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與五四運動
——為五四運動80週年而作
唐寶林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一、「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
一提起五四運動，人們就會想起當時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的陳獨秀和他領導的新文化運動。毛澤東在1945年中共七大預備會議上稱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因為是他發起並領導的新文化運動為五四愛國運動準備了思想條件和組織條件。而且，在五四愛國運動中，陳獨秀與他的新文化運動戰友又及時報道形勢，提出行動口號和綱領，實際上起了引導運動的作用。最後，又是他收獲五四運動的成果，組織共產黨，把五四運動引上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軌道。
毛澤東說：「他（陳獨秀——引者）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他與他周圍的一群人，如李大釗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們那個時候學習作白話文，聽他說什麼文章要加標點符號，這是一大發明。又聽他說世界上有馬克思主義。我們是他們那一代人的學生。五四運動，替中國共產黨準備了幹部。那個時候有《新青年》雜誌，是陳獨秀主編的，被這個雜誌和五四運動警醒起來的人，後頭有一部分進了共產黨。這些人受陳獨秀和他周圍一群人的影響很大。可以說是由他們集合，這才成立了黨。」（1）
在這裏，毛澤東把五四運動不局限在1919年，而是上溯到1915年，下探到1921年；內容上，也不局限在愛國政治運動而包括新文化運動和中共的成立。所以把1915-1921年稱為「五四運動時期」，這就是說，我們平時所指的五四運動，實際上有兩種含義：一種是狹義的，專指1919年的愛國運動；一種是廣義的，包括1915年開始的新文化運動和1919年的愛國運動及其延續——中共的成立。而其影響和意義，甚至延續到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和今後中國現代化的徹底實現。
有一些學者，不同意廣義的觀點，認為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毫無關係。持這種觀點的人，一是運用了不同的方法論，不願意把二者聯繫起來考察；二是可能受意識形態的影響，不願意接受毛澤東、共產黨的觀點，更不願意看到五四運動與中共成立的關係；三是如周策縱先生所提出的，有些人對新文化運動有偏見，「似乎故意低估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性，」；「他們認為『五四運動』並不是由新文化運動直接觸發的。而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大體上說來也不曾領導過，甚至不曾支持過『五四運動』」。周先生對此評論說：「把『五四』時代的愛國活動和新文化運動或其它活動分開來做專題研究，自然可以；但這決不能個別單獨說明這一時期巨大變動的整體或主流。」（2）這個見解是深刻的。
關於1919年五四愛國運動的領導者是誰？由於過去的研究者帶有太多的黨派色彩，爭論很大，各有偏面性，如：國民黨的理論家葉楚倫先生認為五四運動是孫中山國民黨領導的。（3）曾任國民黨副總統的陳誠等人則認為五四運動是青年感情衝動的、自發的、甚至是被投機者和政治派系利用的運動。（4）而大陸方面的學者，則多數認為是「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份子」領導了五四運動。這些說法都不太符合歷史實際，缺乏說服力。
從廣義上來考察，五四運動的精神領袖是三個半：陳獨秀、蔡元培、李大釗，再加半個胡適。
二、新文化運動為五四運動準備了思想條件
1919年五四愛國運動中表現的中國人民的政治覺悟之高，參加人數之多、規模之大，都是空前的，而這種特殊的思想條件和組織條件，直接是由陳獨秀為主帥的新文化運動準備的。
從1840年外國列強入侵中國、把中國逐步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起，中國人民受盡了屈辱和苦難，面臨著亡國滅種的危機。但是，從1840到1914年，中國人民雖然進行了一系列艱苦卓絕的鬥爭，如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洋務運動、康梁維新運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等，都以失敗而告終。當時的人們，特別是參加了辛亥革命的先進份子，對這種鬥爭為什麼屢起屢折的問題，找不到答案。面對袁世凱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和中國被帝國主義瓜分危機日益嚴重的局勢，人們感到彷徨和苦悶。
就在這個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陳獨秀獨辟蹊徑，提出中國要獨立富強，要實現近代化，當前不是直接進行政治改革或革命，而首先要進行一場思想文化革命，改變中國人的思想觀念，即改造國民性，徹底清除傳統的封建主義思想和各種宗教迷信思想對中國人民的毒害，代之以西方的科學與民主思想。就是說：要救亡，首先要啟蒙。
自然，改造國民性，進行文化革命的問題，並不是陳獨秀天才腦袋中突然想出來的，而有歷史發展的淵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紀60年代的洋務運動。當時清朝統治者中的洋務派提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實際上是承認了中國文化的不足。後來，在康、梁維新運動中，少數激進分子在論證他們的興民權、設議院、實行君主立憲的政治主張時，曾經攻擊到儒家的綱常倫理學說，如譚嗣同用民本思想批判三綱之說，認為「君也者，為民辦事者也；臣也者，助辦民事者也」，「君末也，民本也」。（5）嚴復從人民是國家的主人這一論點出發，抨擊秦以來的一切君主是一群竊國大盜！他在向中國介紹「西學」時用的對比方法，也對後來的陳獨秀發生重大的影響，如：「中國最重三綱，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國親親，而西人尚賢；中國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國尊主，而西人隆民。」（6）
維新派對中國封建思想的批判，首次衝破了封建社會腐敗沉悶的空氣，形成近代中國第一個思想解放的潮流。當時的孫中山和年輕的陳獨秀及毛澤東，都深受這股潮流的影響，一度擁護維新改良主張。孫中山在1894年曾上書李鴻章，主張以西方國家為榜樣，改革教育制度以培養人才，採用先進科學技術以發展農工商業。陳獨秀也在1897年十九歲時，讀維新派的《時務報》，與安徽維新派人士來往，與鄉里瞀儒進行辯論，對康有為受到的攻擊，「憤不能平，恒於廣座中為康先生辯護」，（7）並自撰自印《揚子江形勢論略》，向清廷獻策，望注重長江的整治，加強軍事設施，以防內亂，御外侮。毛澤東這時則把康、梁視為自己的「楷模」。
對於辛亥革命時期文化思想戰線上的鬥爭，學術界有一個相當普遍的看法，認為「是無聲無息的」（8）。香港學者陳萬雄先生在深入研究這個時期的大量報刊後，對此提出異議。他認為戊戌時期維新派對封建思想雖有衝擊，但「嚴格地說仍未算達到全盤地反省和檢討傳統文化思想的地步，在思想界或社會上更說不上形成一種『反傳統』的潮流」；一種具革命性的反傳統文化的革新思想潮流」從1903年開始「才真正出現」。而這股潮流，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淵源」。（9）
陳先生的這個觀點是很有見地的。在論述這個觀點時，他對陳獨秀在1904年創辦的《安徽俗話報》在這個過程中所起的反傳統文化革命的作用，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因為，陳獨秀在他參加的1903年拒俄運動被鎮壓後，曾表現出與當時的革命者不同的更深刻的思考，創辦了一份報紙《安徽俗話報》，集中探討中國危亡和歷次救亡運動失敗的原因。結果，他認為關鍵是中國的國民性太落後。
他說：「一國的興亡，都是隨著國民性質的好歹轉移。」中國人有兩大不好的性質足以造成「亡國」：第一，「只知有家，不知有國」；第二，「只知道聽天命，不知道盡人力」。（10）這就是說，中國人民在幾千年封建思想的毒害下，是沒有關心國家命運的政治覺悟的。陳獨秀曾反省自己直到1901年二十三歲時在甲午戰敗和八國聯軍侵華的刺激下，才開始考慮國家問題。所以，救亡應從根本上著手：改造中國的國民性。於是他以「三愛」為筆名，在《安徽俗話報》上用通俗的話語，向廣大普通老百姓進行了大張旗鼓的宣傳和闡述：講述了當時中國面臨著被外國列強瓜分的危急形勢；從「家」這個關係到國民自身利益的關鍵詞作為切入點，以「國亡家破，四字相連」，闡述了「家」與「國」的關係，啟發國民關心國家命運、起來救亡的政治覺悟；宣傳了國家主權是「全國國民所共有」、不能讓「皇帝一人胡為」的民主思想；同時批判了社會上種種迷信天命的惡俗和宿命論，宣傳了一些科學知識……
由於這樣的內容，《安徽俗話報》發行半年即達數千份，全國各大城市均設有代辦處，一時弛名全國。但是，1905年同盟會成立後，由於革命形勢風雷激盪，陳獨秀也被裹挾進去，直接進行政治革命。在這年秋天《安徽俗話報》出至22期後，不得不停刊。如果說當時全國類似《安徽俗話報》的白話報有一大批（1903-1909年有案可查的有15份），形成了一股小小的「反傳統的文化革新潮流」，然後，這些人也像陳獨秀那樣被捲入到辛亥革命的高潮中去，那麼，這個現象可以視為「第一次」「政治革命壓倒了啟蒙」；實際上是「思想啟蒙讓位於政治革命」更確切些。
按照陳萬雄先生的研究，「反傳統的文化革命潮流」在整個辛亥革命過程中，一直是存在的。那麼，現在的問題，一是辛亥革命時期的這股反傳統的「激進的文化革新潮流」到底在當時國民甚至在知識份子中發生了多大的思想啟蒙作用？二是這股文化革新潮流對政治革命運動——辛亥革命又發生了多大的影響？三是在辛亥革命失敗後，這股「潮流」是不是「斷流」了？
看來，這股「潮流」在當時國民中沒有發生多大影響，一般國民仍如魯迅小說《藥》中吃人血饅頭的人們那樣不覺悟，甚至在有文化的知識份子中也是如此，多數如魯迅小說中的孔乙己，留學生也如「假洋鬼子」那樣，只知道在革命中投機。所以，即使在辛亥革命時期有這股文化革新潮流，也不能高估它的啟蒙作用。此其一。
其二，這股文化革新潮流對當時的政治運動——辛亥革命沒有發生重大的影響，因此，如後來陳獨秀指出的那樣，辛亥革命的目標與結果，定位在一「單調的排滿」，即種族鬥爭；二「單調的軍事行動」，即依靠少數軍人政客而不是廣大民眾。因此，「軍人以爭奪權利而互鬥的內戰，血污了十三年民國史。」（11）如同康有為那樣，不少辛亥革命志士對儒家思想推崇備至。章太炎甚至在他主編的革命黨機關報《民報》上公開宣稱：「吾所謂革命者，非革命也，曰光復也」：「返古復始，人心所同。」（12）
其三，辛亥革命失敗後，在袁世凱復辟派的鎮壓下，這股文化革新潮流「斷流」了。
首先，為了配合袁世凱和張勛的兩次復辟運動，孔孟為主的封建思想又被抬到至高無上的地位。從1912年下半年開始，各地紛紛組織孔教會、孔道會，掀起一股尊孔崇儒惡浪。於是，1913年10月，袁世凱政府的「憲法」正式規定：「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大本。」11月又正式發佈尊崇和祭祀孔子的命令。（13）1914年，袁政府又規定：「各學校均應崇奉古聖賢，以為師法。宜尊孔尚孟，以端其基而致用」：「中小學均加讀經一科」。這就把1912年孫中山為首的南京臨時政府規定的「小學讀經科一律廢止」革新措施取消了。
在這股復辟潮流的影響下，三綱五常、三從四德這些封建教條更加嚴厲地窒息了全國人民特別是廣大青年的思想和權利。許多青年經不住痛苦的折磨，生活悲觀，甚至自殺，揭露出孔教的「吃人，吃孩子」的本質。國民連自身的生存權利都沒有保障，何有關心政治，關心國家命運，起而救亡的覺悟。
正是在這種眾人皆醉皆迷時，陳獨秀在經過一段短暫的苦悶和彷徨後，清醒而順理成章地又回到改造國民性的文化革命上來。
1914年陳獨秀在東京協助章士釗編輯反袁雜誌《甲寅》時，首次以「獨秀」筆名，發表了《愛國心與自覺心》（14）一文，批判傳統的國家觀，指出近世國家是指「為國人共謀安寧幸福之團體」。而如今之中國，「民無建國之力，」即沒有建立這種國家的自覺心，袁世凱政府又「濫用國家威權」進行種種賣國害民的罪惡活動，驚呼「其欲保存惡國家者，實欲保存惡政府」，而「惡國家甚於無國家」，所以，對於當時的中國來說，「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國之奴，何事可怖」。「國家者，保障人民之權利，謀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物，其國也存之無所榮，亡之無所惜」。
文章是作者十幾年來為救國為革命奔波又不斷遭到挫折後的總結，反映了無出路的苦悶，但同時也標誌著對新道路的探索，即中國的出路首先不是還在熱烈爭論的「共和」還是「君主立憲」政治制度上的選擇，而是提高國民的「自覺心」。怎樣提高？一時還沒有考慮成熟。但是由於文章表現的強烈的憂國憂民的愛國主義思想和急切盼望出現一個「為國人謀幸福」的國家的心情，採用了以上「故作危言，以聳國民力爭自由」及「正言若反」的表達方法，如他所說：「國家國家，爾行爾法，吾人誠無之不為憂，有之不為喜。吾人非咒爾亡，實不禁以此自覺也。」所以此論一出，輿論大嘩，引起不少人的誤會。當時就有十幾封信投向《甲寅》斥詰道：「以為不知愛國，寧復為人，何物狂徒，放是為論。」（15）
章士釗請陳獨秀在刊物上回答這些責難時，陳拒絕。但是，當數月之後，章發表文章為陳辯護時，情況已發生很大變化。由於袁世凱接受日本滅亡中國21條事件的發生，驚醒了國人，許多人對陳的觀點，由原來的責罵，抗議，轉變為接受和推崇了，愛國心「漸次為自覺心所排而去」。梁啟超就是一個。他說：如今「舉國人睊睊作此想者，蓋十人而八九也，特為敢質言耳！」（16）李大釗說：有一友人，初批陳文「傷感過甚」而不以為然，後經燕京之行，再「悟其（陳獨秀）言之可味，而不禁以其自覺心自覺也」。所以，章士釗盛讚陳獨秀是「汝南晨雞先登壇喚」（17）。
鑒於這種情況，陳獨秀終於找到了中國救亡的根本出路，即首先要進行一場改造中國人國民性的思想文化革命，如胡適所說：「在袁世凱要實現帝制時，陳先生知道政治革命失敗是因為沒有文化思想這些革命，他就參加倫理革命，宗教革命，道德革命。」（18）所以，陳獨秀當時對至友汪孟鄒說：「讓我辦十年雜誌，全國思想都全改觀。」（19）這大概就是他次年回到上海創辦《青年雜誌》的萌芽了。
1915年9月15日，《青年雜誌》一創刊，陳獨秀就高舉民主和科學兩面大旗，聲言要徹底改造國民性，造就一代「敢於自覺勇於奮鬥」之「新青年」。這種青年的六條標準是：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為了實現這個目標，陳獨秀以《新青年》為陣地，以振聾發瞶的氣勢和無比銳利的戰鬥力，向中國傳統封建文化的支柱也是其最落後、最保守、最反動的部分——「儒家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老莊、佛教的退隱思想和迷信觀念以及為這種學說、思想、觀念服務的舊教育、舊文學發起猛烈攻擊，掀起一場又一場革命。其中振動最大的是倫理革命、宗教革命、教育革命、文學革命。
陳獨秀一直把這場運動的重點放在批判儒家的倫理學說，指出「三綱」之說把全國每一個人都變成沒有獨立人格，沒有自主思想，沒有個人權利的奴隸，必須徹底推倒。
這就表明，這次與當年辦《安徽俗話報》時不一樣，不是從「家」與「國」的關係，從「家」的利益出發，來啟發國民關心國家命運的政治覺悟；而是從「人」與「國」的關係，即從「個人」的權利（人權）出發，來啟發國民的倫理覺悟。陳獨秀認為，只有每一個中國人成為獨立的人、自由人時，才能從根本上振興中華。所以，他斷言：「倫理的覺悟，為吾人最後覺悟之最後覺悟。」（20）在進行這一系列革命時，陳獨秀又處處緊扣救亡主題。
如強調改造國民性重要時，他說：「今其國之危亡也，亡之者雖將為強敵，為獨夫，而所以使之亡者，乃其國民之行為與性質。欲圖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國民性質行為之改善，視所需乎為國獻身之烈士，其量尤廣，其勢尤迫」。「若其國之民德，民力，在水平線之下者，則自侮自伐，其招致強敵獨夫也，如磁石之引針，其國家無時不在滅亡之數，其亡自亡，其滅自滅也」（21）
批判獨尊儒術時，他說：「竊以無論何種學派，均不能定為一尊，以阻礙思想文化之自由發展。況儒術孔道，非無優點，而缺點則正多。尤與近世文明社會絕不相容者，其一貫倫理政治之綱常階級說也。此不攻破，吾國之政治、法律、社會道德，俱無由出黑暗而入光明。」（22）
對於宗教迷信和老、莊的苟安忍辱哲學，他認為是造成中國國民性腐敗墮落的最大原因之一，所以對它們發起了猛烈的攻擊。他說：「吾國舊說，最尊莫如孔、老。一則崇封建之禮教，尚謙讓以弱民性；一則以雌退柔弱為教，不為天下先。吾民冒險敢為之風，於焉以斬。」（23）又說：「老尚雌退，儒尚禮讓，佛說空無。義俠偉人，稱為大盜，貞直之士，謂為粗橫。充塞吾民精神界者，無一強梁敢進之思。惟抵抗之力，從根斷矣」；「審是人生行徑，無時無事，不在劇烈戰鬥之中，一旦喪失其抵抗力，降服而已，滅亡而已，生存且不保，遑云進化！蓋失其精神之抵抗力，已無人格之可言；失其身體之抵抗力，求為走肉行屍，且不可得也！」（24）「苟安忍辱，惡聞戰爭，為吾華人最大病根，數千年來屈服於暴君、異族之下者，只以此耳。」（25）
對於舊文學，陳獨秀認為：它遵循「文以載道」的宗旨，宣教封建思想道德。而所用文言文、八股文完全脫離實際、特別是脫離老百姓的生活實際：「此種文學，蓋與吾阿諛誇張虛偽迂闊之國民性，互為因果。」（26）為此，陳獨秀等人認為，為了傳播民主主義思想，改造國民性，必須改革這種舊文學，宣稱：「今欲革新政治，勢不得不革新盤踞於運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學。」（27）
對於舊教育，他認為只能培養出「東亞病夫」式的青年，無法與西方入侵者抗衡。他痛切地嘆息道：「余每見吾國曾受教育之青年，手無縛雞之力，心無一夫之雄；白面纖腰，嫵媚若處子；畏寒怯熱，柔弱若病夫：以如此心身薄弱之國民，將何以任重而致遠乎？他日而為政治家，焉能百折不回，冀其主張之貫徹也？他日而為軍人，焉能戮力疆場，百戰不屈也？……他日而為實業家，焉能思窮百藝，排萬難，冒萬險，乘風破浪，制勝萬里外也？」（28）
這些文化革命運動，起先是由陳獨秀一人在上海發起，1917年1月陳獨秀應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學任文科學長後，得到支持，把《新青年》移到北京，得以吸收錢玄同、胡適、李大釗、劉半農、魯迅等加入《新青年》編輯部，組成以北大教授為主的新文化陣營，經過幾年的鬥爭，在全國發生了極大的影響，特別在青年一代中，在學術界和教育界，發生了強烈的震撼。廣大青年男女紛紛衝破封建家庭和包辦婚姻的束縛，團結到《新青年》周圍來，先是為個人的「天賦人權」而鬥爭，繼而走上為國家和民族的命運而擔憂的奮鬥道路。他們組織各種社團，創辦類似《新青年》的刊物，形成一支既從事文化革命，又進行政治運動的強大隊伍，從而為五四愛國運動的爆發創造了思想條件和組織條件。
為什麼新文化運動必然走上政治鬥爭之路，啟蒙向救亡轉化，從而與五四運動發生關係呢？因為：
第一，新文化運動幹將和這些被《新青年》喚醒的青年向封建思想文化發起以上攻擊時，必然引起反彈。封建保守勢力自知無理，就採用極不光明的手段，唆使軍閥政客用政府力量進行鎮壓和迫害，甚至在國會中提出彈劾北大校長蔡元培等人的提案，要求把陳獨秀等人驅逐出北大。……所有這些，激起新文化戰士和廣大青年更加昂揚的鬥志，並把文化運動轉為政治鬥爭。如陳獨秀在回答攻擊時所表示的：為了擁護民主和科學，「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29）
第二，從啟蒙與救亡的關係來看，即從陳獨秀當初發動新文化運動的緣由來看，直接的目標是爭取人權，長遠的目標是建設一個理想的新社會（對於這個新社會當時陳獨秀是這樣設想的：「我們理想的新時代新社會，是誠實的、進步的、積極的、自由的、平等的、創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愛互助的、勞動而愉快的、全社會幸福的」（30）），暗藏的動機卻是救亡。救亡與爭人權、建立理想社會是互為因果、互相促進的。救亡成功，國家獨立富強了，個人權利才有保障；理想的新社會建立，個人的權利才能得到充分的實現。所以當巴黎和會召開，救亡問題直接提到全國人民面前時，搞啟蒙運動的人們自然不能迴避。
第三，新文化運動啟動時，同人本來是相約「不批評時政」的，即「20年不談政治」。但此約並不表明他們不關心政治，而是要從思想文化入手，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政治問題。因此一旦發生涉及到如巴黎和會、山東問題等關係到賣國、亡國的重大政治問題，就不能不談。再者，新文化運動是針對國民「只知有家，不知有國」，只關心個人前途，不關心國家命運即不關心政治的劣根性而發的，因此當發生國家危急形勢時，怎能不予關心。陳獨秀在回答當時責問《新青年》為什麼談政治問題時，說得好：「本誌主旨，固不在批評時政，青年修養，亦不在討論政治，然有關國命存亡之大政，安忍默不一言。」若完全不關心政治，乃是「涼血動物」，「乃中國舊式書生，非二十世紀之新青年也。」（31）又說：「我現在所談的政治，不是普通政治問題，更不是行政問題，乃是關係國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問題。此種根本問題，國人倘無徹底的覺悟，急謀改革，則其他政治問題，必至永遠紛擾，國亡種滅而後已！國人其速醒！」（32）
三、新文化運動為五四運動準備了組織條件
從北京和全國五四運動的參加者狀況顯示，不到四年的新文化運動，為五四運動準備了充足的組織條件和群眾基礎。這些人可以分成以下幾個層次：
一、五四運動的精神領袖，除了上述陳獨秀是「總司令」之外，北大校長蔡元培也是一個重要的精神領袖，他以「兼容並包，學術自由」為辦校方針，不拘一格用人才，以三顧茅蘆之誠，把當時沒有學位、沒有教授職稱的陳獨秀從上海請到北京，聘為教授，還委以文科學長的重任，並允許其把《新青年》也移到北京辦理。同時又把一大批有新文化思想的學者延聘到北大，才使陳獨秀以《新青年》編輯部為陣地，組織起新文化運動的司令部，終使在上海進行了一年多的新文化運動迅速壯大擴展到全國規模的轟轟烈烈的運動，收到了扭轉中國歷史方向的效果。可以毫不誇大地說，沒有蔡元培及其特殊的思想和措施，新文化不會有那樣大的影響。同時，蔡元培本人也有類似陳獨秀、胡適那樣的鮮明的新文化改革思想，並在新文化運動和陳、胡、錢等人受到保守勢力攻擊時，盡了保護之責。1919年3月18日，曾給當時攻擊新文化運動最猛烈的保守派人士林紓一封回信，竭力為新文化運動辯護，逐條駁斥了對方的污衊和攻擊。
特別要指出的是，蔡元培本人就是一個熱烈的愛國主義者，他的思想情操對五四學生運動產生了巨大的直接影響。
對於學生，雖然他認為最重大的責任是讀書，政治集團和學校之間不應該有什麼關係；但他不像胡適那樣固執，而主張二十歲或二十歲以上對政治有興趣的學生，可以以個人身份加入任何政治集團；學校可以對他們加以勸告，但不可干涉他們的自由選擇。他還鼓勵學生自治，組織各種社團。雖然這些社團開始是帶有學術、娛樂和服務性質的（如學生會、新潮社等），但一旦組織起來，在政治運動中，就不可避免地轉化為政治組織或帶上政治色彩。所以，何思源回憶說：5月2日，蔡元培首先得到中國在巴黎和會上失敗的消息後，就「在北京大學飯廳召集學生班長和代表一百餘人開會。他講述了巴黎和會上帝國主義互相勾結，犧牲中國主權的情況，指出這是國家存亡的關鍵時刻，號召大家奮起救國。我參加了這次會，聽了他的講話，心情非常激動。」（33）葉景莘也說：「三日……傍晚我到汪（即國民外交委員會委員長汪大燮——引者）處報告，汪問還有什麼辦法可想，我說：『北大學生本要遊行，何不去告蔡先生。』汪即坐馬車從東單二條東口趕到東堂子胡同西口蔡宅。蔡即電召北大學生代表於當晚九點在他家會議……」（34）許德珩回憶說：「五月二日，我從蔡校長那裏聽到了這個晴天霹靂的消息」，「便約集參加在國民雜誌社的各校學生代表，當天下午在北大西齋飯廳召開一個緊急會議，討論辦法。」（35）於是便有了五三大會、五四遊行。
從當時這三位親歷者回憶1919年5月2日和5月3日的情況來看，說蔡元培是五四愛國運動的直接發動者，並不為過。而且緊接著蔡元培又為營救在五四中被捕的學生而奔走，取得成功。可以說，蔡元培是僅次於陳獨秀的五四運動的精神領袖。所以陳獨秀在1940年3月蔡元培逝世時說：「五四運動……無論是功是罪，都不應該專歸到那幾個人；可是蔡元培、適之和我，乃是當時在思想言論上負主要責任的人。」（36）
不過，說起其他五四運動的精神領袖，陳獨秀只提胡適而不提李大釗，似乎不太符合當時的實際。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說，李大釗當時在青年中的影響並不比胡適小。李是陳辦《新青年》和《每週評論》的思想上一致的最親密戰友和助手，而且是最早把十月革命和蘇俄的影響及馬克思主義引進《新青年》和新文化運動並堅持下去的人。特別是五四愛國運動中，由於陳獨秀早在3月已被迫辭職離開了北大，胡適由於陪杜威去上海活動，也不在北京。只有李大釗留在北大直接指導學生行動。
胡適在上海接到陳獨秀等人的信了解北京學生遊行事件後，頗不以為然。他一貫主張學生應該專心讀書，主張「讀書救國」、「教育救國」，主張進行新文化運動，改造落後的國民性，進行文學革命，特別是白話文運動；而政治救亡工作應該由政府去管。他這種思想主張，在政治運動高潮時，自然是不合時宜的，但從長遠來看，也不無深刻性。「教育救國」，本來也是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內容。所以，高潮過去後，他的這種主張會得到相當的響應。這是運動後期一部分學生運動領袖跟隨他跑的主要原因，再加上他在運動前新文化運動中在青年中建立的崇高威望，所以胡適可以說是半個五四運動的精神領袖。
二、群眾基礎之一——除以上四人外，在1919年五四前，新文化陣營的其他幹將還有十餘人，他們除了與陳獨秀一起積極從事新文化運動外，還在一定程度上同情、支持和參加了五四愛國運動。如6月9日與陳獨秀一起去散發《北京市民宣言》傳單的，就有高一涵、王星拱等。（37）
三、群眾基礎之二——《新青年》、《每週評論》作者群。
五四前，在《新青年》和《每週評論》上發表文章的作者，除了以上新文化運動的幹將之外，還有九十多人。這些人，在與陳獨秀一起積極參加新文化運動，同情、支持、參加五四愛國運動的同時，年輕者在受到新文化運動的深刻教育、啟發和影響後，更成為學生運動的領袖，如惲代英、毛澤東、傅斯年、羅家倫。
四、群眾基礎之三——《新青年》和《每週評論》的讀者群和直接與陳獨秀通信、接受新文化及愛國思想洗禮的人們。
這個人數有多少？難以正確統計。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很多很多。單以1919年5月前《新青年》上刊登的讀者通信，就有178封（自然是來信的極少一部分）其中陳獨秀親自公開答覆的讀者就有32人之多。就《新青年》論，1919年以後，「五四時期」，銷路驟增到一萬六千份。若一人讀一份，就是一萬六千人。而像北大、長沙第一師範等校，一份雜誌往往是十幾人甚至幾十人閱讀，那麼，它的讀者群就是十幾萬甚至幾十萬，而且多集中在中等以上學校的青年學生中。就此而論，說《新青年》新文化運動為青年學生為主體的五四運動準備了組織條件和群眾基礎，是不為過的吧！自然，閱讀和寫信給陳獨秀新青年社的，並非都是擁護陳獨秀主張和新文化運動的，但是衷心擁護，接受影響，並改變自己人生軌跡，甚至組織社團，進行活動的青年，也不是少數。
毛澤東曾這樣回憶：「這些團體的大多數，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響之下組織起來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雜誌，由陳獨秀主編。我在師範學校學習的時候，就開始讀這個雜誌了。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已經被我拋棄的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楷模。」（38）《每週評論》創刊後，影響更是擴大。胡適說：那時，「各地學生團體裏忽然發生了無數小報紙，形式略仿《每週評論》，內容全用白話。」所以用白話，就是為了啟發民眾的救亡覺悟。「有人估計，這一年（1919）之中，至少出了四百種白話報。」（39）
五、群眾基礎之四——北大和北京學生運動領袖。
鑒於五四運動是以北大和北京學生為先鋒首先發起的，所以，我們還應特別指出以陳獨秀、蔡元培、李大釗、胡適等人為領袖的新文化運動，還親手培養了北大和北京學生運動的領袖。
五四運動的爆發，以五三之夜的預備會議和五四遊行為標誌。這兩個事件組織者是國民社和新潮社的骨幹，即許德珩、易克嶷、段錫朋、傅斯年、羅家倫等。這些學生運動領袖都是當時陳獨秀等人正在親自教誨的學生。他們的經歷和回憶，（40）表明他們與陳獨秀的關係十分深切。特別是傅斯年、羅家倫創辦「新潮社」和《新潮》雜誌是受到陳獨秀、李大釗和胡適直接支持和幫助的。
這些學生，都是當時陳獨秀為學長的北大文科學生。許、易、段三人，早在1918年5月21日為反對《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而舉行的示威大請願中，就是「求見大總統」的八位學生代表中的三位。這次請願被視為五四運動的預演。請願結束後，他們就聯絡北京和津、滬等各大城市的學生組成了「國民社」。
許德珩談到陳獨秀給他影響時說：在陳來北大之前，他就在《甲寅雜誌》上讀過陳的文章，後來又讀《新青年》；原來的北大「校風很腐敗，學生自由散漫，紀律鬆弛。蔡（元培）到校後，力圖改革，整頓校風。陳獨秀來校任文科學長，和蔡元培一起，積極推動北大改革」，認識到「他是首創新文化運動的人物，所以給我的印象很深」。五四以後，許與陳一直保持著深厚的師生友誼。1919年秋，許準備赴法勤工儉學，陳和李大釗兩次參加歡送會，陳還在會上致詞，「對五四運動評價甚高，對國民雜誌社社員諸多鼓勵」。次年初，陳獨秀為躲避北京警察的監視，由李大釗掩護送出北京，許在上海候船赴法時，接李的電報，幫助為陳找到了上海的住所——漁陽里二號。在這裏，陳創建了中國共產黨。許於1927年1月回國，任黃埔軍校政治教官。「四一五」政變時，許逃到武漢，在召開中共五大的百忙之中，陳還單獨接見他，並請他吃飯，還安排他在武漢中央軍政學校工作。
段錫朋以北大學生會和北京市學聯主席的身份，主持了五三之夜的預備會議。6月5日，他與許德珩等作為北京學生的總代表，參加了上海各界代表的聯席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成立了上海各界聯合會。段在會上介紹了北京學生鬥爭的經驗。會議克服了資產階級的動搖，決議堅持「三罷」，不達目標，誓不反顧。6月16日，段又在上海主持全國學聯的成立大會，並出任會長。6月21日，巴黎和約簽字在即，他又主持全國學聯與上海各界聯席會議，通過對內對外宣言，堅決反對中國代表在和約上簽字，終於取得勝利。可以說在整個五四愛國運動中，他是第一號學生領袖。後來，段成了國民黨的官吏，並曾組織AB團進行反共活動，但他對陳獨秀的尊師之情一直維持著。這種感情集中表現在1932年10月陳獨秀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入獄後，一直到陳逝世期間，段對在貧病交加中的陳獨秀老師，給予的關切、探望、幫助（錢和物），在同輩國民黨北大學生中是最多的。
五四當天遊行的總指揮是傅斯年，起草遊行中散發的最重要的白話文傳單的是羅家倫，謁見美國公使的四位學生代表中，三位是傅斯年、羅家倫、段錫朋（另一個可能是張國燾）。傅、羅當時與陳獨秀的關係也是非同一般。在陳獨秀等人和《新青年》的教育下，他們熱烈擁護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並為了支持和擴大這個運動，想辦一個同類的學生刊物取名《新潮》。1918年秋，當他們與文科學長陳獨秀討教這個念頭時，得到了陳獨秀意外而熱烈的支持。陳說：「只要你們有辦的決心，和長久支持的志願，經濟方面，可以由學校負擔。」（41）於是，在陳獨秀和李大釗的幫助下，他們從校方得到了出版這個月刊的經濟和物質方面的援助，於11月19日正式成立「新潮社」，次年1月1日出版了《新潮》創刊號。從此，它成為《新青年》和《每週評論》最有力的一個戰友，印數有時高達13000冊以上。（42）而「新潮社」的成員，除了傅、羅外，大多數成了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在以後的中國政治、經濟、學術和文化教育事業發展中，他們也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傅斯年與陳獨秀的友情，也始終不減。1937年8月因抗戰爆發，南京被炸，國民黨當局被迫釋放政治犯。陳獨秀出獄時，國民黨給他安排了住所，幾位朋友也來接他，他只到學生——當時為國立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所長、中央大學教授傅斯年家住。不久在中英協會，他與胡適、傅斯年談到世界大勢時，傅「對於人類前途很悲觀」，認為「我們人類恐怕到了最後的運命」。陳則表示：「不然，從歷史上看來，人類究竟是有理性的高等動物，到了絕望時，每每自己會找到自救的道路，『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時各色黑暗的現象，只是人類進化大流中一個短時間的逆流，光明就在我們的前面，絲毫用不著悲觀。」傅又很嚴肅地對陳說：「全人類已臨到了窒息的時候，還能夠自救嗎？」陳說：「不然，即使全世界都陷入了黑暗，只要我們幾個人不向黑暗附和，屈服，投降，便能夠自信有撥雲霧而見青天的力量……不要震驚於他們（日本——引者）那種有強權無公理的武裝力量！」傅對陳的見解，頗以為然，轉而對胡適說：「我真佩服仲甫先生，我們比他年紀輕，還沒他精神旺，他現在還是樂觀。」（43）
這裏，順便對過去在大陸上長期流行的一種說法，提出異議。這種說法認為：五四運動是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份子領導的，因此而把段錫朋、傅斯年、羅家倫、許德珩等這些五四運動的主要領導人排除在外。有人甚至這樣具體地寫道：在五四當天的天安門前集會，「共產主義知識份子、北大學生鄧中夏、黃日葵、范鴻吉、高君宇、譚鳴謙（平山）、羅章龍、張國燾、劉仁靜等起了核心領導作用。廣大的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是主要群眾。北大學生許德珩、楊晦、朱自清……等都是當時的活躍份子。北大新潮社成員、後來成為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羅家倫、傅斯年以及段錫朋、周長憲等也參加了大會，起過相當的作用。」（44）
這種說法的根據是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一文中的有關論述，但這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因為第一、五四運動中起領導作用的並非都是（甚至主要不是）後來參加共產黨的知識份子。北京是如此，全國亦是如此。這一點從當時各省市成立的學生聯合會和全國學生聯合會領導成員名單中，就可清楚地看出。不能因為後來沒有加入共產黨而把一些人從五四運動的領導人中除掉。
第二、把李大釗、鄧中夏等人定為「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份子」，是因為當時他們「贊成俄國革命」。但是，恰恰在這個標準上，當時「新潮社」的領導人傅斯年和羅家倫比誰都激進，甚至比他們的老師陳獨秀、李大釗還要激進。所以，若以「贊成俄國革命」此一標準來衡量「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份子」，而把傅斯年、羅家倫排除在外，也是自相矛盾的。
總之，誰領導了五四愛國運動？只能有一個標準，即看其在當時運動中的作用和地位。從思想傾向上來劃分，是不妥的。因為連毛澤東在上述文章中也承認，當時的知識份子並沒有分化；「五四運動，在其開始，是共產主義的知識份子，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和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三部分人的統一戰線的革命運動。」（45）還需指出，被毛澤東譽為「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的陳獨秀直到1920年初才轉變為共產主義者。所以，如果硬要思想上給五四愛國運動的領導者定格，那麼，他們都是激進的民主主義者和愛國主義者。
六、群眾基礎之五——當時同情、支持新文化運動的一些進步黨和國民黨人。
在五四愛國運動中，梁啟超為首的進步黨和孫中山為首的國民黨表現得相當活躍，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所以這樣，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受《新青年》和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是主要原因。因此，兩黨分別從1918年春天和五四運動後期起，他們的機關報和機關刊物，就與《新青年》互相呼應，宣傳新思想，甚至傳播馬克思主義。
四、對五四運動的指導
在三、四年的新文化運動為救亡運動準備著以上充分的思想條件和組織條件時，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繼而召開的巴黎和會，將決定德國掠奪去的我國山東權利是否能歸還中國的重大政治問題，擺到了全國人民面前。陳獨秀、李大釗等新文化運動幹將，在繼續維持《新青年》新文化運動的同時，於12月22日，創辦了一份專門報道評論巴黎和會和山東問題、推動政治運動的刊物——《每週評論》。這份週報，既是新文化運動的產物，又是指導五四運動的一面旗幟。
陳獨秀在《每週評論》發刊詞中接過當時人們的口頭襌「公理戰勝強權」，借用美國總統威爾遜當時屢次發表的演說，提出了兩大主義：「第一不許各國拿強權來侵害他國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許各國政府拿強權來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當時陳還稱贊威爾遜是「世界上第一個好人」，對其在巴黎和會上主持公道，充滿著幻想。然而，正是後來這個幻想的破滅，才促使五四運動猛烈的爆發。
接著，12月29日，陳明確提出歐戰後東洋民族的兩大「覺悟與要求」；對外，「人類平等主義，是要歐美人拋棄從來歧視顏色人種的偏見」；對內，「拋棄軍國主義，不許軍閥把持政權」。（46）這裏，已經明確提出了後來成為五四運動綱領的兩面旗幟——反帝反封建。
1919年1月19日，關於國內的鬥爭，陳又提出更具體的目標，即「除三害」——軍人、官僚、政客。更可貴的是提出了進行鬥爭的具體方式：相當規模的示威運動和組織群眾性的政黨團體。他說：「若想除這三害，第一，一般國民要有參預政治的覺悟，對於這三害，要有相當的示威運動。第二，社會中堅份子，應該挺身出頭，組織有政見的有良心的依賴國民為後援的政黨，來掃蕩無政見的無良心的依賴特殊勢力為後援的狗黨。」（47）
2月9日，當巴黎和會表現出由「五個強國秘密包辦」，將「按國力強弱分配權利」的態勢時，《每週評論》陳又立即發表《揭開假面》等文章，予以揭露，並批判威爾遜和平意見十四條「現在也多半是不可實行的理想，我們也可以叫他做威大炮」。而在3、4月份，當日本帝國主義在巴黎和會上充分暴露侵吞我國山東權利的野心時，《每週評論》立即揭露日本帝國主義自21條、日中軍事協定以來的種種侵略中國權利的罪惡和北洋政府為滿足這些侵略要求所幹的一系列勾當——這裏，實際上發出了五四運動的動員令，更高更具體地舉起了反日反北洋政府的旗幟。
5月4日前夕，當得知五四當天將有學生示威遊行的行動時，陳立即在當天出版的《每週評論》上發表《兩個和會都無用》的戰鬥檄文，吹響「人民起來直接解決」的衝鋒號，指出：「巴黎的和會，各國都重在本國的權利，什麼公理，什麼永久和平，什麼威爾遜總統十四條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話……與世界永久和平人類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萬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來直接解決不可。」
五四運動發生後，陳獨秀密切關注形勢的發展，針對敵我友各方的動向，更及時發出鮮明而強烈的政見，不斷打擊敵人，教育群眾，力圖使運動朝著正確而徹底的方向發展。
5月11日，針對北洋政府鎮壓愛國學生和學生運動只注重罷免曹、章、陸三個賣國賊的情況，陳獨秀列數政府從21條以來的一系列賣國行為，再到禁止國民集會，拿辦愛國學生，逼走大學校長的種種罪惡，指出鬥爭矛頭不能僅僅指向作為政府「機械」的三個賣國賊，而更應指向造成這些「根本罪惡」的北京政府。（48）
5月18日，針對北京的運動總是局限在學生階層中和有些人把民族的鬥爭視為山東一省的問題的錯誤認識，陳獨秀又發表文章「敬告中國國民」應該全民起來奮鬥：「現在日本侵害了我們的東三省，不算事，又要侵害我們的山東，這是我們國民全體的存亡問題，應該發揮民族自衛的精神，無論是學界、政界、商人、勞工、農夫、警察、當兵的、做官的、議員、乞丐、新聞記者，都出來反對日本及親日派才是。萬萬不能把山東問題當做山東一省人的存亡問題，萬萬不能單讓學生和政客奔走呼號，別的國民都站在第三者地位袖手旁觀，更絕對的萬萬不能批評學生和政客的不是。」（49）
此後，針對反動當局，不斷鎮壓和逮捕學生，而運動中又出現妥協和厭倦傾向，陳獨秀在5月26和6月8日，又及時發出戰鬥檄文，指出國民「應該有兩種徹底的覺悟」：「（一）不能單純依賴公理的覺悟。（二）不能讓少數人壟斷政權的覺悟。」提出了闡明有力的戰鬥口號：
強力擁護公理！平民征服政府！（50）
又諄諄告誡在運動中受盡磨難的學生：
「世界文明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51）
從此，「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就成為五四運動中青年學生的座右銘。毛澤東在指導湖南五四運動的刊物《湘江評論》創刊號中，就直接引用了這句話。
特別是6月9日，為了推動運動進一步深入，陳獨秀竟不顧大學教授的身份，親自起草了內容，印成中英兩種文字的《北京市民宣言》傳單，又親自到鬧市區去散發，不幸被暗探逮捕。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宣言》中明確提出的五條「最低要求」中，不僅要收復山東權利，而且「取消民國四年七年兩次密約」，表現了反日的徹底性；不僅免除曹、章、陸三位賣國賊，還要免除掌握當時暴力專政機關的徐樹錚、段芝貴、王懷慶的官職，並「取消步兵統領及警備司令部兩機關」——這就把一般的政治運動，導向革命的道路了。
綜上所述，陳獨秀及其從事新文化運動的戰友們——蔡元培、李大釗等，以《新青年》為陣地，喚醒了廣大民眾特別是青年學生關心國家命運的愛國主義覺悟；又以《每週評論》為陣地，為五四運動提出了不斷深入的戰鬥綱領、口號和鬥爭方式。而且，陳獨秀等新文化運動的幹將們還身先士卒，衝到了鬥爭第一線去散發傳單；陳為此還被捕，由於各界的營救，三個月後才獲釋。陳獨秀及其領導的新文化運動，就是這樣為五四愛國運動準備了充分的思想條件和組織條件，並引導了運動的發展。這也雄辯地證明了，他不僅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也是五四愛國運動的領袖。據朱務善等1923年所做的民意調查，被訪者（大部分是青年學生）心目中大人物是哪幾位？結果以孫中山、陳獨秀、蔡元培三人票數最多。（52）這也證明那種認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大體上說來也不曾領導過、甚至不曾支持過「五四運動」（53）的說法，是多麼站不住腳。
五、關於五四運動的歷史遺憾
五四運動的結果：由啟蒙轉向救亡，社會主義壓倒資本主義，無產階級專政代替資產階級民主，這是當時歷史轉折時期的產物。因為：
從當時的國際環境來看，新文化運動雖然發生在十月革命前，西方民主主義文化對中國還有極大吸引力的時代，但五四愛國運動卻發生在十月革命後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和民主主義文化呈現出衰敗沒落而蘇維埃制度和西方各國社會主義革命生機勃勃的時代，使中國一切進步人士多轉向俄國蘇維埃和社會主義，不用說過去醉心於法蘭西民主主義的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就是梁啟超、孫中山，以及傅斯年、羅家倫，甚至廣東軍閥陳烔明、山西軍閥閻錫山也大談社會主義。可見這是一個勢不可當的潮流，於是大家都拋棄過去帶著光環的西方民主主義資本主義理想，使五四運動成了「十月革命的一部分」，「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
從新文化運動本身看，由於其處處緊扣救亡主題，1919年其重點及時轉向愛國救亡運動，也是順理成章的。
自然，新文化運動的長遠目標是在中國建立一個理想的新社會，即人民得到徹底解放，人人都有獨立人格、自主思想和自由權利的社會，一個有充分人權的社會。這個目標在1949年和現要還沒有充分實現。從這個意義上講，五四的課題，至今沒有解決。但是，因此而有人認為五四結果選擇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是一種歷史遺憾，這裏有一種誤解，即誤解陳獨秀等五四運動的領導人在五四後期放棄了新文化運動及其宗旨。實際上，陳獨秀等人選擇馬克思主義——組織共產黨——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原以為可以繼續像五四運動那樣，可以把政治革命與文化革命結合起來進行的，在救亡成功，使國家獨立後，將來能夠實現那個理想的新社會，人人享有充分的人權。
那麼，後來的事實為什麼沒有向那個方向發展呢？這裏，對於陳獨秀等人來說，又有另一個誤解，即他們誤解「無產階級專政」必然實現人民民主。當時他們所以由激進的民主主義者轉變為共產主義者，接受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在認識上都有一個當時還未被證實的共同點：無條件地接受列寧當時對資產階級民主的批判和對無產階級專政的贊揚，認為資產階級民主是「虛為的、騙人的民主，對富人是天堂，對被剝削者、對窮人是陷阱和騙局。」「無產階級民主（蘇維埃政權是它的一種形式）在世界上史無前例地發展和擴大了的正是對絕大多數居民，即對被剝削者的民主。」所以，「無產階級民主比任何資產階級民主要民主百萬倍」（54）
陳獨秀等人，當時完全接受列寧的這些觀點，並在中國大力宣揚。他說：「我們十分承認卻只承認共和政治在人類進化史上有相當的價值……打倒封建主義不能說不是他的功勞。但是封建主義倒了，資本主義代之而興，封建主義時代只最少數人得著幸福，資本主義時代也不過次少數人得著幸福，多數人仍然被壓在少數人勢力底下，得不著自由與幸福的。」（55）如今二十世紀的『德謨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興無產階級，因為自身的共同利益，對於征服階級的財產工商階級要求權利的旗幟。」（56）「主張實際的多數幸福，只有社會主義的政治。」（57）又說：「我敢說，若不經過階級戰爭，若不經過勞動階級佔領權力的階級地位底時代，德謨克拉西必然永遠是資產階級底專有物，也就是資產階級永遠把持政權抵制勞動階級的機器。」（58）就是說，只要實行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人民民主的實現和國營經濟的高速度發展是必然的，人民民主和國家富強是社會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
陳獨秀就是這樣，五四運動後期，在民主問題上，在政治思想上，以及在整個世界觀（即中國社會和人類社會的進化）上，由一個激進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共產主義者，進而，帶頭創建中國共產黨，也把五四運動轉上了新民主主義革命軌道。
其實，當時這樣來認識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專政是可以理解的，馬克思主義本義也是如此。但這在當時只是一種理性推斷，還缺乏經驗的證明。後來，斯大林時代的蘇聯和毛澤東晚年中國的狀況表明，在長期的軍事鬥爭和暴力革命勝利基礎上建立的無產階級專政，往往轉化為個人或少數人的獨裁，既損害人民民主，又違背科學，製造現代迷信和冤假錯案。陳獨秀直到晚年（30年代末40年代初）才意識到五四時期在認識「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上這個理想化的誤區，又重新為社會主義民主而奮鬥。實際上，把暴力革命勝利基礎上建立的無產階級專政變成真正的人民民主和經濟發達的社會主義強國，要做長期艱苦的努力。
註釋
（1）《七大工作方針》（1945年4月21日），《人民日報》，1981年7月17日。
（2）《五四運動史》（上冊），第3頁，明報出版部，1981年版。
（3）《總理鑒臨下的「五四」運動》，見《「五四運動」資料特輯》第13頁，時代出版社1947年版。
（4）陳誠：《告革命青年——為民國二十九年「五四」紀念而作》，見同上第2-3頁。
（5）《仁學》卷下，《譚嗣同全集》，第54、66頁，中華書局1981年版。
（6）《論世變之亟》，《嚴復集》第1冊，第3頁，中華書局1986年版。
（7）《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第4號。
（8）陳旭麓：《論五四初期的新文化運動》，《歷史教學問題》，1959年第5期。
（9）陳萬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第118，123頁，三聯書店1997年版。
（10）三愛：《亡國的原因》，《安徽俗話報》，第17期。
（11）《二十七年以來國民運動中所得教訓》，《新青年》季刊，第4期。
（12）《革命之道德》，《民報》，第8號。
（13）《政府公報》，1913年11月27日。
（14）《甲寅》，第1卷第4號
（15）轉引自章士釗：《國家與我》，《甲寅》，第1卷第6號。
（16）同上。
（17）章士釗：《國家與我》，《甲寅》，第1卷第6號。
（18）《陳獨秀與文學革命》，《陳獨秀評論選集》（下），第292頁，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9）鄭超麟：《陳獨秀與＜甲寅＞雜誌》（未刊稿）。據鄭說：陳獨秀此話是對其好友汪孟鄒說的。汪又告訴了鄭。汪在《亞東簡史》中則回憶說：陳獨秀「想出一本雜誌，說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會發生很大的影響。」
（20）《吾人最後之覺悟》，《青年雜誌》第1卷第6號。
（21）《我之愛國主義》，《新青年》第2卷第2號。
（22）《答吳又陵》，《新青年》第2卷第5號。
（23）《答李大槐》，《青年雜誌》，第1卷第3號。
（24）《抵抗力》，《青年雜誌》，第1卷第3號。
（25）《答李亨嘉》，《新青年》，第3卷第3號。
（26）《文學革命論》，《新青年》，第2卷第6號。
（27）同上。
（28）《今日之教育方針》，《青年雜誌》，第1卷第2號。
（29）《＜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新青年》，第6卷第1號。
（30）《宣言》，第7卷第1號。
（31）《答顧克剛》，《新青年》，第3卷第5號。
（32）《今日中國之政治問題》，《新青年》第5卷第1期。
（33）《五四運動回憶》，《北京文史資料》，第4輯，第67頁。
（34）《巴黎和會期間我國拒簽和約運動見聞》，《五四運動回憶錄》（續），第110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版。
（35）《五四運動六十週年》，同上第51頁。
（36）《蔡子民先生逝世後感言》，《中央日報》，1940年3月24日。
（37）參見高一涵：《李大釗同志護送陳獨秀出險》，《五四運動回憶錄》（續）。
（38）轉引自斯諾：《西行漫記》，第125頁，三聯書店1979年版。
（39）《文學革命》，《胡適選集》，第168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0）參見許德珩：《我和陳獨秀》，《陳獨秀評論選編》（下）；傅斯年：《〈新潮〉之回顧與前瞻》，《新潮》，第2卷第1期；羅家倫：《逝者如斯集》，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年版。
（41）參見傅斯年：《〈新潮〉之回顧與前瞻》，《新朝》第2卷第1期。
（42）羅家倫：《逝者如斯集》，第170頁，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年版。
（43）陳獨秀：《我們斷然有救》，《政論》旬刊，第1卷第13期。
（44）蕭超然：《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第181-182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
（45）《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93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46）《歐戰後東洋民族之覺悟及要求》，《每週評論》第2號。
（47）《除三害》，《每週評論》第5號。
（48）《對日外交的根本罪惡——造成這根本罪惡的人是誰》，《每週評論》第21號。
（49）《為山東問題敬告各方面》，《每週評論》第22號。
（50）《山東問題與國民覺悟》，《每週評論》第23號。
（51）《研究室與監獄》，《每週評論》第25號。
（52）《本校二十五週年紀念日「民意測量」》，《北京大學日刊》，1924年3月4至7日。
（53）周予同：《過去了的五四》，《中學生》，1930年5月4日，上海。
（54）《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列寧選集》，第3卷，第630、633、634-635頁，人民出版社1960�