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出狱后有关抗日等三个问题与托派同志们的争论
曹家骢 叶春华
说明：此文是应南京奚金芳教授所约而写的。她给的题目是《陈独秀在南京狱内与狱外同志所争论的情况》。我们因无此题的资料，遂改成本题写就。不久前我们写的《陈独秀晚年与托派的关系》一文，原是本文的一部分。只因为当时为了适应安徽陈研会交稿日期之需要，特提前写就。现如将两文联系起来阅读，对陈晚年思想情况将更清楚一些。一一作者按
1937年抗战开始，陈独秀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认识到这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发展的新阶段，主动调整革命策略，把从前倒蒋抗日的政策改为拥蒋抗日。出狱后，他与托派同志们就这个问题的意见发生分歧，形成争论。世界大战发生后，他又根据形势的新发展，提出对世界大战的新态度。1939年斯大林与希特勒勾结，订立秘密协定瓜分波兰后，陈独秀再次根据新形势对苏联的国家性质进行界定。这二个问题又与托派同志们发生了争论。随着时间的延长，争论的内容逐渐复杂，以至有的同志要“开除”陈的党藉，有的同志则反对开除他，而他在武汉时却公开宣称自己已不是托派，他的政治意见只代表他自己。
他们双方就这三个问题争论的内容与实质到底是什么？陈独秀最后究竟还是不是托派以及与此相关联的一些问题，现就我们的所知，作一些阐述。
现先就这三个争论的问题作一简要的说明。
关于抗日战争问题。
还在1931年9.18事件发生，日本帝国主义用武力侵占我国的东北三省，蒋介石奉行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宗旨，对日帝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而是集中兵力进行“剿共”。这时期，陈独秀在领导托派进行革命活动时，采取抗日倒蒋的政策。1937年7.7事件发生，蒋介石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不得不停止“剿共”而进行抗日。陈独秀认为这是中国政治形势的一大转变，蒋介石能够率军抗日，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发展的新阶段。这个抗日是为了民族独立，有进步意义，虽然蒋介石的抗日是被动的、片面的。于是他在革命策略上主动进行调整，以适应新时期新环境的需要。在不改变托派革命总战略——最终推翻国民党蒋介石统治——的原则下，从以前抗日倒蒋的政策主动改变为拥蒋抗日的政策。因此，他在离开国民党南京监狱去武汉后，就到处发表演说或文章，说明这次抗日的进步意义，号召人民群众积极参加抗日。他的主张在各阶层人民群众中，特别是在青年学生中取得很大的反响。
与陈独秀这一抗日主张相对立的有彭述之与刘嘉良，王凡西，郑超麟等人。
彭述之与刘嘉良也认为这次抗日有进步意义，但他们认为抗日必须同时要打倒蒋介石国民党。彭述之从南京监狱出来后回到上海，就推行他的这一主张。到后来，才取消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刘嘉良的主张与彭相同。
郑超麟在抗战一开始，当他还在南京国民党监狱时，从世界革命的观点出发，竟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没有进步意义，形成了他的“革命的失败主义”的主张。所谓“革命的失败主义”就是主张在抗日过程中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国民党的政权，随后用革命人民的力量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的这一主张当他从国民党监狱出来，经陈独秀介绍到安徽绩溪安身时，还只是他个人的思想。在前世纪40年代初，他从绩溪来上海后，才在托派组织中提了出来。作为托派组织，当时并没有采纳他的主张成为整个组织的主张，它仍只是郑个人的主张。
王凡西在抗战之初，也认为抗战有进步意义。但他这时的主张基本上与彭述之等人相一致。因而他在武汉遇到陈独秀时，就对陈的开头几篇演讲不能完全同意，对陈演讲的内容没有表达托派自己的原来主张，即没有批判国民党的内容不以为然。但在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认为中国已经卷入世界大战，抗战的性质已不单纯是反对日帝而是站在英美法的阵营反对德意日的斗争，中国已经丧失了为民族独立而战的立场，进入了为帝国主义集团争夺殖民地利益而战的范围了。因而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已丧失了进步意义，开始转变为资本主义世界二大集团之间的斗争。这就是他说的“抗日变质论”。从此出发，他也主张对中国的抗战采取“革命的失败主义”的立场，与郑超麟的主张一致起来。
关于世界大战问题
陈独秀当时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德意日为一方的力量与英美法为另一方的力量的斗争。双方都是帝国主义集团为争夺商品市场、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陈认为苏联的实力还不足以强大到成为这次大战的主要一方，因而还没有给予必要的充分的分析。
对于德意法西斯，陈认为是金融寡头结合流氓无产阶级及右派急进的小资产阶级的独裁政制，而英美法则是金融寡头结合中产阶级的民主政制。在没有世界革命爆发的条件下，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第四国际托派应支持英美法一方而反对德意日一方。因为英美法如得胜，除在其本国保持资产阶级民主制之外，在其占领区也会推行它们在本国所执行的资产阶级民主制。这样，对于托派国际不论在战争过程中或战后都有资产阶级民主制可以利用，使自己的组织能够开展活动并得到壮大。反之，如果德意日得胜，当法西斯独裁的制度伸张到英法等战败国之后，托派国际就会被取缔，无法开展活动，无法生存。
在这个问题上，不论彭述之、郑超麟或王凡西，他们都一致不同意陈的意见。他们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必定会产生世界革命，总会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爆发社会主义革命。因而他们主张托派国际在交战的双方都应当采取失败主义，即各国工人阶级在本国都应反对统治阶级进行的战争，用自己的革命行动结束本国资产阶级的统治，从而用革命的精神影响交战国工人阶级也起来革命，最后结束这场掠夺的战争，使世界革命得以实现。
关于后期苏联的政权性质问题
陈独秀认为后期苏联，即斯大林时期的国家乃是列强政权，并非“堕落的工人国家”的性质。陈所以会有这样的看法，是因为在抗日问题，他看到苏联并没有真心援助中国抗日，而是借援助中国抗日的名义为自己谋利益；在欧洲，苏联伙同希特勒瓜分波兰，还掠夺芬兰的土地；在国内，正步步加强格别乌的统治。
与陈独秀持不同观点的人都认为苏联是“堕落的工人国家”。这是托洛茨基下的定论。因为托洛茨基认为在这个国家里，社会主义的国有财产制度还没有被废除，这是十月革命的遗产。不好的只是斯大林官僚集团的领导，只要这个领导集团一旦被改变过来，恢复列宁时代的民主领导，它仍是十月革命后的工人国家，社会主义国家。
正确在哪边？
针对上述有关的三方面的问题，结合事后的社会实践，我们无庸置疑地认为正确的是在陈独秀的一边。
抗日战争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日本帝国主义武力压迫下，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是当前首要的矛盾，中国当前的任务是武装抗击日帝的侵略，争取民族独立。中国内部的阶级矛盾在新的环境下也发生了新的变化。无产阶级不仅受到国内资产阶级的压迫，更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残酷压迫。中国的资产阶级与全国各阶层人民这时也都受到日帝的直接压迫。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有敏锐政治观察力与丰富政治经验的陈独秀就及时调整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策略，主张积极地参加这次抗日战争。拥蒋抗日是有现实意义，但其更深远的意义是中国托派要利用这次抗日战争，以扩大自己的组织，以利将来有能力领导中国革命。因而他在武汉、在重庆等地发表演说与文章，除了说明这次抗战的进步意义，号召各阶层人民拥蒋抗日之外，更积极地发表他自己对于抗战的方略，如提出全民抗战，积极抗战；在野党及一般人民都应有政治的自由，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没收敌伪及贪官污吏的财产，以济伤兵及难民之用；解除人民痛苦：减少工人工作时间，解决农民耕地问题；要准备持久战，也须开展敌后的游击战；广泛地武装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工人农民；恢复由各业群众选举自己的工会，学生会，商民协会，农民协会；要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以增强抗战的实力，以增加工人阶级力量的团聚；要在国内召开国民会议，推行民主政治；要争取日本社会主义力量与日本人民的支援等等。他的这一整套方略，既有利于抗战，也有利于托派活动的开展。
但与陈独秀持不同政见的人们，对于抗战虽然也承认在客观上有进步意义，却不知道首先应当结合实际调整自己的斗争策略，而仍旧抱着9.18后的主张，喊着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就郑超麟所主张的“革命的失败主义”而言，它本身更是忽略中国民族需独立的要求。这样一来，他们的一套政治主张就与中国当时的政治形势不相符合，就不能与广大群众见面，更谈不上在群众中生根、发芽与结果。就多数派而言，他们在日帝占领下的上海，在一丝绸厂里曾有过活动与发展，也搞过罢工斗争，结果由于力量薄弱，厂里的组织遭破坏，骨干分子被逮捕，进而还影响到领导机关的安全，不得不采取应变措施。在广东，也有人搞了一支小型的抗日武装，只因其政治主张与当时的客观环境不相适应，这支队伍很快也就消失掉，其领导人也在这过程中丧生。在温州，托派组织曾有较大的发展，其成员总共发展到30多人，在当地的针织业中还取得了领导地位。兹因保密工作做得不够，其组织也遭到破坏，以及其他等等。整体说来，当时的组织只能秘密地出版少量的油印刊物，其力量也就不能影响当时的政局。
当时托派中的一些人，总认为自己的政治意见正确，认为陈独秀的政见已经背离托派的传统理论，准备对陈采取组织措施，加以制裁。但碍于陈的历史地位与威望，又不敢贸然行动，遂写信给托洛茨基说明陈的“错误”，并要开除陈的党藉。
托洛茨基很尊重陈独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与品质，不肯轻易相信一面之辞，就带信给托派中央，转告陈要他离开中国到美国去进行抗日宣传。这样既可以取得宣传抗日的好效果，也可以解除托派中央与陈之间的矛盾。
托派中央决定由陈其昌带着托的口信去见陈独秀。陈其昌从上海出发，经过香港，辗转到了四川江津见到了陈独秀。陈知道陈其昌的耒意后，除表示作为中国人，他要在中国宣传抗日，明确拒绝托洛茨基的邀请外，还写了一信给托洛茨基。信中，陈以托派成员的身份，向托洛茨基汇报中国抗战中工人阶级的现状与中国托派组织的情况，也讲了自己的主张。关于中国工人阶级的现状，陈说：“中国初生的工人阶级，经过上次革命之失败和中共盲动政策所招致的屠杀，已大大地削弱了，再加上此次战争中全国工厂及运输机关大部被毁灭，中国工人阶级在数量上，在物质上，在精神上，都退到三四十年以前的状况。”讲到托派组织时，陈说：“我们在上海、香港二处有组织的人共计不满五十，其佘全国各地游离分子大约在百人以上。”接着，陈独秀即批判托派集团极左派的各种错误政治倾向。在批判之前，陈说：“我们当然未曾幻想在此次战争中有很大的发展，然如果政策比较的正确些，也不致像现在这样衰萎。”在讲到自己的政治主张时，陈说：“我们不应该幻想着把工作推迟到收复失地以后再做；应该立即准备在日本继续占领的环境中开始在当地狭小范围内从头做起。我们的发展须等待一个时期。战后工业开始恢复（无论在外国的或本国的统治之下）才是我们工作较顺利之时。”“只有组织上获得相当数量的工人群众，政治宣传行动上无保留的以百分之百的力量用之于民主民族斗争的小集团，才能够得上做重新创造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心势力。在组织上努力接近工人，加上民主民族斗争的宣传，这种初步而基本的工作，在日本占领区或国民党统治区域，都同样是应该采取的方针；所不同者，在日本占领区域更加秘密而已。现时远离群众，远离现实斗争的极左派，如果不能深刻的觉悟过去轻视民族民主斗争的错误，大大的改变态度，如果不是每个人都低下头来在上述工作方针之下刻苦工作，如果仍旧说大话，摆领导者的大架子，组织空洞的领导机关，妄想依靠第四国际支部的名义闭起门来自立为王，那么除了使第四国际的威望在中国丧失外，别的将无所成就。”（《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第530、532页）
托洛茨基接读陈独秀的来信后，就写信给上海的托派中央，说陈的意见“本质上是正确的”。并希望托派中央“要在这基础上能够经常同他合作”。托洛茨基之所以如此表态，是因为陈独秀在信中所表明的政治主张与他本人的主张基本上是一致的。1937年7月30日，托派茨基与一位新闻记者谈话，谈到中国与日本的战争时，他说：“在认真 的社会改良之条件下，中国政府可以在群众中唤起深刻的同情，并动员群众去作抵抗日本侵略的斗争。过去的经验，不允许我们对蒋介石将军的社会纲领抱有幻想。但如世界上果有正义的战争的话，那么，这一次中国人民反对其侵略者的战争，正是这种战争。一切中国工人的组织，一切进步的势力，不论它们对于蒋介石政府的态度如何，应当于不放弃自己的政纲和政治的独立条件下，在这解放战争中实践它们的义务到底。”（《中国革命问题》陈研会翻印版299页）1937年9月29日，在给里维拉的信中，托洛茨基指出中国托派将会受到与国民党结盟的苏联格别乌的谩骂时说：“我们的中国朋友之中，最好的，以陈独秀为首，也许会在国内与国际被人诬蔑，被人枪毙。必须用全力指出第四国际是站在中国方面反对日本的。同时，我又添一句话说：‘却不抛弃它的纲领和它的独立’。”当有人嘲笑托洛茨基的抗日主张是替蒋介石服务时，他说：“积极而自觉地参加战争，这并不是‘替蒋介石服务’，而是违反蒋介石，而替一个殖民地国家的独立服务。”（同前书第321页）同样性质的言论，托在该书中还有好多处。
可是托派中央仍认为陈批评他们为“极左派”、“宗派主义”是错误的。对于像陈独秀这样的领袖人物的“错误”要与他进行斗争到底。
但在实践中也有一些地区的托派组织按正确路线而活动。抗战时四川托派组织的产生、发展的过程，证明了陈独秀的主张正确。据熊安东与曹毓林近年合写的未刊手稿《战争年代成长的青年群体》一文中所载，抗战兴起，山东有济南一中等几个中学的学生，向内地流亡，历时18个月（自1937年7月——38年12月），经过鲁豫鄂陕川五省，到达四川绵阳后，合并设立为国立六中，学生人数有2000多人。在流亡之初，济南一中已存在一个真理读书会，其成员有5——6人，到了绵阳国立六中时，真理读书会成员发展到50多人。这一读书会成员后来都直接转成为托派成员。他们在流亡过程中，以济南一中的5——6人为核心，在一托派老师的指导下，积极宣传抗战，以陈独秀当时的演说思想为指导（这是根据熊安东的口述），采用演话剧、出墙报等公开活动的方式，扩大在学生中的影响，又以马恩列托的书籍为秘密武器，吸收进步的同学加入读书会组织。到了绵阳后，他们就从学校走向工厂，很多同学分批南下重庆，打进当时的兵工厂、电力厂、炼钢厂以及其他工厂，在工人中开展工作。兹因工作取得进展，对保密工作放松了警惕。他们在重庆的工厂、学校中半公开地散发具名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的文章与传单，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特别是1941年王振华到了重庆，主持重庆的托派工作后，在出版物《工人呼声》中加强了批判国民党的力度（笔者注：这就是王执行了上海托派中央组织的政治主张），结果组织遭到了打击，从兵工二十一厂等厂中逮捕了好多名托派工人。到了1942年春，王振华也被捕。笔者补充：根据赵芳举在《夕阳忆语》一书中的记载，重庆解放前夕，王与他妻子黎洁霜以及二个幼小的儿子在中美合作所被国民党特务所枪杀。解放后直至80年代才被评为烈士。
又据赵芳举同书记载：在1941——42年，重庆托派组织被破坏了。嗣后，未曾被捕的人员重新秘密聚集起来，外地又有新的人员补充进来。到了1944年，托派人员仍有20多人。在1945年二月春节期间，当地发生了“胡世和惨案”。托派组织乘势发动全市电力工人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反特斗争，并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事情的缘起是重庆的特务头目依仗其特务势力，在餐厅经营中进行偷电，引起了与电力公司的矛盾。电力公司依章前往断电。管用户电路的几组工人惧于国民党特务的势力，都不敢承接任务，唯有担任领班组长的托派人员刘振基愿意带领两名技工前去断电。其中一名叫胡世和（又名胡世合）的技工也是托派人员。三人到达目的地，刚一动手，就遭到许多青年店员（实是特务喽罗）的围攻。特务头子之一江德懋还打了刘振基一记耳光，寡不敌众，他们三人只得撤回。第二天，重庆电力公司更多工人再去断电。在这过程中，另一特务头子田凯（又名田士兴）竟开枪打死工人胡世和，引起全厂工人的愤怒。重庆托派组织乘机决定通过刘振基发动全厂工人并联合两个分厂的工人共一千多人举行大示威，并准备罢工。由于示威工人的声势浩大，又得到社会各阶层人民群众的支持，更慑于电力工人若罢工将会给重庆全市经济生活与社会秩序带来的影响，迫使蒋介石亲自下令将田凯枪毙以平民愤。托派在这一斗争中取得完全的胜利，极大地动摇了蒋介石集团的统治基础。（详见《夕阳忆语》第七章）
从此一前一后，一反一正的事例中可见当时托派如果能遵循如陈独秀给托洛茨基信中所说的在政治宣传行动上无保留的以百分之百的力量用于民主民族斗争，在组织上采取秘密行动以团聚力量，那么，在八年的抗战过程中其力量必然会有所壮大。到了战后，它将会以有较大的力量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它对动摇蒋介石统治的作用决不会像当时托派多数派、少数派那样只能处于宣传小团体的情况了。
关于世界大战问题
陈独秀认为这次世界大战中不会有什么国家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其理由有四点。在1940年9月间，陈给西流的信中把这四点理由讲得很清楚：
（1） 各国的革命力量，已给斯大林派摧除乾净；
（2） 各国资产阶级有了1871年和1917年的经验，战败后宁肯把武装全交给国外的敌人，免为国内的敌人所利用；
（3） 此时德国的武装和战术及统治征服地的方法，均非1871年和1917年可比，英法政府军失败后，民间一时决不能苍头特起；
（4） 德国尚未获得世界霸权，一败战事即可了结，纳粹失败后，继之者不会仍为法西斯政权，（此情势恰与英法相反）届时社民党及其他自由派会抬头，然此只能说有利于革命运动之开始，很难说希特勒失败德国马上便会起革命。
在这四点理由中，陈独秀特别重视第（1）点，所以他在接着上述四点之后说：“以无
革命政党故，基于上述原因，以前我们相信的‘帝国主义大战后失败国将起革命’这一公式，完全被推翻了，只有迷信公式对历史事变发展闭起眼睛的人们，才会做1917的梦，才会说此次大战是上次大战的重演。”
反对陈独秀这意见的人们都以为自己的意见有托洛茨基关于二次大战的论述为根据的。郑超麟有一封因得知陈独秀死讯后而未发出的信中曾引伸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了俄国的十月革命，在第二次大战中也必然会有国家出现俄国十月一样的革命。他们普遍地批评陈的这一观点是站在英美法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讲话，或者批评陈重复了第一次大战时社会民主党的立场。
人们的这类批评，看来是有所根据，但实际上并没有符合陈的原意。因为陈认为各国的托派力量太弱小了，他的这一主张是使各国托派在战争过程中能争取到有利于自己活动的空间，有利于自己革命工作的开展，以求能够团聚力量。与之相反，陈独秀对他们的批评是十分中肯的。陈说他们的这种主张是只希望革命的最后斗争的早日到来，而不知道革命的最后斗争是要经过中间阶段的斗争才能到来的。
事情已经过去60多年了，我们后人现在回顾起来按照当时历史的客观情况来判断争论双方究竟谁是谁非，事实最能回答问题。在大战过程中，英、美并没有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法国成了希特勒的占领国，更谈不上革命。最后，德国是战败了，也没有发生革命。从这里可以看到正确的是陈独秀所作的分析，错误的是与陈争论的人们。他们只是背诵托洛茨基的个别词句而对客观形势的把握却跟不上现实的发展，错失了机遇。从这里应当如实地承认在二战问题上，陈独秀是站在托派的立场上又比托洛茨基的观点要看高一筹。
关于后期苏联的国家性质
陈独秀认为后期的苏联已是列强国之一，并非什么“堕落的工人国家”。在这个问题上，陈也有一个认识上的转变过程。还在南京监狱中当他写信给托派国际局，建议将“保卫苏联”的口号改为“重建十月革命精神的苏联”的口号时，他仍认为当时的苏联 还是“堕落的工人国家”。所以在中国抗战之初，1938年2月陈独秀在武汉发表的《抗战中应有的纲领》一文的第三条中还说“联合苏联及全世界的工农民众（日本的工农民众也在内），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后来苏联所表现的诸种情况，使陈独秀对她的认识发生质的变化。
抗日之初，苏联还在援助中国抗日，她曾以志愿军的名义派遣空军协助中国军队作战，在保卫武汉的空战中击落日机多架，给中国人民的抗日运动曾起过振奋人心的作用。可是没过多久，它就与日帝订立《苏日中立条约》。条约规定：“相互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满洲国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性。”这就是说她向日本出卖中国人民的利益，竟承认中国的东北三省为独立国，她还要日本承认外蒙古独立，使外蒙古从此脱离中国而划入苏联的势力范围。这与列宁领导时苏联主动废除沙皇时代对华的不平等条约相对照，其性质是何其明显的不同。陈独秀从此认识到苏联援助中国抗日，其目的是让中国拖住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不让她协同希特勒从东西两侧夹击苏联。
在欧洲，苏联原来高喊反对法西斯的口号，可是到了1939年8月23日，她竟与希特勒订立《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接着9月1日，德军入侵波兰，9月17日苏军也入侵波兰东部，苏德从此完成瓜分波兰。此外，苏联还藉口自己的列宁格勒距国界太近，不宜防守，竟向芬兰提出领土要求。芬兰不依，苏联竟发动赤裸裸的武装侵略。芬兰人民抵抗了100多天，因国力不支，出于无奈，不得已割地了结。这是陈独秀认识苏联是强权国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在苏联国内，自基洛夫案件后，斯大林进一步迫害老布尔什维克，把他们斩尽杀绝。对流亡在墨西哥的托洛茨基竟派人去暗杀掉。苏联的政制是斯大林的个人独裁，格别乌是他统治苏联人民的凶恶工具。苏联人民根本没有民主、自由。苏维埃大会的选举仅仅是走过场，它还不如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不论在党内或国内，人们都没有公开表达自己政见的权利，有的只是被强制地跟着斯大林的意旨讲话。
根据上述三方面的情况，陈独秀断定苏联已是列强国之一。
依照托洛茨基生前的论述，如果苏联是“堕落的工人国家”，在苏联不好的只是斯大林的官僚统治，党内通过民主的程序，更换了斯大林的统治，这个党就会恢复成列宁时代的政党，这个国家也会重新恢复成工人国家，即社会主义国家。但在上述的事实面前，这种愿望是不可能达到的。
在上面三大问题的争论中，在基本上，陈独秀都是正确的，他的预见性与分析，都能符合客观实际，经得起历史事实的考验。但在这三个问题的个别方面，陈也都有错误，有的错误还比较严重，甚至牵涉到他是否仍是托派的根本立场问题。
在中国抗战问题上，陈在正确地指出中国的抗战有历史的进步意义时，又在《抗战一年》一文中，他竟说假使意大利政府有助于我国。我们便不惜承认意大利兼并阿比西尼亚（现译埃塞俄比亚）。这话显然是错误的。我们中国人民需要民族独立，难道阿比西尼亚人民就不能要求民族独立吗？要是允许意大利兼并阿比西尼亚，岂不是鼓励正在抬头的法西斯势力的发展吗？
在世界大战问题上，陈能正确阐明在二战中没有世界革命的形势下，国际上的托派应站在英美法民主国家一边，提出共同打击希特勒的口号，但在《给西流等的信》中，他却说在这种形势下，就是印度人民要求独立也是反动的。这也是显然的错误。难道印度人民在二战中没有要求民族独立的权利吗？陈担心印度一旦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就必然会转入日本或俄国的统治，从而助长了法西斯势力。这种推理显然不能成立。难道说印度人民在这种时候能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她就不能把自己作为新兴的独立国家参加英美法一边共同抗击德意日法西斯吗？
在苏联的国家性质问题上，陈能坚定而明确地指出当时的苏联已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充其量不过是世界列强国之一时，但他在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与斯大林的个人独裁之间有所误解，分不清界限。他在《给西流的信》中指出，斯大林独裁所造成的根源在于十月[革命]以来苏联制度之违反了民主制之基本内容，这些违反民主的制度，都非创自斯大林。斯大林的罪恶并非斯大林的个人心术特别坏。斯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产阶级专政之逻辑的发展。
这里，陈独秀指出当时苏联制度的缺陷，给斯大林的篡权夺位提供了条件，是很正确的。但他说斯大林的罪恶并非斯大林的个人心术特别坏，斯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产阶级专政之逻辑的发展，则是偏激之言了。斯大林的心术特别坏，从他担任总书记后就逐步看得明白了。斯大林担任布尔什维克的总书记，是在1921年联共第十次代大上由季诺维也夫提议而通过的。在这次代大以前，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不和，在国内南方战线上反对反革命武装颠覆的斗争中可以找到根源，在反对波兰的武装干涉苏联的斗争中同样可以找到根源。在这次代大上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开始勾结，他们的目的是想不能让党的最高领导权落在托洛茨基之手。到了1924年5月，在公布列宁的遗嘱要撤换斯大林为总书记的那次中央全会上，他们二人外，又加上卡明涅夫相互勾结成三驾马车。当时斯大林听到了这个遗嘱，神情相当惊慌，而季诺维也夫与卡明涅夫联手为他保驾过关。季在会上说列宁所指出的斯大林的那些缺点，斯大林已经改正过来了。卡则在会上提议仍让斯大林继续担任总书记。（见艾.多依彻著的《斯大林政治传记》310—311页）从此以后，斯大林就稳坐联共总书记这一宝座并逐步实施他的个人独裁。托洛茨基从此以后更是步步受制于他们的这个三人小组。到了最后，托洛茨基被赶出了苏联，辗转流亡在国外。事情到此，苏联的政局并未稳定下来。接着斯大林又祭起基洛夫案件，阴险地把一批又一批的老布尔什维克，包括把他推上总书记地位的季诺维也夫与卡明涅夫都以帝国主义间谍、企图剌杀斯大林为案由，逐步分批把他们杀害掉。最后他竟下令派人把流亡在墨西哥的托洛茨基暗杀掉。结合后来赫鲁晓夫所揭发的，联共第十七大后的代表、中央委员与苏军中的高级将领被大量杀害的事实，活现了斯大林个人暴政的凶恶面目。斯大林还把自己的这种行动提炼成理论，写在他自己著的《联共（布）党史》中，说：“党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见该书第397页）斯大林的这种残忍手段，还能说不是斯大林的心术特别坏吗？
同样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体制下，当列宁领导党中央，领导政治局时，就没有发生如斯大林这样滥杀同志的事例。布列斯特和约讨论时，党内的争论也是够激烈的。布哈林坚决反对列宁主张签订和约，并在党内形成一定的声势，险些使列宁的主张处于少数。但最后，当形成以列宁的主张为多数并决议签订了和约之后，布哈林在党中央并没有受到任何打击，照常参加政治活动。列宁丝毫没有想借故加害于他。列宁在遗嘱中对他还有恰如其分的评价。
再说，列宁在病重时的文章与遗嘱中对斯大林却都有严重的批评，在《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中，说原检查院缺乏工作效率，甚至出现官僚习气等等就是针对斯大林而批评的。因为斯大林原来担任着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的职务。后来列宁在他的遗嘱中更是直接点名要撤换斯大林作总书记的建议。
这些是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斯大林的暴政是斯大林的心术与品质特别坏所致。
陈独秀在这里所以会说斯大林的暴政不是斯大林的心术特别坏，是因为他没有把列宁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与斯大林的个人独裁之间划清界线。如果划清界线，他显然是不会这样论述的。斯大林独裁的形成过程，本文上面已有扼要的说明，其始自1921年第10次代大，确立在1924年5月季、卡联手保住斯大林为总书记的日子，往后的一切暴政都是他独裁逐步加强的过程。
当然我们这里说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与斯大林的个人独裁的不同，并不是说列宁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完美无缺的。它也有一个逐步沿变的过程。在十月革命初创过程中形成的无产阶级专政表现在苏维埃政权上，与后来的情况是有所不同的。当初，领导这个苏维埃政权的不只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党，其中也还有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党，他们在其中虽只居少数地位，他们的成员与布尔什维克成员一样的参政，他们的报纸也一样的发行。在布列斯特和约时，他们的成员在苏维埃中照样参加讨论。列宁还主张过在苏维埃内由占多数票数的党派居领导地位，往后政权的转移在苏维埃内通过选举，取得多数票就可以实现，用不着再用武力夺取政权这样一种举动了。联系到上述的布哈林在布列斯特和约讨论时的表现，说明苏联当时并不是党内无派，党外无党的情况。
在布列斯特和约以后，部分社会革命党人、部分孟什维克党人企图用武力夺取苏维埃政权，社会革命党人还曾剌杀过列宁和其他布尔什维克，直到喀琅施塔德叛乱，他们这些人都参与其中，并打出拥护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的口号。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取缔的。与此同时，国内推行新经济政策，必然使阶级矛盾重新出现，因而在第 10次代大上决定取消党内派别活动。这样就形成了党内无派，党外无党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
这是国内政治形势恶化下，不得已而采取的一项措施。
这样的制度在列宁这样的革命家领导之下，党内国内的政治生活是可以正常进行的，虽然有其不健全的地方。但一旦列宁患病，大权落到以斯大林为总书记这样人物的手中，无产阶级专政就逐步蜕变为斯大林的个人独裁，遂就产生如后人所看到的那样不可估量的恶果。列宁在病重时，也已看到党内的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的矛盾在加深，他只考虑在党内采取步骤调整内部矛盾，如扩大工农检查院的组织，甚至建议撤消斯大林为总书记的职务。但不久，他就离开人世，因而没有考虑用制度保障反对派在党内合法的地位，没有用制度限制领导人的终身制，没有考虑扩大民主用全国人民的力量选举产生最优秀的人员为国家的领导人并限制领导人的职权和任期，没有用法律保证反对党的公开合法存在等等。所以，当革命取得成功，镇压了反革命的反抗，稳定了无产阶级政权后，能够实行如陈独秀所提出的社会主义民主（即大众民主）就可以制约官僚向个人专权和独裁的发展。这样，苏联党和国家的历史就不会走回头路，也不至于在地球上消亡，国际共运也不会受到如此沉重的打击与挫折。
关于陈独秀给郑学稼信中的话，称：“列托之见解，在本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他主张“要重新估定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人物（老托也在内）之价值。”他还说要“写一册《俄国革命的教训》，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等等，这是性质相当严重的一番话。
陈独秀讲上述言论的时间是在1940——1941年之间。到了1942年5月，一年多时间过去了，其间陈独秀在不断地写文章，但我们始终没有看到他曾经要拟写的《俄国革命的教训》这一小册子出版。相反，在他离开世界前不久，即同年5月13日，他写出了郑重回归原先见解的精辟论述的文章。这就是《被压迫民族之前途》一文。这是他写的最后一篇政治论文。在这篇文章中，陈全面明确地表达出自己的政治信念，仍是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与不断革命的思想：
一． 在当今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世界，任何弱小民族“它的唯一前途只是和全世界被压迫的劳动者，被压迫的落后民族结合在一起，推翻一切帝国主义，以分工互助的国际社会主义世界，代替商品买卖的国际资本主义旧世界，民族问题便自然解决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仍主张世界革命。这是马列主义的宗旨，也是托派所坚持的立场。这里陈不提列宁提倡的苏联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因为苏联在斯大林统治下已经变质了。
二． “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是要根本推翻国际资本主义的统制，所以自第一国际以来，‘解放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和‘解放被压迫的民族’是这一运动的两面大旗。社会主义革命一旦成功，只要不中途变质，他是不能日久和商品货币制度及国家制度并立的，到此时还有什么被压迫民族存在呢？”在这里表明他要用暴力推翻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国家制度，并要不断革命。这是列宁——托洛茨基一贯的主张。这也与因陈独秀主张社会主义民主（大众民主）而被人批评为放弃阶级斗争的言论而划清了界限。
三． “十月革命是全俄绝大多数人民集合在共产党‘解放劳动者’‘解放农民’‘解放小民族’三大旗帜之下成功的；革命胜利后，三样都一一实现了，并非是俄国共产党的空头支票，并且对国外把帝俄时代对被压迫国的不平等条约自动的宣告废除了。把它在被压迫国家的特殊权利如租界，领事裁判权等，一一宣告放弃了。”这话表明他拥护十月革命，不仅拥护它的暴力革命，也拥护革命成功后前期苏联共产党对外的一切社会主义政策。
四． “前期的苏联是站在世界革命的立场，后期的苏联则站在俄国民族利益的立场。”从这里，我们看到他对苏联有前期与后期之分，前期的苏联是站在世界革命的立场，因而被人认为他“是全世界被压迫者的灯塔，是全世界革命运动的参谋部。”而后期的苏联，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在实际上只得认为它是世界列强之一，若要硬说她是社会主义国家，便未免糟蹋社会主义了。”
五． “俄国在欧洲，毕竟也是一个比较落后的民族，……她为俄国安全计，以向法西斯蒂妥协代替了向法西斯蒂进攻，……她为俄国安全计，始终避免和日本开战，……所以任何落后民族，若以民族政策自限，必至陷于孤立（民族政策实际上就是孤立政策）而没有前途，就是苏俄也不能例外。”这里陈独秀预见到苏联消亡的前景。他的这一见解，与托洛茨基的见解基本上是一致的。托洛茨基认为苏联为“堕落的工人国家”的发展有二种可能。其前进，则会恢复社会主义国家；其后退，不是被国内的资本主义势力所推翻，就是被国际帝国主义势力所推翻。在这里，陈与托二人的见解，在苏联发展的实际中是走到一起了。
由此文可见，这就把他曾说的准备写一本小册子彻底推翻自己从前建立的见解等等的言论，由他自己写的最后这篇文章纠正过来。这明确说明他临终前表达出的心中真思想：拥护前期列托领导的经过十月革命洗礼的苏联，反对后期斯大林独裁专制的苏联，即已蜕变为世界列强国之一的苏联。我们认为一个人的最后思想是反映出他当时最真实的思想，是棺盖论定的思想。
此外，在这篇文章中，他把自己以前曾评论印度在二战中要求独立是反动的这一错误言论也纠正过来。他说：如果印度人以民族独立的理由排出英国势力，“这理由当然十分正当。”（见《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605页）
这里特别一提的是他写就该文的同一天，便立即写信给何之瑜，说该文是前三篇文章（即《我的根本意见》、《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与《再论世界大势》——笔者注）的结论，更是“画龙点睛”。从此可见陈独秀在离世前是非常重视自己的最后一篇论文并认真纠正自己以前一些错误观点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以上我们谈到的有关陈独秀晚年的一些言论的错误，乃是他矫枉过正的错误。这是他的性格所使然。正如他在《给陈其昌等的信》中所说的，他“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他“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不说不错又不对的话。”
作为一般人，讲了这些矫枉过正的错话是没有多大影响的。像陈独秀这样一位曾是中国大革命时的领军人物，现在仍是托派的精神领袖，讲了这种错话，其影响就不是小事了。特别是关于要写书推翻列宁所倡导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一革命理论的大问题，其影响就相当深远了。以致彭述之等人抓住陈的这一论述，批评陈已背离列宁——托洛茨基主义，企图把他“开除”出托派组织。幸亏后来他自己把这些错话纠正过来。不然，他真的如托派某些人员所批评的那样从无产阶级革命派退回到资产阶级民主派了。
这里，必然牵涉到二个重要的问题，即陈独秀自从南京出狱到武汉转到四川直到他逝世时止，他是否为托派的问题以及他发表拟写推翻列托理论的错误言论，如何受到托派诸领导人所作的评论的问题。不久前，我们在一篇文章《陈独秀晚年与托派的关系》中，已经作了详细的说明，并以有力的证据证明陈在1942年逝世前仍是托派，而托派组织也始终保留陈独秀的党藉；同时也明确地辨明陈独秀的思想立场仍是托派的立场。因此，这里就不再重复了。需要说明一下的，是那篇文章乃是本文的一部份，只因当时为了特殊的需要，特地把它提前写出来而已。
陈独秀在批评斯大林的独裁制度时，也谈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缺陷，也谈了苏维埃必须完善民主的话。他的这些话，除了托派同志当时批评他为错误的话之外，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人能认识它的真正价值。最近十几年，随着陈研会的开展，他对社会主义制度探索的价值，逐渐被众多的学者所认识。几年前，就有一位著名的学者对这些话有深刻的理解，并因此认定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深刻总结、反思苏联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经验教训的人。他晚年的民主思想，可以说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对民主政治的最深刻的思索，至今很少有人能够超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仍是我们奋斗的目标。”陈独秀的这些精辟话，主要集中在他《给西流的信》与《我的根本意见》等文中，现摘其主要的如下：
（1） 陈独秀认为列宁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有缺点的。他说：“民主之内容固然包含议会制度，而议会制度并不等于民主之全内容，许多年来，许多人，把民主与议会制度当做一件东西，排斥议会制度，同时便排斥民主，这正是苏俄堕落之最大原因；议会制度会成为过去，会成为历史残影，民主则不然也，苏维埃制度若无民主内容，仍旧是一种形式民主的代议制，甚至像俄国的苏维埃，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如果说民主只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无产阶级的政权形式只有独裁，不应该民主，则史大林所做的一切罪恶都是应该的了，列宁所谓‘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乃成了一句废话。”“如果说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不同，那便是完全不了解民主之基本内容（法院外无捕人杀人权，政府反对党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权利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是一样的。”
（2） 为了说明民主并非资产阶级的专用品，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更应当实施民主。陈说：“近代民主制之内容，比希腊、罗马要丰富得多，实施的范围也广大得多，因为近代是资产阶级当权时代，我们便称之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其实此制不尽为资产阶级所欢迎，而是千百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的……不幸十月以来，轻率的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替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内容被推翻，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大众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的门面语而已。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有国有大工业、军队、警察、法院、苏维埃选举法，这些利器在手，足够镇压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用不着拿独裁来代替民主。”
（3） 当时托派中流行着一种理论，认为英美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是私人占有的经济，为了反映这种私有经济占有者竞争的利益，才有多党制政治；而在苏联，经济都已国有化了，反映这种经济制度的利益，只须一党制就够了，用不着多党制进行竞争。为了回答这种理论，陈说：“政治上的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民主主义并非和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是不可分离的。无产阶级政党若反对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4） 陈独秀认为列宁时代的这种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是斯大林式的政权的温床。因此，必须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克服这种缺点，才能防止斯大林现象的再生。他说：“试问史大林一切罪恶，那一样不是凭借着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史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所以把苏联的一切坏事，都归罪于史大林，而不推源于苏联独裁制之不良，仿佛只要去掉史大林，苏联样样都是好的，这种迷信个人轻视制度的偏见，公平的政治家是不应该有的。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后十年的苦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如果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已至其社会动力已经耗竭之时，不必为民主斗争，即等于说无产阶级政权不需要民主，这一观点将误尽天下后世！”
陈独秀的这些以民主制来纠正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所存在的缺点的思想，是他根据“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沉思熟虑了六七年”之后而形成的。这些言论以及其他有关的言论是十分宝贵的。
陈独秀的这些意见，当然会引起托派同志们的批评。在讲托派同志们的批评之前，先讲托派以外的人士，陈的好朋友胡适的评判。1949年春，何之瑜把不久前刚才秘密印刷出版的《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这一小册子送给了胡适。胡适读后，拍手称庆，说陈独秀大彻大悟，重新回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立场。从胡适的观点出发，这是不足为怪的事。因为胡适原本为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在这里所看到的陈独秀民主思想只是强调提及在社会主义革命后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仍有利用的必要，而陈的真正立场与思想实质，他是不能理解的。
托派人士的的批评，首先讲彭述之。他在《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托派）中央委员会“关于DS（独秀之简写——笔者）对民主与独裁等问题的意见的决议”》中，说陈独秀在《我的根本意见》中所表示的观点“是根本否认了无产阶级专政”。而“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基本问题”。它也是托洛茨基所坚持的观点，因此决议认为“DS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表示他在思想上根本离开了第四国际，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而完全堕落成为极端庸俗之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了。”“DS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因是他根本不了解资产阶级的民主只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在他看来，‘民主主义’是超历史、超阶级的，因为在任何时代任何条件下都是存在的，发展的，甚至进步的。”
这个决议说陈独秀“根本否认了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恰当的。陈在这里所讲的话，并不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他只是指出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缺陷并因此给斯大林的篡党夺权创造了条件，以致在夺权后给社会主义革命事业造成不可估量的恶果。至于陈独秀的无产阶级民主的主张是正确的。因为民主是官僚制之消毒素，是人民政治生活的必需品。在人类历史上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有不同时代的民主，如希腊、罗马时代等等。资产阶级时代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无产阶级时代更应有进一步的无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范围应比资产阶级时代还应扩大、全面，因为这时代的社会财产为全民所有，人人应该享有民主，不像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选举，选民都有财产、文化程度等等条件的限制。
王凡西在争论时期，也反对陈独秀的改进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不过当时的文字记录我们找不到，无法摘录引证。1956年，当他居住在澳门，写他的《双山回忆录》时，同时写了一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文章，叙述他自己与陈意见的不同。在这篇文章里，他表示反对陈独秀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对于陈所主张的无产阶级民主，除了批评他的民主主张太抽象而无实质内容外，而王对陈主张的民主还有引伸与发展。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王说：“首先让我们看看他关于革命与独裁的意见：‘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它只是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接着王分析说：“一个阶级经过其政党实行专政，不仅理论上说得通，而且事实上经常有（差别只在于各该独裁的程度不同）。至于有深度的社会改革，不论它是反对抑是革命，为要确保其胜利与成果，从来都要采取独裁形式的，所以说根本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这样东西，在理论上是无视了革命史的教训，在行动上则根本否定了无产阶级革命。”（载《陈独秀研究动态》合订本上册，第68页）
王凡西以陈独秀说“根本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这样东西”这句话来批评陈是等于根本否定了无产阶级革命，这显然是误解了陈独秀这话的原意。从陈讲这句话的上下句联贯起来理解，恰恰相反，这表明陈独秀是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是现在的苏联，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它只是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这是他针对着斯大林的官僚独裁才这样说的。如果在十月革命初期1917年冬至1920年春为例，当时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一个党的独裁，当然也不是领袖的独裁，陈独秀当然是赞成这种专政的。所以在这里，陈的这句话表明他是主张有民主的专政，并不如王凡西批评他的是根本否定无产阶级专政。至于王凡西赞同并发展陈独秀的无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内容，都记载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一文中。该文的内容甚为丰富，对工人民主，对党内有派、党外有党等的主张，发挥得十分详细。这篇论文载在前引书合订本上册第67—70页，第81—84页。现在我们这里只摘录其要点如下：
（1） 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必定是暴力的革命，因之破坏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是必然的事。
（2） 如此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绝对不应取消在资产阶级民主制下面人民所已争得的民主权利，它们包括：人身保障法、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诸自由以及罢工权等等。
（3） 由全体劳动人民选举产生的专政机构，应彻底受选举人自下而上的监督，并事实上可随时撤换。同时，专政的权力不应集中在一个机构的手中，而应实行分权，俾收“箝制与平衡”之效，借以防止个人独裁的产生。
（4） 专政下面应允许反对党存在——自然我们只能让拥护革命的政党存在。
（5） 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必须容许反对派存在，绝不允许以组织制裁、特务手段、刑事迫害来对付不同意见者，反对以思想入罪。
（6） 无产阶级的专政绝对不应该变成一党专政。由部分工人阶级与知识分子组成的工人政党，决不能代替由全体劳动者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权。执政党的决策必须首先在真有权力的、包括反对党在内的议会（或苏维埃）中提出与通过，然后由政府执行。执行中仍受议会监督。
（7） 鉴于政治民主实际上乃是经济民主的反映。因此，为使社会主义的民主有其物质基础起见，应实行计划经济中的分权制与自治制。
郑超麟在民主与专政的问题上，是基本上同意陈独秀的主张。他在自己的一封因闻知陈的死讯而未曾发出的信中说：“苏联的堕落当然不能归罪于斯大林一人，因为这是俄国本身落后和世界革命第一潮失败之结果。我们有权利希望未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不会产生‘斯大林’，因为第二次革命潮将成功于好几个先进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仅仅是资产阶级无政治权之意，是对于过去统治阶级的专政，而非对劳动群众的专政——对于劳动群众则是民主。这是理论，不错，但苏俄的试验还不够给我们证明这个理论是行不通的。再来一个试验，如果再产生一个‘斯大林’的话，我们才肯怀疑这个理论。”（同前书，合订本上册，第99页）
郑超麟与陈独秀在这里的不同，是在于陈独秀主张民主、反对独裁有强烈的声势，不怕一切个人后果，大声的说出来。郑超麟没有这种声势，而只是承认“苏联的堕落当然不能归罪于斯大林一人”，而把纠正斯大林现象寄托在第二次世界革命在西欧诸先进国家出现。这里与彭述之的不同是郑把自己作为陈的学生来看待，而彭述之则把陈作为批判的对象来看待，因之用激烈的言辞进行批判。他们二人对陈独秀的这种不同态度，在对陈的悼词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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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托派内部就抗战等三大问题所进行的一场大争论。尽管各人的意见不同，态度不同，所使用的言辞也各不相同，但都能各抒己见，毫无保留地进行探讨。这着重体现了托派内部一贯重视民主的一个突出方面。参加上述争论的人，主要的是陈独秀与彭述之、王凡西、郑超麟等四位领导人（其中也包括西流、陈其昌与赵济等人，他们也积极参与争论），他们都是我们的革命前辈。
我们有以陈独秀这样伟大的思想家为革命导师而感到自豪。他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抗战中他特别重视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的重要性并积极支持抗日战争。同时他又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的立场关怀世界上的被压迫民族与被压迫人民。这反映在他晚年最后一篇论文《被压迫民族之前途》中。他在其中具体表达出对资本帝国主义的谴责。他提出要根本推翻国际资本的统制，最终要全世界被压迫的劳动者和被压迫的落后民族结合起来推翻一切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旧世界。陈独秀在最后反思中得出摧毁旧世界必须用革命暴力和世界革命运动。我们后人对此决不能视而不见或有意抹杀了他这段光辉思想的存在，否则，是根本没有真正理解陈独秀的革命思想实质。
另外，由于历史事实的发展与苏联后期的变质等等客观原因，陈独秀晚年对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问题，是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与发挥，尤其对专制——独裁作了更深层次的批判，从而提出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首先要维护前期广大人民群众在历史上已取得的民主胜利果实，并进而扩大与加强民主，以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其中他着重提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后的新政权中必须允许反对党的公开存在，在党内必须允许不同派别的合法存在；必须要以这作消毒剂的民主制来防范一党专政而蜕变为斯大林式的独裁产生。这是沉痛的历史教训与经验总结。
同时也使我们联想到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他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见《马恩选集》第三卷第21页）对于这个问题是很值得我们后人作进一步的思索和再探讨。
至于其他三位托派主要领导人彭述之、王凡西与郑超麟，他们都是革命的先行者。他们一生都热衷于马列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信仰。为了传播马列主义，为了中国的革命，他们坚决反对旧社会对劳动人民的压迫与剥削，为争取人民的民主与正义自由，一直站在斗争的前沿，始终不渝。其间，他们之中虽有各种不同的观点与不同的争论，但在马列主义的旗帜下大方向是一致的，追求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与前途也是一致的。在前世纪四十年代末，彭述之与王凡西先后去了国外，不管以后环境的变化如何险恶，生活如何困顿，他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中国革命、为全世界人类解放事业，孜孜不倦的工作、著述，直至为崇高的信仰而贡献终身。郑超麟选择留在国内，经历了失去自由的27年之后，才获得重回社会。这时他已是耄耋的老人了。他仍以不屈的意志和惊人的毅力继续书写他的革命人生经历与政治见解。当然其中有些见解是否符合当前的现实发展，尚须历史的检验。但他的坚持信仰和学习进取精神是执着可嘉的。他讲述自己的见解非常坦率。在监狱中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不变，直至出狱。他从不模棱两可，委曲求全，这是郑超麟人格品质的可贵之处。
现在，这些可尊敬的老人都已先后去世。他们留给我们的是为革命而追求民主与真理的精神，尤其是陈独秀的先知先觉的思想，更值得钦佩。
通过这次写托派组织内部争论的有关文章，从中看到了陈独秀思想的闪光点，大大提高了我们已有的认识。回顾我们年轻时在1947年接受了托派思想后积极投入当时的学生民主运动时，但在认知陈独秀的光辉思想实质，还是很肤浅的。对于陈独秀的博大精深的思想，我们今后还须继续学习。
200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