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晚年与托派的关系
曹家骢 叶春华
本文提要：抗战兴起，陈独秀从南京到达武汉后，就先后发表声明说自己已不隶属于任何党派，他的政治意见，只代表他陈独秀；同时，他发表演说与文章指出这次抗战有历史的进步意义，提出拥蒋抗日的主张。这些言论都引起托派中央的质疑，准备对他采取组织措施。二次大战爆发后，他认为希特勒纳粹为主要敌人，主张要站在英美法一边，提出共同打击希特勒的口号；同时他认为当时的苏联已经只是世界列强之一，特别是他声言是无产阶级专政产生了斯大林，并说准备写一本小册子把自己从前建立起的见解推翻。这些又引起托派组织对他的批判。我们二人就自己的所知对此特作一简要的叙述。
1937年8月，陈独秀离开南京监狱到达武汉后，不久，在写给托派朋友们的信中说只注重自己的独立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所发表的言论也只是他一个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他已不隶属于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在《致〈新华日报〉》的信中，也有类似的说明。从表面上看，陈作这样的声明是表明他已脱离托派。其实，陈独秀之所以会发表这样的声明，并不是真的脱离托派，而是因为对于抗日战争的观点，他与控制着托派组织的彭述之等人发生分歧。陈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有历史的进步意义，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他采取拥蒋抗日的主张。彭述之等人也认为抗日有进步意义，但他们在抗日的同时要打倒国民党蒋介石。陈独秀为要使自己的政治主张不受彭述之等人所控制的托派组织的限制，才作上述的声明。这样以便于他在武汉能够团聚一批民主人士组成一支不拥国不阿共的政治力量。
当时社会上许多人士，也包括1979年以后的某些学者在内，根据陈的上述声明，在评论陈独秀时，都认为那时他已脱离托派。
我们二人认为他们的这种评论是没有真正了解陈思想的原委。我们有着有力的证据证明陈这时仍是托派。
（1） 王凡西自南京监狱出来后，也辗转到达武汉，在陈独秀家里住了约二个星期。王回忆说，与陈相处的日子里，得知“陈表面上否认自己为托派，而在言论中仍以托派自居。”（见《双山回忆录》第222页）
（2） 王凡西讲的一个故事，更证明陈仍是托派。在武汉时，陈独秀与在抗日前线
作战负伤回武汉疗养的国民党将领何载沣取得联系，准备派遣托派人员王凡西、濮德志等三人到何的部队做政治工作，以帮助何部的士兵提高政治觉悟，并发动有限的土地改革以提高当地农民的政治觉悟从而支持何部士兵作战的积极性。王对陈说，这事须先请示在上海的托派中央后方可行动。陈则说先去何部驻地做工作，待工作有成绩后，再向上海中央汇报，并请求托派中央派若干人员前往何部继续扩大工作。（见前书第219——221页）
这里，陈与王对待上海托派中央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不同的只是汇报工作的程序先后不同。陈没有抛开上海的托派中央而独树他个人的旗帜。
这个故事是足以充分地说明陈这时仍是托派。
（3） 陈独秀根据自己的抗日主张，在武汉各学校、各单位发表演说或发表文章，展示自己的抗日纲领与方略，加上陈说自己已不隶属于任何党派的声明，引起了上海托派中央的不满，他们以为陈的立场与主张已经脱离托派原有的立场与主张，认为必须对陈采取组织措施，加以制裁。但碍于陈的历史地位与声望，又不敢贸然行动，遂写信给托洛茨基，向托说明陈的“错误”并要开除陈的党藉。
托洛茨基很尊重陈独秀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与品质，不肯轻易地相信一面之辞，就带信给托派中央转告陈独秀，要陈离开中国到美国去进行抗日宣传。这样既可以取得宣传抗日的好效果，也可以解除托派中央与陈独秀之间的矛盾。
托派中央决定由陈其昌带着托洛茨基的口信去见陈独秀，陈其昌从上海出发，经过香港，辗转到了四川江津见到了陈独秀。陈独秀知道陈其昌的来意后，陈表示作为中国人，他要在中国宣传抗日，明确拒绝托洛茨基的邀请外，还写了一信给托洛茨基。信中，陈说明中国托派自始就有的极左派倾向，在这次抗日中把自己造成没有发展的小集团。他指出：“只有组织上获得相当数量的工人群众，政治宣传行动上无保留的以百分之百的力量用之于民主民族斗争的集团，才能够得上做重新创造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心势力。”他还指出：组织的工作方针，应该是努力接近工人，进行民主民族斗争的宣传工作，不论在日占区或国民党统治区，都要秘密进行；这种秘密工作在日占区更加重要。（《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第529页）
试设想，陈独秀若不是有坚定的托派立场，能写得出这样对托派恨铁不成钢的信来吗？这信驳倒了某些人认为他此时已经脱离托派的论点。托洛茨基接读陈独秀的来信后，就写信给上海的托派中央，说陈的意见“本质上是正确的。”并希望托派中央要“在这基础上能够经常同他[陈]合作。”可是托派中央仍认为陈批评他们为“极左派”、“宗派主义”是错误的，对于像陈独秀这样领袖人物的“错误”要与他进行斗争到底。
（4） 托派茨基的档案解密后，在《托洛茨基文稿》第15卷第1、2册中发现与上述信件有关的情况：“陈独秀要求陈其昌[将上述的信]带给李福仁，翻译成英文转给托洛茨基。这份政治意见书号召中国组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统一战线，进行‘民族民主斗争’和批评上海的托洛茨基集团的‘宗派主义’。李福仁也给托洛茨基写信说：陈独秀的政治意见书消除了第四国际一直存在的对陈的疑虑。在与陈其昌的谈话中，陈独秀讲得很清楚，尽管他认为中国支部不好，但他仍然是我们当中的一员。”（摘自2005年8月23日香港的《陈独秀与中国革命》网上所载的《关于为陈独秀同志恢复名誉》一文。作者署名“蔚”）。事实证明，陈独秀始终认为自己还是托派中的一员，别人怎能说他已经脱离托派呢？
(5) 除上述的正面说明陈独秀当时仍是托派外，有一个反证也是有力的说明：
1937年8月，罗汉抱着一片痴心，未经陈的同意，擅自带着陈的抗日主张，企图到延安与中共谈联合抗日。当罗汉还滞留在西安时，中共中央就回电，提出先决条件要陈独秀承认参加托派的错误，并批判托派。此事遭到陈的严词拒绝。这说明陈独秀始终没有认为参加托派是错误的，因为他是中国托派组织的创始人，他现在仍然是托派，他不会违背做人的良心而批判托派。
以上从正、反两面的事例说明陈独秀仍是托派。时间是在陈独秀出狱后到二次大战之前。这时的陈独秀，不论在思想上或行动上始终没有脱离托派。
二次大战发生之后，陈的思想又有新的发展。在对待二次大战的策略上，他认为托派应当站在民主的英美法的一边，提出共同打击希特勒的口号。因为这次大战中肯定不能在英美法或德意日诸国中有一个或几个国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产生俄国这样成功的十月革命。在这种政治形势下，提出共同打击希特勒的口号，可以使托派不论在英美法或德意日都能争取到较为开阔的活动空间，更能有利于团聚群众。对于苏联政权的性质，从苏德勾结瓜分波兰以及苏联侵略芬兰的事件中；从苏联的所谓援助中国抗日，其真正的目的是让中国拖住日本，削弱日本的国力，使日帝不会与希特勒同时从东、西两侧共同夹击苏联这一事实中；从苏联在基洛夫案件后加强对老布尔什维克的迫害中；这些都使陈独秀认识到这时的苏联已经是一个列强国。陈的这二个新观点，对于托派中央的某些人员来说是不能容忍的。他们认为陈的观点已是离经叛道，完全背离了托派的原有观点。他们认为在二次大战中必定会产生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因而不论在英美法或德意日，托派都应当采取失败主义。对于苏联，他们始终认为她是一个“堕落的工人国家”。因为这些都是托洛茨基的观点，是不能越雷池一步的。事实上，陈的这二个观点都没有错，他只是站在托洛茨基的立场上，根据客观事实的发展发展了托的观点而已。
陈在评论二战时的苏联已是列强之一的过程中，在正确地指出苏联应实行社会主义民主之外，也讲了一些错话。例如他说在苏联是列宁所创建的无产阶级专政产生了斯大林，斯大林的一切罪恶并不是他的心术特别坏，乃是无产阶级专政之逻辑的发展等等。特别是在他给友人的信中说，列——托之见解在本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他又说，准备写一册《俄国革命的教训》，将他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
当然，这是一个严重的信号。因它关系到陈独秀这时是否仍是托派的问题。托派中的某些人抓住陈的这些错误大做文章，对他进行严厉的批判，说他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否定社会主义，就是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托洛茨基主义。
陈独秀讲上述这些言论的时间是在1940年——1941年之间。到了1942年5月，一年多时间过去了，其间，陈在不断地写文章，但我们始终没有看到他写出自己要写的这本小册子。相反，在陈的生命将结束前不久，即同年5月13日，他写出了郑重纠正自己错误的文章。这就是《被压迫民族之前途》一文。在这篇文章中，陈明确表达出二个观念：一。在当今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世界，任何弱小民族，“它的唯一前途，只是和全世界被压迫的劳动者，被压迫的落后民族结合在一起，推翻一切帝国主义……民族问题便自然解决了。”二。“前期的苏联是站在世界革命的立场，后期的苏联则站在俄国民族利益的立场。”从第一点中，我们看到他仍主张世界革命。这是马列主义的宗旨，也是托派的立场。这里不提苏联人民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因为苏联已经变质。从第二点中，我们看到他对苏联有前期与后期之分，前期的苏联是站在世界革命的立场，“是全世界被压迫者的灯塔，是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总参谋部。”而后期的苏联“在实际上只得认为是世界列强之一。若要硬说她是社会主义国家，便未免糟蹋社会主义了。”这就把他说的准备写一本小册子推翻他自己从前建立的见解等等的言论，由自己写的最后一篇文章纠正过来。这明确说明他临终前表达出的是拥护前期列——托领导的苏联，反对后期斯大林控制的苏联。
这里特别一提的是在他写就该文的同一天，便立即写信给何之瑜，说该文是前三篇文章（即《我的根本意见》、《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与《再论世界大势》——笔者注）的结论，更是“画龙点睛”。从此可见陈在更正自己错误的认真态度了。（见《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第第605，607，611页）。
革命家谁人不会有错误。可贵的就在于当他发现自己的错误时，能及时主动地加以纠正。陈独秀这种毫不含糊的态度，正是他光彩耀人的人格表现。
在这个托派内部争论的过程中，他们对陈的最后态度如何，在陈去世后从他们给陈的悼词中是可以看到其概况的。
彭述之说陈是以“一个光耀的民主主义者踏上中国的政治舞台，而以一个最不名誉的民主主义者钻进他的坟墓。”彭的这一评语是不中肯的。陈在1939年以前，是一位坚定的托派。1939年以后，他说了一些错话，最终由他自己纠正过来。他仍然是托洛茨基主义者。他主张在苏联应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是正确的，二战中站在英美法一边共同打击法西斯希特勒的主张也是正确的。陈独秀晚年为社会主义民主而奋斗是最坚决最彻底的。
王凡西在他的悼词中说，“若天假以年，陈必然会重新回到托派的立场上来。”王的这话是不能成立的。用不着天假以年的问题。陈讲过的错话，在他去世前不久，就已经自动的改正。在他去世时，他仍然站在托派的立场上。
郑超麟则说，“世界革命于此损失了一员老战将，中国无产阶级于此丧失了一个大领袖！”他并说，“在中国，对于不断革命的意见分歧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不可避免的。革命者决不可压制这种分歧意见的发挥；恰恰相反，惟有彻底讨论种种分歧的意见才能得到战略上和策略上正确的结论。”这里，郑超麟不仅颂扬了陈独秀，并且对压制陈意见发挥的做法，进行了间接的批评。
我们完全赞同郑超麟的意见与态度。
200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