革命失败，如1927年6月27日联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我们已下令再给武汉国民政府汇款200万卢布。” ［8］（P364）而对中共的援助则一直延续到解放战争。如1930年11月4日《周恩来给莫洛托夫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的电报》称：“在莫斯科，皮亚特尼茨基同志曾负责任地对我说，中国党将会收到它所需要的经费（美元）。我回来后得知，已经拖欠我们17万墨西哥元。9月份我们只收到5900美元。” ③（P448）
二、援助的过程
中共经费的申请或催促主要有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来完成。原来不要经费的陈独秀面对窘境不得不向共产国际申请援助。如《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1922年6月30日）“今后国际协款究竟如何，也请示知，以便早日设定计划。我们希望明年（1923）中国共产党自行筹款，但本年内尚望国际有所接济” ［9］（P303）共产国际代表也经常向国际催款。如《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给拉狄克的信》称：“望你筹措经费，我给达林弄到6000墨西哥元借款，他已携款由我们两名久经考验、忠实可靠的优秀共产党陪同去南方。” ［7］（P80）共产国际有关人员还要向共产国际提交预算。如：
中国共产党1923年支出预算［7］（P185）
1922年于莫斯科 绝密
中国共产党1923年支出预算
月支出
金卢布
1 支持周报“The Weekly Guide”
210
2 支持工人报纸（周报）
40
3 印刷传单、宣言等
60
4 组织员和宣传员的费用
汉口三人 60
湖南三人
60
北京四人
80
上海三人
60
香港一人
40
广州一人
40
山东一人
30
5 两名中央委员旅差费
100
6 两名固定宣传演讲员的食宿旅差费
120
7 意外开支
100
总计月支出…………………………………………………………1000
总计年支出…………………………………………………………12000
萨法罗夫
在共产国际方面，最初负责中共经费事务的是负责中国事务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维经斯基在这两个机构中起重要作用。同时，他又是东方部领导，中共早期经费多有他经手。如上面《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1922年6月30日）。再如《陈独秀给维经斯基的信》（1924年9月7日）中，陈说：“我们希望你立即从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给我们寄7、8、9、10月份的钱来。” ［7］（P529）后来，苏俄外交委员部插手中共经费事务。如1925年5月29日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会议第2号记录》称：“有200万卢布由外交人民委员部支配，这比钱用于支持广州小组、黄埔军校、政训班，资助组建一个新的师团，援助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 ［7］（P624）最后插手中共经济援助的是联共（布）政治局中国委员会。1925年5月29日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会议第2号记录》称：“中国的一切军政工作和经费的发放统一集中于中国委员会。” ［7］（P623）
无论共产国际东方部，还是苏俄外交委员部以及中国委员会，他们经手或主管中共经费，但最终的决定权在苏共政治局。1926年3月11日，苏共政治局听取中国委员会汇报后，“认为可以给中国军政工作拨出1925——1926年度上半年的经费，数额为中国委员会所批准的一半。” ［10］（P157） 斯大林回莫落托夫的信说：“请相信，因此给武汉追加300到500万是值得的，只要有所依靠，武汉就不会无条件向南京无条件投降，钱就不会白花。” ［8］（P366）
经费汇往中国，往往由国际人员接受和掌管。国际一人员说：“调动经费由你们自己决定”，“昨日我已按3月份的预算给党送去经费”。“关于这比预算的数额我同谁也没有说过，因为它将由我们完全掌握。在北方它由你批准，在南方待我制定后提交你批准。” ［7］（P614）共产国际代表掌握了经费，也掌握了在中共党务上的发言权。这些代表有时根据个人需要行事，完全背离了革命立场。1926年，彭述之作为陈独秀的代表到广州处理中山舰事件。因为意见与鲍罗廷不同，鲍竟不给彭零花钱。［11］（P664）到了后来还出现了国际执委会远东局指责国际驻沪人员在中共经费问题上不负责任以及中共中央同志因经费同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发生争吵的情况。③（P398）
中共从共产国际代表处领取经费，但要把开支向代表或共产国际汇报。《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称：“用途：各地方劳动运动1000元，整顿印刷所1600元，印刷品3000元，劳动大会1000余元，其它约2000余元。” ［9］（P304）国际也会追查，如1926年12月16联共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确认1926年2月1日至今这段时间在中国的开支没有提供任何报销单据。在中国委员会存在期间，广州方面没有报过帐。”“责成加拉罕同志于1927年1月1日向财政人民3委员部库兹涅佐夫同志提交1926年10月1日前这段时间的全部报销单据。” ［7］（P52—53）
援助的情况。共产国际的援助在发放上存在延发、少发和不发现象。延发现象较多，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向国际催款也成了常事。如《陈独秀给维经斯基的信》（1924年9月7日）称：“我们希望您立即从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给我们寄7、8、9、10月份的钱来。” ［7］（P529） 时为9月，国际还没有把7月份的经费寄来。少发现象也存在，《陈独秀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第2号报告》（1925年3月20日于上海）说到“再有，按以前批准的2250元预算，我们在1、2、3三个月应收到6750元，而你们给我们寄来3423美元，仅相当于5887中国元，因此还差863元。” ［7］（P593）不发经费的时候也有。如《斯列帕克给维经斯基的信》（1923年11月25日）称：“简言之，在10月、11月、12月都没有从共产国际执委会那里得到钱，而有整整6个月没有从红色工会国际那里得到钱了。你应该考虑一下这件事，并要尽快采取措施把这些钱立即汇出来。” ［7］（P316）．
三、中共主要靠援助维持
陈独秀不仅申请经费，有时候还据理力争。《陈独秀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第2号报告》（1925年3月20日于上海）称：“再有，按以前批准的2250元预算，我们在1、2、3三个月应收到6750元，而你们给我们寄来3423美元，仅相当于5887中国元，因此还差863元。这个数字我们还要求补上。以后请给我们寄金卢布或有追加的美元。” ［7］（P593）不是陈独秀斤斤计较，而是援助对中共太重要了。
中共经费部分有党募集，主要由国际援助。如《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所说：“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1．5万，其中1600用在这次代表会议上，用在联络上和用在出版周刊上。” ［9］（P486）没有援助中共根本无法工作。1923年，中共三个月没有从共产国际那里得到钱。张国焘因此离开了《劳动周刊》，瞿秋白停办了《前锋》［7］（P316）。《维经斯基给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信》说：“原因是我们没有经费，而中国中央没有我们的物质援助无法把工作扩展到北京以外的地方。” ［7］（P492）。
至于在整个大革命过程中，中共收了共产国际多少钱，这个总数不好说。共产国际援助有的记录在案，有的则没有。况且，援助中单位有的是美元，有的是墨西哥元，有的是中国元，当时汇率变动，总数实难计算。再说，购买力今昔不同，即使算出总数也意义不大。杨奎松的《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和黄洋的《
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经费的来源》两文列出了部分年份援助总数，并且给出相应每个时期内每个党员人均占有援助数。杨先生本身就对其统计不完全确信。黄文篇幅相对交短，并没有给出详细列表。在没有看到其详细列表及其数据来源之前，本人不敢相信其数据。
四、结论
鲍罗廷自称他有“草”（援助），孙文跟他走，蒋介石跟他走，唐生智跟他走，中共很大程度上也受了经费的束缚。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最清楚共产国际援助的重要性。他在任期内多次要求和催促经费，更多经历无经费的窘境。他更明白，要经费就要服从共产国际和其代表。当鲍罗廷与鲁易发生争论时，他更多的站在鲍罗廷一边。原因很简单，鲍罗廷有苏共（布）代表身份，又掌握经费。党内人士及后世党史工作者多埋怨陈独秀过多依赖国际及其代表，以至犯了许多右倾错误。他们大都没有考虑当时党的经费有共产国际援助，完全是不当家不知道当家苦。不服从共产国际就没有援助，陈独秀不得不服从共产国际。
陈独秀亲身经历了要经费的苦处，他更明白要经费就要服从共产国际。服从国际就要执行国际指示，按国际策略办事。陈仅仅执行国际指示而已，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当家不做主的总书记。
注释：
①主要的相关研究有：黄修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曹军．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关系史研究[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姚金果．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共三者之间的组织关系[J]．党的文献，2003，5．以上专著和文章从纪律方面阐述陈独秀（中共）不得不服从共产国际。还有其它一些文章和专著也是从纪律角度阐述，这里不做列举。从援助方面解释陈独秀（中共）必须服从国际的文章不多，有：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J]．
社会科学论坛
, 2004, 4．黄洋．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经费的来源[J]．
文史博览
, 2004, 1．
②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第158页。［6］第59页．
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党案丛书：第九卷［Z］．北京：北京图书出版社，2002．
参考文献：
［1］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2］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组织编．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3］知识出版社．一大回忆录[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0．
［4］张国焘．我的回忆[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
［5］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知识出版社．一大回忆录[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0．
［6］转引自杨奎松.陈独秀和共产国际——兼谈陈独秀的右倾错误［J］．近代史研究，1999，2．
［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党案丛书：第一卷［Z］．北京：北京图书出版社，1997．
［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党案丛书：第四卷［Z］．北京：北京图书出版社，1998．
［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党案丛书：第二卷［Z］．北京：北京图书出版社，1997．
［1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党案丛书：第三卷［Z］．北京：北京图书出版社，1998．
［11］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
Chen Duxiu could not but obey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2)
Abstrac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rom as soon as to start to form a party had accepted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s aid. This kind of aid moved towards the normalization day by day, and passed through the Great Revolution throughout.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was grasp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unds, also had to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instruction right . Depending on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s aid to maintenance revoluti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o be restrained the funds, could not but obey the international instruction. Among places oneself, as a responsible person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Chen Duxiu had to obey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Key Word Communist International's economic aid ChenDuxiu
作者 张秀允
简介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5级研究生
邮箱 zlbs2005@sina.com
电话
135474227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